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觉醒

　　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是矿工。就我记忆所及，我所能想起的，无非是矿工们苦多乐少的艰难生活：凄凉的矿工住宅，露天堆煤场的进口道，在地下几百公尺工作得精疲力尽的矿工们的步伐，有时候偶有手风琴声，放鸽的竞赛，以及乡村节日所歌唱的有叠句的歌谣。在这一幅单调暗淡的背景上，突然出现了一长列染着污渍的黑色或绿色装煤车，显得更强烈更刺眼，远远地更看到许多白木棺材，在敞棚里成行地排列着。我仿佛又看见男男女女和小孩向各方乱跑，互相碰撞，互相拥挤，跑去又跑回，或原地乱转。各大门都有宪兵把守，嘶喊的群众拥到门边便四散分开……随着我的一切回忆渐渐互相贯串起来，变得确切而清楚，景物和色彩也显得更分明更清晰了。我记得我那时快到六岁了。我生于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的生命几乎是和二十世纪同时开始的……
　　有一天，和别的日子一样，我正和矿工住宅区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忽然一阵沉闷的隆隆声，一些远处的脚步声和木屐触石板路的响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同时很多人朝着同一方向急忙地奔走；我也就跟着他们跑去。放开脚步奔跑，赶过那些喘着气的老头子，赶过那些抱着新生婴儿的女人，原是有趣的事。有人在喊：
　　“在古利埃尔！在麦利古尔矿井！死了一千三百人！”
　　我就这样，在一九〇六三月十日，在那冰冷的雾里，尽我两条小腿可能有的速度，在兰斯路上，奔驰了七公里；那就是说，跑了从麦利古尔矿工住宅区到诺埃尔郭多的那一段路，在这周围一带的各乡村，所有的矿工这时都丢下了工作，女人和孩子都互相推挤着，互相询问，挤成一堆，围成一团，熙熙攘攘，好像从战场上败退下来有死亡的阴影追逐着的军队一样。
　　到了麦利古尔以后，我最初什么也看不见。人群的浪潮快把一段长砖墙上的高铁栅栏门挤坏了。铁门后面有一些浑身漆黑的人在那里骚动。他们很忙，头上都戴着帽兜子。套着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在远处，大雾中，隐隐看得见矿井上的钢骨井架，机轴都停住不动了。在这种悲惨的景象里，荡漾着一种潮湿的煤屑气味，烧焦的气味和烟的气味。不久，恸哭声和咒骂声通通起来了，头发散乱的女人们在嘶叫。起了像浪花一般的骚动。有人主张打进铁门。骑马的宪兵突然出现了，他们把马头向人群冲来。
　　但此时，越来越密集的人群，一块空地也不让出来，尖锐的声音从各方面叫喊起来：
　　“把真相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看一看！……让我们进去！……”
　　“我的丈夫在井里呢……”
　　“我的几个孩子都在井里呢……”
　　“我的全家都在井里呢……”
　　我记得，后来我和别的孩子们回到了村里，都很疲乏，从颓丧，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玩耍，也没有吵架……
　　此后几天，我又到麦利古尔去看。宪兵很多，所有人都穿上了黑色丧服。沿矿工住宅区，各家的门口都有人在哭；孩子们紧紧靠着他们的母亲。这些村庄的周围各地，如萨罗米纳、比伊·孟蒂尼等，都是同样的景况。各处堆东西的敞棚都变成灯烛辉煌的灵堂了。人们都带着一种感谢的神情，谈论着从魏斯特法黎亚来的救护队。
　　随后，“悲哀的行列”，即是说，那些不幸的牺牲者的殡仪，便在大雪纷飞之下出现了。
　　这一件可怕的灾祸震动了全国。好久以来，这些被人叫做“煤黑子”的矿工，对于吃不饱的工资，对于过分劳苦的工作，对于安全设备不够的工作条件，已经在抱怨了。这时，愤怒都集中在煤矿公司的身上。为了公司增加它们的利润，一千三百个工人已在矿井的深底遭到了惨死。惨死者才被埋掉，贪得无厌的公司，又要招募新工人来代替死者；他们需要新的牺牲品。失望与反抗从这一矿工住宅区传到另一住宅区；幸免于死的人一致拒绝上工：罢工便这样爆发了。
　　于是一支正规军开来占领了矿场。
　　各村庄中，各广场上，一群群人集合了。路上也展开了长长的行列。这些人已不再是三月十日那天一样发疯似的乌合之众了；人们带着阴沉的目光发出他们愤怒的呼声，或是低声谈论那些长眠地下的伙伴。
　　有一队以红旗为前导的示威行列，在爱南利达地方的路上，撞上了宪兵。那一天，我母亲正带着我和我的兄弟以及妹妹进城。我们也掺在队伍里跟着走。突然，前头的队伍停住了，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喊声和呼哨声以及猛烈的骚动。忽然大家都拼命奔跑起来。宪兵们进攻了。我和我母亲被冲散了，我被人群拥走，遭到人们的践踏，同时许多马的巨大的影子在我身上飞越而过。
　　后来我站起来，躲到一个门背后。一个大汉高举着马刀，跨着他的马向示威的人群冲了过去。有几个罢工者死命抓住马的缰绳，有些人则躲到院子里去。而在远处，士兵们枪上装着刺刀，排列成一条红蓝相间的行列。这情景活像我祖父所有的一幅表现“佛尔米亚大屠杀”的图画。
　　宪兵们整天都在我们的村庄中巡逻，用一种无礼的眼光从窗口往房里看。我的母亲把窗帘放了下来。我们就这样呆在家里，呆在黑暗之中听着那些刺刀撞击的叮当声……
　　好些示威游行者被捕，另外有些负伤。
　　这次罢工坚持了近两个月，确数是五十二天。这是可怕的窘迫的两个月，痛苦和愤怒的两个月。这原是矿工们的命运：精疲力竭的工作，受伤，矿井崩坍，煤气爆炸。但是，当他们窘迫到忍无可忍而叫起苦来的时侯，武装的力量就马上开来镇压使他们就范！
