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著、漆豪校注)1976年版 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是由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讨论,由李正天执笔写成的。依次序取他们姓名中一个字作代表,所以大字报的作者署名李一哲。陈一阳、王希哲都是中学毕业生,文革时是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分子,后来下放农村。王希哲后来又被调返广州当工人。李正天生于1944年,武汉市人,住在广州,是「广州美术学院」(现称「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1966年届毕业生。文革时是广州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副宣传部长,带领一个班子,专负责撰写理论性的大字报。他后来脱离「红司」司令部,成为当时红司「吶喊兵团」独立组织头头。「红司吶喊是由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影响力很大,主宰了广州运动某一方面的动向。当时开了许多辩论会,深入到农村、工厂、中学、大学,影响相当广泛。」(引自「大陆知青座谈会」,「南北极」,第65期,1975年10月16日)「『呐喊』兵团除了独自『作战』以外,常与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劲草』以及红卫兵新一司『虎山行』战斗队合作,成为广州地区『极左』思潮的先驱。当时,广州永汉北路(今北京路)是高水平大字报的集中点,各有『地盘』。而红司『吶喊』的大字报是最吸引人的,除了其观点使人侧目以外,那手美术字体的毛笔字及刊头设计都特别醒目,所以广州居民对『吶喊』兵团印象甚深。」(引自汝嵇:关于「李一哲」,明报1975年11月27日)1968年7月27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间,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陆续进驻全国各级学校,在军队支持下,将1966——8年毕业生分发上山下乡,并清理左派头头。李正天等三人同被广州警备司令部拘捕,参加警司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于变相坐牢)王陈两人于68年底释放下乡,李正天因为问题严重,一直被拘留三年,71年林彪事件后被放回美术学院。返美院后拒分配,要警司说出叫他坐牢的原因。说他不能背着反革命的黑底去被分配地区。他终于被留在本校当图书馆管理员。当时全国搞批林整风,广东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召集前造反派头头开会,动员他们拥护批林运动。李正天出席会议,即席批判林彪余党,并为自己翻案。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宣称:「最后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李正天即联络陈、王两人,写这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初稿成于1973年9月13日;三个月后,12月12日完成二稿。初、二稿大概都曾在机关内部贴出,但没有造成巨大的影响。十大之后,中共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李正天等积极投身运动中。他和陈、王两人借到广州市立新北路442号三楼大厅作为讨论和书写大字报的地方。1974年4月间,李一哲依规定向省委运动办公室备案并贴出大字报「广东怎么办?」,「提出生产停滞、青年外逃、特权成风、没有民主等现实问题,猛烈攻击『林彪体系』,要求彻底肃清广东的『林黄分子』」(引自「李一哲大字报论集」,页150——151)。这张大字报在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因而受到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重视。由于大字报论点鲜明,富革命性,真正表达群众的愿望,受到群众的拥护,对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帮助,赵许两人每星期三接见李正天,听取他对群众反映的报告,表示支持。李正天等在这时期写出了一连串大字报,发表了很多演讲。李一哲的大字报都张贴在广州市北京路口和中山五路交界处,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李一哲的大字报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途为之塞。数路经该处的公共汽车,都要绕道而行。他们的大字报水平高、文字好,又有插图,堪称图文并茂,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李正天,口才好,有理论,分析深刻,演讲会中常获得掌声。正由于他们杰出的表现,正由于敢于提出「林彪体系」而予以无情的批判,与文革中被压的群众、干部有一定共通的观点,因而得到各方面热烈的支持。 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时,为了进一步了解「林彪体系」在广东造成的灾害,了解群众对运动的反应,赵紫阳指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任命李正天为「社会问题调查员」。李正天即组织调查组,赴各地搜集林黄集团的血债资料。调查报告的部份曾在「南方日报」发表。大字报中指出,在「林彪体系」时期,「仅广东一省被杀害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是有调查作根据的。所以宣集文对这大字报的批判,不敢触及这一点。这次的社会调查工作,使李正天等得以搜集资料,充实这张大字报。据说,在他们写作过程中,参加意见的有两百多人,其中包括「批孔」理论家杨荣国。1974年11月7日李一哲大字报写成了定稿,修改正文前五部分,重写了第六部分,又加上一个回答批评的序言。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北京路口贴出,整个大字报用67张白报纸写成。李一哲大字报上街,是曾备案,经批准的。李正天奉命每隔数日向赵紫阳汇报群众的反应。 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广州市,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李正天又募集纸张,油印散发,因此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代表人民群众的拥李派占尽上风。 李一哲大字报理直气壮地批判林彪体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李先念亲自披阅,作了「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批语。据说中央曾派纪登奎到广州处理此事,亦将李一哲大字报定作反革命事件,下令全市批判。据说,那时候李正天被看管,陈一阳逃匿,王希哲「上京告状」。本文后面所附的是官方最重要的批判文章,1974年12月3日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署名「宣集文」,即是说:「广东省委宣传部集体创作的文章」。文章经多人之手,拼凑而成,不大黏合,读时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官方将此文与李一哲大字报印成小册,发至各单位供批判参考。广州市委也有一篇批判文章。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此一大字报,并印发给中央委员批判。74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省委书记扩大会议,李先念谈到社会上出现的极左思潮时说:「全国各省都有此一思潮,以广东李一哲为典型。」会中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表示:「河南找不出李一哲大字报这样高水平的反面教材」。赵紫阳在未离广州时,在省高级党校作了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动员报告,对高年级学生说「若批不倒李一哲大字报,不准毕业。」74年11、12月间中山大学组织哲学系三、四年级工农兵学员百多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先是每人写一篇批判文章,又从其中挑出60篇,再精选出20篇,在中大操场开批判会。据参加者回忆,当日设两讲台,各有扩音器,采用辩论形式。参加批判发言的在一边,李正天在另一边,背后有两个彪形大汉「保护」。李一哲并没有停留在已写的大字报上,而是就基本论点作引,针对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事作批判,滔滔不绝。发言过程中常因言词激烈,被「保护人」强按下去。中大学员们因奉命念批评文章,照本宣科,造成了两不相干的辩论局面。由于此次批判会办得十分不光彩,中大当局接着又按照第二次批判会,邀请工人参加,由老工人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罪恶,回忆过去悲惨生活。李正天十分感动,站起来很沉痛地说:「老伯伯,我们贴大字报,搞批林批孔,正是要防止旧社会的悲剧重演。要是不将林彪体系批倒,中国人民又将回到旧社会中。」老工人连连点头说对,搞得哄堂大笑,批判会只好草草收场。 据去年底广州逃港青年消息,「陈一阳、王希哲已在压力下自我批判,而且在某一程度上参加批判李正天的斗争,只有李正天还继续坚持下去,真有五不怕的勇气。」但在这个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社会,作为反革命分子,无论你有多大的勇气,都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面前有的是「牛栏」、「渣滓洞」、「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则区区一个李正天,又能算得甚么呢?李正天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除了自己真真正正是「不畏虎的年轻人」(可怜另外两个不畏虎的,已给老虎吞噬、消化掉了)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李一哲大字报已「通了天」。毛泽东说:「广东出了个李一哲是件好事!」究竟是甚么好事?是一株大大毒草,好做反面教材呢?还是一个反潮流的榜样?谁都不知道。因此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正式戴上去。而且,李正天懂得利用官僚阶层的矛盾,他的大字报多少代表了一部份解放干部,如邓小平、赵紫阳之类的利益,替他们捧场。既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此事采取观望的态度,只好让它自然发展:让群众斗群众。广州各单位要斗李正天,事先向当局登记,安排日期,再用专车把他接到单位进行批判。由于李正天理论水平高,惯于斗争,掌握了丰富的事实,很有辩才,他利用这种批判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讲坛,使得批判他的人,反而受他批判。李一哲大字报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说话,都没有用惯常的方法,以黑体字写出来,只是混在文章中。