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市场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1978年底，邓小平以提倡“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象登上权力高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承诺，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邓小平因此而赢得了城市的民心。邓的政权将领导一场在世界历史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将使中国人民走上相对（且不论贫富悬殊）繁荣富裕的道路——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的诺言，在邓的中国都没有兑现。

邓第一个背弃的诺言是民主。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三个月，邓便着手对付拥护他上台的政治联盟中最脆弱的成员——民主运动中年轻的活动家。正是他们，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中写下了充满热情的政论文章和动人心弦的诗篇，他们为1978年下半年支持邓小平的运动注入了最大的热情和活力。1979年3月，以魏京生被捕为信号的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预示了后毛时代未来中国社会的特点。

诚然，在邓小平的统治下，总的来说，党和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比过去有所松动，释放了成千上万名政治犯，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过去宽松，这当然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收获。但是他们的民主权利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新政权反复强调，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改革”，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并不是指他曾许诺的、许多人以为是邓的目标的民主化进程。他的政治改革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这种原则和纪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二，是指通过党的干部队伍（用邓的话说就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使党的统治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简单地说就是，无论经济改革走得有多远，党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根本的变化。要保持用列宁主义思想改造和武装的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

如果说邓的“社会主义民主”中还有一些民主的内容，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最多也只有一丝影子。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当邓小平和他踌躇满志的同僚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政策时，他们热衷于经济权力下放，对尝试用市场手段打破僵化的中国那种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兴趣日浓，但对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毫无兴趣，因为这种改造将使生产者获得支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产品的手段。

为什么不使用社会主义手段来解决问题，其原因值得人们深思，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清是其中原因之一。在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社会主义”的概念都被扭曲，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国家对生产的支配程度。对于把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归结为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改革者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毫无吸引力。社会主义是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国家对生产进程的支配。但是，即使那些对社会主义有这种正确认识的人，也不愿意诉诸社会主义的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手段以政治民主为前提，因而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直接挑战。确实，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双重的挑战，它既威胁到原有的经济体制，也威胁到共产党官僚的政治权力。此外，以工人和农民支配为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先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感到恐惧。无论中国的改革者最初有多大的气魄，他们也只能在实际存在的经济模式中进行选择。

所以，在三中全会时，政治上取得胜利的邓阵营里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对改革进行探讨中，没有认真考虑过用真正的社会主义选择取代指令经济模式。只有在现存政治体制中能被接受的改革措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包括各种下放经济权限的方式和引进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对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有着特别的诱惑，因为当时在全世界，正是新自由主义把“市场的魔力”捧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时刻。

在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早期，曾有过经济管理权限和决策权限下放的实践（特别是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激进的下放措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并没有对党的领导造成威胁——当然，在具体方案上，权限下放会使某些官僚部门受益，削弱或影响其他部门的利益。市场也并非像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的那样，会对共产党的政治体系构成道义上的威胁。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成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工农业产品的数量，改善产品质量，同时又不会削弱党的权力或国家对经济“指令高度”的控制。总的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共产党的国家在政治上依然居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依然掌握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此外，许多在最初对市场关系持怀疑态度的党政官僚（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既得物质利益），很快就感到市场经济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当然，很多官僚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谋利，大捞一把，这个问题下面将作简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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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市场当然地是与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2]市场经济必然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导致出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清楚。但是，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同事没有设想中国未来要走资本主义。虽然一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像卡尔·里斯金形容的，热衷于“散布一种关于市场奇迹的天真观点”^[3]，但内在的价值观又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能鼓吹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政权，相反，他们把市场机制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作为打破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加速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进而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根本的物质基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经验，进一步增强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信心。但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有限成就，被西方持同情态度的评论家大大夸张了。

为了给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方式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目标寻找理论根据，邓时代的理论家求助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与毛时代不同。邓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19世纪其他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大工业及与此相应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它是未来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代表——的基础上。所以，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在社会上具有怎样的破坏性和非人性，它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必然的和进步的阶段。实际上，马克思的许多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都可以理解成（中国现在实际上也是这样理解）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的赞扬。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者援引马克思的权威作为选择资本主义手段的依据，他们也常引用列宁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这一类著名观点，如“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4]

在从马克思主义中为市场改革政策寻找理论根据的过程中，邓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中国封建传统的有害影响。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失败，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中，依然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残余”——因此它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的最大障碍。毛泽东短暂的不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封建思想”在人民共和国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毛时代后期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大敌，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仍然是需要的，起着进步作用。至于他们提倡的资本主义方式与他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否一致这个棘手问题，改革派基本上缄口默言。

市场改革政策的另一个准马克思主义的依据，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命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最终也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当然，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对八大的这种提法不以为然，不久即否定了八大的观点：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是，1978年邓小平大权在握后，他在八大提出的观点重新成为后毛时代初期的主要思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所有的社会考虑（以及社会主义的考虑）都要服从于迅速发展经济这一根本任务——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我们将要谈到的，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这一命题经过精心雕琢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在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外表下），为把国民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提供了理论根据，丝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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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笼统地提出了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的方针，正式批准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计划，1979年，经济改革正式启动。这种笼统的提法，既照顾到市场改革提倡者的要求，也使那些坚持以中央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人能够接受。不过，最初的改革是为了纠正毛时代遗留的经济领域内比例失调的问题，主要靠行政措施解决，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采取市场机制的问题。1979年春季，新政府把华国锋的十年规划抛在一边，开始大幅度削减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投资，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政府还采取措施，有效地降底了“积累率”，即国家为扩大生产能力而调拨的社会产品的比例。积累率在毛时代越来越高，在华国锋执政时达到最高峰，严重地抑制了消费，这种趋势现在得到扭转，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按规定上缴国家粮库的粮食价格提高了20%，超出定额的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50%。此外，农民可拥有的自留地从占可耕地的5%增加到15%，国家对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也不再过多干预。国营工厂实行了新的奖金和分红制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分配，城市工人也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不过他们的受益程度远远比不上农民。

