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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香港反法罢工

梁宝龙



  1884年中法为争夺越南主权而爆发战争。法军于8月突袭福建省福州市马尾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损失惨重。9月初,在马尾海战中受伤的法国战舰拉加利桑尼亚号(La Galissonniere)驶进九龙红磡黄埔船坞,修船工人离厂拒绝修理。修船工人的罢工行动,给予法军一记闷棍,法军只好自行修理[1]

  广东当局就法国战舰到港维修向港英提出抗议,并于95日、15日两次发布公告,号召香港华人不为法国人工作。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还呼吁两广及海外华侨拦截法国战舰,毁坏战舰的机器,焚烧火药库,侦探法军计谋动向。917日,香港的《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报,刊载两广总督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2]。广东当局暗中与香港帮会接触,供给物资,使帮会成为反法运动的重要力量。

  914日,又有一艘法国水雷艇阿特兰大(阿塔兰特,Atalante)号驶进香港,修船工人私下密谋将阿特兰大号焚毁,事机不密消息走漏,法军连夜与港英协商,港英派出消防船两艘,满载警员驻札船坞,通宵守卫。法军为防不测,只好将拉加利桑尼亚号拖往日本修理,其余两艘正驶往香港修理的战舰亦掉头转往日本[3],远离中国。

  918日,法人上岸购煤,命工人搬运上船,工人哗然散去[4]。香港的煤业基本上由华商经营,法军在香港为战舰购煤,即使出高价,也很难买到煤。有一位华商原与法国邮船订有长期供煤合约,战争爆发后,华商立即退约。

  920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论华人义愤》,号召上海和其它各地工人,效法香港工人的反法罢工运动[5]。广州《述报》于924日报导,香港即下至负担之夫,工役之辈,亦皆深知大义,不肯为敌之用。 港督宝灵(John Bowring1792-1872)叹息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人手工业者、船民、苦力等都不愿为法国人工作。

  927日,法国商船上岸采购牛羊食品,驳艇拒絶为他们起货、载货,挑夫不肯为法国人运输,法国人只好自己搬运。法国船公司航行香港至日本的轮船司火华工,相率走散[6]。旅馆服务员、轿夫等也拒绝为法国人服务。

  929日,驳艇拒絶为法国商船缷货,法国船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向港英控诉14名缷货工人,港英拘捕了11名驳艇工人,判处其中8人每人罚款5[7]

  930日,驳艇举行总罢工,将罢工行动扩大,挋絶为所有外国轮船工作,整个港口陷入停顿状态[8]。次日,罢工扩展到人力车夫、舂米工人等,影响法军前线物资的供应。

  港英采取高压手段,拘捕罢工领袖,分别判处6个月至1年徒刑[9]。港英的行动激发起香港市民强烈的反弹,反法运动迅速发展成与港英直接对峙的大罢工。

  103日,港岛坚尼地城海旁码头驳船复工载运,岸上群聚集声讨复工驳艇,接着群众向街上法国人掷石泄愤,武装巡警到场镇压,与群众发生殴斗,港英驱使印籍马差骑马持剑驱赶,当场打死1人,打伤数人,拘捕30人,其中6人为儿童,引致整个西区骚动起来。署理港督马殊(William Marsh1827-?)闻讯,立即派兵到西区以武力平息骚动,大军由皇后大道中开进时,群众迅速四散。西区骚动后,西营盘一带店铺全部闭门关户,实行罢市。下午,西区街上贴满传单,鼓动市民同心协力坚持斗争,抗议港英巡警拘捕群众,并警告如不将被捕者免刑释放,全港华人将再次掀起骚动。街上巡警通宵巡逻,疲于奔命,阻止群众聚集[10]。参加示威的有船厂工人、驳艇工人和运输工人,港英将被捕的示威者其中6 人判处苦役1[11]

  104日,中环海旁一间供货给法国船的店铺聚集了一批鼓噪群众,巡警一到,群众立即四散。中午,港英加派武装巡警到中环列队巡逻,气氛顿时紧张,街上车辆停驶,全市死寂,造米和屠宰业宣布停工[12]

  105日,汉口号轮船由广州抵港,驳艇工人仍坚意不为法国人搬运货物,运输工人亦不肯为法国人服务。从台湾基隆来港办伙食的法国轮船,华商均不肯交易,法国轮船只好驶往西贡。

