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1977.3.18)

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

向青
(1977.3.18)

　　（1）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后遭遇到极为悲惨的失败（这个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我党尚未作出正式的结论），随后，唯一残余下来的香港组织又在多年中实际上没有什么活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逐渐恢复活动。最近四年来，党的情况比起前一阶段当然是有所进步，但这进步并不大，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充分利用了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这四年的活动只可以算是在摸索道路中从重开步走。现有党员人数约为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时的十分之一，而且只在香港一地保有组织。我们组织各方面的情况，即使拿我们这个从来未曾十分上轨道的小团体的标准来衡量，也还非常不健全。我党尚未确定地走上复兴之路。党是否真正有光明的前途，还要看我们能否迅速确定正确的方针，以及作最大的努力。

　　（2）中国托派四十多年来一直都只是宣传小团体（有时统一起来，但更长的时期是分裂为两个以上的小团体）。二次大战后，我们曾以为有条件开始向群众党转变了；一九四八年的建党大会甚至表现出很大的自信心。然而，事实上我党后来很快得到的，却是极为悲惨而且并不光荣的失败。今天，虽然我们的长远目标仍旧是成为一个足够力量领导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党，但在目前阶段却还没有可能实际上开始从宣传小团体向群众党转变，而必须首先重建我们作为一个宣传小团体的基础（过去原有的基础，已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崩坏了），争取尽快成为一个稳固的、真正富有宣传工作能力的小团体。
　　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前，我党有一个党纲，它是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五年革命以来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我党在思想上的基础：同志们由于一致接受它而团结并组织起来，又根据它的指导而进行宣传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但这个基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第一，原有的党纲已被历史发展超过了：那纲领所提出的革命目标，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实现了。第二，关于在革命后的新中国里面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虽然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中国新社会的性质，政权的性质，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党内同志事实上早已（大约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有了一致的确定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才一直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团结），但这些见解还欠缺一个坚固的并为全党同志一致接受的理论基础。我们同志这些共同见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对堕落后的苏联的见解而得来。托洛茨基对苏联有深刻精细的研究，他关于苏联的革命理论和路线令我们完全信服，我们又看出第三次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本质上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篡位后的苏联相同，因此我们相信同样的理论和路线也适用于中国。我们能够认识和确信这些，是一种光荣而非耻辱，是优点而非缺点。但，作为党的思想基础，这是不够坚强的。这还带有很大的信仰成分，还不完全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党的坚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党纲的理论基础必须是对新中国本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必然的趋势所做的周密的科学分析。在这方面，我党不但还没有达到见解一致，而且，这个研究工作根本还进行得很少，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在这样脆弱的思想基础上，我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强有力的理论斗争，没有可能通过有力的宣传工作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生重大影响，更谈不到把整个先锋队以及整个阶级争取过来了。
　　革命党在思想上的稳固性，一方面表现在纲领性的正式文件上，另方面表现为党具有一个稳定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核心，构成这核心的一批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出显然比一般党员有更高的才能和献身事业的热诚，因此获得一般党员衷心的信任和尊敬。他们是党的革命思想以及经验的化身。在第三次革命胜利前，我党可说曾具有这样一个核心，那就是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团。那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都为全党所支持，同志们普遍都相信他们是党内经验最丰富，能力最高强，而且最忠心的人。可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暴露了我党有重大错误，连带地也暴露出原有的领导核心实在并不胜任。以后二十几年来，犀照同志和中委会原有的其他同志一直都没有做到纠正过去的错误，补救原有的缺点，为党重建一个坚固的理论和政治的基础。因此，同志们很自然地普遍对他们丧失了信任，而越有独立思想能力的同志越不再信任他们。至于一九五二年成立起来作为原中委会继承者的全临会（最初由在港中委加上他们所选拔的一些同志组成，后来经过多次改组，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成员是原来的中委，而只有一个是最初的全临委员，但始终一脉相承），更一贯地表现出极不胜任，得不到同志信任。这情况在最近四年里并无好转，只有暴露得更明显。他们挂着领导机关的名义，却完全起不了真正的领导作用。目前我党显然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
　　至于党的组织基础，也削弱到不但在数量上比过去更微弱得多，而且在质量上也不能同过去相提并论了。我党虽然从来都是个很微弱的小团体，但第三次革命前总算有好几个地方分部，而大部分组织和党的中心都在国内，因此可以算是个中国全国性的小团体。但现在我们仅余的组织全部都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里面，不但是在现实的国境以外，而且是在和国内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近几年新加入的年青同志，一般都从来没有踏入国境；而老一辈的同志，即使是曾在国内生活和活动过的，也全体都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没有在国内生活了。我们同国内人民之间有极大的隔膜，我们的组织不但再不能算是中国全国性的组织，简直差不多变成非中国的组织了。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方针和政策必须严格地从现实出发。革命的政治就是现实的政治。在我党目前的情况下，不脚踏实地集中力量从事重建党的思想基础，却谈什么迅速脱离宣传小团体的处境，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纯粹是有害无益的空谈，是不可原谅的自欺欺人。只有在重新打稳我们作为宣传小团体的基础之后，才谈得到实际开始向群众党转变。

　　（3）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们走一条最艰难的道路来建党：我们必须在中国国境以外的香港来着手重建中国托派运动。香港的命运同中国大陆有密切的联系，香港的革命一定要配合着国内的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但在香港和大陆都爆发革命而且汇合起来之前，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却与国内截然不同，因而适用于香港的政治纲领、策略、口号以及活动方式也和适用于国内的大不相同。我们香港组织必须同时进行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本地的革命准备工作和为将来到国内活动作准备的工作。这两方面怎样互相配合，力量怎样分配？这问题是我们决定每一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方法时所必须首先考虑的。