邓政权最初的改革政策促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消费能力增强，这又促使消费品的生产和进口空前繁荣。1980年代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消费品亦呈购销两旺形势，这是1979年政策调整的直接结果。

虽然消费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收入增加，但在邓小平政府的大力鼓励下，以惊人速度蓬勃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城乡私有企业也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代初期，除了农村集贸市场迅速繁荣发展外，在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出售各种商品和食品的摊贩，私人饭馆和旅店纷纷开张，各种零售业、服务业雨后春笋般涌现，从理发铺、美容店到电视修理店应有尽有。在松散的集体所有制管理下，传统的手工生产也得到恢复。匆匆建立起来的街道小厂生产着各种家庭日用品，新建立的来料加工制使妇女在家里就可以制作衣服。

政府所以鼓励这些私人或所谓集体企业的发展，原因之一是要填补经济中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在毛时代的后期，私人商店和集贸市场都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居民常常要走很远的路到国营商店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与那些冷冰冰的国营商店服务员（通常是超员）打交道。政府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减轻城市失业的社会压力。根据官方数字，到1984年，在城市日益繁荣的私人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有400万，在城市“集体”企业就业的人数超过3200万，这种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逐渐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7]随着政府不再限制私人企业可以雇用的人员数量，在私人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成倍增长。到1980年代中期，私人和“集体”企业是城市经济中发展最迅速的成分。

改革开始后一位著名的市场机制提倡者的一番话，典型地道出了在私人企业中自我就业或就业对政府的吸引力，他坦率地评论说，对于这些工人，“国家不用再给他们发工资了”，^[8]国家也用不着再给数量越来越多的家庭佣人发工资了。在毛时代，佣人并不新鲜，只不过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机关或党政高级干部家中工作的政府雇员。在后毛时代，技术精英、知识分子、中层干部以及比较成功的中国新资本家和在华的外国人家庭中，雇用女仆、厨师、园丁和保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邓小平时代初期，私营个体户的出现为中国的城市增添了活力，外国人热衷于把这种情况与毛时代清苦和单调的城市生活进行对比——即使那些在毛时代从未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对这种比较也乐此不疲。不久，豪华宾馆、夜总会和奢侈品专卖店——还有乞丐和妓女，取代了街头的小摊小贩和露天食摊。进而，中国的城市逐渐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供人穷奢极侈的财富和赤贫现象形成显明而令人痛心的对比，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

1980年代初期，许多西方观察家把中国城市中出现的个体户称颂为充满活力的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迹象。当然，实际上不乏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白手起家最后“致富”，然后被中国和外国的媒体大肆宣传。但是，大多数这样的个体户和私人企业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不是城市的小商业资本主义，而是起源于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外贸和投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和控制开放通道的官僚。

开放政策

1975年1月，周恩来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要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经济目标，需要大幅度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进最新的技术，也许还需要借外资，这就意味着要放弃——或是令其名存实亡——毛的“自力更生”国策。

“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毛的中国有着神圣的地位。不过，自力更生实际也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使中国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被排除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1950年代后期与苏联交恶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也陷于孤立状态，在毛时代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毛主义的革命遗产，特别是延安时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思想，^[9]也许给自力更生增添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并且无疑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在内，为了使社会主义中国免遭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有害影响，愿意为自力更生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无论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毛和他的同僚们采纳了19世纪末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普鲁士制定的保护主义战略，这一战略旨在使工业经济落后的德国实行相对孤立政策，直到其有能力与工业化的英国竞争为止。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其条件之有利，较之1950年代进入有天壤之别。^[10]

但无论其自觉的战略或原则是什么，在机会来临之际，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立即作出反映，使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一行动开始于毛时代的最后几年，始于中美关系接近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北京和上海的访问之后。从1971年到197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两倍多，多数是与非共产党国家进行的贸易。^[11]在过渡的华国锋政府领导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步伐大大加快，如已经提到的，华流产的“十年计划”号召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邓小平的市场导向发展战略及其“开放”政策，使中国迅速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接轨。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三倍多，在其后的六年里又增加了三倍，日本、香港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的来说，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中国所说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可以说交易的各方在每笔生意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引起中国人担忧的不是贸易上的“开放”，而是中国向外国资本开放——为吸引外资而创造的环境和实践，令人不安地回忆起半殖民地时外国势力统治下的通商港的情况，这种现象最典型地反映在“经济特区”中。1979年，政府在靠近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南部沿海建立了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建立了其他经济特区，在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所有沿海地区和一些有选择的内陆地区都对外“开放”了，就是说，这些地区为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力、迅速致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给外国人提供他们在准殖民地环境里期待的舒适生活方式。^[12]

