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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
刘达潮
海员
1911年，我在九龙登上英国昌兴公司的“日本皇后”船，当了学徒。
“日本皇后”船上有几百人，分成很多等级，我们海员什么事情都不能由自己作主。直接管我们的人是中国工头，工头上面是西人（英国人）管事，管事之上是英国船长。每天，西人管事和船长来检查工作时，我们真是提心吊胆，连香烟都不敢抽，稍不如他们的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每天累死累活的要干十一个多小时的工作。
我们几个海员凑到一起，就悄悄地议论：“什么事情是我们自己能作主的呢？”
“什么也不行，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做主的时候啊！”有人悲观失望地说。
“有一样我们自己可以作主，那就是——跳海！”
上船还不到二十天，我就学会了赌钱、喝酒。说起来，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让人学坏的规矩！可这是事实。海员弟兄们诚心实意地劝导我，要我学赌钱、喝酒、抽大烟。他们说：“兄弟，你既然上船来了，胳膊就拧不过大腿去。赌钱、抽大烟，这是规矩，两水不抽又不赌，就要被开除的呀！”
工头知道我还在犹豫，每次见到我，直对我翻白眼。我明白，再不抽不赌，就要砸饭碗了。我只得下了决心，先试着学抽大烟。
抽大烟的地方，是工头专门设置的一房间。我头一次走进去，就闻见一股子怪味，还没有抽两口，就呛得受不住了，脑袋嗡嗡叫，心里直恶心。我托了个词，急忙走出房间。不行，这一行咱学不来，还是学赌钱去吧。
赌场就在饭厅。虽说是天天吃饭的地方，这时却觉得生疏、可怕，浑身紧张。一个正直的人，谁不愿意向上，谁不愿意往好路上走？可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一条邪路，是一条危险的路，也得硬着头皮走下去，心里怎么不难过呵！
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经过船长、西人管事和工头的克扣，再经过抽赌，结果一扫而光，回过头来，还得向工头借高利贷。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呵！好心的弟兄们为了我能够养家湖口，生活下去，就教我各种走私的办法，偷运大烟土。自然，这是更危险的事情，一旦被查出来，轻则受罚、开除，重则坐牢。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死亡在逼迫着我干呵！
海员工人俱乐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员们的思想活跃得多了。时常三三两两地背着英国人，背着工头，悄悄地议论。有一回，我听见几个海员背地议论着什么，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却又咬牙切齿。细一听，也不太懂。他们说什么“苏维埃”、“列宁”、“工会”。
可是，看得出来，这些名词很新鲜，给了海员们无限的力量，他们说：“兄弟们，我们也应该这样——成立工会，自己当家。”
听到他们说要自己当家，我情不自禁的笑了，倒不是为了海员自己能当家而兴奋的笑，而是笑弟兄们尽瞎想。
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世界就像迭罗汉似的，人压人，一层压一层，工人是被踩在最最底下的，怎么会让工人自己当家呢？八九年以前，我一上船的时候，你们不是给我说这个世界就不是工人作主的世界吗？我就问他们：工人当了家，那上面那些英国船长，管事，还有工头靠什么生活？他们愿意吗？
“兄弟，”有的海员给我说，“难道你愿意这样下去吗？”
“当然不愿意。”
“那就得想办法。”
当海员的有个好条件，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国去，别人只能听说的事情，海员会亲眼看到的。有的海员（别的船上的），到过苏联，见到过那里的工人生活，他们回来说，苏联工人能自己作主了，没有把头，工人不受压迫，也不受剥削。那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权都是专为工人农民办事的，领导人的名字叫列宁。
苏联的海员也来过，这更是许多海员都见到了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我的思想开始活跃了，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希望了。
不久，船上组织了俱乐部。俱乐部就设在工头为工人们设的赌场。大家选我当了负责人。
海员们自己凑钱，买了些书、报，又买了些药品，（船上有英国医生，但是中国海员不愿找他看病。）还组织了剧社。俱乐部的设备虽然十分简陋，可是受压迫的工人，看到有了这一点可以供自己活动的地方，那真是高兴啊！一有空就来玩，看书、看报，有了病就来取些中国药治疗。
我记得，剧社第一次演剧，就挣了百多元钱，（我们这客船光一等仓就能容三百多客人。合计起来，最少七八百客人。）俱乐部决定：这些钱，都归海员大家伙，谁有了困难，就可以拿这钱救济。