　　(4) 在国内政治革命爆发之前，在香港形成托派领导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若不是代替了毛派的领导地位，至少也和毛派势均力敌），这种可能性是微小到几乎等于零的。困难在于如下的情况。
　　香港根本没有实现任何重大改良的前途。港英当局只想在所余无多的继续占据香港期间拼命搜刮，绝不肯对群众作任何重大让步。对于任何严重的群众斗争，它一定施以无情的镇压。在香港有极大潜势力的中共，也决不支持香港群众的重大改良要求，因为这对它没有必要，改良的结果反而要显得国内人民的生活更不如香港。因此，我们想通过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建立起强大的群众运动，是做不到的。如果群众真正起来争取重大权利，只有走革命的道路。倘若中共愿意发动香港群众起来革命，当然不会有多大困难。可是，假使群众在托派（或任何与中共敌对的党派）领导下起来革命，只要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尚未陷于麻痹，就要面对中共和港英联合的镇压。这点是任何人都极容易想到的。而这种考虑就足以把群众阻吓住。这是一方面。另方面，香港群众的生活事实上比国内群众好（而且比东南亚一般国家的群众都好），这又令香港群众极难感觉有必要起来作冒死的革命斗争（寄托希望于刺激国内群众也起来革命）。因此，在国内爆发革命之前，托派想靠革命口号来领导香港群众也是极少可能的，除非当时国际形势已有极大变化，例如托派在其他国家领导革命胜利了。
　　将来多份仍旧像过去一样，要由国内的革命高潮刺激起香港的群众运动，而非反过来由香港的革命刺激起国内的高潮。我们要预计到，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在真正巨大的高潮出现之前，我们仍旧只能是一个小组织，完全不能和毛派相比。

　　 (5) 根据上述展望，我们应该确定如下的方针。
　　（A）香港组织要时时刻刻都面向中国大陆。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要注重为将来到国内活动作准备。这方面的工作要比本地的革命准备工作点更优先的地位。第二，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也要注意对国内问题的分析和表示立场，而且时时刻刻都把香港的根本问题当作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尤其是在对各阶层的激进运动进行干预时，更须注重宣传我们对中国的纲领立场，批判其他党派对中国的立场。
　　（B）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比鼓动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更重要。这并非表示我们要故意少做鼓动和组织工作，或故意把他们押后。不是这样。凡是碰到这种工作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只不过，我们要预先了解，这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成绩也不会大，所以不要因为千方百计勉强去试探这方面的工作，甚至仅仅空谈和幻想这方面的工作，以致妨碍了可以投入更大力量而且更有实际效果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同时，我们要了解：即使是在支持或号召某种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还是宣传重于鼓动和组织。这就是说：主要是周详深入的解说道理，而不是简单直捷的诉诸感情，也不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我们在群众中只有狭小的根基，甚至完全没有，不但想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极难做到，连希望广大群众都听见我们的声音而且激动来（这是鼓动的作用）都很难，我们实际上只能希望首先对群众中最富于政治敏感、最有思想能力的少数先锋分子发生启发作用，使他们经过深思之后接受我们的见解和主张——这就是要靠宣传工作。只有把整个先锋分子层争取过来，以他们为媒介，才能领导起广大群众。
　　
　　（6）中共的统治自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上层危机中打滚。由于官僚特权层的本性决定，中共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时，不是采取比较民主、比较多依靠群众的路线，而是反过来越来越脱离群众，加深寡头统治和个人独裁的程度。但结果并未达到维持党的团结和稳定的目标，反而使上层危机接连爆发而且日益剧烈。去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相继逝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深刻的上层危机的时期。目前对“四人帮”的斗争固然还在继续发展中，而这整个斗争也不过是这次危机的开端罢了。
　　在上层危机出现的时候，群众也活跃起来，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这或是由于群众主动地利用官僚统治的缺口来表达不满和提出要求，或是被某一官僚派系发动起来作为打击敌对者的力量。这种群众活动将在以后的危机中继续出现，而最后将生长成为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种社会动荡在短期内（例如一两年内）酿成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还很小。十年来所有的群众行动，其中那些最激烈、最明显提出夺权目标的，都或是某一官僚派系所发动，始终在他们控制中，成为官僚内部争权的工具，或是不在官僚控制中，但也因未能提出符合全国人民需要的口号，而在人民眼中成为和人民利益无关的过激派行动（甚至是比原有的官僚当权派更难令人信任的过激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红卫兵的夺权行动就属于这类。至于那些符合全国人民需要的行动和呼吁，例如天安门事件，李一哲大字报之类，则还未抛弃对整个中共官僚层的期待，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政治革命的酝酿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由于十年来中国人民已经饱受毛泽东大搞假革命之苦，饱受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给予他们的种种打击，所以他们那种普遍对现状不满的心理，与其称为“人心思变”，倒不如说是“人心思安”，“人心思治”。固然“变”与“安”或“治”并非绝对对立的，真正的思“变”，也不过是希望经过“变”而达到“安”或“治”，但“思安”和“思变”两种心理毕竟是不同的。思变的时候，人民已经对现状，对当时的统治者感觉到再不能忍受，他们宁可形势变得比现状更乱，相信只有经过更大的变乱，把原来的统治者打倒，然后才有安定的、较好的日子。但“思安”则是感觉纷乱、震动、牺牲已经太多了，更多的变乱和牺牲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希望那些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人放下屠刀，让人民过安定的生活。现在中国人民的普遍心理属于后一种，大多数工人也一样。毛泽东的威望下降，周恩来变成新的偶像，其主要意义也在于此。这不是革命临近的征兆，而是革命前途尚远的征兆。现在继续“革命”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当作灾祸。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新领导集团提出“大治”的前途，是争取人心的聪明手段。但我们不可把目前群众这种“思安”心理了解为反动的潮流，因为他们对之失望并拒绝的，不是真革命，而假革命，是毛江派假借革命名义所进行的种种对人民无益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和假借革命名义对人民物质利益和精神自由的进一步侵害。对假革命的唾弃，并不是反动，而是进步，虽然还没有立即走到欢迎真革命。
　　目前中国人民中真正“思变”的，主要是十年来被大批“下放”乡村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其中曾为红卫兵积极分子，而后来受到“狡兔死，走狗烹”式对待的青年。这是一个造成社会不安的重大因素。其中个别分子可能成为革命先锋分子。但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他们是不够条件成为未来政治革命的主力或先锋的。他们太分散，又不在社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他们很有几分像流氓无产阶级。在全国人民绝大多数“思安”的情况下，他们“思变”也不足以造成革命形势。
　　
　　（7）根据上述对中国形势的了解，可得出如下几点与实践有关的推论：
　　（A）我们的刊物有时把中国形势估计得太接近政治革命，或对个别情况不明的动乱事件轻易附会了反官僚斗争的意义（如一九七五年的杭州动乱）。这样的宣传，对今天的中国群众是特别无效的。不但因为没有充分根据，有时根本不正确，所以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很容易给饱受假革命之苦的群众一个坏印象，让他们觉得我们唯恐天下不乱，企图浑水摸鱼。今后我们要采取更客观和审慎的分析态度，务求得出真正站得住的结论。如果资料不足，就宁可存疑，指出不止一种的可能性，而不要捕风捉影，把愿望当事实，成见作理由。
　　(B)为了帮助国内群众改变他们的心理，对继续革命从厌弃和害怕转为接受和期待，我们的宣传中心应该是提出和解释适合中国需要的各项具体要求，这些要求的总和就是我们的政治革命纲领，以此纲领同其他政治立场划清界限，主要是同“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形左实右”假革命路线，各式各样的过左空想，以及真正的走资派路线。同时要证明任何一派官僚都不可能实现这个纲领，由此打破改良主义的幻想。
　　（C）为了迎接未来的中国政治革命，我们在香港还有相当长时间来作准备，可以按常规地工作，目前不必作紧急应变的布置。（如果我们看到国内形势显出政治革命迫近眉睫了，香港组织就应该立即全力展开紧急的党员思想武装和动员的工作，尽可能使每一党员都在短期内充分了解和熟悉我党对国内的纲领、策略和工作方法，准备在革命爆发后尽量回到国内投入战斗。为此目的，不惜把本地工作大部分甚至全部停止。）

