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第二章 人满足的两种观念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和人满足的思想，并探讨其意义。我将在简要讨论J.S.密尔（John Start Mill）的有关思想之后介绍这些主题。密尔的思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观点正好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人性观。
作为一个哲学家，不管密尔具有何种优点，一般都认为，他的思想是不一致、不严密的。密尔宣称自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是边沁（Bentham）的追随者——坚持最大幸福原则（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简言之，即“任何在总量上增加幸福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而任何产生不幸福的行为都是不正确的”（Mill1863：6）。密尔在《功利主义》及其他作品中借用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术语，并在此框架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道德思想。但是，显然，他想使用这个框架和这些话语来表达与边沁的哲学完全不同的思想和立场。正如柏林（Berlin）所说，“在J.S.密尔的著作中……保留着功利主义的话语，但是那种精神——边沁传统的、讲究实际的（old，tough-minded）观念……真正的功利主义精神却不复存在了”（Berlin 1969：181）。
“传统的、讲究实际的”观念，显然是柏林功利主义幸福思想道德中的主要内容。边沁的哲学是享乐主义的最简单形式，对他来说，幸福同功利——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一致的，并且他将功利等同于“善……好处……方便……优点，利益〔和〕报酬”（Bentham1789：31）。所有的快乐和痛苦，边沁认为，都能够在简单的量化刻度尺上量化出来。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将快乐的数量最大化：快乐越多越好，不必在意快乐的质量或种类。边沁的口号就是“只要快乐的两相等，那么儿童针戏也与诗意一样美好”（Maclnty-re1967：234）。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是不考虑快乐的质量的，并且，他的目的是要将道德量化计算——将道德看成只涉及快乐和痛苦的数量，来进行简单的量化计算。
众所周知，密尔反对这种幸福观，他说，边沁“错误地认为人类的经济问题是人类的全部问题”（Mill1838：74）。密尔想拓宽和深化人类生活的功利思想，他认为快乐的质量——即什么样的快乐，而不仅仅是它的数量，是道德思想的根本内容。他区分了“更高级的”快乐和“较低级的”快乐，并且认为，更高级快乐的生活更可取，而较低级快乐的生活则不可取，“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满足的愚人要好得多”（better to be socrates dissatisfied than a fool satisfied）（Mill 1863：9）。
密尔“更高级的”快乐和“较低级的”快乐的区分，后来几乎遭到哲学家们的普遍否定，在这一点上，哲学界的态度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诸种反对不仅来自与功利主义相对的布拉德利（Bradley 1927）和格林（Green1906）这些哲学家，而且来自功利主义传统内部的哲学家，如西奇威克（Sidgwick 1907）和摩尔（Moore 1903）（参看Martin 1972） 。所有这些著作家的批评，本质上是相同的：密尔对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区分不可能和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一致。引用摩尔的话说，“密尔所谓快乐的性质，要么与他的快乐主义主张不一致，要么也只能以数量化的质量作为其评价的基础”（Moore 1903: 78） 。
换言之，密尔要么放弃功利原则，要么将其快乐性质的区分仅仅降到量化的阶段，这样，他和边沁就没有任何区别。布拉德利也作出了同样的批评：
如果你要选择更高级的快乐，而拒绝较低级的快乐，不管快乐的数量——那么，你就会终结量化快乐的原则……为了算出总量，你必须将材料的单位统一，必须求助于数量，否则别无他法：你拒绝量化就必然一无所获。而且如果你拒绝算出总量，那么，你就放弃了最大幸福原则。（Bradley 1927: 119）
这些批评，在我看来，是成立的，并且我也不想反驳他们来为密尔辩护。的确，密尔的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不可能与功利原则一致。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批评似乎不适当地主导着对于密尔区分快乐性质的讨论，批评家几乎都集中在密尔的不一致上，只指出了密尔对快乐性质的区分与其功利主义思想的不一致，但仅此而已，讨论未能展开，未能注意密尔区分快乐性质的要旨，未能注意他努力想要区分的内容。这是一种遗憾，因为密尔的讨论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问题和道德基础问题。此外，在密尔的区分过程中，他表现的这些思想和态度是他的理论特色，并且他的这些观念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在本章中，我将首先介绍密尔区分快乐性质的要旨及内容，再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对其提出批判性的质疑。
一、“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更好”
密尔作出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区分，是企图为功利主义辩护，反驳对纯量化观的指控。对边沁来说卢，如果你从诗歌与儿童针戏中所获得快乐的数量相同，那么没有任何理由选择诗歌而放弃儿童针戏：没有理由更喜欢较高级的活动，而不喜欢较低级的活动。因此，这种哲学被指控为将人性降到最低的动物水平。作为回应，密尔坚持说，人与动物不同，人具有比动物更高级的满足和快乐，“人类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本能，一旦意识到这些本能的存在，人就只有在满足这些本能需要的情况下才会感到幸福” （ Mill 1863 : 7 ）。
所谓更高级的本能，密尔认为，是指精神本能，它包括“知识……感情和想像”，并且，密尔将这些精神本能和“纯粹感觉＂的较低级本能进行了比较（同上书：第7页）。密尔指出，人们愿 意过这样一种生活，即能满足他们更高级本能又可以带来更高级快乐的生活，尽管为此他们将失去曾经拥有的那些快乐感觉。他说， ”即使是较少的更高级快乐也比更多的低级快乐好”（引自McCloskey 1971 :66 ） ，并且指出，“比起满足于较低级需要的人而言，一个有着更高级本能的需要更多的东西才会感到幸福……，但是……，他决不会真正希望降到他认为是较低级的存在者的档次” （Mill 1863 :8 ） 。密尔用一句名言 ，概括了他的观点，“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满足的猪好，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满足的愚人要好”（同上书：第9页）。
