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第五章 异化和经济发展
我们正经历一个主要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戏剧性的时期——甚至是带有创伤的时期——工业和社会的变化时期。这个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现代化和经济的最新发展，以及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同时，这些发展又带来了深刻的分裂性和破坏性的社会影响。无数的个人、团体，甚至是整个地区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通常是破坏性的改变。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失业，或者发现他们自己受制于残暴的新工作方式。在这些新的工作方式之中，他们的技术贬值，他们的自主权和主动性也消失了。
对这些发展的反应，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这些变化的支持者倾向于用纯粹经济的观点，考虑这些变化所造成的问题。他们只关注经济指标，似乎总是遗忘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对人类和道德的影响。但是，与此相反，批评者关心的则总是道德因素，缺乏经济的考虑，他们通常沉浸在对现代生活条件的一种幻想的敌视态度之中。
两种回答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尽管我支持现代化和发展的价值，但这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现代化的批评者们强调现代化和发展对道德和人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确实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仍然想对被普遍接受的市场和现代工业对道德的影响是纯粹消极的观点提出质疑。工业发展对人类具有双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马克思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我将在下面展示，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既可以避免片面的经济观点，又可以避免陷于幻想。
一、马克思论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他用栩栩如生的不妥协的语言，描述了工业化的残缺和破坏性的影响。他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起始阶段，市场经济力量是怎样逐渐与中世纪的社会基础——自治的和相对自足的乡村农户发生冲突的。这些不断发展的市场力量，最终把乡村生活方式，连同与其相关的社会纽带和诸种关系，一起消除和扫清了。在这些地方，市场经济建立了“金钱联系”，建立了充满敌意和竞争的市场世界。
因此，农村人口被独立的生产方式所剥夺。他们被驱逐出家庭和乡村，被成群地赶入工业城镇和城市，被迫进入工厂劳动，被迫从事其他方面的职业——也面临失业。这些发展糟糕的影响以及盛行于早期工业城镇和工厂的那些不幸遭遇和非人待遇，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不需要进行描述。
更甚的是，尽管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劳动的物质生产的极大膨胀，但是，至少在其刚开始时劳动人民很少从中获益。在普通人看来，工业革命早期的岁月没能或很少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还倒退和降低了。这无疑是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当时许多观察家的观点。马克思在1856年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1]
进一步说，工业特别是工厂的劳动，意味着自主性的终结，意味着个体的工作被控制和限制。工作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社会合作性活动，许多工人们的活动都得进行广泛的协调。不难看出，为什么很多观察家——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以来的观察者——都认为这些发展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
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有力地描述那些消极的特征。然而，对于所有这些来说，他并不是把这些发展看作纯粹和唯一有害的和邪恶的，因为他意识到它们也有其更积极的方面。通过摧毁自给自足的农户家庭，消除了其自主的生存，农村的成员被迫脱离了与世隔绝和孤立的状态，改变了不曾被改变的乡村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他们从土地的束缚上被解放出来。通过终结传统的联结方式和传统关系，他们从农奴的枷锁中获得了摆脱，从封建主的奴役性劳动中获得了解放。
此外，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影响，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社会形式和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和重组，而且意味着它将创造新的、更大更发达的社会关系。人们集中于城镇和城市，他们汇集在那里。他们在工厂的活动是分工协作的，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也就增加了。人们的眼界拓宽了，觉悟提高了，力量也增强了（cf. Gaskell 1855）。普通的工人群众，首次被带入社会化的世界，并最终被推上政治舞台。
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产物，是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2]。
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纽带……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统治阶级的伟大社会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244-245页）
显然，对工人阶级的这一描述，具有强烈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随后的历史对无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性特征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说再见的观点，时至今日，已经是政治上的老生常谈了。所有这一切，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此时，它们并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我在这里阐述的观点更简单，也更基本。那就是，即使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想没有实现，他关于工业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消极否定的思想，也是不无道理的。除了最初的发展所带来的苦难和倒退，工业使普通的劳动人民走进了公共场合，并登上了政治舞台。无论是否作为革命的代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它还是将“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84页）。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眼界和觉语的空前提高，他们社会关系的空前拓展，他们活动范围的空前开放，因此也是他们真正自由的空前扩大（See also Sayers 1992）。
