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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talin Ruined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美﹞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
1960年3 月
丁金光 译
闲汉 录入
译按：厄尔·白劳德曾担任美共主要领导人长达15年之久，1946年2月因其“修正主义”观点 被开除出党。白劳德在本文中叙述了自己被免职的来龙去脉以及斯大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化以及战后美苏关系的看法。本文对我们深入研究白劳德及白劳德主义具有参考价值。
尼基塔·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1945年为之而被驱逐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的和平共处新政策几乎是巧年前我所倡导的路线的翻版。所以我的异端至少在目前已变成新的正统了。
现在要判断赫鲁晓夫执行这一政策究竟能持续多久，或者他对此的认真程度怎样还为时过早。不过，我现在可以吐露作为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一美国共产党是怎样和为何被毁灭的真实情况了，我将回答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说清的原因。
关于冷战开始的日期，冷战史的研究者们可谓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之时就是冷战开始之日，有的则以情报局的成立作为标志，甚至有人认为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还有少数人认为冷战尚处在形成之中。不过，我早就感到，斯大林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冷战始于1944年末，即希特勒就要被打败的那一天。冷战的第一个公开宣言是与清洗美国共产党同时发生的，它直接导致了美共的政治死亡。这一宣言是在19年最后的几个月被炮制好的，并于1945年4月以“杜克洛信”的形式公诸于世。这封信曾广泛流传，而其真实含义却被巧妙地加以掩饰。实际上，它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文章，刊登在发行量不大的法语杂志《共产主义手册》上，署名为雅各·杜克洛。这篇文章严厉地抨击美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因为他们主张战争结束后在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签署的德黑兰协议的基础之上，建立稳定的世界和平。这篇文章把该政策归于我的创造。它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威廉·泽·福斯特为首的美共领导层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一政策。该文章支持福斯特，并说“白劳德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执行的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臭名昭彰的修正”，“厄尔·白劳德宣称，实际上在德黑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找到了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和平共处与协作的途径。当把盟国政府的一个外交性质的文件一德黑兰宣言变成美国战后阶级和平的政治纲领时，（白劳德）就根本歪曲了它的意义，而且——“正在传播危险的机会主义幻想”。
这就是杜克洛文章的实质。它忽略了德黑兰协议已经作出的承诺：“我们几个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同心协力，这必将导致一种持久的和平。”
总之，杜克洛文章中对德黑兰宣言的态度，没有引起美国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重视，它们宁可把它看作共产党人中间的一场难解的争吵。
一、究竟是谁发动的这场清洗？
美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明白了，杜克洛的署名只不过是一种外交掩饰。那篇文章实际出自莫斯科。6个月后，杜克洛除了其中反对期待持久和平的内容之外，甚至已记不清由他署名的文章还写了些什么。“莫斯科”是否意味着斯大林？是莫斯科反斯大林派别的又一场政变？还是苏联党内以往派别斗争的另一征兆？
我当时真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那时我以及一些没来得及与我脱离关系的人正被清洗，但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发动的，只知道有人在莫斯科利用了便利条件而侥幸成功。