赫胥黎（Huxley）在《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一书中展现了一种类似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对边沁的绝对享乐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这本小说描述了一种由假想的科学原理所指引的、旨在追求“幸福”的未来社会。书中的人，一出生就进行严格的培训，要毫无疑义地接受社会派定给他们的位置和所推行的价值观。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感觉的快乐，并且剔除妨碍感觉快乐的所有东西。引起怀疑和不满的批评思想，都被认为是危险的，都受到镇压，因此，艺术和文学（色情描绘的东西除外）也都在镇压之列，因它们可能带来复杂而强有力的反响。所有情感上的烦躁、焦虑和其他形式的痛苦，如果产生并且一旦产生，就用引起幻觉的药物”soma”来消除。总而言之，《美丽新世界》中的居民，过着满足的猪和愚人一样的生活——他们的身体满足和感觉快乐都得到了保证。然而，这种边沁的世界，却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尽管快乐被最大化，并且所有痛苦和问题都已消除。与此相反，那样的世界只是噩梦，我们更愿意过我们目前的文明生活，尽管有诸多焦虑和不满意的事情。
密尔也相信，生活中具有比身体满足和感觉快乐更高级而且更有价值的东西。此外，他还坚信，这是所有既经历过更高级快乐又经历过较低级快乐的人一致同意的观点，因此，他们也有“能力”判断。
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同样熟悉这两种快乐（即更高级的快乐与较低级的快乐），和同样具有能力欣赏和享受这两种快乐的那些人，却明显偏向具有更高级本能的生存方式。几乎没有哪个人愿意变成较低级的动物，即使承诺完全允许有动物的诸种快乐。没有哪个聪明的人愿意变成愚人，没有哪个受过教育的人愿意变成毫无知识的人，没有哪个具有感情和良心的人愿意变成自私和卑鄙的人，即使有人劝告他们：愚人、笨伯或无赖能得到更好的满足。（Mill 1863:8）
在这里，密尔的基本目的是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性中有比仅仅身体快乐更多的一些东西，我们身体和感觉方面的本性只是我们较低级水平的意识生活——这方面的本性，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如果将这种本性当做整个人性，那么，《美丽新世界》中满足的愚人、幸福的猪和所有程序化的产品（按计划培养的人），都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因为他们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密尔认为，人性所包含的不只是这些。人们追求的是某种“更高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感觉的快乐，或者，正如密尔所指出的，不仅仅是“满足＂（同上书：第9页）。人性不能降到只是追求感觉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真正人的满足，必须和纯粹的快乐和满足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密尔的确是对的。任何充分的道德哲学都必须承认其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如果密尔的观点与绝对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冲突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对那些理论来说，情况更加不妙。
与绝对享乐主义的冲突是很清楚的，对智能及其他更高级本能的训练不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与满足。例如，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不只给我们带来快乐，同时它也可能让我们感到苦恼和心烦——事实上，也许教育就应该如此。再例如，哲学研究，就一直并应该鼓励人们大胆质疑，为并应为以前没有人意识到的诸多问题负责，引导入们批评和质疑他们的信念，甚至引入种种困难并制造某种不满。与此相似，好的文学和艺术很少展现最快乐的或舒适的生活图景。但是，尽管会导致不满——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满——哲学和艺术都能成为使人走向更高级的——更丰富和更圆满的——生活形式的途径，即通向更满足和更幸福的途径。
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的洞穴比方中，形象地陈述了这种观点，并用隐喻的方式对教育和获得真知的过程进行了阐释。柏拉图把未受过教育的人描绘成囚禁在黑暗的洞穴中的囚犯，他只能看见监狱的墙壁上木偶戏的影子，他自然将这种影子当成真实的东西。等到释放的那天，他第一次在白昼的光亮中看见真实的东西时，他立即感到光线的刺痛，什么也看不见。
假如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舞，以至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你不认为会这样吗？（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4页）
但是，一旦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阳光，他的四肢适应了新的自由，他也就会逐渐享受起新发现的幸福来，并且，“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时，你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吗？”（同上书：第275页）
换言之，更高级的追求未必立即能带来快乐。柏拉图说，必须借助于“强制”，迫使人们“爬上斜坡，才能看见……我们称做的最高知识”（Plato 1945:519）。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完全认识到他们的本性，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和只是表面的满足是不同的。
密尔区分更高级的快乐和较低级的快乐的基本含意与此类似，人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感觉和身体方面的东西。迫使人们处于奴役和无知之中，给他们提供所有物质方面的生活物品，的确可以满足他们表面上的所有欲望，并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他们甚至可能将这种满足误认为幸福，就像柏拉图洞穴中的囚犯一样，不愿意做任何改变。但是，我们的本性中还有其他更高级的方面——用密尔的话说，是“比动物的食欲更高尚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满足和更高级的快乐。
以上这些观点，也许在道德观念中很常见，但是，它们是真实的，因而很有必要再次提起，特别是在边沁哲学这样的背景中，因为边沁的哲学企图否定这些观点。所以，不管它和功利主义是否一致，我们都能对密尔的观点表示赞同，即认为人们的确具有不同于动物的其他需求，而且，《美丽新世界》中的快乐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道德。的确，如密尔所言，“宁愿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满足的愚人”。
二、密尔的精英主义
密尔十分清楚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对人性和人类幸福的界定都过于狭窄，并且限制了人性和人类幸福的探讨。密尔对不同性质快乐的区分主要目的即在于深化功利主义哲学的研究，并使功利主义哲学人性化。但是，尽管密尔敏锐地感觉到，需要拓展功利主义幸福观，并以其令人钦佩的勇气和诚挚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并不能说，他已成功地提供了一种可以取代边沁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理论。
