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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男女平等主义与马克思：来自深渊的信息
卡罗尔·A．斯塔比尔
一年多来，O.J.辛普森受审案一直是头版头条新闻，通俗小报如此，主流报刊亦不例外。尼克尔·布朗·辛普森和朗·戈德曼惨遭杀害，令人惊骇；实践发生后成了几乎所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访谈节目的热门话题，上了诸如《时代》和《新闻周刊》这样一些大众刊物的封面，通常特载在大报的头版上。专门播报爆炸性新闻电台节目主持人霍华德·斯特恩在播出了现已声名狼藉的911盘录音带后，突然发现了国内存在的暴力行径，与此同时千百万电视观众在收看洛杉矶警察局正全力追寻辛普森的白色“野马”的情况。
新闻报道从一开始就十分离奇，不谈伤害辛普森和戈德曼生命的真相，也不谈洛杉矶的种族、阶级和政治迫害等现实状况。虽说案件本身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医疗保险、187号提案获得通过和“入籍美国”，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却渐离渐远。新闻报道视案件的审理为一场游戏、一项体育比赛、一场演出，避而不谈国内存在的暴力行径。报刊所谈轮的问题越来越不涉及辛普森到底有罪还是无罪——事实的真相，而是越来越多地爆料原告和被告双方在如何耍花招、使手腕。主流媒体很少谈及经济特权问题，而一提及辛普森和尼克尔·布朗·辛普森，就不断提出种族和性别这样的“问题”；因此法庭就成了原告方首席辩护人非洲裔美国人乔尼·科克兰和首席检察官白人马西亚·克拉克交锋的战场。在有关这一案件的报道中，提供信息和娱乐公众、事实真相和虚构想象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而并非仅仅是模糊不清。
赏识一下后现代主义吧：这个时代传媒走红、真相尽失、历史终结、马克思主义死亡，还有其他种种数不清的论点。在新闻报道对著名案件的审理大肆进行煽情描述的今天，人们大多确信数十年来媒体本身已有了巨大变化，抑或说媒体如今广泛的控制、操纵着信息的传播。而当我们有人想要对这种变化做一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阐释时，后现代主义者们却认为事实真相与据说已构成“大众文化”的虚构想象之间的界限现已尽失，这实际上就是20世纪末叶的事实真相。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好阐释的了，因为媒体所陈述的虚构想象之事就是人们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平的，社会已滑行到这世界的边缘；而我们所能确知的唯一事实是我们难以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滑到了这一地步，我们难以得知下边的深渊是个什么样子。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抱极端悲观的看法；将这一看法简单地说成不过是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又一事例会很容易。然而，我拟在本文中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一种有意回避，而不是他们的什么幻想；我拟着重论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男女平等主义的共同点和这诸多共同点的政治意义。
何谓后现代主义？
我首先要对“后现代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这两个用得很广而含义又往往不甚明确——至少现如今在学术界使用时是这样——的术语作一解释。后现代主义大体上系指一个历史时期，系指后工业、后福特主义，乃至后资本主义社会。“当代的”生产关系（如果我们仍能这样称呼的话）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被说成是断裂不整（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亦如此）、弥散无序、凌乱无章（意思是说有组织的权力关系无处不在而又处处乌有、普遍存在而又不知在何处）的，完全不受历史和经济这样一些决定性因素的影响。消费已代替生产，从而使阶级斗争（甚或社会分成处于对抗状态的工人和资本家这样的观念）成了一种过时的概念。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某一阶级，而是属于各别的特定群体（例如：妇女、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美国的拉丁美洲妇女）——这些群体不只（或者说完全不）按经济地位划分。要而言之，压迫已丧失了影响全局的物质基础。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认知主要基于这么一种信念，即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那些“无可辩驳的”、倡导整体观的原理——包括对理性、进步、博爱、正义，乃至反映事实真相的能力这样一些诉求——已被全盘否定。这一信仰源自后结构主义对语言、主观主义和表述的评论；但后结构主义论及的是理论，而后现代主义论及的则是实践。换句话说，后结构主义者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评价，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则将其奉为全盘否定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之圭臬了。
后现代主义者们因而认为，制度——很少（如果有过的话）称之为“资本主义”——已弥散无序、混乱不堪，不仅令人无法理解，也没有什么可加以反对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凌乱无章”自然也就意味着没有主要之点（或曰制度）可加以反对的了。在人们难以确切地知道事实真相的时代——被媒体充斥的时代里，已不再能够进行任何一种表述——不管是政治表述还是艺术表达。资本主义——现已断裂不整，不再是个有机整体——已不再能够被说成是种制度了；不管怎么说吧，认知的根据已不复存在了。
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那样的欧洲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所倡导的“整体观”，最终变成了斯大林主义——总的说来，启蒙运动亦然。某些——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比这一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式体制的做法走得更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种种压迫的根源。琳达·尼科尔森坚持认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和阶级这样一些抽象化的概念剥夺了不能将其所受的压迫简单地归之于经济因素的妇女、黑人、同性恋者及其他群众的需求。”[1]然而这种判断引人注目地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历史遗忘症。像尼科尔森所提出的那种论点不但是抹杀了民主阶级政治的丰富历史，竟对资本主义曾一再排斥打击马克思主义及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并令其丧失合法地位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全然不顾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方式从欧洲移植到北美后更不顾史实，完全脱离了首先产生这种思想方式的历史、物质坏境，又在强烈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这么一种氛围中被竭力抹杀自身阶级斗争史的社会篡改利用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政治代价不那么高的话，后现代主义者们及乔治·布什和迪克·阿米之流可能会声称我们美国没有阶级了。