　　罢工期间，我的祖父克莱蒙·波德利，毫不计较地拼命奋斗。他是工人阶级的老斗士，巴斯里创立的工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我很喜欢听他讲话。他常常向我讲述他的生活和他的斗争史。说到他的生活，那是差不多全部在煤坑的黑暗之中度过的，但比许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度过的生活要光明灿烂得多。他的生活，由于他对工会和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而显出万丈光芒。他所讲关于罢工、血战和奋斗的永远新鲜的故事，以及对矿场、工厂老板和宪兵军警等的顽强抵抗。在这些紧张热烈的回忆中，巴斯里和儒勒·盖德的名字，有如迎风飘扬的旗帜一样响着，正是这些故事和回忆，使我比实际年龄更早成熟！
　　我的祖父常常痛骂那些“假兄弟”，痛骂那些和巴斯里和拉芒丹所领导的“老年”工会对立的所谓“青年”总工会。这两个工会之间常进行残酷的斗争。在法国的诺尔区一带，存在着旧行会集团的传统，彼此间的仇视非常强烈，有时甚而至于动武。我那时还不了解这种使矿工们互相攻击的真正原因；但我对于这种热烈而充实的生活，每天为达到工人的最高理想而采取的英雄行动，异常崇拜景仰，我的祖父及其同志是不知疲倦的。他们跑矿井，跑矿工宿舍，不断地征集同志。他们为每一个人而斗争，企图说服他们；要把这些矿工从冷淡、驯服、无知中争取过来。他们遇到这一部分人的麻痹，另一部分人的疑惧，厂方的仇恨与威胁，以及工人间的分裂行动。“布鲁朱派”^[1]的势力在古利埃尔和兰斯地方是很大的。我的祖父克莱蒙·波德利在一九三一年七十一岁时带着工会会员证，在执行任务中死去。祖父啊！您在我的一生中，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是您领导着我向前迈第一步，使我学会了斗争，我现在在这里向您致敬，您体现了一个斗士的谦虚、勇敢、忠实、无可非议的精神。
　　他以满腔的热情，热烈的信念和无限的忠诚来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他的工资很少，还要养育几个孩子，但他总是尽先提出钱来缴纳工会的会费。除此以外，他还每周省下两个苏来买他喜爱的报纸：《诺尔的觉醒》。在他的晚年，他总是看共产党的报纸《被束缚者》。
　　我们住着一所和其他所有矿工住宅一样的房子。诺尔平原本是那样的单调惨淡，配合着矿井钢骨井架，炭灰堆和吐着黄黑烟的工厂烟囱，再加上住房是千篇一律的式样，成行的排列着更显得凄惨欲绝。
　　诺埃尔戈多在二十世纪初年是一个有三千居民的村庄。全是矿工、冶炼工人和“纳什一税的人”也就是农民。
　　在战前，杜尔贝公司的第四号矿井，有一千来个矿工。铅锌冶炼厂位置在高德勒运河的岸边，是属于马菲达诺和比纳洛亚矿场的。许多船艇把矿砂运来供给该厂冶炼。
　　那时我的祖父在矿井中工作，我的父亲则在工里做工；他在厂里因常与铅接触而染了疝气病。他本来想逃避矿坑中的沼气爆炸的，却又遇到了这种病。
　　在四岁时，我进了幼儿园。第二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牛了一件大事：我第一次在大众之前发言。不过应该说那只是在我们学校的节日纪念会上，一种孩子们的把戏。
　　我在家里，过的是工人家庭中一般孩子们的平常生活。到了稍稍懂事的年纪，就该出力做事了，老百姓人家的孩子们懂事的年纪总是来得特别早的。我的母亲只靠了父亲的工资以及一个小小的菜园和二十只兔子，来照顾全家的吃用。要我做的工作倒很容易。无非跑到田中去找喂兔子的草，上街买点东西，到大路上去拾粪做菜园子的肥料，此外还得照料我的小弟弟们。
　　在我们日常的贫困生活中，有时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情：那就是乡村赛会的日子。这种会，我们小孩子们总是很久以前就在盼望着的。只要那赶会的第一辆大货车一来到村里我们就忍耐不住了。学校一放学，我们就跑去看人家布置木马戏场，或那些卖货的木板房子。胆大的就用手指去摸摸木马的鼻子，去拉拉它的尾巴，那是真正马尾作的屋巴哩！如果有一个苏去骑着木马跑一趟，那才美呢！听音乐，听枪声。听那抽彩轮盘旋转时的哒哒声，听那些会场咖啡馆中喝酒的人愉快地歌唱，听那乡村歌唱队的大嗓子，多么有趣呀！我们这样过了一天或两天发狂似的生活以后，日常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和以前一样的灰色……
　　在我们家里，和在许多工人家里一样，几乎老是谈家常的困难。物价不断地上涨。一九一〇年九月，在矿区发生了一种反生活费用高涨的运动。
　　家庭妇女们从这家跑到那家，想组织起来行动。我母亲也是该运动中最热心的一个，她在一个会议上被推举为诺埃尔戈多的妇女代表。
　　游行队伍在村中的各街道上走着，红旗当前，大家嘴里一字一字地喊着：
　　“奶油三十苏！”
　　“牛奶四苏！”
　　“鸡蛋二十六苏！”（那时以二十六个为一个单位，此处是半个单位十三个鸡蛋的价钱。）
　　他们到商店里挨门挨户地去要求那些商人执行这种价格。
　　有一天，乡村的主妇们决定去爱南利达市场。她们刚一到那里，主妇们与卖东西的人便争吵起来了。有一个货摊被打翻了。这是一种信号。于是各地方的红萝卜，白萝卜，马铃薯，水果……就满天飞起来。我们小孩子呢，并着双脚往鸡蛋篮中跳。只要落到千里，不管什么东西，就拿来乱掷，一切我们爱吃的好食品都被我们很愉快地破坏了。
　　当时我们还不能了解真正使生活费高涨的负责人乃是大资本家和投机商人，他们又一次成功地把消费者的愤怒，转移到开铺子的或赶集市的小商人身上。
　　在此反生活费用高涨示威游行中，在比依·孟蒂尼地方，有一次警察竟开了枪。一个叫作狄厄多奈的工人被打死了。为了表示替死者志哀和表示抗议，所有的妇女们都系上红色和黑色的丝带。
　　一个工人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外出做工，使家里有多几个钱的收入，这时，我已到了这种年龄。
　　乡村里的农民要雇些小孩去替他们铲除田里的草。
