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在中国的面世令我非常骄傲。表面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重构了对2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社会的种种争论。但是，每个读者当然也都了解这一事实：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辩论对今天的进步政治有着极大的政治关联性。这本书背后隐含的真正问题是：在苏联的经历中有可以汲取的教训吗？如果有，那么，是哪些教训？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自2007年出版以来，巳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许多共鸣。在几个国家中，已经产生了对其主题的广泛讨论。评论者认为，总的来看，本书是开先河之作，对所有这些关于苏联社会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1]尽管一些作者提出了一些小的修改或补充，但是，真正的辩论并没有把重点集中在我重构的具体细节上。[2]真正的辩论聚焦于第八章，我在其中批评了三种主导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和官僚的集体主义论），并得出了结论：“根本不能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苏联社会”。
美国的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月刊《科学与社会》的编辑认为，我被迫得出苏联社会不能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的结论，是因为我有意识地只讨论那些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假如我考虑那些比较积极的思想家，那么，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高度的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我就会了解“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单一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政治行动的坚实基础是一致的。[3]他们辩称，毕竟，资本主义巳见过早期的花开阶段，以及“回归地中海和亚洲古老的商业文明；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虚构的起点，说明大量重要的市场发展和产生自我突破的相关社会技术前提。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更复杂的并在某些意义上是更漫长的过渡阶段……因此，先前那些‘实验’（巴黎公社、苏联、古巴等）也许会失败、徘徊，转入撤退和休眠状态，我们不应当感到吃惊”[4]]。这是一个已导致了一场重要辩论的非常严重的异议。[5]]我不信服这个观点。在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巳经有资本主义的种子，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条件下就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早期无疑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些萌芽没有得到成熟的机会。
苏联实验的失败将我们引向这一问题：如何和在哪些条件下我们能够实现“自由王国”。如我们所知，自由王国是以对必然性的超越为基础的。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只能存在于此：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集体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粍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然而，“真正的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开始超越这一必然王国，“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6]因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会被轻易击败的极其顽强的力量。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30多年以前写道：“我并无这种印象，资本主义正以某种‘内源性’恶化的形式自行崩溃；因为发生任何崩溃，那里都会有一些外部影响极大的暴力；而一种可信的替代选择将会是有用的”。如果本书通过对苏联的“虚构起点”的种种反思，对构建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选择”做出贡献，它的目的就实现了。
马歇尔·范·林登
2011年11月于阿姆斯特丹
[1] 见马丁·克拉夫（Martin Kragh)）2007年10月在“经济历史网”（http://eh.net/book-reviews）的书评；亨利·雷克曼（Henry Reichman）2008年11月在H-俄罗斯网（www.h-net.org/reviews）的书评；凯文·迈克尔斯（Kevin Michaels）在《新闻与来信》（News ans Letters)）2009年8-9月的书评，参见www.newsandletters.org/2009/Aug-Sep;保罗·怀特（Paul Le Blanc）《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载《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总143期，2009年11-12月号；安迪·纽曼（Andy Newman）《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载《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Unity)，参见http://www.socialistunity.com，有204个在线评论；Serdal Bahce，《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解释：在对立和中立之间》，载《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月刊》（Critique: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总39期，2011年第3期，第443-452页。
[2] 例如，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回到俄罗斯问题》，在《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二辑，总118期（2008年春季号），第195-197也；保罗·弗莱沃斯（Paul Flewers）：书评，在《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1期；阿伦·摩根（Alun Morgan）：《特德·格兰特（Ted Grant）在什么地方？》，载《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2期。
[3] 参见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西方左派、苏联和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al），总73期，2009年10月第4期，第540-553页。
[4] 同上。
[5] 参见载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al）总75期、2011年1月第1期的文稿：丹尼尔·加伊多（Daniel Gaido），《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第99-107页；帕雷什·托帕迪亚（Paresh Chattopadhyay），《论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第107-114页；梅尔·罗滕伯格（Mel Rothenberg），《失败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教训》，第114-120页；大卫·莱伯曼，《简短的回应：对深入辩论的期待》，第120-124页。
[6]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第9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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