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西流》 -> 第二期（1940年4月）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评价
——介绍《资本论》卷一的节本
托洛茨基著，刘少严〔刘家良〕译
贡献给读者的是一本什么书？
本书系用马克思自己的文字，简洁地叙述着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原理。终究说来，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能比马克思本人更好地阐明价值底劳动学说。[1]
马克思的某些立论，尤其是在那最困难的第一章里的，对于未入门的读者也许像是太过于推敲、细分或“玄学”了。事实上，这种印象之发生，皆因为读者不惯以科学方法来处置表面似乎是惯常的现象之故。商品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样普遍、那样习惯和熟识的一部分，竟使我们连想也想不到去考察一下：何以人们会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重要东西拿去交换毫无用处的金银饼了。问题还不限于商品。所有市场经济的范畴都好像当作自明之理，毫不加以分析便被人接受了，仿佛它们都是人类关系底自然的基础似的。经济过程的实体虽是人类劳动、原料、工具、机械、分工，以及必须在劳动过程参加者中间分配完成的生产品等；但如“商品”、“货币”、“工资”、“资本”、“利润”、“税”等范畴还依然只是经济过程底各个不同方面在人类头脑中的半神秘的反映，这个经济过程是人类所不了解的而且也不是受他们支配的。要把它们（即指上述的范畴。——译者）解释明白，则一种彻底的哲学分析便不可少。
在美国，拥财百万的人便被指为“价值”百万，在这个国度里，市场的概念比之任何别的地方都来得深入人心。但直到最近，美国人还很少想及经济关系的性质。在最有势力底经济制度的国土中；经济理论仍是极度贫乏。只有目前美国经济底深刻的危机，才直率地使舆论碰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总之，无论谁如果没有克服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经济发展反映于头脑的现成观念的习惯，又无论谁如果没有随着马克思的步趋，领悟商品之为资本主义有机体底基本细胞的实质，谁便证明永远不能科学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底最重要的表征。
马克思的方法
人类自从把科学当作自然底客观循环的认识而建立起来之后，他便顽固地、执拗地使自己离开科学，替自己保留一个所谓与超感觉的力量（宗教），或与无时间性的道德戒律（观念论）相媾通的特权。马克思确定而永远地给人类剥去这些可憎的特权，把人看作物质自然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的环节；把人类社会看作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去发见经济的“永恒规律”。他否认这种规律的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经济制度底绵续的历史，而每一种经济制度则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而活动着。从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制度经常由生产力的生长，即技术及劳动组织的生长来决定。在未到达某一点之前，社会的变化性质上是量的变化，而且并不改变社会的，亦即占优势底财产形式的根基。当成熟的生产力再也不能自限于旧式财产形式之内时，便到达了某一点；于是社会秩序来了一个急激的，伴着震动的变革。原始共产体为奴隶制所代替或补充；奴隶制又由农奴制度及其封建的上层建筑所嬗迁；十六世纪城市的商业发展给欧洲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秩序，这个秩序往后又经过了几个阶段。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并不是研究一般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只是顺便提到其他的经济制度，以便说明资本主义的特质。
原始的农民家族的自足经济用不着“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一方面受自然力，另一方面受传统力量的支配。希腊人或罗马人底独立的建筑在奴隶劳动上面的自然经济受着奴隶主底意志统治，而奴隶主的“计划”又直接受自然及习惯律的决定。关于中世纪的庄园及其农奴也可以同样说法。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诸经济关系就其原始的粗糙性上看来，是清楚和透明的。但近代社会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破坏了旧式的独立的联系和世袭的劳动方式。新的经济关系已把城市和农村，省份和国家连接起来。分工已包括了这个星球。但这种关系虽然打破了传统和常规，它本身却并不是按照某种确定的计划，而是离开人类底意识和先见而形成的。人、集团、阶级、民族的互相依存导源于分工，它不受任何人指挥。人们互相为他人工作，却互相不识，不问彼此的需要，而希望，甚至深信他们的关系总能自行调整。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或者不如说，他们习以为常地做。
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底主观的意识——意向或计划——中找求资本主义社会反复运动的原因是极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底客观的反复运动是在科学开始认真考虑它们之前便形成了的。直到如今，极大多数人还不晓得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马克思方法的全部力量就在他之观察经济的现象并不是根据某些人物的主观点，而是根据整个社会发展底客观的观点，这犹之乎一个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之观察一个蜂房或一个蚁窝一样。
对经济学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做什么和如何做，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想些什么。社会的基础不是宗教和道德，而是自然和劳动。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的，因为它是从存在到意识而不是走相反的道路。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它把自然和社会两者都当作它们是在演变着来看，而演变自身又是冲突力量底不断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官家科学
马克思有他的前驱者。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在资本主义已衰老之前，在它开始恐惧明天之前，达到了它的最隆盛时代。马克思对这两个伟大的古典学者，寄予深深感激的美意。但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看成为人类永远的正常生活，而不视为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一开始便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暴露它的错误，同时也暴露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及指出它崩溃的必然性。
科学并不是在学者底隐闭的研究室中而是在充满血肉的社会中获得它的成果。一切使社会破裂的利益和情感都在科学，——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即贫富之学的发展上散布它们的影响。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背弃剥削制度底科学的分析，而忙于经济事实底乏味的描述，经济底过去的研究，最坏的就是他们为辩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把事情全般伪造。目下在官家教育机关中教授着以及在资产阶级报纸上鼓吹着的经济学说，虽然贡献不少重要的实际数据，但它却非常无能去概括整个经济过程及发现它的规律和远景，它也一点不想这样做。官家的政治经济学是死亡了。
劳动价值律