直到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报告传出以后，我的疑团才得以解开。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体制描绘为个人独裁的体制，维持这种体制的手段是使他的亲密伙伴时刻处于担忧自己生命的恐怖之中，而这种体制凭借处决某次党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的办法使其变为现实。实际上多年来并不存在反斯大林的派别，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党的存在，只有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点头同意，杜克洛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从斯大林个人专制的本性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需要斥责德黑兰协议的原因。斯大林需要用冷战代替即将结束的热战，用冷战维持尖锐的国际紧张局面。惟有此，才能维持其个人的独裁体制。人们常问我为什么不知道1945年的这些“内情”，其实答案很简单。哈利·杜鲁门，作为总统其消息比我灵通，但直到四48年他还天真地认为：此时此刻，他的波茨坦会议的合作者（指斯大林一译者）遭遇不幸，已沦为“政治局的阶下囚”。直到赫鲁晓夫的揭露材料公布后，我才对他的这一想法提出异议。
杜克洛的文章致美国共产党于死地，这要归咎于其领导人威廉·泽·福斯特。福斯特是一个极左的宗派主义者，25年来破坏了他能染指的每一个组织。福斯特一如往常，又迅速地毁灭了他早就想控制的美国共产党。
从大的历史范围内来看，美国共产党是决定要消失的，这是不以福斯特及其作用为转移的。它是由许多重要的因素注定的，这些因素也注定了诺尔曼·托马斯的社会党的命运。两党共同分享了从欧洲舶来的社会主义观点，他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实际。“新大陆”确是一个社会和经济方面全新的世界，它注定要找到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但并非马克思或任何社会主义先知们所梦想的那样，不论其是空想的还是科学的。在美国，以“福利国家”为方向的许多改革，带来了生活水准的稳定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表现为速度快捷而代价相对较小。但在欧洲，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形形色色传统的社会主义，如果在美国这个社会环境中出现的话，只能被视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是，美国共产党不应该像福斯特在斯大林和冷战的鼓舞下所做的那样，遭受痛苦的打击而羞辱的消失。
在杜克洛的文章发表之前，美共一直朝着全新的、美国观念的方向循序渐进。进人经济大危机的30年代后，作为左翼，美共积极地动员大多数群众为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而斗争，组织青年运动，开展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特别是反法西斯斗争。因此，美共第一次贏得了全国性的影响，也使党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学到许多东西。党重新发现了美国，坚定地“向右”转变。这一点从一些熟悉的历史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美共1935年提出了“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口号，1938年采纳了把杰斐逊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以及19年美共从“党”变为“政治协会”时放弃了“夺权”。正是由于这一“美国化”的进程才给美国共产党（而不是腐朽的、正统的共产国际残余分子）带来了一时的发展和影响。
我亲自推动了这一“美国化”进程，而且使党绝对紧跟我。党在学习中不断摸索，所以，新路线并非灵感与冲动的产物。新路线的产生主要来自我们成功的改革，它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成功。教条主义者认为新路线“成功地腐蚀了美国共产党人”，当然，如果用教条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
二、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清洗美共？
杜克洛的文章阻止并扭转了美国化进程。共产党迅速公开地转向反对美国。福斯特出版了一本关于美洲的“新历史”。此书在莫斯科受到了高度赞赏，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反美宣传的指南。此书非同一般，它阐述了美洲从发现到目前的历史，把美洲的历史描述为“血腥盗匪”的狂欢史和“饮用穷人的鲜血”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帝国主义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斯特居然与多列士一起宣称，如果苏联军队觉得有必要占领所有的西欧国家，劳动人民将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迎接；唯一遗憾的是，这种事情难以在美国发生。
正是这样才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美共原有的大部分追随者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些狂热的顽固分子。只是在按照《史密斯法》审判和监禁党的领导人之后，才使政治上死亡的党恢复了一点活力，这主要体现在：赋予他们以殉道者的称号；向“受迫害的朋友们”提供非政治性的援助。
美国共产党的兴旺是由于它支持国内的改革、拥护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与美国结盟的苏联的结果。正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所说：那是一个“文明的希望寄托于光荣的苏联军队”的阶段。但是，当美国共产党放弃了改革，公开拥护苏联，蔑视美国，并断言美国将迅速崩溃的时候，同一个党却失去了所有来之不易的影响。在普通美国人看来，“党”只是一个贬义词。