　　我们把铲草锄拿在手上，就成群结队地出发了；我们的工作是每两个人隔两公尺远，眼睛死死地钉着泥土，铲除蓟草和其它许多莠草。每天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我们都专心一致地做着工，农人在后面监督着我们。一天做十二小时的工，而只给我们十四到十五条的工资。于是我和一个雇主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
　　“小多列士，你，你比别人年纪小；所以我不能给你同样多的工钱，不过无论怎样你还是可以得到十个苏……”
　　学校在普通教育之外还附带有一种教理问答的教育。我的父母虽然不重视宗教，但照习惯说来，孩子们都得领洗并作坚振礼。神甫又选了我做唱经班的童子，这使我可得几个苏。
　　一九一二年七月，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我的老师阿魏朗先生，这是我应十分感谢的一个人，保举我参加毕业考试，我竟考了第一名。这样我不必等到十三岁就可以到矿场去做工了。我便被人雇用到第四号矿井去做拣石块工人。
　　这个工作不算很复杂，但需要十分小心。那些筛出来的煤，堆在一条大的活动铁板上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得赶快把其中的石块拣出来。这是计件付工资的，一个好拣石工人，一天可以得到二十五到三十个苏。
　　十二月四日，煤矿工人照例要庆祝传统的“圣巴尔布”节。在十一月的下半月，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工钱，竞多做几点钟工，每天加一个“半班”。在这样加班的半月中，不常拿九十至一百法郎工资的人，可以拿到一百八十至二百法郎。我自然也与别的人一样，做了加班的工作。因之我本来只能收入十七法郎的，由于每天做工十二至十三小时，竟赚到了三十法郎。
　　一九厂三年十一月圣巴尔布节的那半月时期，却爆发了一次罢工。大家称这次罢工为“加班期罢工”。巴斯里的老工会也和总工会所属的工会合在一起了。这次双方共同领导的罢工，只经过几天，井下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的法案，以后就被遵行了。
　　因为我们的娱乐很少，很多青年都加入了本市音乐队。我学会了吹喇叭。我们每人戴一项漂亮的鸭舌帽，列队奏着最动人的调子在街上经过，或者还跑到附近的城市去举行音乐演奏会。每年，我们奏着乐护送民间故事中的英雄盖扬及其家人到他们的美丽故乡都埃城中去游行。这样一来，市音乐队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愉快地到外面跑跑，可以到海边去游历，我们所付的代价，无非是参加演奏的练习。
　　有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下旬的某一晚上，我们练习完了演奏之后，音乐队队长，就把萨拉热窝大暗杀事件^[2]告诉了我们。
　　这时候，有的人已感到有战争的危险，但大多数人还不相信。
　　“战争！你想想看！在我们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以现时军队所使用的军器来说，战争到不了两个月，所有的人都会被杀光！”
　　可是在八月一日星期六那一天，乡村警察就打着钟宣告总动员了。在布告牌前马上集结了大批的人。
　　莱翁叔叔第一天就被征走了。从此我就再也没看到他。公报宣布他在一九一五年于波塞茹地方失踪。我另一个叔父埃德蒙，在战争开始刚刚三个星期，就在莫郎奇战役中负伤，当了俘虏。他被送到西里西亚铁矿里做工，在被俘期间染了肺结核死了。早在一九〇八年，我的一位胞叔（我祖父的十个儿子中的一个），就已在文孙斯地方的军队里得了病，没几天就死了。
　　动员令下了以后，我们还在煤矿中做了几天工，但矿工的数目，很快地减少了、不久一切都停顿了；命令叫我们把井底的马匹都弄到地面上来。
　　忧愁笼罩了乡村，消息非常恶劣。最初，大家以为战争离我们还相当遥远，是在法国的东边在阿尔萨斯、洛林，距我们还有好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开展着。等到敌人侵入了比利时国境，这才惊动了而且激怒了大家。著名的攻不破的列日和那慕尔炮台，也被德国人占领。有一天早上，我们竟听见了大炮的响声。有人报告大路上已有骑乓队在巡逻。这是八月二十六日的事。那时候还没有连续的防线。这一区域，就由都埃地方的后备兵防卫着。第三天，德国的军队，就向兰斯这一线打过来了。
　　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向海边推进”一役完毕之后，我和我的祖父就离开了诺埃尔。十八岁到四十八岁以及所有健全的人都奉命撤退。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都要走了；也决定叫我跟他们一道走。我的母亲拿了四块值五法郎的银币放在一个小口袋中，替我挂上脖子。她相信她不久就可以重新看见我。我的父亲在离家以前，还想把他今年收获的马铃薯放进地窖。他约好我们在预定的第一站望丹桥等他。但他没有可能实践他的诺言了，几点钟以后，德国人就到了诺埃尔。四年之后，我才得重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在这时期中，我完全得不到家里人的消息。他们也一样，不知道我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村庄，那是紧接德国人的火线后方的人民居住区，战后，差不多全部是废墟了。
　　我和我的祖父，一个月之内都在路上流浪，被来去像潮水似的军队拥来拥去。我们走遍了加莱海峡和诺尔、阿芒杰、圣波勒、伯居尼这些地方，我们不断地回到这些我们不愿离去的地方，而战争一次一次地又逼我们重新离开。宪兵老跟着我们，逼迫我们不准我们走进战区，而这些地方尽管是血流遍地、荒凉、混乱，但总是我们的祖国。晚上，我们就在仓库中睡觉。我们常拿从田中挖出来的马铃薯充饥。在路上遇见的英国兵，把他们所保存的罐头牛肉和我们分着吃。有一个社会党矿工在奥舍尔地方招待我们住了几天。