传有人批判李正天时,所批判的正是毛泽东的说话,因而被李正天抓着辫子,狠狠还击。这里我们可以举宣集文批李一哲下面一段文章为例:「李一哲为了污蔑无产阶级专政,还制造了一个『理论』根据,即所谓『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的产生,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但这是枉费心机的。首先,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和一切特权没落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次,我们从来认为封建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同这种传统观念作斗争,包括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李一哲把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形态硬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上,把『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强加给广大群众和我们党的广大党员,以此作为他们『论证』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已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宣集文批李一哲的封建、独裁专制的说法,其实是批到毛泽东头上了。因为李一哲的这一句,正是直接从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政权问题」一节录出来的。原文是这样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毛选,卷一,页71)宣集文一班人闯下大祸,就只好对李正天的反击默不作声。广东省委下令将宣集文这一段文章删去,又要求已得到原来文章的,将这一段涂去。1975年4月10日,李一哲又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问题回答」,答复了「批判」过程中提出的廿个问题。5月,赵紫阳指示不准李一哲大字报上街,从此广州市民再也看不到他们喜爱熟悉的、自成一格的字体,漂亮而带讽刺的插图,匕首般犀利而又辛辣的文字。对黑暗现实大胆的、无情的深中要害的抨击,大快人心;又令统治阶层寝食难安的李一哲大字报从此消失了。北京路两次畅通无阻,黯淡的广州市被吞噬入黑暗之中。茫茫长夜,充满恶梦的茫茫长夜。1976年以来,我们已没有李正天的任务消息,他还在继续斗争么?可以想象的,在批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单因他为邓小平讲过半句好话,就已罪在不赦了。除非他向当权者投降,否则大概已回到他已渡过三年的监狱,面前是无尽的三年。 林彪体系就是毛泽东体系李一哲的笔下有两个司令部、两个体系:一是代表正确革命路线的毛泽东体系,一是封建法西斯的林彪体系。而过去社会「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六年前林彪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于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时得到政权,在文革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他的体系,到1968年下半年完全确立,「人民群众」「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胜的复辟行动」。继复课闹革命、军管军训之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红卫兵的大本营——各级学校。以军人为主体,旧官僚为辅,又点缀了群众代表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在加速建立。「1968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抓人,到处镇压,到处是冤狱。」林彪体系是以「1969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高潮。」1971年9月,林彪垮台。但「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反面,把一派热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是革命,动他们不得。」其实直到四届人大已开了一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已实施了一年多的今天,情况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李一哲和他们的大字报所遭的厄运,正是此事实的铁证。 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在中国(恐怕条件各国都如此),从来就有两套历史,一套以语言文字构成的,理想的三皇五帝夏商周,以至秦汉明清,足以发人遐想,引人幽思的历史;而活生生的,则是改朝换代残杀的现实。这一传统在中共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有最崇高的理想,用最华丽的语言刻划下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实际上还是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我们并没有忽视49年以来,中国大陆所有制发生的根本变化。今天,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已几乎绝迹。但所有制的改变没有解决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问题。人民群众并不能参与到生产的安排和产品分配的事务中,他们的命运还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所有制的改变对人民的利益来说,没有质的不同。国有化、集体化的结果,使统治者更能抓到绝对的权力。李一哲们是真诚地相信两个司令部存在、还是有意利用这种说法以获得生存和表现的机会,我们不能知。但他的客观效果是很明显,用中共所宣传、应诺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式的社会——来抨击现实的存在:林彪体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林彪体系」就无时无地不存在着。有哪一次运动不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革以来哪一个文件不是经毛主席签上「照办」才发出的?文革小组,不是由毛主席的爱人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么?多少次毛主席亲眼看着千千万万人举小红书,听着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多少次毛主席亲自接见「活学活用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成员;毛主席不是亲口向斯诺讲过文革过程中个人崇拜的必要么?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而且写进中共九大党章和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周恩来十大的政治报告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王洪文在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说:「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不也是好话说尽么?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没有外于现实政权的毛泽东路线,有的,则只是理想的存在。将毛泽东隔离于现实政治以外,将现实政治挂上要加以批臭的「林彪体系」的招牌来加以批判,是李一哲有意的策略还是无心的创获,无疑,这是一个较安全而最有效的方法。没有现实的制度,又能到何处去寻毛泽东,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则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思想」罢了。 当然,现有的制度,现有的人物都有它理想性的一面。旧中国重重不能解决的矛盾下,终于激发了一场大革命,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在旧社会的废墟中诞生,新政权本就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也正由于社会斗争的现实加这种理想,唤起了千千万万人起来斗争,终于推翻腐朽的旧统治集团,夺得了政权,摧毁了旧的剥削阶级,赢得社会改革的胜利并进行建设。很多党员,本就为理想而抛弃一切,投身革命中。以为理想斗争,为理想牺牲作为人生的目的,视个人欲望、物质追求为可耻,要人民群众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知识分子阶层和城市居民。一般农民所要求的,还是眼前生活的提高。)以理想为它的特征是不足为奇的。很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过的人,带有极浓厚的理想色彩。很多到过这社会的人,都能感受到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氛。在一个缺乏理想的世界,对于内心深处已受理想主义影响,而又不能抛弃个人,生活于现实中的人,对于那种集体的活动,规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宁不引起自我内疚而深深地赞叹。但事实的另一方面却是: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起来;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新的统治阶级站起来,更贪婪地霸占一切,只是蒙上理想的外衣。但理想不能当饭吃,现实生活中有种种违反绝对理想主义的需要,现实社会又不会是绝对理想。聪明的人以理想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以理想为衣,包裹一切、攫取一切。诚挚的人或者坚持理想,而为「理想」所吞噬;或者过着理想和现实相分离的两重生活。如果说理想精神生活为这社会的特征,伴随而来的正是高度虚伪和人格分裂。作为这制度的最高代表毛泽东,以他本身特有的气质,特有的地位和长期宣传的塑造,一般人心中的英雄崇拜,他已是理想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永不落的太阳。当这制度发出一切耀眼的光辉,他在这制度内,是它的光源。而当这制度黯淡,他又超然于制度外而予以批判,以保持一个永无错误,最英明正确的神话。文革时以造反派面貌出现,号召青年,支持群众起来夺权的岂不是毛泽东么?是的。当群众运动到不能控制的地步,人民要真正掌权的时候,提出三结合,出动军队镇压革命的,岂不也是毛泽东么!