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六章 从镇压“布拉格之春”到改革
（1968—1985）
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在左翼圈子中造成了普遍的震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怀疑，这种由莫斯科定向的共产主义已经对自己在西方的影响给予了致命一击：“捷克危机标志着莫斯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告终的开端”[1]。
西方学生运动的大规模兴起（较早时期已经开始，在1968年5月的巴黎达到了巅峰），意味着广大（未来）知识阶层的激进化。虽然学生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对苏联及其缓冲区国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釆取了独立的立场。几年间，学生运动中爆发了一场关于苏联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辩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正如1960年代初那样，运动参与者最初回归较陈旧的理论，但是很快增添了新的理论变体。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官僚集体主义”等理论再次得以重申，同时，大量关于“新生产方式”理论的原创性文献大大地增加了。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克利夫思潮
克利夫的理论在1956-1968年期间尚未体现出这种新方式的发展，一般还停留在重复层面。克利夫追随者的讨论集中在一个要点上，即苏联工人的社会地位。
1948年，克利夫阐明苏联的工人不同于竞争性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工人，因为前者与后者相比，无法选择其雇主；它只能有一个雇主，即国家：“主人的变动”是不可能的，而“周期性地出售自己”变成唯一一件正经事。[2]但是到了1970年代，克利夫的支持者彼得·宾斯（Peter Binns）和邓肯·哈洛斯（Duncan Hallas）修正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看起来似乎存在着许多可让工人们出卖其劳动力的不同的企业，苏联工人在现实中是“普通的”工资劳动者。因此，苏联工人不管是作为国家煤炭集团还是不列颠铁路的雇佣者，都处在同样的处境下：“简言之，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包括，作为基本特征的工资劳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意义上的工资制度……但是工资劳动包含有资本，正如奴隶制包含着对奴隶的占有。”[3]
彼得·宾斯（Peter Binns）与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在这一时期合著的后期文献中，还是再次抛弃了这个观点。此时争论的问题是，苏联的劳动力不可能是商品，由于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不可能存在“在马克思该词意义上的工资劳动”。然而，这并没有提出严重的理论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其他类型的劳动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相容的，例如美国南部的早期种植园奴隶制。[4]
新命题遭遇了强大的抵制。邓肯·哈洛斯声称，命题威胁到摧毁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这里争论的完全是在苏联是否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抑或它不存在。……如果劳动者在苏联不是商品，那么就不存在无产阶级。而且，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那么不可能存在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资本，所以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没有交换，就没有资本。交换需要工资以及因此而来的货币（一般化的商品）和商品生产——为销售而生产物品。
[5]
为了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哈洛斯主张，将苏联的劳动定义为工资劳动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推理的好例子，认为结论要比伴随获得这一结论的过程更重要）。[6]亚历克斯·科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7]也在考虑提出一个相似的观点：
无论如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阐明，工资劳动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被认为存在着重大争议。
马蒂克
在1960年代时期，德裔美国人、议会共产主义者保罗·马蒂克（，1904-1981）[8]在鲁尔、魏格纳、汉恩及追随者的传统中扩展了上述理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得出了一种至少在苏联问题范围内接近托尼·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理念的观点。在他出版于1969年的书《马克思和凯恩斯》（Marx and Keynes），即一篇他七年前已经写就的同名文章的扩展本[9]中，马蒂克试图发展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在它表现的所有不同形式中）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形式，就是苏联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确实从根本上与混合资本主义不 相同，因为不再存在市场，[10]但是，与此同时，二者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它们对劳资关系的维护和对资本主义商业方式的运用中，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现在，政府取代资本家，掌握生产方式。前者设定了关于生产性资源的某种价值（用货币术语），并期待随后的生产过程中的更大价值（用货币术语）。货币工资被付与工人，其功能正是创造一种比他们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一剩余由政府来决定分配。它供养非劳动人口，保障国防安全，照顾公众需求，并被重新投入到扩充的资本中去。所有的经济交易不是兑换交易，就是类似的交易。劳动力被出卖给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在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和另外一些企业的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准商业交易，正像在大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所实行的交易一样，它也在完全集中化的国家经济中得以完全实现。在形式上，除了后者对剩余产品进行集权化控制以外，私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11]
他认为，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决不应掩盖如下一事实：它们二者由于一个深刻的分裂而彼此分离，一种制度决不可能和平过渡到另一制度。
资本主义将不可能自行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一场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其实正像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是困难的。因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预示着，剥夺私人资本，将混合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革命的而不是演进的过程。
[12]
马蒂克因此用这一理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在从一个生产方式向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中，而且在一个生产方式的内部，一场激烈的社会经济革命对于一种内在的改造也是必然的。
与克利夫相比，马蒂克强调，尤其是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机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是资本形成的前提。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后者被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工人所有制。作为诸如苏联的那些社会，其统治表明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是以政府支配取代了整个社会的支配”。[1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蒂克所使用的极其有限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工资劳动和没有工人的自我管理）。当一个作者，如克利夫，仍然试图使那种理念（即苏联遵从马克思阐明的所有运动规律——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润最大化原则，等等）看上去正当合理的时候，马蒂克不再相信这是必然的。因而，他对关于剩余产品在苏联不必理解为利润的说法不再深信不疑。[14]
毛主义的变体：霍姆伯格；贝特尔海姆及其批评者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引起了苏联和中国之间冲突的公开化。在其后数年中，这一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导致中国领导层从1967年起坚持如下观点：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事实已经表明：这一“理论”（从来没有被中国人自己真诚地证实过）首先具有使外交政策的变化合法化的作用。[15]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状态给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典型的是著名的美国杂志《每月评论》的编辑们的思想倾向。由利奧·赫伯尔曼（Leo Huberman）和保罗·斯威齐撰写的1961年12月号的社论声称：当中国人和俄国人的观点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俄国人仍然拥有正确路线：
中国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教条的左翼观点的典型例子。这种观点可能被认可的两个不同特点，是低估了民族主义和集中了无差别的反动大多数中的所有反对观点。它总是洋溢着超级的战斗力，并且宣布没有妥协余地。就其政策转变来说，其结果在极大程度上是适得其反的。
[16]
一年半以后，评价变得根本不同了。再次由赫伯尔曼和斯威齐撰写的1963年5月号的社论这样宣告：先前所定义的观点已经变得站不住脚。现在，它声称，中国人大体上拥有正确的路线。然而，中国人依据苏联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俄国人进行的指控，被抛弃了。[17]
但是这一观点晚些时候再次被修正。几年以后，《每月评论》开始认可中国对苏联的大部分批判。[18]但是，在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评价中国批判的理论意义之前，有一段漫长的时期。艾尔·谢曼斯基（Al Szymanski），一个美国的旧毛派，这样写道：
尽管中国人自1967年以后一直称苏联是资本主义，我们几个人在当时全面接受了这些说法。我们并不是机械地去接受中国的（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层说成真理的每一件事。直到1970年代早期，其中1973年成为关键的一年，新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幸存者才开始严肃地面对现实的中国观点，即苏联已经真正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19]
在西欧，在毛主义的圈子里，一本标注着1974—1975年的由瑞典人尼尔斯·霍姆伯格（Nils Holmberg，1902—1981）撰写的著作《和平的反革命》（Peaceful Counter-Revolution），在第一轮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被译为德文和荷兰文。[20]在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翻译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撰写的《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USSR, 1975）发挥了类似作用。[21]霍姆伯格的著作鲜明地阐述了毛主义的思维方式。它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声称，即使在此时，一个官僚集团可能已在党内孵化。这一官僚集团不断走向强大，唯一可能被斯大林本人掌握的权力所阻挡。当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时，这个对官僚们的最后障碍已经消失，然后他们以迅疾的发展速度，运用国家机器复辟资本主义。工人们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决策权。他们此后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国家，而他们的工会变成了新资本家的工具。结果是苏联不再像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在一切基本方面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社会：
脱离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由单一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的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官僚主义精英运用国家权力窃取了生产资料与在生产中创造的商品总量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自那时起，它已经运用这一权利去剥削工人和窃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
[22]
依据霍姆伯格，资本主义社会由两个特点来定义：（1）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工人，（2）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对工资的交换。由于认为这两个定义的特点可运用于苏联，霍姆伯格使用“复辟了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23]简言之，通过说明斯大林在他的环境下不知不觉地容忍了资产阶级官僚，我们可以对霍姆伯格的理论解释进行总结。这一“政变”观无可否认是毛主义的一个相当庸俗的变体。[24]
一个更充满智慧的版本是法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的理论。他的解释基础在他的短小而精炼的《经济计算和产权形式》（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1969）[25]一书中得以详细说明。他的里程碑式的、多卷本的《苏联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实质上只是一个对其早期著作的深入的精心阐释。[26]正像霍姆伯格那样，贝特尔海姆假设，一个和平的反革命（或正确地说是一场政变）已经产生，但是他试图将这一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内。因此，他拒绝一切过分简单的政变论。
其中心问题是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后者假称，人们可以以少数个人的特点为基础定义一种社会形态，或基于发生在国家机器顶层的几个人的分裂和操纵来“解释”一个历史过程。极端的案例（它是特别典型的）是那种“政变”论：它假定，在一小撮顶层实行的阴谋，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政变是最后阶段，它发生在基于阶级关系的革命过程（自身的一个预定达到高潮的过程）的政治舞台最前沿。由于在前面已经发生的那些革命，这种政变才可能显现在政治舞台的前沿。依靠政变“解释”种种社会变化的尝试，来源于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27]
这样，贝特尔海姆并不把用主观因素揭露资产阶级官僚视为他的任务。相反，他想要揭示资产阶级权力在苏联复辟的客观根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贝特尔海姆拒绝他标示为“经济主义”的东西（将社会关系的改造片面归属于生产力发展的那种主张），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首要前提不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在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在《苏联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贝特尔海姆捍卫以下论题：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不是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而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与法律形式的垄断无关），并操纵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在这一意义上，并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专政。相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只能由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权力才能建立。因此，社会主义必须以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术语来定义。一旦工人阶级最终将国家政权掌握在它的手中，那么它就能削弱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但是，就这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尚未完成或尚未取得成功这一点而言，一个新资产阶级还会产生出来，它将试图重新夺取国家权力。
这个新资产阶级将会相当可能包括老的共产党干部和负责的官员，因为所有这些人在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地位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体系中占据了位置，他们将组成一个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资产阶级。如果在一个企业中老的资本所有者已经死去，或已经被驱逐，但是生产过程的那种等级制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如果在等级制更高层级中的负责官员可以签署命令和享受有特权的待遇，那么，那个企业中的领导人就将成为那个资产阶级的成员。因此，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初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负责官员群体的破坏，他们在根本上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敌对的。由于这些官员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和处于行政机器的顶端，并由于他们所传承的资产阶级方法和实践，这种抗衡是有可能的。
共产主义者尚未充分认识到这种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于是他们忽略了动员群众去反对它（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渐渐地，新资产阶级的权力由此可以扩展其自身，而随着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复辟得以实现。[28]这种蜕化最终的证据，是新资产阶级对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制度性背叛。
《经济计算和产权形式》包含了这种解释的根本的经济学原理，它与波迪加的观点不同，并且也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由企业构成的。
“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主要在工业中，它是具体的“生产单位”，在那里，国家所有权作为一般规则，在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发挥其效力）是基于企业结构呈现出
双重分离的形式这一事实：
工人阶级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正如企业占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即是由企业经理们所占有）；
企业之间相互分离。这一双重的分离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
[29]
第二，只要企业以这一双重分离进行运作，它们就必须是资本主义的，它们延续市场关系的存在，并构成计划的反向一极。在贝特尔海姆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最新的1965年9月改革以来（当时苏联企业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就决定了对后者有利。在1965年，最终达成以下观点：计划机构允许企业“自由”（至于是形式的自由还是现实的自由，关系不大），由它们自己完成它们的计划要点。因此，投资不再取决于计划，而是取决于该企业的指导者。计划因此不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市场关系的“导向”。
最后，市场替代计划进行统治，价值规律的运行得以恢复。由于这个原因，权力不再由工人阶级掌握。计划只作为一个具有计划编制的简单的、欺骗性的外表得以保留。在这一外表的伪装下，存在一个与直接生产者相异化的新支配力量。当资本家的作用由领导者来呈现的时候，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已在计划组织内部成长起来：这个国家所有制的真正阶级内容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如果国家机器是在现实中和整体上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取代高踞于工人之上和支配工人的机器），那么，国家所有制将会是工人的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但是，如果相比之下，工人并不掌握国家机器，并且如果这一机器逃脱了工人群众的控制和领导，由一个负责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实体所支配，那么，这一负责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实体就成为了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由于生产资料一方和工人一方存在的关系，可以说这一实体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国家资产阶级）。[30]
在写于1970年代后半段期间的后期著作中，贝特尔海姆在伯纳德·沙旺斯（Bernard Chavance，生于1947年）的帮助下添加了一些观点。[31]因此，两位经济学家称，苏联已经变成一个“新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可以从下述八个标准中推演出来：
1．因为1965年的经济改革，利润已被引入作为工业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标准。
2．经济活动是极端集中的，并由国家控制。
3．同时，企业争夺原材料、雇员等。因此，竞争仍然存在。
4．剩余价值由国家独占，即由上面提到的国家资产阶级来主宰。
5．经济发展展现了周期性特征和积累危机。
6．存在扩张趋势。
7．工人阶级完全是被雇佣的，等等，但远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中的那种权利剥夺。
8．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修正主义的；它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在现实中是资产阶级的。[32]
渐渐地，贝特尔海姆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他声明他不再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看作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启动了一个“开放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到1929 年才“极力为一场可能导致合作结局的农民革命创造机会”。[33]
