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八章 代结论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体制中的其他地方进行充分激烈的调整，那么，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论述都可能是适用的。

　　W. V. 昆内



　　在前面的章节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光谱和理论片段都得到了检验。我在对苏联本质的理解上曾进行过大量的尝试，其中有些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而大部分缺乏经验基础；有些进行了非常连贯一致和认真审慎的彻底思考，有些则是不合逻辑的和浅薄无知的。它们所共同具有的，不是它们同样丰富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在各种不同的文献中有极大的改变；而是它们共同努力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运用那些借助于（正确地或错误地）或归结于马克思的种种概念，去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者至关重要的一个现象。在随后的章节，首先，我将试图 用我提出的历史概括，去确定重要的问题和主题。然后，我将极其详尽地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思想中理论发展整体过程的某些后理论观点。
　　为了对数年来关于苏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范围有一个（公认的、概括的）印象，我在下面的表格中提交了每个时期原始出版物的数字：[1]

时期出版物数目 总百分比每一时期年均出版物
1917-1928283.6 2.33
1929-1940536.8 4.42
1941-195613016.6 8.13
1957-1968638 5.25
1969-198540251.3 23.65
1986-200410713.7 5.63
总计783 1008.9

　　这一表格并未告诉我们很多。由于一些限定条件，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争论的范围从1917年起逐渐扩大，在1957至1968年间略微衰减，在1968年以后呈爆炸式增长，并从1989年以后再次引人注目地下降了。
　　一个计算频率更密集的检测认为，在那些特殊时期曾有过发展顶峰。重要年份出现在1938年（关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的辩论），1941年（沙特曼—伯纳姆—托洛茨基辩论），1947至1948年（围绕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的辩论），1951至1953年（南斯拉夫论战），1958 年（关于吉拉斯的《新阶级》的辩论），1974至1980年（当时许多论述该主题的作品陆续发表）和1990年（大崩溃）。
　　1917至1956年这一时期辩论范围的扩大初看上去是荒谬的。毕竟，正是在这一时期，本身关心这些问题的群体变得更少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最初曾参与了这一讨论，到最后只有“形形色色的更小的西方左派团体”[2]仍然以某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关心苏联。然而同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这个正在缩小的圈子内部，争论变得更激烈了。
　　在1956至1968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已经明确，而西方的政治形势并没有进一步推动创新的发展。然而，在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以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相当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出现了，只有这个部分直接继续了那些更古老的思潮的传统。由于1980年代这种激进化退潮了，因而对有关苏联的争论的兴趣也衰退了。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种问题。在导论中，我提到了影响关于苏联的理论建立的三个序列的因素：西方的理解、苏联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我还尝试指出，这三种潮流的每一种都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一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两种 潮流经历了不稳定的阶段，然后都经历了稳定的和富有活力的发展，而最后，再次经历了与日俱增的不稳定。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从一种有限的图式论，通过一种刻板的单线论，发展到一种不断拓宽的多线论。
　　如果我们在图表上把这三种潮流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大致上得到显示在下面表格中的结果:

时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 对苏联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
1917　　 　
　　不稳定的 有限范围的开放
　不稳定的（衰落）　 　
1929　———　　——— ————
1952————稳定的/有活力的 封闭的
1956稳定的/有活力的———— ————
1968————稳定性下降 　
1985稳定性下降　 越来越开放
　　危机和崩溃 　
1991————　　　　　　—————————— 　
　唯一有生机的制度　 　

