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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民主飞跃的无名英雄
﹝美国﹞奥古斯都·尼姆茨（August Nimtz）
1999年
东风 等译 易天放 校
译者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古斯都·尼姆茨（August Nimtz）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杂志1999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揭示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深刻联系。现将全文及注释翻译如下。
August Nimtz: Marx and Engels--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Science & Society 63 (2): New York, Summer 1999.
﹝摘要﹞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民主飞跃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论述过于偏重结构性因素，从而忽略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做出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此，他们为民主飞跃做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并且这一贡献绝非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与通常的描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运动内部实现其政治见解的最早和最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通过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得以从自己对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亲身参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播下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种子。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它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它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Agency）。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它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它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还要记住的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阶级社会存在，真正的民主 即“人民主权”就不可能产生的结论。与其它社会主义者和自诩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联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 争取政治民主是被压迫者准备掌权和自治的最佳阵地。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把为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会主义者……他首次把以彻底的政治民主为目标的斗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斗争融为一体”（1977，第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人民主权”的阶级，并以此为基石，第一次为共产主义派别，即在广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确的纲领，从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争的关系。以恩格斯撰写的草稿为借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融入了这一立场的精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标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下来，正如这一部分随后所说，“争得民主”。（1848，第498页，第504页）[6]因此，对于他们所描述的“民主政党”中最“先进”或者最“激进”的派别共产党人来说，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手段。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共产主义者同其它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存在最先进的派别“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共产党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 ―― 如波兰和爱尔兰 ―― 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的力量。
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历史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党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经济主义”的问题的困扰， 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工业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 1983, 第84页; 参看 Sperber, 1991, 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开始觉醒的同时，不幸地发现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尽管法国工人阶级在那年六月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对在德国发生“不断革命” 的恐惧导致他们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使得普鲁士封建联盟夺取了主动权。
中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也表现不佳。他们优先考虑的一直是写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自由的宪法。然而，当面临是动员革命的群众捍卫宪法还是向反对宪法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选择时，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们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为猖獗。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离开科隆。几个月之内，剩下的民主斗士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召集他们，但没有成功――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国，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着，尽管，像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反革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流亡伦敦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两年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提炼整理。在他们拿出的各种各样的总结清单中，有关德意志事态的当数《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已经恢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而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民主之战”才能获胜，才能确保“不断”进行下去。和开头一样，这篇文献以如下的告诫结尾：﹝德国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Marx and Engels, 1850, 第287页）
这一结论暗含了一个论断，即他们一直加以促进的人民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强大。经验表明，作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坚定的话，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左右摇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如暂停同盟的决定――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文章中阐明了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是他们有关选举程序的建议，这同样是基于过去两年的实际经验。工人候选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参选，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同盟成员。“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样，工人也不应该被小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工人候选人会分散选票从而使得反动分子有可能当选的指责所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页）为了明确说明至少对德国而言选举道路作为工人夺权的手段是没有指望的，他们阐述了独立的工人武装运动的所应该采取的步骤。
本质上，《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最后部分有关保持“革命的不间断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补述。这一路线不仅同他们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论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义的是，它也将成为他们以后参与工人运动的永久性指导框架。
工人运动的复兴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阶级斗争处于低谷的十年中，“马克思党”预计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派别将被赋予为无产阶级运动再度提供能动力量的新机遇，并为此进行了准备。虽然这一阶段的优先任务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党”也不时地介入政治。例如，宪章派发起的“工人议会”运动――这是革命处于低潮时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创举――于1854年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劝导英国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从而组织起“社会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页）