说也奇怪．从有俱乐部的那天起，海员们，谁也没有和谁商量，就都直起腰杆来了，都觉得自己长高了一点。同时，工头们在自己眼里也不那么可怕了，他们也不像以前那般神气十足了。
有一天，工头照例催逼着大家去赌钱，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弟兄们，今天我们不赌钱！俱乐部要排戏。”
“好啊，不赌！”大家齐声欢呼，把海浪的声音都压下去了。眨眼之间，工头不声不响地溜掉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海员们这样齐声大喊，第一次看见工人说了算；也是第一次看到工头害怕工人的狼狈样子。
支援“满提高”
这时候，在其它船上也成立了俱乐部，酝酿着要成立工会。香港政府一听“工会”两个字，就不乐意，不让成立工会。没奈何，工人们就组织了“中华海员慈善会”。
英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满以为现在的海员工人和过去差不了许多，可以随便使用和摆置他们。1920年冬天，他们要实行包工制了。包工制一实行，全体工人就等于是被大包工头所雇用了，他不让谁做工，谁就得失业。包工头们只对帝国主义轮船公司负责，对资本家有利，可是工人头上却增加了好几层大山：总包工、一包工、中工头、小工头……。
包工制的第一桩事，就是每个工人每月得向大包工交两块钱，其他各级工头，当然也是靠剥削工人工资生活，他们剥削你的钱，也用不着你去交，反正工资是得经过大包工扣了以后，才能到工人手里的。
有一天，一个叫做谢诗平和一个叫做王德轩的人，来到了我们“日本皇后”船上，要推行包工制。可是这些家伙并不知道中华海员慈善会己经走在他们前头，“日本皇后”的海员已经有了准备。
原来，“满提高”船二百多工人，都被开除了，因为他们全体一致不服从包工制，慈善会同工人们一起，去找了英国轮船公司。可是英国人说：“去找王德轩吧。开除谁雇佣谁我们不管了。我们是只要有人给干活就行。”慈善会就和工人们找王德轩讲理，没想到王德轩和谢诗平却说：“两块钱还多么！这不过是手续费。”这一下简直把工人都气炸了。于是，慈善会就通知“日本皇后”船的工人们说，我们要支援“满提高”，都给他来个不干活，看他们怎么办。
我们全体工人一致响应，他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就不干活！
这时，谢诗平和王德轩在“满提高”上打了胜仗，得意忘形地朝“日本皇后”走来，一前一后，一个胖一个瘦，都弯着脖子，舔着肚子。
工人们本来就对这些家伙没好感，加上他们又开除了“满提高”二百多弟兄，还要把包工制搬到我们船上来，海员们怎么能不愤怒呢？
那两个家伙上得船来，就宣布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好几百海员一致回答：“我们不实行！”
两个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大家放明白点吧！”
“不实行又怎么样？”
“和‘满提高’一样对待。”
“和‘满提高’一样对待？”我们故意问，“怎么对待呢？”
“限你们一天答复，如果明天还不答应，就宣布你们全体被开除。”
一听“开除”两个字，工人们的怒气再也按不住了，一涌而上，用拳头向这两个家伙开了火。霎时间，只听得他俩呀呀乱叫，刚才那股威风劲儿不见了。
十几个英国人连忙跑来阻止，同时扯下了报警旗。不一会儿，巡捕也奔到船上来，他们并把船长也请了出来。
王、谢二人刚才被工人打得已经有点六神无主，这时候，一见他们的主子们到来，以为有人撑腰了，就嚷嚷起来同时用他们的爪子乱指乱点起来：“是他打我！”“是他打我！”
全体工人都挺身而出，一齐喊道：“是我打的！”“我们反对包工制！我们现在停工不干了！”
这两个家伙，这帮子带枪的巡捕，连这群帝国主义分子，在我们工人面前退却了。包工制和包工头一起碰了大鼻子。要知道，我是俱乐部的主持人，并未布置打人的事。一打了人，大家也都知道出了事了，打了别人不要紧，打了这两位香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的爪牙不是开玩笑的，于是我们都准备被开除，不干了，大家很齐心。没想到第二天，工头们请我们来了，他们代表公司说：“日本皇后”是客船，用新工人是不妥当的，为营业计，要求工人复工。包工制可以不实行。”我明白了，原来团结最要紧——帝国主义就怕这个。
第一怒涛
“满提高”工人一听到“日本皇后”船海员的胜利，就同慈善会一起，再次找公司讲理。英国人耍赖说：“不是我们开除你们，是你们不干了。”他们还冲着慈善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是慈善会，这又不是慈善事业，你们管不着。”
不仅事情失败了，很多工人还怪“慈善会没有用”。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停止斗争，而且要成立工会——这已经成了大家一致的奋斗目标，因为海员们都知道，在西欧各国，工人都有工会。
1921年3月间，工人们所渴望的工会成立了，这个工会就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时，我在“俄国皇后”船上工作了，船上的工会一成立，我就当了“俄国皇后”船上的工会支部主持人。“工会”，在我和工人们的脑子里越来越形成一股力量了。工人一有什么事就说：“找工会去。”大家把工会看成了自己的组织，都依靠它、支持它。海员工会总会领导着工人们，在别的船上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斗争，得到了胜利，更是鼓舞人心。工会会员越来越多了。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会有支配工人（介绍职业）权，工会有在签订雇工人合同时派代表权等口号。正适合工人们的心思。工会提出，为实现这些条件，准备举行大罢工。