批判．贝特尔海姆的表述引发了许多回应。最知名的是保罗·斯威齐的众多评论，这些论文是美国作者和法国批判者之间一个很漫长的辩论的组成部分。[34]此外，许多其他作者也申明了他们的支持和反对。[35]
贝特尔海姆的“反经济主义”从许多侧面受到激烈的批评，不是因为他的批评者赞成经济主义，而是因为贝特尔海姆将“社会关系”概念狭窄地应用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36]与这一批评意见相关的是，贝特尔海姆用“偏离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复辟的终极标准，并把阶级斗争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战斗。
除了政府和党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贝特尔海姆没有提供任何评判无产阶级是否掌权的标准。作为具有解释价值的理论，应当有一个确立无产阶级掌权的特征的独立方法，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还有……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成长的各种形态和阶段是哪些？也许首先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期望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
[37]
贝特尔海姆根据存在着实行工资劳动的独立企业去推演苏联的资本主义特征，受到了方法上的批评。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达勒马涅（Dallemagne）声称，事情现在迅速向前推进：如果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企业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母体”。在其他情况下，企业不会是这一母体。独立企业的存在因此不能证明任何东西。[38]
另外，关于双重分离（工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自身之间相互分离）的论题引发了许多异议。第一，这个论题不能有效地说明苏联的企业是独立的:“企业不可能决定价格、工资、它的供应方和买主。由于这个原因，企业不可能真正由它自己决定它将生产什么”。[39]第二，这个论题认为，尽管存在着工资劳动，但是因为几个原因劳动力在苏联不是商品：（1）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劳动市场；（2）不是实行按比例分配工资；（3）从劳动中挣来的货币不是获取生活消费品的唯一方式。[40]
在这部著作中，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提到的八个定义特征全都受到了质疑。主要有两种质疑观点：第一，一些特征的事实精确性存有争议。比如，这一争论恰恰发生在1965年后有关引进企业利润的问题上。斯威齐称，与阐述工业生产率这一最重要的标准相比，这里正发生某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利润的确是最重要的变量，那么，不仅生产成本，而且投资、价格等，都将取决于它。但是，并不是这种情况：“在苏联体制下……关于居于企业层面之上的各种变量的基本定义，由行政性的计划体制来制定，其中利润最大化只发挥着次要的和较小的作用”。[41]至于企业之间假设的竞争，也被认为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产生，而是以占有使用价值的方式产生。[42]
第二，关于特殊的特征也有争议，对于一个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特征是不恰当的。那种被假设证明的东西，据认为是先验的。经济活动由国家集中控制这一事实，并不证明资本主义的存在。[43]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有关企业之间的竞争，或扩张主义和周期性危机的存在。[44]
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因此受到几个阵线的攻击：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资本主义定义和他们的经验主义观点全都遭到了批判。
工人主义的变体
毛主义的影响还可以在那些所谓“工人主义”思潮的著述中找到。工人主义起源于1950年代的意大利，当时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圈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从“工人的观点”分析劳工运动中的许多战略问题，也就是通过从工厂层面的观点观察形势。[45]工人主义者最初围绕在《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月刊周围。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六期（1961-1965），但是它仍然在意大利后来在西德有影响。在《红色手册》停止出版以后，工人主义思潮继续存在。尤其是，经济学家丽塔·迪利奥（Rita di Leo，生于1940年）将工人主义的方式运用于苏联，从“下面”分析社会。她也得出了与贝特尔海姆相同的结论，即那里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因为工人和生产资料是相互分离的（也是贝特尔海姆使用的两个标准之一）。在她出版于1970年的书《工人和苏联》中，迪利奥因此写道，正像在西方一样（它是以另外的形式），剩余价值在苏联产生了，而且活劳动、机器和原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那里找到。[46]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各种阐述
正像克利夫提出这个理论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理论普遍原封不动。1968年以来，对这一理论的两种相关阐释仍然可以鉴别出来，这些阐释都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矫正。首先，由于欣赏“过渡社会”这一术语，因此“蜕化的工人国家”概念被抛弃了。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如下解释（该解释符合托洛茨基主义哲学家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的观念，他在1968年第一次陈述了这个观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享有某些抽象的所有权的“过渡形态”：从狩猎和群居到农业生产的过渡；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从公社财产到私有财产的过渡；从罗马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最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47]
其次，苏联的过渡社会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一个独特的、能使自身永存的社会类型，假如“暂时的蜕化”持续超过半个世纪，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曼德尔，他在1968年仍将苏联和类似的社会说成“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48]，而在1973年则宣称：“这个过渡社会是以独特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这些生产关系不仅仅是已被替代的和逐渐展开的伟大的历史性生产方式的结合。”[49]几年以后，他更精确地表述了同样的思想：
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并不代表任何社会主义形式，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结合”。它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而这些生产关系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些生产关系，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些生产关系。
[50]
当然，该理论的这些变化，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实质性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事实上正倾尽全力对付其他政治理论思潮的代表的批评，那些批评往往是中肯的。
各种批判
曼德尔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统治阶级理论的尖锐批判者的形象之后，一个不亚于前者的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尖锐批判在1968年启动了。确实，在那以前，已经对托洛茨基的苏联观提出了相当多的不同意见，但是这些异议主要围绕着两个（并非不重要的）观点反复斟酌：（1）如果工人们自身不能统治国家，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工人国家？（2）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缓冲区国家”（东欧缓冲地带）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工人国家？
从1968年起，“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批判者提出的观点越来越多，而以前提到的不同意见在争论中仍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反复浮出水面。争论集中在曼德尔对托洛茨基理论的阐释上。如我们先前所见的，这位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排除了托洛茨基理论的过时因素，并且他已把苏联社会解释成一个“混合”社会，其中结合了三个因素：“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计划的）、生活消费品领域的资产阶级分配和一个寄生的官僚制。
这些批判攻击曼德尔理论的所有这些不同观点。斯威齐质疑其过时因素。
这一官僚制统治持续得越久，人们就越不信服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其根本性质的理论。统治阶级的概念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工人永远得不到统治，但必须永远忍受一个官僚管理者政权的虐待和勒索。如果不是第二次革命到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就是革命不可能到来，该理论不得不被抛弃和被另一种理论取而代之。……我们必须注意并切实强调，这一结论与托洛斯基本人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曼德尔从来一刻也不相信，苏联的官僚政权决不是一种极其短暂的现象。
[51]
该官僚制的寄生特点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认为：
这一隐喻意味着，伴随着一个完整的和健康的不同机体的，是一个勒索贡物的分离机体。然而，显而易见，苏联社会中没有形成任何这种明显的分离。官僚同工人阶级一样，同样是苏联社会有机体的构成部分。它不仅对该经济体的产品征收税赋，它还组织生产本身，并独立规划经济过程。当然，有一些官僚部门独自使用其社会阶层的总体统治所必需的各种非经济功能……而这表现出资源的巨大浪费。……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官僚不仅运用暴力勒索贡物，而且有一个在生产本身中直通工厂层面的基础。
[52]
由此，哈曼（Harman）推论，如果人们把这个官僚机构看作寄生虫，就无法理解苏联社会的动力。毕竟，如果官僚机构只靠寄生的（并因此是消费的）动机所驱动，那么赋予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相对于第二部类（生产生活消费品的部门）的优先地位，就仍然是无法解释的。
除了“官僚的消费需要”之外，在强制性的经济发展背后明显有某些东西。显然不是官僚的特权决定了30年代和40年代数以亿吨计的钢铁需求。也不是这些特权引发了农业集体化和1929年以后生活消费品生产濒临停滞的状态。
[53]
对苏联“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准确本质的分析，构成了第三种批判观点。毕竟，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宣称，苏联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即自由联合的生产者民主地制定计划），反倒是一个以有缺陷的计划为特色的后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它是社会主义的前驱。然而这一论证包含了两个困难。首先，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我们拥有一个其经济由计划形式调节的社会，但是它的生产关系没有体现联合的生产或社会主义的形式。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一个难以忍受的矛盾。
[54]
其次，据说这个矛盾引发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生产领域的确是非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非资本主义的，那么该生产领域本身是一个混合形式。但是，迪克亭否认说：
如果生产是一个混合体，那么他（也即曼德尔）没有指明在生产中呈现出的那些因素。而且，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混合体，那么在生产自身内部的价值和计划两种逻辑之间，肯定存在冲突。如果存在这种冲突，那么该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分配关系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是根本矛盾。如果在生产中不存在这一冲突，那么曼德尔必须说明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他在这里被抓住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更糟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
[55]
最后，对存在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也产生了怀疑。在苏联可以借由货币毕竟只是消费者获取生活消费品的一种方式。
首先，某些人看作是处于价值规律之下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的。由当地工厂和城镇社会分配的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的。由当地工厂和城镇社会分配的住房（有着几近于零，因此无关紧要的租金），实际上是由于某种例外而处在价值规律的运行之外。至于食物，那些有钱的并能使用钱的人是幸运的。对于最大的城市之外的大多数人口而言，两个东西比钱更重要：时间（排队等待）和获得食物的良好社会关系。……其次，因为国家制定的价格与成本无关，并且在当时许多耐用消费品如此廉价地存在却又不让多数人购买的情况下，他们的钱没有多少价值。……第三，作为社会群体之间的实际分配差异是以直接和自然的形式制定的。……换句话说，分配通过国家安排或通过直接联系，直接与社会群体发生关系。
[56]
莫汉的修正
英国经济学家西蒙·莫汉（Simon Mohun，生于1949年）的理论出发点是“经典的托洛茨斯主义观点不太全面”[57]，他认同曼德尔和追随者所使用的“过渡社会”概念，并基于一种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相似性，提出了对苏联的解释。莫汉承认，这样一个解释一开始就注定是不适当的，但是它可能提出了一个理论方向。即，正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只有在资本主义稳固之后才能够得以理解，因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有在共产主义建立之时才能得到彻底认识。不到共产主义时代，任何分析都将是不适当的：“因为只要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它就只能根据以资本主义范畴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为基础的推理来描述”。[58]这一难题也发生在关于苏联的讨论中：“苏联也许是一个过渡形态，但是只有关于它是从什么过渡而来的分析。”[59]
《探索的导轨》（heuristic paralles）尽管带有这一思想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吸引力。[60]毕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已在两个阶段中发生了。第一阶段，已有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式统摄，其中运用了“继承下来的生产方法”，并且“仍然保存着劳动过程自身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实质性统一”。[61]在第二阶段，这种统一被打破，而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实际统摄产生了。[62]当形式统摄的侧面增长结束时，实际统摄成为可能，因为：（1）相应的地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是民族国家）已被用尽；（2）如此多的工人被吸收进入生产过程，所以进一步的积累不可能靠增加劳动力和强化劳动来实现。与之相似，莫汉也描绘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产生了。
存在一种在集体的工人和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之间产生的结合; 但是这一结合只构成了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形式统摄，因为生产资料只有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展开时才存在，而资本主义的技术有一种内在的权威性——它的设计原则被建立在劳动从属于资本统摄的优先性之上。
[63]
第二阶段，仍是假设的步骤，是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实质统摄，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了进行第二步，需要“革命的不断扩展”，包括地理的扩展（“最终使世界经济一体化于各种社会化关系的网络之中，并且第一次实现了融合的和合作的世界经济的利益”）和民主的扩展（“通过民主持续不断的扩展，无产阶级控制社会过程”）。[64]
莫汉的中心论题是，苏联仍然被“滞留”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在1917年革命三年之后，由于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布尔什维克已经失去了人口中大多数的支持。如果在当时举行自由的选举，肯定会以列宁及其支持者的失败告终。这就是共产主义者越来越限制政治自由的主要原因。共产党替代了工人阶级，结果伴随着腐败和蜕化。官僚制的发展，一方面将其动力归于德国革命的失败，另一方面归于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这种双重的政治孤立成为了“官僚特权生存和扩展的一个必要条件”。[65]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观念是从这一总形势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而这个新社会仍然局限于对生产资料的形式统摄，和与之相联的“工人阶级与其创造的产品相分离的不断再生产”。[66]
由于中央计划产品数量爆发性的增长（1952至1968年期间增长了八倍），在苏联经济随后的深入发展中，这一形式统摄的种种局限开始不断显现出来，伴随的结果是计划编制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向实际统摄的封闭式的过渡导致了无效率的增长。苏联缺乏内在的动力，“官僚制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毫无客观必然性的作用，因此它对剩余产品的控制依赖于维持政治控制。”[67]工人们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即使他们为了钱出卖他们的劳动。
更确切地说，由于没有产生生产力激励和就业威胁的市场过程，工人们在工业劳动过程中受生产资料束缚的情况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农业中甚至更明显），由此对个人劳动过程的局部控制被扩展到个体工人身上。这种局部控制，在异化和原子化的情况下，显现在低劣的质量和大范围的无效率上。这一具体现实反映了两方面情况：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形式统摄，和以官僚控制为其媒介的这个统摄的异化形式。
[68]
莫汉用这一分析在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和迪克亭的理论之间搭了一座桥（见第六章第四节）。同时，他的方法意味着对曼德尔的批评。曼德尔的分析中，没有把对（以官僚制为媒介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统摄放在中心地位，而是反过来强调（非资本主义的）计划和（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计划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而市场与资产阶级分配相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是根本的和中心的矛盾，仍是不清楚的，除非这些分配关系被容许对生产关系产生一些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如果排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现象（资本和商品过剩的危机），那么就要通过制定计划的那些人的贪婪来实现唯一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对消费特权的心理期盼，在计划与市场矛盾的中心显示了官僚的特色。……如果产生官僚制的正是计划和市场的矛盾，那么这种官僚制只能根据它的心理动机来定义。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计划和市场的矛盾正源于官僚制的存在，那么显而易见，定义这一过渡期的就不应是计划和市场的矛盾，而应是围绕着官僚统治的起源和延续的矛盾。
[69]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斯托扬诺维奇
在吉拉斯逝世后，1960年代下半段南斯拉夫出现了第二个新阶级社会理论家：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c，生于1931年），作为批判性的《实践》（Praxis）杂志的幕后策划人之一而扬名国际的哲学家。[70]斯托扬诺维奇在写了几篇关于新阶级社会这一题目的早期文章[71]之后，于196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72]。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的伦理问题，同时也包括关于东欧社会的几章。与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相信官僚统治的建立是必然的观点，斯托扬诺维奇则认为存在着历史选择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并不存在诸如革命必然蜕化的“铁律”。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建立能够被意志统一的革命力量的坚决斗争所阻止。[73]因此，在原则上，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两种可能性都被展现出来：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74]
在中央集权主义（斯托扬诺维奇应用于苏联而不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概念）的情况下，国家机器是剥削工人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与吉拉斯相比，斯托扬诺维奇不去描述官僚制内部的区别）。这很难不被视为原创观点，而斯托扬诺维奇理论的新东西，本来就存在于他提出的关于“中央集权制阶级”的许多思考中。
首先，斯托扬诺维奇指出，“中央集权制阶级”在一个本质方面与传统统治阶级有差别，因为它的经济权力是由政治权力而来，而相反的情况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评论取自于吉拉斯的结论，即这个新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步是首先作为一个政治阶级而产生的。