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密尔较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观点与其功利主义基本理论框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正如批评密尔的人反复指出的，密尔认为真正幸福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的更高级本能的开发，尽管这样会带来痛苦和不满，这种观点无法与功利原则相一致。幸福——人类的幸福和满足，对密尔来说，是一个比最大数量的快乐要宽广得多的概念。很明显，密尔所谓更高级的快乐不仅仅是快乐本身，他的这个概念更接近于非享乐主义”自我实现＂的观念，它涉及我们最高本能和能力的积极锻炼和完全发展。
此外，这种关于人类满足的观念，并非仅在《功利主义》中讨论更高级的快乐时谈到，在《论自由》一书中甚至更明显，特别是在其第三章“作为一种幸福因素的个性特征”中。在那里，密尔完全脱离了传统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在断言人类个性实现的过程中，”安舒茨（Anschutz）说，“密尔否认在现实中人的个性可以降格为快乐、痛苦或别的什么东西；他坚持自我发展的绝对重要性，将个人幸福等同于个人的德行，这与边沁所谓被动的幸福相去甚远。”（Anschutz 1953:20）正如安舒茨所说，我们最终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那就是，“密尔真正相信的功利主义，既与幸福无关，也与快乐无关”（同上书：第18页）。
但是，事实上密尔从未放弃传统的功利主义框架。他说，最大幸福原则仍然是他道德思想的基本原理，他只是在这个框架中增加了非功利主义的满足观念，这正是我在书中一直探讨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密尔的理论构想必然导致概念的模糊与不一致，其结果是不令人满意。“就所有密尔个性观念的模糊性来说，”安舒茨说，“可以肯定，至少他的部分思想，具有现实的意义。他没有能……将其思想发展成为一个连贯的伦理学系统，而企图将其移植到功利系统，结果……完全搞混淆了。”（同上书：第27页）谈到密尔的哲学，布拉德利（Bradley）概括得更为简练，他说“它的心是好的，但是大脑却迟钝"（Bradley 1972:115）。
因此，妨碍密尔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其思想的一个因素是，他的这些思想，与他坚决认同的传统功利主义相冲突。其结果是，他的深刻见解与观念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混杂在一起，这使其思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也给人们把握其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说，除了模糊性和不一致性的缺陷以外，密尔的思想也还存在其他间题。甚至从他自己的人性与自由立场来看，密尔的哲学观所涉及的内容也公开受到批评。为了弄清这些内容，首先，我们必须更清楚地了解密尔的哲学。
毫无疑问，密尔对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探讨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总的说来，其基本要点是很清楚的。他提出了一种教育道德和文化道德的观点，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明显对立起来。他认为脑力劳动是有价值的，应该受到尊重，而体力劳动则是卑微的，受人鄙薄。精神生活是生活的最高形式。苏格拉底（Socrates）式的生活，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有价值的生活。密尔说，每个人都应该渴望这种生活，并且每个人都将过这种生活，只要他们完全理解了这种生活的特征和价值。另一方面，密尔认为，不去开发利用人的更高级能力而只从事体力劳动、只追求感观满足的生活，都是低级的、没有价值的生活，那是“猪”和＂愚人”的生活。
这些观点听起来并不陌生，因为不只是密尔这样讲过。事实上，这些观点在哲学史中有着一段很长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理性的生活、沉思的生活，看成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最有价值的形式，并且他们两人都轻视只有体力劳动的生活，都轻视只追求感观快乐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不管是奴隶还是最优秀的人都能享受身体的快乐”（Aristotle 1941a:1177ab）。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只是表明，身体快乐与人类幸福不一样，因为他把奴隶看成动物，看成次人类生物：“奴隶和无理性的动物不能分享幸福，他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生活。”（Aristotle 1941b:1280a33）
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看成动物的观点，在现在看来确实令人吃惊，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奴隶社会，他的观点只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反映和体现。而当生活于19世纪英国的密尔，把没有文化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看成“猪”和＂愚人”时，却很难以这种借口作为托辞。的确，密尔的语言很极端，也很褊狭，以至人们很难知道他是否故意夸大其词以引起别人的争论。但遗憾的是，他在其他地方所陈述的，并不支持这种结论。密尔所阐述的是他对自己时代社会问题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在密尔的思想中，其精英主义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对他来说，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并不只是社会中更幸福、更幸运的人，而是在道德方面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更优越的上层人。与此相反，他害怕、恐惧未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他把劳动人民看成“不文明的百姓”（uncultivated herd）（Mill1873:168）。
英国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迫切地呼吁他们的政治代表，并且强烈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密尔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对此深感不安。这种对无知群众即将拥有的权力和影响的恐惧，逐渐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老一辈的功利主义者——边沁和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政治观点方面非常激进：他们都是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边沁的推断判定原则是“每个人都同样重要，没有谁比别人更重要“（Mill 1863:58）。密尔（John Staurt Mill）开始也采取了这种激进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的观点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他的《自传》中所描述的，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保守。因此，在谈到他与妻子对民主的看法时，他写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态度远不如以前，因为只要教育继续这样严重不公正，我们就不得不担心群众的无知，特别是他们的自私与粗暴”（Mill 1973:167）。