工会第一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9月间，资方不答应；11月间，第二次提出增加工资，资方还是不答应。到了第二年（1922年）1月，工人们忍不住了，工会就向资方提出，在二十四小时内如果不答复，就开始罢工。
这时候，“俄国皇后”船正在往渥太华的途中。回到半路上，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船抵香港后就立刻罢下来，并且说香港已经罢了。我们立刻开会讨论。其实，根本用不着讨论，大家的心思是一致的。
我们一到香港，就知道海员工会已经被封闭了。
当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时候，斗争来，斗争去，就是为了争个组织，有了组织就像有了家一样，哪次出海回来，我们不是立刻就到海员工会去呢？可是这一次，没有家了，无依无靠了。我们正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海员工会的同志忽然来接我们了。我惊喜地问他：“不是封闭了吗？”
那位同志笑着说：“封不住的。他只是把门给封了而已。”
工会想的非常周到，为了使帝国主义在罢工后找不到人，早在广州作了安排。当时，工会给我们发了火车票，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广州。香港政府看见工人都坐火车到广州来了，就匆忙把火车停驶了。他们以为这办法满不错。可是在我们后边来的工人，就冒着雨，步行着赶到广州来了。
我们在广州，有吃处，有住处，大家团聚在一起，看香港政府的热闹。紧接着，全港运输工人举行了同情大罢工．罢工的声势更加浩大了。香港已经成了孤岛。
这就是著名的我国第一次海员大罢工。邓中夏同志曾写道：“1922年1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
海员工会万岁！
在罢工的初期，香港政府就把大炮开到海员工会门口，将海员工会的牌子摘去了，工会的一切东西也都抢走了。以“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罪名，封闭了海员工会。他们未料到海员们对工会这般拥护，形成骑虎难下，又深恐其它产业工人相继罢工，很愿意和我们谈判。
来和海员工会谈判的是一群洋奴。觉悟了的工人们，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工会。不然，既不复工，也不谈判。洋奴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是得把招牌上的字去几个，或是加几个，因为“这是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的，原封挂起来就影响政府的威信……。”
海员工会的代表们说：“工会的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个字也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而且是就要原来的那一块牌子。”
洋奴们碰了鼻子，香港政府没办法了，就派了香港地区教会的头子……耶稣教的会督出来收场。
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香港最宽最大的一条马路——电车路上挤满了人，交通堵塞了，电车停驶了。——海员工会原来就设在这条街的一座楼上。十多万海员工人围聚在那里，鞭炮声震天震地，——在平常，响鞭炮是犯法的。百多个警察也前来“维持秩序”。
这时，两辆大汽车从人群中慢慢地挤过来．车上放的是海员工会的招牌，和工会原来的一切东西。
一个穿着黑色教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外国人，从一辆小汽车里走了出来。这就是香港政府派来给工会送招牌的耶稣教会的会督。
工会的牌子在十来万人的掌声中，欢呼声中，和在无数的鞭炮声中，徐徐地升了起来。
“工人万岁！”
“海员工会万岁！”
喊声和鞭炮声，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几个大字，在大楼上放出光芒。
和许多工人一样，我大清早跑到这里来，直到天黑，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觉得饿。兴奋地站在工会门前的大街上，久久不肯离去。
苏兆征
苏兆征这个名字，在第一次大罢工以前，我们就常听到别人谈起，都说他领导罢工有办法，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第一次大罢工时，我从香港来到广州的那一天，就听说苏兆征也在这里。他是我们罢工委员会的总务主任呢！我们几个人就商议着说：
“咱们去拜访拜访他吧！”
