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

1962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稳定，毛结束了政治隐退而复出，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官僚化，纠正毛批判的“修正主义”导致新形式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党和整个社会重新树立集体主义精神。这是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党和国家的系统实现自己激进社会变革的努力。

运动的起因是毛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他谈到了“反动阶级的复辟”的可能性，警告“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为了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提出要开展以1942—1944年整风运动模式为基础的延安式教育运动。^[1]

毛当时虽然不直接管理党的事务，但他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党的决策。他依然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重要的是，他还指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毛的观点；决议大量引用毛的话，说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号召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2]不过落实这些决议的行动十分有限，只是在1962冬季至1963初，在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小规模的思想整顿运动，以改进农村党的工作，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直到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才具体说明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教运动。

1963年5月的决议，简称《前十条》，是一篇典型的毛主义文献。文件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衰退和集体生产的名存实亡。第二个问题是党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农村党组织的腐败现象。运动的相应目标是恢复集体生产，加强人民公社社会经济职能，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

《前十条》中最主要的是提出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四清”的目的不仅是清除腐败现象，而且要揭露党员干部与富裕农民串通一气、盘剥大多数农民的情况。运动方式是通过“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去“发动群众”。

为了与官僚主义和领导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斗争，决议强调干部必须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表明“我们党的干部同样都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不关心政治的现象，决议号召开展思想再教育运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3]

使《前十条》成为一个典型的毛主义文献，不完全是文件宣称的运动目标——因为党的所有领导人也同样关注干部腐败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问题，而是毛主义者提出在农村恢复社会主义原则的方式。文件以典型的毛主义语言表达了民粹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农民组织和农民的主动性，而没有强调依靠党的组织系统。决议的民粹主义思想可以用毛在1941年说的一句话概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决议最后以毛的一段冗长的话作为结论。毛警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而且还有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毛用来描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气，几乎就是对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言：

党的领导人虽然同意毛关于干部腐败和缺乏集体精神的看法，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毛号召大规模发动农民，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都是一项威胁——相对他们对党政机构的控制也是威胁。官僚机构对贯彻《前十条》各项措施的反抗，在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补充文件中得到集中体现；一个是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被称为《后十条》的文件，另一个文件（被称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刘少奇于1964年9月发布的。^[5]两个文件都对如何贯彻毛在1963年5月的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都恰到好处地引用毛的语录。但是，这两个文件的实际目的是缓和运动的激进势头，限制其规模，最重要的是把运动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向村和公社派遣工作组（党的上级机关组织的干部小组）监督地方干部和群众，派工作组是党的传统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普遍使用，恢复派工作组是为了限制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在农民群众普遍发动和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求。在《前十条》中，毛强调运动的首要步骤是“发动群众”，刘少奇则主张：“各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需要由上级机关派遣工作组，整个运动应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6]在《前十条》十分强调的农民协会，在《后十条》中根本没有提及，相反，《后十条》规定，“首先应召开党内会议”^[7]。与毛提出的农民应有自己的组织的观点不同，邓和刘强调党的中心作用，强调由上级组织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领导和教育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前提。正确地解决了干部问题，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8]

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以正统的列宁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成熟及党的干部的质量和纪律性，是成功的政治与经济工作的关键因素。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载体（因此也是唯一能采取正确政治行动的机构），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工作组所负的使命，它是中央机关派出的代表，它的任务是约束下级党组织和干部、自上而下领导群众。

相反，毛泽东从来没有以为党在思想上是一贯正确的这种列宁主义信念。一方面，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他同样坚信，革命创造性的真正源泉是群众，尤其是农民。对毛来说，党既是群众的“先生”，但更是群众的“学生”。特别是他在1960 年代初期不再相信党是革命的可靠工具后，更强调后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主要寄希望于农民，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带有自发性的革命高潮。从这种基本的民粹主义信念出发，毛坚决主张，恢复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社教运动，必须以由大多数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为基础，不能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指挥运动。