　　认为批判理论的建立是由（1）马克思主义圈子内部的开放和；（2）参照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的不稳定所推动的，看起来不无道理。虽然第二个因素试图忽略不断发生的新事件，但恰恰因为那种不稳定性，这些事件才是无法预见的，第一个因素则有可能识别对这些发展进行解释的大量相互争执的假设。
　　从这一方式看，对于建立关于苏联的批判理论的前提最有利的是在1917至1929年和1968至1985年，最不利的是居间的那些年。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在1917至1929年间尚未采取其本质上是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结构，那么，恰好是在1968年以后有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变得最为密集，就不位得大惊小怪了。
　　从1917至2005年的理论发展在四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表现出衰落。
　　1．1917至1929年时期，经典的单线论主宰了这一时期，它仅仅根据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是成功的，或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抑或注定是失败的），去分析后革命的社会。
　　2．1929至1968年时期，其间紧跟斯大林主义的转型，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一种新社会类型已经在苏联形成。这些年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理论变体：（1）国家资本主义论。（2）蜕化的工人国家论。这二者都相当严密地坚持单线模式。（3）官僚集体主义论。依照这一理论，官僚作为一个新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另则，对第四种方式（“无标签的理论”）的谨慎尝试出现在1940年代初（佩德罗萨、希法亭），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的西德，但是这些尝试依然是相对孤立的，并且再度被遗忘了。
　　3．1968至1985年时期，争论在这段时间极大地复兴了，第四种方式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三种旧方式趋于停滞。
　　4．1985年后的时期，这期间争论的强度减弱了，而特别的是，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理论数量激增。
　　后验性，第一个阶段（1917至1929年）只是呈现为一个东方过渡时期，因为对于所有后来的辩论来说，这些阶段在1930年代就被确定了。在这个时期，像韦尔、托洛茨基、沃洛尔等人阐明了主导这一讨论的肯定的或否定的主要观点。

本书中讨论的一些苏联的批判者
　（国家）资本在议论官僚集体主义论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其他
1917-1928高尔特　　　
　潘涅库克　　考茨基
　鲁尔　　卢森堡
　柯尔什　　　
1929-1941米亚斯尼科夫罗拉　　
　阿德勒韦尔　　
　魏格纳里齐托洛茨基希法亭
　沃格尔伯纳姆　　
　波洛克沙特曼　　
　　佩德罗萨　　
1941-1956格兰迪若/佩瑞特　　　
　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　　　
　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　　斯泰因伯格
　克利夫古特曼曼德尔赛康
　波迪加　　弗勒利克
　　　　科夫勒
1956-1968　吉拉斯　魏特福格尔
　　库伦/莫扎列夫斯基　罗斯道尔斯基
　　　　博泽
　　　　马尔库塞
1968-1985马蒂克斯托扬诺维奇　杜契克
　霍姆伯格卡罗　子敏
　贝特尔海姆梅洛蒂　巴罗
　迪利奥范赞/迈奇奥瓦　施米德雷尔
　　斯威齐　迪克亭/索尼
　　　　康拉德
　　　　费赫尔等
　　　　坎佩亚努
1985-2005达姆　　　
　萨皮尔　　　
　查托帕迪亚伊　　弗雷迪
　费尔南德斯布伦纳梅因/希思考克斯
　《扬弃》芬格　贝伦斯
　赖斯尼克/沃尔夫　　　
　桑德莫塞　　　

　　在前几章中，大量理论描述是在缺乏全面理论评估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可能是混乱的），现在，用它们自己的主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方法，看来是适当的。我希望说明，所有“经典”的变体在根本方面都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相冲突，另外，有时与事实背道而驰，或违反了逻辑原理。
　　首先，让我们来检验许多争论参与者已研究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这一事实，即这些理论家为苏联资本主义形态的建立确定了不同的日期，[3]那么，首先最令人震惊的是，在他们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解释中，他们的差异有多大。在图表上，我们可以区分四种不同的观点：
　　（1）大多数理论家强调，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尚未统治社会的工人阶级存在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些人，这个特性本身实际上已足以把一个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的（詹姆斯、马蒂克、迪利奧），但是其他一些人补充了另外的标准。因而，沃洛尔提到作为第二个条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霍姆伯格强调的事实是生产资料被应用于剥削工资劳动者的目的。
　　（2）波迪加、贝特尔海姆、查托帕迪亚伊等人强调个别企业之间的分离，它们试图通过“市场合同”去实现它们之间的“利润”和交换物。波迪加认为，这是谈论资本主义的一个合格的条件；贝特尔海姆补充了工资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分离。
　　（3）格兰迪若讨论了工资被最小化的资本主义，和被运用于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剩余价值。
　　（4）最后，克利夫在受利润最大化激励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格兰迪若的叙述无疑是偏离马克思的理论最远的。毕竟，谈到剩余价值已经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因此牵涉到一个预期理由（逻辑学中的一种逻辑错误，指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译者注）。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各种定义当时形成一种传统印象；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写道：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是以该事实为特征的，劳动力，在工人自己的心目中，采取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的商品形式；他的劳动经常采取工资劳动的形式。[4]