　　（8）希望在香港领导中国革命，是可笑到极点的幻想。若以为未来革命的整批核心领袖人才可以在海外培养出来，等到国内政治革命爆发时回去就职，那也同样地不切实际。海外的托派运动只能成为未来的全中国托派运动洪流的源头之一，只能提供干部和领导人才的一小部分。如果海外的运动将来在全国的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那只可能是酵母的作用，而不是领导或基干的作用。倘若在国内革命爆发之前香港已形成了托派领导的巨大的工人运动，这运动自然可以成为国内工人运动的先锋和样板。但前面已经说明，这种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和计划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在海外（以香港为主）发展托派运动的总目标只能是：培养出一批干部，他们不但富有在当地做革命工作的能力，而且对国内情况有充分认识，将来可以在国内政治革命中充当精良的酵母。
　　海外培养出来的干部，在了解国内种种条件以及同国内群众打成一片的方面，自然不能和国内生长的干部相比，但可能在另外几方面对国内的革命运动有特别大的贡献，那就是：介绍托派的传统，介绍外国的革命经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进步方面，以及打破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我们海外组织为了能够帮助国内的运动，除了要使海外同志尽量熟悉国内情况外，应该特别在这几方面尽量提高同志的能力。
　　目前，国内革命形势尚未出现，国内群众对我们毫无同情，而且根本不认识，我们在香港的力量又非常微弱，在此情形下，我们想把宣传品和工作人员秘密送进国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目前的任务不是在这方面作无益的空想和冒险，而是脚踏实地，积极地按上述方针为将来的国内活动作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同时尽力发展香港本地的实际工作。只有在这两方面都有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托派运动在香港真正成为群众运动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某种孔道把我们的革命思想和活动情况传到国内去，发生影响。我们现在距离这必要的水平还非常遥远。这同我们那销路狭小，内容贫弱而且常犯错误的刊物引起本地毛派攻击，我们的少数人抗议行动有机会被本地传播媒介报道，相差十万八千里。