斯大林为何能成功地清洗美共的领导成员，换上了一个在领导层中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的人呢？另外，他是怎样通过匿名的方式，利用一本没有什么影响的法语杂志上的短文来做这件事的呢？
为了解这个问题，人们应当不要理睬广为流行的所谓穿梭于莫斯科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传说。那个老方式早被废除了，而且从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斯大林在美国共产党内的忠实代表就是美国人自己一小帮占据了党的重要机构的“守旧的人”。他们在政治上与那些献身教条，公开放弃独立思考，完全服从教长领导的旧时的宗教派别没有什么两样。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斯大林是穆罕默德，莫斯科是麦加。在我领导的巧年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当时支持我的“修正主义”式的领导有两个原因：第一，从整体上看，党对我的领导是满意的，因为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兴旺”；第二，只要莫斯科不公开地反对我，我就被认为是领导层中斯大林在美国的代理人。我也很明白，党的兴旺和假定的莫斯科支持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否则我一夜之间就可能丧失掉领导职位，党也就可能发生分裂。
因此，尽管我在领导岗位上呆了十年，但我知道如果公开与莫斯科作对，我是不可能保住那一位职的。历史上只有两位共产党领导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都是几年之后的事了。一位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他之所以敢公开对抗斯大林，原因是他后面有重新觉醒的民族，而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另一位是中国的毛泽东。1948年，斯大林企图用对付美共的方法来清洗毛泽东，但毛幸免于难。印度共产党当时起着杜克洛的作用，指责毛的所作所为同“白劳德主义”如出一辙。但蒋介石政权的崩溃把毛推到了国家权力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不久，美国对中国新政权的强硬敌意迫使毛又迅速地倒向斯大林。1945年，由于美共在国内处境不利，我绝无意像铁托和毛一样公开违抗斯大林。
因此，我压抑了对杜克洛信的抵制，不能公开宣称它是一个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灾难性的错误。我没有号召我的支持者去控制党的机构，因而我很快被开除了。我的追随者不愿趋炎附势，有的平静地离开了党，有的被开除出党。我一直采取公开的表达以及私下促使工联主义者摆脱共产党影响的办法，反对共产党的冷战路线。我把党的机构让给斯大林的拥护者，目的是防止他们贏得党在群众中原有的影响。大约有10年的时间，以教条主义的眼光来看，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斯大林为什么没有急于清洗我？
如上所述，斯大林清洗了美共的领导层并夺取了党的机构，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实际上毁灭了一个有群众影响的党。结果一定会是这样，因为要达到清洗的目的，斯大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威廉·泽·福斯特作他的工具。1929年，斯大林曾亲自推荐福斯特为美共的书记，但遭到了党的拒绝。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耿耿于怀。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斯大林那时才开始起家。
在我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最后七年期间，我完全可以把福斯特从领导层中赶走。实际上，在1938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建议我，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我拒绝了他的意见，因为首先我厌恶已确立的“清洗”方法；其次，我发现福斯特作为“反对派”有利用价值。所有不可靠的分子聚集在福斯特的周围，我们很容易识别和孤立他们，驳斥他们发表的传统的、单调的纲领。此外，我已经预见到（只不过有些不明了），如果我被清洗，取而代之的将是福斯特。福斯特像一颗“隐藏的地雷”，他将回击我，毁掉其占领的党的机构。
许多人指责我天真，居然相信苏联人会允许我贯彻重建美国共产主义的方针。每一次争论过后，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明智之人。我还是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这种可能性。斯大林在我的“修正主义”倾向明显暴露之后，还容许其存在了10多年的时间，他没有干预，也不允许他人干预。原因何在？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能容忍这么长的时间，其原因可能是容许我去完成使美国共产党人与国家的民主生活一体化的工作。