其次，斯托扬诺维奇试图（比“官僚集体主义”论的早期支持者更清晰）证明将“阶级”概念运用在政治精英身上的正当性。“统治社会等级（ruling caste）”这一术语，托洛茨基曾偶然使用过，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是错误的，因为“统治社会等级”是一个基于其遗传特质再生产其自身的排他的社会集团，并不适用于苏联官僚制。同时他认为“社会阶层”术语也不适用，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神秘化。能现实地描述这些关系的唯一适用的术语是阶级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建立在直截了当的对称的基础上，定义如下：“中央集权制阶级—工人阶级”。[75]看来，斯托扬诺维奇的假设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只能受一个统治阶级的压迫。与这个假设一致，他甚至准备把一个集团定义为一个阶级，由他自己陈述的这个阶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确定的。
批判的里齐支持者：卡罗和梅洛蒂
在重新发现布鲁诺·里齐[76]和出版吉拉斯、库伦·莫扎列夫斯基的批判著作之后，新的可能性至少是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中关于苏联分析的那些部分也将被再版。这个机会确实出现在1967年，当时新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了。[77]大约从那时起，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卡罗（Antonio Carlo，生于1941年）和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生于1940年）提出了在本质方面与里齐的思路一致的理论。
与里齐相比，社会学家卡罗否认官僚已构成一个同质的和统一的集团的观点。他也没有发现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历史趋势。在他的1971年的论文《苏联的社会经济本质》中，卡罗同意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的观点，虽然他并没有非常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正如后两人一样，卡罗发现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的工业化进程与一个“统治阶级”的出现之间的联系。这一中心命题是，官僚集体主义社会只可能出现在生产力仅处于相当低下水平的国家。无可否认，该制度也可能运用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但在短期内必然导致严重的危机。原因是官僚制的计划只有在不发达国家才是现实可能的。一旦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并达到了可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相比拟的水平，官僚制的计划就会变得难以驾驭。卡罗认为这一点已在苏联被清楚地证明了。因此，如果说在官僚制计划的最初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量需要考虑的因素还相对较小，那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者就陷入了困难，因为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高的生产力已经造成了数据的巨大膨胀和需要认真计算的各种情况。
一个贫穷的、农业占优势的国家的经济结构，肯定不可能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结构相比。即使产品范围一直十分狹窄，生产的简单增长也在运输、维护、储藏和分配部门中引发了一系列需要调节的问题，合并和增加了前期选择的复杂性。
[78]
从前的计划目标一经实现，总体的经济结构就获得了一个更复杂的特点。
显而易见，计划者面临着计算和预测经济方向的庞大工作。倘若生产力正在以当前的速度发展，那么即使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也不可能克服他们的难题。
[79]
卡罗的观点是，社会的复杂性和官僚的计划计算是不协调的。即使人们设想苏联有数百万台高度发达的计算机的帮助（情况远不是这样）， 人们得以计划每一个工人进行的每一项操作，但执行这样一个极其详尽的计划在实践上仍不可能。
在这样的范围内，这样一个机制变得非常复杂，它将必须像一个庞大和复杂的数字模型那样运作，所以无法进行日常检查和重新调节。这样一个体系将意味着一部有无限广大的维度和力量的官僚机器，以便追踪每一个工人的每一个行动，接下来意味着加大非生产成本和浪费。因此，假设计算机能解决的主要的功能障碍，将再度重新浮现。
[80]
因此，在某一点上，计划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刹车闸。这个体系一旦达到这一点，那么在理论上就只保留了两种可能性：或者转向市场导向的生产，它将“自动地”解决种种计算问题；或者采取别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
因此，官僚制计划的危机是官僚集体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最重要的表现。其他表现是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早先确定的第一部类（资本品部分）和第二部类（消费品部分）之间的比例失调；以及由于苏联体制中的工人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中没有任何直接利益而导致的低劳动生产力和低劣的产品质量。
苏联工人感到工厂不属于他们，计划的目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采取了一种完全冷漠的态度。……这种工人的拒绝态度和管理决策相互结合。因此，可以生产出过度沉重的拖拉机，因为计划依据重量建立目标，如果超过了这一规定目标，经理们能够得益，而无产阶级看不到有什么好理由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去扩大官僚制的财富。……他们知道，因为需要劳动力，当没有任何后备军去取代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可能被解雇。对于被否定的权力、自由和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他们以尽可能低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进行反抗。
[81]
正像斯托扬诺维奇同样说过的那样，卡罗相信，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外追求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具有两种可能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在他看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说明，对于非工业化国家，官僚集体主义明显不是唯一的道路。
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结构出现的主要条件，是官僚机器能够取得与所有社会阶级抗衡的独立性。苏联恰恰表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 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陷入困境（国内战争等）之后，国内资产阶级没有充分的实力去恢复其统治，而被剥削阶级还没强大到足以将一种社会主义观付诸实施（卡罗也附带认为，埃及已经发生了这种官僚自发作用的过程）。[82]
以卡罗之见，官僚集体主义在许多国家鲜有机会确立自己。首先，帝国主义越来越不愿意让事情走得那么远；其次，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自觉，有了“来自下面”的抵制力量。因此，卡罗这里所真正声言的（尽管他没有说得这么明白）是，官僚集体主义只是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低水平阶段才有其机会（在这方面，与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现象在历史上的短期性的判断之相似，是相当惊人的）。
政治科学家翁贝托·梅洛蒂认可卡罗关于官僚集体主义的分析，但是对他关于这一官僚集体主义产生条件的评价却持不同意见。梅洛蒂批评了卡罗，并说明，除非人们讨论统治的生产方式——某种卡罗并未论及的东西，否则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别就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替代假设，梅洛蒂提出：“事实上，如历史所说明的，官僚集体主义并不是植根于不发达国家本身，而是植根于已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国家。”[83]
这并不意味着“亚细亚”国家只能朝官僚集体主义的方向发展。印度的例子就表明：有可能向（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过渡。
进一步提炼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断定，官僚集体主义是那些以亚细亚的和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的典型发展形式，那种生产方式尚未隶属于具有持续和深入的外部影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84]
卡罗拒绝这一批评，并坚持认为俄国在1917年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所以村社并未幸存到19世纪。而在1925至1927年，亚细亚的关系在中国也只有一点残余，中国在那时已经被纳入帝国主义的竞争之中。[85]
范赞/迈奇奥瓦
在1970年代，“大火焰”（Big Flame）在利物浦，其后也在英国其他城市建立。这是一个受具有自发主义倾向的意大利组织“继续战斗”所鼓动的政治小团体。[86]“大火焰”积极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87]，并在1970年代末开始提出它自己的苏联分析。
对这场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是一本书《无法预见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Unexpected）。[88]撰写者是数学家莫伊舍·迈奇奥瓦（Moshé Machover，生于1936年）——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左翼作者——和他的合作者约翰·范赞（John Fantham）。在该书中，两位作者叙述了他们的各种理念，呈现现出与卡罗和梅洛蒂的著作的紧密联系。他们从以下观察事实出发展开他们的分析：那个他们称为“国家集体主义”的官僚政权，并没有在全世界到处传播，而是仍然局限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殊部分。
当世界不发达部分的一个又一个国家归入国家集体主义之时，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国家集体主义实质上仍然是免疫的。……历史事实说明，斯大林的俄国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却是一个仅仅在世界不发达部分传播的形式。
[89]
从这一观察事实中，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国家集体主义呈现在排除了具有“常规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地区，当时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它能够通过计划和国际合作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国家集体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生产方式，并已经把生产力在那些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不再有可能这么做）中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90]
正像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一样，范赞和迈奇奥瓦把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积累视为国家集体主义的“发动机”。然而，他们比两位波兰作者更进一步，因为他们也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第一部类（资本品部门）的优先性和官僚制的自身利益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依照范赞和迈奇奥瓦，该官僚制为什么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更根本，有三个原因。第一，工业化同等证明了国家集体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官僚在这一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第二，官僚通过试图再生产其自身权力，利用了他的中央权力手段，即最终留在积累基金中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积累基金越大，官僚制就越强大和越成功。第三，资本主义的包围施加的压力，必然使国家集体主义国家机器的军事部门被迫扩张，同时包括工业“硬件”的扩张。[91]而且，正像卡罗那样，范赞和迈奇奥瓦将官僚制的“计划”的局限性与它没有能力驾驭一个复杂工业社会看成一回事。[92]
范赞和迈奇奥瓦的观点提出了他们使用有关国家集体主义官僚制的“阶级”概念的正当性，是令人感兴趣的。下一个是我们已在斯托扬诺维奇的理论中遇到的范畴的对称性，他们提出：精英的社会地位是稳定的，并且再生产了自己。此外，他们相信，人们必须在宽泛的意义上解释 “阶级”概念。
阶级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畴。不是正好每一生产方式都有相对于它自己的特定阶级。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概念，根本区分在于生产方式。换句话说，不管是阶级本身还是阶级的真正范畴，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因此，当这一术语被用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时官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但把它挪到国家集体主义的意义上时，它仍然能够是一个阶级。
[93]
斯威齐
如上所述，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马洛·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94]已对196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批判表示了同情。但是，与像贝特尔海姆这些人相反，斯威齐继续坚持某些保留。[95]当中共领导层在1963年宣布南斯拉夫已经通过一场和平的反革命[96]以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斯威齐不同意（在他看来，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确实认可，大体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修正可以在没有暴力的反革命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97]紧接着1968年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斯威齐试图证明，铁托的南斯拉夫和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及其盟国，正在以不同的步调逐步回到资本主义。[98]
在1970年代，斯威齐写道，反革命的萌芽已在1920年代初播种，当时工人阶级通过国内战争和外国侵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那时已经失去了其组织的阶级基础，因此，必须以替代的方式进行战斗。
该党建立了一个专政，由此实现了工业化的伟大壮举，并对帝国主义大国的不可避免的进攻做好了准备，但代价是政治和经济官僚的滋生，它们压制了而不是代表了新的苏联工人阶级，而逐渐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掌权地位。
[99]
关于这个新统治阶级的准确本质，斯威齐保持了沉默；然而，他在那场讨论中所写的几篇文章中，对他不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各种理论做了解释。[100]在1976年，他写道：
我想我是相当认真地去解释，我无法接受贝特尔海姆轻易地将苏联鉴定为“资本主义的”，而更愿意在我们目前的认识中，悬置在苏联已发展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准确本质这一问题。
[101]
这个关于阶级的不可知理论（局限在有关“一个新类型的……统治阶级”[102]的意义上），后来让位于一个略微详尽地阐述的概念。依据斯威齐后来的解释，苏联是一个缺乏表现了资本主义特征的那类经济运动规律的社会。
由此得出结论：这个统治阶级缺乏一个结构框架，在内部履行其自我加强的管理社会总资本的责任。统治阶级必须产生它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不可能把一种根本上是自发起作用的经济的那些目标简单地内在化并受其指导。
[103]
驱动该官僚制的唯一动机，是保持和强化其特权阶级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官僚制统治必须做两件事：（1）维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剥削关系，这意味着对逐步改善生活水平的压制和尝试；（2）坚称是由于资本主义包围所引起的持久威胁，导致了被迫的积累、机会主义的外交（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和约）等。两个需要是相互矛盾的，因为高积累率对于“和平共处”是必需的，而它破坏了维持资本与劳动关系所必需的政策。然而，同时，很明显，苏联社会缺乏资本主义那种典型的、走向扩张的内在驱动力。[104]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当三种传统方法（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官僚集体主义）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越来越需要一种新构想。过去的尝试几乎已被忘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在理论上一无所有。同时，因为单线图式的有效性处处被质疑，[105]许多人想要自由地思考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小径”和没有预测过的社会形态。此外，一些人可能至少想要使他们自己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窄解释中解放出来。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历史过程的动力“最终”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先驱者：阿瑟、纳维尔、阿尔法特/纽索斯
在1970年代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方法的第一次尝试，仍然是有些不明确和相对模糊的。创建新概念的早期主动行动，应归于英国青年哲学家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退休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以及西德经济学家埃尔马尔·阿尔法特（Elmar Alvater）和克里斯特尔·纽索斯（Christel Neusüss）。
阿瑟（Arthur，生于1940年）保持了相对最接近托洛茨基观点的言论。他的观点是，在国有化经济中，政治和经济领域不再可能严格分离，而官僚制精英出于这个理由，不仅占有政治权力（如托洛茨基所称），而且占有经济权力。官僚组织了生产和分配，并作为只为它自己服务的独立权力进行这种组织。那么是否能够将官僚真正看作一个阶级，这对于阿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定义一个阶级”。[106]因此，他不愿就这一问题发言，反而寻求对这种官僚的社会历史地位进行描述：
官僚（尤其是一旦在社会中掌权）是在工人组织和后革命时期制度功能分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阶层，一个迅速地发展出其自身利益的阶层，它正在变成扼杀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一股保守势力。然而，恰恰是因为它起源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差别是比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者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差别更不明显和更不确定的。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空间”，有可能被几乎无限多样的过渡形式所充填，在这一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超出单一维度的各个方面：在收入、权力分配甚至在可能有助于确定变化方向的意识形态标准等方面的不平等。
[107]
这一描述已经一目了然，阿瑟将苏联看作是后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比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的。[108]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109]则采取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更不肯定的苏联观。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工资》（Le salaire socialiste，其中一些观点让人想起罗拉的那些观点）一书中，他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形态。事实上，这一社会的本质是工人阶级剥削了它自己。
实际上，遵循一系列由资本主义遗传下来的并通过官僚制的野蛮支配集中地共同规制的法律，国家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具有合作功能的组合类型。在那里，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剥削“他们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将会再生产那种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具有不平等特征的关系，虽然保障这种再生产的不再是私人占有者。
[110]
这就是纳维尔所称的“相互剥削”，其中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他们自己的阶级。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功能”[111]这一制度保留了资本家，但不再存在资本家阶级。由于这一论题，纳维尔使自己处在“托洛茨基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半途中”。[112]
受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埃尔马尔·阿尔法特（Elmar Alvater，生于1938年）和克里斯特尔·纽索斯（Christel Neusüss，1937-1987）第二年在《新批判》（Neue Kritik）即社会主义学生运动的理论机关报上发表了一个分析。这一分析旨在“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这种由军事干预而高度集中的矛盾”。[113]由于他们做出这一分析时所处的背景，他们特别使用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数据来证实他们的观点。该文所指的范围更广泛，而捷克斯洛伐克是整个东欧集团的 “样板”。
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将这些东欧集团国家解释为“过渡社会”，其中官僚机构在社会上完全是自主的，并且不对任何阶级负责。因此，官僚组织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突发奇想指导经济过程。同时，这一统治精英尚未能获得“一般统治阶级”具有的社会合法性。这使他们的掌权地位不确定；这种官僚制被迫不断以生产力的强制发展来证明其权力的存在和扩张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的官僚比资本主义的官僚更多地被迫去证明他们在全社会的相关效能：他们的成绩报告涉及高经济增长率、快速工业化、人口所有阶层的教育机会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功，等等。在官僚制简化的效率计算中，经济效率和社会主义结构的平衡，也即这些革命目标的结合（群众为此推翻了资本主义），体现了官僚们企图逃避从它的革命起源产生的那些危险。
[114]
经济效率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在较长时期中只有通过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部类的发展才能实现。
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投资资金的资本生产力，和/或投资的返还率。前者越高，返还率越小；但是返还率和或资本率（对缺少时间维度的返还率的唯一表述）依赖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部生产资金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不可能考虑与返还补偿项目无关的个人项目的生产。当在高层次的工业化基础上这种生产结构的补偿充实已不存在的时候，那么首先必须产生出补偿的综合结构。然而，这需要那种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发展。
