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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3
新苗出版社 1996
出版者序言
为了帮助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我们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过一辑《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其中有三篇回顾中国托派运动和展望前途的文章，都是七十年代中期写的一个个人意见。随后我们继续搜集和挑选值得出版的文献，有些并且打了字，准备陆续出版。现在这个第三辑有五个文件，主要是一九五一——五二年间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托派的多数派）内部政治争论的一部份文件。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对中国托派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马上在托派多数派里面显示出来。托派的领导人预料会受到中共的迫害，在共军渡过长江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而多数派更把中央机关从上海搬到香港。但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和主要干部并不觉得自己原先对中共的政治评价成为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即将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改变。关于这点，读者可以从一九五〇年一月革共党的的政治决议（见本选辑的第二辑）看出来。他们甚至认为，中共的胜利根本不配称为革命的胜利，尤其不是托派二十多年来所准备迎接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中国托派称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为第二次革命），而只是一次农民战争之类的胜利而已。不过，他们当然看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派在中共统治下的政治活动的方式和口号运用等等，自然需要作不少的改变，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在通过一九五〇年一月的政治决议后，整个组织继续讨论行动纲领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人形成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而这个革命有极大的机会进一步发展，很快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基本上符合托派传统的不断革命论的预测。至于中共当时绝口不提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现在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几十年内不会改变，这种成见未必有多大力量抗拒历史的推动力。这个新见解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初向多数派的中央组织局提出来。组织局很快就基本上同意了，但仍有一些细节不同意，而且嫌最初那个书面意见太简略，于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正式的文件，用党报编辑部的名义（其实只是个化名）提出来，作为党内讨论的基础。这就是本辑第一个文件的来历。
那场党内争论很激烈，在党内发表的文章放多，震动很大，形成严重的危机，但主要只限于香港组织的范围内。因为那时与大陆组织的联系已经很困难、很微弱，同时中央政治局（老一辈的领导人：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已经去了海外，没有机会参加。争论双方当时称为“基础派”和“任务派”。前者是基本上支持那个讨论基础的，后者坚持原先的看法，认为新见解是离经叛道的。这场争论实际上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就停止了。那时收到第四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决议案（即本选辑的第四个文件），争论的双方都基本上接受国际决议案的见解。但是党内的危机并未解决，不过那是后话了。
除了国际决议案之外，这辑里面的文章完全是“基础派”方面的。这自然是个很大的缺点。照理，应该同时载有“任务派”的文件。但这辑的主要技术工作（打字等等）早在几年前已做好，现在要增加内容有很大的困难，只好先照原样出版。我们随后要尽快出版补充的（尤其是任务派方面的）文件。
本辑最后一个文件（大事提纲）本来不是讨论意见，没有必要编在这里。不过，那篇很简略的历史叙述，在当年实际上多少帮助了托派同志对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中国和中共的重新认识，另方面，今天的年轻同志也觉得它未尝没有一点参考价值，加以同样是早已编排打好了字的，所以就保留了下来。
由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都太微弱，这个资料选辑的工作有许多缺点，这方面我们自己是很明白的，但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最值得保存和出版的文件赶快印出来。但愿以后有机会作出改进。也许以后有别人接替我们，把这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
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任务
——党报编辑部提出 作为党内讨论之基础
一九五一年三月
党报编辑部按语：去年秋天，广东特委会在对“行纲”（录入者注：即行动纲领）数度讨论之后，曾推定马基同志（他当时是特委会委员）执笔写一个草案，以备提交中央参考。今年三月，马同志将草案底中心部份转到党报编辑部。虽然草案中许多基本论点，编辑部同志都表示同意；但仍有若干观点和草案行文，编辑部诸同志不加以支持。因此编辑部就另行起草（以马同志的草案为基础）。这就是现在发表于此的文件。它被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它只是“行纲”的中心部份，至于个别要求与口号，待经过更深刻讨论与研究之后，再行起草发表。
在编辑部讨论和起草了本文件（即现在发表的文件）之后马同志也曾将其草案数度删改，而且连个别口号与要求也补上，我们现在将马同志的草案作为他个人的意见一起发表出来。
第三次革命在发展中
建筑在人民血泊之上并统治了中国二十二年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结束了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开始的历史阶段，揭开了中国历史之新的一章。这是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
推翻国民党，使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内战，是在中国社会底深刻的阶级矛盾基础发生的。在抗日战争中，自动起来抗敌的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以一九二七—三七年代的农民战争底残余队伍和干部为核心，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形成了和扩大了民众自己的抗敌游击队，在广大的乡村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虽然没有意识到革命远景，更没有提出革命政纲，但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使然，不可避免的与原有地主资产阶级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政权互相对立和冲突。抗日战争结束后，地主资产阶级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以及国民党政权决心消灭两重政权局面的反动措施，促使那在过去受着相当压抑的内战猛烈地全面地爆发起来。在战争过程中，农民军底领袖，为局势所迫，放弃土地改良的政策，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底土地，抛弃与国民党政权和解的幻想，而使局部的，目标含糊的农民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底统治的革命。
但这次革命却不是一次正常的革命，而是一次歪曲的革命。这种歪曲的特征，就在于群众运动兴起之不平衡与不充份，阶级斗争不能自由而广泛地展开。整个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且越是接近政权转移的时候，它的运动也越是微弱。农村的土地斗争，总是落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行动之后，作为它的补充。长江以南的地区，纯粹是被从北而下的军事力量解放的。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都被隶属于农民军底军事活动。只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底普遍的衰败，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过份的腐朽，才使这样一个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被歪曲的革命，能够获得其初步的胜利吧了。
新政权底建立，并没有表示到革命已经终止。纯粹军事的战争，虽然可以推翻一个成为革命任务障碍物的反动政权，但绝不能完成革命任务本身。正因为此次革命是社会深刻的矛盾基础上爆发的，因此非进一步推动一个群众运动，以补足过去的军事斗争不可。共产党，不管它怎样注意于磨去群众底锋芒，但它不能以纯粹官僚的行政措施代替群众行动；它只能限制或延缓这种运动吧了。广大的农村目前所进行的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和平分土地的斗争，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表现。
城市工人底斗争还远远没有获得能与农村斗争相比拟的发展，更加没有超出新政权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外。但是，比诸过去，工人阶级是活跃了。他们提高了政治兴趣，燃起了干涉社会生活的信心。这些，是工人阶级积极起来行动的先决条件。
旧政权的残余份子：反动官僚、国民党特务份子，旧军队底劣迹超彰的军官，正在被新政权加以清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抗美援朝”为主要表现的曾经和正在展开。这种斗争，吸引着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层参加。
这一切，表现着革命仍然存在，而且在发展中。它将向那一方向发展，以什么形态结束，将由阶级斗争底活生生的进程来决定。
这次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前资本主义的障碍物底矛盾之上发生的，它的直接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因此，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充当此次革命底主要动力的，是以贫农为主的广大的被剥削的城乡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与社会主义革命底必然性，这次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动力的革命，就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辟道路。事实上，这次革命正是劳苦群众在反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生死斗争中获得初步胜利的。因此，它有可能，而且要保证胜利果实就不得不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先奏。正因此，这次革命是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有悠久的历史与组织传统，同时它又获得了苏联官僚层的支持，这个官僚层在近二十多年来就假借了十月革命权威作其掩护的。自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共产党就以全部力量投进农村中进行游击战争，因而它在农民中，在军事斗争中，有深刻的传统与经验。它的党员和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征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曾作过无数英勇的牺牲；正因此，它能在广大群众，尤其农民和知识份子层中，建立了程度不一的威望。而这次革命，又正是从农民中发动，而且以军事活动为其主要形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在革命底第一阶段，就能够毫无障碍的握到了领导权。
农民留居乡村，力量是不能集中的。正因此，它缺乏政治独立性。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没有及时兴起并作他们的领袖时候，零碎的，步骤不齐的农民暴动，是不足摇撼资产阶级统治的。但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由于得到共产党作为组织者，散漫的，但对土地如饥似渴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痛心疾首的农民，已经形成一枝军队。这枝军队，甫经出现，就不仅成了农民暴动底主要武器，而且反过来成为左右农民暴动的领导力量。
这枝农民军队底指挥者，在最初，是来自城市的 （此处原文留空，下同）知识份子和工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依靠于农民，把他们组织成军队，用作农民暴动的武器。但共产党，长期以游击战争为专业，同时又受了苏联官僚层意识的支配，早就养成了经验主义的与官僚集权主义的传统。就以这一传统，共产党反过来又握着那枝农民军队的生死权，并以这枝军队为工具，骑在农民头上，变作农民斗争底全权的指挥者，控制着和左右着农民斗争的进程，规定着它的面貌。当这枝军队脱离了散漫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在全国规模上进行争夺政权的斗争时候，共产党，又挟着它的大军，拖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窒息着或者镇压着本已微弱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之自由展开，把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导入它的军事斗争的河床，而在走上政权之后，又以同样的武器，君临全民族头上。
就由于农民斗争、农民军队、工人阶级运动和共产党这些因素之历史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遂使这次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歪曲——史大林主义的歪曲。
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共产党阻碍着群众彻底的阶级自觉，不教他们明确认识斗争的对象和最后目标，不让群众斗争自由展开和获得阶级的民主，同时用那些腐臭的阶级调协和分阶段革命的“理论”蒙蔽群众，禁止他们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底权力。在资产阶级腐朽入骨并且毫无力量的时候，仍容忍它，并与它共同组织政府。虽然如此，但共产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主要成份，既非资产阶级出身，又非受资产阶级收买或被其意识支配的。它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过去十多年来，它曾经好几次企图——在力量关系不利的条件下——以换取若干社会改良和民主权利为代价，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并对其屈膝；但中国社会矛盾之不可调和，资产阶级之彻底腐朽，使改良主义缺乏基础，因而阻止了它，使它即使在政治上最无耻地投降的同时，仍不放弃其武装队伍，其地方政权及其在农民中的基础。它的党员成份，它的社会根基，它的起源及历史传统，它的国际背景，推动它在不前进便死亡的十字路口，走上了政权。同样由于上述诸因素，使它在走上政权之后十四个月，虽然在意识上尤其是在生活上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仍未同化于资产阶级；反之，它却意识地在工人阶级中找寻政治基础，并视资产阶级为“非我族类”。
共产党底小资产阶级基础，在夺取政权之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间找寻社会根基。如果它最后“选择”了资产阶级，那它就要完全丧失任何“革命”色彩。如果它“选择”了无产阶级，那它就必须——因为它已走上政权——切断与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系，并对后者加以清除；同时，又因为它是在革命进潮而不是在退潮中（如史大林官僚那样）走上政权并转变为无产阶级党的，那它（以一个掌权党的资格）就不得不逐渐开放无产阶级民主，并从此出发，不得不脱离反动的国际的史大林主义传统。而在转变的关头，它又必须将党内对立的一翼加以肃清。究竟共产党“选择”那一个阶级，决定于其领导层的主观意志者少，而决定于社会斗争及其对共产党群众的影响者多。