俄国农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先驱，而他们宣称这个时代在1863年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在这两个运动中间，美国结束奴隶制的斗争对于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复兴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在1864年祝贺亚伯拉罕·林肯连任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1864，第20页）[11]
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的。此外，它也是复兴了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林肯政府、反对怀特霍尔亲南部同盟政策的产物。他们对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们对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开端――这恰是马克思信中的要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为各国的工人说话，帮他们积聚力量。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工作，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一新组织事实上的领袖。
马克思的总战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负担了最初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构成组织的差异极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并通过有耐心的斗争将它们变为现实。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组织以把大多数成员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耐心是必需的。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应当铭记的两个要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864，第12、14页）。这些最初庄严载入“宣言”的信条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也正是1848年获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训。
事实上，构成总委员会――协会的执行机构，也是马克思进行日常活动的舞台――的大多数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有两方面最为棘手：第一，英国工会领袖虽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在行动上却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党站到一起――自由党－工联联盟（Liberal-Labor coalition）由此而来；第二，则是对工人必须“夺取政权”这一信条持原则性反对意见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工会领袖企图使总委员会支持善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但没有成功。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他对恩格斯写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否则）我们为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1865，第92至93页）另一个例子是工联主义者不愿批评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马克思觉察到了他们和格累斯顿之间的“眉来眼去”，于是有意识地要在这两方之间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场纵贯了三次委员会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抓住每一次机会揭露和谴责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伪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项动议。（见IWMA, 1974, 第176至196页）由于不能战胜马克思对他们的政策的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最终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12]同马克思的乐观估计相反，他们的退出实际上预示着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这正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迟至1893年才在英国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13]
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和前边对宪章派的讨论相关――也解释了马克思的反对立场：
“……宪章运动结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党的过程中，以前的宪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曾经是这一运动实质性组成部分的社会方案，而仅仅关注于政治问题，从而与一直得到人数可观的议员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宪章运动的内容使得同这样的一个集团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这已被埋没的社会方案才重新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Thompson, 1971, 第15页）
以前就曾受到宪章派的启发，马克思这一次的反对立场是为维护宪章派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精神实质所进行的在当时的阶段下并不成功的尝试。
在马克思处理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时，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并且不时困扰马克思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人对改革同盟（Reform League）的参与。改革同盟作为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在群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迫使国会制定了1867年改革法案。这一世纪中叶的改革将普选权扩展到了几乎一半的英国男性家长。（Smith, 1966, 第236页）改革同盟是于1865年在马克思的热情支持下由总委员会帮助成立的。（Marx, 1865a, 第158页）[14]在他的敦促下，总委员会同意其在同盟内的成员只能支持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的要求。
然而一年以后，马克思报道说有两名工会领导人“已经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1866a, 第314页）他们俩向同盟内仅仅支持家庭普选权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屈服了。结果，马克思从同盟中退出，以声明同盟的选举改革运动事实上已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自由党－工联联盟得以巩固，以及工会领导人从第一国际以及工人阶级政治中退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联主义者的行动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们无法超越工联主义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在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工联主义这一疾病号了脉并提出了治疗的方案：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应该向全世界（法文和德文版为“广大工人群众”）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已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1866b, 第191至192页）
马克思的分析预见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宁的《怎么办？》――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问题――以及霍布斯鲍姆前面提到过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非不可避免性。他再一次清楚地懂得了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
为了反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放弃主义”路线――原则上反对参与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于伦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当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恩格斯反驳道：放弃主义听上去似乎很革命，然而它“将会把﹝工人﹞推向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他继续论述到政治运动对工人是必需的，因为它“为革命进行准备……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治”的致命圈套，“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纲领。”这样，工人不仅在捍卫基本的民主权利上存在着固有的利益，也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存在给了他们进一步争取本阶级利益的空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 (Engels, 1871, 第417至4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顶住了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被授权起草会议达成的决议，一个月以后，他们向总委员会提交了现今著名的“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融合了辩论中的多数派立场。决议重申并详细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与“章程”中的两个关键的信念：“……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路目标――消灭阶级”（Marx and Engels, 1871, 第427页）。一年以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在海牙召开――来自15个国家的64名代表与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附随九号决议的另外两个伦敦决议也在海牙会议上被批准，号召国际工人协会各部门开始积极争取“农业生产者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同上，第424至426页，第686页）[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促动下，两个决议均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既不局限于某一性别，也不和至关重要的工农联盟相分离。（随后论及）