将千百万青年下放农村的是毛泽东;接受李庆霖告状,对他经济支持,将他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的也是毛泽东。乃至暂时保护李正天,使他有机会讲话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他会提倡造反,提倡反潮流;以毛泽东的地位,他可以,而且希望通过批评使制度完美。但一切的极限就在:不要削弱他本人的权力和动摇整个制度。杨曦光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容许的,但当他们为人民提出了夺军权,提出了砸烂整个国家机构再重建,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了。中共的宣传将毛泽东打扮成一个尽善尽美,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中共政权一切不合理想的事都是别人干的。似乎当「错误路线」渐占统治地位之时,他站在一边,默不做声;待到「错误路线」泛滥成灾,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动摇到这个政权的根本时,这位先知先觉出来大喝一声,于是一切再从最好开始。但过了不久又现在「错误路线」。而且每一循环的周期愈来愈短。但事实上,作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个由党领导的国家,哪一个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决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文革前有刘少奇路线,文革后有林彪体系,最近又有邓小平路线,他们背后靠的无非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哪有甚么外于毛泽东体系的体系。曾经作为统治集团成员,加入权力斗争的林立果所拟的「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这种手段有深切的了解。「纪要」说:「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亲生的儿子也让他迫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将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有两个毛泽东:理想的和现实的,只要理想的毛泽东不威胁到现实的毛泽东的存在,而是替他贴金,「他」可以大谈革命、大民主、反官僚之类。但要是「他」向现实的毛泽东挑战,则命运注定要倒霉的。「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这里我们引用二段毛泽东自己的话为例。1967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这封信有人怀疑是为批林而补写的。对我们来说,(这封信是事前或事后写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自毛泽东笔下,充分表露出他的心理状态和性格。)那时候,罗瑞卿、彭真先后被斗倒,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继承人的刘少奇,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还未挨斗、未垮台。林彪还只是中共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由于忠于毛泽东受提拔已开始上升。那时候林彪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5月18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我朋友的那篇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让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就在这封信发出一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林彪被选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一直到70年庐山会议,林彪一直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为了政治的需要和利益,不惜将自己的原则「逼上梁山」的脸孔,在这封信中清清楚楚显示出来了。 毛泽东爱谈巴黎公社,侈言在政权机构中运用巴黎公社大民主的形式。1967年1月革命,上海群众夺了旧党委市委大权,要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就在名词与实质上玩把戏,说甚么「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跟着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说:「我们是否还是稳当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政体问题,国体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甚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烦,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甚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这指示将毛泽东对公社那种叶公好龙式的心理活生生地摆到我们面前。当上海人民群众要建公社,他并不去考虑这一新生事物的实质,而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考虑到他的党,考虑到外国承认的问题。他害怕全国各地学上海人民的榜样也建立公社,所以对上海人民公社实行消息封锁,却又一方面假假惺惺,怕上海人民孤立,诸多作态,无非是要取消上海公社,达到建立他那种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目的。「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甚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甚么意思,没甚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全国一致了。当然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不想改,那你们就叫一个时候。你们看怎么样啊,能说得通吗?」 李一哲笔下的中国社会李一哲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社会,那里有「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那里有「特权阶层的客观存在」,有「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那里有「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最可怕的是那里盛行礼治,在林彪当权时期搞了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干部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人。」社会上充满的是「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在那段日子里,「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广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若照同一比例计算,在林彪当权时期,全国被杀害的群众,干部达一百六十万人,而被迫害的则达四千万人!首先揭破「礼治」的秘密的是杨荣国,他指出:「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那么这社会比封建社会还不如,实际是个新奴隶社会。林彪体系乃至在林彪垮台的日子里,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在这个新奴隶社会里,种种的政治运动,有种种官方的目的和说辞。但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人民群众也有自己对运动的看法。「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他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杨荣国们为甚么要揭穿礼治的秘密?为甚么要指责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杨荣国写了「孔子——顽固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批孔就是为了批新孔,批判新的奴隶制社会,批判作为这个社会支柱的新礼治,笔诛那批将「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当局」作为罪名的现代「大夫」。进一步,就「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在思想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在这个社会里,作为消灭贵族,统一中国,首次建立起封建专制皇朝的秦始皇被赞扬是可以了解的。「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倒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新的秦始皇岂不还有他的劳绩在?但李一哲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除了受到「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同时又受到「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否定」。林彪垮台,搞批林了。但「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70年8月以前,后来想开到71年9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74年3月以前。」但群众也来「反复辟」、「反回潮」,他们反对的是林彪体系的复辟和林彪路线的回潮,要求回到1968年夏天以前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官僚靠边站,群众大民主的局面。 面对着「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有人搞学习「儒法斗争史」,统治集团看成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分权的斗争。而人民群众则联系到当前社会无法无天,要「法制」,不要「礼制」。李一哲说:「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中,少数派提出「反潮流」来为自己作解。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有人借反潮流为名来打击群众「批林批孔」的潮流,指出这些是「回潮」、「复辟」。