大学里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课程中通常都设有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总论课。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不谈经验论，不用计量法（经验论和计量法能够反映出某种形式的现实之存在）；他们应用借索绪尔语言学和解释学的禅师发来论证其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主张。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们在重新挑起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时，并未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设定的框框。而他们却声称唯心主义已大获全胜，因为物质和经济基础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箱，只有语言尚存。根据“语言”从事研讨工作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们认为，20世纪末的政治活动只能是无计划、无头绪、随意而为；或者说，只能是通过人们认同的相互分离、各自为政而又往往相互冲突的群体来进行。
后现代主义尽管有着许许多多的自相矛盾、含混不清之处，但还是有一些共同之点的：不加鉴别、唯心主义地着力于对“现实”进行推理式的解释（也就是说，用语言学的表达方式解释所谓的“现实”，然而谁也没有真正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着力于相应地使用“差异”这一概念。如果我们最终难以指明能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实际”利益的话，那么可以想见的唯一政治行动形式就是以有“差异”的群体为中心的形式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由于反对马克思的差异统一观以及E．P．汤普森的“共同利益”观（认为人们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政治组织可以代表着共同利益），所以完全否定政治组织能够代表有差异的特定群体的利益。
何谓男女平等主义？
男女平等主义由于径直认为妇女是个具有明显倾向的政治群体，所以乍看上去似乎要比后现代主义容易理解。虽说“学究式的”男女平等主义的主流与后现代主义一样也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方法，否定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评论标准，但男女平等主义中的后结构主义评论走的是另一不同的路子。最引人注目的、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点是，当代男女平等主义理论一点儿也不否定制度（或曰“极权制度”），但有其自身的分析体系，至少是首先指出了“男性政体”实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间或亦说是资本主义的帮凶）。根据这一理论观点，妇女遭受男性统治制度的压迫，从而具有一种反对这一制度的共同志趣。男女平等主义有两大目标：思想上，提高妇女由于身为女人而遭受压迫的觉悟；政治上，将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的革命群体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力量促使社会变革。
然而从一开始，这两大目标就遇到了许多问题。男女平等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妇女是个统一群体这一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显得根据不足，因为大多数妇女都体验过极其嫌弃女性的制度，但方式各异、程度不同。例如，艺名知识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不管有多深，她所享有的地位使其所受的歧视少多了，完全不同于一名工人阶级妇女或一名靠政府福利救济过话的妇女所受到的歧视。男女平等主义用“妇女”代替“工人阶级”，往往认为并非所有的妇女对自由解放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志趣，更不用说是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了。有色人种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和同性恋男女平等主义者们指出：许多男女平等主义者将某种类别的妇女排除在外，对之进行欺压；某些妇女受惠于对其他妇女的压迫；一些妇女像男人那样参与种族主义活动，施行性别歧视，厌恶同性恋者。殖民地时期结束后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认为，各“男性统治”制度并非完全一样，“男性政体”在不同的社会里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这些行事方式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诚如这些事例所示：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将男女截然分开的主张不仅否定了妇女间的区别，同时重又提出了女性专事家务、生育、传宗接代这一陈旧的观点。要而言之，男性政体这一概念有冒重新提出对男性或女性的性别歧视观念的风险，因而可能会同反男女平等主义的反动政治同流合污，就像1986年反色情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同米斯委员会结盟那样。
20世纪80年代，男女平等主义理论围绕着本质主义（认为将妇女归于一类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其特有的女人本性）与反本质主义（认为“妇女”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存在）展开了辩论。本质主义者们（有意思的是，由于本质主义是个贬义词，所以没有什么男女平等主义者说自己是本质主义者）认为，妇女具有共同的特性，政治行动可依此开展。反本质主义者们认为：诸如“女人”和“男人”这样的分类并不能根据生理特性确定，不能将其说成是某种永恒不变的自然存在；这种分类是种社会存在，文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会有引人注目的变异。存在主义强调差异，强调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绝对差异；而反存在主义则强调“妇女”这一类别中的多种“差异”。
