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

刘仁静口述曹仲彬整理

　　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曾参加过党的一大，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生前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对参加托派问题进行了反省并承认了错误。
　　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研究党的一大，我曾数次访问刘仁静，他同我详细谈过他的留苏生活，以及他埋藏在心底多年且对其余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桩往事——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如今，我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为了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史料，现将我记录的刘仁静的谈话整理如下：

赴苏联学习的经历

　　1926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曾向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表示，感觉工作任务重、关系复杂、自己能力不够，有些难以胜任。于是，陈独秀就考虑派我到莫斯科学习，增强我的工作能力和本领。不久，陈独秀问我：：“苏联为支持各国革命，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培养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党校，你是否愿意去学习？”我表示很愿意去学习。到9月前后，党中央正式通知我赴苏学习。和我一同赴苏学习的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大约20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我记得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顾顺章，另一个叫罗汉（又名罗雪岑）；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我们先坐船从上海到海参葳，再由海参葳乘火车赴莫斯科。到达后只有我一人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其他人分别进入中山大学、军事学院等院校。

　　国际列宁学院，坐落在莫斯科市内离普希金广场不远的厨子街（后改名为伏洛夫斯基街），是专为培养各国党的高级干部而设立的。学院规模不大，全院学生约百余人，只有一幢不大的楼房。不过后来又在校旁空地上进行扩建，一年多后，建成了一幢五层大楼，我们许多人都搬进了新大楼。

　　这个学院的院长叫高尔莎诺娃，苏联人，是当时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夫人。记得当时学院开设的课程有：《列宁主义》、《俄共党史》、《西欧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俄语》等。

　　我入学时才发现蔡和森也在这里学习。不久蔡和森奉调回国，列宁学院又只剩我一个中国学生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学院的扩大，又陆续由国内以及中山大学等处调来几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吴玉章、董必武、朱大杰、彭泽湘、阮仲一、周达明、马员生等人。

　　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组织得较正规，平常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而各种小组讨论、问题解答、专题讲座之类的形式也应有尽有，有时还邀请联共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课。可惜学院未抓联系实际这个根本环节，没有提出如何把列宁主义结合于本国实际。国际列宁学院的学习，实际上只有死啃书本，学些一般的历史和经济常识，显得死气沉沉。现在回想我在这段学习中的收获，只能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俄文。

我的思想转向

　　党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派我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真正取得苏联革命的经验，便日后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使其胜利。当时我确实是抱着同样目的赴苏学习的。

　　后来，由于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联共党内的争论，引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辩论，也引起我思想的变化。

　　1926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我正在列宁学院学习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那时，十月革命激起的第一个浪头渐渐低落下去了，原来期待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的普遍想法，却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趋稳定而打破。由此，联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展开，并产生分歧。在历史转折、高潮与低潮中，使缺乏经验、缺乏洞察力的青年人产生思想混乱，思想转向并不奇怪。

　　1926年到1929年，我在苏联学习期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正确总结经验，迅速找出继续革命的新道路。当时首要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作了错误估计，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把蒋介石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我认为问题的根本就在他们处处估息迁就国民党，这正是养虎遗患的结果。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拒不承担责任，反而宣称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错误全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身上。中国党是错了，共产国际更加错误。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手中。相反，托洛茨基早就看出中国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确实是高瞻远瞩。而我思想的转变，正是始于大革命失败后我接受不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中国党和陈独秀鸣不平，思想产生矛盾。后来我接触了托派材料，党得托洛茨基的理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对共产国际结论的不满心理，终于导致我最终深信托洛茨基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所以倾向托派。此后，我内心愈来愈经常地出现一个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我想去拜访托洛茨基，亲眼看一看这位大人物，更多更深地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

秘密拜会托洛茨基

　　尽管我这时在思想上已经成了一个托派分子，但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参加托派。国际列宁学院里没有托派组织，我是自发地倒向托派，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到我倒向托派时，托派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就使我思想上虽靠拢托派，却不敢暴露。所以，我访问托洛茨基，是瞒着党组织，偷偷摸摸去会见托洛茨基的。

　　1929年，我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毕业，接着准备回国。一般回国都是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我另有打算，于是，我向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从欧洲回国。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最后同意我从欧洲回国，给了我一张护照和800美金，以及一张到德国柏林的火车票。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若飞俩同志。我怕钱不够，就向王若飞提出，从欧洲回国钱不够，他又给了我200美金。此外，阮仲一把他爱人留给他的一个在中国的存折约100美元，也送给我。这样，我回国的钱共有1100余元美金。在共产国际负责的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打点行装，于4月间回国。我的行装中有一个小箱子，其中装满了我苦心搜集的托洛茨基的著作。我把凡是能找到的托洛茨基的著作都收集齐全，一心想原封不动带回中国。