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这些思想——基本上来自于黑格尔的思想——贯穿于整个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写于1853年的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文章中，这些思想被阐述得特别坚定详尽。那个时候，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破坏性影响非常明显——并且事实上，这也是那时明显的唯一方面。马克思说，“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39页）而且，这种破坏，马克思强调说，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并不是政治或军事压迫的结果，而主要是贸易和工业的影响。这种破坏“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2页）。
然而，由于以上的所有原因，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机器大工业已注定它最终将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方面又有积极的方面。“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6页）。因为，马克思能够看出，自由贸易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影响——将会以两种对立的方式使印度社会发生转变：摧毁其传统社会的基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摧毁古老的劳动分工和原有的等级制度体系，也就推动着印度进人现代社会。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50页）
毫无疑问，马克思必定再次遭受批评，因为他太乐观了，并且将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看得太理想化了。在印度，等级制度体系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像马克思所设想的，已经证明不能够抵制住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侵蚀影响。然而，在1857年，在他写这些文章后的仅仅几年，印度爆发的兵变预示着反对英国统治斗争的开始，并且这种斗争在1947年最终成功地赢得了印度的独立。马克思描述的矛盾影响的主要观点，为他博得了非凡的尊敬和荣誉。
总之，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大规模的工业具有相互矛盾的影响，它们的发展不但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的特征，也才能够正视在发展的基础上超越它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影响只是唯一消极和破坏性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也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9页）。在这个层面上，尽管它给人民带来了苦难与屈辱，但是，工业的发展最终会是一种进步的和自由解放的力量。
三、劳动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对社会的大规模影响。然而，当我们在劳动过程中研究它们对个体的影响时，类似的观点也适用。布雷裴曼（Braverman）在这个领域的著作是极其重要的（Braverman 1974）。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已经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其中劳动的脑力方面和体力方面正渐渐彼此分离开来。计划和实践在劳动过程中也被分离开来，而且作为人们的生活需要而分配给不同个体。技艺工作的传统整体性被分为不完整的部分——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而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技艺的工人就可以进行的操作。
因此，生产过程已经隶属于劳动分工。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一边是大量没有技术的操作工——他们除了自己的“双手”外，不需要知道所从事生产过程的任何知识；另一边是少量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员、管理员，他们设计、计划、组织和监督整个生产过程。布雷裴曼（Braverman）认为，在这种方式中，大多数工人们的工作与技术日益分离，系统地分离，他们也就不断地退化，其工作越来越跌价。而知识、专长、技能、能力和控制却集中在少数管理和技术阶层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的手上。简言之，在布雷裴曼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类的影响，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看来，完全是破坏性的和消极的。
布雷裴曼的著作已经造成巨大影响，而且也会如此（Thompson 1989：chs3-4）。然而，我想说明一点：事实本身远比描述的情况复杂。工业化的影响比布雷裴曼意识到的更为矛盾：不仅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首先，布雷裴曼把手工劳动形式视为其出发点（Wood，1982），手工劳动被看作是标准的和理想的，而成为衡量和评价随后工业发展的依据。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初阶段，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明确的标准，但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其评价的基本问题逐渐凸显。
布雷裴曼把自己的描述完全建立在这种深刻而详细探讨的基础之上，即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主要章节中所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过程的探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如何经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即机器大生产时期（在英国，从16世纪中叶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末），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已经被分割为它们组成部分的生产；而且每一次分离出来的、不完整的部分都被分配给个体工人作为他的唯一活动。这些分离的部分，然后被集中在一个彼此关联的生产车间中。这就是小工厂中的劳动分工过程，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Smith 1776：Bk1，ch.1）开头所作出的著名描述。
在手工劳动中，工匠拥有知识并控制整个生产过程。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来临，这些全面的技术工人被细分的操作工所取代，后者终生重复同一简单的操作，而资本家则组织和管理整个生产过程。但是，在另一方面，手工艺品的制作技艺和方法并没有改变，工序和使用工具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只是劳动的社会组织和分工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技术分离的概念是很清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制度“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17页）。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其间引进了机器，并发展了大规模工业。我认为，布雷裴曼往往会把两个阶段合在一起，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他把机械化和自动化视为从机器大生产时期开始的，生产过程的延续和细化。然而，它们的含义却不仅于此。