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的主要联系是交换。任何加入交换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品都成为一个商品。马克思着手他的研究由商品始，且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底基本的细胞中推出那些社会关系来，这些关系客观上已在交换的基础上面，离开人类的意志而自行形成。只有依照这个方法才能解决这个基本的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然每一个人都为他自己着想，没有一个人为大家着想，那末又怎样给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造成相对的比例呢。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农民把他的生产品拿到市场去，贷款者及银行家贷款，商店老板供给各种商品，工业家建立工厂，投机商人买卖股票和公债——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己的打算，他一己的私人计划，他一己的对工资或利润的关心。但从这种个别努力和行动的混沌一团中却浮现一个经济的整体出来，不错，这个整体并不是和谐的而是矛盾的，但它不仅给社会以存在的可能，而且还给它以发展的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混沌毕竟不是完全混沌，它是按照某种方法机械地，如果不是意识地，被调节着的。要了解那种给经济各个不同部分造成一个相对平衡状态的机械作用，就是去发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显然的，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各个不同领域——工资、价格、地租、利润、利息、信用、股票交易——的规律是数量繁多和复杂的。但最后计算起来，它们都归结到马克思所发见和彻底暴露的一个单纯的规律；那就是劳动价值律，这个规律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调节器。这个规律的内容是简单的。社会保有一定量活的劳动力的存储。这一力量加工于自然而生产满足人类欲望所必需的生产品。因为在独立生产者之间发生分工，生产品便采取商品的形式。商品先是直接的，最后便经过黄金或货币的中介，互相按照一定的比率而交换。诸商品的基本性质以某一定的关系来使商品互相平等，这个性质就是支出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抽象的劳动，一般的劳动——亦即是价值的基础和尺度。在几千百万分散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并未使社会解体，这就是因为诸商品乃按照耗费在商品上的社会必需劳动时间来交换。市场作为一个交换的角逐场，由接受和拒绝商品来断定它们本身是否包含社会的必需劳动，因之决定社会所必需底各种不同种类商品的比率，并因而又决定依照各种不同产业的劳动力的分配。
但市场的实际过程较之这几行字所叙述的要无限的复杂。因此，价格便围绕着劳动价值而摆动，摇摆于它们底价值的上下。这种背离的原因，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有充分的解释，《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但虽然在个别的场合，诸商品底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分歧也许很大，全部价格的总和却等于全部价值的总和，因为最后计算起来，社会所支配的只是人类劳动已创造了的价值，价格不能打破这个界限，甚至连托拉斯的独占价格也包括在内；劳动没有创造新价值的地方，就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也不能获得什么。
不平等与剥削
但是假如诸商品是按照投在它们里面的劳动量来互相交换，那末怎样从平等中产生出不平等来呢？马克思暴露诸商品中之一个商品的特殊性质来解决这个谜，这个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基础：即，劳动力。生产手段的所有主——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它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按照投入它里面的劳动量，亦即按照工人延续生命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手段来估值。但这个商品——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工作，即，创造新价值。这些价值的分量比之工人自己所领到的以及他为了维持他生活所支出的价值量还要大。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为的是剥削它。不平等的根源就是这一剥削。
生产品中用以补偿工人自己底生活费的部分，马克思称作必需的生产；工人生产超过于此的部分，则称作剩余生产。剩余生产一定要由奴隶生产出来，否则奴隶主便不会保持任何奴隶。剩余生产一定要由农奴产生出来，否则农奴制对土地贵族便没有一点用处。剩余劳动也同样要由工资工人生产出来（程度只有更大），否则资本家就用不着购买劳动力。阶级斗争无非是争取剩余生产的斗争。凡是占有剩余生产的人便是天之骄子——占有财富，占有国家，把持教会、法院、科学和艺术。
竞争和独占
剥削工人底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由竞争来决定，竞争在长期间已成了资本主义进展的大发条。大企业比之小企业享有技术上、财政上、组织上、经济上以及最后，但意义并不最小的政治上的便利。资本的总额较大也就能够剥削较大数目的工人，而它也就必然从竞争中获胜。这便是资本底积集（Concentration）和集中（Centrallzation）过程的不可更动的基础。
当竞争刺激技术的进步的发展时，它不仅逐渐消灭那些中间的阶层，而且还消灭它自己。在中小资本家底死尸和半死尸之上浮现一些数目愈来愈小而势力愈来愈大的资本主义大王出来。因此从公平的、民主的、进步的竞争中生长出无可挽回底有害的、寄生的、反动的独占。它的霸权在前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确定，而在本世纪初又获得固定的形式。现在则独占的胜利已被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正式的代表[2]公开承认了。但当马克思进行他的预测，最先从资本主义特有的趋势中推论出独占时，资产阶级世界还视竞争为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呢。
独占消灭竞争，表示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开始。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创造大发条而且是资本家的历史的护符。同时竞争的消灭又表明股票所有者转变为社会的寄生虫。竞争必须有若干自由，一种自由的大气，一个民主的与商业世界主义的政制。独占却需要一个尽可能极权的政府，关税壁垒，“它自己的”原料来源和买卖的竞争地盘（殖民地）。在独占资本的解体中，最时髦的便是法西斯主义。
财富底集中与阶级矛盾底生长
资本家们及其拥护者们想用各种方法使财富集中的真实程度瞒过人民的眼睛，同时也瞒过收税员的眼睛。不管事情已怎样明白，资产阶级报纸尚企图支持资本投放底民主分配的幻想。纽约《泰晤士报》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者时指出：现在有三百万至五百万分立的劳动雇主。不错，合股公司较之三百万至五百万雇主代表着更大的资本集中，但美国却有“五十万个股份公司”。人们之所以要玩弄总数与平均数字的方式，并不是为的揭露而是为的隐藏事物的真相。
从战争爆发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美国工厂的数目从指数一〇〇跌至九八·七，而工业生产的总数则从一〇〇增至一五六·三。在轰动一时的繁荣的几年当中（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当每一个人都好像在大发横财的时候，厂数由一〇〇跌至九三·八，而生产则由一〇〇增至一一三。商业机关的集中受了它们底笨重的物质体的限制，远落在它们底灵魂，即所有权底集中的后面。一九二九年美国确实有三〇〇,〇〇〇以上的股份公司，诚如纽约《泰晤士报》所云。但有一点必需附带说明的，就是这些公司中的二百家，即占总数的百分之〇·〇七，直接支配着所有公司底百分之四九·二的资产。四年之后，这个百分率已升至百分之五六，在罗斯福政府当权的几年当中，它无疑的升得还要高。在这二〇〇家领袖的合股公司里面，真正的支配权又属于很少的少数。[3]
在银行和保险界内也可看出同样的过程。美国五个最大的保险公司不仅已吸收了其他公司，甚至还吸收了许多银行。银行的总数是缩小了，实际上却是被吸收了，主要是采取所谓“合并公司”的形式。这种变动的程度迅速增加了。在银行之上长出一个太上银行的寡头贵族。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合并而成为金融的太上资本。假定产业与银行的集中将以与过去二十五年内同等的比率进行——事实上集中的速度正在加大——那末在将来二十五年的过程中，独占家一定要吞没国家的全部经济，连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都不给留下。[4]
本文之引用美国统计只是因为它们更精确和更动人吧了。实际上，集中的过程是国际性的。通过资本主义的各个不同阶段，经过行情变动的盈亏，经过所有政治制度，经过和平时期又经过武装冲突的时期，一切大财产之集中于数目愈来愈少的人之手，已在进行而且将无底止的继续下去。在大战的几年中，当各国方流血至死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在公债的重压之下破裂时，当财政系统已陷入深渊时，独占家后面拖着中等阶级，从血污中取得空前的利润。美国最有势力的公司在战争几年当中把它们的资产增加了两倍、三倍、四倍和四倍以上，而且还使它们的红利膨胀至百分之三百、四百、九百和九百以上。