无论是从社会主义还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物。当时，北京政权还感到有必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特区的经济是赤裸裸的正宗资本主义，更加难以自圆其说的，是政府还曾宣布，特区是中国所有城市进行“改革”的榜样。此外，特区还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工人的地方，是中国人为有特权的外国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地方，特区是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不仅当地政府受到腐蚀，党政高级官员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在进出口贸易和其他交易中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他们的那些有经商头脑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反面影响。

然而，除了对特区在经济上是否真正成功仍有待争议外——即是说，特区生产出的资本是否比中国政府对环境的投资数量要多——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从总体上带来了预期的经济利益：为工业企业和各种其他现代化建设项目注入了外国资金，周期性的缺乏外汇状况得到缓解，能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中引进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技术，减轻了中国工人就业的压力。

“开放”政策最重要的成果当然是积累了生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邓小平政权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奇观之一，就是最初积累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政府中的贪官污吏。例如，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后革命时期的新“资产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就是地方官员（及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他们能够用国家规定的低价买进商品和物资，然后再转手以高额市场价格卖出。同样突出的事例，特别是在大众的政治意识中，是高干子女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上的有利位置，能够在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国有企业中充当赚取巨额利益的买办。无疑，这些腐败官和高干子女赚的钱有一部分会流向秘密的瑞士银行账户，如传言的那样，但大多数资金投入到国内各种能赚到高额利润的金融和工商企业，大大加快了资金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速度。

外国资本对生产企业的投资数量也十分可观，而且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保持稳定增长，然后是1990年代初期，在利润驱动下，投资急剧增长。仅仅在1994年一年时间里，中国吸引的外资（340亿美元）就相当于到1989年底为止的前十年的总和。^[13]中国的外资主要来自海外的华人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渠道主要是通过香港。虽然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但到1990年代中期，仅台湾资本家在大陆的投资就达250亿美元，台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福建省。

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单纯是能提供无数的廉价劳动力，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廉价劳动力（甚至常常更便宜），它的吸引力在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一支有着严格纪律性的、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对潜在投资者来说，另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中国政府禁止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中国政府还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和平劳动”的保障。邓和他的继承人强调“安定团结”——对列宁主义专制的委婉表述，这也深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还有直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中国正在发挥它长期存在的巨大潜力，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当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获得的明显经济利益是需要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从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成为一个主要的债务国——虽然中国的外债在绝对数量上是巨大的，但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从人均的基础上或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外债数量还是适度的。^[14]当然，中国对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它对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仁慈的）的依附程度越来越深，而且要受到“国际”（但却是由美国控制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此外，“开放”为政府和非政府的腐败创造了新的机会——虽然如上所述，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条件下，官僚腐败也是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另一个代价是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定量统计）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毛的自力更生政策，无论其付出了什么经济损失，却使人民群众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在一个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支配和欺侮的国家里，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种信念在毛政权的最后几年开始动摇，但是，在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技术当成医治中国问题的万能良药后，民族自信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客观上导致了西蒙·利斯叹息的“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突然再生”^[15]。“盲目崇拜”可能反而导致民族主义，可以预见，在以后的年代里，民族主义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和极端。

然而，埋葬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实行“开放”政策意味着开始一个新的依附于人的时代。与1949年前的中国不同，在野心勃勃的外国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是一个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领导人领导的强大的国家，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能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一个独立的中国，无论其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还有什么缺憾，将永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尽管如此，中国正在与之接轨的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是（还将继续是）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股强大力量。

农业的非集体化

正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和劳作的农村，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力和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从1979年和1980年起，邓政权开始进行农村改革，改革最初似乎是要回到19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为克服大跃进的困难而制定的“调整”政策上，但是农村改革很快就成为一场全面变革的洪流，1950年代和其后建立起来的集体化组织在这股洪流冲击下纷纷解体。到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个体农户生产取代了集体农业生产。

农民劳动与生活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北京领导人的预期，这与过去二十多年的农村人口大起大落的流动情况相似，只不过这次转变的动因不再是受新的社会理想的驱动。农村改革的动因依然是为了使国家能够从农村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为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以四个现代化为名——提供资金。在毛时代，国家对农村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在邓小平时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毛的继承人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现在的农业经济提供不出国家必须的资金。因此，最根本的第一步，是要调动农民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为现代经济发展筹措资金。用新的手段实现旧目的，就是在国家指导下使农村经济商业化。

三中全会后，国家马上采取措施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国家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定价，放开农村集贸市场，在毛主义的农业体系框架中，这些“调整”措施都不难实现——但中国的市场改革家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中国的真正问题恰恰在于毛主义的体制，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体制运作方式问题。所以，在1979年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为邓小平改革出谋划策的改革知识分子，对集体农业进行了全面公开的批判。

按照这种批判的说法，在1955年和1956的所谓“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基本理论，在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强行建立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此外，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对“中农”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十分普遍，打击了农村中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使农业生产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停滞不前，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后期，农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提高，导致社会主义在多数农民心目中失去信誉。除了对集体农业从总体上进行批判外，过去曾大力宣传的毛时代自力更生和社会平等的典型大寨大队，现在被官方说成是“左倾”产物，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也被从中央政治局除名。党对大寨的批判，包括说大寨虚报生产数字、财务违规等，对于熟悉这个曾被广泛宣传学习的典型的历史的人来说，似乎不足为凭。^[16]