新政权底性质及其内在矛盾
旧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摧毁了，新的国家机关，是以农民军的领导层为其基干，并吸收了一小部旧国家机关的残余份子，重新创立起来的。
因为新政权是直接从农民军底军事胜利下建立起来的，又因为新政权在建立之后“允许”了农民作步骤不一致的土地改革，因此，它就自然地以农民武装队伍为其直接的权力支柱，而且最后分析起来，它也反映了农民底要求，并且获得了后者直接间接的支持。在城市里，它企图取得工人阶级底拥护，正在有意识地加强原来非常微弱的对工人群众的联系。它的社会改良，已经开始消除工人和城市贫民过去对它的不满。广大的知识份子层，受了革命热情的鼓舞，自命为工农利益的拥护者，群集在共产党周围，热烈地参加社会改造的工作。资产阶级有若干代表参加这个政府（主要是省以上的政府），与官僚军队、警察之间保有若干微弱的联系。但资产阶级对于新政权的政策，只能凭藉其财产力量给予影响，而不能加以控制和决定。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完全为的是充当内奸，企图利用群众底觉悟性之不足，和共产党底妥协政策，以谋从内部篡夺政权。从此可见，在阶级基础的角度看，新政权主要是建基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群众阶级觉悟不够，由于工人阶级斗争没有充份发展，以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得以遂行，而对它容忍和退让。
正因为这次革命从头起就遭受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歪曲，群众底革命创意力被窒息，尤其是工人阶级底阶级斗争意识和行动被阻碍，群众运动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就使到这次革命虽然已经达到推翻旧政权的阶段，但仍没有群众斗争的统一组织——苏维埃性的组织兴起。正因此，在政权形式的角度看，这次革命所创造的新政权就带有邦拿巴特（即拿破仑）主义的色彩。这个邦拿巴特政权，把自己抬高到全民族之上，自视为一个对历史行程的某种非阶级的监视者，企图依照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图式，一方面在官僚铁腕控制之下“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另方面则调节与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幻想在数十年后“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
在如此条件之下，新政权对于一般资本家底财产权不加以侵犯的立场，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既然新政权并不是以劳动者底群众组织为直接基础；既然广大的群众没有最基本的阶级民主，也不能对社会生活予以基本的干涉；既然工人阶级对国家和生产工具不能实施广泛的与密切的监督和管理，那么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受到资产阶级底物质的和意识的力量之强大的影响，使资产阶级有和平恢复其统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目前私有财产一般地存在而且得到新政权严密地保护这一事实，就不是一个工农政权对于资本家财产的暂时略策或革命的步骤的问题，而是最后决定新政权底阶级性质的标准了。从社会的角度看，新的政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权。
从一切特点中可以看到，新政权内部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具备着两种绝对不可调和的倾向。它将感到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边来的相反的压力日益加重，发觉允许它的政策左右摇摆的振幅日益缩小（此处可能遗漏句号）它底革命的起源及其阶级基础与它所凭依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的构成份子之间的不同的阶级根源的冲突，必须彻底解决。如果它不被社会两大敌对阶级之任何一方推翻，以“解决”它本身所包藏的内部矛盾，那末它必须彻底地“一面倒”。而此种解决必须同时结束它目前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色彩。
经济局势
国民党政权底崩溃及由是而生的一切政治社会变革，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政权无论在何种意义说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使它的政策，不能自觉地压止资本主义的生长。事实上，私有财产目前仍一般地普遍存在着，而国营企业也像私有企业一样，不能逃脱利润法则的支配。土地，无论新旧解放区，仍然操诸私人之手，且有自由买卖权。交换市场，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依照资本主义的供求率展开。这一切基本的因素，明白地表现着：中国仍然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使民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并给土地问题的解决开辟了道路，但它却没有造成充份的条件，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并保证中国社会生产力底飞跃的发展。目前中国工业生产所面对着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外面的桎梏，而是如何扩充自己的生产力以满足迅速膨胀的市场需要，也就是如何迅速进行资本建设的问题了，而这种资本建设，又需要从工业生产过程以外去积累的。
在维持土地私有制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政策下，小农生产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将一方面造成农村底新的阶级分化，甚至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反过来就限制了农村生产和资本积累底继续提高；另方面，这种资本积累既然操纵在富农手中，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形下，它将被用作商业投机，而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反而会相对地削弱了工业资本底积累，形成对于工业发展的威胁。
庞大的私人资本之存在，吞蚀了巨量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份必然用于奢侈消费和商业投机，而投入工业生产过程的一部份，因受盲目的利润率支配，也将偏重于轻工业。剩余价值的这种无计划的分配，不仅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与重工业的发展作适度的配合，而且将加深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削弱后者底资本积累，加深全国经济发展底不平衡。
目前，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已经发现了不详的剪刀差。如果土改逐渐完成，农村经济获得安定和复兴，原有的工业设备底生产潜能发挥净尽之后，这种剪刀差将更加扩大，以致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城乡将形成对立的局面。富农将囤积农产品，并抵制工业品。工业将陷于缺乏原料和市场的状态。资本家将联合富农，用各种各色的方式，要求对向贸易自由，要求国营工业与商业恢复私营，要求国家放弃对于市场的监督与统制。
在此时候，矛盾必须加以解决，过渡状态必须终止。或者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完全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吞蚀革命所产生的初步成果；或者是一般私有财产被没收，土地自由买卖被禁止，富农财产受限制并且被征收，彻底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且实行工人阶级对工业的管理与监督。而此一或那一转变，也将同时使阶级关系，政权结构，作一次相应的改变。
革命底前途
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阶级的关系，都显示了目前整个局势的矛盾和它的过渡性质。这种局势不能维持一个历史时代，它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局吧了。下一阶段，中国有如下几个可能的前途：
（1）资产阶级，在群众运动受抑制或向下低沉的条件下，利用其财产力量及意识力量，腐化了共产党的大部份及其领导层，使它变为自觉地替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党，并因此反过来将政府及一切社会政治措施，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而此，也就表示到资本阶级（原文如此）和平地恢复其统治，也表示到今天的革命是一次流产的革命。在社会学的分析上，这一前途是可能的；但在目前资本主义普遍衰败的情形下，这一前途完全是或然性的。
（2）资本阶级要恢复其全部的统治，尚有一条道路可循，就是在帝国主义直接军事经济帮助下，各派资产阶级合流，利用着新政权底各种困难，内外夹攻地推翻当权的共产党，重新建立资产阶级的野蛮统治。资产阶级为要完成这一血腥的工作，不仅必须击败共产党及新政权底军事抵抗，而且必须击败自动兴起或被共产党启发的工农群众运动。因此缘故，它将是一次流血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幸被资产阶级成功，中国工农将须偿付许多热血与头颅，而且把中国再拖进长期混乱的时代中；这次革命，将再一次成为失败的革命。
（3）在较顺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运动能及时地兴起，并迅速地与农民没收土地的斗争相配合，一方面直接侵犯资本家底财产权，另方面反抗共产党底拿破仑主义统治。在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这一群众运动能够使目前的革命推到彻底的阶段，推翻目前的共产党政权（如果共产党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在革命的这种扩大与加深中，共产党内部将必然发生分化，革命的一翼将站在工农方面，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这一条道路，也是流血的道路，但它可以开启中国人民底最后解放的道路。
（4）在国际阶级斗争或国际史大林主义的加深分裂底刺激下；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威胁下，在国内工农运动的压迫下，共产党可能肃清党内的右倾份子，容忍或发动工农群众运动，逐渐开放阶级的民主，在政府中铲除代表资产阶级的份子，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这条道路，虽然较少流血，但绝不是和平的量的转变，而是质的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将表示到：中国共产党开始脱离国际史大林主义的集团及其思想羁绊。同时也表示到，在历史铁的规律支配之下，由于不愿脱离群众和埋葬了自己，连共产党也被迫非慢慢地走上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道路不可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第四国际中国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将愿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共产党并肩作战，和它共同完成革命的使命，并在这过程中批评与校正它的错误。
中国革命究竟走向那一前途发展，现在尚未明朗；它将要依靠国际阶级斗争底发展；美苏的冲突；国际史大林主义集团底内部情形；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程；中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共产党内部的发展诸因素，来决定。
局势的基本特点与我党底任务
目前阶段，是革命的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地主阶级，基本上已被清除，或将被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经济制度也处于危险中。政权，已经从大资产阶级之手，转移到以贫苦农民，尤其是其武装队伍为基础的农民战争底领袖之手。
（2）对帝国主义，中国已经获得了政治的独立；土地改革仍在进行；革命尚在发展中。
（3）群众斗争底发展，非常不充份与不平衡。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仍未冲出共产党给他们划下的圈子，和给他们规定的“步骤”。城市工人底斗争，仍没有与农民斗争相配合，发展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水平，它们被迫限在“劳资两利”的框壳之内。全国的群众，在意识上尚未超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尚未接受或自觉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4）在革命过程中，群众运动直到今天仍缺乏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一般公民的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和士兵，都缺乏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内部民主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斗争组织。
（5）共产党及其控制的新政权，以其半吊子的，幻想与反动兼备的“新民主主义”为思想指导，仍能控制着群众，并握着对群众的发动权。它规定群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每一具体步骤，它阻碍与抑制城市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它以拿破仑主义统治君临全民头上，不给群众及以最起码的民主。但在发展的进程中，它必然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双方来的相反的压力，最后屈服于任何一方。
（6）最革命的党——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人数仍非常之少，且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群众中没有深厚的根基，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着上述的特点，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群众底觉悟性，启发无产阶级斗争达到高度，使群众冲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骗局，推动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清除地主资产阶级本已破产的政治势力和摇摇欲坠的经济势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歪曲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变质为独立而统一的苏维埃国家。
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的条件是争取工农群众底阶级民主，为它们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为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居住、就业、罢工、示威和武装的自由；为一切以工农为基础，或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能够公开存在，并能自由争取群众的支持。在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中，每一步都必须与组织工农兵委员会的口号相联系，并且用这一口号，把一切个别的要求贯穿起来。工农兵委员会再经出现，就表示革命已发展到它的顶点。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就成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
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现在没有足以干涉事变的力量，而且是新政权捕杀对象的地下革命组织。我党以坚决而勇敢的姿态，参加一切存在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管这斗争怎样微弱也不管是何种方式的斗争）以此推动群众运动的高涨，以此博取群众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如果共产党发动或支持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它并肩作战，与它共同斗争，并保持对它的政治批评；如果共产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为了保卫其拿破仑主义统治而反对这种斗争，我党将与工农群众一起反对共产党或其政府的干涉与镇压。