1965年1月，毛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表面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后发表了讨论纪要《二十三条》^[9]，分歧明朗化了。《二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反映。文件中把运动的重点由原来的农村基层干部变成“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警告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还在幕后，还有一些隐藏在党（包括在中央）的高层。实际上，《二十三条》是一份对党的官僚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宣战书，这场斗争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即毛说的“我们要大胆地发动群众”，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裹足不前（他十年前谈农业合作化时用的比喻）。文件号召重新组织农民协会，要求“让群众来判断和决定”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上面不能包办。迄今一直限于纠正农村干部的具体政治和经济违法行为的“四清”，变成了无所不包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无人能置身于这场清洗运动之外。这个文件清楚地表明，毛已把党本身、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看作是政治和思想不纯的主要根源，斗争已经没有调和余地。^[10]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反对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的战线已无情地划定。

军队的作用

随着毛对党越来越不信任，他把目光投向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革命价值观念的主要来源地，是改造社会的榜样，是与党内官僚机构保守主义进行斗争的政治工具。当然，把国家机器中最官僚、等级最森严的常规部队，当成反对官僚主义、实现平均主义目标的工具，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不过，从人民解放军的独特历史来看，毛主义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不是很明显（但决不是不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不是一个职业化的军事组织，而是一支主要由农民游击队战士组成的、高度政治化和带有平均色彩的群众武装力量。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革命斗争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种环境下，军队的职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打仗，军队必然同时承担政治组织、经济生产、思想教育和发动群众等多项任务。党也许指挥着枪，如毛主义的原则，但军事职能与政府职能、军队与党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是重叠的。军队不是由职业军人指挥，而是由杰出的政治家，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的。正是这种局面使人们（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认为，军队和党一样，是革命价值观与革命思想的载体。虽然自1949年以后，解放军开始朝正规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但这种看法没有改变。

1960年代初，林彪根据毛主义的原则对军队进行了改造，使军队重新革命化。1963年，在“学习解放军”运动中，军队首次走上了平民政治舞台。军队最初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如宣扬革命战士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一个也最著名的英雄战士是雷锋，他完全符合毛主义的道德规范，具有传奇色彩，被描绘成“毛主席的好战士”。1964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军人到学校、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工作，军队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更加直接了。解放军对农村的影响主要是对民兵的控制，民兵由复员退伍军人和青年农民组成。大跃进崩溃后，民兵工作一度陷于混乱，如今重振旗鼓。

然而，军队干预是有限的，干预的性质也十分独特。人民解放军没有取代党和政府的职能，党政工作仍然由官方文职领导人负责；军队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毛对四清的结果并不满意。军队干预的动力不是来自军内，而是来自外部的文职政治层，正是这一点使其具有独特的性质。军队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它为党内的政治家利用；更准确地说，是在党内毛派的号召下登上政治舞台的。毛规定和限制了军队的作用，毛让军队介入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在党内斗争中得到军队支持，但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条战线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但不管怎样，军队干预的政治结果不是决定性的，1965年，“刘主义者”依然掌握着党政机关大权，在军队支持下的毛派，是党内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这些年里，军队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任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对毛的个人崇拜不是新现象，毛在他忠诚的追随者和大多数农民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但在1960年代前，人们对毛的崇拜基本上是自发的，与毛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是相称的。斯诺在1937年就写道，早在延安时代，毛“富有魅力的生涯”的传奇故事已在苏区流传。^[11]1940年代初期延安的整风运动，大力宣传毛的著作，将他的“思想”奉为经典，对毛的个人崇拜迅速升级。而1949年的胜利，毫无疑问地使毛成了“救世主”和“大救星”。革命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毛固有的巨大个人权力和声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虽然不乏对毛思想的创造性和毛的领导智慧的公开赞颂，但毛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上。直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毛才感到有必要越过党的集体领导，自此，他开始创造有利于出现一个最高领袖的政治条件，培养有利于对自己个人崇拜发展的政治气氛。简言之，这些政治条件的核心，是人民的领袖通过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直接面向社会并代表社会发言，有能力克服官僚机构对领袖政策的抵制。这就是说，党的个别领导及其思想具有比党的机构更高的政治智慧。

