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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主张与新需求：历史、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布莱恩·D.帕尔默



OLD POSITIONS/NEW NECESSITIES:
HISTORY, CLASS,AND MARXIST METANARRATIVE
Bryan D. Palmer 　



　　历史是什么？亨利·福特说是空话。乔伊斯认为是梦魇。尼采怒斥之为谎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答曰害人精。孩子们说是乏味无聊的东西，他们用历史这一字眼表达了绝迹了的、结束了的、过时的的等等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保卫称之为历史的这种“东西”呢？

　　许多当代理论含蓄而又明确无误地训示道：“别干傻事！”当今流行的理论认为同时发生的事件差不多是没有原因且支离破碎的，拟将其视为历史遗迹、没有因果关系的孤立事件——一系列“连续不断地发生的事件”。进行阐述似乎是在着力于使分析摆脱各种形式的“历史思考”。历史——一种不那么重要的、”依附于当今、没有其自身完整体系的“学科——是后结构主义对社会所做的终极说明，始终是主观性的时刻之产物。[1]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理论并不那么新鲜。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和后结构主义者们却用一系列翻来覆去、甚具诱惑力、回避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问题的话语，竭力否定历史。主要否定的是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理性思维体系，这体系被归结为一种形式——论述，和一项内容——美化资产阶级统治。这样一来，这种”知识“就将种种压迫一笔勾销了。[2]

　　后结构主义在重新对神秘的过去历史社会进行阐释时，似乎是想要否定整个18世纪这一革命时代——毫无疑问，这一革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一项规划。后结构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十分令人吃惊：它力图撇弃与1776年、1789年、1792年和工业革命相伴随的阶级内容与思想变革，同时避开19世纪殖民地的反抗斗争和第一个工人国家（1917年）。而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历史发展进程，并对当代政治和文化发展——从布莱克和贝多芬到马克思和蒙赫，再到维布伦和凡·高——有着极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宣告的平等主义是种以财产为基础的法定权利，而不是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社会条件；以此为基础的启蒙运动规划尽管不完善，但对封建秩序——确定这封建秩序的因素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地位等级观和钳制性的迷信、神学及专制主义思想——而言仍是一种革命性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兴无产阶级的成熟的世界观的目的是完全彻底地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性观点，将其落实到所有的人，而不是仅仅惠及这一或那一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正如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援用启蒙运动倡导的平等这只潘多拉之盒所具有的潜在价值捍卫法国大革命，援用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维护男女平等主义倡导的妇女权利那样——这些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实践中强烈表现出的那种男权至上观。马克思也根据启蒙运动的唯心主义以对立的立场提出了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而后结构主义全然不顾启蒙运动思想的这些特征和发展，将所有后启蒙运动的阐述都斥之为屈从于启蒙运动的、令人失望的东西。

　　当代理论特别怀疑启蒙运动的“经典论述”及其“对诸如意志论、经书解释、解放理性者（或曰劳动者）和创造财富等这样一些重要论述的明确推崇”。[3]这种老调——形而上学在现代所发生的危机产物——不过是为了使这些论述丧失其意义，使之消溶于后现代性的那种玄虚的、云遮雾罩的言词之中。[4]后现代主义者们与后结构主义者们因而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彻底地否定了对立面的重大演变。他们摒弃了康德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这几位不是持有这种经典论述就是持有那种经典论述，（他们）很少考虑这些思想体系间的根本区别。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提出：政府就是政府，都是不公正的（例如，打倒布尔什维克！）；和平主义者主张所有的战争都应受到谴责（例：我们不支持越战的任何一方！）；后结构主义者宣告，所有经典论述都是可疑的、妥协的，不存在什么最具权威的阐述（所有阐述这些的害人精滚开吧！）。

　　我拟在下述评论中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但这一决心完全彻底实现启蒙运动理性观点的规划并未实现；许多当代理论在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观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否定正好发生在这么一个历史时刻，即极其需要坚持用阶级观点来审视历史，视历史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一系列可证实的体系和作用，必须用阶级观点阐释从古到今的运动——特别是在当代人类（置身）于剥削和压迫呈全球化状态下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里就更要以阶级观点看问题——这样一个历史时刻。[5]