在文教战线上树立「反潮流」的榜样,无非是要回复到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无非是将「反潮流」纳入当权者所定的轨道。李一哲清楚指出:「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执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那么,真正要反潮流的人,所要反的,岂不正是明明白白么?张铁生、黄帅和「黄帅」的被捧出来作为反潮流的英雄,无非是迎合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张铁生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黄帅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还不都是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真正敢于反潮流的,有「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为种种政治目标而搞起的不同政治运动,目的无非是为当权一小撮人的政治利益,每一个运动,都少不了制造一套说辞来掩盖问题实质。但这套说辞无论多动人,都免不了露出马脚。即以「尊法扬秦批孔」为例,「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尊法批孔」就「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官方理论家们对秦始皇无原则歌颂,对法家无原则肯定,则是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这一点不单人民的眼睛雪亮,统治阶层中人也心中有数。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说:「笔杆子托派还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李一哲大字报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早在延安时期和大鸣大放已开始了。文革的爆发,正是社会矛盾集中反映。文革期间造反派对当时社会性质,已有很深刻的分析。作为省无联的理论家杨曦光在他草拟的「『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里再三提出警告:「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官僚主义者』的阶级」,「这个『红色』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杨曦光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左派的看法指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现实财产的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也就在那时候,杨曦光大声疾呼:「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而且预言了:「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李一哲大字报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岂不正是证实了杨荣国不幸的预言。 对中国现阶段社会本质,左派革命青年提出的分析,在统治阶层中得到证验。「571工程纪要」(不管真是林彪一伙的政变计划,或者是毛泽东为坐实林彪罪名的栽赃,它产生自统治阶层,代表统治阶层——最少其中一部份——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总是不必怀疑的。)指出: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统治阶层的某部份人,为了争权而正视部份的社会现实,提出反映群众要求的口号,以便利用人民群众,作为自己争权的工具,与左派革命者对社会的分析都得到相同的结论,则这社会的本质,岂不是很明显的么?「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并且握有兵权,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是变相受剥削。」 「纪要」又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而直斥毛泽东:「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们的口号是:「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扛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皇朝,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社会。说它是封建性,乃在它明显的等级制度和继承性。说它是法西斯,也就指它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礼治」为主要的招牌的。林彪体系是以天才史观为其思想上的纲领的,「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也就是说:「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林彪死后,又有谁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还不是那个在「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批判李一哲的宣集文大字报,以及社会上一切运动,还都不正是以「天才」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宗法性的话语出现在中共九大、十大党章中,出现在70年宪法草案及四届人大颁布的宪法中。这都说明了今日的「党章」、「宪法」还是「以天才史观为其思想上的纲领的」,是「天才」主宰一切,以「天才」的意志为意志的。统治阶层人事有变动,而社会的性质则没有一丝一毫的改易。那么,围绕着刘少奇、林彪和毛泽东的斗争,归根结蒂还是权力斗争,岂不就很明显么? 特权的基础——家庭李一哲大字报的要害乃在于指出了「林彪体系」下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林彪体系的社会基础乃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中共特权阶层的产生,并不是晚近的事,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讨论到「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时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的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一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人大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延安的特权阶层过的却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生活。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情况并没有变好。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只有愈演愈坏。干部分开三十级,一级工资和三十级工资相差超过三十倍。社会上各种工作,分别实行八级工资。此外还有大批的临时工、合同工,工资当然比不上正常的工人,而且也没有工作及福利的保障。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工资较国营为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更没保障。还有很大一部份上山下乡青年,辛辛苦苦工作,却连自己都养不了,反要靠家庭支持。这还只是就实得工资而论。高级干部有国家照顾,有住屋,有国家供应的司机、汽车,有厨师、保姆、勤务员,更高层的乃至有特别的护士、医生,干部特别的供应站,供应食物用品,有特别的招待所、疗养所。总之,本身及家庭生活各种需要都由国家供应,谈这些人工资的收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钱对他们,又有甚么用处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到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65年军队取消「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但取消表面的制度,并不能改变实际等级的存在。看衣服多少只袋子,看衣服的质地,看后面尾巴长度(所跟勤务人员的多少),看所乘坐的汽车,看汽车放不放帘,这些都将等级显示出来的。文革时期,当群众觉醒起来,揭露了大批特权阶层生活的资料,最使人注意的是各地存在的「干部子弟学校」,这类特殊的学校,配上特殊的师资设备,培养特殊分子。他们毕业后通过前门或后门,按自己的志愿选择,进入他们自己喜爱的学校,出校门进入机关门,去做官当老爷,此即「父是英雄儿好汉」之谓也。这正是李正天所指出的「政治经济上实际的地位」。李一哲所指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在毛泽东家族中,有很刺目的呈现。毛夫人江青,借着文革扶摇直上,成了当前中共一个重要的决策人,毛泽东的代表。女儿萧力,文革时曾抓过解放军报,以后一直负责抓文化战线的工作。这还是较为幕后的工作。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文革前还在军工学院读书,现已官居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文革前还承欢膝下,牙牙学语的小女孩王海容(毛泽东堂侄女),一个北京外语学院学生,此时也来个三级跳,从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而部长助理,而副部长。其它的干部,莫不如此。高级干部,大权在握的,无所顾忌,公然让自己的子弟亲朋接班,地位较低的稍有顾忌的干部则让子弟走后门,上下成风,沆瀣一气,如钟志民般自动退学的,恐怕万中无一。这也正是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中所说的「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就难怪李一哲愤愤地质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 其实,既然认定现阶段中国社会带有封建性质,则这种风气的出现,也正不足为奇的。当然,无论甚么社会都有「走后门」现象,但好像中国特别严重,究竟是么原因呢?答案要从家庭制度中求。今日世界,恐怕很少国家的家庭制度,像中国大陆那么强固吧!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地方,但家庭制度就远不及大陆强固。当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孩子是要靠家庭抚养的;除了人口的少数,可以享到退休金外,老年人的奉养,也要靠家庭。