本质主义的评论非常有价值：发现了许多男女平等主义和实践所依据的排异特性；然而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分歧则使曾具有德尔价值丧失殆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究式的”男女平等主义的主流思想已同后现代主义汇合，致使其双双进入了死胡同。注意到妇女间存在差异的反本质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现在正像后现代主义者们那样对一切（妇女间的差异除外）均视而不见，换句话说，正如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现实”不再指任何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现实那样，男女平等主义当今的潮流则在于将“妇女”这一类别变成一种“论述上的”存在，四分五裂、变化无常，很难说还能够构成一种政治事业的可靠基础。由于男女平等主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强调了语言和论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纯概念的争辩提出了许多理论主张而完全脱离实际，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后现代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之间存在着这些共同点，但还是有人会说两者之间有一最大区别，即后现代主义评论得出的结论是难以再组织政治活动，而男女平等主义则坚信妇女的自由解放（只是采用何种手段并不明确）。后现代主义一直是种极其纯理论的运动，而美国学术界的男女平等主义的发展策略则一直没有离开过政治。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少数精英人士对社会、政治现实持否定态度的理论，而男女平等主义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反抗活动相联系（不过现在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至今仍坚信政治活动的正当性。
“男女平等主义”这个词原本系指一种处世态度，甚或一种政治立场，然而近年来这方面的意思非常模糊了。某个男女平等者可以是个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注意力集中在性别、语言以及表述上。某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也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反色情者、反反色情者、自由主义者、文化主义者或生态保护主义者。由于男女平等主义曾一度被片面地理解为主张生育自由，所以现在大学里就有了反对堕胎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而大学外也就有了“保护生命的男女平等主义者”。
尽管男女平等主义里有着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论主张，但仍然可以从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虽说反本质主义者们提出了相关的男女平等主义政治主张，但这样的“政治主张”（像“妇女”一词那样）往往是空泛无谓的，就如同后现代主义通常提出的物质追求、社会关系那样，因为这“社会”只是“理论上的”社会，这社会关系则不过是种语言定式。论及差异时，强调独具个性的权力关系，全然不顾其制度内部的相互关系；而由于权力失去了制度根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自然同样没有了制度根基（且不谈学究式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已完全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了）。坚持这一微观政治主张的结果是，基于“生活方式”、消费和个人主义的群体政治取代了反映共同利益的政治和进行集体主义的社会斗争的政治。
在政治斗争沦为靠语言游戏进行抽象的纯理论思维活动的状况下，已难以确认人们必须反对的、革命组织能够指导其反对斗争的制度了。后现代主义者们公开承认（他们实际上是在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已没来由了，因为（即使“制度”依然存在）各群体已极度四分五裂、变动无常。一些男女平等主义者仍在以男性统治为由故意回避这种虚无主义，而如果认为所有的妇女都一直遭受男性统治制度的根本性压迫的话，妇女间的一些根本差异就必须搁置一旁了。那些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工作的人（抑或也许他们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认为那些得益于对其他妇女进行剥削的妇女比那些受剥削的妇女要具有享受更多特权的阶级地位，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然而反本质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只能考虑阶级地位，提出一种他们曾极力否定的经济决定论；这也就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基础。
为何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说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根源，我们就必须考察一下20世纪50和60年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消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所谓的“富足社会”）以及20世纪70和80年代资本主义的衰退。我们还必须探索那数十年间学者们状况的变化。这些复杂的发展情况已超出本文论及的范围，但要叙述一下当今学术界的状况——这种状况有助于促使知识界脱离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将注意力集中到语言和“群体”上——并不那么困难。[2]
知识界左翼远离“经济主义”影响的倾向由来已久。当今以脑力劳动代替生产劳动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先前资本主义比较繁荣的时期：当时许多人确信消费资本主义已赢得工人阶级的心。从那时起，不断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体系、强劲的资本流通和“消费社会”，使得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且反复无常；这是因为“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至少对那些消费得起的人来说是如此）。对其他人来说，资本的权力及其对工人阶级和穷苦大众所进行的残暴侵害看来不可能发生变化了。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当今的思潮有一定关系的话，资本主义的衰退，特别是大学受到的财政紧缩的压力则强化了这一思潮。