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底政策，现在尚未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了解。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工作，是耐心地，同时灵活地对群众，包括共产党党员群众在内，加以解释。中国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将必接受我们提出的纲领，因为我们的纲领，是历史发展底客观必然性和工农群众底阶级利益之自觉的反映。
下面我们以工农兵委员会为中心政治口号，提出一连串要求与口号，作为目前时期群众运动的斗争纲领。
（中心部份至此为止）
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行动纲领草案）
马 基
一九五一年四月
中国第三次革命第一阶段底特征
国民党政权底彻底崩溃，结束了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开始的历史阶段，解开了中国历史之新的一章，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底初步胜利。
推翻国民党，使中共取得政权的内战，是在中国底深刻的阶级矛盾基础上发生的。在抗日战争当中，自动起来抗敌的下层民众，主要的是农民群众和一些知识份子，以一九二七——三七年代的农民战争底残余队伍和干部为核心，在中共领导之下，形成了民众自己的抗敌游击队，在广大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虽然没有意识到革命的远景，更没有提出革命的政纲，但由于其阶级性使然，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底正式政权互相对立、冲突。抗日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以及决心消灭两重政权局面的军事行动，促使那在过去受着相当压抑的内战猛烈地全面的爆发起来。阶级斗争的逻辑迫使中共采取革命的土地政策，抛弃与国民党政权和解的幻想，提出夺取政权底口号，把局部的、目标含糊的内战发展成为推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革命。
因为这次革命是从农民中发动的，而小资产阶级农民底本性就是使它的领袖同时成为骑在它头上的主人的，所以这次革命从头起就盖上了其领袖——中共底鲜明的印记。中共由于其组织传统以及获得假借十月革命权威的苏联官僚政权底支持，在革命底第一阶段占据领袖地位，是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竞争的。但是它一方面因为十几年来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专业另一方面因为受史大林主义思想支配，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官僚集权主义作风和狭隘浅薄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以致站在领袖底地位上对这次革命起了莫大的歪曲和障碍底作用。它障碍群众底彻底的阶级自觉，不教育群众明确认识斗争底对象和最后目标，反倒用那些腐臭的阶级协调和分阶段的革命底理论去麻醉群众，制止他们彻底摧毁削剥阶级（原文如此）底权力。群众底革命创意力被压缩在官僚主义的狭窄的孔道里面：群众斗争领导机关，地方政府和军队指挥部都不是民主选举、也不受民主监督的，群众底斗争行动须经党官僚批准。一切其他方式的群众运动都隶属于军事行动。工人革命份子被从本阶级里拉出来溶解到农民军里面去，工人群众则仅被赋予保护产业及欢迎“解放军”的消极任务。“解放”战争越是扩展到大城市，越是向南方推进的时候，这种歪曲底程度也越增大。结果这次革命底第一阶段就表现为一个歪曲的革命。这个歪曲的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群众兴起之不平衡和不充份；整个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并没有起积极的作用，长江以南的地区也差不多纯粹是被外来军事力量解放的，只因为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过份腐朽，以及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的衰败，连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拿不出充份的力量来干涉，才使这样一个歪曲的革命获得胜利底机会。
新政权底建立，并没有宣告革命终结。正因为新政权是从群众革命运动当中诞生出来的，所以当它胜利后仍不得不继续推行一些民主性的改革，尽管已经当权的中共要比过去更关切地磨去群众运动底革命锋芒，防止他们“过火”，但是这些改革绝不是纯粹的行政措施，也不可能机械地遵照中共预先指定的程序和限度去进行。它们无论如何总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底过程，只有斗争本身才能决定它们的前途和结果。
广大农村里的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土地改革，表示革命底果实在继续扩大中。肃清国民党残余游击队、惩治反革命罪犯、以及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反帝运动，表示内战底延续。在参加企业管理、订立集体合同、实施劳动保险中，产业工人也比较活跃起来了。广大青年群众底思想改造运动，表示革命在民众意识上产生了效果。这一切都证明革命仍然存在，而且在继续发展中。
这次革命和它所创造的政权底阶级性质
这次革命底性质，从它的直接的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看起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但是阻碍民主革命任务之解决，因而成为革命之直接敌人的，正是资产阶级政权。充当革命动力的，则是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其中以贫苦农民为主。也包括若干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众和一小部份工人。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共，过去本来是一个无产阶级党，但在上次革命失败以后，已经把主要的根基移植到农村里面，堕落成为一个建立在工农两阶级基础上面，又接受苏联官僚政权指挥的官僚中派主义的政党了。因此，从动力上看起来，这次革命又是反资产阶级的，含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倾向的。事实上，推翻国民党政权是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底初步胜利，所以它是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
革命底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所创造的政权底阶级性质。
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摧毁，只有一小部份残余份子被吸收到新机关里面去。这新的国家机关是在内战中以农民军底领导层为基干而重新建立起来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共手里，中共现有的主要阶级基础是农民，而以农民军转化成的常备军为其直接的权力支柱。但是它自从进入大城市以后，就一直有意识地加强原本非常微弱的对工人阶级的联系，它的一些改良政策已经逐渐赢得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较多一些的支持。广大的知识份子层受了革命热情的鼓舞，自命为工农利益底拥护者，群集在中共周围，热烈地参加社会改造工作。中共虽然容纳若干资产阶级代表参加联合政府（主要的是中央政府），并允许资产阶级党派与官僚、军队与警察之间保持若干微弱的联系，但是它本身底主要成份既非资产阶级出身，又非受资产阶级收买或受资产阶级意识领导的。资产阶级对于联合政府底政策，只能凭藉其财产力量给予若干影响，而不能加以控制和决定。它们的财产本身反倒是依赖中共底怜悯才得以保持。它们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完全为的是充当内奸，企图利用群众底觉悟不够和中共底机会主义错误，以实现从内部来篡夺政权的阴谋。上述的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使新政权能够暂时地把自己抬高到民族之上，自居为一个超阶级的权力而实行独裁的统治。因此，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新政权是一个以农民和工人两阶级为基础，而对资产阶级作若干容忍与退让的过渡性的邦拿巴特主义政权。
这个邦拿巴特主义政权，和典型的邦拿巴特政权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典型的邦拿巴特政权是革命退潮底产物，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中国现在这个邦拿巴特政权虽然也是对革命有障碍作用的，但它是革命初步胜利所创造的，是不彻底的革命的进潮的产物。这个政权底邦拿巴特主义特征，最显著地代表现（原文如此）在如下事实中：这次革命虽然动员了广大的群众，但是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性的群众民主机关，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召集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立宪会议）仍然是遥遥无期的。这个邦拿巴特政权幻想以一个对于历史行程的非阶级的监视者的身份，一面实行“有步骤”的反封建社会改革，另方面根据“劳资两利”底原则，使中国社会按照“新民主主义”底历史发展图式而逐渐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些条件之下，新政权对于一般资本家财产权不加以侵犯的立场，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既然这个政权并不是以劳动者底群众组织为基础，广大的群众并未能密切参加国家底管理，因而无产阶级不能实际控制这个政权，同时资本家底财产却广泛地存在着而不受工人监督，那么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时时刻刻都受到资产阶级底物质力量和意识力量之强大影响，有被资产阶级和平地重新征服的可能。这样，新政权对资本家财产不侵犯的政策就不是一个工农政权对于资本家财产的某时期的策略或者步骤的问题，却足以决定现政权仍然是替资产阶级底历史利益服务的了，也就等于说：现政权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因此，现在这个政权是一个特殊的两重性质的政权；它从反资产阶级的革命中生长出来并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但目前仍然是替资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的。它的两重性质，是它的主要阶级基础——农民底两重性质的反映。
这一个过渡性的两重性质的政权，内部充满爆炸性的矛盾，自然是非常不稳定的。它将感觉到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边来的相反的压力日益加强，发觉允许它的政策左右摇摆的振幅日益缩小。它的革命性的起源与它所依凭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在两大敌对阶级之间，它必须彻底地“一面倒”。或者逐渐加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血肉联系，最后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之最集中的统治；否则就要将革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发动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底残余政治权力，没收资产阶级底财产，而它本身变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来它究竟走到那一个方向去，将由今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包括联合政府内部的斗争）以及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来解答。无论如何，这一个解答是不能拖延到许多年以后的。
中国经济改造底问题与出路
革命底初步胜利已经提供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起点，但是，只有等到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改造得足以保证生产力底发展的时候，这个任务才算是完成。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撤退和土地改革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底新形势，要求工业生产迅速提高，以满足市场化需要底膨胀，尤其是维持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平衡。提高工业生产，在目前中国主要的就是资本建设的问题。
庞大的私人资本之存在，吞蚀了巨量的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份用于奢侈消费和商业投机，只有另一部份投入工业生产过程。前一部份底作用纯粹是加深经济底不平衡，日益侵蚀工业资本底积累。后一部份完全受盲目的利润率支配，也不能完全配合工业建设底远大计划而且由于它的竞争影响，必然要使国有工业底资本建设也受到妨碍。因此，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的庞大的私人资本，就成为工业资本建设底一大障碍。现在中共企图用统制手段来消除这种障碍。但是，既然统制经济是不能超越过资本主义底基本法则（为利润而生产）的，所以这种手法绝不能解决问题。
要想迅速提高中国工业生产，除了有效地利用工业本身积累的资本以外，还需要从农业生产中吸收资本。但是在发展富农经济和维持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之下，小农生产所造成的资本积累，主要的是保留在富农和投机商人底手中，并不会自动流入工业生产过程，反而加深经济底不平衡，造成城乡对立。去年秋收以后，已经发现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详的剪刀差。这不过是一个预兆。将来土改完成，农业生产迅速提高，原有工业生产力已经发挥到顶点的时候，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就会酿成全面的严重危机。那时候资本家和富农就会煽动不满的群众起来形成重大的压力，要求开放对外贸易，恢复旧日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甚至威胁到新政权之存在。
避免上述危机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没收私人资本，工人监督生产，严厉压制富农生长，用种种财政的和物价的政策吸收农业剩余生产物转化为工业资本。这种政策只有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之下才有可能。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迅速结束目前的过渡状态，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则是丧失革命初步胜利底果实，退回旧日的的悲惨状态。中间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对资产阶级妥协、容忍的政策，只能够招致革命底惨败。
革命斗争底目前形势与前途
目前形势底基本特点如下：
（1）地主阶级已经在基本上被击溃了。即使在未实行土改的区域，地主因为已经丧失政治权力底支持，也成了待决的囚犯。他们的残余势力只有化为零星的土匪，进行烧杀劫掠的破坏活动。资产阶级也同样丧失了政权和有力的政党。他们之中的一部份逃亡到海外，继续支持帝国主义刺刀保护下的蒋介石残党。另一部份则留在大陆上，对新政权伪装恭顺，实际上一面利用经济力量设法同化新政权，另一方面伺候着时机响应外来的武装进攻而重新夺回政权。
（2）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已被打倒。目前它们没有力量用政治、军事的手段重新征服中国，只能够一面向中国施行经济上的威迫利诱手段和支持反革命份子底活动，一面积极准备未来的侵略大战。
（3）因此，目前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敌人底强大，而在于革命主观力量底不足。主观力量底头一个弱点就是群众兴起底不平衡。唯一有资格充任革命领袖的工人阶级底兴起远落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在新政权建立后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时候，才逐渐活跃起来。直至目前，工人阶级还没有什么足以与农民运动相比的群众运动。