　　应该重申一下明确的论断，这是因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通常混淆视听，甚或加以否定的正是这明确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理论的批判及其对阶级政治的强调和历来对阶级斗争的重视，所依据的并非仅仅是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不否认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重要性。例如，福柯就持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始终考虑信念、统治地位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很难说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那么重视表述、描绘、论证和经典著作文本的引用。历史唯物主义不管怎样一直都在探讨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比喻说法令人难以理解的意义：这一点在诸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罗德尼·希尔顿和V.G.基尔南等这样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的大量著作和雷蒙德·威廉斯及特里·伊格尔顿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评论传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6]最后一点，说马克思经典论述十分注重依据生产力和主要经济关系（如阶级）决定论进行阐释，并不是要否定其他自我认同体（如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与后现代主义对一切重要理论阐述的怀疑之区别，并非表现在个别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两者对历史发展进程——历史发展进程受物质力量影响，一切解放斗争和顺从行为均发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分析的方法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历史为论述者创造的作品，即为了对现在进行阐释而想象出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只能是根据一时之需所创造出来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强调要将历史置于过去真实的物质世界中进行研究，而不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一矛盾重重的时代里随意对之加以装扮，并力求通过潜心探索其不甚明显的社会关系和将那些被忽略了的历史时段及事件置于极具历史价值的物质世界中；这物质世界比起现存的档案记录中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具有的虚构成分要好得多，且通常十分关注固有的权力欲。再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还竭力如实地——认为既然能够使历史发展进程模糊不清或使其失真，同样也完全能够使其明朗、显示真实——描绘历史的参与者，不管其阶级立场如何。

　　因此E.P.汤普森和加雷思·斯蒂德曼·琼斯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对阶级的形成、斗争和觉悟的阐释显然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后者的《阶级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1832-1982年》（1983年）对宪章运动的阐释则显然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汤普森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轻率地陷入了斯大林主义和主流民主的泥淖；他对英国民众激进运动不那么明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究，揭示了一种潜在的反叛传统：19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与合法正式对着干，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反对后来的工人阶级改良派及其费边派史学家们那一本正经的立宪主义。这与斯蒂德曼·琼斯大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琼斯的政治主张完全汇入了英国工党背离工人阶级的保守逆流。他认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成功地抑制了群众性起义的政治主张，认为运动的理念和行动不是当时的阶级动员而是18世纪政治的延续——那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当时历史环境下的阶级现实的政治。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是受了对工人阶级革命理想——过去和现在均如此的笃信之影响，但这并无损于这部著作的权威性；这是因为尽管政见不同，该著作仍深刻地论述19世纪初物质世界的复杂状况。而斯蒂德曼·琼斯竭力否定宪章时期的特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琼斯著作中的“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完全适应撒切尔的英国：这是对过去的一种背弃，贬低、否定工人阶级运动长期发展史，使运动发展陷入困境。汤普森与其完全相反，他的“现在”是个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刻：要“英勇地”迎接挑战，不管胜利还是失败，这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当代左派政治主张中的阶级内容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7]

　　详细审阅一下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被摒弃殆尽了，其结果就必然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过去—现在—未来体系，摒弃经典论述的代价和后果极其明显。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受想象中的政治信念激励的某一特定人群无甚实际意义的心愿的展现，而不是贵族统治集团与资产阶级之间、长裤汉们（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贫苦的共和主义者们的蔑称——译者注）参与其间的争斗；这就使当代历史编纂法十分明显地傲然摒弃阶级观点了。[8]后殖民时期解构式著作否定马克思对东方问题的论述是可以理解的，而逐字逐句引用有关帝国主义掠夺和当地人进行反对的论述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与全球范围阶级形成所保有的紧密联系却被歪曲成了不那么重要的一支支孤立的文化和一个个毫不相干的国家了——更加悄无声息了。[9]戴维·哈维说：

　　后现代主义要我们认可物化和细化，居然要我们赞扬伪装和掩饰行为，赞扬种种对地域、地区和社会群体的迷恋，同时要我们否定一种能够把握其深度和广度愈益全球化、影响超越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货币流通、国际劳动分工、金融市场等等）发展进程的经典理论。[10]
　　因此，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经典论述的否定也就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即阶级的重要性几乎丧失殆尽了。