　　（9）过去几年里，托派思想在香港公开地宣传，还有一个自称支持第四国际的革马盟以公开组织的身份存在着，都没有受到港英法律的禁止。这是以前香港和国内都未曾有过的公开活动机会。根据香港的形势和港英政府的利害关系，可以估计港英这种比较开明的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主要理由如下。（A）中共在香港已经有极大的潜势力，这是港英所感受到的最大的潜在威胁。但港英已明白，长远看来，不可能光靠严厉压迫来消除这种威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它必须争取香港香港中国居民的民心。（Ｂ）放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是一个争取民心的有效手段，可使居民觉得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胜过国内之处。（Ｃ）在并无民主政制的条件下让居民享有较大的自由，对港英的统治权并没有直接的损害，反而有开放安全活塞的作用。（Ｄ）港英政府了解：开明政策主要是让一些微小的政治派别比较容易活动，至于中共的活动则是无论如何也压制不了的；而那些小派别即使有活动的自由，也极难发展到具有威胁港英统治的实力，却可以起一部分抵消中共影响的作用。
　　既然港英政府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同时近几年来香港的青年中又有显著的思想激进化的酝酿，我们自然应该抓紧这个公开化的大好机会。不但原有的种种公开活动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且应该首先把青年团变成公开存在的团体，同时积极准备下一步把党也公开出来。青年团和党的公开存在，可以便利群众对我们的认识和直接接触。在党实行公开之前，要加紧发展青年党员，同时有计划地让青年同志担负更多的将来要公开出来的工作，包括很大部分的组织性工作在内。这是因为种种条件使青年同志比较容易担负因公开化而增强了的压力。
　　自然，青年团或党的公开出来，并不表示团或党的每一组织单位、每一机构、每一成员和一切活动都公开出来。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配合，要随时随地按具体情况决定。这是新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的责任。

　　（10）托派运动（包括我党）在香港的复醒，是同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分不开的。今后这个地区托派运动的前途，也主要决定于青年激进化的发展和托派在这方面的路线。
　　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是世界性的同一现象的一部分：有同样的根本原因，同一的根本趋向，而且同实际各地的激进化密切联系着。但香港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香港青年激进化发展的特殊迟滞性。
　　一九六六年的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事件，才第一次显露出香港青年激进化的端倪。次年中共领导的反英抗暴运动的规模更大，不过性质上同前后的其他事件有很大的分别，以致后来的激进青年一般都把它当做非我族类，其实这也是香港青年激进化过程中的一步，而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受了影响而不知道）。一九六六年在大学里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七O年代”的创刊和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的发生，使青年激进化成为人所共知的现象。在一九七O年至七二年初，这地区的青年激进化运动最显著地表现出和西方青年运动相同的特色，而且仿佛也有相同的发展前途。这时“七O”（刊物和团体）显然成为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大转变（中美友好，越战签订停战协定），香港青年激进化的发展缓慢下来而且色彩大变了。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起，“七O”明显地衰落下去，同时发生重大的分化。所分化出来的，有倾向托派的小团体（不止一个）。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在香港处于非常孤立地位而尤其与新兴激进青年疏远的毛派，却突然挟着强大祖国的声威，吸引了香港青年（以学生为主）的一个重大部分，成为激进青年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派。

　　（11）到今天为止，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无论在规模，深度或影响上都还很有限。这运动既未能实际干预政治，也没有改变社会一般人的思想，没有引起其他社会集团的激进化，甚至在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面也只是个微弱的少数。
　　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强烈的行动性。但在香港，最大规模、最激烈的行动，不过是三、四千人的示威或集会。最近两三年，连两三千人的集会都很难做到了。这完全不是因为香港那些已经激进化了青年不重视行动，不积极扩大他们影响，只是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更大的结果。他们想发动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但结果只成为少数人的抗议表示。而且由于在这些行动中所提口号通常都太抽象，有时甚至同资产阶级舆论的要求没有什么分别（例如反贪污运动），而并没有指向革命道路，所以连思想教育的意义都不大。
　　在所有青年激进化高度发展的地方，至今主力都是学生运动。最初，香港一般人也把以“七O”为中心的激进化运动称为学生运动。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七O”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学生，而是职业青年或已离开学校而尚未有固定职业的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化程度还很低。无论全港学生中或任何一所学校中都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激进化不但数量上还很小，而且性质上主要还限于开始关心和思索教育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各种问题，并没有达到以群众行动争取重大改变和在心理上全盘否定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的程度，而且现在还没有向这方面迅速发展的征兆。
　　一九七三年以来在香港学生中有相当发展的毛派思想，是兼有激进性和保守性的两性怪物。一方面，由于它在中国代表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且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它在香港是激进思想的一种；另方面，它极力培养中国人民对于共产党统治者绝对服从并不断歌功颂德的奴隶性，而且它现在实际上保存香港现状，同港英政府以及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友好，对香港的革命运动怠工，甚至连民主改革都不争取，所以它又是保守的思想。目前，它在香港激进青年中的势力超过任何其他党派。但由于现阶段它的保守性压倒激进性，所以成为香港青年激进化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毛派在其中的势力和作用，也是香港的激进运动的特点和弱点之一。
　　托派是在香港最早对青年激进运动积极干预的党派。由于这种积极性和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优越性，加上国际托派运动的帮助，所以尽管香港老一代托派的人数极小，也能不久就在这新兴激进运动中发生相当影响，而倾向托派的青年成为激进青年中引人注目的一派。但决不能说我们托派已经充分利用了这机会。大约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托派的干预是全无组织性的；名义上始终存在的我党，根本没有作有组织的工作。一九七三年开始有“七O”出身的青年加入我党之后，党也未能给这些青年党员有力而正确的政治领导。事实上，他们一直基本上是自行摸索道路，只从党得到很少的帮助，其中以物质帮助为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们从外国托派所学习的比从我们党内学习的更多。至于站在我党之外的倾向托派的青年运动，我党更未能影响和争取。直到代表大会的前夕，包括全临所提出的大会决议草案在内，我党一直没有对整个香港青年激进运动作过分析或总结。这一方面是我党极不健全的重大表现之一，也是不利于香港青年激进运动发展的因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的因素。