许多传闻已经见诸报刊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说什么我是“斯大林的人”，是他选择我领导美共的。这一切当然都是无中生有。除了大的聚会场合外（这也是少有的），我从来没有亲自接触过斯大林，斯大林也从没邀请过我。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请求与他会见是不明智的。1929年（斯大林当时最后一次亲自干预美共事务，他要打破美共领导人杰伊·洛夫斯顿与苏联党的布哈林派别之间的联盟）之后，斯大林没有再干涉美共的内部事务。1930年当我接替党的领导职位时，我可以自由地组织党的领导班子。1934年，我的领导地位已经稳固，免除了共产国际的保护既是因为共产国际以往的干涉不得人心，而且极为重要的是我努力使美国的舆论对苏联更加友善。
我是通过“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从事这一使苏联人十分满意的工作的。这是一个反希特勒的群众组织，拥有500万成员，许多著名的非共产党人士同该联盟合作，成为联盟的倡议者或代言人。作为联盟的副主席，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该联盟在唤起美国反对希特勒以及同情苏联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为二战大联盟的最终建立在舆论上铺平了道路。甚至连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温斯顿·邱吉尔，当时为了一次美国之行，也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
我回想起一件事，它足以说明苏联人的非教条态度。在美国与日本争执美国炮舰“帕奈号”这一事件中，我公开支持美国。不久当我到了莫斯科时，德国教条主义者弗洛林在共产国际挑起事端，指责我关于“帕奈号事件”的立场。“帕奈号事件”并未涉及社会主义问题，我无意中“偏袒了一个帝国主义而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就连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诺尔曼·托马斯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谴责我的立场，因为帕奈号炮舰正在长江上为“美孚石油”船护航。这一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我拒绝作任何让步或妥协，而且呼吁建立所有抗日者的联合路线，甚至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在内。因为日本所挑起的战争实际上不仅针对美国，而且也针对苏联和中国。苏联人对此默不作声，而其余各方的评论、发言都不同程度地对我进行批驳。
几天之后，我问曼努伊斯基（他曾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仆从而闻名）将会作出什么决议，他让我忘掉与此相关的所有事情，不会有什么决议的。然后，这个好挖苦人的长者很反常，不仅与我拥抱，而且在我逗留的其余时间里给予我非常友好的礼遇。虽然苏联人拒绝把公开赞同我的异端记录在案，但是看得出他们欣赏我的观点。由于苏联面临希特勒的威胁，日本军队又在边界地区对其虎视眈眈，那么我的观点对他们暂时还是有用的。1944年末，当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开始清洗我的时候，我事先一无所知。时过境迁，我白劳德再也没有用了。
就个人而言，我离开党无疑是一种解脱，但对全世界来说它却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同时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四、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
被开除出党之后，作为原共产党人，我申请并获得了访问莫斯科的签证。我没有请帖，没有与任何人约见，也没有什么目的，我只感到再做一次莫斯科之行，以便为我一生的那25年划个句号。以一个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自由人身份作出决定，对此我感到欣慰。
到达莫斯科之后，我立即被邀请到政府情报局阿·罗佐夫斯基的办公室。从1921年起我就认识此人。他曾是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26年我领导设在中国汉口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时候，就同他一道工作过。
罗佐夫斯基能在苏联统治集团中青云直上，主要得益于党内一些富有才能的人的失宠。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不论谁掌权他都服侍左右，并从工会转移到政府部门。他在苏联所占据的位置，相当于西方国家的高级文官，他好像是一个不倒翁。四46年我们见面时，他仍春风得意。我当时很难想到，仅仅几年之后，他被冠以“犹太阴谋集团”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我对罗佐夫斯基说，我支持共产国际的解散，共产国际解散的决议是该组织最重要的文件。与其说我是来讨论我与美共的关系问题，还不如说是希望他们认真审查一下我这个苏联老朋友关于未来苏美关系的观点。至于说到美共，我认为它的新政策和新领导将会导致党走向衰退，直至最后消失，可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结果。在许多会议上，我详述了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观点及其相关的问题，最后把它们概括整理为一系列的备忘录。