农村的分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上山下乡的青年,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还得向家庭伸手要钱。更不要说一切意外要靠家族彼此互相支援了。而更严重的是在政治方面,同一家庭的人,命运几乎是息息相关。孩子的前途受他家庭成份影响最大。某一家庭的成员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影响也是整个家庭的。譬如某人本来是干部,犯了错误变成坏分子,他的子女也就从红五类而变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当然,黑五类的妻子可以离婚,脱离家庭;黑五类的子女也可以宣称脱离家庭,但他的家庭成份是黑五类,那是不可改易的。既然同一家庭的人,彼此负有同当罪过的义务,则一旦其中某人飞黄腾达,其它人接受援引,鸡犬升天,也是他们的权利。经济上的需要,又再加上政治的压力,家庭的紧密自是不在话下了。我们有时也听到「大义灭亲」的故事,父母出问题,子女起来斗争、批判,譬如文革时刘涛批判她的父亲刘少奇之类。这类批判,通常是得到被批判人的暗示、鼓励。既然家庭成员的揭发批判成了必然的步骤,与其拖泥带水,存「温情主义」,倒不如表演慷慨激昂,或许也可借此减轻成员的罪过。就如文革时邓小平被指为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时,他就曾开家庭会议,动员子女对他揭发,告诉他们可以脱离家庭。这也是爱心的表现。爱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表达,在那冷莫的甚至残酷的外表下有多么激烈的热情,又岂是外间人能想象得到的呢?在中共大陆这样结构的社会,除非是整个制度的改动,否则特权阶层的产生,又岂是能够避免的么? 由家庭制度这个坚实的据点,很自然地滋生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大地方中又有小地方,大山头中又有小山头,互相援引,用人唯亲。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延安时期,甚至躲警报,各个山头的人也互不混杂。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浮沉,除了影响到他的一家外,还关联到他的亲友,他的同事,他的部属,就是泛家庭主义的最好说明。中国历来是家族式的统治,皇帝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是「天子」,代表神授的皇权;他是「圣人」,代表道德和真理,因而有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在家尽孝,孝于皇帝即是尽忠。忠君就是爱国。当忠孝不能两全,统治者当然鼓励忠,鼓励「大义灭亲」。忠是封建皇朝的基本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社会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难怪李一哲再三强调反封建的任务。 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和反响基于对现中国社会深刻的分析,李一哲提出反礼治、反封建、反特权;要求民主法制,一句话,就是要求保证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并把这些写进宪法。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一直到文革高潮,官僚靠边站,人民才获得真正的革命大民主。文革「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到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1968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但文革也「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正是这一股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宣称:「我们是『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大字报正是这部份人的呼声。他们知道:即使他们的希望被写入宪法,「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的斗争。」 在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民主与法制正是革命的口号,它总结了文革的成果,成为中国人民明确的奋斗目标。1968年极左派提出「夺军权」「砸烂一切国家机器」的口号,对于今后中国何处去,只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即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的目标,缺乏明确的内容。李一哲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枷锁。」文化革命而终于变成封建性的法西斯专政,可为李一哲的论断作注释。人民群众争取自身的权利,而且将获得的权利用制度肯定下来,不但保证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国家,随时撤换那些失去人民群众信任的干部,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而且消除人民内部间的「派别专政」。革命家们或许要批评李一哲的要求是一种改良主义,向特权阶层要求民主、法制无异与虎谋皮。当然,要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的社会法西斯统治或许是一项更革命的主张,但当统治阶层还没有彻底腐烂,当革命条件还没有充分成熟,当社会条件还没有完全许可,革命的失败只有更加强反动者的气焰,损失了革命的力量及摧毁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即使革命成功,由于社会还缺乏条件,政权很容易又落到一批野心家手中。民主、法制的提出,自然不可能完全得到统治阶层的接纳。但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更重要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即使只能获得一点点的让步(譬如贴大字报的权利),这就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为人民的进一步要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要同时看到人们会对统治阶层产生幻想而削弱了斗志和力量。)要是民主、法制的要求被残酷镇压下去,则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人民群众只能将自己的愿望通过斗争来实现。则「改良主义」本身,也有正面的价值在!李一哲大字报的真正弱点并不在于它的「改良主义」,乃是在于它对民主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它道出了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心声,它知民主的权利要靠人民群众自己争取,但同时它又说:「人民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路线』」,甚么是「正确的路线」?还不是谁抓到权力就抓到「正确的路线」,而目前,毛泽东就是「正确的路线」的化身,「正确的路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的「民主」。要求民主的同时却又将反民主的武器交给统治者,是大字报的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它的根源是在于李一哲还对那个理想性的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幻想,他甚至真的认为有外于「林彪体系」的毛泽东体系,社会上真有一种「二元状态」,因而他的大字报虽然批判现实方面,尖刻有力,击中要害;而在提出努力目标时,处处受掣,稍嫌疲弱。 在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的支持拥护声中,广东省委宣传部却对李一哲进行批判。宣集文的批判文章,暴露了官方打手们的无能。既然李一哲是以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丑恶的现实——林彪体系作批判,事实既是确然存在,批林又是官方提倡,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他们是不可能批判李一哲的。他们只能用李一哲所指斥林彪们「谁反对就打倒谁」的手法,歪曲实行,颠倒是非来诬害大字报的作者。宣集文的文章,是一个「林彪体系」对待革命群众的典型。李一哲大字报早就指出「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宣称自己是革命路线的化身,「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因为「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宣集文所能加在李一哲身上的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大帽子,完全不摆实行,讲道理,对李一哲代表的人民大众的要求,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全盘否定。宣集文所用的逻辑,无非是某一观念是考茨基说过、是林彪说过、是赫鲁晓夫说过而李一哲还拿来讨论,那么李一哲自然便是他们一流人。完全不问具体内容,不问具体环境。 宣集文文章最大的贡献在于证实了我们的论证:林彪体系即实际的毛泽东体系。宣集文的确努力而且是成功地将这一点表明出来。他们不同意李一哲以文革时林彪体系取代毛泽东体系,社会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的说法。这就使得李一哲所指控,有八亿人民作见证的「林彪体系」的种种罪恶,都自然落到毛泽东体系上面去了。宣集文问:「『林彪体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统治地位了吗?不,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痴人的梦呓与谎言。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居心极其险恶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遭受到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的一种表现。