当密尔在《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中，将注意力转向议会改革的问题时，扩大选举权的呼声很高。那个时候只有具有特权的人才有选票，而密尔极力为普选权辩护[1]。他认为，社会所有成员都应该在政治事务中有发言权。密尔在书中写道：
在这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可能以为是不应该参与国家管理的。……工人们的观点……应该完全得到尊重，而现在不应完全被忽略。（Mill 1861:209）
但是，公民权的扩展有可能带来一种威胁，那就是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这样一种阶级，不说别的，显然不是最有教养的阶级”（同上书：第277页）——可能会选出一种维护他们利益的政府。这种情况对密尔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竭力思索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制度，保证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拥有多张选票。“尽管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言权——但每个人的声音都有相同的效力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同上书：第283页）。因为对密尔来说，这种事实是不证自明的，即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聪明、更有知识，他们的“观点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只有愚人，并且只有稀奇古怪的愚人才会因为聪明人的观点、甚至他们的愿望得到更多的关注而感到耻辱”（同上书：第284页）。显而易见，密尔提出的选举制度是要保证“受过教育的人不被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统治”（同上书：第286页）。并且认为“教育，其本身的影响足以与最没教养的阶级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抗衡”（同上书：第287页）。
当然，密尔的这些著述，出现在英国第一个教育法案（1870）使初等教育成为义务之前，也在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出现以前。由于没有这些法案和制度，密尔就面临着如何评估个人的知识能力，并赋予受过教育阶级多张选票的问题。他的回答很清楚。“一个人的职业性质就是某种检验”，他辩护说：
一般来说，劳动的雇用者要比劳动者更聪明，因为雇用者必须用头脑工作，而不仅仅是用手工作。领班通常要比普通的劳动者更聪明，有技术的劳动者一般比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更聪明。银行家、商人或制造商很可能比工匠更聪明，因为银行家、商人或制造商的工作涉及更大、更复杂的利益……。自由职业……当然意味着更高程度的教育。（Mill 1861:285）
密尔在这里设定的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用大脑工作的人，比用手工作的人更聪明，也更适合做统治者。这个设定很成问题。在教育和聪明两者之间，有必要进行区分，而密尔没有进行这种区分。教育是指在学校时间的长短，或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实际获得的知识技能情况，而聪明是指内在的学习的智慧能力。因为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即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却很聪明，而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却并不聪明。的确，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人，一般接受过较好的教育，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除非预先假定最聪明的人接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教育主要是按照社会背景和阶级来分配的——接受教育的主要是“银行家、商人、制造商”等等的小孩，教育实际上与他们的基本智慧程度无关。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而在密尔写作《论代议制政府》的时候表现更为突出。沿着教育的阶梯爬得越高，我们在那里就发现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妇女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数就越少。如果因此就假定这些人不太聪明，正如密尔所说的一样，那就是假定现存的阶级结构可能是最好的，完全与人的能力相一致。这些观点，毫无疑问，满足了银行家、商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此外也无甚利用的价值了。
密尔的政治建议，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我在这里叙述它们，是为了从中看出密尔的道德态度和社会态度。这些观点的构思和表达明显表明了其阶级态度，密尔是为受过教育的人代言，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阐发其观点的。他害怕也了解未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不断成长的势力和影响。当密尔用抽象的语言来探讨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并且将苏格拉底式的生活与猪、愚人的生活进行比较时，这种倾向和影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当人们看到，密尔用苏格拉底来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受过教育的精英，把工人阶级看成像猪、愚人一样的“野蛮群体”时，这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密尔对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区分表明了他的道德观——他把更高级活动和较低级活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对立起来，对高级的智力活动评价很高，却轻视体力活动，因此也就蔑视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生活的人。现在，这些观点已不像密尔所表达的那样直接，但是，这样的观念仍然广泛存在，我们也能感觉得到它的影响。这些观念在英国倍受关注，因为在英国阶级制度盛行，而在美国却不太流行，也决不是完全没有。