当教育本身越来越商品化、越来越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时，大学生们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保障。而在学术研究工作仍是一种享有特殊待遇的职业的情况下，当今的研究生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校外从事低酬劳、无保障的工作——很可能最后要负债，或从事临时的、不稳定的教学工作，抑或要长期失业了。这就力促年青教师们采用更为时尚、更能吸引人、更“先锋”的理论使自己“出名”了。阐述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剥削这类严酷、令人厌倦的现实状况的理论已不大受欢迎了，特别是在同（例如）麦唐娜的“倡导抵抗”的男女平等主义相比照时境遇更惨。基于生活方式和消费的这种“抵抗行为”似乎很激进，然而构不成任何威胁。再者，要求尽快出版的压力又加速了写作进程，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着重论述时下人们关注的当代问题。这样的作品比起依据历史记载或实地考察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工作来容易、省劲多了。
鉴于这种对经济现实比较直接的体验，当今的学者们——特别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应该设法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特别令人信服的批判性的分析，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然而在学术界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方法是“一统化的”（因为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对社会进行阐释）、“简单化的”（因为说经济体制决定了法律、政治和文化体制）和“普适化的”（因为说阶级决定了思想意识）——却成了一种思想共识。男女平等主义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析妇女和妇女劳动问题。这种老套的说法已十分流行，因而不再需要对“一统化”、“简单化”和“普适化”的意思进行解释了——这些词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了。对政治上成长于各类男女平等主义运动的年青一代学者们说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治活动所依据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身具男权主义毒素的种种不实之词。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否定道理何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许多男女平等主义者对之所提出三项主要指责： “简单化”、“普适化”和没有考虑妇女劳动问题。关于第一点，通常的说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将多种压迫体制归纳简化成了阶级剥削这一种，从而忽略（或是极度轻视）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厌恶同性恋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将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的基础，但并未简单（或者说，简单化）地述及生产关系构成的压迫问题。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探讨了决定着女人和男人们生活取向、拥有一切权力的阶级统治制度下的各种压迫形式的运作情况，而不是仅仅只论及一种压迫形式——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是厌恶同性恋。例如：纽约市的血汗工厂工人感受到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量和质上均有别于中等阶级妇女的感受。其他领域里针对穷困的非洲裔美国青年的种族歧视要比大学里针对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种族歧视严重得多。这并不是说后一种压迫形式就不存在（或者说，微不足道）；而是将两种压迫形式置于其所存在的物质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我们即可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各种形式的歧视手法。
将简单化这一指责用于反马克思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可能更为确切。因为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尽管不得不正视存在于妇女间的不平等状况，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没有用心顾及存在于妇女与男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认为像我这样一位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明显要甚于男性工人所受到的压迫，是不是简单化了点儿？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些男性工人是性别歧视者；可“他们”的性别歧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所享有的阶级特权以及大多数强劲的性别歧视压迫形式源自资本家而非无权势的工人这样一个事实呢？简言之，所经受到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对同性恋的厌恶虽说在不同程度上了超越了阶级界线，然而这阶级界线（由生产关系划定的界线）仍是异常分明、不可变动的。认为生产关系和阶级地位毫无意义的观点有那么一点儿回避经济困难问题，所以总是从享有特权的阶级立场出发指责其为简单化的经济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普适化”这一指责与简单化这一指责紧密相连。这一反对意见始于对现代性（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由是现代性的真理、理性和正义这样一些观念（实际上就是“博爱”这一观念本身）太具有普适性、太无判断力，以致分辨不清人们之间所存在着的许多差异。这一批判在对资本主义滥用像“正义”和“理性”这样一些概念、以理性和进步的名义简单化地应用科学技术提出质疑时，是有道理的。