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西流》 -> 第二期（1940年4月）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希特勒与斯大林
托洛茨基，凤冈〔王凡西〕译
（译者按：本文系俄国十月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应美国自由杂志之请而写的一篇时论，揭载于该志本年一月号上。）
当希特勒以闪电似的速度从西边侵入之时，斯大林小心地从东边爬进了波兰。当希特勒臣服了二千三百万波兰人之后，提议终止这“无益的”战争时，斯大林便经过他的外交孔道与第三国际，赞美和平的利益。当斯大林占领了波罗的海上的战略地点时，希特勒马上把他的日耳曼人移转他处。当斯大林进攻芬兰时，全世界只有希特勒的刊物表示完全同情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轨辙是由某种内部的吸力所维持住的。何种吸力呢？它能延长多久呢？
孪生的星球有“属于视觉上的”，就是说，它是外表上的；或者是“物理的”，就是真正孪生的，它构成一双，其中一星绕另一星而行。希特勒与斯大林代表着目前世界政治的血的天空中一对真正的孪生星呢？还是外表的孪生星？假使他们是真正的孪生星，那末谁绕谁在运行呢？
希特勒自己以保留的态度说到这个持续性的与“现实主义的”协定。斯大林则宁愿在静默中抽他的烟斗。敌对营垒中的政治家与新闻记者，把斯大林说成为主体星而希特勒则是卫星，借以激起这两人间的争吵。让我们来试行分析这个绝非简单的问题，同时不要忘记世界政治的轨辙是不能用天体轨辙那样的确切性来决定的。
比西欧列强的兴起较晚许久的资本主义的德国，在欧洲的大陆上建设了最前进的与最富有动力的工业，但它的建设是在业已分配了的世界中进行的。“我们要把它重新分过”，德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四年宣布道。他们错了。全世界的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而且胜利了。现在希特勒渴想在更大的规模中，重复一九一四年的试验。他不得不渴求这一点。德国资本主义要在它的国家之内窒息死了。然而希特勒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即令他打了胜仗，也不能实行有利于德国的世界重分。德国起来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到处都陷于绝境。殖民地不愿意再做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予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以一个有力的大推动。
希特勒对“友谊”是反复无常，对别国民族与政府的估计则变换匪定，他破坏条约与同盟，欺骗仇敌与朋友；但所有这些都由一个唯一的目的所促成的，那目的就是重新分配世界。“德国现在不是一个世界的强国”，希特勒在他的书里写着。但是“德国总须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否则便不能存在”。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称霸欧洲的根据地；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取世界霸横的根据地，因而也变成为使美洲就范，与减弱美洲的根据地；使美洲就范与减弱始终是希特勒的一个不变的任务。这一目的，乃是他用以辩解他的全能政制，即在日耳曼民族内部用铁箍来压制阶级冲突的那个政制的。
苏联的特点则完全相反。沙皇的俄罗斯传下了一份贫困与落后的遗产。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要为生产力去获得新的领土，而是要为旧的领土上建设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需要扩张她的疆界。她生产的水准不许她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是不大的。她的防御力主要在于她广大的幅员。去年三月，在许多年夸大的官方的吹牛之后，斯大林第一次在俄国共产党的大会上谈到苏联与西欧国家间比较的劳动生产力。斯大林之所以要涉猎到世界统计中去，为的要解释苏联的人民为什么还生活于贫乏之中。为要追上德国在生铁方面的生产，苏联就人口而论，每年应自目前的一千五百万吨增加至四千五百万吨，为要追上美国，则必须将每年生铁的产量提高至六千万吨，就是说，得增加四倍。所有其他的工业部门都是如此，有些甚至还要差些。在结论中，斯大林希望在以后十年至十五年之间，苏联能追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这一个时限是有问题的。不过在这时期终结之前，苏联牵涉于大规模的战争中，无论如何，总将表示是一个武器悬殊的斗争。
主观的因素，不比物质因素为不重要，近年来也激剧地转向于更坏的方面去。在苏联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享有特权的个人，将一半的国民收入集中在手里，而他们称这个政制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约有一万六千万人民被官僚所压迫，陷于悲惨的贫困之中。
希特勒与斯大林对于战争的关系完全相反。希特勒的全能政制是从德国占有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长起来的。希特勒受财产所有人的委托，要以任何代价把他们的财产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中救出来，再开一条走入世界舞台去的渠道。斯大林的全能政制是从一个革命暴发户的新阶层在被绞死的革命人民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长起来。
战争对于他们两人都是危险的。但希特勒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来履行他的历史使命。一次胜利的进攻，许能给德国资本主义，同时也给国社制度，取得经济的前途。