例如，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仍然明显轻视实践活动——任何“使你的手变脏＂的活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学，特别是需要更多实践的科目，在英国的社会地位都要低于艺术和人文科学。理论方面的工作，在几乎所有领域之中，都被认为是高于应用性的实践工作的。政府、军队、文职部门、城市及工业的高级管理层都被在公学受过教育的人所控制，而这些学校的教学大纲仍然因循传统的课程，不重视数学等科学教育的作用。
三、体力劳动利脑力劳动
因此，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之间的区分体现着一种在哲学史上影响待久的道德思想，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是对它进行批评的时候了，我将从检讨密尔开始。密尔用以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确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是针锋相对的、互相排斥的，两者只能择一。他的哲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即要么选择苏格拉底式的、纯智力形式的生活，要么是只强调身体肉欲的愚人的、猪一般的生活。
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因为上述两种生活方式不是生活中唯一可能的选择。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绝对互相排斥的选择。在人的一生中，更高级的活动和较低级的活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脑力劳动通常伴随着一些体力活动；而且只有身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了，人才能从事脑力劳动。同样地，超出反射反应的体力活动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和思考。确实，在一些重要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密尔的区分是不适用的，如艺术和技术性的手工操作，它们既需要智力也需要体力的投入。
然而，更高级活动和较低级活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之间的区分也不纯粹是密尔凭空臆造造的东西。尽管并非像密尔陈述的那样互相排斥、非此即彼，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更高级活动和较低级活动的区别几乎总是存在的。由于密尔的区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巨大差异，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成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级。脑力劳动很少涉及大量的体力劳动，同样，体力劳动也很少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参与。如是观之，现存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只有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两种。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它是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异的主要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2页）。从最早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区分开始，劳动的分工和随之产生的不同阶级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其发展速度并不稳定，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分工的空前激烈的革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章节，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探讨。他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所经历的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之初的制造业时期，即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30年的时期，英国的旧手工业贸易分裂成它们的零部件的生产经营，每一个分开的和不完整的活动都将作为终生职业由不同的工匠来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90页）。这些被分开的活动又在一个生产车间被集合起来。在手工业生产的早期阶段，每个工匠都知道并负责整个生产过程。工人的劳动既用脑又用手。他的工作需要技能和技巧，以及对相关（尽管十分有限）工具和材料的全面知识。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出现，只负责某个生产环节的工人替代了原来的工匠，这些工人被迫终身重复同样的简单操作，而组织并监督整个生产过程的工作则被资本家接管了。马克思说，这种制度：
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在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17-418页）
由于有了生产车间的劳动分工和生产组织合作，普通工人因此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大大增加了。这一分工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的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再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87页）
结果是，既需要体力劳动又需要脑力劳动的手工业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方面，大批工人技术贫乏，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了解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少数经过培训、受过教育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则负责设计、计划、组织并监督整个生产过程。
自马克思时代以来，这种发展一直持续着，甚至在不断加速。随着每次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机械化对新活动领域的影响更加剧了劳动的分工。事实上，我们目前正生活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计算机革命时期。整个新的工作领域，例如办公室工作、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等以前需要运用人的智力技能的劳动，甚至教学——正在被机械化或彻底被改变，而旧的领域，如汽车生产等也在不断改变。