（4）群众主观力量不足的另一事实为缺乏民主权利。既没有苏维埃式的斗争组织在其中实现劳动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资产阶级性一般公民底自由权。新政权虽然是从群众运动中兴起并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但是并不受群众监督。群众运动在邦拿巴特官僚钳制下不能自由发展。
（5）群众意识上的觉悟也很不够。一般群众底觉悟程度仍未超过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幻想，分不清敌友，看不出正确的革命前途，一切群众运动底领导权仍被中共垄断。
（6）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份子数目非常少，在群众中没有深厚的根基，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宣传小团体，并且受到新政权残酷的迫害。
这样的局势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过渡局势。继续进行中的阶级斗争不断改变着阶级力量关系，使局势变化。国际关系和外国革命运动底发展，中国经济形势底变化等每一步演变，都可能使中国局势受到严重的影响。虽然由于这次革命底歪曲特性，会使这个过渡局势比一般正常的革命过渡形势延长一些，但是它绝不能延长到几年以上，更不能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局面，这是可以断言的。这个局势的可能前途有以下几种：
（1）在群众运动受抑制或低落的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利用其财产力量及意识力量腐化了共产党，使它变成资产阶级自觉的工具，因而也把现政权的机构和政策按资产阶级底意志加以改变。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统治的道路，也表示这次革命是一次流产的革命。这个前途虽然可能，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普遍衰败的情形下，这个前途底或然性是很小的。如果资产阶级复辟，多份是按照下一条路径。
（2）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下，利用新政权底各种困难与错误，里应外合地用武力推翻新政权，重新建立其野蛮的统治。资产阶级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但要击败击败共产党和新政权底军队，而且要击溃工农群众力量。这将是一次残酷的阶级战争，意味着第三次革命底失败。中共现在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客观上正是替这两个失败前途铺路的。
（3）工人阶级运动在第四国际中国党领导之下及时兴起，领导着农民，推翻中共底邦拿巴特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资产阶级底财产，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人国家。这将是一次新的革命，完成第三次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次革命中，共产党内部必定发生严重的分化，革命的一翼将站在革命工农群众方面共同斗争。照目前条件看起来，因为中共与资产阶级底联系底微弱，这个前途底或然性也是很小的，如果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夺取政权，多份会走下一条路。
（4）阶级斗争和国际斗争日益尖锐化，中共遭遇到资产阶级反革命底严重威胁，在工人运动底压迫之下左倾，发动或容许工农群众运动起来，肃清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份子和党内右倾份子，没收资本家财产，把中国变成工人国家。这条转变的道路，虽然较少流血，但绝不是和平的转变，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一次新的内战，也就是现已开始了的不断革命底顺利完成，在这个斗争当中，我们第四国际党人将一面和中共并肩作战一面批评和纠正它的错误。
中心口号：工农兵代表会议
这次革命底特殊性质和它的初步胜利所造成的形势，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把歪曲的受抑制的革命转变成群众自觉的革命，一直进行到底，建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
为了克服群众运动底不平衡发展，我们要特别集中力量于发展工人运动，使它赶上其他的群众运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导其他的运动，克服小资产阶级底动摇性。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我们要有系统地解释必须在民主基础上选举自己的斗争领导机关——工人、农民或兵士代表会议，以此发挥群众底革命创意力，冲破中共对于群众运动的官僚控制。在此种群众性的民主组织中，可以使群众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革命政纲也可以公开提出来争取群众底拥护。
现存的联合政府是对于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巨大障碍，我们必须以真正的工农政府去代替它。但是因为它目前仍是群众眼中的革命代表者，获得工农群众底拥护，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提出推翻它。我们要在各种改革运动中号召群众自己选举代表会议作为独立的群众组织，逐渐把这些代表会议汇合成为各地方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迫使政府承认这种组织为其权力基础。如果政府拒绝群众的要求，就可以借此暴露政府底反工农性质，让群众了解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以代替它的必要。
当我们提出每一个实际要求，号召群众普遍起来斗争时，我们都同时提出工人、农民或兵士代表会议作为群众运动底组织形式。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够保证群众运动底自由发展，并形成工农群众底权力机关。因此我们把工农兵代表会议作为目前的中心口号，将发展工农兵代表会议作为中心的任务。等到这种组织普遍发展起来，就是我们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的时候了。
民主口号
毛泽东政权虽然名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它标榜民主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事实上连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都不许人民享有，甚至于公然施行“军管”制度，对于工人底阶级斗争行动尤其加以最严厉的镇压。这种情形是对于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劳动群众必须坚决地进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我们要求人民有人身的自由：禁止任意逮捕，禁止不经公开审判和充份辩护的监禁和处决，取消一切公开的和变相的集中营。
我们要求人民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批评新民主主义和政府一切施政，废除出版检查，反对强迫学习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求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除正式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党派以外，一切团体都有权公开自由活动，不许警察特务监视社团和会议。
我们要求人民有居住、迁移、旅行、通讯的自由：废除居留证和通行证制度，不许秘密检查通讯。
我们要求公私事业的工人及一切受雇者有罢工和纠察之自由：反对强迫仲裁，反对军警特务干涉罢工和纠察。
我们要求人民有示威游行和请愿的自由，政府不得借口匪特煽动或利用而禁止示威游行。
我们要求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及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重大问题。除正式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者外，一切党派及个人都有权自由竞选。
我们要求立刻召集民众普选的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地方政府，代替上级委派的政府，取消军事管制。
保障工人权利
为了保护工人，避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败坏，以及为了保证工人能充份发挥其战斗力领导一切劳动人民去巩固及贯彻革命底胜利，我们要求立刻实行以下各项：
（1）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特别沉重及危险性工作底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星期日休假，假期工资照发，休息时间由个人自己支配，反对任何变相的强迫延长工作时间。
（2）由普选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定工资标准，工资依生活指数调整，一切公私企业一律遵行。
（3）普遍实行劳动保险，保险项目包括疾病、伤害、失业、年老、死亡等项，保险费由公私雇主负担，工会办理。
（4）由工人代表会议选举工人担任工厂检察员，监督一切工厂之安全设备及一切有关工人福利的事宜。
（5）由工厂及车间工人会议或代表会议规定生产标准，反对公私雇主用任何强迫手段提高劳动强度，反对用“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等名义造成工人中少数特权份子及迫使工人互相作生存竞争。
（6）凡工人都有权自由加入工会及组织工会，各级工会执行机关一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与监督，反对从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反对军事代表及党团代表干涉工会，工会应成为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反对把工会变成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7）彻底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沉重，有害健康或发育及危险的工作禁止雇用女工童工，禁止雇用女工及童工作夜工，女工分娩前后共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雇用女工的工厂必须设立免费的托儿所，彻底废除对于学徒的封建压迫，由工人代表会议制定详细的保护女工童工条例作为法律。
（8）由政府拨款普遍救济失业工人，在各城市组织失业工人代表会议，在地方工人代表会议领导之下执行救济失业工作及设法分配工作。政府应兴办公共工程，或在现有产业内实行轮班工作制，以吸收失业工人，但工资不得因此减低。
土地农民政纲
土地改革是在这次革命第一阶段中最大的收获，也是中共全部政策中最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一部份。但即在这方面中共也没有采取彻底的革命路线。现行的土地改革法对于富农剥削者底地位是予以保护的，土改之进行要受官僚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且要在官僚有把握控制得住的时候才准许开始。准许分配后的土地自由贸卖（原文如此）出租，完全是为了富农利益而牺牲贫雇农的。由此可见，贫雇农只要一日未曾得到无产阶级同盟者底领导，就一日未能实现自己彻底的解放。只有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提出彻底解放贫雇农的政纲。
我们号召各地贫苦的农民立刻按照民主方式组织农民代表会议，进行没收地主富农底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地主富农底耕畜、农具、种子、房屋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财产，也都一齐没收分配。在分配土地和对地主的其他斗争行动中，以农民代表会议为全权的领导机关，反对任何方式的官僚干涉。土地分配后禁止买卖、典押和出租。我们同时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扶助农民生产，尤其是扶助农民自动经过合作社方式逐渐实行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政府应立即停止对农民的征粮、借粮、强迫献粮、附加等繁重赋税、改征单一合理的土地税。农民负担的赋税须低于任何资本家所负担的捐税。
工人监督生产及管理生产
将中国落后残破的经济有计划地改造成为进步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是一件非常艰巨伟大的工作。只有吸引广大的劳动人民密切参加这个工作，才能够制定合理的计划，避免官僚底盲目的武断，才能够使经济事业真正为劳动人民底利益服务，才能够避免官僚和资本家造成的巨大浪费，才能够有效地压制资本家对于经济计划之破坏。同时参加生产管理也是提高劳动者底觉悟和管理能力，使劳动者将来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必要过程。因此，普遍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和管理生产，是刻不容缓的当前急务。
在一切公营的企业中，应立即由全体工人、事务人员、技术人员选举代表，与工会在该企业的支部代表及经理共同组成企业管理委员会，为该企业最高权力机关。其中工人及工会代表合计数须超过总数之半数。经理之任用须得管理委员会同意。经理须服从管理委员会之决议。
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应立即由全体工人及下级事务员、下级技术员选举监督委员会，监督该企业之生产、交易、生产设备之变动、增雇解雇工人及其他重大业务措施。企业之全部账簿及仓库均须向监督委员会公开。凡有关国民生计的企业、未经监督委员会批准不得停业及减低生产。擅自关厂或厂主逃亡的工厂充公，交工人直接管理。
由各管理委员会及监督委员会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共同监督全国经济计划之拟订与执行，反对官僚任意规定的计划。
中共要使公营企业底管理委员会成为官僚管理机构底辅助及咨询机关，我们要使它成为工人手中的权力机关。中共要使工人与资本家在私营企业底劳资协商会议中妥协，使工人接受替资本家加紧生产的任务；我们要分裂劳资协商会，把它们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场之一，在斗争中组织具有权力的工人监督委员会。
没收大企业归国营
在目前如此贫乏的基础上进行复兴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必须把现有的一切生产设备和资金加以最经济合理的运用。“精简节约”底口号，如果当作真正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应该首先就是要铲除社会寄生份子——大资本家，和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因此劳动人民应该要求立即实行：（一）没收所有私营银行，合并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二）没收矿山、森林、重工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公用事业及大商业归国营；（三）对外贸易全部由国家独占。所有没收企业中，除劳动者底小额存款或股本外，一律不给赔偿。
我们提出这样的政策，并不是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这只是朝向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步，是劳动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底发展，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
保护独立小工商业者
无产阶级所要求没收的，只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对于独立的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并不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也不强迫把他们经营的事业社会主义化。相反地，只有在没收资本家财产及实行了工人对于国家银行和国有产业的监督管理之后，独立的小工商业者才能够免收大资本底压迫，而得到国家银行底帮助。我们主张由国家银行贷款帮助独立的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帮助他们自愿地组织生产合作社。无产阶级用如此的政纲号召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到工人代表会议底周围来，共同为打倒资本家底剥削而斗争。
民族纲领