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一事的影响，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步伐暂时放慢了。中国官方虽然也正式表态反对“个人崇拜”，但这并没有真正反映毛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1958年初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毛提出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形式，他说：“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有个人崇拜，而在于个人是否掌握了真理，如果他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12]毛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因此应该受到崇拜，这在大跃进中得到充分表现，他在运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越过党和政府的常规机构，像一个空想预言家一样，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大跃进的失败极大地损害了毛的神圣地位，招致了对他尖锐的讽刺和批评——主要采取借古讽今的方式。196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的官僚机构重掌权力，使毛又一次深感建立个人权威和毛思想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迫切性，这一任务落在人民解放军的肩膀上。

与过去对人们对毛的崇敬相比，1960年代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出于政治需要的个人崇拜，本身也成为一种政治现象。I960年，林彪开始了一场把人民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随后，林着手用这所学校教育全国人民——把教育过程变成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正是军队的总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不久便以“红宝书”著称，人们对它顶礼膜拜，林为“红宝书”的再版写了前言，他不遗余力地夸大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效力和巨大威力，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林彪写道：“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祌原子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仅限于少数几本）运动主要是由人民解放军搞起来的，在其后的三年里，解放军出版了近十亿册《毛主席语录》，大约一亿五千万册《毛泽东选集》。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基本上都是解放军战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教导。

1965年，个人崇拜已十分流行。被神化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思想的生产者。当斯诺于1964与1965年相交的冬天访问人民共和国时，对毛“毫无节制崇拜”的现象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显然，毛对这种个人崇拜并不反感。他不仅区别了“正确的”和“错误的”的个人崇拜，而且在接受斯诺的采访（1965年1月）中，提出这种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富。毛坦率地承认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但他进一步提出，刚刚在三个月前发生的赫鲁晓夫下台事件，与赫鲁晓夫“没搞个人崇拜”有关。^[14]

革命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早在1964年春季，毛就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必要性，当然，毛是直接向中国青年发出这一号召的，因为青年不但是未来社会的主体，而且最少受到过去传统的腐蚀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所以，青年人比其长辈更容易接受实现革命目标所必需的正确思想。因此，首次公开讨论培养“真正的革命接班人”问题是在1964年6月举行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两年后，共青团就被作为继续革命的障碍而解散。毛提出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首次公开发表在中国对苏联进行全面抨击的一篇文章中，文章题目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5]选择在这篇文章中发表，是因为在毛主义者看来，苏联现在完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面典型。在文章里，毛对中国有可能像苏联那样从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公开表示担心，毛警告说（此前只限于在党内），中国面临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有变成修正主义甚至法西斯党的危险，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要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毛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标准，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不再赘述。^[16]值得注意的是，培养接班人运动不仅反映了毛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心，还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运动的实际含义是不能再依靠党来继续革命事业。真正的接班人不是党培养的，而是通过直接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产生。这样，培养接班人的运动与“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及对毛的个人崇拜融为一体，人民解放军和青年成为真正革命观念的代表，成为取代保守的党和政府机构的革命选择。

毛对净化青年人思想的迫切需要的关注，也反映在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日益不满中。他批评说，与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相脱节的“书本知识”毒害了青年一代的身心。1964年，他提出要缩短正规的教育学制，“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7]尽管毛对正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从来就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从未像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这样，以如此尖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批评说：“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他从传统中国的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是害人的事。”因此，他的结论是“读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不是来自正规教育，孔夫子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上述观点出发，毛最后的结论是，“书读太多就会成书呆子”。他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旧式的教学方法与考试制度——所有他谴责为“摧残人才”的东西。^[18]

关于历史和辩证法的论战

毛泽东关注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他们是否能够被教育成毛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当时中国许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提倡的理论观点却加深了他对未来的担心。1960年代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和作家对诸如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人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和论战基本上是学术性的，是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从其理论内容和政治含义来看，其中的许多观点明显是反对毛主义的。^[19]

例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历史学家吴晗（北京市副巿长，北京大学教授）提出，传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仁”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应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所继承，这种观点恰恰与毛主义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或毛主义要求与过去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主张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其它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刘杰提出中国历史并不像西方历史那样为阶级斗争规律所支配，所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进化式过程，“仁”的学说也缓和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冲突，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仁”的学说在当代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观点产生之际，恰恰是毛正在强调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之时。还有一些学者就毛主义关于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提出置疑，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农民都是一支保守的力量——而在此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义正对农民的革命力量和斗争精神大加称赞。

