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三部 政治 第九章 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在这段话中，年轻的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认识和实践是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才能使人们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也就是说，改变客观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发展必须与其内在的可能性相一致。马克思认为，理论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它也将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得到修正。任何一种新的、可能更高级的理论的产生都将被用来指导人们的更高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满足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要求，也满足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求。它可以激发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于那些带有强烈的政治热情的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为革命家、理论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标淮。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符合客观实际，列宁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恰好符合这个要求。由于李大钊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又由于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还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阶段，他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产生浓厚的兴趣，便不足为怪了。 1919年夏天，在他和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很多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对大多数人仅仅谈主义是不够的：“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认为，理论在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将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2]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以后的岁月里，李大钊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这种丰富和发展就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受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思想的影响，也不能全部满足纯理论上的需要。他热切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体系。他完全赞同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成改造世界的实际运动。 我们要理解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所鼓吹的革命战略，首先需要涉及的问题是，李大钊的革命战略是否出自列宁的战略构想，其理论是否以列宁业已提出的革命战略为依据。因为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适用于中国和“非西方”世界各地区的革命理论，他受到共产党人的尊敬和信任。列宁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策略的修正，它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的原理，这两条原理尤其适用于中国。首先，列宁在他所勾画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框架中，强调了在“落后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帝国主义论》中详细论述了这方面内容。其次，列宁通过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构想，强调了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理论特色在于他强调党组织概念的学说。简单地说，作为一种服务于革命精英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方法，列宁的党组织概念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并且能够相当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众所周知，列宁主义的这种组织手段对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被他们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如果将列宁主义看做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毫无关系的、夺取权力的有效的组织手段，那就会把各种权力追求者变成为“列宁主义者”。然而，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特殊的政治组织手段，是建筑在最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列宁没有详细地论述这些理论的含义，但是他在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一文中，相当真实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构想。也只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后来，他在革命战略上出观的偏差亦导源于此。 《怎么办？》一文直接涉及到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的自觉性是如何形成的。列宁试图将“自发性”和“自觉性”两个概念与他所最关心的两个社会集团——城市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统一起来，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工人是唯一有“自发性”倾向的阶级：“‘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3]因此，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它不可避免地是客观物质因素所导致的后果）是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觉悟的基本先决条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者，正是他们对无组织的群众运动施加革命的“自觉性”影响。在列宁看来，这种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他指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4]
可以说，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的革命作用是列宁主义最显著的特色。像青年马克思那样，列宁强调自觉性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认识源于黑格尔哲学。正如列奥波尔德·海姆松〔Leopold Haimson〕所指出的，列宁作为唯意志论的信奉者，他对黑格尔哲学颇感兴趣。他们都认为意识不单纯是一种本质的反映，也是一种外在于本质的现象。但是，马克思却认为，自觉性体现于无产阶级自身。而很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少倾向于重视历史自身所发生的作用。列宁则毫不犹豫地把自觉性的増强同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历史作用在于将自觉性注入工人运动。列宁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与群众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他的建党理论。由于列宁担心出现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压倒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性”的危险局面，并且对工联主义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忧虑。他号召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利用它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与宗旨灌输给工人群众。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5] 列宁认为，只有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使他们的“自发倾向”变成有革命意义的政治行动。他说：“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的自发的爆发。”[6]在这里，群众指的是无产阶级，但它只是列宁主义革命策略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再是革命的原动力。真正的原动力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优秀分子，正是他们，有能力向“群众”灌输“自觉性”，领导“常备军”。这样，列宁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新的形式，无产阶级由革命运动的主体变成革命运动的客体。 那么，在李大钊关干中国革命的论述和看法当中，怎样反映了列宁的上述理论观点呢？应当指出，李大钊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相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李大钊并不重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既没有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主体，也没有将它们看作革命的客体。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整个中华民族，然后是农民，而农民又在整个民族中占压倒优势。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对于组织和训练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李大钊是如何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接受了列宁的观点，强调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特别关心组织建设。 