　　我现在认识战争的真面貌了——这并不是爱此纳出品的连环画，不是那画上的帝国时代的老兵，莱索风的穿蓝甲的骑兵或特鲁莱德的号兵——原来战争是这么可怕，是吃人的东西，是恐怖与死亡的散播者！
　　战争，就是失去家园，在路边流亡，没有房子，没有面包，没有钱，没有工作！就是普鲁士的机枪！就是宪兵！……战争，就是躺在沿路壕沟里被杀的可怜士兵、马的尸体、荒芜的田地，居民逃避一空的村庄，洞穿的房子，充满了伤兵和垂死者的野战医院……战争无非是从火焰映红了的地平线上钻出来的那条持续不断、无穷无尽的长列。这条“人河”中流着女人、孩子和老人。带着数不清的装满了破烂东西的包袱。或是推着车，里面载着急急忙忙装上的一些可怜的家具。破的床褥和鸟笼都堆在一起。一些瘦马拉着我们家乡的那种没有辕木的小车上堆着衣橱，桌子和厨房用具……女人们哭着，孩子们紧紧抓住她们的裙子。有的则在数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那些永远一样的话；老人杷带着怒容咀嚼着面包皮……我发誓要全力为反对这个可恶的灾祸——战争——而斗争；我要打击那些准备战争和倚靠战争而生活的人；我要保卫那永远做战争牺牲品的人民！
　　当我们到了介乎诺莱米纳和魏尔干的中间地带时，一天夜里，突然听见机枪声。原来我们跑到战场上来了。我于是喊醒睡在一个洞中一些落叶上面的祖父；我们在夹着一条条光闪的黑夜中又前进了。
　　我母亲给我的四个银币已经用去两个。另外缝在口袋里的两个，我本来是带着的。但有一天，我发现钱不见了：口袋有一条裂缝，丢掉了我所有的财产。
　　最后我们被宪兵扣留。这些宪兵不管我们怎样怒骂，先把我们送到奥舍尔市政府，随后又把我们同沿路提来的其他难民一道，装上了载重汽车，送到了圣波勒。在那里我们四十人和八匹马一齐被装入一列贷车，摇摇摆摆，慢吞吞地开往法国中部。我没有和我的祖父隔开，我们并肩地向着渺茫的前途前进。许多装满了军队的火车从我们旁边过去。我们虽然离开前线，战争仍在我们的眼前，并牢牢地抓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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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无穷无尽的、整整五天的旅程以后，我们的火车才在克勒兹省格莱城停下来。十一月二日，死人纪念日，火车又开到一条支路上：它在每一站，都卸下一部分“难民”队伍。我同我的诅父在他努亚车站下车。我们同其他七十位撤退的人，一齐被人领到了克鲁纳镇。
　　在这村庄上，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马马虎虎算是住下了。地方居民对我们是很同情的，他们努力使我们的流亡生活不太困难。
　　这地方的风景是很美的，树林很多，山峦起伏。那些充满了乌鸦和泉水响声的含笑的小山，和诺尔省那种多雾而令人忧郁的平原，成为一种迥然不同的对照。
　　冬天到了，雨多天寒，这时再也不想做长途的跋涉了。于是我找着克鲁纳的小学教员，请他允许我人他的学校读书。我离开学校已经两年了。这位教员，塞勒雷先生收留了我。于是我重新开始读书。
　　塞勒雷先生积极地督促我，因此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他保送我去参加会考时，法文作文我竟考了第一名。那一次的作文题目是：“战争中最使你感动的是什么？”在这篇文章里，我只须写上我的回忆就够了。
　　塞勒雷对于我的好成绩非常得意；他愿意送我到格莱城去继续求学。他认为我是一块将来作小学教员甚至于做教授的材料。但是我拒绝了，当然，读书是我所喜欢的；不过我深信战争不久就会结束，我就可以回到诺埃尔戈多，会见家里的人。这一信念使我想去作工赚几个钱。
　　祖父那时在一个农场上找到了工作。附近有一个农民同意我去作他的“小伙计”（即农场小工）。夏天我每月可得到十八法郎，冬天是八法郎，外加伙食。从此时起我学习了解农民。至于工人，我本是认识的；我了解工人悲惨的命运，负责的勇气，他们的慷慨和英勇。我的祖父当初不就是我心中一个永久的榜样吗？当我眼前看见了法国农民；我对于他们优良的德行，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毅力，他们健全的理性非常佩服。农民是工人的弟兄，和工人一样的不幸，一样地被剥削，被压迫，和工人一样，是战争大屠杀中被指定的牺牲者。
　　克鲁纳镇受了战争的一个严重打击：一九一一年的人口是二千，到一九二一年只有一千三百人了。健全男子都上了前线，乡村剩下来的只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大家还是齐心协力地工作。为的是获得更好的收成。
　　我天一亮就起来，照顾家畜，打扫牛棚，牵着母牛去草坪。
　　割草期来到的时候，我也去学割草，去学磨刀。随后就是麦秋，我们用镰刀把小麦与荞麦都刻下来，并把它扎成捆。之后我们还要在淫雨淋透了的士地上去挖马铃薯和甜菜；进行秋耕。耙松麦田，撒下麦种。加倍工作的时期到了。虽然初寒己冻僵了人们的手指，但大家还得到小树林中去砍木头，去捆柴、去拔草。在冬末，要清理篱棚，要薙檞枝，要扫落叶，要清除阴沟。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在敞棚下修理农具：板车齿耙、钉耙、叉棍……等等。晚上就剥板粟，加上纯牛奶，就成了我们的晚餐。
　　该村和附近各村的农民，现在我都认识了。除少数富农外，他们的生活都是很困苦的。大家从不吃肉。我做工的那一份田地。是在弗尔日村，距克鲁纳镇有一公里半远。最初，每晚我回克鲁纳镇我祖父那儿去。不久我就住在弗尔日村。我的住处是一间很狭窄的食物贮藏室，我在里面安了一张小床。