随着机器的发展，生产过程本身被注入了新的不同的因素而明显地改变了。一方面，在机器的专制统治下（机器采掘、机器种植等等），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常规性的、重复性的操作，同时机器也取代了大量常规性的、重复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黑格尔的预言中，马克思也这样说过，人逐渐“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9页；Hegel1821：129）。此外，与任务进一步的分工与简化的过程和熟练技术逐渐消失一样，一个相反的过程也出现了，即产生了新的技术领域。它们需要所有新领域尤其是在机器和科学上的专家，这就诞生了新的学科分支。简言之，这既是一个新技能产生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又是一个技能退化和道德沦丧的过程。
评价这些相反过程的总体结果或工业化对技能水平的总体影响并非易事，因为技能这个概念，起先似乎是非常清晰和客观的，但经检验证明却是一个极其令人困惑和相对的概念。人们经常以所受培训时间的长短来评价技能的高低，但这种评价是以“无技能者”的技能，即人们正常进入车间的技术水平为基准的。这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例如，考察20世纪汽车逐渐取代马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马很普遍，许多人仍然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的，即学会骑马是他们成长过程的一个标准部分。因此，骑马的能力并不是被视为一项特殊的技能。另一方面，汽车很稀少，驾车的能力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今天这种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然而，传统的判断与这些事情的内容几乎没有关系，并且也没有告诉我们驾车比骑马，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是否需要更多的技能（Braverman 1974：432ff.）。
然而，似乎很清楚的是，工业化的影响就技能而言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此外，还有这种可能，因为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人们并不都是工业条件的纯粹的被动受害者，他们并没有都成为一个无技能的道德堕落的群体。可能对此的最好说明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人的教育水平稳步增长。布雷裴曼坚持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一种对工作需求的直接必然的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认为，学校教育已与职业需求失去了任何联系，而已成为一个旨在使年轻人远离街道、远离失业统计的巨大的“青少年管教”（teen-siting）工程时，却极大地夸张了这一点（ibid:ch.20）。
相反，从长远来看，工人的教育水平有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提高，这似乎很明显。但这只是一个更广阔图景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工人的参与活动也稳步增长，并且所需的技术和能力也不断提高。假如工业劳动对人类只有纯粹消极的、消解技术的和使道德堕落的影响，那么所有这些都是相当不好理解的。
四、进步和幸福
但是，毫无疑问，有些观点似乎仍然很奇怪。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在精神上有益于劳动人民，这似乎是非常矛盾的；而甚至把这些观点归于马克思，那就更加奇怪了。有两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和这种矛盾：一个是相对直接地澄清问题，另一个则要哲学化一些。
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清楚，当我讲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人类进步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个人的幸福，也不是说增加了物质方面的福利。与此相反，我一直强调的是，人们的诸种活动和关系的拓展，社会活动和社会意识的提高，都源于市场和工业的发展。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发展增加了幸福，特别是最初的影响，更没有带来幸福。人们只会唤起对早期工业城镇可怕条件的回忆，或像印度那些国家一样受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所产生的痛苦和混乱的回忆。
许多著作家认为，社会进步不一定增加幸福，这方面没有谁比涂尔干（Durkheim）描述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更大范围的活动和意识，意味着个人可以享受更多种类的满足，并且可能会提高满足强度。但是，同样的情况是，它也会增加痛苦和不满意的范围和强度。
当今，展示给我们的快乐确实有许多，这些快乐比较筒单，我们自然是意识不到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证明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且可以肯定平衡决不在我们的手中。（Durkheim 1893：186-7）
密尔（Mil）在《功利主义》一书中，通过区分更高级的快乐和较低级的快乐，阐述了与此类似的观点（Mill 1863；see Chapter 2 above）。与密尔相同的是，涂尔干相信有发展；与密尔不同的是，他怀疑发展是否可以用功利来衡量。
快乐，像痛苦一样，本质上是相对的。客观上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随着人类的进步可以逐渐接近的绝对幸福。……较低级社会的幸福不可能是我们的，反之亦然，更高级社会的幸福也不可能是我们的。一种也不可能比另一种更伟大。因为，除了规定我们的一般生活、特别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以外，我们不可能衡量它们的相对强度。原始人有原始人的生存，特别是具有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就像我们有我们的生存方式一样。……因此，在劳动的分工中，幸福和进步的变化没有什么联系。（Durkheim 1893：194）
简而言之，涂尔干并没有用功利主义的话语设想进步（cf. Durkheim1897：366ff.）。他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需要人类的力量和能力来发展人类的诸种活动和关系，但是这一点能否增加人类的幸福还是一个疑问。而无论如何，把这些变化看成进步就意味着，我所陈述的历史发展，既是必然的又是具有人为价值的，即使我们为此遭受了痛苦和苦难。回到更早更原始的阶段是不成问题的，但文明的现代形式，即使具有诸种不满足，也比从前更为优越。
五、人类的堕落
即使如此，像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现象可能是进步的思想，也许仍然似是而非。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确有矛盾。资本主义的影响是矛盾的，它涉及的进步形式也是如此：它只有通过人们的剥削和异化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种异化又是必不可少的阶段，正因为此，就不能认为异化只是有害的。这就是我坚持的观点。