毫无疑问，李大钊非常重视自觉性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注意主体因素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和列宁都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束缚，但他比列宁走得更远。列宁在强调发挥人的积极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在寻找与此相关的客观因素，而李大钊则很少关心后者。他认为，自觉性体现在能够主宰历史发展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是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因为自觉性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他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坚持这个观点，而在他明确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也没有放弃这个观点。1919年，他提出解放农民的主张，但他没有把这种主张的实现寄希望于农民，而是寄希望于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发农村、唤醒农民。他希望他的学生到农民中去，而不能指望那些“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他说：“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7] 以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李大钊基本上沿用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术语。到1920年1月，李大钊开始运用革命“先驱”的概念表示知识分子。他指出，经过五四运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8] 尽管“先驱”一词用在这里清楚地反映了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李大钊的影响，但却没有理由认为他着重强调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思想是从列宁思想演变而来的。李大钊相信，“觉悟”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思想和意愿改变现实。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认识在他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必须指出，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所做的解释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并没有到列宁的著作和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而且，尽管李大钊十分重视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的这种认识与列宁的认识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从实质上说，李大钊正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需要得出了这种认识，他的理论带有他个人思想的特色。明确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分析李大钊和列宁的革命理论存在着哪些相当重要的差异。 这些差异部分反映在李大钊192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史，并且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列宁的生平和他对革命的贡献。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标题为《列宁》的一节中，李大钊没有过多地讲述列宁，相反却用大量的笔墨记述列宁已故的哥哥亚历山大的事迹。亚历山大曾经是革命的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的成员，因密谋暗杀沙皇而受牵连，在1887年被沙皇杀害。李大钊在文章中歌颂了亚历山大的英雄事迹。在他的笔下，亚历山大成了具有自我献身精神的革命楷模，他甘愿放弃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和美好的前程，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李大钊认为，尽管列宁反对恐怖手段、恐怖主义，但他的思想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同亚历山大的思想很相似。李大钊十分注意考察列宁的青年时代和家庭环境，列宁的身上深深打上家庭影响的烙印。他指出，亚历山大的影响和他的死决定了年轻的列宁走上革命道路。李大钊还对列宁兄弟做了比较，他赞赏列宁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品格高尚以及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总之，在李大钊眼里，列宁是一个英雄、一个富有自我献身精神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强硬的、毫无感情色彩的革命组织者。 李大钊并非对于列宁对党的建设问题的特殊兴趣毫无意识。他注意到列宁在1903年曾经鼓吹要建立集中的党，这时正是列宁全部革命生涯的关键时刻。然而，李大钊只是附带地谈到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列出的列宁最重要的19篇著作中，他仅仅承认读过其中的一篇文章，即《国家与革命》。[9]这篇文章无法证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和必要的修正。 在李大钊看来，列宁与其说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革命英雄。他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观点。李大钊经常在他的著作中引用马克思的论述，但是列宁的名字却很少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只是提到列宁同情亚洲的民族主义。1924年，当他得知列宁病逝的消息后，为了纪念列宁，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10]他还说：“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明，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11]因此可以说，在李大钊心目中，列宁能够感染他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真诚友谊，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组织的创新。 那么，为什么李大钊没有把列宁看做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这大概是由于他所接触到的列宁著作是很有限的，唯一熟悉的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它重申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任何非议。即使李大钊非常熟悉列宁的著作，要他不加思考地欣然接受列宁的非正统理论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带有列宁主义显著特征的革命的唯意志论在列宁的著作中通常只是一些暗示，这些暗示又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体系当中。甚至于比李大钊更恪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人也会发现，仅仅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就基本把握他的非正统观点相当困难的，除非是他读过《怎么办？》一书（李大钊没有读过这本书）。 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李大钊为什么忽略列宁的理论创新的话，那么，对于李大钊很少提到列宁对组织需要以及党的作用的强调，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鉴于李大钊和列宁在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在以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上观点十分相近，李的这种做法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李大钊的著作同他的学生毛泽东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几乎完全不关心组织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力量上，根本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党的作用。 李大钊不重视列宁主义理论，这既不能解释为列宁主义理论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说李大钊不熟悉列宁主义理论。如果说，列宁的理论当中有其精华的话，那么，其精华就表现为他的建党理论。事实上，李大钊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自己正是根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是这个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当然，李大钊与列宁在建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可能要归于他们对民粹主义理论的不同认识。更准确地说，李大钊没有从民粹主义理论中得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结论。 研究者常常认为，列宁的唯意志论源于俄国的民粹派思想，特别是同俄国民粹派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列宁领悟到很多东西。他确信，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度自觉性的人能够根据他们的思想改造世界。这种认识不仅突出人的主观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一种急切的革命能动性。将它们溶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形成了带有显著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李大钊和列宁都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他们都认为，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将在革命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列宁从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得出了更为激进的新结论。他断言，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同群众的“自发性”是对立的，它们是一对矛盾。正如列奥波尔德·海姆松所指出的，列宁不仅把自发性看作是无产阶级缺乏革命信仰的表现，而且也认为自发性否定了人们摆脱感情冲动的能力。同时，没有引导的、被“自觉性”支配的行动也需要受到党组织的约束。