在批判集体化的同时，党的理论家把邓小平1956年提出的公式奉为经典，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的这一命题成为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作法的根据，以使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但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批判是对邓这一公式的曲解，似乎只有退回到合作化前的社会组织形式，才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所以，他们提倡退回到家庭农业形式，认为建立在个体农民所有制基础上的商业化资本主义体系，不仅更适合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能够激活市场的能量，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推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开始在中国农村进行重大体制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根据“责任”制，个体农民与生产队签订关于使用队里一定数量的“集体”土地的合同，合同中规定农户应将一部分产品交给生产队，除用于上缴国家的税收和定购的粮食外，其余作为生产队依然承担的集体福利项目的开支。过去属于集体的家具和牲畜也都分给了农户，农民们又开始了个体农业生产。除了上缴生产队的部分外，农户可以自由地在这块土地上做他想做的事，可以选择任何方式处理他的剩余产品。

虽然在早期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制”试验，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自己作主分了土地，但直到1980年秋季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后，这种体制才迅速为各地所采用。尽管最初规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本着自愿的原则，并主要适用于集体化搞不下去的贫困地区，但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就成为强制性的，在1980年代初期就迅速在全国普及。地方农村党员干部生怕被当成“极左分子”而受到排挤，十分卖力地贯彻新政策（有时强迫不情愿的农民执行），以显示自己对邓政权的政治忠诚。到1983年底，全国98%的农户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1955—1956年的集体化运动十分相似，去集体化也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完成的，这种作法曾被认为是左的错误，因地制宜的政策原则完全被置于脑后。

里斯金将最初取代集体农业经济的体制称为“生产队和国家为地主的佃农制”^[17]，这是十分贴切的。但是，佃农已不再是耕种着等份土地、彼此之间毫无差别的农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农民中的经济与社会差别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并不是所有在承包责任制下签订的合同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政府关于发展专业户和促进农村市场发育的政策鼓励下，许多农民致力于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种植经济作物、搞粮食加工、开办小工厂或修理店，还有一些农民把精力放在贸易和交通运输领域中的各种新生意上；总的来说，比起那些依然守着土地、种植粮食和其他基本农产品的普通农户来，这些所谓的“专业户”和各种生意人日子要过得更好。第二，1983年，政府为了解决农户缺乏劳动力的问题，特别是为了鼓励那些雄心勃勃、有企业家经营头脑的农民——他们是提供资金积累的大户，允许出租承包的土地、雇用付薪的劳动力。随着政府放宽并最终放弃对剥削的限制后，^[18]新的二手承包人和雇工大量出现。那些拥有良好技能和经营头脑、一有机会就全力施展的人，证明了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句名言的真理性，这句话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官方理论根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农村党员干部在新的商业化经济中占有特殊的有利条件。许多农村干部最初坚决反对回到个体农业经济，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然而，许多干部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是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独特法宝。许多党员干部在领导解散集体经济的进程中，首先确保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分到最好的土地和农机具。他们原来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他们获得紧缺的商品和物资，在越来越兴旺的黑市中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暴利。^[19]

解散人民公社对原有集体企业的非集体化起了主要作用。1982年底通过的新宪法，把原来人民公社的行政职能移交给乡镇或县政府：即中央政府下属的基层部门。公社的政治权力被取消后，它原来行使的集体经济和社会福利职能或是不复存在，或是转入私人之手，由个人、家庭或一些人合伙经营，以赚钱为目的，^[20]甚至医疗和教育机构在农村商业化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到1980年代中期，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私人医生和私人学校，只为能出得起钱的人服务。

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土地使用的私有化，尽管正式的所有者是谁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个体农户最初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通过与生产队（集体化时期留下的一种农村组织结构）签订短期承包合同获得土地，在法律上土地还是集体财产。为了消除农民关于新体制可能是临时的这一担心，使他们不致对土地进行掠夺式使用，1984年，政府颁布政策，允许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到15年。很快，土地承包期又延长到50年，这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可以由后面几代人继承。这在事实上是把土地推向了市场。承包的土地可以转租、买卖和抵押，就好像是可完全转让的私有财产一样。

1980年代初期，新的农业政策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效。从1978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21]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在六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许多农民盖上了新房，消费品购买力大幅度提高，饮食结构有了显著改善。农业经济发展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是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放宽了此前对农业经济施加的压力，但是，这两者都是在集体经济的旧制度的体制框架内发生的。耐人寻味的是，农业生产高潮始于华国锋政权时期的1978年（增长8.9%），1979年继续增长（8.6%），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在1980年代初期以后才普遍实行的。^[22]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也不论地区间发展还不平衡，邓小平时代毫无疑问将被作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时期载入中国农业历史发展史册。

然而，农业生产的进步却未能一直持续。1985年，粮食产量突然大幅度下降，从前一年的4.7亿公吨猛跌到3.39亿公吨，在中国社会引起经济和心理上的巨大震荡。这是自从大跃进以来粮食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令人回想起了饥荒年代的恐惧，也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粮食短缺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那些辛辛苦苦真正在农田耕作的农民来说，市场给他们的回报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在许多农村地区又加剧了干部和农民之间长期紧张的关系，干部要完成国家的定购合同，他们常常在拿到农民粮食后只打一张“白条”代替现金。农民的税收负担过重，1980年代后期，腐败的政府官员又发明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摊派给农民，农民对干部的抵触情绪越来越深。无论如何，自从1985年后，农业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勉强跟上相对比较低的人口生育率。