  107日,三合会成员在九龙与船坞工人、运输工人等以舞龙为名,直抵油麻地举行示威游行。港九两地贴满反法标语,部份标语抗议巡警拘捕市民,警告港英,要求将被捕者免刑释放,否则再次行动起来,声称会让外国人尝试可怕的苦头[13]

  港英实行以华制华,指示东华医院总理出面调停罢工,遭到工人拒絶。港英迅速通过《维持治安法例》,凡是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与秩序的人,虽未经判罪,亦得予以拘捕和驱逐出境,又规定华人未得总登记官的准许,不得发表文告,并严禁华人携带或收藏军火[14]

  面对这种局势,港英认为市民受广东当局影响,急忙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颁布一个斥责广东当局过火行动的诏令。同时署理港督马殊照会张之洞,指责广东当局煽动和指使香港工人罢工。广州当局表面上认为香港市民的行动是出自“民心忠义,不愿受役敌国”。没有料到反法罢工会发展成与港英直接对抗的大罢工。两广接壤,中法战争期间,后方广东局势相当紧张,为防备法国进攻,张之洞下令加固海防河防,招募训练兵勇,又筹集饷银军械支持前线,因而经费很紧,不得不两次向汇丰银行贷款,总额达900多万両白银[15]。另外,广东当局还通过香港从国外输入大批武器,所以并不想与港英的关系搞僵,甚至协助港英巡警在九龙防剿三合会[16]

  109日,香港工人严正声明,如105时不释放被捕工人,即行放火焚中英法人的住宅。港英作出让步,被迫答应退还艇户罚款,释放被捕市民及抚恤死者家属,并表示不干涉反法罢工运动。骚动历时1个多月,市面逐渐回复正常。

  罢工历时35天,罢工结束不久,法国驻上海领事李梅(M. Lemaire1839-1907)由上海往西贡途经香港,旅馆侍应生拒绝为李梅服务,汽艇工人也拒绝接送。法国轮船来香港采购食物,商人仍拒不与之交易,并迫使法国轮船离港。

  港英为防骚动再次发生,认为骚动与三合会有关,制定《第八号三合会和非法团体条例》,取代1845年的条例,规定任何团体如其宗旨与殖民地的治安与良好秩序不兼容者,都是犯罪行为,结果所有工人组织都成为非法团体,一律予以取缔[17]

  188569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和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中法交恶,英资财团汇丰银行与清政府达成多宗赁款,怡和洋行夺得台湾铁路合同,奠定在华经贸地位[18]

  当时孙中山正在皇仁书院求学,虽然没有直接评论这件事,但从各种侧面资料得知,反法罢工给孙中山是有一影响的[19]

  香港市民为了有尊严地在港英统治下生活,先向法军。说“不”,再向港英说“不”,以行动诉说一个“人”字。法国轻视香港华人的民族感情,以为在英国的庇护下,可以就近修理战舰,补给物资,继续投入战斗。法军耀武扬威的鲁莾行为,激发香港市民敌忾同仇,开展了一场族群团结一致对外的运动。如果我们要将事件升华,不如给他它戴上一顶反战的桂冠,攀上世界文明的殿堂。

  英国占领香港后,居港华人遭到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绅的歧视,被视为“汉奸”。香港华人在反法罢工的表现,再加上热心赈济内地灾民,令到清政府改变观念,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湖南按察使薛福成(1838-1894)等认为居港华人并非“汉奸”,而是海外侨民,不能置之不理,计划在香港设立领使保护侨民[20]

19.05.2011




[1]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2]唐上意:《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载:http://www.lishi5.com/view/26/his12286_4.shtml,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 1

[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引:《捷报》1984920日。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4]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

[5]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6页。

[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

[7]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引: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217,《马殊致德贝函》,1884927日及1884101日,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参看《近代史资料》,1957.6,第20-30页。

[8]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274页。

[9] 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

[10]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1]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4页。

[12]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4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4] 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

[15]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引:《张文襄公电稿》第1卷,第10页。刘诗平 :《洋行之王──怡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267-269页。

[1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40页。

[17] 〔英〕乔•英格兰(Joe England)、约翰•里尔(John Rear)合著,刘进文、唐振彬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1页。

[18] 刘诗平 :《洋行之王──怡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267-269页。

[19]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6页。

[20] 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载:《近代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8.6,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