我知道，这不是马克思异化概念的通常解释。但是，如果要与他历史理论更宽阔的背景相适应，这个概念就必须在这种方式之中进行解释。以这种方式解释，也许看上去就不太奇怪了，马克思可以被看成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特征的发展。
黑格尔，像马克思一样，有一种很强的历史进步观，他信奉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在黑格尔的思想那里，没有丝毫浪漫的幻想——他不同意回到原始的单纯状态之中。并且，对这些观点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描述，黑格尔比马克思更为清晰。他引用有关伊甸园的圣经故事来表述一种更早、更简单和更自然生活状态的思想。在这种状态之中，人类与其自然和睦相处，与此相反，堕落后的文明却不是和谐的也不是统一的，它是我们所处世界的异化和自我异化。
根据圣经故事，亚当和夏娃被安放在一个花园之中，这个花园生长着一棵结满善良和罪恶之果的知善恶树，上帝禁止他们吃这棵树上的果实。黑格尔说，这一故事似乎意味着，人类的原始状态是简单无知的。此外，这一故事似乎还表明，这种无知状态是我们渴望的理想状态。但是，黑格尔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当然，堕落之后的情形，不和谐与异化的状态，都不是理想的，黑格尔说，的确如此，
这种看法，就其认为“分裂状态”是所有人类无法避免的，不是最后安息之所而言，显然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种自然素朴的境界是至善境界，那就不对了。……婴儿式的天真，无疑地，有其可歆羡和感人之处，只在于促使我们注意，使我们知道这种天真谐和的境界，须通过精神的努力才会出现的。在儿童的生活里所看见的谐和乃是自然的赐予，而我们所需返回的谐和应是劳动和精神的教养的收获。基督曾说过：“如果你不变成同小孩一样”等语，足见他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长久作小孩。（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90页）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起源于原始简单的自然统一状态，人类的发展使其进入了一种分裂和异化的时期，然后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统一状态。目前，我们正处于一种异化和不和谐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不能回去，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简单无知的原始状态之中，与此相反，“这种严峻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89页）。
此外，黑格尔，像马克思一样，认为劳动活动在人类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之中起关键作用。工作是上帝对亚当的“诅咒”，它在简单自然的伊甸园中是不必要的。“禽兽对于足以满足其需要之物，俯拾即是，不费气力。反之，人对于足以满足其需要手段，必须由他自己去制造培植。”但是，“击伤的是他的手，医伤的也是他的手”，因此，“此种劳动，细究起来，一方面固然是与自然分裂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对于这种分裂的征服。”（同上书：第91页。）这也就是说，即使工作是一种异化的活动，它也是克服异化的手段。
黑格尔在这里用形而上学和神话式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类似于马克思对异化的基本描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异化和不和谐的状态不纯粹是消极的。他们两人都认为，异化和不和谐的状态是人类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的一个阶段，并且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阶段并且通过这个阶段才能得到发展。
六、政治含义
我大体从理论上讨论了这些问题。最后，让我简单概括一下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含义。英国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争的推动下，统一为一个相对和平与和谐的社会。在《狄克逊的绿色码头》（Dixon of Dock Green）和伊令（Ealing）的早期喜剧，如《通向平里克的护照》（Passport to Pimlico）中，对此有过描述，这种描述无疑有些夸张，有点理想化，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政府推出的自由市场政策，破坏了这一切。撒切尔主义打碎了战后的政治共识，它解除了那些破坏过许多长期建构起来的传统团体的经济力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造成了整个地区的资源浪费。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成了欧洲最分裂、最衰败、污染最严重、暴乱最多的社会之一。
经过这些发展，左派被迫防御，这不奇怪，人们看到的只是消极的一面。因此，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工业的发展是纯粹破坏性的野蛮现象，而且人们渴望回到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希望回到《狄克逊的绿色码头》中描绘的世界。因此，左派似乎要维护传统机制、反对变革，而撒切尔主义与此相反，似乎持向前看的现代观点。
在撒切尔主义破坏的影响下，这种左派的保守是可以理解的，也许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无论如何，它终究还是不切实际的和差强人意的。人们再也回不到《狄克逊的绿色码头》描绘的世界中去了。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在1973年就对此了如指掌，他说，
扩张的选择不像有些人偶然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由缓慢平和行驶在绿色草地上的火车连接起来的、安静的市场城镇组成的英国。这种选择就意味着，有贫民区、危险的道路、陈旧的工厂、狭促的学校和病态的生命。（Wiener 1985：162）
当然，这些发生的变化，也有消极和破坏性的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更难发现的、也是我一直努力想找出来的是，他们之中也必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经济发展，不仅仅破坏了社会关系，随着新活动的发展，它也最终产生新的关系。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已经证明具有很好的破坏性。它们扫除了社区以此为生的大批制造业。事实也已经证明，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在重建社会经济并使其获得新生的积极方面，是不太成功的。这些政策在以下方面应该遭受指责：只向前向远看而不向后向近看，不仅未能扫除不足的过去也未能带来光明的未来。
[1] 与此类似，恩格斯认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说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对英国主人阶级在工业革命期间的生活水平是否降低的问题，在经济历史学家们之间引起了广泛争论（Hobsbawm 1964:chs5-7;Thompson 1980:Part2）。
[2] “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最早产儿，……他们就像机器本身是现代发明的一样”（Marx 185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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