1980年代中期后，维持农民收入及部分农村地区繁荣局面的，不是农业产量或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是以“乡镇企业”形式出现的农村工业的飞速发展。农村的工业化，是毛在大跃进时期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第十二章已作了交待），它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充分利用农村的闲置资源。同时，农村工业化也是为了实现更宏伟的社会目标、特别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手段。毛时代的农村工业化是比较成功的。到1970年代中期，在采用比较原始技术的社办工厂和队办工厂中就业的人数达到2800万人，几乎占农村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不过，直到市场改革时期，农村工业才真正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邓小平政权的鼓励和资金的涌动中——资金分别来自地方政府、私人资本、外国投资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团体，各种门类和技术程度不等的农村工业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值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代末的短暂紧缩后，1990年代又以年均30%的高速度发展。到1995年，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工人达到1.25亿人，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份。正是这些在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家子弟的工资（虽然很低），成为中国农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把乡镇企业界定为中国经济中“集体企业”的一部分，乡镇企业成为集体企业（其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中的主力军。然而，大多数农村的工厂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是个体资本家和当地政府，所有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运行的。乡镇企业到底具备不具备人们说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疑问——也许是一个至今还悬而未决的问题。^[23]

邓小平时代的农村经济政策付出了社会的和其他方面的代价——也为未来的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去集体化的消极后果之一是19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生育率大幅度增长。个体农业经济使农民希望多生儿子，既为了以后地里有劳动力干活，也为了长远的养儿防老。这是农民对去集体化和返回个体经济的本能（也是十分传统的）反映，但却与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制定的独生子女政策发生矛盾，政府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人口规模稳定在12亿。政府官员强制农民堕胎，绝望的农民溺死女婴，无论如何要生个儿子，这是人类的悲剧。国家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的冲突造成了这种悲剧，而冲突本身则是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引起的。1985年，政府对独生子女政策作了调整，实际上允许农村育龄夫妇可以有两个孩子，缓和了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但却又破坏了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去集体化还损害了其他长期发展目标和规划。由于分田到户，使农村土地支离破碎，特别是在那些根据土地等级不同划出相应比例进行分配的村庄里，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导致许多地区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耕作，严重地妨碍了中国农业机械化长远目标的实现。此外，随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市场驱动的社会中的萎缩，集体资金化为乌有，原来照顾农村老弱病残的集体福利随之萎缩。许多地区原有的大队医疗诊所先后关闭。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由于家庭成了生产单位，农民需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帮助干活，学生的入学率也下降了。没有了公社和大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工程也变得十分困难，例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和大坝。这是1998年华北和华中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原因之一。

去集体化也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例如，由于各地农村都毫无计划地大兴土木盖新房子，需要大量木材作为建筑材料，乱砍滥伐森林（以及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回到个体农业经济，以及一些村庄相对比较富裕，农民把积蓄主要用于盖房，大量占用了可耕农田，使从1957年开始的可耕土地面积的减少达到了警戒线。^[24]

集体组织的解体，当然也瓦解了农民曾有过的集体价值观念，传统的风俗、信仰、迷信和礼仪很快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进行的“农村改革”，却使最典型的“封建主义”思想得到复活，而邓小平和他的市场改革理论家们，一直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危害，认为它是导致毛时代的政治错误和经济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这些旧思想旧观念的复活相比，政府更担心的则是农民在婚丧嫁娶方面的“铺张浪费”——把本来可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农业设备和保水保商的资金都挥霍一空。对农业缺乏长期投资，是自1985年后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集体化的最严重社会后果，是农村中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发展，出现了新的农村阶级差别。中国农村的不平等现象一直就有，但在毛时代，这种不平等主要是地区差别，即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生态环境条件及其他差异造成相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差别，在同一地区内的经济差别是很小的。^[25]在邓小平的改革时代，地区间的差别日益扩大，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别，使自毛时代就存在的这种现象更加严重。邓时代的创新，是在同一村庄、乡镇和地方出现的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越来越大的明显差别，进一步验证了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预言。