　　（12）香港青年激进化的微弱，是有深刻根源的。其他地方青年激进化有巨大的发展，是因为青年不但在现制度下受到种种压迫，不但看见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生集团，而且他们眼见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不断发展，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以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够经过群众运动而改变自己的命运。香港青年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也同样眼见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们并且同战后最大的革命胜利（即中国革命胜利）有直接的血肉关连，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住在本是中国领土的香港，但他们的心理感受却和别处的青年不同。大约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香港青年中，以青年工人为主，是有一股强烈的向往中国革命的潮流的，而且屡次掀起斗争行动。由于身为领导的毛派一贯地限制这股激进化潮流的发展，后来更在国内施行种种错误政策以致引起群众普遍的失望，香港青年就消沉下去了。往后，香港经济在工业化中繁荣起来，生活水平同国内的差距增大，国内政治局势更日益驱使群众失望，于是香港青年成为全世界最保守的一部分。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新的一代青年开始登上舞台。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中国怎样从革命走向保守，没有对中国革命怀过热望，所以也没有感受失望的打击。共产党的中国在他们眼中不算是什么新的中国，也不代表革命，而是既成制度之一，是令人不满的世界现状的一部分。他们自觉是被中国所遗弃的儿女，因此心中有一份悲哀和愤慨，但并不稀罕回到那破裂了而两边都没有幸福的父亲或母亲的家庭。民族自觉和对民族运动的向往，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现实存在的两个中国之任何一个，他们所认同的是一个抽象的、只存在于他们的奇特想象中的中国，比较像五四时代的中国，却不像今天的中国。他们是香港变种的中国人。他们有一种从香港看世界的世界观，在这世界观里，中国大陆处于扁平世界的朦胧而可怕的边缘上。他们不愿意多想到它，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同它有太密切的关连。他们最注意而向往的，是西方花花世界。他们之中的普通人向往于西方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所看到的一面），但少数最敏感、最富于反抗性的分子，以及一些不适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参加个人竞争的分子，却受了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感染和鼓舞，走上模仿西方激进青年的道路。后者就是“七O”集团初期的形象。他们那种相当轻视和忽视中国大陆的思想，当然是天真幼稚的表现。但这种幼稚性一时间成为一种动力，成为勇气的源泉，使他们充当了香港青年新的激进化的先锋闯将。不过，香港的特殊地位，它不能摆脱中国大陆的决定性影响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这无情的现实终于随着“中国热”而强烈地印入了现在这一代青年的脑子，所以香港青年始终不能像别处的青年那样充满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现在绝大多数香港青年都不希望中共的统治伸展到香港来。另方面，他们却很明白：一旦终止港英统治，必然是由中国政府来接收。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倘若用激烈的群众运动争取改变香港现状，若非在港英镇压下失败，就是找来中共早日接收，等于从油锅跳入火炉。就是这种自觉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特殊心理，使香港青年不能像别处的青年一样地大规模激进起来。香港青年对现社会的疏离化，表现为玩世不恭、逃避主义以及反社会的个人暴力行为的，大大超过表现为激进的集体行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中国大陆发生革命或出现极强的激进化潮流；其次则倘若有一个大国或邻近香港的国家建立起真正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也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现在并没有这类巨大变化临近的征兆，因此可以估计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巨大的发展。至于中共的内部危机，其继续发展必然动摇香港一部分青年对中共的信仰，这是我们从思想上争取他们的机会，但目前这还不足以改变香港青年的心理，使他们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