联合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和对资本家的妥协政策一样，是无异于养虎为患的。今天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的统治能够维持，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仍旧强大有力，而是因为被压迫人民底觉悟仍旧不够。中国人民如果用猛烈的革命手段收回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一切权利，不但不用骇怕帝国主义者底武装干涉，而且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起来推翻帝国主义者底统治。因此，我们绝对反对中共对帝国主义的懦弱政策。我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取消旧政府所负的一切外债，无赔偿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产业，并宣布中国退出帝国主义者用以欺骗和压迫世界劳动人民的机关——联合国。
至于苏联官僚政权底掠夺中国的经济利益，侵害中国主权，企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庸国的反革命卑污自私的行为，以及中共对苏联官僚的阿谀谄媚政策，我们也同样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立即收回旅顺、大连，在真正平等互助基础上重订中苏条约。
我们要求废除蒙蔽人民的秘密外交方式，并公布新旧政府过去的一切外交秘密，新中国底外交政策应该是在人民监督之下的，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的革命外交。
联合政府剥夺弱小民族自决权的政策，是它的邦拿巴特式反民主统治底必然政策，与无产阶级底立场毫无共通点。我们主张中国境内各弱小民族应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包括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反对大汉族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底联合必须以完全平等自愿为基础。
工农民军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一面把原来是在革命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君变成了脱离人民的常备军，另一面又在国民党政权原有的警察制度基础上重建职业警察，作为它的邦拿巴特政权压迫人民的工具，阻障着革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此，为了克服邦拿巴特主义底障碍，让革命运动自由发展，必须把革命民主底思想输入到兵士之中去，在兵士与工农群众之间建立起亲密的联系，最后并用工农民军完全代替雇佣的军队和警察。
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党底立场，要向工农群众和农民出身的“人民解放军”兵士作耐心的解释，争取他们起来反对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式的常备军，反对指挥员在军队中的独裁权，要求成立兵士委员会管理军队，要指挥员只负责军事教练和指挥作战，并用工农全体武装轮流服役的制度代替雇佣的军警。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劳动人民底民主制度避免资产阶级重新掌握军队警察作为维持其剥削的工具。
（完）
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
——再认识中国事变的出发点
马 基
一九五一年五月
差不多整整一年以前，当省特委会发动讨论行动纲领的时候，我用《中国事变底检讨与我们的行动策略》底题目写了一个意见提纲。当时我期待着一场热烈的讨论迅速展开，达到对于中国事变的深刻的认识，并吸收关于策略方面的丰富教训，从而定出我党当前的行动纲领。不料那一次的讨论并没有广泛展开，特委会本身的讨论也不深入（因为大家都没有成熟的意见），后来竟以行动第一为理由，不从根本检讨整个事变和当前局势，只草草地定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想就把这一套秃头的具体要求当作在新形势下指导行动的纲领，结果不但没有行动起来，而且连纲领都没有写成功！当然，说到没有写出来这一层，我个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不过今天回头想想，由于处理这个纲领的态度根本错误，所以即使写了出来也不会有补于实际行动的，现在，行动纲领底讨论重新发动，党报编辑部已经提出了一个草案作为讨论基础。这一次不但绝不致于再像上次那样的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而且这个草案提出了一套新的见解，促使全体同志对于中国事变来一次再认识。不管结论如何，这次讨论一定会成为我党思想发展史上一道划时代的里程碑。最近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已有不少改变，我的新见解已经发表在我个人提出的草案（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中，现在我再把我的见解逐一要点加以说明。这篇文章所要说明的就是我的意见之第一点，也就是整个意见底出发点。在说明我现在的见解的时候，自不免批评到我所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见解，而且有时不免批评得有点辛辣。为了避免万一的误会起见，我预先声明，我这样作绝不是想藉以表示我自己一向正确，更不是攻击某些个别同志。事实上大多数的重要错误都是全党共同负责的，我个人甚至有时是站在错误立场底极端的。
一个基本的观点
“人民解放战争”底胜利，不仅证明我们在政治估计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暴露我们对于事变底实际发展太缺乏敏感。我们太沉迷于抽象的理论，而太少注意客观事变底发展。我们没有充份考虑目前各种具体条件底特殊配合，不去衡量现存的运动在目前形势中的客观的重量，也没有精细分析现存运动中各种倾向底相对比重，而只粗枝大叶地拿一两条抽象原则去衡量现实运动。因为运动不合我们的理想标准，我们就轻视它。不管外面已经天翻地覆，我们还只是轻蔑地骂一句“没有出路”，就埋头去干我们的小圈子工作，安心期待着另一个狂风暴雨的大革命从现实的运动以外涌现出来。等到国民党政权已经被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推翻以后，我们还不马上深刻地检讨，重新认识这次事变，顺应着群众前进的趋势把革命推进到底，反而一味斥骂“不彻底”、“反动”、“麻醉”、“疯狂”，天天预言着新政权底崩溃，见群众失望沮丧则喜，闻群众欢呼庆贺则郁。但这种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心情终于抵抗不住群众底压力，我们同志在事实底强烈光芒照射下渐渐感觉头昏目眩，有些就动摇起来，另有一些则越发向孤独的角落里钻，靠不接触外界来维持自己的内心平衡。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重新研究中国事变和检讨自己的策略时，首先就要彻底扫除这种教条主义和教派主义底遗毒。
马克思主义最可贵之处是它应用动的逻辑底方法，从发展上去认识客观事物，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永远青春、不断发展的。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都要在马克思主义上面添加一点新的东西，或者把某部份旧的东西刷新。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这个事变自然也要多多少少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底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部份之一，就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途程的认识，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行程的认识。这一认识底不断发展是最显著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底时代，这部份理论只有一些基本点。他们只指出这一过渡时期必然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完成经济改造的任务之时，它本身也逐渐衰亡，最后进入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时代。同时他们之处这个过渡期的开始时间虽然在各民族不同，但最后完成则必然是全世界联同一齐的。至于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底爆发先后，如何互相影响，以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关联等问题，马恩只给了一些很简单的提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实现的时代，才由托洛斯基和列宁提出成熟的综合发展律和不断革命论。托洛斯基更根据苏联底经验而提出关于孤立的工人国家不免要堕落这个问题的成熟理论，又研究了堕落工人国家对于世界革命行程的反作用，但最后一部份在托洛斯基时代也还是一些初步的提示而已，它的成熟必须等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最近我们第四国际内部对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的研究结果，就是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添加了这一部份的内容。我们生长在这过渡期间，并亲身担负着实现这种社会改造底责任的革命者，必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我们对于这个过渡时期底具体行程的认识并用新的认识去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革命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叫做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以认识大方向为满足，机械地拿抽象规范去衡量现实事变，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宗旨，用宿命主义的消极等待替代灵活的行动策略，那就不配叫做革命者，而只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罢了。书呆子到了他的书斋的薄木门板挡不住群众底巨浪的时候，就会悲观动摇，或者疯狂甚至于变节。
战后世界革命运动底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革命运动底发展，使我们充份认识到苏联官僚政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重大影响。史大林主义，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伪装之下，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使许多国家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直到夺取政权的时候，甚至于夺取政权后的初期，都还遭受到史大林主义的歪曲。过去我们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领导之下，团结在广泛的民主的苏维埃机关周围，才能够夺取政权。现在历史事实才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初期的时候，也可能不是这样十全十美，而带有一些歪曲的。
我们现在重新研究中国事变，必须适当地考虑到史大林主义着一个客观因素对于事变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和在许多别国里一样，史大林主义（苏联官僚政权底物质力量和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严重窜改）对于群众运动发展底路线、形式和速度，共产党底意识和政治路线，以及革命政权机关底形式和成份等，都不免会给予歪曲或阻碍底影响。但是，各国的史大林主义党并不是一个离开一切阶级而独立的社会力量，它并没有与一切阶级无关的自己的物质利益。它们只能对革命运动加以歪曲和阻碍，却不能根本推翻革命运动本身底发展规律。当它领导着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它们无论如何总是代表某一阶级执行某种社会的职能，而不是站在超阶级的立场纯粹利用群众。最后分析起来，不是史大林党住在着其所领导的运动底命运，反倒是运动底发展决定史大林党底命运。因此，对于在史大林主义党领导下的运动，我们除了认识和批评史大林主义党底错误以外，还要（而且是最重要的）认识运动本身的客观意义，尤其是阶级意义。我们要认识、批评和设法纠正一切歪曲，但是不可只看到次要的特征而忽略了基本的特征，不可因为看到某些歪曲现象就否认事物底本质。
“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三次革命
我们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顽强的否认这次“人民解放战争”是一次革命。原先，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里，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绝无可能夺取全国政权，所以它只能够停留在骚乱底阶段，而不配叫做革命。后来农民居然在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事变不能叫做革命，因为它有种种缺点云云。后一态度简直是否认与我们的理论不符的事实。把理论当作死板的教条，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中国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进步的群众运动从下而上地用暴力推翻了旧政权。这样一个事变已经具备了革命底基本特征，我们除了称之为革命以外，没其他的称呼方法。我们一向都承认国共内战是一个真正的内战（与军阀混战之类不同）所谓真正的内战就是发展到了公开的武装斗争程度的阶级斗争。现在这个内战已经造成了全国政权转移之结果。这不是革命是什么东西呢？
我以为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有了革命形势（注一）由于中共底机会主义错误（政协路线），虽然使群众运动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初遭受了暂时的部份的挫折，但是整个革命形势并未消失。等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方面在中共底《土地法大纲》号召之下掀起了土地革命底巨大浪潮，同时“解放军”发表打倒蒋介石政权的宣言，于是内战就发展成为正式的革命了。
反对理由之批评
会有人说：在这次事变中民众没有普遍动员起来，所以不能叫做革命。这种反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从来没有一次革命是把全体民众完全动员起来的。革命底定义也没有规定至少要动员百分之几的民众。例如辛亥革命，只有数量很少的革命党员和“新军”、会党等参加，一般民众完全蒙在鼓中，但是人人都承认这是一次革命。若单以动员群众的数量为准，则现在这次革命比第二次革命还要正式。因为，二次革命中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过一千多万，但这次在“解放军”渡长江以前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起来分配了土地。
另外会有人争辩道：这次推翻国民党政权纯粹是靠军队底力量，所以不能算是革命。这种论辩也同样地不值一驳。群众斗争有种种方式，军事斗争也是其中之一。“解放军”是从武装暴动、土地斗争、减租减息、民众抗日自卫以及其他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它是争取和保卫民众某些利益的武装力量，所以它本身就毫无问题地是群众运动底力量之一。
人们会举出最后一个反对理由：在这次事变当中，城市民众，尤其是工人，简直不起作用。不错，工人在这次事变中的作用非常微小。但是，这个理由只能证明这次事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能证明它根本不是革命。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算是革命，那么不断革命论就会变成如下的毫无意思的“同意反覆”（录入者注：疑为“同义反覆”之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算是革命，所以落后国家底革命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解决。这简直是对于托洛斯基理论的讽刺！
认为这次革命只是农民战争而不是革命这种意见，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中共所领导的这个运动虽然以农民为主力，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农民战争。战后几年里城市中前仆后继爆发群众斗争。整个运动底纲领内包括有把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底要求以及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要求，这种纲领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所能提出来的。中共以及参加这个运动的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并不是以土地改革为唯一的或最终的目标，他们反倒是把土地改革作为使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所以，把中共所领导的这个运动看成仅仅是一个农民战争，这是错误的。第二，即使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到了发展成全国性的广泛的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叫做革命。单纯农民战争虽然不能成为社会革命，但是可以成为政治革命。恩格斯就毫不迟疑地把一五二五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叫做革命。