这些发展对人及其道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人的异化和单向度发展这两个章节对它们进行了探讨[2]。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316页）因此，人类生活分化为更高级的活动和较低级的活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也是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密尔似乎无意识地在其哲学中反映了这种事实，并且完全不加批判。他在道德哲学的抽象话语中探讨这些问题，而且显然，他并不关注这种区分的具体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甚至在接下去的讨论中他的历史意识也明显不足。然而，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对合理批评密尔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密尔高度评价了教育和文化的道德价值，并指出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人类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没有知识、没有技能而以体力劳动为生是一种退化，对于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劳动的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密尔的这个观点显得尤其正确。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工业 “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743页）。
的确，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也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现在大多数人被迫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之中，还有很多人则遭遇着周期性的失业而成为社会的闲散人员，这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强烈控诉。但是，密尔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尽管他对工人阶级的困境表示了一种人道的关怀，却认为工人的处境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晚年的密尔开始称自已为“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社会主义，正如他所清楚表达的，是最不彻底的，因为他始终怀疑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密尔所勾画的未来理想社会是脆弱的，而且缺乏吸引力——只是在当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剔除了一些负面的因素。
工人的劳动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凭借一生的积攒而生活充裕，尽管没有巨大的财富；他们从更艰苦的机械生产的分工劳作中解脱出来，身体和精神都获得了充足的休闲，这些休闲使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幽雅的生活，并为处境不如自己的阶级提供了发展的典范。（Mill 1848:750）
然而，受劳动分工影响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密尔所谓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苏格拉底式生活就是人类最高级的善，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现代知识分子同样是劳动分工的产物，他们同样是片面的、发育不良的。教育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几乎完全成为只学习书本知识的纯理论活动，而与实践相剥离。
一般说来，教育制度，特别是各类大学，信奉并体现的都是这种片面的知识。教育限制在各种教育机构之中，脱离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甚至，在这些教育机构之中，不同的研究领域也彼此孤立，分离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互不往来。每年那些无以数计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就是这种制度的文化产品，但是，大部分的文章和书都难以理解，或根本无人问津——人们不需要狭隘而枯燥的学术语言。在现代，学术已成为分化的智力劳动，学者们被局限在他们自己的知识领域和学术活动范围内，就像是传统生产车间的劳动者，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无法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更不用说与公众交流了。
文化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高级的”艺术和文学逐渐演变为深奥难解的“先锋”，它们与社会现实相割裂，并且远离普通的生活经验。如此深究下去，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现代高级文化也已变成矫揉造作、毫无意义的东西，并显得陌生和格格不入，只有一小群“文化名家”去惠顾、欣赏它们。同时，这些人还借助影视公司、大众媒体的垂青而混迹于世。
通过这些观察，我们得出的结论的确如此。密尔把教育和文化看做完整人生所必需的，并且认为只有体力劳作的生活是退化的、亳无意义的，他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在教育和文化中熏陶的生活，即现代学者或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也并非恰当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同样是狭隘的、片面的，同样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总而言之，不论是只有体力劳动的生活，还是只有脑力劳动的生活，都不是理想的、令人满意的人生；而且像密尔所想的那样把这两种生活对立起来并当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错误的，尽管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最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所有能力和才能的全面发展，需要我们本性所有方面的全面实现：即脑力方面和体力方面的全面实现。这是一种理想——而目前整个社会组织形式不可能使其实现，只有少数人在少数方面是幸运的。因此，这种理想，如果要将其作为理想认真实施的话，就必须缩小并最终废除我们目前的劳动分工。
四、生产者和消费者
密尔对更高级快乐和较低级快乐的区分反映了现今的劳动分工并表明了他对这种分工的支持，对此我己做了如上探讨，而且批评了这种精英主义观点的片面性。但是，密尔的道德哲学蕴涵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对本文的讨论非常重要。目前的劳动分工，不仅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分开，也将消费者从生产者中分离开来。并且这后一种分工，再次无意识地、未加批评地反映在密尔的思想中，特别突出地反映在其功利主义人性论中。因为这种功利主义的人性理论一向把消费看作人的本质，认为人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其次才是生产者。这样，功利主义就体现出所谓的消费者观点和消费者道德[3]。