　　这一发展变化在理论上述及的不多，大多表现在20世纪末的政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放弃阶级观“：[11]这是一种倒退，而“现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畸变及其最终的失败则又决定性地影响力这一倒退。有位史学家在其充满自信的著作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帕特里克·乔伊斯声称：曾经应用阶级斗争这一思想方法释述的英国历史，现在该换个方式对之进行思考了。

　　人们强烈地感觉到，阶级观也许是已经“终结”了。阶级已不再是历史阐述的主要内容，成了与其他许多内容同等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我所说的阶级观之“终结”）。这样说的理由并不难陈述。英国经济的衰退和调整已导致了老式手工雇佣劳动部门以及被误认为是“传统”工人阶级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右派开始抬头，左派开始衰微，工会亦随之衰微，这些均表明了经济变革的发展状况，导致了阶级和根据工作划分阶级对学术主张及广大民众影响的日趋减弱。英国发生的变革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显现，而最重大的变革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的式微。[12]
　　“拆析”一下这段文字，即清楚地看出其言极不周密，犹如《时代》杂志文章那样令人扫兴。即使20世纪90年代的潮流确然如乔伊斯所言，对这一想象的变革时期所应用的分析法也绝对不能完全搬用与其极为不同的过去的社会——一批蜕变、畸形的工人阶级国家（苏联、波兰、匈牙利等）的垮台对我们研究19世纪初的社会的实际阶级构成能有什么样的潜在价值呢？对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陷入极具铜臭味的政治潮流，从而摒弃其阐释问题的不偏不倚原则，宣扬他们那充满党派性政治——特定历史时期的赤裸裸的党派性政治，即他们所谓的新思想，难道不是相当的不道德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伊斯的一席话非但没有损害历史唯物主义，反而是进一步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乔伊斯说阶级观的“终结”是全球性经济调整、工会和左派失败、苏联和东欧内爆以及右派抬头的结果，这不就正是进一步肯定了“理智的马克思主义”吗？舍此，我们又能作何理解呢？马克思不是写过“各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主导意识形态”，不是还提出过在“热衷于革新”——这肯定是后现代主义一大特征。此刻，这样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导致“陈规旧习起主导作用的影响愈益广泛了吗”？[1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随之产生的意识形态与另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和冲突方面的社会关系之间差异很大。而乔伊斯则抹杀了这两者的差异。

　　然而这样做，既不利于对过去的研究，也不利于对现在的研究。这是因为乔伊斯简单化地所列举的左派日渐式微的事例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但他同时却又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他所列举的事例是片面、失真、非关键性的。

　　不错，斯大林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及其统治集团的确是不管不顾地冲进了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专制政治的泥淖中。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1937年《被背叛的革命》出版面世以来一直在预测这一状况的出现。托洛茨基反对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专横控制是种防止市场关系的复辟的主要手段（尽管不那么完美）的人；他写道：“倒退回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完全可能的。”[14]1989年以后资本主义反革命活动与斯大林主义发生内爆的年代里，阶级政治受到了沉重打击。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状况已使阶级这一社会变革和人类潜在价值实践者（马克思的一条重要经典论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工人阶级运动必将重新活跃，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们必将恢复20世纪90年代里在俄罗斯和其他地区所丧失的一切；最近，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势头已明显丧失，将一无所获。差不多十年间的暴君叶利钦式的大俄罗斯主义以及小“民族”沙文主义的野蛮行径已表明民族认同政治要将人们引向何方。