伦敦和海牙决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第一个明确的要求最终成立欧洲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号召。虽然决议的附诸实施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它们以第一国际道义支持的权威名义鼓舞着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各派力量勇敢向前。
国际的遗产
根据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一贯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授权下立即把决议条文化并加以发表。当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工人独立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已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国家，也是为了抵制自由党－工联联盟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因此，保持海牙决议的纲领完整性是尤为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1889年恩格斯把整理完成尚未出版的马克思的两卷《资本论》（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逝世了）的任务向后推迟了半年。到那时为止，工人政党的数量已经有了显着的增加。事实上，每一个欧洲国家――英国显然是一个例外――都有了这样的政党，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16]可以理解的是，重建国际工人协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的躁动正在增长着。虽然恩格斯并不肯定时机是成熟的，但为了捍卫海牙的成果他被迫参与到这场冲突中去：“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1889，第277页）他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建立――这一组织直接滋养了欧洲的群众性工人政党。
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无数的时间用于指导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美国的马克思党成员和支持者们如何实施海牙决议。[17]为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为马克思填遗补缺，成为世界各国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写信求教的对象。即使是在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工人政党的主要国家英国，也至少是间接地受益于马克思党的活动。恩格斯给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埃莉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伦敦东区工人运动高涨的主要领导人――的建议有助于推进这场斗争。[18]马克思和他已经预见到，一旦英帝国主义海外收益中留给工人阶级的面包屑开始减少，英国的工人就会开始行动了。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之前两年半，最终成为英国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对恩格斯而言即是对他们展望的肯定。然而，恩格斯对于新政党的领袖并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我将依靠群众使领导人恪守职责。” （1893a, 第248页）
在逝世前两年，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的前驱，来自18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他的已故战友的名义接受了这些荣誉。“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1893, 第404页）苏黎世会议是一个恰当的场合，因为就是在这里，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决定性地击败了。被采纳的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为政治权利进行斗争，从而赢得政治权力，进而把它从一个资本统治的工具变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MECW, 第27卷, 第621至622页）。对恩格斯而言这证明了，正如他和马克思所认为的，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的解散不是标志着衰弱而恰恰标志着强大。“各国的无产阶级得以以自己的形式自主地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 （1893, 第404至405页）
在仍然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最权威的评价中，两位作者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写道：“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这一组织改变了世界历史……国际是第一个对欧洲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果说国际积极促成了欧洲早期劳工组织的形成和铸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一个人――卡尔‧马克思。”（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v页）
德国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的积极活动和他们帮助建设第一个获得成功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总委员会中德意志运动的正式代表，马克思运用这样的关系在国际中推动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例如，在伦敦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特别引证德国党为例说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的优越性。（1871a, 第617页）同时，建设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功也有助于他们塑造德国党――他们极为关注的全国性政党。
在马克思葬礼上，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党的缔造者。”（Engels, 1883）李卜克内西比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马克思的贡献。自从1862年他作为马克思派的代表回到德国参加新近复苏起来的工人运动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他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进行不懈帮助以及初期阶段在经济上进行资助的对象――尽管他们对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保留。回顾过去，他对工人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1865年为马克思主义流派吸纳了当时24岁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大体上是他们俩一起在1869年的德国负责建立了自老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第一个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自1875年统一的德国党在现今闻名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建立以来，德国没有人比倍倍尔更紧密地和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在一起，也没有人获得过他们更多的信任。
反对拉萨尔主义
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主要阻碍是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抱有的幻想，那么在德国则是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派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缺陷归因于他们以前的盟友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他的思想甚至在他1864年去世以后仍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指望俾斯麦把帮助工人作为对工人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回报，以及独裁的工作方式，构成了拉萨尔主义的核心特点。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并和德国的支持者一起协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为基础的新运动。