一八四〇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前八年，那位著名的法国作家，阿勒西·德·托克菲尔在他的《美国之民主主义》一书中写道：“大财富有消灭之势，小资产的数目在增加。”这种思想已被重复述说过无数次，先是援引美国，后来又援引其他年青的民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托克菲尔的观点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已是错误的了。但财富的集中还只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亦即在托克菲尔死之前夜才开始。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已占有该国全部财富的半数以上；在一九二九年，同样的百分之二占有国富的五分之三。同时，三万六千富有之家的收入等于一千一百万户中等及贫苦之家的收入一样大。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恐慌中，独占机关却不用乞诉公家的慈善；相反的，他们比从来更甚地高出于国民经济底一般衰落之上。随后在“新规约”酵饼上发生的动摇的产业复兴中，独占家们又撮取了大量的乳精。失业的数字充其量也不过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减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不超过六千成年人——积蓄了出奇的红利；这便是罗伯特·霍·杰克逊大律师充任美国反托拉斯助理检事长时，用数字证明了的。
但是，这个抽象的概念，“独占资本”，在我们看来却是充满了血肉的。它的含义无非是少数家族[5]为血族的纽带和共同利益而连接成功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寡头贵族并支配着一个伟大国家底经济和政治的财产。人们一定迫得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集中律已出色地实现了！
马克思的学说已陈旧了吗？
竞争，财富集中及独占等问题自然要引出这个问题，即，究竟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具有历史的兴味——比如亚当·斯密的学说一样——抑或它仍旧有实际的意义呢。答复这个问题的标准是简单的：假如这个学说正确的估计发展的方向而且较之其他学说更好的预见未来，则它仍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进步的学说，即使它已有了几十年之久。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者维纳·桑巴特在他涉世之初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则把马克思学说底较革命的部分通通加以修改，他用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论》来对抗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这部书或许就是最近资产阶级经济辩护士的最著名的表现。桑巴特写道：“卡·马克思预言：第一，受雇工人底贫穷累增；第二，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农民阶级的消灭；第三，资本主义底终局的崩溃。这样的事一宗也没有实现过。”
桑巴特提出他自己底“严格科学的”预测来对抗这一错误的预测。照他说来，“资本主义在其最繁盛时代已开始自行转变，它将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向从内部自行转变：它愈加年久，则它将愈加平静、沉着和合理。”让我们来证验一下看，如果光是依照着两个基本路线，究竟哪一条正确；究竟是预测灾劫的马克思呢，还是以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名义认定万事会被“平静地、沉着地、合理地”调整的桑巴特呢。读者将同意：这一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贫穷累增说”
马克思在桑巴特之前六十年写道：“一极是富的积累，因此同时在相反一极，即，在那个以资本形式生产产品的阶级方面，便是贫穷、劳动痛苦、奴隶制、无知、野蛮、心智堕落底积累。”马克思这一命题，在“贫穷累增说”，这一名称之下，已受到过民主主义者的及社会民主改良派的不断攻击，尤其在一八九六—一九一四年的时期中，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且对工人，特别是对工人底上层作某些让步之时。世界大战之后，当资产阶级为它自身的罪恶及十月革命所震惊而走向广告式底社会改良（这种改良的价值立即又为通货膨胀及失业所取消）的道路时，资本主义社会渐进转变的学说，在那些改良家和资产阶级教授看来仿佛已有充分的保证了。桑巴特在一九一八年向我们保证说，“雇佣劳动的购买力已与资本主义生产扩展正比例的增长。”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中，当劳苦群众某一层份（这一层份有时是颇为广大的）底生活水准的上升掩盖了国民收入中无产阶级应得部分的削减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却加重了。因此恰好在陷于衰落之前，美国的工业生产，例如于一九二〇年与一九三〇年之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支付工资的总额则仅提高百分之三十，这就表示国民收入中劳动应得部分的惊人的减低。一九三〇年失业开始一种不祥的增长，一九三三年对失业工人多少作有系统的救济，但这些失业工人在救济金的形式中所领得的几乎还没有他们在工资的形式中所损失的一半。一切阶级不断“改进”的幻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群众生活水准底相对的低落已代之以绝对的低落。工人们开始节省一点儿鄙啬的应酬，后来又节省他们的衣着，最后则节省他们的食粮。具有平均质地的货物和生产品被次货顶替，次货又被最坏的来顶替。工会开始好像成了这么一个人，他在迅速下降的电梯中绝望地靠着扶手往下降落。
美国拥有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占有了全世界财富的百分之四十。可是诚如罗斯福本人所承认的，该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营养不良、衣着不足且在非人的情形底下生活的。那末，对于那些享受较少特权的国家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自从上一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那所谓“贫穷累增的学说”。
法西斯政制只是把任何帝国主义底资本主义所固有之没落和反动的界限归结到极度而已，当资本主义的堕落已不能保持那提高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幻想时，法西斯政制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了。法西斯独裁就等于公开承认赤贫化的趋势，这一趋势，那些较富足的帝国主义民治国还在设法加以掩饰。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以那样的憎恨来迫害马克思主义，分明因为他们自身的政制就是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最可怕的确证。当戈林以他所特有的刽子手和丑角的口吻宣称大炮较黄油为重要，或者当加利奥斯特罗—加沙诺瓦—莫索里尼劝意大利的工人把黑衫上的肚带束得紧些时，文明世界都愤愤不平，或假装愤愤不平起来。但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民治国内不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么？黄油到处都用来涂大炮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虽然没有着黑衫，也学着拉紧他们的裤带了。
（二）产业后备军与失业者的新的次阶级
（New Subclass of the Unemployed）
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机构的一个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犹之乎工厂堆栈中得贮藏着机器和原料，或商店中得存贮些完成的生产品一样。假如没有劳动力的存储，则一般的生产扩张既不可能，就是使资本调节于工业行情变化底周期的涨落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底一般的趋势——牺牲可变资本（劳动力）而增加不变资本（机械和原料）——中，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社会的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也愈大——一种固定的过剩人口的总数愈大——公认的贫穷也愈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底绝对的总法则。”
这个命题——与“贫穷累增说”不可解的连接一起，且几十年来便被斥为“夸大”、“别有作用”和“妖言惑众”——现在却已成为事物真相底无可非议的理论的反映了。目前的失业军再也不能视为“后备军”，因为它的基本队伍再也不能有任何复工的希望；相反的，它还必然由新的失业者之不断流入而膨胀起来。解体中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一整代永无职业又无就职希望的青年人。这个处在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之间的新的次阶级不得不牺牲社会的财富以求生存。据估计，在九年（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之内，失业已从美国的经济中消去了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余成人劳动年（labour manyear）。[6]一九二九年，到了繁荣的最高点，在美国有两百万失业者，又在上述的九年内，有工作能力而无工可作的工人数目已增加了五百万，把这两者合起来看，则所丧失的成人劳动年的总数一定还要无比的大。一个社会制度受了这样一种疫病的侵袭，已病入膏肓了。这种病症的适切的诊断差不多在四十年前，当这个病的本身还只在萌芽时代便已做出了。