　　然而，人们如果将马克思的概念简化成这样一段，就是对他的不公正。毕竟资本主义对他而言是一个复杂的和有活力的制度，工资劳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还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先决条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5]他的观点的实质尤其是指在一个由竞争支配的市场中凭靠资本的商品生产（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普遍化。
　　依照马克思，竞争因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因而，他在《资本论》中提到“基本的竞争规律，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掌握的、支配一般利润率和由它所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规律”[6]。而在《大纲》中，他写道：

　　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真正发展。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符合资本本性的东西，被定位为个别资本的外部必要条件；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被定位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部必要条件。资本在其内部施加于彼此、施加于劳动力之上的强制（工人的竞争只是资本之间竞争的另一形式）是作为资本的财富的自由的同时是真正的发展。[7]

　　于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几个“环节”的统一体，其工资劳动只是环节之一。如果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本书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证明苏联存在商业竞争，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摆脱该制度的固有逻辑而产生的商业竞争，因此，无法证明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某些“国家资本主义”解释的支持者通过对比，把工资劳动看作是资本主义定义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条件，这可能要归结于他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有限认识。工资劳动毕竟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讨论的，而竞争只是在第三卷中才被更广泛地涉及。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即是否在设想的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一些作者在这点上没有表达肯定的观点，而仅仅是否认存在私人资本家，但是，数量很多的作者明确否认俄国资本主义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因此，依照魏格纳、波洛克和波迪加，这样一个阶级完全是缺席的，沃洛尔称该官僚制行使着一个正在缺席的资产阶级的功能，而格兰迪若和佩瑞特提到一个“不成熟的”的资产阶级。这一切再次与马克思的正统理论背道而驰。在他的《大纲》中，马克思在其中论述：

　　资本和工资劳动者的生产因此是资本的定价过程的一个主要产物。……这被定位在资本的概念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些是它自己的产物）给它披上了一件人格化的外衣，抑或相同，它们被定位为异化于工人的一种人格化的财产。资本的概念包含资本家。[8]

　　马克思因此清楚地表明，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必要条件。
　　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只有两个代表人物即克利夫和贝特尔海姆采取了与资本主义的正统定义相匹配的方法。两人都认为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两个人都相信存在竞争。贝特尔海姆认为在其国内经济中存在这一竞争，而克利夫认为他可以在国际层面上确认这一竞争。
　　克利夫的方法迫使他把竞争在本质上简化为军备竞赛：一种关于军事能力的竞争。不过，那仍与正统相冲突。军备竞赛毕竟不涉及为公开的市场生产的主要商品，因此，不可能被认为是基于资本主义竞争的贸易。在马克思的观点中，每个资本都追求让所生产的商品通过商品交易出卖它们去实现价值，而仅仅通过展示它们（或破坏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9]相比而言，贝特尔海姆的方法将其正统性建立在对现实的否定的基础之上。如斯威齐正确地观察到的，他的论题是与事实相反的，因为苏联的企业是不可能由它们自己决定价格、工资、供应商和接受者的。[10]
　　最后，我们被迫得出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成功地坚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与事实相一致。
　　第二个主要的理论变体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我们先前看到，托洛茨基如何将苏联官僚制描述为一个寄生的社会阶层，它从分配领域中，已暂时篡夺了这个工人国家的政治权力。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里再次存在着几个相关的根本问题。
　　第一，存在着官僚制现象的暂时性质问题。托洛茨基在这个方面的想法展现了清晰的逻辑：俄国工人阶级，由于1917年的胜利在它的记忆中仍然鲜活，对试图掠夺其革命努力果实的精英主义副品将会不屑一顾。即使，万一这种情况当时没有发生，在一段时间以后，老革命的自信心将会渐渐衰退，那么精英将会获得把自己转化成新统治阶级的可能性。人们明显会质疑，在1930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内部，那种“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局”是否还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非常富有生命力。[11]但是，如果曾有那种情况，人们肯定会把托洛茨基的命题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相一致。毕竟，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我们碰到了相似的理念。[12]然而，问题出现在这时，托洛茨基的理论传人近期写道：“在历史的层面，该问题仍像托洛茨基在1939年提出它时一样。但是，其‘时代框架’是错误的。”[13]因此，托洛茨基观点的力量并未实现，因为最初使《被背叛的革命》的作者意识到他的论题的那种明确的（和马克思主义的） 思考，现在被悄悄地排除了，并被抽象的普遍性（“历史的层面”）所取代。
　　第二，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之间制造了差别。这一差别与马克思相冲突，他始终强调二者都应当被看作一个有内聚力的总体性的组成部分。