　　在漫长的冬夜里，谈论和读书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加速了我的进步。克勒兹向来是比较进步的一省。一九一四年社会党的选票的百分比，诺尔占第一位，克勒兹占第二十六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那里非常普遍；很有战斗精神的战士，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最穷的居民，亦即田地不够维持生活的居民，年年要到巴黎去当一阵泥水工；然后回来耕他们小小的土地，同时在安放在仓房里的手织机上织布。这些泥水匠和土工们，在寄居巴黎期间，都提高了政治水平，加入了工会，读工人的报纸，参加集会并加入社会党。这些泥水工回到乡村，在他们大致可以按期收到的巴黎报纸中，仍继续留心政治与工会的生活。
　　我的主人是看《人道报》的——此时《人道报》由伦诺德尔主持。梅内罗老伯伯，我的主人，是一个要养育十个孩子的老泥水工，他很倾向革命，他认为工人的利益就是设法停止战争。因为现在的战争并不是保卫祖国，而是资本主义强盗们为扩张自己的地盘、为争夺殖民地而互相火并。他时时提起饶勒斯为反对摩洛哥战争而发表的有预言价值的演说。他常引用这位伟大议员的话：“资本主义本身带有战争，一如乌云本身带着暴风雨一样。”梅内罗老伯伯谴责那种“战到底主义”。他反对帝国主义者作战的目的，他要求迅速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他对我讲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两村落的故事。那是两个隐藏在瑞士山间的小村落；可是从那里，在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六年间有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却透过战场的烽火发出了他们的呼声。在该集团中就有忠实于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
　　我们那时的讨论，以及耳边所听到的各社会主义者重又努力团结的消息，再加上我个人的反复思考，这就使我能用日益增长的力量，站在了反战的立场上。我经常读《中部的人民》日报，在该报发表主张的都是属于少数派的人。
　　我们虽离前线有好几百公里，但战争似乎就在我们的旁边，它使我们全国增加了若干倍的死亡和痛苦；它使我们青年在开花的时期就被薙割了。我的祖父虽然失去了两个儿子，自己现在还缩减必需的日用来给另一个被俘的儿子每星期日送口量袋，但他却相信胜利是必需的。我呢，我是尽所有力量来反对一切可能延长屠杀的东西。
　　在我渴求知识的情况下，我手边有什么就读什么。
　　“粪堆上有一点纸头，他都会赶快跑去拾起来读的。”祖父常常这样说我。
　　我贪婪地读了凡尔纳、大仲马的著作，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海上工人》；左拉的《萌芽》、《土地》、《金钱》，勒诺特尔的《亨利第四时代的革命者》；瓦莱斯的《起义者》。这些书都是塞勒雷先生借给我看的。
　　还有一本书叫《海底两万里》，更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尼莫船长的冒险故事反不及他的性格更得到我的鉴赏。对我而言，他简直代表了科学的惊人力量；这种被人轻视但可以战胜一切的科学当它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是可以改造世界和人类的。
　　随后，我读了《蒙特克利斯多岛的伯爵》^[3]，此书使我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在社会上的作用。因为丹代斯发现了宝库，他就公然成了人上人，成了决定是非的审判者。
　　对于冉阿让^[4]，这位残酷命运之下的牺牲者，他的善良，我也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在《悲惨世界》中那绝妙的卡佛洛士，他隔着防堵物笑骂军队，他的歌声压倒了枪声。
　　《海上工人》中对大洋和对吉利亚特的斗争的描写。使我不胜感奋。仿佛那海发野的呼啸声经过雨果著作的篇页一直传到了我的耳边……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的祖父在远离故乡的孤独生活中，感到寂寞了。一方面，他虽怀着一种公开的凶狠的复仇欲望，想完全粉碎德帝国主义，把“老丘八威廉二世”抓来枪毙，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好回家和亲人见面。他再也忍不往了，就决计离开克勒兹省，以便更靠近诺尔。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就在布萨克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
　　就在战事正酣之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巴黎。德国人老是停留在距都城七十公里的地方。敌人的“鸽式”飞机还不时来投弹，空气愁闷又紧张。我们跑到收容诺尔难民的招待所。该招待所在阿迪扬最简陋的木棚里。就在当天，我们又离开那里去亚眠。我们已接受特洛伊·莱·亚眠的一家锯木厂招募，祖父的一位兄弟。也从诺尔逃来，早就为该厂工作了。
　　我们坐的火车上，有许多请假回家的士兵，现在他们是重上前线。车上还有伐木工人，也是和我们到同一地方去作工的。这次的行程异常凄惨。士兵们对于战争都感觉到“够”了。大部分希望能得到“好伤”，以便早日脱离这个地狱。
　　在特洛伊地方，我们的厂主布吕奈尔先生要我们驾驶运木料的木船，我们的船名叫“法兰西”，我们要在戈比亚及阿贝维尔之见，沿索姆河装卸贷物。
　　我们很快学会了掌舵，学会了把船纤抛给拉我们船的牧马人，学会了使出包铁皮的长篙，学会地f迅速地把钢绳盘上绞盘。我们在船上一个极小的舱里睡觉，在甲板上吃饭，我虽然不是小说里的尼莫船长，也不是吉利亚特，但我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读埃克多·马洛的小说《无家可归》时所作的梦，亦即：住在水上漂流的屋子中周游法国，认识法国种种不同的面貌。