那时候，谁也想去看看他，都觉得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我们还想去打听打听，他是怎么领导“泽生”船罢工的——“泽生”船的工人弟兄们是第一个罢下来的。可是，谁都有点怯场，心里在嘀咕，要是人家不见咱们呢！或者对我们不热情呢？
到了晚上，我们六个人才抱定决心要去看他。
第二天，我们就去找他。他的办公地址，是在珠江上的四柱大艇上。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看他是个平常的海员，就打消了一半顾虑。进门的时候，我们稍稍谦让了一下，他就不由分说，把我们一个个推到屋里。这一下，我们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
苏兆征约莫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有点瘦。两只眼睛很红，大概是熬夜熬得太厉害。一说话，就习惯地用左手不断地摸他的两道眉毛。说起话来，显得很亲切。
我们问到他“泽生”船罢工的情况，记得他说：“我们斗争，是因为我们受压迫受得太厉害，要想不受压迫，就得斗争，这就是出路。”
他还说：“少数船罢下来不行，大家能这么一道罢下来，英帝国主义就没法办。”
临走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不达到目的，我们决不收兵。”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兆征。
罢工临结束时候，陈炳生因为私人犯刑被抓了，管财政的秘书翟汉奇就想混水摸鱼。苏兆征这时候当了代理会长，他真是铁面无私，非让翟汉奇把帐交出来不可，这家伙推托说，到了香港再交。苏兆征一猜就猜中了，这家伙一定是想偷跑，就坚持让他交，结果这家伙还是逃跑了。
一到香港，苏兆征就又要找翟汉奇斗争，结果他投靠了香港政府。苏兆征就召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翟汉奇出工会。
后来工会的经费困难了，苏兆征就跟大家商量，我们自己来解决。海员们都赞成。十大总统船四大皇后船都鼎力支持。演剧、募捐，集了很多很多钱，我们船捐的钱是最多的。
虽然大家当时都很困淮，可是都热爱工会。特别是大家对苏兆征这样的领袖十分满意。海员的心，就是这样赤诚，只要有组织、有人诚心地为了他们的解放而出力，他们就可以不顾自己的任何困难来帮助你。
会计部副主任
1925年6月初，也是在去渥太华的途中，我们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一听到这个消息，海员们愤怒万分，恨死日本帝国主义了。这时候，我正是“加拿大皇后”船的工会主持人，怎样来支持上海工人弟兄的斗争呢？上级没有命令。工人是一家，我们不该沉默。于是大家就商量怎样以实际行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致通过了两条，一条是到日本港口时不上岸；二是坚决不买日本货。
回到上海的时候，才知道上海工人已经展开了大罢工。同时，海员工会也从香港来信说，为了支援上海工人兄弟的罢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香港海员也已经开始罢工。
“加拿大皇后”船立刻返往香港。我们刚走到鲤鱼门外——离香港还有45 分钟的航程——英国轮船公司经理就赶到船上来向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工作十来年了，工作得都很好，罢工对你们没有利……我们说“一定要罢”。一定要罢，他们也没法不让我们罢。船到香港，一看香港周围的情形，更使我们高兴了，大船、小船，有的是，可是都不出气——都死死地停在那里。
刚靠岸，海员工会就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来的人问我说：“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了。”
“准备怎么办？”
“我们大家都同意罢工。”
“有多少人回广州？”
“三百多。”
海员工会的同志给我们说了到广州后如何联系，我们就浩浩荡荡往广州而来。
本来，海员工会的同志嘱咐过，出港时不能带金银手饰、贵重物品，带上就要被没收。钱也只准带5 元港币，多了也要没收，因为英帝国主义想着工人们不工作，只带5 块钱过去，用不了几天就完，罢工也就会因此不能坚持。
果然，我们每个人都被搜查了，好多工人带的钱被没收了。不过工人们一点也没有动摇，还是都来了广州。在广州的街上可以碰到罢工工人纠察队，还可以碰到背心上印着“准备”两个大红字的少年儿童队。比第一次大罢工更加有秩序了。罢工委员会把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人人有住的地方，全市成立了几个大食堂，每个工人都发给饭票，凭票就能吃饭。谁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罢工工人医院去治疗。这里简直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新的社会。
这时候的香港，各产业工人都罢工了，交通断绝了，供应停止了，街市空虚，物价飞涨，垃圾、粪便堆满街道，住在楼上的人家，只能把屎拉到纸里往街上扔。正赶上这时候是酷热的夏天，更是臭气冲天，香港成了臭港，和广州正好成了对比。
我一来到罢工委员会，就碰见了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苏兆征同志。