　　在最浅的概念中，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并因此表现为进一步游离和半独立于生产。但在分配以前它不可能是产品的分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它是同样关系的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即在不同生产类型中的社会成员的分配。
　　……为了分析生产而漠视在它内部明显是一个空洞抽象的这种内在的分配；而反过来，产品的分配从形成生产的初始环节的这种分配中理解它自己。[14]

　　第三个问题是由以下事实引发的：因为托洛茨基只把分配的和寄生的功能归之于该官僚制，并因此否认它有可能植根于生产领域。从正统观点出发，这一理念是不可能维持的。苏联官僚制毕竟领导了企业，并因此也领导了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到了这种并列的工作：

　　当直接生产过程采取社会结合过程的形式，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孤立的单个生产者的劳动时，监督和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处处发生。然而，它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在许多个体合作的所有劳动场所，过程的相互联系和统一必然体现在一种支配意志中，一种不涉及细分的工作反而涉及车间及其活动的总体功能中，正像管弦乐队有指挥一样。这就是在一切组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履行的生产劳动。
　　另一方面……这种监管工作必然产生在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这种对立越大，这种监管所起的作用就越大。[15]

　　领导阶层功能的这一双重特性明显也适用于苏联的企业管理，它一方面试图组织生产，同时另一方面含有对工人的压迫。但是很清楚，推理结果肯定是，至少苏联官僚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是寄生性的，而且执行了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
　　最后的问题大概同样与正统性无关，但是与逻辑有关。它存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之中。这一分离是合乎逻辑的和理论上一致的，因为工人阶级被看作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但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尽管是这样，奇特的事情是，在一个计划经济中，政治和经济权力恰恰是不可能被这样分离的。无论谁解释和监管了计划的执行，并因此具有政治权力，他显然就同时主宰了这一经济体。
　　如果我们将这些批评意见结合在一起，就显现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部分是非正统的，部分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个变体是各种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汇集（有一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社会类型）。从马克思的正统性观点看，这一思潮也面临三个根本缺陷。
　　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困难显然是该理论在总体上不符合马克思的框架。大概无须再争论，马克思只构想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可能的类型：共产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类型。在资本主义以后可能存在着另一个额外的、完整的历史阶段的理念（韦尔、里齐和伯纳姆），完全是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的。同样，不发达的（“半封建的”或“半亚细亚的”）国家可能经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模式的论点，也不符合他的方法：“较发达的工业国家对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它自己未来的图景”[16]。
　　第二，这一思潮的主角们，把关于新社会起点的不同日期的讨论搁置一旁[17]，提出了对这一官僚阶级统治基础的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些人，如韦尔和伯纳姆，认为官僚的权力是基于经济的。一些人，如吉拉斯和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应当在政治领域寻求权力基础。官僚的权力来自它对国家机器的统治（国家机器在其运行中统治了企业），并不来自对企业本身的直接统治。这在集体的和个体的意义上都是正确的。最后的解释与马克思相违，它的捍卫者往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马克思是从经济权力中演绎出政治权力：

　　这一特定的经济形式，榨干了其中直接生产者的无偿的剩余劳动，因为它直接来自生产本身，并且反过来作为一种决定因素反作用于生产。然而，在此之上建立了经济共同体的整个形态，来自于生产关系本身，因而同时来自于它的特定的政治形式。它始终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一种始终天然地与劳动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因而与它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它揭示了那个最深处的秘密，即整个社会结构背后隐藏的基础和伴随着它的主权和依赖关系的那种政治形式，简言之，那种与之相应的特定的国家形式。[18]