　　索姆河所经过的皮加迪亚这一带肥沃之地和克勒兹的那些花岗岩的小山有多么大的区别啊！在河的两岸，特别是亚眠一带，都是一些沟渠围绕着的菜圃，所谓“菜圃岛”。那些卖菜的商人，撑着他们的船来来往往地把各色各样的菜蔬堆得与船舱齐平。当地的土地是肥沃而适于种植的；这样富庶的地方的居民仿佛应该是很富有的。但不久我知道这种想法错了。我发现这里的贫困和其它的地方完全一样。
　　这种有各样颜色的棋盘菜田、沿河两岸到处都有，当地除了经营菜蔬以外，还有织布、制棉、纺麻、织绒各种很繁荣的工业。这些业主们的无耻财产，完全建筑在对工人最残酷的剥削上。所有索姆河流域（阿伊、比吉尼、莫兰伯勒、龙布莱、蓬雷米、阿贝维尔。和更向北的菲克塞古、圣乌昂、包之勒）的劳动人民都被圈在窒息人的工厂的高墙中，担任这种这种出力多收入少并有损健康的工作，以至精疲力竭。在亚眠四郊，还有些妇女在家中替工厂作裁绒布的工作，工资从不会超过四十至五十苏一天。克勒斯农民和诺尔矿工们的生活，本已极为可怜，但与这一种贫困状况相比，我觉得倒还值得羡慕了
　　父亲、母亲，都要纺纱或织布。孩子们，一到工作年龄也得去。星期天煮一大锅肥肉菜汤，这就准备吃一星期了。因为妇女必须去工厂作工，没空下厨房。在乡间或在城市的人口密集的区域，充满成群瘦弱、面色苍白、患软骨病的孩子。发育不正常的儿童数字极为惊人，一部分工人因为得不到生活必需品，而从烧酒中寻找忘怀一切和减少痛苦的方法。
　　一九一八年八月，当我接受兵役体检时，在特洛伊地方十五个被检验者中，有十三个人被认为够得上服兵役。至于索姆河上阿伊地方（这是工人受剥削最厉害的地方之一），二十五个接受体检者，只有五个是合格的，这些军医的检验尺度还不怎么严格。
　　我的思想上，现在渐渐地能把社会问题和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了。牺牲者是同样那些人，原因也是同样那几种。
　　可此时在东方，革命的太阳升起来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初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赶走了沙皇。可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党人，占据了革命所获得的政权，希图维持俄国的战争状态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努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人民大众前，揭穿了孟什维克和“战到底主义者”的阴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权。工人与农民，在列宁与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大工厂、矿业、银行、铁路全成为国家的财产。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了和平。
　　对俄国革命的热忱推动我去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渴望完全明白俄国那方面的一切情况。我拼命读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但可惜，我所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时常可以得到的，因为我们的政府、资产阶级、大报纸，它们是尽力用污蔑和说谎来反对新生制度的。
　　不过这种污蔑与说谎的宣传，并未在工人中获得预期效果。工人中即使是受教育最浅的，也模模糊糊地威觉到。在俄国正在建设的正是工人们的共和国。俄国工人英勇奋斗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争取的事业也正是他们的事业，也正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在敌人的战壕上，在被焚烧和破坏了的城市之上，在经过炮弹炸毁只剩下一大堆奄奄待毙的人的废墟之上，升起了伟大的马克思的号召，俄国的十月革命所重新提起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时期，我只要一离船上岸，就想和社会主义的战士们在亚眠地方取得联系，有一群相当有势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一点也不了解。
　　我同祖父在船上工作时，常能避开老板的监督和烦扰。在船上，我们是很少看见他的。我的祖父，是一个老矿工，有着法国工人的各种品质：他爱自己的手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喜爱和骄傲。他忠厚、正直。对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异常严厉但他不准许别人嘲笑他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当他认为那工作做得很好的时侯，他富于情感，眼见不公，他永远要反抗，而且会突然暴怒起来，他能眉也不皱一皱地忍耐饥寒，但我曾经看见他为了街上遇见一个受冻的孩子而下泪。他是工会的战士，他热情地为工会的要求而斗争；他十分了解自已的责任，他以一个无可非难的工人的正当自负态度时时这样说：“我愿有权把真理当面给老板说！”