（三）中等阶级的没落
表明资本集中的数字附带指出中等阶级在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的应得部分已不断的低落，而小产业不是完全被吞没，便是被贬黜和被夺去它们的独立性，而成为不可忍受的劳苦与绝望的贫乏之唯一标记。不错，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已大大地引起工程师、经理、事务员、书记、律师、医生——一句话，即所谓“新中间阶级”这群人的增加。但这一阶层的增长，就是对马克思也已经不是神秘的了，和旧中间阶级很少有共同之点，旧中间阶级因为占有自己的生产手段，它便有一个经济独立的确实保证。那个“新中间阶级”则依赖资本家较之依赖工人更密切。真的，中间阶级多分是他们的工头。而且，在中间阶级之中也已发现了大大的生产过剩及其社会地位的堕落了。
像上述美国前任检事长荷马·斯·卡明斯那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说：“可靠的统计报告证明许多工业的单位已完全消灭了，且证明有这样的事发生，即，小商家之逐渐的消灭已成了美国生活的一个动力。”但桑巴特反对说：“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农民阶级的消灭”尚未发生。马克思像每一个理论家一样，他一开始便使那些根本的趋势按照其纯净的形式孤立起来，否则要想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便完全不可能了。但马克思本人却充分能够借助于具体的分析把生活的现象当作不同历史因素底结合的产品来观察。牛顿的定律确乎没有为这一事实所推翻，即，诸物体下落的速律随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变化，或星球运行的轨道会遭受扰乱。
为要了解那所谓中间阶级的“顽强性”，最好还是记着中间阶级之没落与这些没落阶级之转变为无产阶级，这两种趋势发展，并不采取平衡的步骤也不达到相同的程度。因为机械对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增大，故中间阶级没落的过程愈往前发展，则它愈要超过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实在某一个时机中，后者一定完全停顿而且甚至往后退。
正好像生理学定律的作用，在一个正在生长的有机体中产生的结果，与在一个正在死亡的有机体中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定律在一个发展的和一个解体的资本主义中也以不同的方式来证实的。这种不同在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清楚。美国的农业人口较之总人口虽然按照比较缓慢的比率增加，但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它的总数已达三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时，它的绝对数字仍继续增加。在往后二十年中，虽然该国的总人口迅速增加，但农业人口却跌至三〇,四〇〇,〇〇〇，即减少了一,六〇〇,〇〇〇人。但一九三五年它又重新升至三二,八〇〇,〇〇〇，比之一九三〇年膨胀了二,四〇〇,〇〇〇。这样的变化，初看起来是奇怪的，但它一点也没有推翻城市人口靠牺牲农村人口而增加的趋势，也没有推翻中间阶级分化的趋势，同时它倒还极其有力的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底严重恐慌的时期中，农业人口的增加简单地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即差不多有两百万城市人口，或更恰当的说，两百万饥饿的失业者迁入农村——到农民放弃了的地区或他们底故乡的农场去，以便把他们被社会排弃了的劳动力运用于生产的自然经济，同时也好苟延一种半饥饿的残息，不致完全挨饿。
因此，问题倒不在于小农民、工匠和商店老板的稳定，而在于他们底状况的极度无告。中间阶级不是未来的一个保证，而是过去的一个不幸的和悲惨的遗物。资本主义虽不能完全除去它，但它已设法把它缩小到卑下和穷迫的极致。农民不仅被剥夺了他那块土地所应纳给他的地租和他投下的资本的利润，甚至还被剥夺了他底工资的大部分。同样的，城市中的小人物也在痛苦中度着他们经济生活与死亡之间的短促岁月。中间阶级之并未无产阶级化而只是因为它已赤贫化了吧。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找出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论据来反对马克思。
（四）产业恐慌
前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标记便是资本主义造成了这样势不可当的进步，仿佛周期的恐慌只是一些“偶然的”烦恼了吧。在差不多普遍的资本主义的乐观时期中，马克思的批评者向我们保证说：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底全国的和国际的发展，实行了对市场之有计划的管理，且预示出对恐慌的最后胜利。据桑巴特说，恐慌已于战前被资本主义的机构本身“废除”了，因此，“在今天，恐慌的问题实际上使我们不感重要了。”现在，仅仅十年之后，这些话都好像是空洞的滑稽之谈，同时只有在我们这个时期，马克思的预测才充分显露出它悲痛的论据之足信。
资产阶级报纸半吞半吐地想否认独占的存在，但它又利用这同一的独占来半吞半吐地否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如六十家族操纵了美国的经济生活，纽约《泰晤士报》讽刺地说，“那就证明美国资本主义不是‘无政府的’和‘无计划的’……而是以伟大的灵活性组织起来的了。”这个论据是打错了靶。资本主义已不能把它的任何一个趋势发展到底。恰如财富集中之没有废除中间阶级，独占也没有废除竞争，它只是压迫它和不断破坏它吧了。各种各色不同的计划与六十家族中每一家族的“计划”一样，一点也不顾到调整经济的各个不同部门，而只顾牺牲其他集团和牺牲整个民族来增加他们自己底独占集团的利润。最后的估计起来，像这一类计划的交叉，只有加深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吧了。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爆发于美国，正是桑巴特宣布他的“科学”极不重视于恐慌问题之后一年。美国经济从空前繁荣的顶点被投进异常衰竭的深渊去。在马克思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像这样大的震动的！美国的国民收入于一九二〇年已升至六十九万万美元，第二年便跌至五十万万美元，即跌去百分之二十七。因为随后几年的繁荣，国民收入又重新上升，一九二九年达到它的八十一万万美元的最高点，但一九三二年又跌至四十三万万美元，即跌去一半以上！采用一九二九年底劳动和收入的标准（当时“只”有两百万失业者），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九个年头之内大约损失了四千三百万人的劳动年和一百三十三万美元的国民收入。假如所有这些还不算是无政府状态，那末这个名词的意义又可能解作什么呢？
（五）“崩溃学说”
在马克思逝世时期和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的心坎，几乎完全被资本主义的成功迷醉了。逐渐改进（“演进”）的思想好像已永远妥当，而革命的思想则被认作只是野蛮主义的一个遗迹。马克思的预测被对抗以本质上相反的预测，即关于国民收入底更平衡的分配，阶级矛盾底缓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底逐渐改良的预测。让·饶勒斯，这位在那个古典时期一个最富于天禀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逐渐用社会的内容来充质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这就是另一抉择的预测。它现在留下什么来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独占资本主义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恐慌。每一个恐慌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要借助于关税壁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开销和借债来解救这些部分的灾难，便又准备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广泛的恐慌。市场、原料和殖民地的争夺使军事的灾难成为不可避免。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准备革命的灾难。桑巴特说年老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变成“平静、沉着和合理”，确实令人难于苟同。说她正在丧失它底理性的最后痕迹也许更适当些。
资本主义的衰朽
市场的支配对于社会不管如何浪费，人类在某一阶段，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经过部分的和一般的恐慌而自行生长、发展和富足起来。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在那一个时期内仍旧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因素。但是现在，价值法则的盲目的支配，已拒绝继续服务了。人类的进步已陷入死巷中。虽然技术思想有最新的成就，但物质生产力已不复生长了。这种衰朽的最明白的象征就是这一点，即因为在经济的基本部门中新的投资的停顿，全世界已停止了建设工业了。资本家们简直再也不能相信他们自身制度的未来。由政府所发动的建设也就等于提高捐税和缩减那“无限制的”国民收入，自从政府新建设的主要部分已直接拨作战争之用以来，尤其如此。