　　从莫斯科到德国柏林要途经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到德国柏林后，我借住在廖焕星的岳父（一个德国皮匠）家，并买了一张旅游图。我在柏林也寻找过党的组织关系。在中共柏林支部，我见到成仿吾。由于我一心要寻找门路去拜访托洛茨基，我对结交德国共产党人的兴趣更大些。我找来找去，终于会见了德国党的领袖纽曼和右派领袖布兰德勒、塔尔海姆，左派领袖乌尔邦斯、马斯洛夫等。纽曼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指导过广州暴动。乌尔邦斯是德国党的左派领袖，一心关心德国的斗争，由于他曾在狱中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很有名，他主编的《民意报》也很有影响。由于他那时倾向托派，我希望他能把我引见给托洛茨基，所以特地到他的报社去找他。但他却没有把我引为同道，没有对我表现出什么热情来，只同意把我那箱托氏著作寄存在他那里。我怎么也没想到，不久后他因中东铁路问题与托洛茨基意见不合而分手，而我当作宝贝的那箱书，竟然也要不回来了。我曾为自己的巨大损失而万分痛心。不过，我却有幸拿到乌尔邦斯给我的托洛茨基的地址。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乘车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再由康斯坦萨乘船直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城市。到了伊斯坦布尔，我急于要见我心目中的伟人托洛茨基，随意找了个小旅馆安顿下来后，就很快搭上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普灵西波岛离伊斯坦布尔不过半小时路程，托洛茨基住在这岛上的一条偏僻的路上，住宅面海、环境幽静，门口还有土耳其警卫。由于我有乌尔邦斯的介绍，托洛茨基夫人就直接把我带到托洛茨基住宅的工作室。

　　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戴一副眼镜，脸尖尖的，留着小胡子，显得很精神。托洛茨基看到我后对我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你的俄文讲得很好。”其实我的俄文讲得并不好。他问我莫斯科与德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布哈林已失宠，又告诉他我会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情况。他听了不置一词，他显然对这些人已经不感兴趣了，而且他对苏联的近况显然比我熟悉，无需我报告这些一般情况。我说，他们还不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在跌倒又爬起来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我见他案头堆积着许多文稿信件，就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自传《我的生活》，准备两个月写完。我们这样随便谈话，越谈越投机。为了能够畅所欲言，托洛茨基建议我每天上午来谈。托洛茨基把和我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不至拖延时间，影响我回国时间，又改为整天谈。我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有一次，我去得晚了一些，他就责备我道：“你为什么迟误了呢？你小心别迟误了革命！”他不仅严守约谈的时间，认真与我谈话，而且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这份记录后来没有给我。我想，他所以会这么重视，愿意停下手头写作，抽出大量时间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青年长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我能在中国为托派打开局面，同时由于他还是首次有机会在一个中国信徒面前发挥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因而不免特别兴奋。

　　托洛茨基和我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联共清党。不过，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我们前后谈了十几天，累计有数十小时。1929年7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托洛茨基，又绕道欧洲回国。

　　这次，我从欧洲回国途中瞒着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偷着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拜会了托洛茨基，这一行为完全是个人决定的。我在苏联学习时，联共开展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他被开除出党，又说他是个“反革命”，我看过他的文章，我不相信曾和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革命，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并领导着红军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的人是“反革命”。所以，我特意到伊斯坦布尔去拜访他。我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同托洛茨基交谈。我临走时，托洛茨基口述，他儿子帮助打字，打出了《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文件，这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我把它带回了国，作为指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1929年8月我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翻译好后，交给陈独秀看了。后来在我们办的刊物《十月》上刊登了。

　　我回国前，由史唐等少数被苏联驱逐回国的中山大学托派学生，在上海成立“我们的话派”的托派组织，陈独秀也组织“无产者社”托派组织。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我两边做工作，调解两派的关系，使其联合起来，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干脆和王文元等人也成立了托派组织，出版刊物《十月》，因为，我们被称为“十月社”。1930年夏天，由留苏回国的赵济等人也成立“战斗社”托派组织。当时，中国拥护托洛茨基的有四个组织。托洛茨基曾多次给我们写信，要求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后来，“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经过多次协商，于1931年5月召开四派统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我没有参加统一的会议，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与陈独秀在反对派的策略上有争议，关系搞得很不好，最后托派竟然把我开除了。

　　我去见托洛茨基之事，开始党中央不知道，后来知道后，就在《红旗》上发表了《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我三日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我没去报告，也没有回答。1929年底，党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可是没有通知我，我也没有看到开除我党籍的决议。后来还听说，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基曾到列宁学院追查过谁给我的路费。

　　另外，美国的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事先他通过人来找我，请我给他翻译，后来我翻译了。1971年该书再版时，他在序言中还提到刘仁静曾给予的帮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