而与此同时，这一批判意见又对男女平等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如果说真理、正义和理性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的话，我们就难以将其当作是判断是非和采取行动的准绳了。后现代主义者们（包括后现代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实际上经常受到批评，理由是：如果没有了他们不假思索断然否定的标准的话，他们自己就失去了支持反抗压迫的准则（或者说，失去了为反抗压迫进行辩护的准则）。其次，认为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十分有限且变化无常，以致只会有极其排他、范围极小的反抗形式这么一种政治活动的观点，也就使对压迫的反抗失去了可能性。因此，人们只能通过要求解决单个问题的政治活动进行反对“权力”（临时选定的相应“权力”）的斗争了，所能期望赢得的最佳结果也就是零零星星的小改小革。由于难以锁定（或者说确定）权力之所在，由于“真正的”共同利益纯属虚构之说，是令人感到压抑的启蒙运动一统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亦持这一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因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是既不可能亦不可取的。政治活动（更别说革命了）沦为了“语言”上的论战。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项指责——没有分析妇女劳动问题——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3]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可能的确是没有系统地论及妇女无报酬的家务劳动（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及了男女劳动分工的问题），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了这一观点（特别是在人类学和经济学领域）。再者，反本质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们为了进一步分析性别问题，不假思索地接受并修正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既忽略了性别问题，又以极端的性别歧视方式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他们却单单选中了马克思主义加以反对，理由是没有论及这一所谓的性别问题。
不管怎么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问题尚有讨论的余地。随着公私之间界线的愈益模糊不清、早先不计报酬的妇女劳动（老人护理、儿童保育、烹饪、清扫等）高度的商品化以及中等阶级妇女大批涌入劳动力市场，妇女的地位更加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由于未考虑生产关系的问题，所以在阐述妇女的地位时就显得比完全忽视性别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更为力不从心了。
传统男女平等主义的局限性
围绕堕胎权的斗争所显现的局限性充分证明了传统男女平等主义在阐述女工的地位和为采取强有力的政治行动做准备时所显现的力不从心问题。这当然就成了过去30年间主流妇女运动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与其他一些影响到妇女的问题相比更显其重要性这一点，尚可继续争论；然而我在此所要强调之点与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探讨这一问题的角度有关。例如，与最近的韦伯斯特决议案（1990年）相比，1977年海德修正案的通过（这一修正案实际上完全断绝了对贫困妇女堕胎的经济补助）没有引起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多少反对。韦伯斯特决议案中提及的堕胎“权”似乎系指享有更多特权的妇女的权利。堕胎权是主流男女平等主义确立的一项激进的重点行动，然而没有提及对堕胎提供经济补助和对那些愿做母亲的妇女提供日托和生活补贴方面的经济资助这一事实，说明了男女平等主义利益观的局限性。
1994年冬，我参与了生育权联盟的组织工作，目的在于强调诸如保健（包括产前和产后的保健以及堕胎护理）、日托和福利救济这样一些经济问题，以打破堕胎与反堕胎两种主张争论陷入的僵局。联盟中一些支持全国妇女组织和计划生育的人建议我们集中力量支持通过就医自由法案。另外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担心这一法案可能会被利用来压制罢工工人以及政治上持异议的人。这无疑是要引发一场关于联合行动和性别歧视的激烈辩论的，然而这场辩论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们所要支持的“权利”是从特权阶层的观点进行考量的。由于政府被视为是维护经济上享有特权者的特定权益的盟友，所以这些妇女必然会无视这么一个事实，即与此同时（且往往就在同一地点），政府在残暴地剥夺、约束绝大多数妇女和男人的权利。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被视为同这权利所属的较大权力和特权制度没有什么关系。
反对军队中性别歧视和厌恶同性恋的斗争也是这种情况。为公共部门的民主化所进行的斗争是应该受到社会主义者们欢迎的；然而，若无视，甚至认同像军队这样的公共部门所具有的反民主的压制特性，就会大大妨碍促使该部门内部工作民主化运动的展开了。而解除妇女参加战斗的禁令并不能改变这么一个事实，即许多妇女（她们对在军中的职务升迁可能并不那么感兴趣）之所以入伍，是因为（诚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这对那些没有什么就业机会的妇女来说是份稳定、收入颇丰的工作。
脱离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所进行的“权利”维护斗争削弱了男女平等主义者们的政治活动能量，并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这么一种看法，即男女平等主义是只为少数享有特权者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在广泛认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性的基础上结成联盟，动员妇女和男人们参加反对家庭暴力、反对进一步削减已然非常低的社会救济金，进而反对得益于这些弊病的制度的可能性。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指出：妇女（包括所有的妇女）的自由解放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自省力优势（后现代主义和当今的男女平等主义则毫无这种自省力）：我在本文中已着力强调了这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要我们熟悉我们的理论、了解我们的实践活动及我们面对占主导地位的权力体制所持的立场，从而认清妇女和男人们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处境以及当今这一处境的变化下极其坚实的思想基础。