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支援了拉萨尔所持的工人应该警惕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总结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单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象拉萨尔那样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开明”派是应该依赖的对象的结论，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个根本论断――拉萨尔对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夺权的前提。与封建容克地主的结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尚不壮大，因而自身无力夺权的处境，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资产阶级不可信赖的话，那么也许封建贵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赖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答案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的联盟。恰恰因为拉萨尔主义者鼓吹工人与俾斯麦的封建主－君主联盟结盟，他们不是忽视就是贬低了与农民的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工农联盟的同时，尽其所能地让这一政党转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塑造德国运动以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最公开的努力――他们大部分的参与行动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尔的会议的方式开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出版和宣传。这本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小册子的核心，是倡导与“反动”派俾斯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这两者中的后者对工人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的传统纲领――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页）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推动其自身的纲领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在任何条件下，工人政党都有义务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
为取得胜利，工人政党必须和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有了这条建议，恩格斯的小册子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指导德国革命的《共产党宣言》纲领的补充。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党对农民问题最为详尽的阐述《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为两国工农联盟把农民中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最终，任何来自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提议都要受到质疑。只要俾斯麦还想利用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他就必须容忍工人运动的存在。“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十三年后，当德国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议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的预言因为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名义将德国党宣布为非法而得到了证实。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的前身）这一结果来看，被他们称作 "恶臭"的拉萨尔主义还没有消失。合并纲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未公开的备忘录的主题――在他看来“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 （1875, 第97页），这一信仰就是对俾斯麦所抱幻想的基础。他尤其反对其中一条有关工人阶级的论述，“对它（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虽然他没能说服他们的支持者删除这条政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压制了马克思的批判[19]――当这一条再次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采纳的纲领上时，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删除了。
使得党的领导人尤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会之前首次公开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直接写信给持同情态度的党的领导人。在给卡尔·考茨基的教诲信中，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强调的各个要点。措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压缩了革命的进程，而没有看到必须经过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掌权以前必须参与的联盟。除了工人阶级，将所有其它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是这个联盟的障碍。“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891, 第409页）最后纲领上删除了这一措辞以后，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告诉一位亲密的支持者，“拉萨尔最后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1891a, 第594页）虽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进《爱尔福特纲领》中，如我们所已知的――纲领没有把他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号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对《哥达纲领》的重大改进，也得到了恩格斯总体上的认可。
改良主义的问题
与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萨尔主义继续困扰着德国党。没有什么比拉萨尔主义在选举过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这一问题。根据拉萨尔派，通过选举，工人将能够从俾斯麦主义的政权中获得让步。早在1867年德国工人代表已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欧洲工人政党中的首例，从而无疑助长了该幻想。然而事实是直到一战结束，德国仍旧有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不受政府立法机构的制约，也缺少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绝不是对国家选举过程无足轻重的限制。
他们第一次明确反对“国会侏儒症”――即错误的假定立法领域构成政治的全部――的努力是他们1879年给党的领导人的私人备忘录――《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麦的禁党令激起了一场关于党在议会内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国国会党团――的作用，即其同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内部争论。由于作为一个团体的议会党团倾向于党的队伍中的右翼，这一问题具有额外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的批评了领导人中的一派，其中包括了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未来的“修正主义之父”。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号召放弃党的无产阶级倾向并转向，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这并不是偶然，那些想转向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正是难以容忍党员群众对议会党团的批评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和他们同一立场的人澄清道：“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可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1879，第400页）在这一将会使二十世纪许多工人政党――只要它们存在议会成份――苦恼的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议会成份服从党的整体意志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
虽然争论看上去是以使每个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的，但他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选举政治与革命以及党内延续下来的改良主义的问题。在俾斯麦当政的德国的特定环境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它地方的看法会使我们走得太散――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走议会路线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 第255页; 1878, 第248页）同其它地方一样，在德国，选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被党的机关报在涉及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时摘录过――中得出结论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恩格斯强调道，“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884, 第272页）
深知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国党从选举中获益时，对保尔·拉法格论述有关选举对革命进程的价值这个相同的观点时那样直接：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选举仅仅是手段而已，他认为选举是决定何时诉诸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标尺”。[20]这一观点以及选举运动所表明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永远是他用以判断德国党选举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国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选举成果，对德国党在立法领域内的纲领性事务进行指导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关这个问题，这里是无法尽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议的中轴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必要性。
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并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坚持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同时提出了反对官僚化倾向的警告。（Draper, 1985, 第263、273页）