　　第三个难题是，如果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家是正确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在它夺取权力之前并不存在的统治阶级。在马克思的所有相关著述中，假定最初对抗阶级产生于生产关系，然后这些阶级获得了政治意识并在广阔的层面上继续相互展开斗争，最后，在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以前的下层阶级被确立为新统治阶级。在获得权力之前，这个官僚“阶级”仍然包括了大部分知识阶层和“工人贵族”，并且几乎不可能认为已形成了一个与苏联工人阶级对抗的阶级。
　　因此，与其他两个主要变体相比，“新统治阶级”的理论无法伪装成与马克思的正统性相一致。
　　这样看来一目了然，苏联社会几乎根本无法用正统的马克思术语进行解释。如果接受苏联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一观点，就几乎无法进行这种分析：人们应当用哪些范畴来分析一个其中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却无法确定其中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无论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集体的官僚）？因而无法确认该社会的任何一个合乎逻辑的社会经济动力？
　　“第四种思潮”在这一背景下的出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无标签”的理论在1968年以后的迅速传播和精心阐释，大概不是对这些旧理论的强项和弱点进行系统分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这些新方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必要的因素，不再争取全面的正统性。在这种意义上，也发生了与马克思的分裂。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旧理论在任何理论发展中都没有任何用处。我也不希望，发现了一种有意义的方向却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效用。在所讨论的这些理论中，亚理论主题和传统主题反复再现，不局限于一种视角。我可以确认其中十一种观点：
　　1．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建构了一个现代化专政：由于1917年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初的强制性工业化和积累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社会强制，并导致了一个专政政权。我们在阿德勒、科夫勒、罗斯道尔斯基、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马尔库塞、马蒂克、卡罗、梅洛蒂、范赞与迈奇奥瓦、施米德雷尔和坎佩亚努的著述之中遇到了这一传统主题。
　　2．苏联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相似物：斯大林主义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体，但在一些方面确实与它强烈地相似。例如，对古典中国社会的分析，在研究苏联社会中最低限度有其启发价值。这一传统主题在斯泰因伯格、弗勒利克、季敏、康拉德/索尼和曼德尔的著述中被发现。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是高尔特、潘涅库克、魏格纳、魏特福格尔等人的 观念，即俄国和苏联在传统上属于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
　　3．苏联社会是沿着人类历史大道的一种“异化”形态，一种“非嫡出的”现象，一条死胡同。这一传统主题的代表是考茨基、季敏、迪克亭和弗雷迪，而同样的主题将完全也可能包括罗拉和沙特曼。
　　4．布尔什维主义和/或斯大林主义是历史上有限的、暂时的现象：在大约数年内，它必须为另一种更持久的形态让路。这一传统主题（接近于刚刚提到的但不同于它的传统主题），是在考茨基、托洛茨基和佩德罗萨的著作中被发现的。[19]
　　5．苏联社会包含了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因此表现出类似于通往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传统主题是由里奇、季敏和巴罗连接起来的。
　　6．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是同一社会形式的两个变体。这一传统主题（它在极权主义理论中显然也是众所周知的）是在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辩护者（鲁尔、波洛克）中和在一种新生产方式论的辩护者（罗拉、韦尔、里齐、伯纳姆）中被发现的。[20]
　　7．在苏联，存在着经济对政治的从属性，或用不同的表述，存在着一个完全自主的国家。这一传统主题的代表是希法亭和佩德罗萨、汤马斯和施米德雷尔等人。
　　8．统治精英的权力建立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知识成为统治的基础）。我们在管理阶级理论（韦尔、伯纳姆）中，在赛康、埃盖特、S.Z. 图宾根、艾希维德和凯泽，以及康拉德和索尼的著述中遇到这一传统主题。一个有点儿偏常的变体（精英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的一部分）得到巴罗的辩护。
　　9．工人在苏联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因为他们最后只能将他们的劳动力提供给一个雇用者，而加上又有劳动的义务，马克思的“自由”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在“不同的剥削者之间”选择的自由消失了。这种传统主题在里齐、伯纳姆、古特曼、莫汉和布伦纳等人的著述中被发现。
　　10．苏联存在时间越长，低效率的增长越严重，或如一些作者提出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了矛盾。这种传统主题出现在1970年代（卡罗，迪克亭、康诺特、费赫尔等人）。[21]
　　11．苏联的活力是通过它与西方的竞争而形成的；即使在和平时期，苏联社会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战时经济（克利夫、萨皮尔）。
　　这样一些论点也许能够为一种“后马克思的”分析搭建基础。但即使不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仍可以用苏联的崩溃去检测那场崩溃以前已阐明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历史学家民E.P.汤普森（E.P. Thompson）在1970年代后期已指明，有关苏联的动力学和阶级性质的不同假设，只能通过“最后结局的实践”来最后证实或证伪。然而，他警告说：