然而，我想说，还有一种更令人满意的选择，那是关于人性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表达了生产者的观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就存在于这种传统之中。在现代，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当然是马克思。根据这种观点，人在本质上首先是积极的、有生产能力的存在者。在这种理论的发展中，马克思的哲学所包含的思想支持并扩展了到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结论，并且使我们对密尔的世界观的批判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从总体上达到了一个更深刻也更重要的层面。
功利主义理论将人性描述成各种欲望和需求的简单集合，这些需求的满足会产生快乐，而受挫则带来痛苦。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只是趋乐避苦的生物体，而且，快乐和痛苦都被描述成被动的感觉——只是我们对外部事件的被动反应。人的活动不是人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痛苦的，谁也不希望从事这种劳作：工作是令人不快的煎熬，休闲是通向幸福之路。从这种观点出发，理想的生活正如休谟（Hume）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假设，大自然已给予人类所有丰富的外在便利，以至于从来就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事件，没有任何忧愁，也没有劳顿加诸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无论他的胃口有多大，无论他想象中的愿望和需求有多么奢侈，都可以完全得到满足。……没有费劲的工作要我们来做，不需要耕耘，也无需出海。音乐、诗歌和沉思成了他唯一的工作，而交谈、欢笑和友谊则是他唯一的乐趣。（Hume 1751:183）
请注意，这样的个体是完全被动而非主动地与环境发生联系：人仅仅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他或她所需要或渴望的每一样东西都被安排在他们伸手能及的地方，正如休谟所说：“没有费劲的工作要我们来做”。
当然，休谟的理想生活美景只是一种想像，大自然也从来不会如此慷慨。即使在最富饶的热带地区，人们也必须从事一些生产性的活动，哪怕只是最小限度的狩猎和采集。尽管如此，休谟的理想生活美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幻想而被忽略。当大自然无法提供足够丰富的条件时，社会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天堂，至少是为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因为，在社会中，而且只有在社会之中，才可能存在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纯粹的消费者，这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然而，如果把人只看作消费者，人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消费不劳动的生活也是可能的，但仅仅局限在依赖他人生产劳动以提供其生活必需的少数群体中。消费以生产这一更加重要、更加基本的活动为其先决条件。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就是从认识这一基本事实开始的。人不只是需求的生物——他们也会利用世界、改造世界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马克思认为，物质性的生产活动是人性的主要特征，他说：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 于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一79页）
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为了消费、为了生活，就必须先从事生产活动。然而，还有更深刻的一点是，马克思论证说，正是通过生产活动，我们才创造了各种新的需求，并且发展了我们自身：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造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07一208页）
正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使自已成为了人，成为了社会性的生物，并且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条件。用戈登（ Gordon Childe ） 的话说，通过劳动，“人创造了自己” （ Childe 1941 ）[4]。
因此，不应该用功利主义的消费者理论把生产劳动解释为仅仅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痛苦而消极的现象。相反，生产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它是人类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一篇批判亚当· 斯密（Adam Smith）（他对人性的看法与休谟和密尔的观点相似）的文章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15页）
当然，这既不是说劳动的所有形式都是解放人的，也不是说劳动是通向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恰恰相反，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多数的劳动方式都是异化的和破坏性的，就像马克思从不忘强调的：“在奴隶劳动、摇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上同书：第615页）。然而，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劳动不需要、不应该也不会有这种异化的特征：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个人的自我实现“（同上书：第616页）。此外，为了这种转变，必要的社会条件正在并且将会作为一种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果被创造出来。因此，与功利主义者相对，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生产者的道德，这种道德给生产活动提供了道德价值和尊严。
然而，认为劳动是唯一的自我实现活动和唯一有益于人类道德的活动是错误的。因为休闲也是得体的人类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除了生产劳动之外，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并不仅仅需要诸如艺术活动之类以任何狭隘的功利主义目标为目的的活动；而且，实际上，还需要娱乐、放松和休息。生活应该有它的乐趣。快乐，包括“较低级的”肉体的快乐都是人类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考虑生活中更高尚的目标时，这一点就太容易被遗忘了；并非只是像密尔这样的思想家才会如此。事实上，在许多社会主义思想中一直有着浓厚的清教徒的色彩，而社会主义理论也常常让人觉得很乏味。