斯大林则不同。他从事进攻战争，不能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如果斯大林参了战，由于无数的牺牲与损失，整个官方制度的欺骗，以及它的横暴，必然会引起人民方面深刻的反动，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本世纪中已经干过三次革命。对于这点，谁都没有比斯大林知道得更清楚。他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避免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斯大林跟希特勒缔结了联盟，叫一切外交界的拘泥规律者与和平主义的头脑简单者大为骇异，其实这因为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只能来自希特勒，又因为照克里姆林宫的估计，德国比一切可能的敌人更为强大。莫斯科去夏举行的迁延颇久的与英法军事代表团所作的会议，不仅是与希特勒谈判的掩饰，而且是直接对于军情的刺探。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显然深信协约国对于大规模的战争是准备得不充分的。那完全军事化的德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只能与她合作来实行他的计划，才能购得她的欢心。
斯大林的决心乃取决于这一结论。与希特勒联盟，不仅能暂时间除去苏联牵入于大规模战争中的危险，而且还能获得更迫切的战略利益。在远东，斯大林在许多年内一再让步，以便避免战争；在西疆，形势迫他只能奔向前去，才能逃避战争；不是由于放弃旧的地点，而是由于夺取新的。协约国的报纸把形势描写得仿佛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囚徒，夸大了莫斯科牺牲德国而获得的东西——半个波兰（依人口算是三分之一），加上对波罗的海东岸的统制，再加上走向巴尔干的开放的门户，等等。莫斯科所获得的利益无疑是很大的。但是最后的帐还不能清算。希特勒在世界的范围中发动这次战争。从这次斗争中出来，德国或者成为欧洲与所有欧洲殖民地的主人，或者就是崩毁。在这样的一次战争中，确保他东翼的安全在希特勒乃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他用往日沙俄帝国的各省偿付了克里姆林宫。这代价难道太高了吗？
有人说，斯大林之侵入波兰，以及他对波罗的海诸邦的压力是欺骗了希特勒，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倒不如说，希特勒自己鼓励斯大林去占领东部波兰与染指波罗的海诸邦，更为可信些。因为国社主义是在反苏联的十字军中成长的，斯大林自然不能信赖希特勒的信约。那次谈判大概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语调中进行的。“你怕我吗？”希特勒问斯大林。“你可要保证吗？你自己拿好了。”于是斯大林便拿了它们。把苏联新的西疆描写成一个遏止希特勒东进之永久的屏障那是完全不对的。希特勒按步就班来解决他的各个问题。目前的程序是要摧毁大不列颠，为了这个目的，是能够牺牲一点的。要向东进，首先就得进行德苏间大规模的战争。当此种战争的时机成熟之时，究竟斗争该从哪一条子午线开始，这问题只有次要的意义了。
进攻芬兰初看仿佛与斯大林之害怕战争相反。但实际上不然。在草拟的计划之旁，还有一个局势之客观的逻辑，为要避免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同盟。为要确保他自己的地位来反对希特勒，他便在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许多根基地。然而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这些战略利益减至零度，甚至有使它们变成不利的危险。如果赫尔辛斯基（芬京——译者）拒绝屈服，谁将出来跟莫斯科算账呢？读过A字的斯大林，迫得非读B字不可。以后还得按着读其他的字母。斯大林想避免战争，这意思并不就是说战争将允许斯大林避免。
德国显然推莫斯科去反对芬兰。莫斯科向西方每走一步，即使苏联更接近地牵入于战争之中，假使这个目的达到了，世界的局势会大大地改变。近东与中东会成为战场。印度问题会立即发生。希特勒会感觉松爽地喘一口气，在事变逆转的场合中，他还能牺牲苏联来缔结和约。莫斯科读到德国报上友谊的文章时，无疑是咬紧了牙齿的。不过咬紧牙齿并不是一个政治因素，所以斯大林还是希特勒的卫星。
德苏协定对莫斯科有切近的利益，那是无可争论的。只叫德国牵住在西线，苏联在远东总会觉得自由得多。这不是说，他会在远东将取进攻的行动。固然日本的寡头甚至比莫斯科的寡头更不能作战。但是莫斯科迫得非向着西边不可，那它就不能有在亚洲扩张的丝毫动机。在日本方面，一定以为她从苏联方面会遭遇到一个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抵抗。故在这些条件之下，东京一定宁愿实行她海军的政纲——不是向西，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婆罗州、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
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莫斯科与东京的协定，会对称地补充莫斯科与柏林的协定。至于这将予美国的地位以何种影响，则此问题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全世界的报章，指出俄国本身之缺乏原料，于是固执地说斯大林能予希特勒的经济帮助是不足道的。然而这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苏联之缺乏原料，乃具有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当官僚拚命追求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时，势不能在经济的各部门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如果工业各部门生长的速度在一两年内从百分之十五降低至百分之十或五，更如果工业生产保持在前一年的水准上，那末大量剩余的原料马上会出现了。另方面德国对外贸易之绝对封锁，必然要把大量德国货输入俄国，交换苏维埃的原料品。