　　一天，我们船正在上货，老板一直不停虐待那些粗工，并在祖父身边走来走去。其实原则上只有祖父一个人是船上一切的负责人。整个下午祖父都强自抑制着不发作，他的白长胡须愤怒得颤动不止。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他要把老板抛下水去。从此，我们船上再也看不见老板的踪影了。
　　一九一八年三月，当德国人在索姆河发动大攻势的时侯，军事当局下令所有的青年都离开这个危险地区。这对于祖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不幸的遭遇已把他的家属完全夺去了，只剩下我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希望。他忠实的伴侣，现在我也要走了；因此，他看见我出发，就哭了起来。
　　我步行到了瓦兹省的格朗维里耶城；当地离亚眠只有三十公里。他们叫我们挖战壕，挖了一个月；他们不需要我们了才打发我们走。
　　德国人此时就在亚眠的边境；用一些沙袋马马虎虎保护着的教堂的周围，每天都要落下许多炮弹。我记得我对于这种破坏文明的行动，是多么愤慨。我对古代并没有拜物教者的那种祟拜，但我对于石头建筑总是很喜欢。这种方形建筑艺术的精细雕刻是代表一个时代最美妙的陈迹。我对它是感到非常爱慕的。后来，我深信只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时代——才能创造出一种伟大的文化，才能产生新的艺术作品，才能和中世纪那些著名的泥水工和塑工根据宗教信仰而建成的大教堂相提并论。
　　这时我满十八岁了；我已经干过三种行业：先是矿工，后来是农场的助手，最后是船夫。可是我在一九一八年六月至十一月期间，还得过一种面包匠的学徒生活。工作条件是很惨的。烘面包的房间非常狭小，满是蟑螂。我还得去搬运一袋袋面粉，帮助面包匠做事，搬木柴，选面包，做每天的擦抹活。
　　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
　　我打听到父母在德国人撤退时已离开祖国，住在比利时的朗格圣地方我急于重见和拥抱那被战争所分离的我的亲人！我便出发去找他们。
　　从亚眠到杜尔奈，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公里。我和许多青年同伴，大部分是步行经过这段被破坏的地带。
　　我们所经过的地方的名字，由于在战报中常常登载，已经像传说中的神像头上的圆光一样光亮。那些地方已只是一些废墟，各地情况都一样：过去生活方面的分歧，都为死亡与破坏所夷平而消逝了。大杨树倒在路边，山头都翻了身，到处是泥坑、黑水塘。水面露着生锈的废铁。四壁灰质的大坑，水冲成的小沟，迷宫似的战壕，不可攀越的若干土垒；土垒与土垒之间是铁丝网、壕沟、蒺藜和木栏……多么可怕的景象！昔日的村庄，我们只有从那些被火烧碎了的砖瓦的红色灰烬中猜想出它们的位置；被炮弹炸剩下的几块铺路石板，勉强指出原来的道路。如果不是东东西西地竖着那些指路的牌子，用拙劣的书法写着：布里、林勒奈、列万等，我们简直找不着路了。每一撮土都浸润过血和泪！我们在灰堆上走着！这些灰堆便是当日队伍的骨灰。我们想起许多名字，竟好似幽灵的名字：罗莱特圣母院呀，苏西呀，阿拉伯堡呀我们最后走到了兰斯。这里也是一大堆穿了顶、被铲平的房屋的残骸，地窖已成了露天池而装满了水。
　　一天晚上，我们终于到了诺埃尔戈多。这个我曾度过童年时代的村庄，也大为受损。我们的房子虽未倒塌，但在旁边，我一个叔父住过的房子就被炮弹夷为灰烬了。啤酒坊、工厂，全被破坏。我曾经在那里作过工的四号矿井成了碎砖、石子、大骨井架、车轮、麻绳和扭弯的不成形状的铁块的乱堆。不再成个矿井了。德国人临走时，把矿井内的设备全用炸弹炸毁，还放水淹了煤坑。
　　我们在一个木棚里过一了夜，算是暂避风雨，第二天大清早便带着愁苦的心情再往前进了。废墟，废墟、永远是废墟！好，现在算是到了奥尔希亚，随后就进入比利时境内，经过杜尔奈、阿特，终于到了朗格森：在那儿我重见了父母；虽然在那没有道路的地带走了这么久，但我再也不觉得疲倦。紧紧拥抱父母的那种快乐，给了我新的力量。四年的分离，急煞人的焦虑，一切变迁、一切危险，一刹那我都完全忘掉了。我从一场恶梦苏醒，生活重又开始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我们又回到诺埃尔。在残垣败瓦堆上我们勇敢地重新工作起来。这时兰斯到杜埃的铁路要重建，我就先被招募在铁路工作；随往我又重进了杜尔日的四号煤井。
　　我对于工会的活动和政治的斗争，越来越发生热情。在这方面，我觉得一切也要重新来过。
　　每星期六，我就去卖工会的报纸《论坛》；有一天我推销到三百二十四份，那是我多么快乐的一个日子。
　　法国政治和经济的情势，很迅速地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生活费用高涨，法郎贬值，食糖、媒炭和运输业发生危机，从战时经济转到和平生产的困难。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极大的骚动，虽然克里蒙梭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实行工作八小时制的法律，但仍不足以平息这种骚动。
　　罢工浪潮泛滥在全国各地。但因为没有组织健全的革命政党，所以这种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仍不能有行动上的后果。列宁论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
　　工人阶级一面受着战前那种不详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面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阻挠，不得不在这种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寻找他们的出路。社会党在一九一八年还只有三万四千党员，到一九二〇年便超过十五万。总工会呢，这时已有一百五十万会员了。无产阶级要求不再干涉苏联，要求立即复员，要求赦免军事和政治犯。它对一九一九年四月黑海水兵起义事件表示敬意。它非常了解俄国广大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它也努力去援助他们。