我们都很熟悉社会主义的宣传中那些肌肉紧绷、手挥铁锤的工人们，他们具有清教徒般的纯洁、诚实和所有其他的品质。但是，不要把马克思的哲学与这些形象相混淆。我认为，将马克思的哲学和其生产者伦理简单地解释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教徒劳动伦理（Skillen 1981） ，是错误的。相反，没头脑的“劳动英雄”、宣传报上的社会主义超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浅薄和低劣的阐述——和美国连环画上的那些角色一样，都不足以作为我们的道德典范。
这种宣传所表现的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完全与密尔的哲学针锋相对，也同样是片面的。摒弃密尔只推崇脑力活动的思想，就走向了只推崇体力劳动的极端。马克思的思想与此完全不同。正如我已经强调的：马克思的思想强调的是我们本性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生活包括没有异化的、富有吸引力的工作，以及充足的休闲来消费劳动的产品并以其他方式发展我们自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生活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消除我们现有的劳动分工。
这就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也是许多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和最终目标。因为，最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 （ Fourier） 和欧文（ Owen ） ，甚至在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批评过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其道德影响；这种理论在其后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中也一直非常突出。但是，马克思不像其他著作家，他既没有将自己局限在谴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上，也没有花费时间去设计一个能消除这些弊端的理想社会。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明显特征，具体说来，就是要揭示目前的劳动分工是如何与当前形势、如何与资本主义、如何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并说明这种劳动分工是如何注定要因当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而被取代的。
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他们的实际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他认为，这样一种基础，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现代工业的发展创造出来。浪漫主义者向往田园诗般的生活——在那里手工业依然盛行，人们过着简朴而“自然的”生活；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这种浪漫观点截然不同。“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过去的手工劳动形式，尽管既用脑又用手，也只是片面的行业劳动，被局限于个别领域，其特征是个体劳动。工匠的技术改进了许多——但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因此，是以牺牲其他方面、其他技术的发展为代价的。手工劳动，马克思指出：“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痴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7页）马克思认为，当今艺术家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服从于狭隘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艺术家……完全是从劳动分工中产生的，隶属于某种特定领域的艺术家也是如此。而正是这些特定的艺术领域，使得他们成为专职的画家、雕刻家等等，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名字足以说明他们专业发展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对劳动分工的依赖。（Marx and Engels 1845:109）
而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彻底消灭了这种手工劳动和行业的专门化，并且创造出一种异化的、片面的、毁灭人性的劳动分工形式，马克思对此曾作过细致生动的刻画。这是消极的一面，但是，马克思也发现了现代经济条件下孕育的其他更为积极的趋势。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现代工业正在创造：
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41页）
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个体间相互依赖的范围普遍扩大，因此有了合作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些现象，马克思认为，是产生人类新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将能够在各方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和力量。
[1] 密尔支持普选，但他认为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他在书中写道：“让不会读写算的人参加普选是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Mill1861:280）”。他建议在选举前对选民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以保证他们都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事实上，这种测试曾在阿拉巴马等地试行过，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半的人被排除在选民资格以外。此外，密尔还打算排除那些不缴税的和前五年内接受过政府救济的人，因为“不能靠自己的工作维待生活的人就不应该享受其他方面的平等权利（同上书：第282页）。”密尔认为贫穷与失业都是自己酿就的后果。这样看来，那种旧时的铁石心肠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未彻底从密尔的思想中消除。
[2] 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3] 乔治（Georges Sorel）（1961:ch.7）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道德作了对照。然而，他用这个术语发展了一种浪漫主义哲学，而不同于我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
[4] “劳动……是人类得以存在的首要的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18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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