虚痨病已在人类活动的最古老的领域，即与人类基本的生存攸关的需要关联得最密切的领域——农业中，获得一种特别恶劣的性质。采取最反动形式底私有权，即小土地底私有权之障碍农业发展，已不复使那些资本主义政府满意，它们已不得不经常借助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把生产加以人工的限制，这些手段就是没落时期的行会工匠也会吃惊的。历史将记载一个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竟以奖金奖励农民减削他们的耕种，即人工地缩小那已经下跌的国民收入。结果是自明的：虽然经验和科学已保证了伟大的生产可能性，农村经济并没有从一种腐败的恐慌中抬起头来，而饿殍的数目——人类的绝大多数，仍然较之我们这个星球的总人口的增加率，更迅速地增加着。保守党人认为保护一个已陷于这样破坏底疯狂状态中的社会秩序的政治是贤明的，他们又斥责那反对这种疯狂状态的社会主义斗争为破坏的空想主义。
法西斯主义与新规约
为了拯救历史上已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世界角逐场上有两个办法在互争雄长——法西斯主义和新规约。法西斯主义把它们的政纲建筑在劳动组织的剿灭，社会改革的破坏，和民主主义权利的完全消灭上，它这样做为的是预防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的复活。法西斯国家以拯救“国家”和“种族”为名——没落的资本主义就冒着这些假想的名义出现——正式把工人的退化和中间阶级的赤贫化加以合法化。
新规约政策想用贿赂工农贵族的方法来拯救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但就其广大的范围看来，它只能适用于最富有的国家，那末，在这一意义上，它便是最适于美国底一种政策。美国政府会企图把这一政策底代价的一部分转嫁到独占家的双肩上，劝他们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并因而增加人民的购买力及扩张生产。莱昂·布鲁姆想把这一说教翻译成初等法文。但徒劳无功！法国资本家与美国资本家无异，他们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利润而生产。他常常准备限制生产，甚至不惜毁坏制成了的生产品，假如他自己在国民收入的应得部分因此而增加的话。
新规约的政纲尤其自相矛盾，政府一方面向资本大王们讲授什么丰足胜于凶荒的说教，一方面又颁发奖金奖励节制生产。还能够有比此更大的混乱么。但这个政府用挑战的口吻驳倒它的批评者说：你们能干得更好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局势已无望了。
在美国，自一九三三年起，即在最近六年之内，联邦政府、各州或各市政府发给失业者的救济金约十五万万美元，这笔款子的本身原是不够用的，而且只是代表工资损失的较小部分，但同时拿减低的国民收入来看，它却是一笔巨大款子。一九三八年是经济相当复兴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国的内债增加了二万万美元，打破了三十八万万美元的纪录，或较之上次世界大战末的最高点高出二十万万美元。在一九三九年它早就打破了四十万万美元的纪录。那末怎么样呢？内债增加当然是后代的一个负担。但新规约本身之所以可能实行只是因为先代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只有一个极富有的国家才能纵情实施这样奢侈的政策。但即使像这样一个国家也不能无限制地继续靠先代的余荫来生活。新规约政策带着它的虚构的成果和它的实际增加内债，必然要走到资本主义凶恶的反动和帝国主义之力足以摧毁一切的爆炸。换句话说，它得和法西斯主义政策走入相同的道路去。
是变态还是常规？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勒·易克斯认为“全部历史中最奇怪的变态之一”就是：美国形式上是民主的，实质上是贵族式的：“美国是一个多数人治理的国家，但至少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却受独占业支配着，而独占业回头又受它们底股票所有者底极少数的人所支配。”除了暗示罗斯福上台后，独占的统治已停止或削弱这一点之外，上述的诊断是正确的。但易克斯所称的“全部历史中最奇怪的变态之一”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底毫无问题的常规。强者统治弱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苦大众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基本法则。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只是它底资本主义的规模更大及其矛盾的险恶性更大吧了。不曾有过封建的历史，天然资源的丰富，能干和富于企业心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一切预示民主主义底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已实际上造成了财富之疯狂的集中。
易克斯这时自告奋勇想一鼓而战胜独占业，他冒失地把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当作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先辈来追述。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说：“我们底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扬名于世，就是因为他们进行顽强和勇敢的奋斗去阻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但从他这些话里却推出这样的结论来，即，这种“顽强和勇敢的奋斗”的果实就是财阀对民主政治的完全支配。
为着某种莫明其妙的理由，易克斯认为此刻胜利是有把握的，假如人民懂得这一斗争“不是在新规约与每一个开明的商人之间，而是在新规约与六十家族的波旁皇们[7]之间，这些波旁皇已把美国其余的商人都放在他们底统治的恐怖之下了”。这位权威的发言人却不解释一下：究竟“波旁皇们”怎样置民主和“最大的历史人物”的努力于不顾，而设法臣服一切开明的商人呢？那些洛克菲勒们？[8]摩尔根们、梅隆们、范德比尔特们、古根海姆们、福特们都不是从外面侵入美国，像科尔特斯（Cortez）之入侵墨西哥一样的：他们从“人民”？或更精确的说，从那个“开明工商业家”的阶级中有机地生长出来，而且和马克思的诊断不谋而合，成了资本主义底自然的最高峰了。既然年富力强的民主主义在旺盛时代尚不能趁着财富集中的过程方在开始的时候，加以遏止，难道还能叫人即令在一分钟之内相信没落的民主主义倒能够削弱那已达到了极限的阶级矛盾吗？无论如何，新规约的经验并没有产生出这种乐观的根据。罗伯特·霍·杰克逊是政府机关的一位高级人员，他在反驳大商业控告政府时，用数目字证明在罗斯福任期内，资本大王们的利润达到了高度，这在上届胡佛总统任内，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梦想的。由此可知，罗斯福反对独占业的斗争并没有比他一切先辈的奋斗得到更大的成功。
叫昨天同来
当罗斯福政府被前任预算主任刘易斯·威·杜格拉斯教授指责为“在某一方面攻击独占，在其他许多方面则助长独占”时，人们只有附和。但按照事物的本性，它也只能如此。照马克思看来，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今天，独占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最强部分。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去反对一般的独占，即，反对它本身要仰仗其意旨来统治的那个阶级。当它攻击独占的某一面时，它不得不在独占的另些方面找寻一个同盟者。联合银行和轻工业，它便能够对重工业的托拉斯施行偶尔的打击，但重工业的托拉斯并不因为这而停止赚那疯狂的利润。
刘易斯·杜格拉斯不是拿科学来对抗官家的庸医医术，只是拿另一种庸医医术来对抗它吧了。他不是在资本主义中，而是在保护政策中，找出独占的根源，并因此发现拯救社会之法不在乎生产手段私有权之废除而在于减低关税壁垒。他预言道，“除非恢复市场的自由，否则一切文物制度——企业、言论、教育、宗教——的自由能否残存，殊属疑问。”换句话说，如果不恢复国际贸易的自由，则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民主主义尚残存着，它便必须屈服于革命或法西斯独裁。但如没有国内贸易的自由，即竞争，国际贸易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而竞争的自由在独占称霸之下也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杜格拉斯先生十足学易克斯先生，杰克逊先生又十足学卡明斯先生和罗斯福先生本人一样，并没有费点神把他自己的反独占资本主义的，并借此以反对革命或全能主义政制的药方教给我们。
贸易自由像竞争自由及中间阶级繁荣一样属于不可挽回的过去了。叫逝去的昨天回来，乃是现在资本主义民主改良家们的唯一丹方：给中小规模的工商业者多挽回一点“自由”，为他们的利益而改变货币和信用制度，从托拉斯的把持中解放市场，消灭股票交易中的专门投机家，恢复国际贸易自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改良家甚至还梦想限制机械的应用和禁止技术，因为技术扰乱社会的平衡且惹起诸般烦恼。
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