过去否认这次内战为革命的真正原因
过去我们大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次“解放战争”不是革命，其实并没什么严重的理由。这种见解的根源，一方面是我们对于中共和农民运动存有偏见，另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运动太疏远，太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我们认识（录入者注：疑为“认为”之误）中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党，而是多年来不断地与它的机会主义斗争，因而不自觉地培养成一种过份轻视和仇视中共的心理。同时我们把革命当作一件圣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很难把“革命”这个圣洁的概念与“中共”这个污秽的概念联结起来。如果把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叫做革命，我们觉得简直是侮辱了革命，这是我们在情感上万难容许的。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力的运动，我们也同样抱着一种轻视的心理，总觉得它不配享受革命底荣誉。加以我们党底基础完全在“新解放区”里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而“解放”初期新政权给民众的印象的确很不好（当时民众送给中共“更惨党”之类的绰号），致使我们过份低估这个运动内的群众力量及其革命性质，所以在它胜利之后还不能认识到这是一次革命。其实如果我们首先把种种偏狭的心理扫除，再去密切地研究中共所领导这个群众运动底实际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过份轻视它，更绝没有理由否认它是一次革命了。
我们内战策略错误之原因与严重性
过去我们因为长期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本身底存在，以致犯了一连串策略上的错误，现在许多（也许会占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我们过去对农民运动采取旁观和消极批评底态度是错误的，提出双方无条件和平口号也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这种态度与“内战决议案”底正式态度不符。但我认为错误的地方不仅是执行政策时有偏差，而且是政策本身缺乏一个正确的局势分析作前提。正因为政策变成悬在半空中的，所以才难以使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紧紧掌握住这个政策。我们没有认识到战后中国已经处于革命形势中，没有把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当作在这革命形势中的一枝（录入者注：疑为“支”之误）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错误地拿战后的农民运动与从前江西的农民“苏维埃”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无出路的冒险行动。不知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农民暴动是在革命形势不存在时期的运动，所以没有出路（注二），战后的农民暴动则发生在革命形势当中，所以不是冒险反而大大有胜利之可能。由于这个分析之错误，就使我们在“内战决议案”所规定的对农民运动的同情态度变成勉强的，或纯粹是一种表示而已——对于一个离得又远而又注定无出路的运动，谁能够寄予真正热诚的同情与积极的支持呢？因此我们就一直对这个运动非常轻视，对它的注意既不够密切又不够客观。当它本身力量和对其他民众的影响增大时，我们武断地说这只是一时的兴盛，将来一定会衰落；当它略受挫折时，就危言耸听地夸大其严重性。最可笑的是认为中共随时可以放弃平分土地政策而与蒋介石重新妥协，没有看到一九三六年中共投降是过去孤立斗争失败的结果，而今天整个形势对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是非常有利的，它没有理由投降，即使要投降，农民群众也不会伏伏贴贴地跟着它投降（注三）
表面看起来，我们的错误是不自觉的教派主义的错误（说是不自觉的，因为我们正式的决策不是教派主义的，但在日常宣传鼓动中则充满教派色彩。）：把运动本身与其领导者（中共）看成一体，因中共政策之无出路而断定整个运动无出路。其实这种错误底真正原因是我们没看到当时中国底形势已经是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才忽视了这个运动本身底深厚的根基和大大发展之可能，简直把这个运动当成中共制造的因素而随时可以抛弃的。至于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革命形势，则是因为我们固执着只有当庞大的工人运动兴起时才能够成第三次革命。所以我们的教派主义错误是建基于教条主义错误之上的。
因为这个认识底错误，所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常常不恰当地着重批评其政策底冒险性，因而产生“双方无条件和平”底错误口号。其实，如果说出（录入者注：此处可能多一“出”字）中共政策是冒险政策，那只是因为中共想靠一个对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纲去打倒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它的政策底冒险性是以妥协性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当时应当着重批评其妥协性，应该号召农民作坚决彻底的斗争才对。当时既然看不出革命形势和革命本身底存在，我们自然就不会向工人群众指出这种事实，不会藉此唤起工人阶级底革命自觉和革命决心，更不会对中共运用联合战线策略了。在一个革命已经爆发之后，我们不去扩大它提高它，却梦想另一个独立的革命在我们自己领导之下兴起。结果不但使我们的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以及在后来大大丧失了群众底信仰和动摇了一部份党员底信心，而且也多少妨碍了当时工人运动底兴起。所有这些错误都根源于局势分析底错误。局势分析底错误虽然不是基本原则底错误，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是中国托派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
局势分析之重要性
我们过去因为没有认识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本身之存在，已经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代价。“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我们应该痛切检讨，从过去的错误中吸收教训，好好地分析当前局势和估计可能的前途。托洛斯基常常借用斯宾诺沙底话来勉励我们；“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托派二十多年坚持着革命路线，到头来居然不认识眼前的革命，因此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大哭一顿也很值得。不过，问题不在于哭与不哭，而在于能否深刻地理解和彻底地改正。如果哭一顿能够令我们更痛切地理解过去的错误，那么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吧！反之，如果在“忠实于我们一贯的主张”和“冷静”这两个假面具之下拒绝承认过去错误，也拒绝承认现实，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不会哭，不会笑，也不会理解的顽石或者木偶了。那时候，就会证实了叛徒陈独秀骂我们的话：“他们的头脑已成为化石，组织已成为废墟”。
正确分析局势是革命艺术底一个重要部份。局势分析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同的分析终归会引起实际策略上的分歧。只有局势分析得正确，才会顺理成章地得出正确的策略。如果局势分析错误，纵使偶然得出正确的策略，这种策略因为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内部的一贯逻辑，也不能够充份有效地执行出来。我们的内战策略之失败，就是一个大教训。在分析局势的时候，判别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是最基本的判断。革命形势之下的策略与非革命形势之下的策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讨论这次内战是否革命，绝不仅仅是名词之争。这问题实在是以后全部讨论的出发点。只有认清了这事变是否是一次革命，才能够正确了解当前局势底性质，群众运动底力量和事变底内在逻辑（包括群众心里变化底方向和整个事变底可能前途等等），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确定鼓动工作底路线。
一九五一•五•十七
（注一）这里所用“革命形势”一词底意义是指革命将会爆发但仍未爆发的一种形势，那时统治者已不能按照常态稳地实行统治，民众运动则活跃起来，亦即列宁所说“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发生革命”这一句话中所指的“革命形势”，而不是指革命已经爆发了的形势。另外有些人习惯于称这形势为“革命前夜形势”。为避免误会起见，特此注明。
（注二）严密地分析起来，我们应该说只有在一九二九年以前的农民暴动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因为那时全国无论城市乡村都在革命退潮当中，那时期城市暴动也没有出路。当时所有的暴动都不是客观形势造成的，而是由于第三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训练造成的。但是自一九三〇年起，广泛的农民骚动已经成为革命复兴底征兆。此后我们虽然仍旧认为史大林派脱离工人想单靠农民武装斗争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无出路的，但是对农民运动本身却认为是可能有出路的。我们相信农民运动底高涨会推动城市底群众运动，农民暴动可能一直支持到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它夺取政权的时候，那时也许中共改正了错误政策；也许工农群众抛掉中共，另外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者。当时我们并不预先断定那时的农民运动无出路，尤其不用这种泼冷水的态度去对群众说话。
（注三）一九四八年我们（录入者注：此处疑漏“把”字）新区暂停土改当作中共放弃土改的征兆，是大大夸张了这件事底意义。其实中共这样作不过是想“有步骤地”实行土改罢了。过去它一向都是在统治为巩固的地方暂不土改的。
第三次中国革命决议案
——一九五二年五月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通过
一、毛泽东胜利的意义
1.经过四十年来的痉挛，帝国主义的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而在中国被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即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勾结，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在中国实现的这一时代的终结。它代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起始，也即是这一革命的历史任务实现的开端：将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民族统一，土地问题的解决，将一切封建与封建前期的残余从国家、经济、风俗教化中扫清。这一革命的动力是其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本身的完成将这一不断生长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
2.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摧毁是解放（录入者注：疑为“解决”之误）中国第三次革命历史任务的先决条件，因而此次便如有第二次中国革命过程中一样，否定了孟什维克——马丁诺夫、布哈林、史大林——革命“阶段论”的理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得以开始解决并非由于与国民党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一场与国民党及中国资产阶级血战的结果。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在与之同盟的基础上起始的。正因此，廿五年来由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与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是第三次革命的端始。它代表展开于我们眼前的不断革命过程的启始。中国革命的任务，尚无一项彻底解决，虽然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羁扼的解脱大体上已告完成，但外国资本却尚未没收。由于帝国主义军队及在朝鲜、台湾、越南和缅甸帝国主义供养的军队之存在，在台湾海面美国第七舰队的存在，以及在日本之美国军队与其基地的存在，帝国主义对人民中国的威胁仍继续存在。一般说，中国大陆的统一是已告完成了，全国粮食与工业消耗品市场之统一已有显著的成就。香港、台湾及中国领土内苏联据地（尤其是内蒙与新疆）实际上仍处于中央政府管辖之外。这些领土重新归入本土，民族统一的彻底实现才有可能。
土地改革已达到完全摧毁农村旧有地主占有阶级，但尚未彻底完成。在新解放区内，富农的财产仍然存在，在老解放区内，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富农又重新生长起来。土地之私有，土地自由买卖造成财产之新的集中于富农手中，将贫农置于资产阶级高利贷与商业剥削的支配下，正如过去一般。封建与封建前期的残余在经济与法律的领域内大大地扫除；在社会现状中，特别是在风俗教化方面，这些残余的扫除是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仅达到最初的阶段；在国家机构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财产与中共党机构内官僚倾向之“共存共济”是真正民主改造之强大障碍。
4.由此也同样证实了不断革命论之另一要点：在一个落后国家（如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只有在这一革命不断生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解决。要根本彻底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摧毁资产阶级财产制，动员工业城市内的工人群众，使革命涌出于中国大陆现有的界限。目前的革命政权的巩固需要使国家机构坚实地基于工人与贫农的真正民主委员会上。另一个历史的抉择便是城市与农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巩固，阶级敌人之渗入国家机构与中共党内，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台湾、朝鲜及缅甸代办之结合。并当时机到临，旧有统治阶级夺回政权的内战将重新展开。
5.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颠覆了亚洲的阶级力量关系，并强有力地刺激了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甚至印度、日本及锡兰的反帝运动。它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予以一凶猛打击，同时间接助长了近东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反帝运动。它在国际平面上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关系，迫使帝国主义修改其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计划，并确定了基本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关系的进展方向，同时它也开始减少克里姆林宫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及对亚洲群众革命运动控制的程度。对于后者，苏联官僚层已不得不暂时接纳北京——莫斯科的共同领导，正如它不得不在中苏协定中承认在平等权利基础上毛泽东为其同道的作用。
二、毛泽东胜利之诸原因
