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19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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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7：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1921年4月20日）

——给L·马尔托夫的信

　　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专政的评价同奥·鲍威尔^[1]的评价完全一致^[2]，所不同的只是，在他心目中，这样的评价可以作为西方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种理论基础，但在西方各国中，这一评价是不提的。您承认我们必须，而且有责任同亚洲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然而，据我看，您对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估计与我们党对它进行的斗争似乎有很大距离，甚至有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以种种方式对党的政治实践产生不良影响，并且使意志薄弱和精神不振的人经不起考验而犯错误。你举出法国革命，特别是1792—93年〔原文如此〕的雅各宾派作为例子。梅林^[3]曾把这个例子当作法宝——的确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政治家和一般的“庸人”，也都把它当作法宝，虽然各有各的动机——十月革命之后，他立即用它证明布尔什维克政变和随之而来的野蛮的暴力专政是正当的。如果法国革命这个例子可以当作法宝使用，我的回答就是，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表面上想必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不过是原件与精巧的赝品之间、或者是重大事件同这一事件在舞台上的重现之间的相似罢了。
　　另一方面，西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理想化，竟然认为这是巴黎公社的再现，或者不如说，比起公社来，伟大得不可比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对这种看法，我的回答是：从公社的起因和所处历史条件，它的组成和整个特点来看，公社以及产生公社的革命，同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随后的专政如此不同，因此把后者捧为公社的再现，这是对社会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亵渎。
　　对列宁及其一伙在我党第一次伦敦代表大会（1903年夏）上的行为以及后来制造的分裂，我当时就认为是激进派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发展的征兆。代表大会刚结束，当时我们还在伦敦，我就向同志们谈了对列宁以涅恰耶夫和波拿巴的精神进行的，反对所有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的活动的内在涵义以及这种活动取得的成效。同时，我在《火星报》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历史上出现两次的事件，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由现。
　　但是，历史的笑剧也各个不同。布尔什维克们的激进主义，是对其原型的可怜的拙劣的模仿：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以沽名钓誉的“英雄主义”^[4]和超人的不道德思想作为它的心理学基础，雅各宾派获得政权是法国大革命实现其基本方针的结果，这里要记住两个要点。第一，雅各宾派的实际目的和政策同他们的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不是完全矛盾的，两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们说来，情况恰好相反。第二，雅各宾的统治并不表示某一派或某个集团掌权，没有用武力排斥或镇压任何支持过革命的其他民主派；相反，雅各宾派是由革命民主主义的所有主要成员组成的。而布尔什维克则用暴力独霸大权，排斥整个社会民主党，成了独裁者。
　　在革命前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已惯于如此行事，列宁及其战友就是靠党内政变和波拿巴主义以及涅恰耶夫主义的方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说一不二的独裁者。早在三月革命时，列宁主义者就开始运用蛊惑术进行斗争，力图把整个社会民主党置于死地，经过多年党内的权力之争，他们煽动的技巧和方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蓄意乘党困难之机，出来夺取全部政权——这一切竟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实早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一步步地背叛马克思主义了。
　　而对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的最大背叛是，当先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专政打算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立共产主义。我无需提醒你们，当马克思主义刚一传入俄国时，它就同主张俄国历史上必定由封建主义和半原始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展开了争论。列宁及其御用文人也积极參加了那场论战。结果，他们使十月革命道路永久化，犯下了彻底背叛的罪行，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以沽名钓誉的方式进行可耻的冒险活动，这同他们的恐怖政体以及所有其他罪行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十年前，我曾把列宁主义者比作社会民主党内的黑帮百人团之流的双料罪犯，并非仅仅出于辩论时激情的冲动，而是出于深深的信念。这个比喻对于他们现在夺权和维持政权所釆取的措施，基本上也是符合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法国雅各宾派那样，是唯一为完成革命所赋予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到底的集团，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其他人会容忍这些措施和现政权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1792—93年的雅各宾派一样具有历史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党反对他们就会扮演吉伦特派^[5]的角色了。吉伦特派（尽管他们的动机不是为钱，也不是自觉地同资本家联合）所代表的与雅各宾派所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我们完全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对口头上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的亚洲专制制度。
　　如果布尔什维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真正认真在完成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象雅各宾派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反对他们，实质上就是反革命，因而加入他们的行列，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我们无论如何曾经反对过他们，现在就必须以谨慎的、忠实的和积极的态度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会对发动叛乱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议加以拒绝之后，阿克雪里罗德接着写道：〕
　　当然我反对集中社会主义反政府派和要求民主的群众中的不满分子的力量来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但这决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起义反对的是声称和整个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反政府派代表同一阶级的那个政权，必然是非法的、反社会主义的或反革命的起义。首先，我不承认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别看他们颁布法令，召开正式的“代表大会”。正如我两年前说过，并在伯尔尼会议上又重复过的那样，我确信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专政。后来我们目睹了所谓的苏维埃政权的蜕变，我的这一信念比在伯尔尼会议时更坚定了。您说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贱民和虐待狂”的政权而加以解散，但是您和身居俄国的其他朋友们一定还记得，早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我就极不赞成对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那种广为流传、信口道来的看法，后来我曾清楚地、合情合理地叙述了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历史实质及其背景。我向考茨基表明我的观点说：“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布尔什维主义，它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不可轻易或随便作出判断”。但是，我立即补充说，“解释和理解它是一回事，认可或证明它是正确的却是另一回事”，等等。一些自然现象，如一块引起瘟疫流行的沼泽地，一次吞没整个整个城镇和地区的大地震；—些事件，如世界大战，匈奴和蒙古人的侵略——它们的原因和后果都很重要，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人们想起它们时并不是非得表示钦佩或敬畏不可。当我们发现有些人、有些集团在摧毁人类的文化和进步的基础，使早已过去的时代的那种野蛮和残忍死灰复燃，我们有责任给这些行为以应得的惩罚。