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必须纳入到集中的政党当中，否则，这种自觉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集中的政党可以训练群众的自发性，亦可以训练革命的知识分子，防止他们由于经常的冲动而出现过激行为和偏向。 李大钊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列宁的观点和结论。因为他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作用往往要联系民粹派的基本观点，而列宁不同意这些观点。比如：民粹派认为，人民群众自己具有潜在的“自觉性”，不能人为地约束这种自觉性，必须发挥其作用。民粹派的这种认识在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中有所反映。李大钊认为，“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12]。因此，应当提倡“唯民主义”。 在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并没有抛弃民粹主义的观点，仍然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拥有“共同意愿”的统一体。这种认识不仅残留在其思想当中，而且由于他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使得这种认识变得更为强烈了。互助论的主要内容是：整个人类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合作精神在形式上表现为存在着一种“共同意愿”。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释时，他发现仅仅有从现存经济基础出发而建立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无产阶级乃至全中国人民潜在的精神力量。为此，他采纳了互助论。 如果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意愿”和潜在“自觉性”的整体，那么这个整体在革命过程中应当包括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是其中的精华，只是人数有限。但是他们的作用却尤如施放群众自发感情的催化剂。所以，当李大钊在1919年2月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时，他没有谈到需要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机构，使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相反，他设想，一旦知识分子的启蒙驱散乡村的“黑暗”，农民就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月以后，李呼吁他的学生到农村去接近那些“苦痛和悲惨的人”，并且向他们保证，尽管社会是黑暗的，但所有人都有“不灭的人性”。年轻的知识分子“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13]李大钊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看作是一种促进作用，它能重新唤起人们的自发力量，这种自发力量大概就是潜伏在人们心中的“不灭的人性”。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不同意用组织观念约束群众的自发性。他正是带着这些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也成为他的革命理论的基础。 在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上述观点被视为激进民主主义观点的变种，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在其思想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李的著作充满了对民主的浪漫的描写，1922年，他曾经写道：“‘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惠特曼辈搏扶摇上九霄。”[14] 李大钊关于民主“不单纯是政治制度”的论述不仅反映了他对于任何形式的组织约束的厌恶，也反映了他的民粹主义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要求人民的精神和意愿不受压抑，不能把民主简单地看作是外在的组织形式。1923年1月，他发表了《平民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并不表现为多数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少数人，它只是意味着要达到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此外，李大钊还坚持要把民主翻译成“平民主义”，而在当时，民主一般被译为“民治主义”。他指出，民治主义与古希腊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系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的组合。但是，民主的概念从古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尽管统治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中仍然存在，但是当代真正的民主已不含有任何统治的意思，统治与被统治的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15] 李大钊把“民主”（平民主义的现代形式）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两种正在汇合的广泛的革命潮流。他坚定地认为，它们都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们的目标是“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消灭把人类当做工具的制度。[16]为了描绘未来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美好憧憬，李大钊又借助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乌托邦思想。他将“真正的民主”明确规定为“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17]。他还提出：“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18] 尽管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鼓吹的乌托邦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它还是反映出李大钊政治观的非列宁主义特色。因为《国家与革命》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写成的，这本书所宣传的乌托邦思想同列宁自己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就列宁而言，《国家与革命》中所表现的激进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暂时背离了列宁自己早已确定的革命道路。而对李大钊来说，这些乌托邦观点正是他所信奉的革命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李大钊的革命理论固然并不完全来源于列宁，但他同列宁的观点有着很多重要的联系。像列宁那样，他非常重视思想的作用和人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改造、政治改造中主观因素的作用。他们都是唯意志论者，把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教导视为使理论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特殊要求。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自觉性”将在现代革命进程中起“先锋”作用。然而，透过他们对于“自觉性”作用的一般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区别。列宁为了克服在民粹主义传统中由于过分崇拜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性而导致的杰出人物与民主倾向之间的矛盾，主张组织一个集中的党，这个党能够将自己的世界观灌输给人民群众，并且善于控制和巧妙地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李大钊则没有能解决好上述矛盾。他曾试图把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潜在的“共同意愿”与“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调和在一起。他相信，自觉性并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属性，而是所有人固有的属性。只有在革命和改造的过程中显现出普遍存在的自发性力量时，知识分子才有必要介入，努力发挥人们内在的自觉性。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需要包含着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和监督。李大钊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列宁关于党必须发挥集中统一作用的教导对他也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李大钊关于革命进程的民粹主义观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是强加给他的。但是，对待强调纪律和组织约束这类问题，李大钊总是十分嫌厌的。而这类问题正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从总体上讲，李大钊在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与人民群众的“自发”能力和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民粹主义观点，认为这种关系是不确定的。他与列宁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对发展中的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特殊原理的不同解释。 注释：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2] 《李大钊文集》（下），第33—34页。 [3]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8页。 [4]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9页。 [5]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28页。 [6]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66页。 [7] 《李大钊文集》（上），第666页。 [8] 《李大钊文集》（下），第208页。 [9] 《李大钊文集》（下），第480—481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第707页。 [11] 《李大钊文集》（下），第709页。 [12] 《李大钊文集》（上），第124页。 [13] 《李大钊文集》（上），第667页。 [14] 《李大钊文集》（下），第569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第589—590页。 [16] 《李大钊文集》（下），第592页。 [17] 《李大钊文集》（下），第503页。 [18] 《李大钊文集》（下），第5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