并且我们也不能忘记苏联为了防御的军事目的，业已贮藏了，而且还是贮藏着大量的原料与食物。一大部分这些贮藏品，乃是德国的一个潜在的供应的来源。此外，莫斯科还能将黄金付给希特勒，不管希特勒怎样努力来建立一个闭关的经济，但黄金还是战争的主要筋胳之一。最后，莫斯科之友谊的中立，使德国非常便于剥削波罗的海诸邦、斯干地那维亚与巴尔干的资源。希特勒的机关报《人民观察报》在十一月二日写道：“与苏俄在一起，我们统制了整个东欧的原料与食粮的资源。”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莫斯科与柏林间协定缔结之前数月，伦敦比现在更加清醒地估量了苏联能予希特勒的经济援助的意义，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对“大不列颠帝国政治的与战略的利益”（该书序文的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做了一半官性的研究，关于德苏接近的可能性说道：“这样的结合对于大不列颠会有很大的危险。这是成问题的”，那个集体的作者继续写道，“大不列顾如果不能在陆上封锁德国的东疆，那末与德国作任何战争，都太难获得决定的胜利。”这个估量值得最小心的注意。我们如果说德苏联盟至少减少了对德封锁之百分之二十五的效力，也许比数更大的效力，倒不是夸大的。
物质援助，还必须加添——如果这个字用得适当的话——精神的援助。在八月底以前，共产国际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阿比西尼亚，对不列颠的殖民地则保持沉默。现在，共产国际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沉默，赞成瓜分波兰，而要求解放印度。莫斯科《真理报》攻击加拿大自由之被压迫，但对捷克人之被希特勒所屠杀与波兰犹太人之遭受酷刑，则不作一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克里姆林宫现在对德国的力量还保持着很高的评价。
克里姆林宫倒是对的。德国诚然不能以“闪电”式的战争反对英法，但没有一个思想严肃的人相信过这样的可能。不过国际宣传上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被驱入死巷的疯子，那是极端轻率的，希特勒还决不是这样的人。富有动力的工业，技术上的天才，纪律的精神——一切都有；可怕的德国军事机构还会表现出来。作孤注一掷的，乃是那个国家与政制的命运。波兰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半政府现在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将来会不会与比利时、荷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避难到大不列颠去？
我一刻都不相信，像我所说过的，希特勒关于德国称霸世界的计划，能真正实现出来。德国的帝国主义起来得太晚了；它军事的怒潮会完结于巨大的灾难中。但在这一灾难发生之前，欧洲的许多东西会颠扑下来。斯大林不愿意成为这些东西中之一。他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跟希特勒决裂得太快。协约国的刊物拽寻着这两个新朋友间“冷淡”的象征，每天预言着破裂。我们固然不能否认莫洛托夫在里宾特洛甫的怀抱中是不觉得快乐的。好些年来，苏联所有的内部反对派都被加上纳粹党奸细的罪名而遭炮烙、追迫与杀害，完毕了这个工作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亲密的同盟。现在全国有几百万人，与那些因联络纳粹党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或被监禁的人，很相接近，这几百万人现在是小心的但是极其有力的鼓动反对斯大林的人。此外，还得加上共产国际的隐匿的不平，这些克里姆林宫的不幸的外交代理人，并不觉得舒服。斯大林无疑地企图让另一个可能性不要闭塞。所以十一月七日李维诺夫突然间出现在列宁陵的讲台上。在那天的游行队中，共产国际秘书长季米特洛夫、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画像都有人举着走。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外表方面，不是它的实质。李维诺夫以及那些被带着游行的画像，主要用以满足苏维埃的工人与共产国际。只是间接地斯大林在让协约国知道：在某种情形之下，他是能易马而骑的。但只有那些幻觉的人才能想象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立即就要改向了。只叫希特勒还强——他现在很强——那末斯大林总还是要做他的卫星的。
一个注意的读者会说道：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对的，但是革命如何呢？克里姆林宫不计算到它的可能性、盖然性，甚至它的必然性吗？对革命的估计不曾反映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上吗？这种反对论调是合理的。莫斯科是最不会怀疑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会引起革命的。但战争并非以革命开始，而是以革命终结。当德国在一九一八年爆发革命之前，德国军队业已予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以同样的方式，目前的战争能在某个国家内爆发革命之前很久，便摧毁了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制度。因此，我们对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估计，是不涉及革命前途的力量的。
不过，为要正确地指出莫斯科未来的诡计以及它和柏林的关系的发展，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想不想利用战争来进行世界革命，假使如此，那末怎样办？十一月九日，斯大林认为必须以最钝拙的方式来否认这种说法，即是说他想“尽可能地延长战争，一直到参战者都精疲力竭为止”。在这场合中，斯大林是说了真话。他绝不愿意有一个长期的战争，理由有二：第一，它必然要将苏联牵入漩涡；第二，它必然要在欧洲引起革命。克里姆林宫害怕这两者都是很有理由的。