6.旧有统治阶级是以帝国主义——主要是日、英、美、法诸帝——代理人的地位统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帝之全然失败与英法两帝之极度衰弱，对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的统治实为一致命打击。美帝随之成为这一政权唯一的保障，但它也同时成为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秩序的唯一支柱。既不能于同时将其军事与经济力量卷入所有的大陆，美帝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不得不将力量集中于巩固西欧的资本主义。它之退出中国对蒋介石则是一无情之狠击。
7.然而，美帝之退出中国，也正是由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崩解。这一政权与国内所有的阶级相远离，又无力阻止飞跃的通货膨胀，而盲目地被拖向经济的灾劫，其所能者便仅是从事大规模的贪污，致使一切美援更不敷应用。至于其军事失败则由于其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泽东的土改影响下瓦解而加速了。这廿年来苟延残喘并无能解决任何一个中国人民的重大问题的中国社会之解体以招致的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便造成毛泽东胜利的客观条件。
8.但是为了实际赢得这一胜利，一些客观条件还并不足够。它还需要中共领导对于夺取全中国政权问题的态度有所变动。中共，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起，正如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及在一九三七年一般，便与资产阶级及其主要工具——国民党进行阶级合作政策，但继在两大主要的敌对社会力量：资产阶级——拒绝妥协且从事一项军事行动以图征服中共所占领的土地；贫农——已开始自动起来在华北地区内分配土地——的联合压力之下才被迫而改变其方针。
中共方针从与蒋介石合作的政策转变为肃清国民党政权是逐步地经过以下数阶段：
a 一九四六年五月指示，批准土地改革，限于中共占领地区。
b 一九四七年十月发布在全国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大纲。
c 一九四七年末之宣言，呼吁推翻国民党政府。
中共方针之这一改变也是得助于下列事实：中共领导在其旧的“革命阶段论”内添加上新的内容，特别比过去更着重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起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及强调这一革命（不论其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份。
9.苏联官僚的政策，非但远未能有助于中共实际方针之这一转变，却完全致力于维持其固有立场：
a 一九四五年与蒋介石缔结协定。
b 对满洲工业的占领与拆卸，而在内战的决定关头瘫痪了工人的斗争。
c 对蒋介石之技术援助，苏联军队之撤离满洲重要中心一直缓到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d 对中共施行压力，以使其维持游击战的策略，而不攻打大城市。
e 苏联外交官之致力于达到蒋—毛联合政府之建立。
假如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毛之胜利及苏军将一部份从日本俘获的物质弃于共军造成有利于此胜利的军事条件之论据是确实的话，上述因素的比重则更大得多。这些因素表明：毛泽东胜利之最后获得仅是因为中共的方针事实上是超出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之外进行的。
三、毛泽东政权的性质
10.无论从其政纲、其传统、政策之动力来说，中共不可能同化为一农民党。中共，在教义上将其本身置于马—列主义的平面上，确定其历史终的是要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以此精神及依傍苏联的精神来教育其干部——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同于其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群众的史大林主义党之诸特征。其“四阶级联盟”“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劳资两利”等等机会主义与孟什维克战略观点，在一整个时期内确实由于其农民占优势的社会组成而加强了。这些观念曾于一九四五——四六年间阻遏了城市革命潮流的上涨与土地革命之间的衔接。富农份子之渗入中共甚且有一度暂时转移了党队伍内阶级斗争的方向。但是事实已全然证明：处于敌对社会力量的压力之下，中共以其经验主义的、犹疑的、矛盾的及机会主义的方式走向革命的道路，而非走向反革命的道路。这便是确定中共阶级性为一机会主义工人党性质的最确实的证明。自一九五〇年起对农民入党之停止征收及招入工人党员的运动更加着重地显示出中共阶级性质，正如该党全般外交政策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并不是一农民战争，也即是说，在农民党领导下之农民暴动，能够在落后国家内推翻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农民暴动，只有在一工人党中运用自如的领导之下才能开始解决革命的诸问题。
11.在农村中旧政权的摧毁，一部份是由劳苦农民群众之直接行动，一部份是由中共依靠部份或总动员群众的行动。这一随地区而异并与该国各地区社会情形之巨大纷歧相联系的转变，在中国形成了社会关系之最错杂的图画，但是这一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在全国范围来说，则如下：
a 农村旧占有阶级（华北之封建地主，中部与华南之乡绅阶级）均全部被摧毁。
b 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一般仍然存在，土地自由买卖，无限制的原始积累，农村所积累之资本大部份转入于商业性的投机目的。
c 富农财产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而在某些其他地方则被摧毁。
d 在华北与华中，新的社会状况已稳定下来而趋于新的社会分化，一个从土改中抽取利益，且将愈来愈专擅一切为自身的新的富农阶级也已形成。
e 在华南区，社会情形仍处于整个颠覆的景况中；土改的终结又与反资本家的斗争衔接起来，土地财产权仍然大部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
f 在西南区土改仍在进行中。
12.在城市中，财产关系尚无基本改变，新政权已接受早经国民党国有化的产业部门（旧为日本财产），此外且将四大垄断家族的财产（官僚资本）国有化。这些包括重工业及对外贸易之主要部份（在这方面，国家垄断确实存在）特别是在东北，国有化部门占有很大比重。在中国其他地区，即在轻工业与商业资本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仍决定性地存在，经过一个过渡期间后，受着经济复原需要之驱迫，中央政府曾以种种方式鼓励私有资本的积累与开展。在这一目标之下，它曾对工人要求行动加以极大限制。然而，工会与合作社运动之发展，劳动保险之采用，通货膨胀之逐渐消除以及以生活指数来确定工资，皆表示工人阶级已获得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有助于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战斗精神与政治兴趣的逐日增长，而对这一发展，中共将越来越被迫予以赞许。
13.总括来看，目前在中国各阶级间存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关系代表一种特殊的双重政权的局面。握于中共手中的政权被迫而愈来愈趋于支持工人与贫农身上。这一局面符合于不断革命诸问题解决的初步阶段。这一双重政权的局面在实际上显示于全国中央政权由中共及其军队所控制以及经济权利之仍然大部操于资产阶级手中这两者之“共存共济”的现象中。
资产阶级代表之参加中央政府并非仅是虚名而已。纵使这些代表在政府内无实际行政权利，他们的职务并非人质，而具观察者之用意；他们之出席于政府内既为目前中央政府所需要，同时反映资产阶级在许多领域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也同样可能一开始便成为摧毁新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所持有之经济权力仍然是对国家与中共机构腐化解体之经常威胁。愈是走向国家机构之较低层，则政权之双重性也便愈无定形而效率也愈高。
14.双重政权的局面显然是过渡性的，其往后发展是由在本国与国际平面上的阶级间力量关系来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决定因素在今天是中央政府的作用。该政府不是在平行线上反映敌对阶级的压力，而且不论其中派主义的犹疑不决，基本上是朝着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参与力量之方向行进的。在这平面上有决定性者并非其小资产阶级劳资妥协的官方理论，而是面临国内与国际阶级间爆炸性的冲突而采取行动的历史意义。我们确定该政府之性质为工农政府，因为：一方面它已在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破裂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政权之摧毁，又尚未彻底清除国家机构内从上至下之政权双重性。该工农政府只将是真正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之一短暂的过渡阶级（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之误），而本国与国际局势的动力则将愈来愈推动它走向这一道路。
四、中国革命的前途
15.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之为机会主义工人党之特征具有双重意义，且在该党矛盾的政策里反映出其基本面目。中共向革命道路每走前一步，总是怀着千万的顾忌犹豫且全然是经验主义式的。事实上，这些步骤均是与其全盘理论与纲领的传统与其目前之官方教条——“新民主主义”的教义相矛盾的。为第三次革命之爆发所解放的庞大爆炸性的社会力量所推动，中共不得不，且将愈来愈趋向于不断革命的道路——仅这事实的本身也就确定了该党的阶级性质与所起的客观作用。中共所拖着的整个孟什维克政纲与机会主义的负荷已对革命加上了巨大的挫伤，它曾阻碍了一九四五——四七年工人运动的上升与农民运动的进潮之相衔接，而自觉地终端后者的进展。它也招致了城市内由经济崩溃引起的群众运动之退缩（一九四七——五〇年）。由于其实施土改方式的不彻底，在经济领域内更积聚了种种困难，且无疑地将在未来引起重重的危机。经验主义是实现像中国革命如此巨大的历史任务之最不完备的工具，但是它既已开始在实际上实现这一事实，便是确定中共未来政策演进的决定准绳。它将会愈来愈趋于与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及谬误纲领藩篱相冲突。
16.这一演进将首先由国际局势的压力，由互相冲突的两个阵营内阶级力量在世界平面上两极分化来确定。战争愈是迫近，美帝则愈将动用其在亚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基地，则大中产业内私有财产的保持愈将与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相矛盾，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动基地。中国资产阶级必认为帝国主义之军事胜利为恢复其政权之唯一出路，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爆发，它将尽种种方法从事破坏工作。朝鲜战争之爆发，在中国已刺激起内战，驱使毛泽东政权不得不加强其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其左倾政策最初则是由一九五〇年二月土改之扩展而发动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是中共对于资本主义关系转变的起端，直达到肃清国家机构内从上至下的双重政权。这样一项转变的实行与城市资产阶级财产没收之完成则将显示工农政府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这一政权的变化终告失败的话，则将是中国内战的重新展开；革命政府与反革命政府在本国领土以各自的武装相抗衡，而使一切革命的成果重又成为争夺的目标。在国际方面极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阶级力量关系，以及世界上革命斗争愈益扩大的前途之下，此第二前途极少可能。
17.阶级力量在世界平面上愈是向两极分化，中共则愈被引致强化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而愈是被迫向无产阶级群众呼吁来支持这一政策。不论其动员如何有限度与受控制（参阅最近反官僚反浪费运动），但反过来，它便愈冒被群众本身的压力更往前推去之危险。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以及目前中共政策之下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终将猛烈爆炸的情形中，尤为如是；这些社会矛盾是：一方面是贫农与农村中剥削分子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城市内工人与“民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即使新政府所获得的经济成果在短期间延缓了这些矛盾冲突的成熟，最终说来还是促成他们的成熟。未来的阶段是阶级斗争极度紧张的阶段。在阶级斗争中，中共将被迫而打击城乡的资产阶级。国土之庞大，官僚集中控制之艰难，农村资本与剥削之迅速复苏，千万被剥削者革命觉醒之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将减少中共目前妥协性周旋下去的可能性，而加速阶级之间最后决战的来临。
18.中共是以一个经验主义地从克里姆林宫领导下解放出来的史大林主义党而进入中国第三次革命。加于其上的国际与国内的社会力量将决定其从根本上是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转变为左倾中派主义的政党，走向革命完成的道路。但是这些力量也将改变其组成，且在某种程度内，甚至改变中共党的机构。土改的施行已使许多农村中基于富农分子之上的党组织破裂。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展开在这同一意义上推动了一个不断的肃清运动，群众之觉醒则愈来愈加强无产阶级渗入党内。从该党社会组成观点来看，该党与资产阶级之破裂或将使领导转入无产阶级份子手中。中共——本身即是不断革命的对象同时是其主使者——内部之不断的翻腾将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个过渡期间放松党机构之独裁制与组织上的高度控制。这一党内部的酝酿甚至达到党领导层分化的这一可能性也不在排斥之列。更有可能的是：长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共领导，在革命上升的整个过程内保持其外表的团结，而其大部份将亲自指使中共党之成为左倾中派主义党的转变。这一转变，一方面将加强中共政权的基础与在劳苦大众中的支持，同时也将增强它的自立与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精神；苏联官僚层在其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的破坏政策也在此同一意义上有所作用。然而当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未遭遇决定性失败之前，或至少当世界局势尚未有急剧改变之时，中共与史大林主义的破裂极少可能。
五、第四国际与中国革命
19.既已充分了解第三次中国革命爆发之决定性历史意义，第四国际就无条件地保卫它，抵抗其一切阶级敌人。第四国际指斥帝国主义尝试阻挠毛泽东政权之稳定与在事实上从事侵犯中国之反革命战争之一切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图谋与压力。第四国际完全支持毛泽东政府之要让：帝国主义的或由其供养的军队推出台湾或中国边境的地区——朝鲜、越南、缅甸。第四国际提出中国与英、葡、苏联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应加以废除，在此包括香港、澳门及新疆与外蒙等受苏联管辖地区归还中国。第四国际也支持毛泽东政府在法律上与事实上为世界各国承认其合法地位及其作为中国人民代表立即参加联合国的要求。第四国际要求对中国解除封锁，并能在平等地位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商业关系。第四国际向一切亚洲国家的政府及全世界工会组织与工人呼吁：在对帝国主义无须给予赔偿，并在已经逃脱出帝国主义控制之国家间相互的基础上制成亚洲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全盘计划。第四国际特别向西欧的工人组织呼吁：在它们的纲领内写上对革命中国工业设备之无条件援助的原则，并一当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在该国内成立时即付之实现。自然，第四国际的中国党员将列于保卫中国革命成果的前列，参加进一切实现革命斗争的先锋队里，不管这一斗争是由新政权或是由群众发动的。
20.第四国际与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对毛泽东政府予以批评的支持。其意是说：在以下诸点上对该政府的方针加以强烈的批评：
a 对国家结构与党的制度：中国国家并无苏维埃式的结构；政府并不是主要支持在工农委员会上；在那些工农委员会已有雏形的地方，并非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在那些委员会已由群众的星散拥起而组成的地方，他们的一般民主发展已由政府所遏阻。党的官僚结构也影响到国家机构。对革命的反对派份子的迫害更应特别加以谴责。