　　（13）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在香港采取如下的青年工作方针：

　　（Ａ）目前的青年工作，主要是对零散的青年小组和个别青年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尽可能吸收他们入团，然后再进一步培养他们成为党员，而不是拿一套特别的青年运动纲领去领导群众性的青年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还不存在）。
　　（Ｂ）为了进行上述工作，一方面要出版适用的期刊和书籍，另方面要分别建立许多青年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要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各种切身问题的看法，重大时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革命的基本路线等），有机会时也讨论和决定实际行动的问题（例如当组员所在的工厂或学校发生斗争时，或有机会去协助某一群众斗争时）。但不要成立那种名义上仿佛是个群众性的行动组织，其实既无实际行动也没有群众基础的空头组织。这种空头组织不但无用，而且助长浮夸的歪风邪气，令诚实严肃的青年疏远，而轻浮狂妄的青年走来。
　　（Ｃ）既然目前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样并未高涨，而且同样没有迅速高涨的条件和征兆，所以谈不到特别选定哪一方面作为我们的工作重心，也不需要特为派人到哪一个圈子里去工作开辟工作。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办好一份刊物，由通俗书籍配合着，进行广泛的公开宣传工作，借此尽可能影响到较多的个别先进青年，不论他们是工人或学生或属于其他阶层，然后用学习小组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教育，把他们变成我党在某一社会圈内的根基。要使刊物成为小组工作的集中领导工具：不但提供学习资料，而且解答他们的问题，反映他们的活动情况，传达他们的呼声，发表他们学习写作的一部分文章（其余部分可在小组内部传阅或复印发表）。在过去四年里，虽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推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其实只做到了一些小组教育工作，只在这方面有些收获，这就是因为现实条件决定了如此。不切实际的方针不但无效，而且浪费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效方面的力量，会产生令人沮丧的后果。过去全临不但没有帮助青年同志认识符合现实条件的工作路线，反而提出比青年同志自己的想法更不切实际的路线，今后新的领导机关必须做到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表现。
　　（Ｄ）青年团的问题是目前党的群众组织工作的中心问题。必须坚持第四国际第九次世界大会关于青年工作所决定的原则，使青年团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政治团体，而不是党的附属团体。党只能依靠本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正确性和显然较高的水平去争取青年团自愿的合作和拥护，而不能要求青年团接受党的指挥和约束。在我党极其微弱的现状下，党应该考虑自己是否还要维持独立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亦即重建党和团的两层组织是否可能和必要，而不应该不顾实际地企图建立一个受党控制而没有自主权的青年团。后一种态度只能使我党和最富于活力、最优秀的革命青年疏远甚至对立起来，走上腐朽和死亡的道路。
　　（Ｅ）香港目前除了我们的青年团之外，还有若干其他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的社会主义青年小团体。其中“社青”、“革马盟”和“七Ｏ”更同我们的青年团有密切关系。对于这类团体，我们必须确定哪个是在政治上趋向接近我们的青年团的，哪个是有原则分歧的敌对者（竞争者）；对接近者要争取它同我们的青年团合并，对敌对者则要划清政治和思想的界线，确定对它进行思想斗争的策略。不争取原则立场一致的团体合并，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能够把全体社会主义青年战士领导起来的组织；不同敌对者在政治和思想上划清界线，在决定关头就会迟疑和动摇，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
　　（Ｆ）社青从头起就是我党支持的标明社会主义立场的青年团体，本来应该从头起就把它当作我们托派的青年团来建设，但全临却硬要它重走“七Ｏ”初期的老路，幻想它可以成为一般“社会主义”的“群众”团体，以为政治立场的含糊性和无定型的组织方式是可以吸引广大群众的优点，而在它的内部再成立一个秘密的托派青年团。这条不切实际、完全错误的路线令两方面都不能好好发展，尤其使我们的社青工作表现出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以致把社青的面貌弄成非牛非马，引起一些成员和接触者怀疑、不满和疏离。现在必须立刻改正我们对社青的政策，促使它迅速提高到托派青年团的水平，然后和我们的青年团合并。

　　(14) 目前在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之中存在着若干个自称支持第四国际的小团体以及一般地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合作，更没有积极争取统一，但另方面也没有标明彼此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小团体之中，至少有我党和革马盟分别以托洛茨基派自居。这情况是妨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海外华人中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主观因素。这不但使本来可以集中起来的力量分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而且增加各团体成员的思想混乱，妨碍群众对托派立场的认识。我党要从现在起彻底清除派系成见和狭隘性，放弃全临过去几年间所坚持的不切实际的立场，不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和要求党外一切托派分子来“归队”，而要主动地努力争取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同其他小团体统一起来。在统一实现之前，首先争取各团体部分的合作和密切接触，如合作出版公开刊物，出版联合的内部讨论公报，互派代表列席对方某些会议等。
　　作为各小团体统一的基础的原则立场，除了一般地接受第四国际的章程和纲领外，我们特别注重在以下几点上的见解一致：（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国家；（Ｂ）中共是这个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层的代表，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政权；（Ｃ）这个官僚政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Ｄ）必须用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官僚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Ｅ）革命的准备工作的重心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Ｆ）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政策要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Ｇ）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密切联系着，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才能成功；（Ｈ）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动力的一部分，对于自己地区的特殊问题更应有自主权；（Ｉ）在这个地区里，以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要求的民主纲领仍然是初步动员群众的工具。
　　有若干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各小团体之间的意见分歧可能很大，例如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理论解释，托派在这次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检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演变，毛泽东思想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本身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非常值得所以站在或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团体和个别人士研究和讨论，但这毕竟同现实的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连，而且在每一团体内部也同样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不应成为决定统一问题的根据。此外，关于政治纲领的更具体的部分，即中国工人阶级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等方面应当采取的路线，以及适用于港澳和台湾的具体纲领，也不必在统一之前先取得一致意见。因为，第一，在这些局部问题上即使有分歧也不妨碍统一；第二，我们这样的小团体并不必须立即有这样详细的纲领；第三，我们还要作更充分的研究和讨论，然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

　　（15）过去三年多，我们的公开刊物十月评论一直继续出版着，而且大致上能够依期，对中国和香港的重大事件也迅速加以评论，这是中国托派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纪录。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近来在香港有较大的出版自由，另方面也由于全临对这工作的重视，以及某些同志在撰写、编辑、付印和财政支持等方面的积极努力（反过来，有个别同志过去对这方面未尽应有的努力，则是应受批评的）。这是过去整个阶段里我党工作的最大成绩，最有积极意义的一项。不过，从质量方面看，十月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些地方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撇开个别文章在分析和主张上的错误不谈，整个刊物主要的缺点是文章的内容不够深入，不够充实，说服力和吸引力都不高，连党内同志和亲近的同情者都不能成为热烈的读者。
　　造成刊物质量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人手少，一般的水平也低。这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情况（即使充分动员起所有的力量，也未能立即改变人力不足的情况）。然而，如果采取更好的工作方法，却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力量，而且促进工作能力的普遍提高。
　　要建立起刊物编辑工作的计划制度和检讨制度。首先，向全党作一次普遍的征求意见，要求全体同志对过去几年的十月评论尽量提出批评，越具体越好，根据这些意见定出改进的方针。以后，编委会要每期事先进行组织稿件，讨论内容要点，事后检查成绩，尽最大努力发现缺点，不断设法改进。各支部也要尽量推销十月评论，利用它来做宣传和内部教育工作，同时经常提出对它的批评和要求。不但要批评它的内容，连写作技巧以及版面设计、印刷、发行等等都要注意，务求在全党的关心和督促下使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宣传工具。