　　阶级——既是一种潜能和变量，又是一种行为力量——因而也就再次显示了其固有的重要性。当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资本主义极度整体性的、实质性的、阶级性的欲念所造成的灾难；这灾难是普遍性的、悲剧性的，就连完全蜕变、畸形的工人阶级国家亦指望靠意识形态浓厚的、抽象的世界市场而不是靠无产阶级政权维持生计了。从法国到加拿大、从韩国到巴西，现在通常都有群众性的罢工向资本及其政府发起挑战。尽管难以令人理解，但那些一度认为斯大林主义者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令人讨厌的苏联工人20世纪90年代还是投票支持了共产党人。1995年末，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国家的大选几乎普遍表明，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秩序的重大缺陷——即“穷”“富”差距明显的拉大，从而使虚构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使那些有幸保住工作的劳苦大众生活条件不断恶化：除了阶级斗争这一解释外，不存在其他任何解释。这一经典论断不管受到多么大的有组织反抗和多么异常的压制，都是难以推翻的。阶级观并未受损多少，且已然重放光芒。

　　这阶级观自然是风吹屹然不动的。阶级观被说成只不过是多种主观论之一，这样一来后结构主义分析法（这一分析法的出现正值左派急需要清楚明晰、直截了当地说明阶级既是一种潜能和变量又是一种行动力量，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主张的时刻）实际上就从解析和政治角度将其搅混、使其意义含糊不清了。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观点，是质疑、反对这种令其意义含糊不清的行为的，会纠正这种非常错误的阐释的，会提出一种相反的世界观来彻底改变因最近30年间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强势而导致国际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受挫、弱化的颓势的。那些未能认清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瞬时性，最近则大肆宣扬其根据文本所述进行构思认同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家们——其中许多人在学术上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战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现实状况最终还是会承认阶级观在重新日趋流行之势的。他们肯定会发现某种“不同的”状况，从而坚信马克思对剥削的经典论述：所有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从属或统治地位；这就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主义产生和主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这阶级在以其特有的力量吸纳其他各阶层，使各种政治力量失去生命力的同时进行统治和使其对立面被统治——压迫客观存在的否定。这实际上是看待世界的老道道儿。然而老道道儿并非就没有价值，尽管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以为然。诚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老人”——启蒙运动激进价值观的终身维护者——曾在一则特别合乎唯物主义的过去、现在、未来之相关影响的箴言中所言：“那些不能维护老道道儿的人决难有新道道儿。”[15]



[1]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文载哈尔·福斯特主编的《反美学：后现代主义论文集》，华盛顿州汤森港，海湾出版社，1983，第125页；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抑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第217、64-65页；波琳·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观点、进攻、侵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第64页。

[2] 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特尔《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第30页。

[3]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第23页。

[4]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状况的批驳，参见约瑟夫·弗拉夏《马克思的哲学废弃与历史唯物主义学原理》，文载《史学理论》1991年第3期，第153-179页。

[5] 上述各段所述问题，参见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编史：社会理论的作用、体系和演变》，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卡利尼科斯《理论阐述：省思哲学史》，坎布里奇市，政体出版社，1995；埃伦·梅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新文化：旧政体与现代国家》，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91，第93页；伍德《认同危机》，文载《这时代》1994年6月13日，第28-29页。

[6] 简要说明，参见哈维·J.凯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牛津，巴希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4；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文见《唯物主义与文化中的一些问题》，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80，第31-49页；弗雷德·英格利斯《雷蒙德·威廉斯》，纽约，鲁特利奇出版社，1995，以及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言》，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

[7]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纽约，温蒂奇出版社，1963）；加雷思·斯蒂德曼·琼斯《阶级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1832-198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中的“重新思考宪章运动”和“工党为何陷入困境？”，第90-178、239-256页。

[8] 关于当代种种史学潮流，参见布莱恩·D.帕尔默《沦落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语言的物化与社会史的编写》，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0。

[9] 参见拉塞尔·雅各比《回归边缘：后殖民时期理论困境》，文载《通用语》（1995年9-10月号），第30-37页。

[10] 戴维•哈维《后现代性状况：文化演变因由探》，牛津，巴希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9，第116-117页。

[11] 参见埃伦•梅克辛斯•伍德《放弃阶级观：新型“理想”社会主义》，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86。

[12] 帕特里克•乔伊斯《民主问题：19世纪英国的个人与社会》，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第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69，第39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第103页。

[14] 列昂•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纽约，梅里特出版社，1965，第254页。

[15] 列昂•托洛茨基《捍卫马克思主义》，纽约，探索者出版社，1973，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