大约十天后，这一整理工作就结束了。罗佐夫斯基告诉我，备忘录都已呈交给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时在巴黎参加已陷人僵局的关于德国问题的部长理事会会议。美国与会的是国务卿詹姆士·贝内斯。罗佐夫斯基请我继续留在莫斯科，等待莫洛托夫的接见。我是5月3日到达莫斯科的，莫洛托夫从巴黎返回时已是5月20日。那天碰巧是我的生日，由于我事先并不知道莫洛托夫何时回来，便接受了几位老朋友的邀请，到一个豪华的饭店相聚，他们给我以风格独特的俄式招待。我们神吃海聊了4个小时。当我返回下榻的旅馆时，发现了几个信
使，他们已找了我几个小时，急得要发狂。他们告诉我，莫洛托夫希望10点钟能在外交部会见我。在随后的一小时里，我喝了一壶黑咖啡，直至我的情绪恢复正常。
莫洛托夫不失礼貌地接见了我，寒暄几句之后，他说虽已看过我的备忘录，但还是想当面听一听我的观点。他给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相当片面的。但是我设法以一个问题取胜，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要复活共产国际？”莫洛托夫踌躇了一会答道：“不是。”
不久许多事件表明，莫洛托夫的回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年就诞生了，它是共产国际的替身，具备了共产国际的所有缺点，却没有其任何优点。一如既往，在这一问题上莫洛托夫可能也受制于斯大林。
我的印象是，虽然莫洛托夫没有直接说什么，但他倾向于我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他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我的观点的结果，从而产生了许多同感，或者这只是他高超外交技巧的反映。无论如何，我的所见所闻说明，冷战这一焦点问题在莫斯科尚未结束。我虽然对美国共产党的前途感到失望，但我当时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曲折能被扭转过来还是抱有希望的。我认为，我的莫斯科之行并不是毫无任何意义，它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苏联领导人中间的和平势力。
五、莫洛托夫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
提问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莫洛托夫最后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试图利用过去的一点影响，努力去做有利于美苏之间和平妥协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求。他说，已打算让我当苏联出版社在美国的代理人，发行苏联书籍。他问我，如果接受了这一工作是否会影响或打乱我的计划。
我事先已知这一消息，并考虑了得失利弊。若拒绝这一工作，那将意味着我对自己提倡的美苏合作没有信心；若接受这一工作，那将给我提供一个机会，在美苏合作方面做一些实际事情。
因此，我接受了这一工作。莫洛托夫对我访问莫斯科并提出一些令他感兴趣的观点表示谢意。这样就结束了我与莫斯科之间最后的政治接触。不用说，我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第二天，我应邀拜会了美国驻苏大使瓦尔特·贝戴尔·史密斯将军。他非常友好，我们整个下午的交谈都是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他获悉我已“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后第一天就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而他自己在莫斯科等了几个月都没能得到巧分钟的时间。他想请教如何把消息直接传给莫洛托夫的诀窍，也许在这点上我能帮助他。他感到在莫斯科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希望能尽快摆脱这种孤独处境。他的真诚、率直和友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告诉史密斯将军，我的“诀窍”对他不会有多少帮助，因为我的独特之处在于被开除出了共产党，有些事情在他身上是很难发生的。即使乐意做，我也怀疑是否真能帮助他。但是，如与莫洛托夫交谈时一样，我想详细地介绍我的观点，只不过史密斯将军没有莫洛托夫那么率直。我已在莫斯科讲了那么多，还没有机会征求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渴望某些双边讨论。史密斯将军由衷地笑了，我们接着畅谈了三个小时。
我尽力使他确信，他在莫斯科的挫折只是巴黎部长理事会陷于僵局所导致的结果。莫洛托夫与史密斯的上司国务卿贝内斯已交谈过那么长时间，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同大使先生再谈什么了。但是，如果苏联人对他“凶恶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在华盛顿竖起这个口号，将其付诸实施。
对史密斯将军来说，我们谈话的最大的益处可能就是在莫斯科那种封闭的、官气十足的气氛中，借机消除他的烦恼。我也感到了厌烦，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对于我来说，从这次叙谈中我得到了实惠。史密斯大使提议，用他的私人飞机从柏林把我送上回家的第一段路程（“你看”，大使抱怨道，“他们不允许我把飞机停在莫斯科。”）。随后我原原本本地把他的抱怨通报给了罗佐夫斯基。我担心这样能否给大使带来什么好处，但我肯定罗佐夫斯基胜过大使，这也是他安排我直接飞抵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刚刚开始的出版冒险业就被日益加剧的冷战趋势扼杀了。尽管财政极度困难，但我还是支撑到了四49年。