大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写到倍倍尔“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1894, 第344页）倍倍尔悲叹的改良主义趋势早在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经被诊断了，即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机会主义”。对倍倍尔的评论，恩格斯回应道：“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来的事实会表明，“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事实上已经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议会病”已经恶化为“修正主义”之癌了
尽管有着诸种缺点，未来也走入歧途――这里，基本上同样是从事后来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楷模，但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党仿效了它，而是因为它似乎展示了产业工人阶级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Steenson, 1981, 第xi页）[21]就此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结论
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是政治民主最坚定的斗士――这正是150年后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确证的。到1848年时，他们已经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盟是“赢得民主之战”――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条件――的最有效的联盟。在他们参与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必须发动一场斗争，从而把工人争取到民主革命这一边来。他们从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训――除却资产阶级不再有为政治民主而斗争的意愿的结论之外――是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一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纪其它的人物，他们为实现这些结论而投入到积极的运动中去。
第一国际是他们将观点付诸实践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国际工人协会终止时，领导人中的明确多数积极地信奉了他们的观点。伦敦和海牙会议的决议要么为群众性工人政党播下了种子，要么推动了已经启动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进程。进而，他们也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正是第二国际直接为群众政党提供了养分。对于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们在第一国际取得的成功为影响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优势，而这一成功反过来又为国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德国党中同在国际中一样，他们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对于将独立工人阶级政纲变为现实是不可或缺的。档案记录清楚地表明，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无意的。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意识的依照他们的理论观点行事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并作为他们实现“不断革命”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没有他们的介入这一结果会不会出现――例如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会不会组建――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建立工人政党运动中，在面对企图折衷或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势力――从拉萨尔派和自由党－工联的拥护者们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们代表着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最坚定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任何机构会采纳这一见解。换言之，有意识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是必需的。
他们的成功并不否认俾斯麦的不让步态度――或者德国现实的其它“特性”――是德国党成功的促动因素――因为这限制了那些愿意寻求机会主义选择的人的机动空间。它也并不否认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终腐蚀了党的议会病。第一种情况即德国状况的“独特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充其量对于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实现加上了结构性限制。决不能说它是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决定性因素。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正好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证实了他们在世时的主观能动性是多么重要。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党的未来方向存有合理的疑虑。
在那时是否还有其它人对民主斗争做出了至少是同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当然在19世纪自由主义行列中是无法找到的。如同阿兰·卡汉（Alan Kahan）正确指出的，对于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当下的普选和民主。”（1992, 第140页） 这也适用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 S. Mill）；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受到限制。[22]那么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的贡献又如何呢？权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详尽的分析，可以说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选人没能在后来产生过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没有人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程度。
在工人运动中当然有其它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没有他们，全国性政党不可能建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象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茹尔·盖得、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尔，以及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都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党”的一分子。这里的论点是，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视角，这些政党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结论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国家党的领导人象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做出的关于马克思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那样的证词。[23]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政党开始组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他们1879年的《通告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评论过的德国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于官僚化问题的预见都证实了他们的清醒。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社会民主党的进程，他们没有对把选举过程作为工人掌握政权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样的，他们都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这反过来将会削弱民主斗争，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斗争。[24]只要政权仍然在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将会是脆弱的――这一真知灼见对20世纪末和对当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如果这一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飞跃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可信的，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后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遗产的？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个答案的尝试，已经超越了本文之所及。能够说的是，民主实践的真正记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已经在20世纪绝大多数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手中丧失了，伴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不言而喻的后果（Nimtz, 1993）。出于所有这些显见的原因，本文希望能够为那段历史的恢复做出贡献。
在民主飞跃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继续产生着反响。南非正在的民主转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没能勾画出工人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分析将不足以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其支持者预见易变且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提供武装。
全文完
作者按：为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的人中，我特别感谢Ron Aminzade, Michaelle Browers, Sam Chambers,Jose Celso de Castro Alves, Andy Davison, Lisa Disch, Bud Duvall,James Farr,Joel Olson 和 Ido Oren.