苏兆征同志一见我，就非常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咱们正缺帮忙的人，你给咱当会计怎么样？”
我非常高兴的答应了，苏兆征同志就把我介绍给会计部主任何来，我在这里当了副主任兼管纠察队的军需。（咱们纠察队有两千多人哪！）
给几十万人作会计工作难以想像的复杂，几十万人的一切物质供应都得负责。光是会计部及庶务全体工作人员就是一百二十个人，我文化不高，有困难，可是能为这么多人办事可真高兴。
火烧东园事件
罢工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设在东园，这原是个“游乐园”, 罢工委员会好几百人在这里办公，摆不开，于是就用葵树叶子搭了好些葵棚。会计部的办公室，就在用葵叶搭成的楼上。
苏兆征同志兼着财政委员，工作非常繁忙。每天清早，他总要来会计部和大家见一面，把工作安排一下，再到别的部门看看，才走出东园到全市奔忙，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我们每天晚上因为要结账，工作得很晚才休息。罢工委员会每天要向几十万工人公布账目，一切财政对工人公开。
一天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去了。忽然听到街上“堂、堂堂……”飞驰着救火车。正在吃饭的人们惊奇地问：“是哪里着火了？”
没一刻，人们说是“东园”着了火！
我们丢下碗筷，抢着齐往外跑。只见东园那个方向，黑烟滚滚往上升。我们会计部的人比谁都着急——钱和帐都在葵叶搭的办公室里！我们急得直冒汗，拼命往回跑。
可是，着急也没用，赶到“东园”时，消防队正在那里忙着，不准人们挨近。
我们眼看着工人们自己的东西在燃烧，心里又痛苦，又焦急。直到下午四点来钟，火被扑灭了，我们拥进去，看见的是一堆一堆的黑灰，和一股股的残烟。我直奔会计部办公的那个地方，可是，连那个地方都很难找到了，只见黑灰堆里有几根烧坏的柱子在冒烟。
我们急着找那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保险柜。可是，也都不见了，不一会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会计部了——这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吃和喝，关系着整个罢工的成败。正在这个要命的时候，传来了恶毒的谣言说这把大火是苏兆征放的，说他是个共产党分子，有贪污嫌疑。并且说的是有眉有眼，说是苏兆征同志和会计部的人们勾通了，会计部的人，又多是他介绍来的，说他早就有舞弊的计划。……
不明真相的人们都被弄糊涂了，有人居然信了这些人的话，给他们帮腔。简直把我气昏了。倒不是因为我也在被怀疑之列，而是为兆征同志着急，我很清楚，这事和他丝毫没有关系。他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负责人，罢工的领导全仗他呀！可当时连辩护一句都不行。
正当大家在乱咦嚷，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苏兆征同志回来了，我们是多么盼望着他回来哟！
他一进来，许多指桑骂槐的话，就向他发射出来，有人更指着他的名字骂，骂得真难听啊！
我这一辈子，真少见这样有涵养的人，他不慌不忙，十分沉着，好像他并没有听见别人在骂他，在怀疑他，又好像这里并没有失火。一见他这样，我们才放了点心。他很冷静地对大家说：“请大家各就各位，很快收拾一下，继续工作吧。我们要乱了步子，所有的罢工工人兄弟就会更乱的。”
忽然间，有人想起来了：保险柜又不是一块木头，它是不会烧得连影子都没有的。可是保险柜哪里去了呢？这时候，人们想起来，在会计部的下面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这里作游乐园的时候供人们玩的，因为这条河，会计部的办公室才架在空中成了楼。保险柜准是掉在河里了。
天快黑的时候，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忽然放下来了，几个保险柜被拉了上来。瞧呀！帐，钱，都在里面。会计部的同志简直高兴得都要跳起来，就争着往出拿东西，要找地方开始办公。
谁知道兆征同志一见大家要抢着拿东西，却出来阻挡，他说：
“先不要动。”
当时，我们大家都愣了一下，嗯？不要动？我就这么不转眼地盯着他。
他接着说：“要知道，我们是对全体罢工工人负责的，我们一定要让全体弟兄们信得过我们。有人骂我们！不要紧，我们只要求对得住工人。”
谁能不感动，谁不口服心服！于是，我们就另立账簿开始工作。
第二天，兆征同志就召开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经常开的，这是罢工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七八百代表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查我们的帐。
还不到一个星期，水落石出了，证明我们的工作毫无漏洞。
好人总是好人，谣言总是谣言，兆征同志的威信更高了。你看，在他的心里，什么时候也是想着大家，相信大家，依靠大家。作风多么民主，态度总是那么沉着。想的总是那么周到。而造谣言的家伙们实在无耻极了。
新的生命
