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献的说明

杜蒲

当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陆国燊博士嘱我就莫里斯·迈斯纳敎授的《毛的中国及其后》一书中所使用的文献作一简要说明时，我不假思索地就应承了，这确实是一件对读者有益的事情。但当我为此重新浏览全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时，面对如此众多且内容广泛的文献，一时颇感踌躇。一般而言，西方学者著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注释、文献和索引，迈氏本书尤为如此。此书叙述的是一个数亿人口国家上下五十年的历史，而且是一部他国历史，其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社会领域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然而，通览全书，作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史料信手拈来，评议随境而生，毫无生涩之感，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研究功底深厚，而且非常善于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通晓相关文献。总的来说，迈氏在本书中使用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中国官方公布或出版的文献

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7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61年）；《毛泽东选集》（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献选编》（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73年）；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数》（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历史的审判》（1981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84年）等。

这类文献主要代表中国官方的理论、政策和对国家历史的诠释。掌握这类文献，是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史和中国现实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这类文献易于受政治条件的制约，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立刻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收录毛在1950年代的讲话和文章，是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但因内容包括一些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随后便不再发行。

第二类：海外出版的史料文献

主要有：鲍伊与费正清编：《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哈佛大学，1962年）；博伊德·康普顿编：《毛的中国：党内整风文件，1942—1944》（华盛顿大学，1966年）；《毛泽东思想万岁》2卷本（台北，1967、1969年）。香港联合研究所编：《共产党中国人名辞典》2卷本（1969—197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2卷本（1971年）；陈志让编：《毛著作：选集与传记》（牛津大学，1970年）；施拉姆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1956—197》（企鹅书局，1974年）；莫斯·罗伯茨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纽约，1977年）；韩丁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0—1979：文献概述》（学术资料，1980年）；切斯特·程：《不同政见文选：自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斯坦福，1980年）等。此外，海外情报部门搜集到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数据也属于这类文献。

这类文献的主要特点是提供了许多未曾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和文件，对历史研究十分珍贵。但文献的来源一般不明确，部分文献不够准确，引用时往往要进行比较和考证。

第三类：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提供的资料

例如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1981年）；苏绍智：《中国与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生》（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许涤新：《中国探索经济增长》（北京，1982年）；薛暮桥编：《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香港，1982年）等。

这类文献一般较为准确，但由于其作者的背景往往代表着中国官方的立场，因此，易为海外研究所忽视。但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中国大陆学者的见解越来越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视。

此外，还有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到海外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大陆学者，他们一般不代表官方立场，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在社会主义中国从革命干部到技术官僚》（加利福尼亚，1991年)；高原：《自来红：文化大革命编年史》（加利福尼亚，1987年）；崔之元等编：《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1998年）等。

第四类：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这是迈氏本书中参考最多的文献。

主要有：费正清：《人民的中国与美国》（哈佛大学，1967年），《中国瞭望：中美关系的形象与政策》（纽约，1974年），《美国与中国》第4版（哈佛大学，1979年），杜希德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纽约：剑桥大学，1978—1991年）。施拉姆：《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1963年），《毛泽东》（纽约，西蒙，1967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9年），《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伦敦大学，1984年）；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哈佛大学，1951年），《共产主义与中国：涌动的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68年）；麦克法夸尔：《双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卷（伦敦，1974年，1984年)；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剑桥大学，1983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分配》（剑桥大学，1983年）；邹谠：《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芝加哥大学，1986年）等。

这类文献多是出自西方较有影响的学者，不少人是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从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角度，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其见解不仅在西方受到重视，也为中国大陆的学者、甚至于领导人所重视。

第五类是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记述

主要有：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38年），《红色中国散记，1936—1945》（哈佛大学，1957年），《大河彼岸》（纽约，1961年），《漫长的革命》（纽约，1972年)；卜德：《北京日记》（纽约：1950年）；米达尔：《一个中国乡村的报道》（纽约，1965年），《重返中国乡村》（纽约，1984年）；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波士顿，1969年）；内特·李、白杰明编：《受伤者：文化大革命的新故事》（香港，1979年）；包德甫：《中国，苦海余生》（纽约，1982年)；林培瑞：《北京夜话》（纽约，1992年）等。

这类文献都是作者依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而撰写，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内容丰富生动，不乏独到见解和分析。这类文献弥补了许多西方学者缺乏对当代中国的直观认识的遗憾。

此外，迈氏在书中还参阅了一些在海外的不同政见者或为官方所不容人士的著作，如阮铭的《邓的帝国》（西点，1994年），方励之的《推倒长城》（纽约，1992年），以及曾当过毛泽东保健大夫的李志绥写的《毛主席的私生活》（纽约，1994）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在翻译本书及对其文献作分类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许多西方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的著作里，直接使用官方公布的材料或说法作为论据的似乎不多，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很多学者尽可能使用所谓民间的或内部的材料，或是引述当事人的采访，以避免给人以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口实，力图保持其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但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特别是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或敏感历史人物及重大决策的档案多数还没有公开，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改观，但从研究的需要来说，还远远难以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这里，有中国文化中为尊者讳的影响，但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幸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毕竟有了长足的发展，言论自由和市场化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用自己的话、按自己的理解来叙述当年的历史，那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各种回忆录也使大众对那些始终像雾一般的人物有了多层面的了解，为理解他们的行为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使当代人对历史过程的了解更接近于真实。

然而，迈氏不同。他尊重当事人，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观点、立场和解释，然后用他们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加以对照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他所说的：“我试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宣称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目标，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历史的评价。”因此，在他使用的文献中，他以官方公开宣布的发展路线和实行的政策为出发点和立论的根据。我们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公开的文件，因为这些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大政方针，而这恰恰是决定共和国历史的主要因素。他没有更多地涉及到中国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内幕，这正是当今许多学者所热衷的，在缺乏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很多这类的解释不免流于推测；他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及其鲜为人知的私生活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毕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决策结果及其实施，才是真正影响一个国家和千百万人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这正是迈氏此书的一个明显特点。

从书中不难看到，迈氏对他所写的人民共和国历史倾注了深深的感情，惟其如此，你或许不同意本书的观点，但却不能不为作者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深切关注所折服。

但他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批判家，他以近乎于苛责的目光审视他书中人物所说的一切，然后与历史事实及其后果所映照，找到常人所不易发现的矛盾，做出一个思想家合乎逻辑的判断。

迈氏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尊重历史事实，他的立论、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历史材料支持和事实的基础，因此，当新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进程与他最初的观点相悖时，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对任何历史学家都是极其痛苦的。迈氏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陆还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外界对大陆的了解十分有限，他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材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各种红卫兵组织编印的材料，这些材料陆续流向海外，如台北在1967、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1956—1971》，以及一些西方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中国生活的日记等。他在这一版中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官僚体制支配的社会，它既不像是资本主义，但也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986年，“基于在后毛时代初期得到的关于毛时代的新资料，特别是关于不幸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0)和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资料”，在对全书作了较大修订后，出版了本书第二版，迈氏认为，庞大的共产党官僚机构，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实行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市场化不过是中国民族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权宜之计。在读者看到的这一最新版中，迈氏根据自己掌握的文献和过去20年中国的实际变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结论，他现在认为。共产党的中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代表和推动者。从理想出发，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始终尊重历史文献和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