罗伯特·安·密立根博士，美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演讲，为科学作辩护道：“美国的统计证明五十年来‘报酬优厚的雇佣者’，在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确实增加了，同时科学也已极迅速的被应用了。”在保护科学的掩饰之下来保护资本主义，这种保护不能叫做一种聪明的保护。显然的，恰恰在过去五十年当中“时代的连环被打破了”，而经济与技术的互相关系也剧烈的变动了。密立根所指的时期包括资本主义没落的开始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最高点。讳言这一世界规模底没落的开始也就等于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密立根博士借助于几乎连亨利·福特也不齿的论据，用一种不客气的态度来排斥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提高生产的程度，任何分配制度也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不向美国几千百万失业者说明他们怎样去参预提高国民收入，这是一件憾事。抽象地宣扬个人创意力之济世的好处和劳动底高度生产力，一定不会给失业者以职业，不会填补预算的不足，也不会引导国家的商业离开它的死巷的。
马克思最出类拔萃的就是他天才的普遍性，他能把各种不同领域的现象和过程从其固有关联中加以了解的才能。他虽不是自然科学界的专家，但激赏这方面底伟大发明（例如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性的，他还是第一人。马克思之获得这种卓越性与其说是由于他底知识，还不如说是由于他底方法。怀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也许以为他们是高出于社会主义：但罗伯特·密立根的例子只是又一度地证实：在社会学领域内，他们仍然是一批无望的庸医而已。
生产的可能性与私有权
一九三七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演讲，在他的演辞里，他表示渴望提高国民收入至九十或一百万万美元，但没有说明怎样提高法。就这计划的本身而论，那是非常起码的。一九二九年约有两百万失业者，但国民收入却达到八十一万万美元。假如把目前的生产力加以运用则不仅足够实现罗斯福的计划，而且还要大大超过它。机械、原料、工人，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至于人民对生产品的需要更不用提了。假如虽然有了上述的条件而这个计划还不能实现——确是不能实现——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所有权与社会扩张生产底需要之间发展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著名的由政府发起的“全国生产潜能测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根据零售价格计算，一九二九年用去的生产和服务费达九十四万万美元左右。但假如把所有真正的生产潜能应用起来，这个数字恐怕要升至一百三十五万万美元，而每个家庭每年便平均得到四千三百七十美元，足够保证一个小康和舒服的生活。我们还必须补说一句，“全国测试”的估计乃根据美国现在的生产组织，而这个组织却是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历史产生的。假如这种设备本身根据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来重新加以设备，则生产的估计就能够大大超过而且就能够在极短的劳动日基础上给人民保证一个高度的生活水准。
因此，为了挽救社会，无需阻止技术的发展，关闭工厂，颁发奖金奖励农民息耕，使三分之一工人变成赤贫，或请疯子们去做独裁者。这些手段都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极可恶的嘲弄，它们中没有一样是必需的。目前急需和迫切去做的就是把生产手段与它们现在的寄生所有主分开，并依照一个合理的计划来组织社会。那时就真正能立刻把社会的病治好。一切能够做工的就会找到一份职业。工作日就会逐渐减短。一切社会成员的欲望就会愈来愈满足。“贫穷”、“恐慌”、“剥削”等字眼就不会流行。人类就会最后跨过真正人道的门限。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说：“一方面是资本大王的数目不断减少，另方面便是贫穷、压迫、奴隶制、堕落、剥削的数量增大；但与此同时也增长了工人阶级的反叛，这一阶级的数目经常在增加而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加以训练、统一、组织。……生产手段的集中化与劳动的社会化最后到达了这一点，即，它们已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陷于矛盾。这个外壳便被炸裂。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敲响了。剥削者被剥削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改造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发生于某种药方，以他个人的偏好为动机而产生的药方；它是一个历史底铁的必然！——一方面是生产力生长得非常成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这些生产力不能在价值律的支配之下更进一步的结果。
某些知识分子关于这题目的迂腐作品，以为不管马克思的学说如何，社会主义总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他们这些作品连一点内容也没有。马克思显然没有暗示过：没有人类的意志和行动社会主义也会实现，任何这一类思想都简直是一种谬论。马克思会预言过：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的经济破产——这一破产就在我们眼前！——中，不能找到别的出路，除非是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这些生产力需要一个新的组织者和一个新的主人，既然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就一点也不怀疑：工人阶级以错误和失败为代价将终于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势，且迟早将做出必需的实践的结论。
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底生产手段的社会化之有惊人的经济利益，今天不仅在理论上可证明，而且还被苏联的实验证明了，虽然这一实验还是有限的。不错，资本主义的反动派把斯大林政制当作一个稻草人来利用（并不是没有做作的），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完成的。苏联群众之继续贫困，高踞于国家及其贫困上面底特权层的无限权力，最后官僚们底狂暴的警棍政策都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后果，而是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苏联底孤立和落后的后果。值得奇怪的就是在这样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计划经济也设法证明了它的无可超越的利益。
一切资本主义的救主，不管民主的也好，法西斯的也好，都设法限制或至少隐蔽资本大王们的权力，为的是预防“剥削剥削者”。他们通通都知道，而且他们许多人也公开承认，他们底改良企图一失败便必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主义革命。他们通通已准备证明他们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都只是一些反动和无告的庸医医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底必然性的预测因此就由反面的证据充分证实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大恐慌时期，“技术政治”曾盛极一时，它的政纲是建立在这个正确的前提上的，即，只有由高度科学的技术与服务社会的政府统一起来，经济才能合理化。这样的统一是可能的，假如技术和政府都从私有权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话。伟大的革命任务就是从这里开始。为了把技术从私人利益的匪帮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府为社会服务，便必需“剥削剥削者”。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即从事于自身的解放和反对独占剥削者的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合格的技师层只有和一个无产阶级政府一致合作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和一个真正全民的，亦即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