率先致富的人所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并不大，但其绝对数量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们善于利用新的市场机制获取利益。这种体制有利于有经济头脑、有野心、身体强壮、有技能、头脑灵活的人以及劳动力多的家庭，那些掌握政治权力或是有政治途径的人在这种体制内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那些地方党员干部，在抛弃了自己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限制后，从集体财产私有化中谋取了最大的利益，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捞到最好的土地、掌握最有利可图的经营项目。农村党员干部是农村新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控制着各种不同种类的赚钱企业的经营。这个新阶级包括的人有：较为成功的各式“专业户”的带头人——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付薪雇用劳力在自己的土地或工厂里工作；各种服务业、商业和企业的老板或承包人；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着乡镇企业的地方党政官员，他们从事一切能赚钱的事，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新的二手土地小承包人，他们把土地转手租给贫困农民，后者才是真正在田里劳动的人。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是一个由不同集团的成员组成的正在形成的农村资产阶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自己基本上不从事体力劳动，依靠剥削他人的劳动生存。这样，在一个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他们承继和延续了最古老的社会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与农村新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是最古老的人数最多的农村社会阶级——农民。农民中的约二亿劳动力依然在田间耕作，大多数都是个体农户。他们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别极大，从“新富裕农民”（主要是政府说的“专业户”）到农村中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赤贫家庭。贫困农民被迫出售或抵押自己承包的土地，加入佃农和打工的行列，或是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在毛时代后期，人民公社至少为农村绝大多数人口提供了起码的社会福利，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村的约四亿劳动力中有近一半是富余劳动力。在新近商业化了的农业经济条件下，这两亿农村劳动力已经无法依靠土地生活，其中一亿人在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和其他在农村的非农业企业中当工人，其余的一亿人（虽然人数随经济形势的情况而波动）变成了新的游民无产阶级，一些人在农村打短工，还有一些人被迫走上犯罪道路，但大多数人最终成为到处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任何他们能干活的工作。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拿着可怜的一点工资，干的是建筑工这一类令中国城市人看来是十分现代和繁荣的艰苦工作。

这样，去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使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由四个差别日益明显的社会群体组成：第一个群体包括各种商业和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精英、地方党政官员、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二个群体是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的数量在减少，但人数仍然众多；第三个群体是工薪阶层，主要在乡镇企业工作，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第四个群体是下层的流动劳动力。这种社会结构对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有利——也有助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的消亡。^[26]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鼓励农村经济的商业化，并对其经济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他们有时也考虑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重新实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问题。^[27]他们强调，农业生产的集体化，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实现，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28]实际上，在1990年代中期，有来自北方一些省的报道说，农民们开始把村里的财产收归集体所有，重新走集体农业经济的道路，这种作法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然而，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会自然地转变成集体经济，在现行的体制下，市场经济正在人们之间产生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别，创造出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日益两极分化的农村社会中，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竞争和市场观念的熏陶的情况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实行集体化，势必要引起社会的暴力冲突。一个以社会安定和谐为骄傲、强烈批判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权，又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真正的阶级斗争创造了社会条件，这无疑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了。

城市工业和劳动力的商品化

批准实行“市场调节”的三中全会刚一结束，邓小平阵营中的经济改革家就向这位最高领导人提交了关于如何用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庞大、低效、技术落后的城市国有企业的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至少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如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再由北京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而是由“自由的”市场力量进行调节，会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他们建议，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各个企业，他们的经营活动将以盈利为目标，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解决亏损企业的问题，后面这点以后没有再强调。企业自由权意味着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决定生产计划、工资水平和产品价格，企业有权支配盈利部分（如果有的话）。此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权根据市场条件和生产效率标准招收或解雇工人，当时称为“打破铁饭碗”，即是说，结束国家正式职工的终身工作制。改革家们称，这样做可以有效地解决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29]

概括起来，这些就是1979年提出的对城市工业按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改造建议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这当然不是他们欣赏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为民族利益服务。市场经济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能加快中国实现“繁荣富强”的步伐。因此，1979年下半年，政府选择了数千家企业作为试点，把它们作为自负盈亏的、有自主权的资本主义经济单位，开始了市场模式的试验。1980年代初期，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广，占国家财政拨款总数16%的工厂和其他企业被纳入这一计划。^[30]

对工业进行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初期改造未能持续很长时间。1980年代末期，由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的财政和社会问题，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在前不久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实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政策，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通货膨胀。尽管根据国际标准来看，官方宣布的物价涨幅（根据官方有保留的数字，全国约为7%，城市偏高一些）并不算高，通货膨胀还是震惊了三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平稳物价的中国人。在毛时代的27年中，消费品物价平均每年上涨的幅度不超过0.5%。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到了警戒线，这对一直循规蹈矩地奉行财政平衡政策的中国政府构成极大压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赤字，包括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关闭效益太差的工厂等，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加剧了长期性的城市失业问题，政府现在承认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达20%以上。^[31]

1980年，在政府全力对付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时，它又面临着重工业产值急剧下降的问题。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过分热衷于纠正重工业生产与消费工业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把重点放在企业的利润指标上——但事实上基础重工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盈利的。1981年，根据官方数字，重工业产量下降了几乎5%，但外国分析家的计算是在8%以上。^[32]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被称之为“重新调整”的政策，中央政府重新对价格、工资、投资和原材料分配实行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是在城市工业中又重新建立了“指令经济”。在恢复了中央计划体制后，工业生产回升。1983年，重工业产量增长了12.4%，轻工业只增长了8.7%。^[33]这种增长速度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与毛泽东时代后期基本相同。

如上所述，1980年代初期，在对城市工业部门实行“重新调整”的同时，政府把注意力放到农业经济的去集体化、促进对外贸易和在沿海地区大力吸收外资方面。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的努力。在对城市工业实行中央计划控制的同时，政府大力鼓励私人和“集体”企业的发展，鼓励外商在城市和经济特区建立合资企业。在城市工业经济中，迅速发展的非国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模式五花八门，但它们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它们雇用的工人来自迅速扩大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在“集体”企业中劳动的工人（从1981年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长到700万）和在新的私人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在1980年代初期，雇用的工人从100万增加到超过300万），拿到的工资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工人，而且他们没有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职业保障和福利保障（如医疗保障和退休金），企业老板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任意雇用或解雇这些工人。他们与乡镇企业以合同制形式雇用的为数更多的领取薪水的工人一起，构成了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成员。在去集体化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流动劳动力，他们在城市之间漂泊，寻找他们能干的临时工作，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庞大。因此，虽然对城市工业进行大范围改革的计划暂时搁置，但在1980年代初期，“铁饭碗”已经开始动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改革者的基本目标之一。