[1] 然而他们认为“瑟尔伯恩有点夸大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作用”的批评却是有些无理由的。
[2] 这里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持同一观点的政治团队。因此，我反对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的观点，该观点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弗（Garver, 1983）。我反对这一观点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实践领域里，该观点找不到任何根据。
[3] 忽略他们的实践活动或者引向对于他们观点的错误阐释，如哈贝马斯（Habermas, 1994）；或者导致无视他们对民主斗争的贡献，如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and Mouffe, 1995）。
[4] 恩格斯后来在1893年同样说道：“英国人……在工人组织方面是我们的老师，"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以下简写为MECW），第27卷，第405页。
[5] 关于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见汤普森（Thompson, 1971，第8至16页）。当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用法必须被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宪章派在将自己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或者是成员时，所采纳的用法在当时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工人阶级”时采纳同一用法，而通常使用“无产阶级”去指代（尽管并不完全限于）产业工人，该范畴即使在当时的英国也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采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指“农业以外的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1992，第141页）。“中产阶级”对宪章派而言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介于土地贵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对英国采纳的是和宪章派一样的用法，但对德意志则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社会阶层。见德雷帕（Draper），1978，第33至-35页，第288至291页。
[6] 在他问答式的草稿中，恩格斯为回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写道：“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1847, 第350页) 德雷帕 (1984, 第175至177页) 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撰写草稿的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有意识地在这里和宣言的其它段落中含糊地使用了“民主”一词，主要是因为他对民主斗争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像他的战友那样清楚。然而不到一年，他就明显转向了恩格斯的观点。
[7] 为了把他们的倾向同“民主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称他们自己为“民主共产主义者”。例如，见MECW, 第6、58页。
[8] 整个纲领被印成传单散发，甚至比《宣言》传播的更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a, 第7页, 第3至4页。
[9] 恩格斯在1847年与卡尔·海因岑的争论中首次阐明这一联盟。( 1847a, 2945) 大约一个月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小农和平民” (1847a, 233)。这样，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联盟中。
[10] 诺伊斯（Noyes, 1966）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革命期间专注于工人运动，而斯帕波（Sperber, 1991）也认为他们在莱茵地区建立基础广泛的民主运动时没有给无产阶级以优先地位，从而同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了。这两种指责都揭示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人民联盟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的无知或是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确是对没有给予工人运动以足够重视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将论及。
[11] 事实上他在至少两个其它的场合逐字重复了这一点，包括三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 1972, 第9页)
[12] 直接的催化因素是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1871）对巴黎公社进行的坚定的支持――这一立场同英国工会分子所迎合的英国自由党当权派意见不合。有关在爱尔兰问题上自由党对工会领导人施压的讨论和意义，见哈里森（Harrison，1965，第141至142页）。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的解释着重于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出现――他们早在1856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以及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收益使英国工人保守化的分羹效应。详见Engels, 1874，第613至615页。
[14] 哈里森（1965，第125页）反对马克思的主张但没有提出相反结论的证据。他也写到马克思忽视了1866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的大型集会的意义。可正相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同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民主党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 (1866, 第289至290页) 这样，当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64页）写下“然而，一旦被发动，同盟就自行其事了，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发展在任何方面受到‘国际’的影响”时，他们只是部分地正确――原因随后论及。
[15] 第二点继续说道：“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提出这一方案的基本依据在于一些国家中在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他主要关注的是让这些妇女工人成为联盟的成员，如果单一性别的工会可以推动这一过程，那么就这样做好了。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在一些地方取消创立男女一体工会的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蒲鲁东主义派别，特别是其在法国的部分，“对妇女工作和妇女参与产业部门采取坚决的敌意”（Thomas, 1971，第411页）
[16] 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乔尔(Joll,1966)在他有关国际建立前夕这些政党状况的第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小结。
[17] 1880年他和马克思帮助起草了马克思认为的“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法国工人党的选举纲领。对此，党的领导人只是稍作了修改，纲领见马克思1880, 第340页, 第637至638页。
[18] 关于埃莉诺参与和恩格斯协助在1893年建立独立工党的详情，请见Tsuzuki, 1967, 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19] 李卜克内西花招的主要目标是倍倍尔。详见德雷珀的“注释”（Draper, 1990，第70至71页）。
[20]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决不含糊。因此，他愤怒回应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著名的篡改举动、李卜克内西对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刊登的恩格斯1895年撰写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进行的剪贴。他对这一伪造反对得最厉害的，正如他对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所解释的，是“这样一删节我竟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为了]支持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1895，第461页）即使是他同意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的版本――由于领导人害怕政府报复已做了淡化处理――也有关键的一段被删除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上清楚地表明，“巷战”在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话，仍然在革命议程之上，但是它“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1895a, 第518至519页)
[21] 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东南欧的作用和影响，霍普特（Haupt, 1986）读来也非常有教益。
[22] 特别是在1867年，马克思说服总委员会不要支持中产阶级的和平组织――和平与自由联盟，穆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对穆勒的总的方针是当政治上便利时就与他结盟，但限制他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影响力。
[23] 仔细阅读1848年事件主要活动者列表就彻底证实了这一观点。如见罗伯特森(Robertson，1971), 第421至447页和Sperber, 1994, 第270至275页。
[24] 早在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注意到一场将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消极和积极影响的欧洲/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变。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