当然，用和平的、渐进的、民主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已过了时的社会秩序却永不会无抵抗地让位于其继承者的。假如年富力强的民主主义当盛时尚已证明不能防止财阀之掠夺财富和权力，难道还能期望一个衰老和受了蹂躏的民主主义有能力去改变六十家族恣意统治的社会秩序吗？理论和历史教训我们，社会制度的迁嬗须先经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在美国不经过一个内战甚至连奴隶制也不能废除。“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底旧社会的产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驳倒马克思这一阶级社会底社会学的基本教义。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扫清到社会主义之路。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北美共和国在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已较之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不仅美国人，就是全人类也将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但是同一国家内，社会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依照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有种种不同的节奏。当美国在技术学上享有惊人的优越性时，它的经济思想却无论左派右派都极其落后。约翰·L·刘易斯[9]和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怀着同样的见解。拿他底职务的性质来看，刘易斯的社会作用比之罗斯福的是无比的保守，反动是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美国人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排拒这一种或那一种急进的理论而不经过半点科学的批评，只是简单的称之为“非美国的”而鄙弃之。但是你们从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区别的标准呢？基督教是和数学上的对数、莎士比亚的诗、人权与公民观念，以及其他某些并非不重要的人类思想产物一同输入美国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同属此类。
美国的农业部长亨利·阿·华莱士指责本文作者具有“……极端非美国的一种教条的狭隘性”，且以杰斐逊总统的机会主义精神来对抗俄国的独断教义，因为杰斐逊颇懂得怎样和他的政敌和睦相处。显然的，华莱士先生从未想到一个妥协的政策并不是某种非物质的民族精神的功能而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一个迅速发财的国家便有充足的后备资源来调和敌对的阶级和政党。当另一方面，社会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妥协的余地便消灭了。美国之所以脱离“教条的狭隘性”，只是因为它有过多的处女地、无穷的天然富源以及（仿佛）无限致富的机会吧了。但即使在这些条件之下，当内战的时刻一到，妥协的精神还确实没有阻止了它。无论如何，造成“阿美利坚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今天已愈来愈贬到过去了。传统的美国观念的深刻危机，就在这里。
经验主义的思想只限于随时随刻解决即时的任务，只要马克思的价值法则尚支配每一个人的思想，这种经验主义思想在劳工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内都好像足够了。但今天上述的法则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它并没有推进经济而是掘毁它的基础。调和的折衷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教条”而对它采取一种不赞成或轻视的态度，但这一思想和它的哲学最高峰——实验主义已变得非常不够，愈来愈空虚，反动和十足滑稽。
相反的，正是“阿美利坚主义”的传统思想才已成了无生气的、化石式的“教条”，而这一“教条”则除了生出错误和混乱之外便没有别的了。但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却已在美国获得特别的生气和尖锐性。虽然《资本论》依靠国际的，多分是依靠英国的材料，但从它的理论基础看来，它却是纯粹资本主义、一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分析。无疑的，在美国底处女的无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这种理想的典型。
说句叫华莱士先生不中听的话，美国在经济上不会依照杰斐逊的原则而是依照马克思的法则发展了的。承认这一点，正好似承认美国依照牛顿的定律绕着太阳而旋转一样，丝毫没有冒犯民族的自尊心。《资本论》给了这个病状一个无误的诊断和一个不可代替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较之胡佛和罗斯福、格林[10]和刘易斯的思想更充满新“阿美利坚主义”了。
不错，在美国有一种普及的论究美国经济恐慌的道地著作。只要有良心的经济学者把美国资本主义的破坏倾向加以客观的描写，不管他们的理论前提如何，他们的研究终归貌似马克思学说的直接说明。但当这些作者固执地不作出确定的结论，自限于忧郁的预言或作出好像“本国必须了解”、“舆论必须忠实地考虑”之类的无味的教诲时，保守的传统立即露出尾巴来了。这些书本好像一把没有利刃的刀。
不错，美国过去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奇怪的典型，或者不如说，三种奇怪的典型。第一，有一批从欧洲逐出的亡命客，他们尽力工作但找不到丝毫反响；第二，孤立的美国团体（如德莱昂派，De Leonists）他们在事变的过程中，因为他们自身的错误，自行分裂成数派；第三，一批玩赏家，他们受十月革命吸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美国很少关系的异邦教义来同情。他们的日子已完结了。现在无产阶级底独立阶级运动以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开始了。在这时代里，美国也只须几跳便能赶上欧洲且越过它。进步的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结构将在理论方面铺平他们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理论家将出现于美国领土上。马克思将成了前进的美国工人们的导师。这本书（《资本论》）第一卷的缩本对他们将只是了解马克思全貌的一个初步吧了。
资本主义的理想的镜子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霸权尚未被侵犯。商品经济底抽象的法则自然要在资本主义已得到最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找到它们底完满的体现，即，很少依存于过去底影响的体现。马克思的分析虽主要靠英国，但他心目中不仅有英国，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把他那个时期的英国当作资本主义底最好的近代的镜子来利用。
现在英国的霸权仅留在记忆中了。资本主义底长子身份的便利已成了不利。英国底技术的和经济的结构已成了残旧。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仍旧依赖于积极的经济潜质，还不如说是依赖于它底过去的遗产！——殖民帝国的世界地位。这一点偶然的说明了张伯伦对法西斯党徒底国际强盗政策所怀的基督教的仁慈，这种仁慈竟使每一个人都那样惊奇不住。英国资产阶级不能不知道它的经济衰落已和它的世界地位绝难兼容，而一个新的战争又有促进不列颠帝国倾覆之处。法国底“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也是一样。
相反的，德国在它底迅速的资本主义的上升中，因为拿欧洲底最完全的技术武装自己，故已利用了历史底落后性的便利。德国只有一个狭隘的国家基础和少量的资源，她那机动性的资本主义已必然地在世界列强的所谓均势中成了一个最富于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底疯狂的思想只是德国资本主义底疯癫病的映像。
除了一种历史性质的许多无价的便利之外，美国的发展还享有这一优越性，即享有较之德国无限广大的领土和无比丰饶的天富。在本世纪初，北美共和国已大大的超过了大不列颠，成了世界资产阶级的主要堡垒。在那里，所有深植在资本主义内的潜能都找到了它们最高的可能的表现。在我们的星球上还没有别的地方让资产阶级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超过它在金元共和国所获得的成果，这个共和国自二十世纪以来已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完好的镜子了。
马克思宁愿拿英国的统计，英国的国会报告，英国的“蓝皮书”等来做他底暴露的根据，由于上述同样的理由，我们在这篇不加虚饰的序文里却主要从美国底经济和政治的经验中采用例证。不消说，从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引用类似的事实和数字是并不困难的。但这并没有加添任何重要的东西。结论将仍旧一样，只不过这些例子不大动人吧了。