　　（16）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下，我们完全可以在公开刊物上表明我们的政治主张（十月评论影响不深，并非由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由于有点言之无物），因此没有另办地下机关报的需要。不过，为了更容易接近广大读者，我们也不要在刊物上标明机关报的字样。机关报的性质和作用并不是靠挂招牌来表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整个组织还非常微小，而写作的力量更薄弱，所以目前不应该另外出青年团的刊物，连对社青的刊物的支持也要撤销，集中全部力量把十月评论办好。
　　十月评论的内容要变成比较多样化，同时要尽力做到深入浅出，形式活泼；要加强启发性，注重从群众的角度提出问题；虽然以革命政治为中心和主导，却不限于谈革命和群众斗争，要令开始思索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中学生都有兴趣阅读。当然，这方针并不表示以后的十月评论连少数比较长而不容易看懂的文章都不要。我们现在只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仅仅一种刊物办得好，所以就必须，第一，集中力量；第二,令这刊物成为真正综合性的。出版期刊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心，在这工作上要充分表现出踏实、摸索、内容胜过形式、花小钱办大事的无产阶级办事精神。
　　我们要争取革马盟和国际主义工人党同我们合作办十月评论。在谈判合作条件和方式时，主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凡任何一个参加合作的团体坚持登载的文章都必须登出；第二，编委的数目和人选根据人才主意决定，但代表每一个团体的人选必须经该团体同意；第三，编委会对刊物的编辑工作依多数决定，并有最后决定权。我们不必害怕这样联合编辑的刊物上出现某些不同意的公开争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公开争论只会帮助托派思想的深入和澄清，因而加深正确思想在党内外的影响，而不会有坏处。

　　（17）在过去几年里，我党没有重视青年同志在社会扎根的问题，这是急须改正的缺点。凡是已经离开学校而又没有条件做职业革命工作者的同志，都应当重视学习职业技能和从事比较固定的职业。每个同志的职业问题都是所属支部要出处理的问题之一。一个革命团体如果多数成员连固定职业都没有，是谈不到对工人运动发生影响的。过去几年间，“七O”,革马盟和社青都企图从外面来干预工人运动，但得不到什么持久性的收获，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要发挥我党香港组织过去的一个优良传统，提倡“做好工人”。工人党员未必时时刻刻都能够是身边的工友都达到无产阶级觉悟(这要受许多客观条件限制）,但他无论何时都能够，因而必须努力做到，使身边工友觉得他是个好工人，而不是个狡黠偷懒或者好高骛远，根本不在乎做工的人。只有被工友认为是好工人的党员，到了斗争时刻才容易成为群众领袖，才能够为革命事业和为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威信。党要吸收好工人做党员，不要“二流子”。
　　同样，青年同志在学校里也要重视学业，虽然不是整个地接受传统教育那一套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是做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种好学生。做革命的（即有批判能力的）好学生，比做传统标准的好学生需要更大的勤奋，恰似革命职业是最艰苦的职业一样。富于学习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党需要各种优秀的人才，因此党要重视吸收好学的学生。不肯刻苦学习的人，不是革命者的好材料。

　　（18）革命党需要有一批职业革命工作者，他们用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由党给他们必需的生活费。但革命的小团体，尤其在落后地区，常常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托派就从来做不到这一点。今后短期内也难望做到。中国托派老一辈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不大为普通职业工作分心，但这是由于他们选择同革命工作最有关连的职业工作（例如翻译可以卖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或靠亲友支持，同时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的程度。今后有志贡献全部时间给革命工作的同志，还是要效法这种靠自己和私人关系的办法。最近几年党的开支已经阔绰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主要是靠一部分中年同志的特别支持，他们在过去多年间实际上把精神用在挣钱上面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难望长久维持下去。因此，目前不能定出任何增加开支以维持职业工作者的计划。对于有志做职业革命家的青年同志，党暂时只能从培养他们的专业才能着手。

　　（19）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党在中国大陆的组织已经全部被破坏，处于香港的全临会已经完全失去同国内同志的联系，但二十几年来一直还保持着全国领导机关的名义，现在又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举行这次大会，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也极不合理的。现在代表大会本身正式决定，这次会议改称为中国革命共产党海外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行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如听取和审查全临会的工作报告，修改党章等。我们组织今后一切活动完全用我党海外组织的名义进行。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海外组织委员会作为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关。

　　（20）由于一九七三年以前我党活动多年停滞，以及最近四年的组织生活仍未正常，新党员和老党员之间在年龄上、经验上、见解上以及党生活作风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今后党员必须积极设法使两代党员在工作中多合作。在组织生活中多接触，互相取长补短，以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作用，并形成一致的正确认识和优良作风。
　　青年党员在相对数量上的日渐增加和所负责任的日渐加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我党继续生长的表现。党要有计划地促进这个青年化的过程。由于中年一辈的党员能力不强，党现在就要在工作分配上作出妥善安排，使中年的党员处在积极但辅助的位置上。