　　我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党的，同时也加入了工会。在党方面，我和雷奈·弗拉萨一道在党委会中为加入第三国际而斗争。弗拉萨是一个农民，一九四二年在云纳地方被德国人杀害。矿工工会自一九一三年秋就恢复了它的独立活动，我在矿工上会里为了使它重新加入总工会不断斗争。这是多么紧张的政治活动和尖锐冲突的时期！诺埃尔的社会党支部举行过一次公开的会议，会上，瓦扬－古久里发表演说，会后数周，该支部便以六十六票对五票的大多数通过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在一个有着社会党许多老领袖因为不能阻止退出第二国际，便竭力想迟延加入第三国际的地区，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在斯特拉斯堡的代表大会上（一九二〇年二月），加莱海峡区的四百七十九个代表中就有三百六十二人申明反对第二国际！赞成的只有一百一十七人。最后，加莱海峡区的代表，终于分裂成两半了。一半有二百三十二票，他们赞成重建国际（这算是中派，以龙格为代表）。另一半有二百四十三票，他们也赞成重建国际，但须加以勃鲁姆提出的若干修正（这算是右派）^[6]。一些无耻政客甚至施用手段骗取我们拥护第三国际的信任票，因此我们还得继续奋斗。
　　一九一九年在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的罢工和各种意外事件是非常多的。那些遭到破坏的地方矿工和其他的工人已开始进行斗争。到了一九二〇年，暴风雨也不少于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四月，当到处都在罢工并且我正以诺埃尔区代表的资格去参加杜尔日的工会委员会时，我被召入伍派到第七十二步兵联队。第一年我在驻扎阿贝维尔的第三营服役，第二年则在亚眠省的独立连。在一个休假期间，我还穿看士兵的服装，第一次在一个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我的话和本区的社会党代表完全不同：我明确拥护第三国际的各种主张。那些矿工们对于听一位故乡孩子的演说极其高兴，因为这孩子说到了他们的忧愁，也说到了他们的贫困，而且指示他们列宁替他们指出的得救的道路。他们用肘互相碰着说：“你如道，这就是那个小多列士，他已经长大了……”
　　在军队中，我继续工作、念书，同时也做斗争。晚上在房间里，我们也讨论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的问题。我们送了一封公开信给《人道报》，表示赞成加入第三国际。
　　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们听了都尔代表大会上的许多讨论，我们是多么地感动呀！逃过了警察注意的蔡特金热烈的讲话，加香雄辩的言论，我们听了像触了电一样。加莱海峡的工会第一次以压倒多数通过宣布加入第三国际。会上二百六十七票赞成加香与福罗萨的联合动议，一百四十五票赞成龙格和福尔有保留地加入的提议；至于勃鲁姆的提议只有六十七票赞成。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重新开始前进了。至于我们青年，我们放开全部胸怀来呼吸流动着的这种新鲜空气。不过，对共产党人而言，为了以政治家的身份认清并估计环绕着自己的现实，为了获得斗争的经验，为了能够在法国的特殊条件下取得胜利，还须走一条很长的路，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学习！

^[1] 参加“老年”工会的人称总工会（CGT）系统的工会会员为“布鲁朱派”意即布鲁朱“BROUTCHOUR”的党徒，至于革命派，则又以轻视的口吻称“老年”工会的会员为“巴斯里派”BASLYCOTS。——原注

^[2] 指欧战前奥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译者

^[3] 此系大仲马的小说。——译者

^[4] 冉阿让即《悲惨世界》主人翁。——译者

^[5] 列宁。《怎么办？》，《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九六页。——译者

^[6] 那时社会主义国际因受战争影响完全失败而崩溃了。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所有加入第二国际的各政党都陷于战争政策。每一个政党都去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了。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就喊出“第二国际已经死了。第三国际万岁！”的口号。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党第三国际建立起来了。愿意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各工人党，都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但是改良主义首领们却主张重建一个容留那些陷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泥坑里的各社会主义的党派和领袖的国际，来对抗脱离了机会主义影响的第三国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