与这些非毛主义的历史观点相呼应的是文学理论。针对毛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毛主义关于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学和艺术都是某种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的观点，一些学者公开予以反驳，他们提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要融合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中国社会的革命与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将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它们之间的矛盾自然得到调和，因此，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还有一些作家质疑毛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的作用是宣传革命英雄榜样、批判反革命坏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群众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毛主义所希望的形象来描写群众，现实中多数人都属于所谓“中间人物”，他们被卷入革命洪流中，夹在革命力量与旧势力之间摇摆不定。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就属于这一类人，因此应该现实主义地反映农民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不用说，这当然不是毛主义希望见到的农民形象。

论战最后集中于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如何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非毛主义学者一般都诉诸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常从历史决定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反驳毛主义关于意识在改变历史和社会现实中起决定作用的唯意志论观点。在论战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观点的政治含义逐渐清晰。批评者指出，在大跃进中，毛过分强调主观的历史因素，超越了客观的历史可能性，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做法也是如此；简言之，毛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述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对毛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信念就是“主观能够创造客观”，他们不厌其烦地引证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语录，强调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批评毛主义的人被指责为看不到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企图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宣扬的理论是要阻止群众依照社会主义目标来改造世界。

1964年，围绕杨献珍提出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展开的论战，是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高潮。杨是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的校长，他是一位理论家，也是刘少奇的思想代言人。围绕辩证法的论战，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认识论和其它哲学问题的文章，但问题最后被简单地归纳为杨献珍把“合二为一”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反对毛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毛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和永恒的；杨及其支持者则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及矛盾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杨的观点为当时在政治上仍居支配地位的刘主义者及其实行的有秩序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持毛主义观点的人，则支持毛强调的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支持毛关于矛盾和斗争的绝对性和永恒性的观点。

毛主义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在1962—1964年提出的理论是党内修正主义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是受传统中国文化观念以及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知识分子影响的结果。但对毛来说，观念并不简单地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本身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历史力量。单纯的学术争论是不够的，还需采取其它措施改变形势。1964 年2月，毛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严厉的解决办法：“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期分批下乡下厂。”^[20]1964年6月，他号召按照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斗争路线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他批评说，在过去15年里，知识分子

毛对知识分子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十分担忧，但令他更不满的，是党对修正主义思潮听之任之。负责1964年下半年整风运动的是由陆定一、周扬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历次思想运动相比，这次整风不过是走个过场便草草了事，运动只限于彬彬有礼的学术争论范围。这倒不是因为陆定一或周扬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自由事业的拥护者——尤其是周扬，长期以来他把自己作为文学和文化正确观念的化身，以对不同政见者的无情迫害而闻名。他们所以敷衍了事，是不想让党和国务院文化部受到毛主义和解放军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望党的机构的领导人对“改造”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热情，因为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为他们制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毛也并没有指望他们能做什么。实际上，毛对党的状况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于他在1964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尖酸刻薄地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22]1965年初，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命运一样，整风运动及这场历史和哲学的论战无疾而终。

1965年，持异端见解的声音沉默了，但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毛主义者与党的官僚之间的斗争处于僵局一样。毛主义者仅在文化界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在解放军的干预下，毛的夫人江青对传统京剧进行了改造；此外，毛主义占上风的就只有形式上的意识形态领域。虽然“毛泽东思想”在表面上还被奉为经典，但实际的党政权力依然掌握在非毛主义者手中，在激进的口号下实行的基本上还是保守的社会经济政策。毛的思想和社会革命化的种种努力，在顽固的官僚机构的抵制和群众的政治冷漠中屡遭挫折。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如此之大。

在这些年里，采取行动的渴望与急躁一直困绕着毛的头脑，他在1963年写的一首题为《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中，就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无敌。”毛的意愿不久就化成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如果把大跃进后的五年看作热月反动的翻版，那么自1966年初开始的事件就是毛反对热月党人的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