[115]
这样，从统治官僚的社会地位中逻辑地引伸出依赖于重工业扩张的优先性。
然而，到工业化进步的这种程度上，官僚制本身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减速器。在过渡社会中存在两个特殊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它们在这一背景中有消极后果。其一，中央计划体制中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在更长的时段，官僚指令的计划目标变得更不现实。没有生产者民主（工人自我管理）的中央计划，意味着设立那种尽可能限制企业自主权的总目标数字。经济结构的扩张及其日益复杂的性质，反过来导致了由中央确定的计划和现实世界之间上升的矛盾；因此，经济资源越来越受到方向误导，阻碍了增长进程。[116]其二，生产资源的浪费增加了，越来越不可能阻止其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依靠越来越多的量化指标和细节来限制浪费的尝试，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相反后果；因为这一制度变得更复杂和更不实用，控制功能更难以形成。[117]
这两种趋势给该官僚制造成了困难，因为它不再可能坚持它固有的合法性标准，即高效率。如果这种形势变成明显的对立，那么这个官僚制将会尝试改革自身。这就是阿尔法特和纽索斯所说的1960年代期间许多东欧国家实行结构调整的真正背景。然而，因为坚持官僚统治，这些改革在较长时段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这个官僚制试图通过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决策（一种以生产者民主为取向的让步）的可能性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在苏联变成为公共问题的那类冲突就可能出现”。[118]
《联合》月刊上的辩论
阿瑟、纳维尔以及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各自在英国、法国和西德独立地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每个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境内各自为战的这种实践，在后来的年代中已不太出现，但没有完全消失。在联邦德国，1973至1977年间《联合》（Links）月刊上的争论，对于激发西方对苏联的思考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
这场讨论从约翰·埃盖特（Johann Eggert）的一组文章开始，他写到了一种其运动规律几乎仍不为人所知的新的社会类型。他建议称这种社会类型为“中央集权制”，并认为不可能再以传统的所有权概念去理解它的根本性质。
如果人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看作是决定性的阶级标准，那么今天的苏联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因为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私有制和/或社会的所有制不提供资本积累，全体人口由事实上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然而，如果人们把统治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那么苏联就是一个由种种利益矛盾所形成的对抗性社会。
依据埃盖特的说法，在法律所有制和领导精英的真正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然而，多数人口和精英之间的矛盾，不是传统的阶级矛盾，因为它并不主要以财产关系为基础，而是另一种社会对抗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埃盖特用比如“准阶级”、“阶级部分”和“领导社会集团”这些概念来描述那些精英。这个统治的“准阶级”的权力是通过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划分而产生的，这是到现在为止所有工人组织和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原因。[119]
埃盖特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应。在这里讨论所有回应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正在改变讨论的性质，而没有发展这一讨论。因此，有一些作者从明显的对立观点出发加入与埃盖特的争论[120]，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是对立不太明显的）比埃盖特更激烈地强调资本主义的畸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将苏联说成是一个“过渡社会”。[121]
汉斯格奥格·康诺特（Hansgeorg Conert，1933-2004）做出了一项创新性的贡献。他更明确地讨论了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命题——在每一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达到某一点就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出发，康诺特试图以生产关系在苏联正迅速成熟来阐明变化的那些条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紧张状态产生的矛盾中，他点出了对于“节省个人的和社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支出”的无能状态。加之，他提到了由此产生的改善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特性的困难，以及生产过程上升的社会化和决策过程缺少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依照康诺特，现代苏联根本的功能性失调尤其是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即无效率和不民主的管理结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122]
大约两年半以后，由于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渡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这件事的推动，《联合》月刊上的争论有了结果。曼弗雷德·谢瓦尔（Manfred Scharrer）[123]的一本很有争议的著作发动了新的辩论，其中一些参与者用比在第一阶段差异更小的方式进行争论。因此，施米德雷尔现在显然更具批判性，他在早期的四年曾依然坚持资本主义的影响对于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继续让我们自己受传统——第三国际的传统——的阻碍，它认为人们不应当忘记俄国革命的敌对环境；资本家们承担全部的罪责；改造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需要时间；这个社会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124]
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施米德雷尔不再谈论“过渡社会”，而是谈论一种独立形态。在这个新社会中，社会团结（其凝聚力）的创建，不是通过断言存在于生产者背后的那种经济规律（像资本主义那样），也不是通过直接的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者是社会过程的目的。这同样产生统治。”[125]
像施米德雷尔一样，康诺特还尝试着手研究作为独立形态的苏联社会。他指出由于过去用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不适合分析苏联社会，因此存在着尚未解决的方法问题。他因此赞成首先研究经验的社会现实，并赞成放弃太轻率地贴上去的标签。[126]
两个文献再次提出了埃盖特最初的短文谈到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分工的主题。一批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官僚统治的最终根源是否存在于泰勒制劳动过程的持续中：“在降低为机器附庸的工人与统治的官僚制中，不可能出现直接的社会化和/或经常提到的‘自由的联合体’。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吃惊。”[127]
政治科学家汉斯·凯泽（Hans Kaiser，1935-1979）和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艾希维德（Wolfgang Eichwede，生于1942年）明确地承认这一思想。他们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想，既包含有基于既定的劳动分工的一种等级制组织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包含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列宁主义的权力理论恰恰内在于这一结合中。毕竟，党的先锋队的意图与该生产过程的等级结构是极其协调一致的。这能够使该党全面取得对工人议会的胜利，而工会则全面取得对遍及整个社会的工厂委员会的胜利。历史的成果是一个具有双重特点的官僚精英：一个对劳动过程执行功能的领导，和一个政治领域的相对自主的统治者。[128]
杜契克及其批评者
受1950年代末以来复兴的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试图用与较陈旧的社会类型的对比来改善他们对苏联社会的洞察分析。尤其是魏特福格尔，如我们早先看到的，他在《东方专制主义》（1957）一书中建立的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联系，是灵感的起源。
有一个时期，1960年代的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1940-1979）[129]在他1974年的论文和随后的文章中提出的理论成了论战的主题。杜契克相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解秘俄国历史和苏联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杜契克赞同魏特福格尔的观点（他在他的著述中赞扬了魏特福格尔[130]），他注明俄国“亚细亚化”的起点要回溯到13世纪鞑靼人征服时期。他说明，自那时以来，这个已在地理和农业上受到亚洲强烈影响的国家，使自己越来越与欧洲拉开了距离。革命前的俄国被杜契克描绘为“准亚细亚生产方式”[131]（一个未加进一步详细说明的标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显示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点，但是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杜契克承认，由于这一命题，他触及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种冲突”[132]，但是，他十分异端，并不把这当作一个问题。
杜契克划分了旧俄国两个发展阶段的界线：从彼得大帝治下开始的一种半亚细亚封建化和在19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半亚细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半亚细亚国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停滞，因为它的半亚细亚基础仍然是决定性的，而以资本主义为模式的工业可谓“散漫分布”在其顶层。[133]农业仍旧是其经济基础，而工业是一种上层建筑。[134]在这些环境中，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观点，必定会是利用农民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业化的反抗作为跳板，实现以农村公社（obshchina）为基础的农业共产主义。[135]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采纳西欧文明为其样板，并推动了早先曾是“散漫分布”的工业化全面加速发展。这一选择并不是一种历史必然；客观给定的这种发展可能性的几率曾经很低，而且从不存在选择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任何绝对必要性。[136]无可否认，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的确意味着与各种旧有关系的最初决裂，但是在1930年前后，“亚细亚专制主义”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确立了自己。[137]由于所有这些“亚细亚特征”，统治阶级巩固了它的掌权位置。这样建立的“亚细亚帝国主义”[138]有侵略趋势，因为它可以通过扩张， 部分地超越它的种种内在虚弱性而生存。[139]
杜契克的著述吸引了许多回应。批判尤其集中在五点上。第一点，它注意到，杜契克没有更严格地定义他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仍然是不清晰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半亚细亚生产方式”术语。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密特（Wolf-Dietrich Schmidt）正当合理地指出，杜契克“与其被当作新社会形态的研究者和揭示者，不如被看作它的发现者”。杜契克的回应，也即他用半亚细亚所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低形式”——这种“农业‘婴儿期形式’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结合——在这一语境中是既不明确也不令人满意的一个回答。[140]
第二点，几位作者提到，杜契克并没有真正分析俄国和苏联，而只局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俄国的某些著作的简单接纳。这引发了下述指责：他用“第二手引文”从事研究，并采取了“非历史的”和“教条的” 研究方式。[141]
第三点，半亚细亚生产方式（无论被理解成什么）的封建形式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构建是极其可疑的。瓦利（Vali）指出，每一种资本主义的形成，最初都是特殊地发生的和非组织性的：
饥荒、衰败等，正好是原始积累的伴随现象，正像今天发生在巴西、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一样，它曾恰好同样发生在英格兰、比利时和西里西亚。如果杜契克宁愿从资本主义在俄国并非“有组织地”发生的设想出发说明问题，那么他难以理解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确
处处都不是“有组织地”出现的。
[142]
第四点，问题仍然是，1917年之前和之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部，到什么程度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成为可能，毕竟，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停滞为其特征的。[143]
最后，布洛伊尔（Breuer）的批评是，杜契克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旧农民公社的复兴）的选择，完全是非历史的和非理性的。布洛伊尔谈及一种未被确证的浪漫主义：它“只能通过不断排除真正的历史来抓住主体绝对的历史权力”。[144]
季敏
如同杜契克一样，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敏（Alexandr Zimin）也加入了这场复兴的关于生产方式的辩论。季敏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他在1920年代曾属于联合反对派（the United Opposition），后来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度过了许多年。[145]他在1970年代发表了许多地下出版物样式的文章，在其中尝试定义苏联社会的性质。[146]与杜契克不同，季敏的目的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作为研究手段使用。因此，季敏并不寻求关注苏联社会中的“亚细亚成分”——尽管他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而选择关注一种在他看来存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欧形态之间的类似。
这种类似产生于季敏本人对历史单线论解释的改变。他假定在人类发展中存在一条“主要道路”，即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典序列。这一主要道路的确有种种变化、偏离和例外，但是作为整体的运动存在着。它的发展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其中一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导向下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原因，季敏坚持他所称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段特点的一般理论”。[147]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适合于这一图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停滞特点意味着，这种类型的社会不会成长为任何东西和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它不具备能使它摆脱束缚它的局限性，可以使之前进到一个更高社会阶段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力量。
[148]
依照季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特点，是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一种失败的过渡的产物。
因此，季敏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澄清了许多问题：
（1）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从一些单线发展的国家中发生一种根本的偏离。
（2）作为这种偏离的结果，有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根本不与单线序列的任何阶段相同，并不构成该序列各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一种偏离的生产方式仍然能够持久而稳定地存在。
（3）这种偏离的生产方式缺乏能使一种发展回归到历史发展主要道路的内在力量。
（4）这种偏离的生产方式在一段时间可以在这个星球的大片地区确立自己。
（5）这一偏离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产生在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发生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样一种过渡可以说还不存在任何经验，因此历史只能创造一个没有内在动力的“混杂的和奇特的社会形态”。
这些结论将季敏引向他的主要观点，以此，他把苏联放置在对历史的广泛清理之中。
正如发生在由前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之间的人类历史的伟大变革一样，在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在那些变革开始了的国家中，变革可以通过对人类历史进步已经准备好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成熟的自然过程的一种违背来实现。这种违背是用对这个形态的一种根本扭曲，从而建立取代它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表达的；这种社会制度虽然稳定，但处处都不导致它的成长和发展，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是停滞的；这种社会制度相信社会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而且如果这一道路不向历史进步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演进更替开放，该社会制度就必须被摒弃。而在第一次大变革年代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占据的地位，相当于在第二次历史大变革的当今时代斯大林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占据的地位，这种社会主义已经覆盖了地球的六分之一，并伴随着微小的变化扩展到其他几个国家。
[149]
季敏的愿景归结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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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主要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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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小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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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阶级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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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共产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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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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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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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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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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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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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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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它陷入了历史的僵局，一个“停滞中”的社会，那里的经济增长显著地低于在当代资本主义或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并且在那里，所有的领域（社会心理领域、知识领域、道德领域，等等）中也都没有实质性的内在发展。
季敏否认阶级这个词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严格意义上存在（他谈到“功能性阶级”），因为如他所言，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可定义的对抗状态。至于苏联，季敏提到一种精英，他将其描述为“一个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准国家代理人的类阶级社会阶层”。[150]
在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苏联社会之间的类似之后，季敏还关注已运行的这两种没有出路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历史境遇。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起源于有许多分裂的和彼此孤立的农村公社的环境，而苏联社会兴起于曾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整体的社会阶段。因此，苏联生产方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一环境的强烈影响。