但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在同刘少奇、林彪干扰、破坏反复较量和斗争中进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处于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开创出今天如此一片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正因为如此,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李一哲为甚么把这个中央早已有明确结论,本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却故弄玄虚,胡诌甚么出现了『二元状态』,妄图用诡辩的手法,为他们提出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被『取代了』的谬论及辩解。他们到底要打甚么主意?」李一哲将理想——「毛泽东主义」供起来,以它来批社会现实——「林彪体系」,自然「批到林彪体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为了避免被挂「林彪体系」的牌子,他们索性戳破,将理想丢去,指出「毛泽东体系」即「林彪体系」的事实。 宣集文明白地表示他们对文革和李一哲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其实是一场权力的斗争。他们当权了,所以宣称:文革胜利了!李一哲的看法完全不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就是因为人民还没有掌握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社会没有实现「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而是实行「封建性的法西斯专制」,而林彪垮台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才促成李一哲写出他的大字报,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单对文革,对于「反复辟」、「反回潮」、「批林批孔」、「对秦始皇的评价」、「对法家的评价」等等,宣集文都有一套官方的看法。宣集文的文章,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林彪掌权时期造成的「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的人的嘴脸,是很有帮助的。这班人在李一哲大字报前颤抖,语无伦次地自我辩护,回避主要的问题,有意地混淆矛盾,恼羞成怒的破口大骂,既为李一哲大字报所指斥的提供了一个活典型,且也将大字报不便明言的点破了,倒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 李一哲们将希望「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也只有他们能够同这张大字报有共鸣;那些「既得利益获得者」那能了解一个革命者的胸怀呢? 在群众反迫害、反特权、要求民主与法制声中,李一哲大字报所要献给的人大,终于在1975年1月13至17日在北京秘密召开。议程是大会结束后才公布出来的。李一哲对四届人大的六点希望,除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列入宪法外,其它完全落空。这个群众不知道「代表」从何而来的大会所通过的宪法,表现了十足的礼治。一切政权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手中,而党权则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掌握。真正体现了所谓一元化的领导。中共主席凌架于宪法之上,他比皇帝的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大结束后,照惯例应举行的学习四届人大文件活动,完全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代替。二月份起,「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及全国刊物,相继发表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红旗」三月号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则语录。在编者按语中引用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同期,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刊登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李一哲大字报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和「法制」的呼声,中央的反应是封建式的「宪法」和「专政」。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更是针对李一哲及其它大字报而发的,可以看成中共中央理论家们对李一哲式大字报的回响。 姚文元、张春桥是围绕着毛泽东下面的话来做文章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这里提到社会存在的八级工资,完全没有注意到各不同行业工级的差别,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人的差别,国营企业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差别。不提到工人农民的差别以及农民之间的差别。而最重要的,他根本不敢提到官僚机构中30个不同等级间的差别以及官僚与人民之间的差别。 姚文元指出:「林彪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何而来?姚文元引用毛泽东的话:「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份,党员一部份,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姚氏进一步提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张春桥从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必要。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姚文元、张春桥都明白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基础,但他们正是这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益的代表者,因而他们提不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他们所能提出的无非是多读书和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春桥异想天开地总结说:「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在这思想指导下,中共掀起学理论的运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产生「林彪」一群的「重要经济基础」没有丝毫地改变,学理论为何能改变社会现实?何况领导学理论的,又是特权阶层的人物,他们自身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和受益者,他们自己都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学理论又有甚么用? 我们还需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李一哲大字报清楚地指出:「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左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自文革以来,中国大陆的斗争,都是党的斗争,就非常雄辩地说明这一点。李一哲根据苏联的经验认为「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姚文元的文章有意地将林彪集团和地主阶级搭上钩,混淆不同的矛盾。但毛泽东自己不能不承认:「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则很明显,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和共产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谁是走资派?走资派第一是从「资产阶级法权」中获得特权,第二是当权派,用这二标准来量度毛泽东、张春桥、姚文元一流,则他们自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他们自己贼喊捉贼,装出一副革命的脸孔,享受种种特权。他们也来讲专政,则无非是「专无产阶级的政」!人民群众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他们曾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非是以「阶级斗争」为名,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实行恐怖政策以压服人民。他们惯于在人民内部,在他们党内制造矛盾,以群众斗群众的方法来混淆、掩饰当前的主要矛盾:人民对共产党的矛盾!共产党员与党内一小撮当权派的矛盾。当专政的权力抓在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手中,对人民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他们的手法是骗,骗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抓不服就关,关不服就杀,提倡在肉体上消灭反对他们的人。难怪人民要高呼:「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关于天安门事件——4.5运动李一哲大字报是经历中共二十多年来统治,特别是经过文化革命洗礼后觉醒的人民群众对实现社会不满的心声;天安门事件则是群众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的反抗和愿望。这是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为中国民主运动史,写下崭新的一页。 中共统治集团历来就有「理想」派和实际派的分别。前者代表较多理想的成份,负责决策工作;后者则为政策的执行者,较了解实际的情况。两派相辅相成,有时又不免有矛盾和斗争。个人属于哪一派别,除了本身信仰、气质有关外,也由本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使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似乎带有较多理想的成份的人,一负责到实际政策的执行,就又表现出十分现实了。无论「理想」派、现实派,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巩固政权、保障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切违反这一目标的个人或行动,自然要受到自觉或强迫的压制。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时大搞群众运动以推翻「走资派」,但当群众运动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以至于要冲决整个制度时,就是他下令军队镇压群众。