例如，看一下关于“家庭价值观”的辩论吧。传统男女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新右派要求回归家庭价值观完全是种倒退。一方面，这种倒退被说成是力图恢复传统的小家庭模式，以使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返回家庭。另一方面，这种倒退又被视为男女平等主义运动现在使妇女有了工作“选择”机会的一项有效措施。这一分析所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一个事实，即经济状况已迫使中等阶级妇女除了干家务活外，还得干一份或几份专职工作了，可这一社会变化有益于资本主义而无益于男人。贫困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有色人种妇女）早就离家在外干活了，然而他们很少称自己不得不干而又得拼命干的工作为一种“选择”。妇女得益的论调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现正迫使中产阶级妇女做出以往由贫困的工人阶级妇女享用的“选择”。家庭小圈子这一观点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没有回到传统小家庭的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再也行不通了。认为关于家庭价值观的辩论是男女平等主义战绩辉煌所导致的这一说法，意味着思想上认可了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视为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的虚构信念。
我认为男女平等主义者们实际上是主张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的，但细想起来存在着另外一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可能性，即可能存在着忽视阶级立场的危险。许多自称为男女平等主义者的人们很可能只对维护其自身的阶级特权或对赢得名誉地位感兴趣。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其否定了后现代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因为其揭示了一些知识的历史、物质和阶级基础。像凯蒂·罗伊夫、纳奥米·伍尔夫和卡米尔·帕格利亚这样一些女人将男女平等主义作为推销其书籍、树立自己形象、谋生之道的营销策略而不是作为促进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一种手段来对待，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然而由于如此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拒不承认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我们大家“得益”于对不享有特权的妇女和男人的剥削方式，总体上看来男女平等主义有成为一种求职手段而非政治策略的危险。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媒体表演和O.J.辛普森案审理的情景。除了明星的派头和法庭情节剧式的场面外，法庭似乎成了融合多种文化的社会——盛行群体认同的场所。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辩论双方主要人物是一名妇女和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而主持法庭辩论的是一名铁面无私的亚裔美国男子。然而在这资本主义地位于社会之巅十分稳固的时刻真会有人花钱买票观赏这种表演吗？在这黑人失业人数是白人失业人数的两倍多的时刻，在这妇女、男人和儿童的权利被公然蛮横地剥夺的时刻，在这美国各地的女同性恋者们和男同性恋者们都遭受到抨击的时刻，在像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这样一些地方的罢工工人遭到警察的胡椒气攻击的时刻，真会有人花钱买票欣赏融合多种文化的社会景象吗？
关于人们想要什么及其所认同的状况，媒体的表演最终什么也没有知会我们。在现实与媒体所反映的极其不同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看不清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那些仍坚信会发生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者难以不再相信批判意识的力量和能够使人们（特别是那面临着没有稳定的经济未来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境况并学会如何最有力地与之作斗争而不是与之和平相处的手段。如果男女平等主义的分析研究一直坚持其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的话（先别提其影响了），那么我们就得要更好地认识到我们中的一些人所提倡的主张——后现代主义的主张，男女平等主义的主张，抑或这两种主张的混合体——实际上很可能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巩固资本主义的地位了。这些主张由于否定了能够透彻地认识问题的分析方法，因而模糊了我们自己面对总体性的剥削所应持有的立场，放弃了所有社会变革的主张。
我们不应该认为群体的分裂状态是件值得庆幸的大事，而应该着重认识群体已然成了那些拥有资本进行消费的人的商品这一状况，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在竭力（并将继续竭力）反对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认识到压迫的总体性，而不要满足于从事群体政治活动，仅使这群体与另一群体相互争斗、进行一系列有关压迫的相互论争。我们应该认识到群体政治活动不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挑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全球化世界体系导致的市场分割和群体认同商品化的表现，因为任何一种看似反抗的行动计划都很可能演变成严厉的压迫手段。
[1] 琳达·尼科尔森：《男女平等主义的种种矛盾》，纽约，鲁特利奇出版社，1990，第11页。
[2] 对这些问题一直进行分析研究的情况，参见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回避阶级》，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86；另参见伍德《新左派发展状况及其后继者》或曰《现在谁是老派？》，文载《社会主义录》1995年第35期，第22-49页。
[3] 鲁思·施瓦茨·科文的《母亲干更多的活：出乎意料的家务活，从平炉到微波炉》（纽约：常用图书出版社，1983年）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家务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的关系所提供的强有力的分析手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