第二，由于全球相互依赖的缘故，世界不同部分的发展相互强化。部分地由于这一点，社会转型之间的间隔变得更短。
时下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像从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那样是自然而然的，当时一个国家可以维持其社会制度的基础牢不可破长达数百年和数千年，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甚至邻近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相隔绝，而且不受外部的任何影响。这样的自我隔绝现在只能持续极其短暂的时段。
[151]
第三，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被瓦解，但苏联社会的确能够被内部的社会主义趋势所影响，特别是受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影响。[152]
季敏因此觉察到这一主体因素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迅速成长的意义。他并不相信其他一些作者的那种历史必然论：
在斯大林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停滞不前的那个稳定的社会，虽然处处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出现和蔓延，干扰和扭曲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正常顺序，尽管这个顺序被证明是可能的；在历史上，它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它产生的那个地区。
[153]
然而，季敏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评论。
其他例子：索恩-雷特尔、汤马斯和“社会综合体”
在关于苏联的较新辩论中，“社会综合体”的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概念是德裔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1899-1990）提出的。在他的研究《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一个认识论批判》（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1970年首次出版，1972年修订并于1976年出英文版）中，这个概念被定义如下：
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通过他们的行动开始产生的网络。他们如何行动对于该社会网络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他们想什么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为了适应一个社会，他们的行为必须相互关联，而且如果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必须包含至少最低限度的一致。这种一致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但是它必须存在，否则社会将终止其可行性，而且作为他们彼此之间多重依赖的结果，各个个体都会受到伤害。以极其一般的术语所表达的这种一致，是每一社会类型生存的先决条件，它构成我所称的“社会综合体”。
[154]
索恩-雷特尔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类社会综合体。一类是生产社会，它至少是潜在的无阶级社会，通过劳动过程在生产领域组成了一种综合体；另一类是占有社会，它通过生来就不同的以及现世中与劳动过程相脱离的各种活动，形成了一种综合体。在这种社会中，不劳动的代理人占有了劳动产品。这可以通过单方的占有（抢夺、盗窃、贡品，在主动的基础上）或双方的占有（商品交换）发生。[155]索恩-雷特尔尤其让自己致力于对后一变体的研究。在他看来，建立在相互占有基础上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是货币的存在，它是抽象交换的化身（即交换与所交换的东西对等），它构成这一社会综合体。[156]
西德政治科学家雷娜·汤马斯（Renate Damus，生于1940年）在几本分析东欧社会形态的出版物中使用了索恩-雷特尔的社会综合体概念。虽然她尤其关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她经常表示，她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其他东欧社会和苏联。她的出发点是，这些形态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157]毕竟，这种社会综合体不再通过交换发生。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统治的世袭，和因而同时发生的现实的社会化；或一种新形式的统治，以直接压迫为特征。
在东欧形态中，后一选项曾实现过。它由中央计划组成，经济活动曾由此被发动、掌控、阻滞，等等，这说明东欧形态是没有出现过任何资本主义交换的综合体，然而另外也证明它没有真正存在过工人阶级的统治。核心问题是：
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中央集权化、中央计划，还是商品生产被部分废除，新的统治结构都已经形成了，这一类统治结构意味着，政府只是作为生产者实行统治，而不是通过生产者在这些既有的可能性框架中实行统治……
[158]
直接统治只能通过个人依赖性或通过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来执行。在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中，统治的“联合形式”是指如下这种情况：
直接统治，不采取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就只能构想成用个人相互依赖性来表示。因此，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在这种场合必然与直接统治相联系，因为它凸出了被定位在他的私人领域的、生活水平与私人消费相等的被动的公民。
[159]
因此，即使不够清晰，汤马斯也区别了社会结合的四种形式，我以图表将其概括如下。[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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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综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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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交换（非资本主义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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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换（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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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具体的社会化（民主的工人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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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经济的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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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依赖关系（封建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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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象的依赖关系（苏联类型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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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工人在东欧表现为两类人（homo duplex），汤马斯像马克思那样指认了这两类人，即中产阶级（bourgeois）和市民。在现存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依靠交换的社会综合体已被消灭，但是在它的位置上，社会化尚未出现。个人因此是这种权力直接行使的对象。这确实会导致冲突，还会阻碍技术进步，因为民主矫正机制的缺席容易导致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膨胀的后果。[161]因此，事实上，汤马斯将东欧社会描绘为混合形态，其中计划经济、超经济强制和抽象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社会综合体曾被自觉地实现过，但不是民主的。[162]
巴罗及其批评者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1935-1997）[163]的代表作是《东欧的选择》（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1977年第一次出版，其中历史单线论概念衰落的影响引人注目。这位东德异见者的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他尝试把他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与更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观相联系。巴罗明确抵制任何单线发展顺序，并声称，在前殖民时代，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地区（如墨西哥、秘鲁、中美洲、印度、中国、非洲和中东）表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特征。[164]在这里再次看到了魏特福格尔的影响，尽管巴罗在《东欧的选择》中并没有引用他的观点。[165]根据巴罗的观点，世界历史将可以用三线索的图式以广泛的轮廓进行概括，其中，在多样化环境条件的影响下，一种原始文明将自身区分为三种社会类型。这三种次生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主义）并立存在，全都直接脱胎于史前社会。封建主义内源性地为资本主义对它的替代创造了条件。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对停滞，并在佛教学说永恒转动的轮回中找到了它的象征。奴隶社会的核心地区被封建主义 废除之后，封建主义已发展出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的社会在世界范围相互对抗：资本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面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亚细亚的”国家只有两种可能性：屈服于不发达状态和加入“第三世界”，或者采取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发展道路，从而以一种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166]
这一理论可在图表上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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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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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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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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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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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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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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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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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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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的研究，巴罗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他的出发点是，私有财产的废除，如苏联发生的，显然不是万应灵药，因为存在着比资本主义更古老和更持久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城市对农村的统治，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始终视为经济关系的这三种现象，已经提供了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国家这些基本成分，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之前的整个时代就形成了它的历史面貌。废除私有财产与克服劳动分工和国家这两个方面，现在才可能被最终极端赞同资本主义的整个时代所分割。
[167]
当一个国家废除了私有财产时，旧矛盾再度变成最有影响的。既然这样，那么，尤其是“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早期因素再次作为阶级形成的自主因素出现，并且只要这种劳动分工根本还在再生产，就仍然如此”。[168]
巴罗试图运用苏联的例子证实这一解释。他划分了三个阶段的界线：作为一个外围工业化国家的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阶段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时代，和后斯大林主义阶段。
巴罗把革命前的沙皇俄国的生产关系主要解释为农业专制，即带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关系。他提出，在这种架构内，封建社会的关系仍然存在，这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决没有被清除干净，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特别是在城市中。巴罗视野中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像杜契克认为的那样，是在主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相对边缘的现象。巴罗用一个地质学比喻详细说明了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在20世纪初，三种形态在俄国社会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
（1）在其底部，亚细亚生产方式：沙俄帝国官僚制和东正教的国家教会与小农阶级。（2）自从废除农奴身份以来，在它上面，唯有一个半废除的封建形态，然而它从来没有使自己从早期的第一种形态中（即前地主和前农奴处在控制土地的斗争中）完全摆脱出来。（3）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对于少数城镇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工业资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
[169]
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根本消灭了资本家和半官僚、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遗留下来的主要是沙皇制度的农民基础。因此，十月革命主要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
首先是在
仍为一个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第一场
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即使它曾经开启了一个带有半封建半“亚细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
[170]
因此，革命的作用，甚至主要不可能是建设社会主义。反之，它的真正作用是俄罗斯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这实际上是亚细亚的。各种关系的中央集权化、党和国家的融合、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所有这形形色色的一切，只意味着将一种农业专制改造为一种工业专制：构建工业基础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国家权力，不可能导致超过现存结构的任何其他社会结构，而人们越是试图彻底思考苏维埃历史的各个站点……适当描绘一条只要没有最可怕的暴行的界限，并说明指向另一侧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就变得越是艰难。
[171]
巴罗提出四个因素，他称这些因素使这些发展在苏联不可避免。除了俄罗斯（半）亚细亚的过去之外[172]，他还确认了其他三个：（1）帝国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技术霸权对这个国家施加的外部压力。由于它制造的“包围神经病”，这一持续的外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斯大林主义的暴行。（2）原始积累的必要性，这显然不得不涉及许多暴力。（3）生产力自身的敌对特点。生产过程的机械系统不可能已现成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必须从资本主义复制泰勒主义的技术。
当工业化过程完成之际（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东欧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矛盾变得显而易见。最晚自“布拉格之春”以来，所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罗用于东欧形态的术语）如何停滞不前已经显而易见。
对生产机器、对剩余产品最大和最好的部分、对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对分配和消费配置的全面垄断，已经导致了一个官僚机制，它有一种消灭一切主体能动性和将之私人化的倾向。这个新社会的陈腐的政治组织，深深地侵犯了经济过程本身，钝化了它的社会动力。
[173]
巴罗勾勒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历史轮廓，然后试图通过他在东德经历的指引，描绘出这种社会形式更详细的画面。他极其重视作为其分析出发点的“社会综合体”，因此区分了社会劳动内部的两种活动：把社会综合体同等当作目的的劳动（“一般劳动”），和不把社会综合体当作目的的劳动（“特殊活动”）。[174]
巴罗说，这一区分可以应用于体现劳动分工特点的一切社会，其中一个群体支配另一群体。实际上，每一个阶级形成过程都以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这对矛盾为中心。在很古老的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已等同于社会领导阶层的活动。但是，即使在古代生产方式中，大量的智力劳动已不再由统治精英来履行，而是由奴隶们来履行。统治者为他们自己所保留的是社会综合功能。渐渐地，在更复杂的社会中，智力劳动的范围巳经渗透进所有类型的社会部门，以致最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劳动”完成的那种社会综合，只构成了全部智力劳动的一小部分。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社会劳动内部，巴罗区分了五种不同的功能层次：
1．简单的示意图所划分的和辅助的工作。
2．复杂的有专业经验的工作。
3．科学中复制的专业工作。
4．科学中创造性的专业工作。
5．自然和社会总体性的分析和综合。[175]
这些功能层次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阶层形成的基础。当在资本主义和更早期的阶级社会中财产关系决定社会阶层形成时，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形式和局限性消失之后——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样地来自劳动分工。因此，社会阶层的形成起源于劳动过程本身的结构，也起源于社会中管理劳动的结构，就像它被制度化在国家内一样。造成社会阶层形成的同样不是劳动功能本身的差异，而是个人对这一层次化的服从。
通过技术经济和教育政策被制度化的和不断再生的多样领域的划分（主要趋势是走向限制和约束各种特殊功能层面的个人），是在根据劳动分工所组织起来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集体劳动者的那种金字塔组织。
[176]
虽然这样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从多样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起来，但这种社会层化也包括了对抗性。两种矛盾分割了社会。第一，官僚和经济机构顶层与直接从事生产的那些人（巴罗以此包括了大多数技术经济和技术科学专家）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二，生产工人和专家们之间存在的矛盾。
技术、工艺和对物质、机械与劳动时间进行经济控制的需要一起，对抗处在国家资本的地位或功能中的工人，结果，所有的技术经济职员包括专家和甚至最末端的管理雇员，都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和值得怀疑的。
[177]
根据巴罗，人们可以简略地说，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这个生产机构中的中央集权制精英和工人之间，但是，在这个被压迫人口部分的更大群体内部，还存在着专家（功能层面2、3和4）和普通工人（功能层面1）——（见图表）之间的次要矛盾。
中央集权精英
————————
专家
————————
工人 |
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
巴罗认为，东欧社会形势的种种根本变化，只能从中层即专家群体中发生。隐藏在这一想法后面的是如下理念：在所有历史背景中最低的社会阶层都基本上受限于他们的行动范围，因为依靠必然性的这些阶层不可能或不具有综合的社会观。“较低阶层和阶级的直接需要总是保守的，并且从来不积极地期待一种新的生活形式。”[178]
根据巴罗的看法，工人只可能获得工会意识（在这一点上他转向列宁主义）[179]，并且其利益集团并不期待任何新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可能靠它自身的动力解放自己的原因：“如果在一场更全面的社会危机中，一小部分上层阶层或阶级（或一个新‘中间阶级’）更有效地组织被压迫群众进行一场改革或革命，才会产生新观点。”[180]
因此，不是工人，而是专家，构成了历史变化的新主体。专家，尤其是工程师，注定将在下一个阶段掌握社会领导权。诚然，工程师的这种劳动在本质上也还不是“综合性的”。
但是，工程师对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的征服已经赋予了他一种进行抽象的能力，即使这一能力本来只适用于非人类的“纯粹客观存在”，而不是以社会方式思考的自然和技术对象。尽管受机械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限制，这种抽象能力后来还是被运用为主体反思的工具，并因此也成为历史反思的工具。
[181]
具有最高自觉的人（主要是专家）应当被重组在一个新政党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会尝试在所有群体和社会阶层之中，以普遍的解放观建立整体行动趋势的显著优势。[182]在工人们认识到对他们自我实现的制约本质上是社会制约这一条件下，他们肯定也会被允许加入这一同盟。工人一经获得这种见识，他们就会像知识分子那样行动。[183]一旦掌握政权，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通过发展中的阶级与特权阶级中非寄生因素的生产性受雇群体的加速融合”，让这种阶级斗争变得“令人容易接受”。[184]