　　据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将它推到前台的具体理由，与布尔什维克通过残酷无耻地欺骗无产阶级和军队的广大群众，用罪恶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蛊惑宣传来取得政权的事实毫无关系。现在他们掌了权，他们为了要保住政权，把一部分人变成他们的御林军，同时腐蚀另一部分人，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与布尔什维克专政紧紧连在一起，就象旧地主、职员和官吏与沙皇制度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另外，如果广大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稍有不满的表示，布尔什维克就采取恐怖、极度专横和非人道的镇压手段。我很乐意相信，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这三年里，原来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贱民，全部，或绝大部分已经变成这个政权的“虔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成了一个很体面的阶级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三年期间，一大批真正的或者半心半意的布尔什维克摇身一变，变成一伙在军事、民政和警察部门把持各级职务的贱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支生力军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支队伍及其指挥员中有多少虐待狂，但我坚信已故的讨厌的乌里茨基^[6]是个虐待狂，捷尔任斯基^[7]是个道地的心理变态者，在数不清的契卡中有不少这类人物，而且男女都有。另一方面，我承认，可能还会有极少数布尔什维克仍然认为现政权是必要的、有益的。
　　的确，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的黑帮百人团，对待他们占领区的居民同最狂暴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一样残忍，有些地方甚至犹有过之。当局就利用这些事实以及波兰的进攻来瓦解或削弱一部分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现在甚至可能有——目前还很难断定——一种亲布尔什维克的爱国主义正在特权分子之外的少数居民中崛起。在沙皇制度下，90%以上的工人农民毕竟是全心全意忠于沙皇的，而且坚决捍卫那个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制度。贵族、官吏和职员中也不乏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忠实虔诚的支持者。然而，当时的革命者，连自由派在内，谁也不曾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作“全民的”制度，或把沙皇的专制制度或“专政”及其官僚政治说成是代表人民的专政，或退一步，说成是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的专政。恰恰相反，他们抱定宗旨，要使人民摆脱这种专政，同样，谁也不曾想把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当今这些独裁者，披着革命的外衣、炫耀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厉史，乞灵于革命词藻、繁文缚节以便欺世盗名，因此，我们义不容辞，必须剥去他们的画皮，还他们以罪犯和骗子的真面目，将他们专政的真实性质公诸于世。实际上，这是一小撮人的专制统洽。这伙人腐蚀了千千万万正直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各种小资产者，将他们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作为这个政权的可靠支柱，使它能对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的民族，包括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对我来说，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办法去战胜布尔什维克，显然仍是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因为苏维埃政权和沙皇制度一样不能（或许更不能）自行结束其暴政，因此，它也和上届政府一样，注定要被暴力所推翻。推翻沙皇式的官僚独裁政府的只能是革命的运动，可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中也还有反革命分子。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政权的敌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两个营垒；资产阶级反政府派虽然与社会党相去甚远，但不失为进步的，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它还是革命的。因而，社会民主党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情况下支持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是合理的。实际情况恰好是颠倒的，是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支持了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从总的方面来说，或从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以便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反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站到了反革命一边，他们想利用布尔什维克的被推翻来建立反革命专政，并彻底摧毁民主主义。唯一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力量，就是旨在摧毁布尔什维克专政、必要时象推翻沙皇制度一样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广泛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创造了种种条件，群众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要掀起具有广泛基础的独立运动，使它作好准备以便成功地向现政权进攻，比在沙皇统治时代、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而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又处于比革命前强大得多的地位，因此很有把握在任何叛乱中起主导作用，而且一旦成功，民主将被彻底摧毁。
　　如果社会主义反政府派集中全部或大部分力量来组织武装起义，军事谋反等，反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一旦取胜，就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后果（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要强调指出，你〔马尔托夫〕和我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一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新的民主革命，就不能从“苏维埃”专政中解放出来，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和社会党都受制于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不可能计划进行革命，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绝路逢生呢？一个办法就是国际社会主义干涉，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即使最温和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反政府派也采取的那种恐怖镇压，恢复2—3月革命的政治果实。遗憾的是，关于布尔什维克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权的错误说法，在世界各地散布甚广，国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对苏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使西方的一般社会党人摆脱这种危险的错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我建议社会党，当然还有工会，联合组织派遣一个人数众多的国际使团到俄国去，从各个角度全面考察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作用及其实行结果，向西方无产阶级汇报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处境和心情。

　　《P·B·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同它的斗争》，见《社会主义通报》第6期（1921年4月20日）第3—7页；第7期（1921年5月4日）第4—5页。

^[1]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2] 奥托·鲍威尔（1881—1938）是奥地利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

^[3] 弗兰茨·梅林（1840—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4] Herostratism：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沽名钓誉。

^[5] 吉伦特派是1792年法国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与雅各宾派相比）。

^[6] M·S·乌里茨基（1873—1918），左派共产党人，彼得格勒契卡的负责人。1918年8月30日被恐怖主义者暗杀。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俄国革命和政治领袖，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同时在报纸《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是人民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全俄制宪议会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他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总部。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7]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是契卡的最高领导人。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