　　（21）无论为了重新打稳我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或为了积极参加整个第四国际的内部大争论（这对整个国际来说，也是澄清思想的巨大步骤），都急需有经常出版而印刷清楚的党内刊物。为此，必须把设立党内的印刷机关（包括维持职业性的工作人员）当做我党一个紧急任务，动员必要的财力和人力。新选出来的领导委员会必须把这个当做首要的工作。

　　（22）党的财政几年来一直是有巨大赤字，而且赤字不断增加，主要靠某些同志的垫支来维持，并没有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案，也没有发动全党来认真设法解决。在这样的朝不保夕的财政状况下，党是没有可能展开有计划的工作的。相反，许多重大工作都随时会因为财政破产而陷于停顿。代表大会现在决定立即把党的实际财政状况向全党公布，发动全党讨论解决方案，尤其呼吁有财力的同志和能够向外取得捐助的同志确定地承担最大责任，作出最大的贡献。

　　（23）青年团是目前唯一有可能由我党自己来创立的群众组织（即真正的群众性组织，而不是零散的非党小组）。但究竟是否适宜创立这样一个组织，以及，倘若适宜，应该采取怎样的步骤，还须详细考虑客观和主观的各种条件。至今为止，革共青的筹建工作是未经全党讨论的，连全临本身也没有周细考虑过，因此这工作进行得并不能令人满意。现在代表大会决定责成有关的负责人提供必要资料，把全部资料向全党公布，发动全党检讨过去筹建革共青的工作，并讨论关于青年团的根本方针问题。

　　（24）中国托派的历史任务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处境却一直非常艰难。正因为处境艰难，所以至今未能产生强有力的领袖，无法避免犯了重大错误，遭受悲惨的失败。但尽管如此，中国托派在不绝如缕的生存中表现出生命的强韧力。他们屡败屡战，跌倒又起来。这样的组织是应该可以打开光明出路的，只要新的一代托派战士既小心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又认真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
　　四十多年来中国托派没有什么成就，错过了历史性的大好机会，这并非因为他们只顾空谈，不去实际苦干（某些浅薄的人以为如此），而是由于不懂得怎样干：认不清每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不会根据每一时期的特殊条件确定实际方针和具体工作方法。所以，病根不在于太坚持原则，太注重理论，面临行动时顾虑太多，而在于对理论了解的太浅薄，研究工作做得太粗疏，考虑问题是太不周到：只抓住一部分原则，却忽略了其他同样适用或更适用的原则，无论处理理论或行动问题都太简单，太片面，太倾向于效仿人家既成的模型而忽略了自身处境的新要求。对症下药，我们今后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论和历史经验，具体的分析实际条件，透彻地考虑什么策略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倘若鉴于过去中国托派置身于实际斗争之外而遭遇惨败，便以为今后只须强调行动精神就够了，不必多谈理论，也不必长期耐心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那不过是从一个错误走到另一个错误，结果只有断送托派的前途而已。须知，这样了解中国革命的教训，只是最可笑的浅薄之徒和思想懒汉的自作聪明，中国革命的胜利领导者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行动主义的结论。相反，他们倒一贯强调正确的理论、路线、政策和党领导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上，中共在第三次革命中得到成功，并不是靠一股行动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路线和策略是经过研究和试验，经过复杂的党内斗争才确定下来的。他们的路线虽然有缺点，却符合当时最主要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他们当时的主观力量，因此才得到一时的成功。所以，问题始终是哪一种纲领、路线和政策正确，而在争论中始终要根据理论——经验的总结就是理论。那些主张少谈理论的人，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最浅薄、最错误、最不值钱的理论，即不要理论的理论，或理论以浅薄为上。
　　行动主义在中国托派今天的处境中尤其有害。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或稍微有一点革命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群众行动不是革命小团体随意呼喊召唤出来的。在一九三七至四九年间，中国有广大激烈的群众运动，托派自然“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在看分晓”（列宁引拿破仑的话），而我们竟没有这样做，理应受到失败的惩罚。可是，今天哪里有“真正的战斗”让我们中国海外托派去投入呢？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以宣传为主的初步革命准备工作，一点一滴的艰苦建党工作，也就是行动主义者最不喜欢也最没有本领去干的工作。昨天到丧事人家去恭喜，今天到喜事人家去吊丧，这样的傻瓜永远干不成革命。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推翻中共官僚专政的政治革命（台湾、港、澳的反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附带的问题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工人国家政治革命成功的先例，连爆发这种革命的先例都不多，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辟新道路。这是我们的任务的艰巨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革命的目的是改变整批国家领导人，他们要确实比以前的统治官僚善于管理国家机关和国民经济，因此革命党必须在上台之前就表现出他们有这种能力，当权后再进一步证实他们胜任。否则群众就不会有革命的信心，或者一次革命还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更多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要困难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主要只是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扫除障碍，是“破”，不是“立”；政治革命则不但要“破”，还更要“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革命甚至比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还更难，因为在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还可以相信，只要打倒剥削阶级，把权力夺取到自己手上，其他一切困难都可以慢慢设法解决，但政治革命则一定要新的统治党比旧党胜任才有意义。在这里，空洞的民主公式没有多大用处。中国人民恰好欠缺民主传统，既不善于运用民主制度，又对民主没信心。革命党想在取得政权之前得到群众的信仰，至少要让群众看出它有一套真正充分总结了工人政权过去经验的纲领。这样的纲领不是随时随地写得出来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巨大任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身居海外的微弱团体，尤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学习。刻苦学习，坚持学习，向马克思主义经典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外国的经验，在自我检讨中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敌人学习！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自我改造中才能改造世界。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