通过“从上层到底层”的伟大的社会重建，可以实现一种情形，即全部人口都能变成综合的、全面的劳动者。[185]
批判．巴罗视野的宽度和他在被东德当局关押后所获得的名望，确保了他的解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激起了一场广泛延伸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关于东欧社会本质的辩论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在左派中）只对巴罗的书稿进行的公开论战。甚至他最强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的《东欧的选择》一书即使仅仅因为它所具有的政治影响，也是一块最重要的地标。因此，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情巴罗的许多观点的希勒尔·迪克亭，也举例称“关于东欧的这场讨论一度将可能不得不被划分成前巴罗时期和后巴罗时期”[186]。
1977年以来已出版的巴罗的文献是如此广泛，因此，很难做任何简短的概括。在回应与批评的纠结中，无论如何，看起来辩论的确好像集中在许多特定的论题上。首先，巴罗采用的方法是一个讨论点。于尔根·米亚迈斯特（Jürgen Miermeister）正确地观察到，巴罗在方法论层面上反复变化，并且没有任何中介地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显然混淆了这些层面。最初，他从俄罗斯、苏联和它们的半亚细亚基础、沙俄官僚制的历史及其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延续性出发。然后，他突然转到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代现实的讨论，这样做显然是假设从俄国历史推演出来的结构分析观点，可以在“一国的这一半”中直接被认同。然后，巴罗依照这一陈述，把他推演出的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贫困的普遍化中”的结论，运用来推断出他关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替代物。[187]作为必然结果，巴罗也受到了根本的批评，即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苏联社会的超历史类比是从以下这一事实中产生的：他从人类历史的一般哲学观出发，没有特定历史分析的“中介环节”，就得出了直接的政治结论。[188]
尤其是那些未接触到巴罗思想中更深刻的经济学反思的批评者，提出了对“遗漏环节”进行经验分析的批评意见。迪克亭在这一点上提到了“除了那些赞成市场的人之外所有东欧左翼的致命弱点”。[189]正是因为巴罗想要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重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190]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没有冒险越过一些零零散散的虽然有一定启发性的论述。[191]
第二，巴罗关于世界历史过程的总体解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正如薛斯勒（Kössler）曾责备杜契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粗疏使用，施波恩（Spohn）指责巴罗基于一种相当轻率和不充分的思考，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提高到历史过程的普遍力量的地位。施波恩还认为，巴罗的非资本主义工业化概念意味着，当私有财产退避时，新工业仍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连接为一体。巴罗的这一概念应当受到质疑。
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专制国家形式能够从它们历史性的落后中也即发达的世界市场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它表现出独特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历史上非常多样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一种特定结合。走向非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范畴在历史上也是不明确的，此外，它假设一种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立性和一种原则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实际上这在历史中是不可能成立的。
[192]
第三点批评是，巴罗把斯大林主义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中，这一观点引发了强烈异议。巴罗关于斯大林主义专政在十月革命中已经以萌芽形式出现的观点受到曼德尔的指责，他指出，这一理论正像“从1919年1月以来或最迟从1929年华尔街崩溃以来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都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观点一样，是不科学的。[193]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的观点沿袭了类似思路。[194]丹尼尔·本萨迪（Daniel Bensaïd）更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他说，如果巴罗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1917年10月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新类型的革命（在经典意义上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打开了通往一个新的过渡期的道路。”在这样一种观点中，他直接发现了“官僚集体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旧遗产。[195]工人可以成为一场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努力的社会历史结果却不是必然地肯定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种可能性对本萨迪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相比而言，早先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成员的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明确地为巴罗的观点辩护。巴罗的历史必然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仍然未讨论革命后俄国的客观关系严酷性的根源，以及在那些条件下“主观因素”能够具有什么效力。[196]
第四，在社会主义者圈子中通常的一种批评是，巴罗忽视了东欧工人阶级战略上的能力，因为他期望的文化革命的驱动力是知识阶层。很多作者都赞同，以这种方式设计一个“自来上层的战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污蔑巴罗是一个技术专家统治论者，而技术专家的制度如果实现，将会导致更多的异化和非人性化。
资本主义管理的执行者，在每个角落和缝隙中破坏我们生活的那些人，是巴罗想要提升为担任领导角色的革命精英的那些特殊的人。这些人是城市计划的专家，他们在交通、步行区、购物中心已经把我们的日常城市生活整理成为脱离生活现实的机器。正是与巴罗同类的劳动组织者本身，他们现在还提议在信息工厂中消灭雇员资格的最后残余。在巴罗求诉于各种专家的资格时，他恰恰提出了对管理资格的诉求。
[197]
另一些人否认，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驱动力，就能够超越一个工业的等级制社会，并因此把巴罗视为一个无能的反对派，认为他不能看穿当前历史时期的动力学。[198]但是，仍然可以把巴罗描述为要么是“技术专家统治论者”，要么是“改良的共产主义者和策略家”（曼德尔）式的“革命者”，他在总体上强调了工人阶级的极大重要性。
最后，人们对巴罗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析存在着种种保留，而对他关于当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功能分析更普遍地存在着种种否定。贝基霍尔斯（Bögeholz）特别批判了巴罗的如下观点，即能够从生产力结构中推演出职位任命的金字塔（以及最高层次的一般劳动），而且最高职位的任命已被迫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总体化。贝基霍尔斯认为，这一理论意味着，在现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明显有一群人，他们已经以自觉的方式驾驭了社会。这种解释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一方面有人认为，它因此排除了不受任何人为控制的社会关系的“天然”现象，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可以从这一推理中逻辑地总结出：现存精英的“恶意行为”成为了所有不公正的唯一根源。[199]
施米德雷尔
西德政治科学家厄休拉·施米德雷尔（Ursula Schmiederer，1940—1989）批判了汤马斯在争论中提出的综合理论，认为它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所产生的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是相当薄弱的。[200]尽管如此，汤马斯的方法的确影响了它的批评者。与汤马斯相比，虽然批评者较少抽象地和绝对地提出这一难题，但是，这个综合性问题（什么保证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团结?）明显再现于施米德雷尔等人的著作中。[201]施米德雷尔等人的基本设想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在一个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一般化的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总体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场导致一个由（社会主义）生产者的自觉意志所支配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变革，才是可以想象的。
在俄国（或中国）存在的革命前的社会形势，无论如何不是这种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包括主体和客体的所有人团结的总体性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概念的意义上”，社会（Gesellschatft）并不存在。[202]由于世界市场的压力，俄罗斯更多地是一个结构畸形的社会，它在国际上拥有相当可观的实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相当脆弱的经济。一方面，始于19世纪初的工业化创造了一个与过度膨胀的国家有强大联系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它不具备执行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即建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能量和自主意愿。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这一既定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203]
这样，十月革命成了一个有点两面性的事件，因为，一旦忽视了资本关系，就没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因此，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团结因素（一种综合性状况）的历史必然性，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基于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团结因素不可能是经济的（如资本主义中的市场），但必须是政治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成为了这一因素：“既然社会化的必然性不是天然地也不是有意识地存在于生产者当中，那么，该党承担团结和领导社会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地产生了。[204]
生产能够沿着直接的和权威式的路线实现社会化，而其他的私人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继续存在。因此，苏联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不具有资本主义所传承的自由的特征。一方面，因为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掌控（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存在对那些生产资料的任何集体占有），故而没有掌控生产资料的自由。另一方面，因为每一个人都直接地和共同地依赖国家，工人不再得到摆脱个人依赖性的自由。
特别是，施米德雷尔等人仍然最终认识到了巴罗和汤马斯所指出的苏联精英的同样特性，他们提到了一个“统治阶层”。他们也相信，这一精英层以自觉的方式领导社会发展，不受个人兴趣的指引，“而是为了走上一条崎岖不平和始终摇摆不定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205]因此，最终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是精英的自觉意识。赫林（Herein）解释了，为什么施米德雷尔等人用苏联精英与中国精英相比较，并认为中国精英的确比苏联精英“更好”。尽管如它所强调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结构条件是可比较的，并且两个国家都必须对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统治优势和“社会个体”的不发达状态，但是人们可以由此获知，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如何能够与不同的发展观相结合。[206]
施米德雷尔等人的文稿并未得到值得注意的回应。
迪克亭及其批评者
汤马斯、巴罗和施米德雷尔等人的研究都已说明，经济过程的自觉调节在苏联是“从上面”发生的。正如一位支持他们的作者对此所进行的简洁阐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走向消灭经济的决定性统治的第一步。……社会化行动启动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首要地位向政治学的首要地位的转变”。[207]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希勒尔·迪克亭（Hillel Ticktin，生于1937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208]从1973年起，他尝试根本不假定有任何计划这样一种先验性来分析苏联经济。从当代苏联经济的特征是人力、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巨大浪费这一发现出发（他用开篇文章[209]大篇幅说明的一个现象），他问自己，这种浪费，这种看起来不可阻挡和因此深深扎根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当即反对许多东欧和西欧专家的观点，即这一现象是缺乏各种市场导向力量的直接后果。相反，迪克亭在市场力量的强化和重新引进中觉察到一种反民主的趋势，它可能会恶化工人阶级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210]
因此，他对无效率的解释建立在与正面的市场推理完全相反的基础之上：无效率的存在，恰恰是因为苏联不民主的计划，它导致了浪费，并在事实上导致了所有此类计划的不可能性。关于苏联，迪克亭提及一种不是按计划而是“行政管理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精英拖了发展的后腿，并且对社会生产最多只有很微弱的控制。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编制”“实际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议价过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个警察管辖的过程”。[211]
按照迪克亭的分析，这个制度的种种根基奠立在1920年代，由于该国的经济落后状况和该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这种孤立状况，当时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明显出现了矛盾。因为计划编制和市场趋势加剧的紧张状态，克服这一矛盾成为当务之急。强制的集体化和强制的工业化成为其解决方案。当时，官僚体制将自己提升为一种超越这些矛盾的“波拿巴主义”权力，同时将各种矛盾封闭在体制内。
它把自己构造为新的权力精英，把各种行政管理手段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有效地摧毁了所有反对势力，如此彻底和如此深入的直接肉体消灭和间接原子化过程，致使该政权独享了它凌驾于全民之上的权力。
[212]
新精英行使驾驭经济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无可否认是浪费的，因为所有计划都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而在许多执行层面上出现了瓶颈。
该生产组织形式的各种绝对优点压倒了发生在其早期的庞大浪费。而且，榨干了工人阶级的那种持续高水平的剩余，掩盖了这种增长的浪费性质。
[213]
在经济通过工业化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精英对整体形势保持细心关照的能力减弱了。
更密集和更复杂的，是这种经济较长的指挥链条，而更不被理解的是这些管理者的工作，因此，各种扭曲失真及其所占比例的分量也更大。
[214]
因为计划必须建立在多数（即工人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因而苏联的“计划编制”只能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结果导致中央计划制定者的指令，只有当它们结合了个体的个人利益时才会得到遵从。因此，苏联社会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只有一个运动规律起重要作用，而是两个运动规律发挥作用：一个是“组织规律”，另一个是“私人利益的规律”。[215]
精英阶层和工人阶级都被原子化、碎片化为无数的个体。因为他的角色，精英被迫在两条前线进行战斗。一方面，精英作为社会集团必须为再生产它的特权地位而战，而另一方面，精英集团的成员作为个人必须在内部作战，以维护他们的个人地位和确保被提拔。工人阶级也被原子化了，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工会和任何其他权威性政治组织。工人阶级只能以消极方式（通过产出很少，或者通过提供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产品）影响生产。因为每一个人，包括精英和工人阶级，首先追寻他们自身的利益，任何有效的政策都无能为力。事实上，社会剩余产品不为任何人所真正掌控。工人们对于剩余产品只有消极的影响力，而精英具有部分的积极影响力。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
这种剩余是什么，它在什么地方和它有多大，没有任何方式能使精英们给出能完成的指令。就像必须要确保服从各个部委的最初意图那样，要顺着这一服从关系的链条把全部指令下达给形形色色的个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216]
结果，生产领域的矛盾主要不再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构成，而是包含于使用价值本身。
矛盾存在于使用价值本身。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在许多方面是有缺陷的，因而它本身属于一种特殊类型。一部分产品是如此差劣，因而它实际上是无用的。另一部分是可接受的，但是因为各种故障，缺少备用零件，或不管由于什么原因，额外成本不断产生。第三部分也许它本身没有缺陷，但是由于它运作的方式它很快地与其他剩余产品相雷同了。
[217]
这种控制剩余产品的无能，恰恰是迪克亭认为称那些精英为一个“统治阶级”毫无意义的原因。私人利益和组织之间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有决定性意义，也在精英自身内部表现出来，因此造成了这个精英社会集团的高度不稳定。更为特别的是，迪克亭将这种精英形容为：
一个被卷入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并对所榨取的剩余产品具有局部支配权的社会集团，但它唯有用政治措施的形式，包括运用国家作用，才能维持其剥削。
[218]
因此，苏联社会在总体上是一个不稳定的和混合的结构，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错误起点”。
它没有作为生产方式的生存能力，但是执行特殊的任务，并拥有自己的剥削统治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认为，这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然而工人国家论者认为，它们是处在社会主义的最低的和畸型的阶段；官僚集体主义论者认为，它是一种新生产方式，统治集团在其中有效地拥有生产资料。这些观点无一能提供一个关于这些社会发展的理论。它们总的来说没有超过对一种政治类型的简单陈述。
[219]
对于为什么十月革命最终成为一个“错误起点”的问题，也即整个发展所发生的世界历史背景问题，迪克亭的著述仍未回答。
对迪克亭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两个内在相互联系的要点上。各种各样的作者都认为迪克亭夸大了苏联的浪费。曼德尔说，如果情况真像迪克亭所说的那么惨，那么，苏联如何能够在一代人的历史空间中把自己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认为“苏联的中央经济特色”是增长加浪费，将会更正确，无论是（“增长中的”）浪费的增长，还是除了增长中的浪费以外的真正的增长。……这种观点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与基本上是浪费的和所剩无几的停滞蜕化的社会（比如衰败中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某种社会。
[220]
另外已提到，两个经济部门在苏联实际上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与资本主义相比，军事工业部门的确提交了“高质量”的产品，而民用部门被浪费所困扰。这样，苏联经济被认为既有效率又无效率。[221]
根据克林格（Klinger）的说法，苏联以有效率和无效率的两种部门为特色，本身就是其精英可以绝对驾驭社会进程的迹象之一。因此，社会发展成了有意识的定向过程，而人们不再可能清晰地谈论“在生产者背后的后面”形成的“运动规律”。该制度具有的唯一动力，是中央层面的决策和指令。如果缺乏这些指示，经济就会慢慢停顿。总体性机能的主要前提是人口大多数的忠诚。如果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精英的行动领域仍然只受“它自身作为决策中心的权力界限”所限制。[222]
随着真知灼见的不断提出，可简单归纳有关苏联的最新争论的核心主题：如果精英不是一个阶级，并因此不受基于阶级矛盾的社会形态的传统规律的制约，那么，这意味着精英阶层自动自觉地掌控这一经济进程（指那种可被归咎为“错误政策”或“恶意行为”的令人反感的发展），还是意味着精英阶层受制于与这一事实（即精英因其固有趋势，构成了彻底官僚化社会的唯一顶层）有关的其他“规律”？
匈牙利的“新左派”
在1960年代期间，围绕乔治·卢卡奇形成了一个以“布达佩斯学派”而知名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圈子。这一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德列斯·希基达斯（András Hegedüs）、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乔治·马尔库斯（György Márkus）及其他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东欧社会主义的批评都是相当温和的。[223]在1970年代，他们许多人的生活仍然处于艰难状态，所以在1977年前后他们暂时地或永久地移民西方。
然而同时，年轻一代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崭露头角，他们有些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反对派。