很长时期以来，我就想找兆征同志谈谈我的心思，虽然我们没有长谈过，可是我觉得他了解我。
还是在五年以前，1922年的“五•一”前夕，海员工会通知我去广东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那个会上的口号就有“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不知怎么我特别有兴趣。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共产党是为工人办事的。在大会的过程中，在大家的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这个大会的真正领导者，通过的那些决议，都挺适合工人的要求，我就自然地把这些决议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了。“五• 一”那天，劳大的代表和广州市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人给发面包。我拿到面包，才想走还没有吃饭，觉得肚子饿了。刚要举起面包来吃，呵！面包下面还印着字：“中国共产党赠”。说真的，我真想立刻就找到谁是共产党，想问问他，咱们工人的目标是什么？怎么领导工人斗争？
五年了，我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多，我肯定苏兆征同志就是共产党。我应该做个像兆征那样的同志。
北伐开始了，兆征同志要随北伐军北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机会不能错过。他走前的一个早上，照例来部里布置工作，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了出来。
本来准备说的一大堆话，一时间都忘光了，就红着脸，没头没脑地向他说了一句：
“我可以吗？”
不想兆征同志真明白我的心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慢慢来。”
他这一句话使我不安起来，我的心，跳得比刚才还厉害，觉得这是不要我，可是我还不死心，我说：
“嫌我年纪大吗？”我比兆征同志大些。
“不是。”他态度非常恳切地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多做点群众工作”
我非常满意，点了点头，对，这就是个方向，我立志要做像兆征同志这样的人——把自己献给群众工作。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叛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就是这个流血事件的消息传到广州的这一天——4月13日夜间，我们罢工委员会的几位党员同志也被国民党绑架了。
大恐怖的寒流，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大革命失败了。兆征同志走了，何来同志没有了下落。我的心真是激动得不得了：几年来，刚刚找到了个依靠，哪知一个霹雳来得这么猛，把我的希望打断了。
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白天抓人，晚上也在抓人，革命事业在受着残酷的摧残，我又伤心又着急。
4月15日的夜间，有人来打门找我，我不觉一怔。
进来的人我倒认识，可是他在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呢？
他说：“何来同志让我通知你，要你立刻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他交给我香港一个地址，就走了。
我是多么兴奋呵！我明自，这不仅仅是同志们在危难中关怀我，怕我在广州出事，让我躲避，更重要的，是让我去投身革命斗争。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香港。那里的同志又让我去九龙。过了两天，一位姓王的同志来问我：“你在广州和苏兆征同志谈过入党问题吗？”
“谈过。”
“你为什么要入党呢？”
我说：“我不愿当奴隶。咱们罢工，不是为了不当奴隶吗？要不当奴隶，就得求解放，我已经看透了，没有共产党领导不行，这次罢工能坚持这样长的时间，能取得胜利，就凭的是共产党……”
王同志给我留下一本小册子。我一口气就看完了，里面讲的是服从党的利益，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等。看了以后，我想，这一切都行，我都情愿。
又过了十多天，还是那位王同志，同陈郁同志来找我了，谈了一阵之后，陈郁同志说：
“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同意你入党，我们两个就算你的介绍人。”
“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这句话比什么话都有力量。可不是吗？党早就在注意我，培养我了，可是我不自觉，我感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差一点哭出来。这是1927年5月，我成了一个党的工作者。
（国涌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