b 关于在工业领域内工会、党与国家职责不分：纵或认为在经济中一资本主义部门之保留为不可或少者，党与国家的作用不是在于宣行“劳资两利”，它们的责任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资本家。
c 对于土改之尚未完成，尤其是富农财产的保持与对农民低利贷款之国家机构的缺乏。
d 对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论”之误）之谬误理论观点及“民主义资本主义”（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民主资本主义”之误）等等之批评。
这一批评将一般地以建设性的方式并以对本国经济社会现实之清晰自觉来进行，无论如何，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伴随以一个时期比俄国更宽广更长远的新经济政策，不完全取消城市与农村小型工业、商业、手工业等诸领域内的财产私有权，因为以个别人口计之工业积累的速度在一个过渡的长期间是相当低下的，而主要是依靠农村生产力发展速度与国外援助得以前进。
21.为了实现无条件地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对毛泽东政府批评地支持的方针，第四国际的中国战士们必须彻底渗入本国群众运动，即如国际第三次大会所决定者。这一渗入的目的是与中共党及其他群众组织内的最高战斗性且最自觉的成份联系起来，推动他们前进以达到不断革命在中国的完成，及为这些组织和政权本身的民主化而斗争。
这一方式之策略形式将由中国支部与国际执委会之密切商议来制定。
（附录）
对“中国第三次革命”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
犀 照
下面所提出几点修正意见，是我认为草案中重大的错误或缺点，必须加以修正或补充的。……（下略四十五字）
（1）草案在《毛泽东胜利的意义》一章中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与之同盟的基础上起始的。正因此，廿五年来由中国托派与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过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我认为这段话是曲解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
托氏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念是：在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及印度等）要彻底解决延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如土地改革及民族独立统一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但无产阶级专政一经成立后，便不以解决民主任务为限，而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没收城乡资级的私有财产放在议事日程上。这一不断革命的基本观念是托氏在《不断革命论》及其他许多著作中重三复四地叙述过的。这也正是“廿五年来中国托派及国际托派运动顽强地保卫过的。”
而毛泽东在这回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恰好相反。它完全依靠脱离城市工人群众的农民武装队伍，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此种特殊情况详见我的报告）夺取了政权，但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以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建立了“联合政府”，不是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保护它。这显然是根据孟什维克主义极端反动的“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段论”之误）（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所表现的）顽强地人工地扭曲了中国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要承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托氏不断革命论在其诸要点之一上的证实”，那就等于在毛泽东胜利的惊炫之下歪曲了不断革命论。
至于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在与蒋介石破裂而非与之同盟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与不断革命论的证实完全无关。因为自第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取得政权后，蒋即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何况毛泽东之与蒋决裂，并非表示与整个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是与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党派建立“同盟”以反对后者的。不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级专政。所以托洛斯基说：“中国革命本身含有不断革命倾向，只因为它含有无级专政的可能性。不谈这个可能性与离开这个可能性而谈不断革命，那将像是企图盛满但那伊特（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姑娘们的无底桶。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且变那政权为反对国内外一切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工具，才能保证革命的不断性。换言之，保证它走向前去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见托著《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二〇三页）但这段话与草案中所谓“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在其诸要点之一上得到了证实”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当然，我们绝对不应根据我们的不断革命论的纲领规范去否认毛党所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重大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因为毛党胜利的客观意义而贬低不断革命论，用不断革命的名义去附会或曲解它的胜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要认识毛泽东胜利的客观意义及其诸原因，但同时必须站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去分析此种胜利是如何受到“革命阶级论”（录入者注：疑为“阶段论”之误）（即“新民主主义”）的扭曲而变成了现在的畸形，及因此畸形所引起的阻碍和可能发展的危险前途。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站在不断革命的纲领上为挽救、推动和完成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草案的作者注意：中国的土地革命与俄国不同，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特点就是：“中国没有贵族地主，也没有受反贵族地主利益的共同性联系起来的农民等级，中国的土地革命是为了反对城市和乡村资产阶级的。”（见托氏一九二八年某月致卜勒阿布列仁斯基的信）但现时毛泽东所实行的土改，恰好是在保护城市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利益中进行的，这是值得非常注意的，应该在决案中特别指明。
（2）在《毛泽东胜利的诸原因》一章内，不但对于诸原因的说明不充份，而且有些是歪曲的。关于这方面，我在《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已叙述得很详细，无须重复。这里只提出关于“苏联官僚的政策非但远未能有助于中共实际方针的转变，却完全致力于维持旧有立场，”——这一问题加以简略的批评。草案所指出：“苏联官僚维持其旧有立场”的事实共有五点，兹逐一批评如下：
A “一九四无年与蒋介石政府协定”。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事实是在“一九四五年”而非“一九四七年”，即毛党政策转变之年。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协定，正是在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力求妥协及毛泽东与蒋介石力谋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情况之下签订的。所以毛党当时极端拥护和歌颂中苏协定签订的“伟大成就”。
B “对满洲工业的占领与拆卸，而在内战的决定关头瘫痪了工人的斗争”。这也确是事实。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官僚层的最大罪恶。但这罪恶行动正是毛泽东党所热烈拥护的。事实是：当时一部份群众曾为苏联拆卸满洲工业而举行示威运动时，中共曾极力反对和破坏此种运动，并在它所控制的报章、杂志和演说台上极力为苏联官僚此种罪恶行动辩护，因而曾引起了颇为剧烈的争论。
C “对蒋介石之技术援助，苏联军队撤离满洲主要中心延缓至国民党军队的到来”。所谓“对蒋之技术援助”不知何所根据？我们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这种“技术援助”的事实。至“苏联军队撤离满洲重要中心延缓至国民党军队的到来，”这完全是根据《中苏协定》的规定，而这《协定》又恰是毛泽东党所热烈拥护的。
D “对中共施行压力以使其维持游击战的战略，而不攻打大城市”。中共之“维持游击战的战略而不攻打大城市，”绝非由于苏联的压力，而是由于其本身力量的关系，特别是缺乏重武器的配备的使然，当苏联以俘获日军的重武器武装了中共的军队时（如林彪的第四方面军等）便开始“攻打大城市”了，而且这种战略的转变正是在苏联军官的策划与指导之下进行的。
E “苏联外交政策之致力于达到蒋毛联合政府之建立”。从大战停止到一九四六年末确是如此的，但是蒋介石完全拒绝与毛泽东的任何妥协而向后者发动猛烈的军事进攻之后，苏联不但在外交上完全停止了此种政策，而且在事实上已协助中共准备总反攻了，如加紧扩大林彪的队伍，从旅顺大连偷运军火接济山东及河北等省的中共军队等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由前面的逐条反驳，我相信草案企图将中共反蒋政策的转变硬说成为“超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是不成功的。换言之，要想将中共政策的“转变”与南共政策的“转变”放在同一平面上，是找不到任何事实作根据的。反之只有将中共政策的转变与克里姆林宫反帝国主义政策的转变（所谓“冷战”）配合起来看，即前者的转变是由于后者的授意或指使，才是符合于客观事实的。
（3）在《毛泽东政权的性质》一章中，称毛泽东党为“机会主义工人党”，我在我的补充报告中对毛泽东党性质已有更详细的说明，并修改了我以前对这问题的意见，故在这里不想多加以讨论。我只要求草案作者解释托洛斯基称中共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已逐渐堕落成为离开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党或“中国的社会革命党”是否错误？及以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议决案认定：“从社会观点看，中共是两阶级的政党……”是否正确？对这些问题不加以明确的解释和答复，中国同志们是很难接受草案的定义的。
关于毛泽东政权的双重性，我在补充案中已经提到，在大体上我对草案是同意的。但草案“确定该政府的性质为工农政府”，我认为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与托洛斯基起草及我们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过渡纲领关于“工农政府”的解释不相符。依照过渡纲领的解释：“采用工农政府的口号时是仅指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口中所说的意义即反资产阶级与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即要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与自由资产阶级决裂，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犀），但无论如何不是后来不肖门徒所给予的民主主义，使它虽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却成为这一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但现时的毛泽东政权，不但没有与资产阶级（即毛泽东所谓的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是与之“同盟”建立“联合政府”或“人民民主专政”。若承认现时的毛泽东政权为“工农政府”，那显然不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口中所说的意义”的“工农政府”，而只是“不肖门徒所给予的民主主义……”的“工农政府”。因为事实上，不但毛泽东称自己的政府为“民主主义的”，而且在他的中央政府中有三个副主席，好几个部长，几十个政府委员为资产阶级党派或团体的代表，基本的政策由中共与这些党派和团体所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而且各省政府及县政府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甚至有几个省份的省长为前国民党的将军。（如湖南云南等）正因此，我们应该“在这种情形下向旧领导（即现时的中共）作有系统的要求和资产阶级决裂”，“成立工农政府”。这“便是揭露”中共“之背叛性的工具”（以上引句都出自过渡纲领中的论工农政府一节。）同时也就是革命地动员工农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有力口号。所以在现时的中国情况下，不是“确认毛泽东政权的性质为工农政府”，而是要求毛泽东党与民族或民主资产阶级决裂，进一步成立工农政府，以便走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4）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章内所指出的前途，我觉得不但不清楚，而且对中共的演化多少是过份乐观的或理想化的。原因是由于草案已确定“中共是一个经验主义地从克里姆林宫解放出来的政党而达到第三次中国革命，加于其上的国际与国内社会力量将决定从根本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转变为中派主义的政党。”事实上，中共之走上第三次革命，并没有从克里姆林宫解放了出来，反而是在后者的束缚下行动的。因此，它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保持其原来的史大林主义的性质。虽然在国内外矛盾的冲击之下可能经验主义地更向左转，甚至转变为中派主义的党，但这不等于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的完成。南共早已走到了中派主义的政党，但结果又往右方后退了。这就是从史大林主义党转到中派主义党的一个富有教训意义的例子。因此，我认为中共将来即令在国内外的矛盾冲击之下更向左转，但假如没有世界革命高涨的刺激，即没有克里姆（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克里姆林宫”之误）控制以外的重要国家革命胜利的刺激，中共是绝难脱离它的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假如有了克里姆林宫控制以外的重要国家的革命胜利，则中共本身不可免地要分化和分裂。只有从这种分化和分裂中出来的革命左翼才能回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与托派合流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以此彻底完成中国的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便是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所应努力争取的前途。只有如此，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加入中共所领导的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才会感到有个清楚的革命远景，才有决心和勇气去进行极度艰苦的斗争。否则，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将看不出自己的远景，而陷于混乱，没有信心，最后将被溶解于中共势力的影响之中。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