哲学家乔治·本斯（György Bence，生于1941年）和约翰·基斯（János Kis，生于1943年）在上述知识分子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布达佩斯学派决裂，支持“激进改革”战略。[224]本斯和基斯作为苏联的批判者在西方出名，当时他们以“马克·拉科夫斯基（Marc Rakovski）”为共同笔名，在《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月刊[225]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批判的文章。[226]其后不久，他们又以《走向东欧的马克思主义》（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为题，发表了对东欧社会更大范围的批判。[227]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们为如下主题辩护，即苏联类型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独特的阶级社会。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社会，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单线论）图式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
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传统结构。……无论哪一种历史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了关键作用，他都没能避免主宰他那个时期的社会科学的单线进化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结构内部，没有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任何地位，它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演进轨迹，不仅是沿着同一路径的一个较早或较晚的阶段。
[228]
显然，那个时期前后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渴望，也影响了其他匈牙利知识分子。1974年，经济学家伊万·索尼（Ivan Szelényi，生于1938年）和小说作家乔治·康拉德（György Konrád，生于 1934年）已完成了一部手稿，他们试图对苏联类型的社会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但这部著作的出版受到了阻碍。1979年，《走在通往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一书才真正与广大公众见面。[229]
康拉德和索尼在他们的研究中比较了三种社会形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处指苏联类型的社会）。然而，他们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这些社会定义为生产方式，而宁可借助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济融合模式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230]如我们所知，波兰尼区分了四类经济制度：家庭经济制（专制的）、互惠制（均衡的）、再分配制（中央集权的）和基于（市场的交换）制度。[231]康拉德和索尼采用了这些区分，然后区分了再分配制度内部的两种变体：传统制度，通过传统将分配重心合法化；现代制度，合理地证明分配重心的正当性。[232]他们将第一种再分配制度等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将第二种等同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用图表将康拉德和索尼所区分的社会形式表示如下：
| | 亚细亚生产方式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
| 经济模式 | 再分配 | 交换 |
再分配 |
| 合法性 | 传统的 | 理性的 |
理性的 |
| 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 融合的 | 分离的 |
融合的 |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分享了其他两种制度的特点，但是，用本斯和基斯的术语，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社会。[233]在这一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内，每一件事都依赖于知识。无论谁想要归属于再分配精英，他必须具备专家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地实行这一能力，他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赫林提出了为什么苏联类型的社会是以两分的阶级结构为特征的理由：
在一极是一个占据再分配者地位的正在进化的知识分子阶级，在另一极是一个生产社会剩余而却没有配置它的权利的工人阶级。……人口总数始终较大的一部分必须被归属于中间阶层。
[234]
虽然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已存在，但知识阶层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统治阶级。康拉德和索尼（附带说说，他们并不总是始终如一地使用他们自己提出的范畴）区分了其成员能够自己进行重要决策的“统治精英”和一个更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权力都建立在已提到的第一个集团的基础上，但是随后这些精英也尝试拉拢大部分知识阶层。
然而，在将全部权力不正当地归属于自己的过程中，统治精英把存在于知识分子阶级内部的冲突内在化了；……如果它想要稳固它的权力，统治精英必须达成与知识分子阶级的妥协，放弃它的垄断权力，并满足于分享统治制度中的权力霸权。
[235]
这样，知识分子在工作地位（in statu nascendi）中是统治阶级。[236]
在1970年代中期移居西方的“布达佩斯学派”的著名成员，适时地阐明了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批判，这些批判比他们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时期所进行的批判更激进。在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éher）[237]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之后，费赫尔、赫勒和马尔库斯[238]于1983年共同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对需要的专政》（Dictatorship Needs）。[239]这是一本合并了许多早先尝试的著作，阐述了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这些作者不仅关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关注法律、意识形态和哲学。在这里，我只去检验两个第一次提到的问题。
费赫尔等人明确地否定蜕化的工人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等理论。虽然他们认为，这些精英已将自己强化为一个独立的、同质的集团，[240]然而他们仍然关注这一集团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部机器的成员不受约束地依靠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据的地位，以一定的方式行动；他们必须自觉地遵从该机器先前设定的那些规则和目标，否则他们将会受到制裁。……这种社会构成类型（与阶级的情况完全相反）建立在绝对组织化的集团〔“公司（企业）”〕超越个人的首要地位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一点使得阶级分析的核心目标——处于相同的客观地位中的个人如何实现共同的意识和组织的问题——对于这些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言是无目标的。
[241]
费赫尔等人因此相信，组织的概念能够取代阶级的概念，履行有用的分析功能。正如里齐和一些人所称，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不是官僚的集体财产，但同样是官僚组织的财产。这些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就类似于封建制欧洲的教会，两者的财产都是共同所有的。[242]
正像迪克亭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费赫尔等人着重强调了由这个组织导致的经济的“无政府”特色。他们指出，计划是完全没有效率的，并且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命令经济包含了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对立面”。[243]在他们看来，整个制度在根本上可以幸存，尤其可归因于除了官方经济以外，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它通过（小）私有企业和一种通过联系、友情等的关系经济组成，这些经济体非正式地“调节了”所期待的物品供应（包括生产资料）。结果，一种“灰色的”二次收入再分配产生了，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是生产资料的再分配。[244]
面对共同的统治集团，存在着一个非组织化的、不定形的直接生产者集团，与精英相比，事实上，现在他们不可能被描述为一个“阶级”。这个较低的阶层已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可能在爆发的反叛中起义，但似乎重要的是，在镇压这种反叛之后，表面上几乎完全崩溃的统治机器能够再度迅速恢复它的权力。[245]
总而言之，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代表了苏联类型社会的本质特征：这部机器依照“自我想象”去塑造社会的尝试（精英的同质化），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分裂，以及由劳动的社会分工构成的多维度的集团利益。[246]
坎佩亚努
1980年，用笔名费利佩·加西亚·卡萨尔斯（Felipe García Casals）写作的一个东欧异见者发表了许多极其抽象的“论融合社会文集”（‘Theses on the Syncretic Society’），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提到当时关于生产方式“接合”的争论思潮。[247]后来才发现，隐藏在笔名加西亚·卡萨尔斯后面的是罗马尼亚人保罗·坎佩亚努（Pavel Campeanu，1920-2003）。[248]
如同卡罗等人所做的，坎佩亚努将不发达现象作为出发点。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发达国家，主要存在三种“选择”：默许，这意味着不发达的继续；通过确立一个新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例如德国和日本）；或者列宁主义的革命，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正如历史所教诲我们的，人们集中关注最后提到的这个列宁主义战略的任务。
它推动了对国际帝国主义统治和国内资本主义统治的持续消灭；它推动了加速的工业化；但是，它没有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有效转变。
[249]
坎佩亚努的列宁主义道路是“融合的”：结合了来自不同社会类型的因素。革命的社会结构被强制灌输到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导致了“脱节”，即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一个第三因素即承载这一矛盾后果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必要的。因此，社会总体上缺少一种有机的内在结合：“未成熟的社会主义体现为一种非体系，其目标是通过使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而不是其他方式的进展）和谐化而成为一种体系。”[250]这就是在当时为什么通过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能获得真知灼见的原因。尤其是在那些环境下，能否有针对性地应用“生产方式”概念，是令人怀疑的。
坎佩亚努通过指明这些因素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中的结合，阐明了他的论题。对于社会主义因素，他逐条说明，其中，缺少一个统治阶级；还缺少诸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娱乐设施等相当多的因素；缺少伟大融合的能动性；等等。对于资本主义因素，他概括为:强迫出卖劳动力，工资形式，日用消费品的市场分配，工资劳动者对决策影响的缺位，等等。对于前资本主义（封建制度的）因素，他列举出，缺少有效的工人组织；与技术可能性相比低下的劳动生产力；个人依赖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在进入一个过程时产生了 ：
各式各样的生产方式……连接在一个独立的经济过程中。因此，经济的融合性不在于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反在于单独运行的生产方式的异质性。
[251]
第五节 总结
1968年以后的时期见证了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关于苏联本质的最广泛、最多样和最激烈的辩论。虽然围绕格卢克斯坦（Cliff）和托洛茨基-曼德尔的旧思潮的理论发展停滞了，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构想提出来了。受毛主义鼓舞的作者如霍姆伯格、尼古劳斯、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为国家资本主义解释的一个新观点辩护，这一新观点特别是在两方面与较旧的变体不一样：（1）苏联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日期不再被确定在1917年或1929年左右，而是大约在1956年；（2）苏联的资本主义不再被定义为某一大资本，而是定义为许多受国家保护的小资本的集成。
“官僚集体主义”的几个新版本也得到描述。他们比里齐、伯纳姆、沙特曼等人更激烈地强调所谓的新统治阶级的独特特征。比如，据称官僚集体主义拥有一个并非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基础（斯托扬诺维奇），据称它在资本主义所构建的阶级的意义上不是一个阶级（范赞和迈奇奥瓦），并且据称它并不具备一种内生机制（斯威齐）。
然而，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强力复兴了那些把苏联描述为一个独特社会的理论解释，尽管据称那里缺乏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不属于一个阶级的”解释思潮包括了许多变种，发展出许多观点，可以部分地包括在新一代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中。因此，许多作者描述了沙皇俄国的不发达（被一些人确定为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和这一“新制度”的崛起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个理由，后者可以被视为一种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权力（卡罗、梅洛蒂、杜契克、巴罗、施米德雷尔等人和坎佩亚努）。
第二，许多作者把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或矛盾的一个方面，强调为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埃盖特、S.Z. 乙图宾根、艾希维德和凯泽、汤马斯、巴罗、康拉德和索尼）。
第三，注意力聚焦在苏联经济的结构不平衡上：据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增加的无效率和浪费之间存在着一种上升的矛盾（卡罗、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康诺特、迪克亭、费赫尔等）。一些作者竟然将苏联的特色描述为历史的绝境（季敏、迪克亭）。
然而，关于政治精英是否有意识地引导了该社会过程（汤马斯、巴罗、施米德雷尔等）和精英的领导能力是否由于结构原因受到严重制约（迪克亭、费赫尔等）的问题，各种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1] Sweezy, 1968, p15.
[2] Cliff, 1948a，第95页；2003年重印本，第88页。
[3] Binns和Hallas，1976年，第23-24页。这一文章是对Purdy出版于1976年的一本书的一个回答，是对攻击克利夫的分析的致歉声明，并且在这样做时，运用了恩斯特·曼德尔阐述的观点。关于Purdy，也见Law 1976-1977。
[4] Binns and Haynes 1980.
[5] 事实上，哈洛斯在这里与克利夫观点相左。克利夫写道：“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直接从一个中心进行管理的大工厂，如果所有劳动者实际上直接接受了必需的产品，那么法律在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与雇佣者—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本质上将会没有任何不同”。Cliff，1948a, 第97页；2003重印本，第89页。
[6] Hallas, 1980.
[7] Callinicos, 1981.
[8] 传记细节见Dingel, 1981；巴克米勒（Buckmiller）在1981年写了一个全面的传记。
[9] Mattick, 1962.
[10] Mattick, 1969, p. 283.
[11] Mattick, 1969, p. 289.
[12] Mattick, 1969, p. 284.
[13] Mattick, 1969, p. 290.
[14] Mattick, 1969, p. 290.
[15] 在后一阶段，中国领导层通过宣布美国是一个腐朽的、正在衰落的资本主义，而苏联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将该理论精炼化。依据这一基础，同美国合作在几年后被合法化了（见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和与苏联的敌对状态）。1974年，伴随着“三个世界”理论，据此莫斯科的“霸权主义”是人类的主要敌人，中苏关系达到最低点。
[16] Huberman & Sweezy 1961.
[17] Huberman & Sweezy 1963.
[18] 关于斯威齐，（1973年，第130页）论及一个“从一种主要起源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式，到主要从毛主义的和古巴的观点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种范式的运动”。第一范式——他直到1956年匈牙利起义时都一直以极大的信心使用的范式——在怀疑、觉醒和重新评价的间隔期——大约是从1957至1960年土崩瓦解了。在1960年春天访问古巴之后，斯威齐开始发展第二范式。
[19] Szymanski 1979, p.7.
[20] 霍姆伯格1924年成为瑞典共产党（SKP）党员。除了别的工作以外，他是共产国际驻英国代表和瑞典共产党党报《工人报》（Arbetartidningen）的创办者。1950年，他登记成为该党不受限制的党员，并因儿童读物的生动写作而出名。1960年前后在中国逗留两年之后，霍姆伯格成为瑞典的毛派先锋。1967年，他与他的夫人共同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导向的组织，并随后领导了毛派报纸《火星报》（Gnistan）。见“作者简介”，载于其德文版（Holmberg 1974, pp. 160-160；Anon, 1981b.
[21] Nicolaus, 1975.也见《革命联盟》（Revolutionary Union），1974年。
[22] Holmberg 1974b, p.141.
[23] Holmberg 1974b, pp.141-2.
[24] 也见1976年Frühling的批评。
[25] Bettelheim 1970a.
[26] Bettelheim 1974, 1977, 1982, 1983.
[27] Bettelheim 1970, p157.
[28] Bettelheim 1974, pp.7-56.
[29] Bettelheim 1970a, Vol. II, p.8.
[30] Bettelheim 1970a, Vol. II, pp.26-35.
[31] 贝特尔海姆本人在1970年代末还是与中国保持了距离。（见Bettelheim，1978年）在1985年，贝特尔海姆认为，资本主义普遍存在于整个世界。（Bettelheim，1985年，第44页）这并不影响他对苏联的分析，至多它是指，对这个国家所提出的图式，现在还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虽然有一些修正。
[32] 这些个人观点是在几本不同的著作中形成的，见Chavance, 1977和1983；Bettelheim, 1983和1985。
[33] Bettelheim 1982, p.14.
[34] 这场辩论从1968年斯威齐评论开始，到贝特尔海姆的回应，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下半期。
[35] 一些重要的著作是: Mandel 1970b, Chattopadhyay 1972, Dallemagne 1972, Miliband 1975, Ticktin 1976, Damkjǽr 1979a。
[36] Callinicos 1979。
[37] Sweezy 1970.也见 Stuurman 1979, pp.80-3。
[38] Dallemagne 1972, 段落II-A-2; Nair, 1972。
[39] Ticktin 1976, p.23. Mandel 1970b.
[40] Ticktin 1976, pp.32-4.
[41] Sweezy 1977c, pp.11-2.
[42] Mandel 1970b.
[43] Mandel 1970b, p. 16.
[44] Sweezy 1985b.
[45] 对意大利工人主义思潮历史的叙述，载Rieland 1977和Wright 2002。
[46] Leo 1970。也见 Leo 1977。
[47] Novack 1968.
[48] Mandel 1968a, p. 276. 在第283页，有对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经济”所做的参考注释。
[49] Mandel 1973a.
[50] Mandel 1979-80, p. 117.
[51] Sweezy 1978, pp.7-8.
[52] Biro 1969, pp.5-6.
[53] Harman 1969-1970. p.38. 该段中的引文取自Mandel 1969, p. 11。克利夫的学生哈曼提到“对抗俄罗斯外部的统治阶级的压力”是一个可以解释苏联社会动力的因素。
[54] Meikle 1981. p. 110. 这一批评其实反映了托洛茨基自己的一个意见：“今天的苏联经济既不是一种货币经济，也不是一种计划经济。”Trotsky 1933b, p.221.
[55] Ticktin 1979-80b, p.132.
[56] Ticktin 19793, pp.36-7.
[57] Mohun 1980, p.282.
[58] Mohun 1980, p.240.
[59] Mohun 1980.
[60] Mohun 1980（p. 242）介绍了他的比喻:“暗示性的而不是同构的，为了达到对一种全新历史过渡的内容的理解，涉及某些矛盾的形式”。
[61] Mohun 1980, p. 240.
[62] 与马克思相比：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资本发现劳动时资本统摄劳动过程，更确切地说，它接管一个现存的劳动过程。……通过不同的和更陈旧的生产方式展开了（也就是，形式的统摄）。……如果劳动被资本统摄以后，这些传统既成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过是那个统摄的渐进的后果。在那些感兴趣的资本家眼中，劳动可能变得强度更大，其持续时间可能延长，它可能变得更连续和有序，但是，在它们本身，这些变化并不影响实际劳动过程、实际工作方式的性质。”（Marx 1976，p.1021）实际的统摄意味着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建立，和同时“在各种生产代理人之间和首先在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相应的生产关系”。（Marx 1976, p. 1024）
[63] Mohun 1980, p. 241.
[64] Mohun 1980, p.241.
[65] Mohun 1980, p.268.
[66] Mohun 1980, p.273.
[67] Mohun 1980, pp.283-4.
[68] Mohun 1980, p.282.
[69] Mohun 1980, pp.285-6.
[70] 关于斯托扬诺维奇，见Stojanovic 1973“译序”。关于“实践派”集团，见Markovic 1975；Markovic和Cohen 1975。
[71] 见例如Stojanovic 1967；Pe uli的回应，1967；和斯托扬诺维奇的回答，Stojanovic 1968。
[72] Stojanovic 1973, 1969年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出版。
[73] Stojanovic, pp.40-1.
[74] Stojanovic, p.39.
[75] Stojanovic，p. 49.
[76] 见第五章，本书第166页注①。
[77] Rizzi 1967. 在1960年代初，里齐再次得到了自己听说的几本书。除其他外请参阅Rizzi 1962。
[78] Carlo 1971. 我对这个版本不理解，因此，我引用同一标题的重印版，1975年，第85页；英文版，第55页。
[79] Carlo 1971, p. 85；英文版，第56页。
[80] Carlo 1975，p. 85；英文版，第56页。
[81] Carlo 1975，p. 95；英文版，第63页。
[82] Carlo 1975，pp. 107-9；英文版，第71-72页。
[83] Melotti 1971, pp.146-7; 英文版，第149页。
[84] Melotti 1971, p.147; 英文版，第150页。
[85] Carlo 1972，pp. 85-6.