1984年，随着工业生产的稳定，加上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政府又雄心勃勃地重新开始对城市工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官方媒体称，邓宣布深圳的改革是成功的，为中国城市改革树立了榜样。邓的视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动力。随后，政府制定了与1979改革计划基本相似的改革方案，但这一次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远非当时可比：政府进行改革的热情和决心也更大。

改革方案有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企业盈利的主要资本主义原则，相应地，约有四十万个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资、价格和投资的自主权。至少在理论上，衡量这些企业的成败就看其在市场中是盈利还是亏损。

第二，1984年改革方案的目标是建立普遍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朝着建立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方向发展。现在，邓政权提出要“打破”国有企业固定工人手中的“铁饭碗”（借用当时改革理论家的用语），1984年，国有企业职工占中国产业工人阶级人数的40%。然而，这种“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和尖锐的批评，不仅是直接受到改革影响的那些相对有特权的工人反对，而且相当多的党内老干部也表示反对，对他们来说，工人终身的职业保障是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最后，政府作出了妥协：已经进入国有企业的职工依然享受终身职业保障和各项福利，但对新入厂的职工将实行合同工制。在随后几年里，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同制形式纷纷出台：逐渐取代了日益不稳当的“铁饭碗”。^[34]

1984年改革方案的第三部分是“价格改革”，三级价格结构取代了政府制定的官方价格的旧体制。关键的工业产品（如钢铁和石油）价格仍然由政府确定；允许其他工业产品价格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绝大多数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不再由政府控制，允许根据市场行情自由浮动。

城市改革方案，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使中国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五年期，一方面是工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日益加剧的分裂。仅在1985年，本来就已十分庞大的工业经济又增长了20%左右，城市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持续到1980年代末期。虽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在1980年代持续提高，不过，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成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本相对较低），而不是因为城市工业的效益得到改进。^[35]无论原因是什么，在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里，城市工人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人们的饮食结构也有明显的改进，特别是肉类消费数量持续增加，衣服的数量、款式和质量也得到改进。家庭消费的大件，如彩色电视机、缝纫机和电冰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到处是大兴土木的场面，城市居住环境日益改变。

物质进步是真实的，而且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欢迎，但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的，还有反复出现的社会和心理的震荡。繁荣和萧条（官方术语是“过热”和“紧缩”）的交替出现，频率加快而程度加深，给城市居民带来困苦和恐慌。特别是自从1985年实行“价格改革”后，在繁荣阶段后继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萧条周期性地出现。到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认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高达25%，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货膨胀率还要更高。已经饱受桀骜不驯的市场力量冲击的劳动群众，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甚一日的巨大不平等感到震惊。在有钱的企业精英和从“自由市场经济”中千方百计谋取私利的官僚（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充满奢侈品店和夜总会的城市公开炫耀自己的财富）和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靠到处打工谋生的游民无产阶级之间，其贫富差别之悬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大城市相比都不逊色。干部的严重腐败行为使民众感到恐慌和愤怒，从高层到中下层的各级党政官员，运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操纵市场经济，（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率先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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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连串的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波动，城市人民遭受着与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相似的痛苦和不安。工业生产增长率依然很高，但通货膨胀率和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也同样高。在邓小平时代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虽然官方的目标还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很少有人怀疑，在中国城市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建立了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还捧着“铁饭碗”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政府放开了对大多数商品价格的行政干预，商品价格根据市场环境自由浮动；大多数企业按照资本主义的盈利原则进行运作。缺少的只不过是正式由法律确认的财产私有制。但是，即使中国从根本上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我们将扼要地概括其典型特征。

官僚资本主义

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使用政治权力和影响、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谋取私利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历史中，它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许多社会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并不鲜见。有权势的官僚与依附的资产阶级为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谋取利益而狼狈为奸，是二千多年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36]在现代历史上，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资产阶级依附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高官，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中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例子之一。^[37]

然而，共产党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起源却是非常独特的。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是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准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在这段时期里，作为一个有社会功能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如我们在第六章中谈到的，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当时用的术语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余资产已为共产党国家赎买，这个阶级的成员只不过是一小批日益年迈的养老金领取者，靠不可继承的国家债券的有限红利为生。这个垂死阶级日益减少的成员，由于人数太少、年龄过大，承担不了邓小平的市场改革所需要的资产阶级的角色。所以，创造一个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阶级的任务，便由共产党国家承担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早被消灭了的国家里，资本主义行为长期以来声名狼藉并受到压制，因此，新资产阶级最合适的候选人，非日益膨胀的共产党官僚机构的官员莫属。

党的不少、也许是多数官僚最初对邓小平的市场政策持反对的或最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把经济权力从国家和集体组织手中转交给家庭和私人老板，似乎对官僚的权力、地位和收入构成威胁。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人习惯的（许多人依然坚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目标难以相容。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官僚自身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原则似乎完全一致。