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员宣称：“俄国的内部发展趋向于树立一种管理员与官员们的‘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很多的特权，足使他们完全满意于现状……历次清党，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为一个过程的几个部分，这过程要把一切想改变现状的人统统清除出去。这样的一个解释，使人更加相信俄国的革命时期业已过去，此后她的统治者只将设法保持革命所带给他们的获得品了。”
这话说得实在好！两年余前我在《自由》上写过：“希特勒正在反对法苏联盟，因为他要自由地能与莫斯科联盟来反对巴黎。”那时，这几句话被人解释为一种有成见的见解。事变却证实了它。
莫斯科懂得很清楚：大规模的战争将产生一个政治社会的大反拨时期。假使莫斯科的人真正希望操纵革命运动，且把革命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那末斯大林自然会欢迎革命的。但他懂得革命是官僚制度的对立物，它将无情地扫除特权的保守机关。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党羽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在一九三一至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遭受了怎样悲惨的失败呀！在新的革命潮浪之上，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必然会发生出来，它将卷去共产国际，予苏联民族壕堑内的苏维埃官僚以致命的打击。
西班牙事件的教训怎样地不甚为人所了解，这是可惊的。希特勒与莫索里尼竭力要利用西班牙的内战来造成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四强同盟，斯大林为了抵御起见，便给自己立下了任务：要证明给伦敦与巴黎看，他比佛朗哥及其撑腰者更能铲除西班牙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谁都没有比斯大林更无情地窒死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革命，那几天他是纯粹民主主义的最高天使。什么东西都动用了，进行疯狂的诳骗与罗织，依照莫斯科审判的精神作司法的伪造，有系统地屠杀革命领袖。反对工农夺取土地与工厂的斗争，自然是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
西班牙的内战值得作最精细的注意，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乃是初步世界大战的一种演习。无论如何，斯大林是完全准备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重演他西班牙的话剧的，他这次希望更能成功地购得未来胜利者的友谊态度，他购买的方法就是证明给他看，谁都不能比他更能镇压赤色怪物，这怪物为了名称上的便利起见，还会加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记的。
共产国际的职员们接到了命令：“向左转”，于是立刻从档案中发掘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公式来。这一新的“革命的”迂回，多半会比“民主”时期为短，因为战时大大地加速了事变进展的速度。但斯大林基本的策略方法还是同样：他把共产国际转变成一个对明天的敌人的一种革命威胁，以便在紧急关头用作一种有利的外交拉拢的交换品。斯大林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害怕勃劳特或他这一类人的反抗。
克里姆林宫经过它顺从的记者，恫吓着说如果意大利与日本参加英法方面，俄国将站在希特勒方面参战。同时要努力使德国苏维埃化（例如见十一月十二日纽约《泰唔士报》的莫斯科通信）。惊人的招供！克里姆林宫“胜利”的铁链，已经将它那样紧密地束缚在德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以致希特勒的可能的未来敌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斯大林的敌人了。斯大林之多半将在第三帝国方面参战，便及时以使德国“苏维埃化”的诺言来做掩饰。照加里西亚的方式吗？要达到这一步，只须用红军占领德国好了。经过德国工人的暴动来完成吗？但如果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个可能，为什么要等意大利与日本参战呢？
这篇授意的通信的动机是显然的：一方面恐吓意大利与日本，另方面恐吓英法——借以避免战争。“不要把我推到极端，”斯大林恫吓着，“要不然我要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了。”这句话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虚声恫吓，也许有百分之五是模糊的希望：也许在致命的危险中革命会来搭救他。
斯大林之使德国苏维埃化的思想，与张伯伦希望在德国恢复和平保守的专制是一样的荒谬。只有一个新的世界的联盟才能在一次前所未闻的大战中摧毁德军。全能政制只能由德国工人阶级方面的大进攻才能加以毁灭。他们之进行革命，当然不是为要用一个霍亨索伦氏或斯大林来代替希特勒。
民众之战胜纳粹党的专制，将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炸药之一，且将迅速使欧洲改观。觉醒、希望、热情的浪潮，将不会在苏联密封的边疆上停止的。苏联的民众仇恨那贪婪的与残酷的统治阶层。他们的仇恨只因想到帝国主义在伺隙而乘所以才抑制下去。西方的革命将夺去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政治存在的唯一权利。假使斯大林比他的同盟者希特勒寿命长些，那他也不会很久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