[86] 对其背景信息，见：Howell 1981。
[87] 特别是见：Thompson and Lewis 1977。
[88]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89]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3. 这一段可能是安东尼奧·卡罗撰写的，但范赞和迈奇奥瓦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的确明确地批评过梅洛蒂，依据范赞和迈奇奧瓦的“纯粹的形式”，他们与那些意大利人的理论相似性在于，他们并没有设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前存在”。（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与梅洛蒂相反，他们把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些国家而不是伊朗和埃及看作是国家集体主义的。
[90]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11.
[91] 关于第三个观点（资本主义的压力），范赞和迈奇奥瓦提出了一个与克利夫相似的观点：“的确，该观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和有用的见解。然而，我们感到，当它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论题的基础观点时，它所有的观点都土崩瓦解了。
[92]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15.
[93] 在“大火焰"内部，就范赞和迈奇奧瓦作品的出版，爆发了辩论大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立场，从支持（Bill Campbell）、部分赞同（国家集体主义不可能出现在发达国家——保罗·汤普森），到来自致歉视角的否定（Gavin MacLean）。见Big Flame 1980。
[94] 经济学家斯烕齐，熊彼得的学生，在度过最初的“全部哈佛生涯：本科生、研究生和经济系讲师”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演变成左派，随后使自己投身于经济学界；1947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直到1960年代，斯威齐在政治上都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见Jacoby 1987, pp. 177-8 Foster 2004；Howard and King 2004。
[95] 也见第六章第一节。
[96] Anon. 1963.
[97] Sweezy and Huberman 1964. p.588.
[98] Sweezy 1968.
[99] Sweezy 1970, p. 19.
[100] 他与贝特尔海姆的冗长争论出了名，而它的组成部分重印于Sweezy and Huberman 1971。
[101] Sweezy 1976b, p. 16.
[102] Sweezy 1978.
[103] Sweezy 1985a, p. 108.
[104] Sweezy 1985a, pp. 109-11.
[105] 如在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 1961年创刊）和法国杂志《思维》（La Pensée，1964年创刊）上刊登的《在其他的事物中》所展示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生产方式演进替代的辩论。
[106] Arthur 1972，p. 185. 阿瑟的这篇文章是Biro 1969的修订版。
[107] Arthur 1972，p.190.
[108]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中他完全把苏联看作是虽有缺点但仍然值得保卫的国家（Arthur 1972，p.190）。
[109] 社会学家纳维尔在1920年代属于著名的法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他从1925年至1928年是共产主义者，然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直到1939年。他是1938年第四国际和1960年统一社会党的联合创建者。见Navillel 1987年自传的片段，以及Düll 1975，pp.235 - 352和Eliard 1996之中关于Naville思想的总的看法。
[110] Naville 1970, p. 152.
[111] Naville 1970, p.180.
[112] 那至少是恩斯特·曼德尔的描述，载Mandel 1970b, p. 21。
[113]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19.
[114]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22.
[115]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p.28-9, note 17.
[116]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22.
[117]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31.
[118]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p.51.
[119] Eggert 1973.
[120] Haumann 1974；Meyer 1974.
[121] Schmiederer 1973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后效应”，而Altvater 1973说，称苏联为过渡社会是“根本正确的”。
[122] Conert 1974.
[123] 为了引发讨论，编辑们在《联合》月刊第84期（1977）重新发表了Scharrer 1976. 尽管其中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公平的批评部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谢瓦的中心论题是，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是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解释的牺牲品，导致“对计划的合乎逻辑的迷恋”，即使该计划对工人的压制比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更野蛮。
[124] Schmiederer 1977.
[125] Conert 1977.
[126] SZ Tübingen 1977.
[127] Eichwede and Kaiser 1977.
[128] 更多的自传信息载Chaussy 1983. 并载Miermeister 1986。
[129] Dutschke 1974; Dutschke 1977; Berghahn and Dutschke, 1977-8; Dutschke 1975.
[130] 魏特福格尔“属于极少数的那种以一种有局限性的方式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亚细 亚概念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Dutschke 1974，p. 27，注释15。
[131] Dutschke 1974，p. 55.
[132] Dutschke 1974，p. 55.
[133] Dutschke 1974，p. 77.
[134] Dutschke 1974，p. 116.
[135] Dutschke 1974，p. 122-4.
[136] Dutschke 1975，p. 269.
[137] Dutschke 1977.
[138] Dutschke and Berghahn 1977-8，p. 82.
[139] Dutschke 1977.
[140] Schmidt 1975, p. 992; Dutschke 1976, p.97.
[141] Kössler 1979, p.116-7. Schmidt 1975进行了如下批判：杜契克把“对该问题的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变成了“一种正统的解释”。
[142] Vali 1975, p.72.
[143] Vali 1975, pp.69-73.
[144] Breuer 1974，p. 591.
[145] Laetitia Cavaignais，“前言”，载 Zimine 1982，pp. 7-24。
[146] 这些文章许多是在法国发表的：Zimine 1982。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这篇论文，是Zimin 1977。 更新的著作包括Zimin 1984。
[147] Zimin 1977，p. 117.
[148] Zimin 1977，p.127.
[149] Zimin 1977，pp.130-1.
[150] Zimin 1977，p.132.
[151] Zimin 1977，p.139.
[152] Zimin 1977，p.140.
[153] Zimin 1977，p.141.
[154] Sohn-Rethel 1972，pp.19-20.
[155] Sohn-Rethel 1972，pp.123-4.
[156] 与他的社会理论相关的相应作品见Sohn-Rethel 1971。对索恩-雷特尔思想的总结性概括， 由对Kratz 1980的著作提供。有影响的还有Dickler 1978的著作。Brokmeier 1974的著作，用辩护的方式将索恩-雷特尔的理论应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
[157] 见汤马斯和“国家资本主义者”布德贝格（Buddeberg）之间的辩论：Buddeberg 1976和Damus 1976。
[158] Damus 1973, p.29.
[159] Damus 1974b, p.99.
[160] 在后一本书中，汤马斯更明确地定义了直接的、具体的和直接社会化的概念:“直接（社会化）将意味着它将会被超过资本主义的其他机制的个人所驱动。直接（社会化）将意味着它将由有意识的行动和社会成员的关系来实现”。Damus 1978a, p.132.
[161] Damus 1974a, pp.181，190.
[162] Damus 1978b.
[163] 巴罗，最初是作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官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他先是在Oderbruch作为“党的宣传者”做研究，然后成为大学报纸Greifswald的编辑，后来在科学工会任指导者和FDJ-journal论坛的总编助理），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写作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书。1977年8月，他因“间谍”罪被捕，并于第二年被判八年关押。1979年10月在西方的一次运动之后，他被释放，其后移居西德。Herzberg and Seifert 2002.
[164] Bahro 1977，pp. 72-3.
[165] “1979年在杜塞尔多夫与魏特福格尔和杜契克的一次讨论中，巴罗承认了他在他的书中没有公开声明的魏特福格尔的影响”。Senghaas 1980b，p. 134.
[166] Bahro 1977，pp. 59-78.
[167] Bahro 1977, pp.54-5; 英文版，第47页。
[168] Bahro 1977, p. 91；英文版，第77页。巴罗阐述的主题忽视了男性和女性的矛盾，这一点由Plogstedt 1979指出。
[169] Bahro 1977, p. 104；英文版，第88页。
[170] Bahro 1977, p. 58；英文版，第50页。
[171] Bahro 1977, p. 106；英文版，第90页。
[172] 巴罗关于革命前的俄国的描述是相当不精确的；他时而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而又是“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173] Bahro 1977, p. 12；英文版，第11页。
[174] 见巴罗的书（1977，p.174）。巴罗对于社会综合体概念的兴趣指向汤马斯的影响。而巴罗的确称汤马斯维护“一种与我的观点接近的理论概念”（同上，第453页）。相反，汤马斯把她的书《现实社会主义》（Der reale Sozialismus）献给巴罗，并在前言中说明，“读巴罗的书为我确认了我的分析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175] Bahro 1977, p. 197；英文版，第194页，表1。
[176] Bahro 1977, pp. 192-5；英文版，第165页。
[177] Bahro 1977, pp. 196-7.
[178] Bahro 1977, p. 174；英文版，第148页。
[179] Bahro 1977, p. 229.
[180] Bahro 1977, p. 175；英文版，第148-149页。
[181] Bahro 1977, p. 206；英文版，第175页。
[182] Bahro 1977, p. 430；英文版，第361页。
[183] Bahro 1977, p. 433.
[184] Bahro 1977, p. 307；英文版，第260页。
[185] Bahro 1977, p. 371.
[186] Ticktin 1978-9, p.133.
[187] Miermeister 1977.
[188] Anon. 1977.
[189] Ticktin 1978-9，p. 133.
[190] Bahro 1977，p. 14；英文版，p. 12：“马克思后来将他1859年关于《资本论》的初稿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即使我将我自己的书名模仿这一伟大的原型，并称我的文本为‘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我也充分懂得，我对这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仍然与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到20年的详尽阐述和完美一致的那种程度相距有多远”。
[191] Erbe 1978，p. 60.
[192] Spohn 1978，p. 13. 同时见这一线索中的Givsan 1978。
[193] Mandel 1977.
[194] Frank 1978.
[195] Bensaïd 1980，P. 58-9.
[196] Fleischer 1978.
[197] Ticktin 1978-9，pp. 138-9.
[198] Ticktin 1978-9，pp. 138-9.
[199] Bögeholz 1978.贝基霍尔斯对Erbe 1978的回应。
[200] Schmiederer 1980b，p. 408.
[201] 第一本有关作品就是Rotermundt et al. 1977，随后而来的是Rotermundt et al. 1979和Schmiederer 1980a。
[202] Rotermundt et al. 1977，p. 14.
[203] Rotermundt et al. 1977，pp. 16-9.
[204] Rotermundt et al. 1977，p. 22.
[205] Rotermundt et al. 1979，p. 43.
[206] Rotermundt et al. 1979，p. 29.
[207] Altvater 1981，p. 2.
[208] 迪克亭，生于南非，在开普敦、基辅和莫斯科受教育。从1965年起，他在格拉斯哥的苏联研究所教书，并从1973年起成为《批判。苏联研究和社会主义理论月刊》的主编。迪克亭致该作者的信，1982年11月11日。
[209] Ticktin 1973.
[210] 尤其见迪克亭和“市场社会主义者”w. 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的辩论，载1981。
[211] Ticktin 1978a，p. 46.
[212] Ticktin 1978b，p. 43.
[213] Ticktin 1978b，p. 47.
[214] Ticktin 1973，p. 34.
[215] Ticktin 1973，p. 36.
[216] Ticktin 1978a，p. 50.
[217] Ticktin 1976，p. 32.
[218] Ticktin 1978a，p. 55.
[219] Ticktin 1978a，p. 61.
[220] Mandel 1974，p.25.
[221] Klinger 1981，pp. xxiv-xxv.克林格根据他自己对Zaslavsky 1978的论述。
[222] Klinger 1981，pp. xx-xxix.
[223] 见例如Hegedüs 1976和Hegedüs et al 1976a。背景信息载Lukàcs 1973；Rivière 1974；Szelényi 1977；Becker 1978。
[224] Bence and Kis 1980.
[225] Lomax 1982.
[226] Rakovski 1974. 这篇文章是西方刊物的系列出版物的一部分。见例如在Rakovski 1976中对 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的批判和高兹用同样题目的回答，《对生产力的批判——答M.拉科夫斯基》。
[227] Rakovski 1978.
[228] Rakovski 1978，p.15. 本斯/基斯分析苏联社会的尝试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他们的贡献集中在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上；至于其他，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发现了一个没有资本和 劳动的阶级社会，其中对抗阶级具备了低水平的阶级意识，而统治者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
[229] 在1978年，其匈牙利文版在维也纳以“Az értelmiség utja az osztályha talomhoz”的题目出版了。我使用了英文版：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在这一版的前言中，索尼叙述了作者的经历和他们的手稿。
[230] 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p.48.
[231] Polanyi 1957，第4章和第5章。
[232] 传统的和理性的合法化的区别明显唤起了人们对韦伯关于传统支配和官僚统治的区分的回忆，其中前者是基于“‘始终存在的’、作为它们从过去传下来的统治秩序的神圣性和相伴的权力”，后者是“基于知识的统治的行使”（Weber 1972，pp.129，130；英文版第311、313页）。
[233] 康拉德和索尼的确注意到了传统的和现代的再分配之间的某种历史连续性。看上去他们都 受到了魏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旧式（中世纪）统治者“使（社会组织的亚细亚模式）适应欧洲的条件”。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这种半亚细亚制度适应于这一变化中的环境，并最终被现代的分配所包含。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pp.88- 142.
[234] 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p. 145.
[235] 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pp.186- 7.
[236] Se also Szelényi 1978-9.
[237] Fehér 1978 and 1980.
[238] 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生于1929年），哲学家，卢卡奇的学生，由于“错误的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被党革出教门。然而后来她被复职，并被接纳进入科学院。在她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再次被开除。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她与她的丈夫、文学研究者费伦茨于1977年离幵匈牙利。费赫尔（Ferenc Féher，生于1933年）也是卢卡奇的学生。教过本斯和基斯的哲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yörgy Márkus，生于1934年）曾经在莫斯科的罗蒙诺索夫大学学习，并像赫勒一样于1973年被幵除出匈牙利科学院。见“传记评论”，Rivière 1974和Hegedüs et al. 1976，pp. 183-7。
[239]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240]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p.112, 114.
[241]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p.116-7.
[242]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p.68-9.因此，对强制性社团Anstalt的参照，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利用的概念：一个共同的集团已确立的秩序，即在既定的活动范围内已成功地施加于每一个符合某种特定标准的人”，Weber 1972，p. 28；英文版，p. 138。
[243]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78.
[244]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p.99-103.
[245]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127.
[246]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p.130.
[247] García Casals 1980a. 一篇伴随这一文本的社会短评中提道：“这篇文章据称是由某一东欧国家一个相当显赫的官员用笔名写的。……我们不去鉴别这个东欧国家的出处；相反，我们因为它对于西欧学者的内在价值正在独立地发表这篇稿子。”这些“论文”与一个新的“导言”同年发表。见García Casals 1980b。
[248] See Campeanu 1986-1988，I，p. ix：“几年以后，我把一篇我正在写作的论文送给一些美国 的学术伙伴看。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指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安排让它发表了……”关于坎佩亚努，该书在其中说道：“他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40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从1941年直到1944年，他因为反法西斯主义活动被监禁。坎佩亚努于1960年获得斯特凡·乔治科学院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从那一年到1980年是罗马尼亚电视民意监测部的负责人。……他是发表于罗马尼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章的作者，并出版了10本书。……他一直担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的专家。坎佩亚努在1964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奖，1977年再度获奖。”（p.187）也见Campeanu 2003中半自传式的反思。
[249] García Casals 1980a，p.234.
[250] García Casals 1980a，p.235.
[251] García Casals 1980a，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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