然而，不管自己有什么保留意见，官僚们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在“改革”和“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干部和官员们就发现，在市场经济提供的为个人牟利的机会中——实际上取代资产阶级留下的空位，他们占据着独一无二的有利政治位置。许多官员迫不及待填补了这个社会空白，最先干上这一行的是人已中年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子女，包括邓小平和总理赵紫阳的孩子，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充当最能赚钱的买办，主要活动于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外国资本和中国市场之间牵线搭桥，通过促成外国公司和国家贸易机构的生意，接受数目可观的佣金。他们从有影响的掮客作起，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一些人以此为基础，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投资银行建立了联系，并与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庞大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建立了关系。他们利用自己家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猎取的财富，一部分无疑用于个人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海外投资，但他们把积累的大部分资金又投入到国内市场以牟取更大的利润，为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资金帮助。人们把这些有经营头脑、贪得无厌的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子女称为“太子党”，他们是1980年代后期共产党官僚机构中普遍出现的奸商和腐败的最典型的象征，引起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政权的普遍不满，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在政治上的反映。

农村的地方党员干部也感受到手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能为自己带来个人财富。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开始时反对农业的去集体化，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自己失去权力和收入，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感谢邓小平使农业经济商业化的政策。因为解散集体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地方干部有权决定让谁在土地承包和集体财产私有化中获利。因此，在农村的多数地区，最好的土地和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的权利，都由党的干部和他们亲朋好友获得。^[38]他们常常成为有钱的“专业户”的带头人或保护人；他们拥有着建筑豪华住宅的土地和建筑材料；他们（以及亲朋好友）在做生意、创办和经营工厂企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简言之，党政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成为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中最炫目的成员。

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主要由官僚成分组成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政府的市场取向政策，特别是在1984年重新开始工业改革后的政策，也同样有利于那些有着强烈金钱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官僚。价格改革提供了赚钱的绝好机会，它允许多种商品价格随着市场条件浮动——但还保持着平行的政府价格体系。这在实际上使黑市合法化，为官僚们致富提供了最普通、最简单的手段——掌握相应权力的政府官员以较低的国家定价购买商品和物资，然后再拿到市场上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售出。

1984年后，政府积极推进城市改革，鼓励个人和家庭建立私人企业，也给城市官僚创造了牟利的机会。虽然直到1990年代后，党政官员摇身变为私人资本家——当时把这种现象称为“下海”——才成为普遍现象，但在1980年代，党政官员充当由其亲朋好友经营的企业的保护伞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些企业的最初资本通常就是由官员自己提供的，做生意需要官僚的保护伞，官僚想致富也要进一步开拓生意。一些官员实际上就是这些赚钱企业的所有者，但打的旗号却是官方所谓的“集体所有制”。1985年后赵紫阳总理的“沿海战略”，使中央放松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鼓励了地方主义，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39]为官员致富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

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新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新阶级的组成，除了官僚资本家外，还包括人数迅速增长的大小私营企业主、国家、“集体”和个体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是一个其成员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共同阶级利益的庞大复杂的社会团体，并将会继续如此。然而，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已经明显区别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工厂和商业企业的工薪阶层、中下层政府职员、小生意人和流动劳动力。但是，尽管新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但他们享受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仅仅是他们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完全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他们尽情享受着豪华的宾馆饭店和夜总会，拥有新的豪华住宅，在林林总总的专卖店中一掷千金，这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圈中获得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的名声。今天中国城市的贫富悬殊，与大多数西方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大都市一样巨大，而且最为耀眼。邓小平政权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无疑是超额实现了。

在人民共和国，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不只有官员个人或官员集体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经营或赞助私人盈利企业，而且是整个官僚机构本身，无论其是否情愿，都卷入了市场，行使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必要功能。由于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从小学到秘密警察部门的各种国家机构，都纷纷开办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从小商店到生产出口产品的大型工厂，从居民区的小饭馆到接待外国人和旅游者的豪华宾馆。下海经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观是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主力军，除了生产和出口武器外，军队还开办了许多民用品企业，经营着二万多家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的企业或公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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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如此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在西方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市场不但产生经济奇迹，而且还导致政治自由。著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已故的戈登·怀特曾预言，后毛时代中国的市场改革的长远结果，将是“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41]然而，人们只要看一下现代历史发展的记录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42]资本主义可以与包括法西斯政权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政权和谐共存。实际上，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总是循着巴林顿·摩尔称之为“保守的现代化”的社会政治道路，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就是明证，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同样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结果。^[43]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立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与现存政治制度有着利益冲突的资产阶级，是议会民主不可缺少的成分，正如摩尔的总结：“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44]如果说这一事实就是现代历史留下的经验，那么这一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西方国家经典的资产阶级不同，“后毛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是由共产党国家创造出来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的成分是共产党干部及其亲朋好友，他们占据着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利用市场创造的新机会谋取财富。这个阶级只有依附于共产党国家才能发挥其经济职能，它的成员需要国家的政治保护以免遭受工人阶级和自由工会的侵犯。一句话，它是一个不具备民主素质的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构成严重威胁的，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扶持的资本主义的受益人，不如说可能来自这种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在下一章中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追溯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邓小平时代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