群众要搞巴黎公社式的权力机构,他却软硬兼施,要建立军人、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从革命委员会又终于将群众代表排出其中,成了统治集团内「老、中、青」的三结合。我们应知道,「理想」派的「理想」有一定限度的,它要搞的是运动群众而非真实的群众运动,但由于在理论上和某些实践上,他们多少鼓励群众对理想的追求,群众由被动而变成自动,由蒙眬而觉醒。群众开始按照他们的拍子走,但缓慢形成自己的节奏的过程中,走自己的道路必然地要跟那些群众运动的「伟大统帅、舵手和导师」的愿望相违而引起冲突。群众认清这批「理想」派「理想」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事实上,由于文革的经验教训,文革以来的种种政治活动,现实派固然缩手缩脚,不敢发动群众;「理想」派也再三定下框框,企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中共中央对每一次运动都明文规定不准串联,不准搞红卫兵式的组织。以代表群众运动的方向,以群众运动自居的毛泽东,最多也只是批准让大字报上街,而且这种大字报上街还加上种种的限制,以至终于名存实亡。群众愈来愈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无非借政治运动,运用群众来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这种夺权运动,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国家动荡,生产停滞,使人民群众日增反感。文革后的「理想」派是以江青为首,上海一班「秀才」为班底的一个「文人集团」。他们是在毛泽东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多年来的精心培养,毛泽东已成了中共党、中国和八亿人民的象征,他代表一个权威,一个天授皇权式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将身后事寄托在「理想」派身上。「理想」派有毛泽东作靠山,就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伸长手到处抓权。他们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无非是借此培养实力,清洗一切反对或有反对他们的嫌疑的人。但他们只是一小撮的政治暴发户,缺乏足够的行政经验,缺乏官僚层的基础,与整个官僚制度发生矛盾,他们除了有毛泽东的权威,很难使广大干部信服和支持。他们打起革命的招牌,自命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要群众去反对那些阻碍他们夺权的官僚,要群众按照他们的意旨去革命,将群众看成阿斗。当群众自己行动起来,违背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搬出毛泽东的偶像来进行镇压。过去,毛泽东有两重身份:作为官僚制度的顶端,他代表这个制度,是这制度的决策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理想主义的象征,代表人民群众,代表革命。因而,他有时甚至回过头来批评这一官僚的制度,鼓励群众运动,成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建国后的每一历史时期,在毛泽东手下,总有一批实际事务的执行者,人民群众或干部层对某一政策或整个制度的不满,常易将它推到执行的错误。文革了,刘少奇一批人被推倒了,林彪等垮台了,周恩来逝世了,邓小平被批判了,一切可以作为借口的外围都被解除了。以江青为首的「理想」派在握的只有毛泽东权威的王牌,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将他抬出来。毛泽东成了「理想」派的护身符,一切对现有权力的批评都是对他的批评,一切的不满再也不像过去般有缓冲,而是直接地结集到他身上,他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干部愈来愈看到他的真面貌,毛泽东已不是整个统治的制度的代表,而降落到为私利而不惜借用一切手段争权的「理想」派一群的代表。他不是全党的领袖,只是党内一个少数集团的头头。毛泽东自己再不具有超然的地位,而是直接介入党国的权力斗争。而对广大人民,毛泽东理想的局限性也是清清楚楚的。理想派以毛泽东为争权的本钱,将毛泽东放在一个与人民、与广大干部对立,毫无遮拦的地位。毛泽东的偶像形象,随着林彪事件而黯淡,而将愈来愈黯淡。 我们看现实派一边。现实派并没有一个组织和完整的纲领,没有一个领袖,它囊括了大部份处理日常事务,执行政策的干部,即是统治阶层的大多数,特别是中下层干部。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直接地接触到实际的情况,注重日常经验,要求安定,要求强固制度,有很大的保守性;他们不可能接受群众运动,视群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因为群众运动最先冲击到的是他们。他们也明白为了本身的利益,不能太多损害群众的利益。因为将群众迫上梁山,无非将整个制度埋葬,于他们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识使他们结集起来,成为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在某些历史时期内,有个别人因本身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这股势力的代言人,但这股势力并不因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垮台而消失。除非是一次彻底的群众性运动,否则这股力量可以有消长,但只要有官僚制度存在,它将如影随形地存在着。靠官僚制度本身是不可能打垮官僚制度的;靠特权阶层,是不可能限制特权的膨胀的。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要抓权者不至于整个推翻这一制度本身,这股统治的技术力量即可为所用。它倒不在乎其中个别人或某一部份人之被打击。 文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党政军现成的机构执行他的「革命路线」,实行夺权斗争,但因要动摇的是这制度的根本,所以处处受阻力而终于不得不借助于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的发展超出可控制的范围,作为整个制度的代表人毛泽东又必然地回到这个制度中,并在其中获得支持的力量。文革、林彪事件以后,统治阶层分化加剧,内部矛盾激化,有毛泽东作靠山的少数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的抓权,统治阶层的矛盾加强,「理想」派为抓权制造种种政治运动,来作为政争的手段,他们用「理想」来打击现实派的干部,他们用「理想」来逼迫人民。而事实无非抓权,愈来愈虚伪。「五七干校」、「一打三反」、「新四清」、「重新整理阶级队伍」、……「反潮流」乃至「反击右倾翻案风」,无非是打击干部,无非是压制人民。因而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生产不前。由于「理想」派只将「理想」作为工具,人民已不相信这类「狼来了」式的谎言,与其生活在一种恐怖、困乏的环境里,永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们倒较希望安定,较希望国家在稳定中前进,人民生活得到相应提高。在目前的情况下,「理想」派成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焦点,成为人民与统治阶层的矛盾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与现实派倒有一个要求安定、要求国家稳步前进的共同基础了。 天安门事件就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是国家事务的实际执行者。他的才干、组织和领导的能力,在当代是第一流的,即在人类历史上来说,也是十分出色的。二十多年来,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最高发动人,在这整个制度不断官僚化僵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制度行政的主持人,周恩来成了整个官僚阶层的代表者,他也始终不渝地为这一制度服务。1949年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当这制度的内部矛盾已达无可调协,面临着群众运动致命的打击,整个制度日渐瓦解,周恩来尽了一已的才能,挽救了这一制度的内外危机。周恩来对官僚阶层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中国官僚层中获得的拥护和敬爱,愈到后期则愈较毛泽东为多。对人民群众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外交的成就,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官僚阶层的代表,他是现实派的头头。这一派人要求巩固制度,必然地反对一切群众运动,与群众自我解放的目标相违。因而,文革中群众的左派如省无联等组织,攻击矛头直向周恩来,指他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最大的代表」。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维持官僚制度和官僚层利益,使他们成为群众运动的敌人。但文革以来,「理想」派的弄权,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周恩来为首的现实派提出了国家在安定中求发展的政策,较能符合群众的愿望。周恩来扶病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纲领代表群众的要求,也较正确地反映历史的路向。 十大以后,由于病情恶化,周恩来主持的国家工作,逐渐由邓小平接班,邓小平俨然成了现实派路线的执行人。1975年夏天,邓小平综合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学理论、批修、防修,安定团结,将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而自文革以来,「理想」派即从未停止过利用种种机会,如批林批孔、反潮流、学习儒法斗争史等政治运动,打击现实派及其代表人。至此又搞「批水浒」和「反右倾」。大概75年秋天,「理想」派已开始全面对「三项指示为纲」的现实派路线发动攻击。先是反击文教科技战略上的右倾翻案风,10月11月间,毛泽东在党内点了邓小平的名,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理想」派批判邓小平,矛头直指向周恩来。1976年元旦,毛泽东发表1965年所的两首词,其中有一首是批修的,为「批修正主义路线」政治运动作舆论。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根据邓小平的悼词,周恩来临死前还在病床学习毛所发表的两首词,隐隐约约透露出周恩来死前所受「理想」派挟毛泽东而来的政治压力。周恩来死后的火葬,扬灰于祖国大地的遗言(倘若这遗言是真实的)侧面反映他对自己身后权力斗争恶化的估计。而且,自周恩来入医院以后,新闻界及社会传闻多指他患心脏病;据说,75年秋天,中共中央曾有文件传达总理心脏病经动手术,反应良好,正在康复中,而官方的讣告却又说他于1972年已发现癌病。周恩来的葬礼,毛泽东不参加,而是由已在党内被点名批判的邓小平致追悼词。