然后我终止了合同，断绝了与苏联集团的最后关系，也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当我关闭营业室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在这场似乎命定的冒险事业中，我耗尽了仅有的一点积蓄。不过，出于许多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正是做出这一选择的最佳时刻。在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拉格，斯大林主义者正以“判国罪”审讯国家领导人，这一罪名仅有的一点证据就是，他们在美国一些领事馆举办培训班，使用白劳德的书，培训通敌伙伴，而教科书译本是由美国特务提供的。拉斯洛·拉伊克及其布达佩斯同伙就是被冠以如此荒谬的“白劳德主义者”绞死的（这一珍闻是他们中间的蒂伯·斯佐易博士在“自白书”中提供的）。当然，对他们最严重的指控是“铁托主义者”，与铁托狼狈为奸。但是在斯大林发动对铁托斗争以前，铁托信奉的仍是正统思想，要指控这些人为“异端”，就把我的名字和书籍同他们连在一起了。
六、作为调味品的白劳德主义
上面所说的这场清洗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实现的。情报局是强迫中东欧国家与莫斯科建立“团结”阵线的产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政体采用多党执政的“新民主国家”形式，并享有相对的自由。在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中，铁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由于得知斯大林要发起反南政府运动，铁托及其南共拒绝参加情报局的第二次会议。于是整个南共被视为叛逆遭到开除，莫斯科还呼吁南斯拉夫“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推翻铁托政权。这是情报局采取的仅有的重大行动，也是建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东欧国家的清洗运动都是在“清除铁托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对“白劳德主义”的批判不再占重要地位，顶多只能视为一种调味品。
我希望这些有关冷战起源的个人见解，能为人们正确理解这一复杂问题提供参考。我密切注视着处在剧变过程中的人们和运动、名人和政党，与他们休戚与共。经验证明，依据不变的教条来处理复杂问题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这些教条是人们在思考自己的命运时而编制出来的一个理想世界，并视其为亘古不变。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来重新武装自己的思维。
我个人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三十年代中后期，我在苏联工会的许多好友的神秘失踪，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更令我极度苦恼的是，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我发觉他们从前的业绩被否定了，有关他们的记录也被销毁了，他们成为“不存在的人”。但是由于美国大使出席了多次清洗审判会，为其真实性作证，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几乎不可能指望质问此事。
1939年的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也使我困感不解，且导致一批美国知识分子退党。由于该条约的直接结果是把苏联置于中立地位，类似于把“中立法”强加到美国头上，所以在反希特勒的斗争中，我从苏联得到的不会多于美国。到1939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特别是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从感情上讲，美共当时已沦为孤立主义者。因此，只要苏联人能容忍我的“修正主义”政策，我绝对没有必要与他们发生冲突。只是由于杜克洛1945年的文章，才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公开化，到1948年这个裂痕已大大加深，暴露无遗。
50年代，由于与苏联人断绝关系，促使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进行思考，我也像马克思当年宣布的那样：“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个人思想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只是冷战年代如何冲破旧的思想模式的一个范例。东欧国家如同西方国家一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它主要体现在稍纵即逝的群众性不满和反抗之中。
过去15年间我唯一确信的是：冷战对全世界来说是一场灾难。这一点既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思考，也无需依据特定的国家利益去证明。我只希望赫鲁晓夫讲的新路线是一条付诸行动的新路线，对此，美国也能以同样的路线予以回应。多年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和平的营造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译自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60年3 月号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