　　当被导入未来历史学家的周密观察时，结局也许看来确认了某一假设，或也许完全是提出了一个新假设。任何这种“确认”，即使它应当产生，也从不可能是完全近似的：历史不是可支配的规律，它不知道任何充分理由。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以别的方式假设，他们也会陷入“合乎逻辑的谬见”（posthoc ergo propter hoc，原文是拉丁语，原意是“在此之后，因而因为此”，指逻辑上一种可疑的理由类型。一译者注）的错误。[22]



[1] 这个表格是在自传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每一条目都使用了该出版物最早的年份。结集出版的文章和由几卷组成的书都作为单独一条收入。

[2] Fehér, Heller & Márkus 1983, p. 8.

[3] 如所提到的日期：1929年（克利夫、詹姆斯等人），1936年（达姆）和1955年（早期的贝特尔海姆等人）。使用资本主义术语代替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鲁尔、高尔特、潘涅库克，后期的贝特尔海姆、查托帕迪亚伊、赖斯尼克和沃尔夫）试图回避把1917年看作起点。

[4] Marx 1976, p. 274.

[5] Marx 1976, p. 473.

[6] Marx 1981, pp. 127-8.

[7] Marx 1973, pp. 650-1.

[8] Marx 1973, p. 512.也见《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劳动的创造赋予了站在劳动对立面的、它自己的意志和人格。……如果人们消灭了资本家，生产资料就不再是资本。”（Marx 1972, p. 296）

[9] “即使商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超出其成本价格的超额价值，它只是在循环过程中实现 的”；“凡是剩余价值资本已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榨干并表现在商品中，在这些商品中包含的价 值和剩余价值首先必须在循环过程中实现”（Marx 1981, pp. 134 and 966）。
　　科林尼科斯（Callinicos 1995, p. 137）在这里着重援引这个观点，说明“经济的国家导向是西 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普遍特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的观点是，在西方（包 括纳粹德国的极端例子），资本之间的竞争在其国内经济中持续延伸。

[10] 见第六章第一节。

[11] Trotsky 1931, p. 11；英译本，第224页。

[12] Rubel 1960.

[13] Mandel 1980, p. 62.

[14] Marx 1973, p. 62. 事实上，对马克思的正统性的背离不独属于托洛茨基。其他作者已注意到，分配领域自主化的概念，出现在许多受第二国际教诲的理论家中。参见比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的批判分析，载Stephan 1974。

[15] Marx 1981, p. 507（翻译有所更正，并加注黑体——本书作者马歇尔·，范·林登）。

[16] 马克思：“第一版序言”，载Marx 1976, p. 91。马克思提到对于这一主题的一个重要例外：农村公社，它在特殊的条件下，能够使俄国跨越中经的资本主义阶段。但也是在这一例子中， 马克思显然并没有设想一个向卡罗、梅洛蒂和范赞/迈奇奥瓦意义上的新类型的阶级社会的 过渡，而是一个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17] 发展出两种解释：1917-1921年（伯纳姆、斯威齐等人）和1929年（沙特曼等人）。

[18] Marx 1981, p. 927.

[19] 对立面——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延续的现象，实际上唯一在1950年代得到过更缺少理论兴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米歇尔·拉普蒂斯（Pablo）的辩护。

[20] 托洛茨基提到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许多“上层建筑的”相似性，但是同时强调两个政权（资本主义与工人国家）在经济基础中的差异性。见例如，Trotsky 1940a。

[21] 低效率这类主题，除其他人以外，当然更早已由托洛茨基、古特曼和曼德尔提出来了。

[22] Thompson 1978,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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