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周之不尊重,而要邓小平致词,又似乎有安抚解释的作用。周恩来之死,举国同悲,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在中国,中央的反应十分冷淡。人民日报只用极少的篇幅,或者甚至不报导国内群众的悼念活动和国外舆论对周的赞扬,发表出来的无非官式来往的电讯。周恩来死了,大家问,谁来承继他的职位、他的事业呢? 二月,出于外间的意料外,华国锋以代总理身份出现。代替周恩来的不是大家认定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国内正受愈来愈多的指责。 三月份,社会上有数不清的小道消息,政治谣言。甚么江青找美国人写传记,说她和毛主席结婚是被迫的。邓小平亲自将译文交主席看,主席看后大怒,要与江青离婚。周总理、朱德替江青说好话。「毛主席批判江青!」「周总理死得不明不白!」「周总理的私人医生失踪!」「周总理有政治遗嘱!」「清明节前后一定有热闹看!」而在「理想」派大本营的上海,周恩来死后,有人对参加追悼会的群众浇冷水,而且出现批判周恩来的言论和大字报。2月29日文汇报刊出文章,暗批周恩来。立刻津浦线上火车厢就有「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的标语。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似荼,由打击一批「党内不肯悔改的当权派」变成打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集中打击邓小平。四月起群众藉送花圈纪念周恩来来表达自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在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北面,挂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黑底白字的横额。连续拥来的是写着各式各样表达心声、堆了高达10多公尺的花圈和像片。花圈上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你!」「我们要维护你的英雄形象,将会完成你的光辉计划!」「打倒反对周总理的叛徒!」成千上万的群众汇集天安门,发传单,发表演讲,人民群众动起来了。「理想」派控制下的北京公安部门已嗅出火药味,他们开始管制「坏分子」,他们开始「劝」群众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暗地里盯睄到天安门去的人群。大批的便衣警探出动了,混进群众队伍中用威吓来阻止群众送花圈上天安门的热潮,但群众报以愤怒的拳头和怒号。纪念碑前有大字报指控:「有人企图阻止我们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但甚么也不能阻止我们悼念总理!」 四月四日,清明节,连日来,大批下放青年休假返北京,他们与老同学、文革时的老战友相聚,大家所谈的无非是「理想」派为抓权而祸国殃民的事实。对当前局势的不满,对自身处境的忧虑,结集为对总理努力目标的寄望。但当悼念活动受到压制,则它代表不单是对被悼念者的敬意,而且,也寄托着对当权派的不满和反抗。群众对公安部门的暗示不加理会而是报以老拳使当权者紧张,他们要更清楚表示他们的意图,他们要抓人了。但他们遭到回击,群众明显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纪念碑前的花圈愈来愈多,已堆高到15公尺,顶上是献给毛泽东已逝的妻子杨开慧的花圈,群众的意思也愈来愈明显:「打倒一切企图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派!」谁攻击周恩来,还不是以江青为首的「理想」派?群众写着:「打倒慈禧太后!」「打倒英廸拉‧甘地!」群众中有人高呼:「反对一切假马列主义者!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这些附有现实意义词句的花圈已使「理想」派寝食难安,他们竟使出最笨拙的手法,于深夜出动军队搬走花圈。是他们亲手点燃4·5运动的导火线! 四月五日,公安部门已布置好由中央警卫团、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守卫队伍,禁止群众在纪念碑前致送花圈。花圈在纪念碑前被搬走的消息传遍整个北京城,一大清早,数万群众自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提出质问:「凭甚么搬走我们的花圈?」得到的只是无声的回答。为着送花圈,他们冲破警卫的封锁线。为着找回花圈,他们冲击人民大会堂,冲击历史博物馆和军营。一切阻挡这群众运动的人都被说服,被制服。阻挡这运动的汽车被捣烂、焚毁。纪念碑前又堆满花圈。但统治者也没有屈服,他们又出动民兵,在群众返家午饭的时刻搬走周恩来遗像和花圈。群众再一次结集,向民兵们索回他们的花圈,放火烧毁指挥进行这一罪行的民兵总部。下午六时半,官方广播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搬出毛泽东的权威,要群众离开广场,北京的民兵开始紧急集合。经过一天英勇而无望的斗争,广场上人群愈来愈少。数千群众留在广场,守护他们的花圈。在国际歌声中,他们献出最后一批花圈,献上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诗作。有人高声朗诵: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九时半,总攻击令自中南海下达,数万民兵分成十路,配合着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和军警,扑向数千手无寸铁的疲弱的群众。群众手拉着手,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在苍茫暮色里,在不停歇的歌声中,操着大棒的民兵朝群众迎头痛击,多少人倒在血泊里,更多人被抓上囚车。天安门再一次染上鲜血。多少年来,天安门是作为新中国的象征而存在着,而现在,又有多少人为这个新中国的真正诞生而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他们的艰苦奋斗,直接将名字刻上烈士纪念碑!历史的进展如何缓慢和迂回啊!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 4·5运动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群众自己行动起来祭周恩来并表达自己的心声,各地的统治者自然都组织起来镇压此一群众性运动。根据官方报导,郑州「有人借清明节搞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类似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且行凶打死了电信局的焦春亮。」安阳发生武斗,南京等地都发生过拥周邓的群众示威。4月6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罢免邓小平,将他指为天安门事件的策动者,又任命华国锋为总理。统治阶层内,「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斗争,终以「理想」派的一时胜利而暂告结束。 本书所附录的「人民日报」记者和「工农兵通讯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导,反映了4·5运动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官方污蔑群众运动的可耻手段。他们将一个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说成是统治阶层或某一个人所策动的。藉此将4·5运动变成一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变成一股社会逆流,以达到既打击反对派,又打击群众的一石两鸟的愿望。群众悼念周恩来,群众同情以周恩来为首的现实派的稳健政治路线,同情为执行多少于国家和人民较为有利的稳健路线而被批判的邓小平。他们中有些人喊出支持邓小平的口号,因为「理想」派多年来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打着党和国家的旗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将某些寄望放在周恩来的接班人邓小平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拥护敌人所反对的,岂不正是打击敌人的方法么?群众借着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正面与「理想」派为敌。「理想」派所靠的,只是毛泽东愈来愈减退的权威,为了镇压群众,「理想」派将这权威捧出来,毛泽东直接表示镇压群众运动,正面站到群众运动的敌对地位,群众也开始对他直接挑战,喊出「打倒秦皇」的呼声。文革以后随之而来的种种群众运动,群众只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表达自己的愿望,4·5运动的重大成就,就是群众挣脱毛泽东偶像地位的束缚,直接向他的权威宣战。群众运动开始走上一条独立的道路。 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因4·5运动而更形炽烈。邓小平垮下来,现实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或也将逐渐个别地被「理想」派所代替,只要毛泽东的权威还存在的一天,这种夺权会朝着有利于「理想」派方面发展。但现实派所代表的是大多数的干部,不是一次大的群众运动的冲洗,只靠官僚的换班,是不可能完全将他们更易的。一旦毛泽东死了,「理想」派失去靠山,则现实派的反攻就可以从各方面开始。 而更重要的,现实派的政治路线是从现制度中产生,是与现制度较相适应的。「理想」派的理想,拿来作为政争的手段,是可以的,要是真想实行起来,必然要与现有制度发生矛盾,而他们是靠现制度而存在。「理想」派一旦抓到权力,处理日常工作,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改变现有的制度(毕竟靠这制度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为着使这制度运转,为着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现实的情势自将迫使他们收起「理想」的遮羞布,他们要不就是异想天开地坚持他们所谓理想而被这制度所吞噬。真有理想的,就成为理想的牺牲者。但更多,或几乎全部,「理想」只是处境不同产生出来的,只是一种争权的手段,在现实的需要之下,他们自然轻而易举地抛弃了「理想」而与现实妥协。「理想」派在个人方面不一定会转化成现实派,他们一旦当权,实质地转化为现实派是可预见的。毛泽东在生之日,出现的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的周邓路线,总之是没有现实派的现实路线,是受制度本身所决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又何况,只要现实派一旦有反攻的可能,「理想」派的人,除了个别代表分子,一夕之间变为现实派也是可能的。 天安门广场4月5日夜的血迹,在不断扩大中,统治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逮捕杀害革命群众。但中国人民是杀不尽的,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血印,朝着他们的理想前进! 1976年5月30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