法国人民阵线的经济政策，正如它的一个财政家适切地描写它一样，是使新规约适用于“小人国人”。在理论分析中，对付大人国人较之对付小人国的伟丈夫要无限的便利，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正是罗斯福底试验的广大性才证明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挽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恰好又停止了奇迹的生产。上帝化身和祈祷者多起来了，奇迹却永远不来。但显然的，假如资本主义返老还童的奇迹能够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话，而也只有在美国。可是这一返老还童却没有成功。大人国人所无法做到的，小人国人也就更少可能去完成。我们浏览美国经济领域的意义，就是要为这一简单的结论奠定基础。
母国和殖民地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版序文里写道：“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向较不发展的国家指出其自身底未来的形象。”这种思想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照字面来了解。生产力的生长和社会矛盾的加深无疑是每一个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出发的国家底命运。但是，整个人类发展底速度和水准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之下不仅已变得特别尖锐，而且还在经济形态不同的国家间生出隶属、剥削和压迫底复杂的与互相依赖的关系。
只有少数国家才充分经过有系统的、逻辑的而且马克思加以那样详尽分析过的发展，即，从手工业经过家庭制造业以至工厂的发展。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从外面侵入落后国家，部分地破坏了土著经济的原始形式，又部分地使她们屈服于西方底遍及世界的工业和银行系统。在帝国主义的皮鞭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迫得抛开中间的阶段，同时又人工地停滞在这一水准或另一水准上。印度发展没有重演英国的发展：它只是它的一个补足。但为要了解像印度这样落后和附属底国家发展的综合形态，往往必需要记着马克思从英国发展中得出来的古典的要略。价值的劳动学说同样的指导着伦敦市底投机家的估算和海得拉巴最辽远底角落的银钱兑换的交易，只不过在后者的场合，它采取更简单和较不狡猾的形式吧了。
发展的不平衡使先进国获得惊人利益，这些先进国继续牺牲（虽然程度不一）落后国而发展，剥削她们，使她们沦为她们的殖民地，或者至少使她们不能够走入资本主义的贵族里。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底财富不仅是从她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也不仅由于蹂躏她们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是经过有系统地掠劫她们底海外领土而获得的。阶级的剥削被补足了，而它的性能也因为民族的剥削而增加。
母国的资产阶级之能够替其本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上层分子保证一个特权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拿殖民地中聚饮来的若干超额利润付给他们。没有这一点，无论什么稳定的民主政制都绝不可能。资产阶级民主按照其扩大的表现，成了而且继续成为一种政府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只能适用于最贵族的和最剥削的国家。古代的民主主义建筑在奴隶制上，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则建筑在殖民地的劫掠上。
美国表面上几乎没有殖民地，但她却是历史上一切国家中最享受特权的一个。从欧洲来的积极的移民占领一个非常富足的大陆，消灭了土著居民，夺取墨西哥底最好的部分而且囊括了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这样积累起来的丰厚的积蓄甚至现在，在没落的时期也还继续用来涂滑民主主义的轮齿。
最近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的分析，一道证明民主主义底发展的速率及其稳定性与阶级矛盾的紧张性成反比例。较少特权的国家（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德、意等国）不能产生一个数目很多和稳定的工人贵族，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面，民主主义从来没有什么发展而且比较容易的向独裁屈服。但是，资本主义继续累进的寄生性也在替最有特权和最富足底国家的民主主义准备着同样的命运：唯一的不同只是日期吧了。工人生活状况底不可遏止的恶化使资产阶级愈来愈少可能给予群众以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即使这一生活，只限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凡对民主主义受法西斯主义驱除这一个明晰的过程，作任何其他解释，都只是欺骗或自欺，是把事物的真相加以唯心的伪造而已。
帝国主义在资本的古老母国中破坏民主主义，同时又在落后国家中阻退民主主义的抬头。在新时代里竟没有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曾完成它的民主革命！——主要是在土地关系方面，这一事实完全归罪于帝国主义，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的进展上已成了主要的制动机了。独占大王和他们的政府一方面掠夺落后国家的天然富藏和煞费苦心的限制它们底独立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同时又给予土著剥削者底最反动的、寄生的、半封建的集团以财政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助。人工地维持土地的野蛮主义是今天近代世界经济底最有害的疫病。殖民地人民为他们底解放而作的斗争，跳过中间阶段，必然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这样地和母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站在一条线上。殖民地的蜂起和战争，到头来又越发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且使它再生的奇迹越不可能。
计划的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把技术放到高度的水准上又用经济的纽带把世界各部分连接起来，这是它完成了一对孪生的历史功劳。因此它又替我们这个星球底一切资源的有系统的利用，保证了物质的先决条件。但资本主义却不愿意完成这一迫切的任务（即指有系统的利用地球的一切资源。——译者）。它底扩张的根据地仍旧是用关税局和军队困守着的民族主义国家。但生产力却久已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把一度曾是进步的历史因素转变为一个不可忍受的束缚。帝国主义战争无非是生产力反对国界的爆发而已，国界对它们（即指生产力。——译者）已太过局促了。所谓奥太基（自足经济。——译者）的计划与回到自供自给的闭关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它的意思只是为准备一个新的战争而造出一个民族的基础。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一般人都相信地球非常美满的被细分了。但最近许多事变却提醒我们，原来我们这个星球依然包含有尚未被掠劫或未被充分掠劫的土地。殖民地的争夺依然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底政策之主要部分。不管这个世界瓜分得如何彻底，这个过程是永远不完结的，它只有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关系的变动而三番四复的把重新再分割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这便是今天重整军备、外交激变和战争拉拢的真正原因。
想把临近的战争来代表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思想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企图不是属于骗人便是愚蠢。政治的形式虽变，资本主义的贪欲尚在。假如明天法西斯政制在英伦海峡的两岸建立起来——差不多谁也不敢否认这一可能性——巴黎和伦敦的独裁者对他们的殖民地领土和莫索里尼、希特勒对他们的殖民地要求一样难于放弃。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底疯狂和绝望的战争，无可抗拒的跟着资本主义制度底致命的恐慌到来了。
部分的改良和挖肉补疮的工作将无济于事。历史的发展已走到这些决定阶段之一，即，只有群众的直接干涉才能够肃清反动的障碍和奠定一个新制度的基础了。生产手段底私有权的废除是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计划经济也就是首先在国家规模上，往后又在世界规模上把理性导入人类关系的领域中。社会主义一度开始，它将以一种比法西斯主义今天的扩展力还要大无数倍的力量，一国一国地蔓延。以先进国作则且凭借她们的帮助，落后国将也被卷入社会主义的主流里去。腐烂透顶的关税闸门将要倾覆。使欧洲和世界破裂的矛盾将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找到她们底自然的与和平的解决。解放了的人性将自行发展到它的充分的高度。
注释：
[1]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的摘要，为奥图·吕勒先生所节，他对他的工作怀有深刻的了解。首先被删除的是些陈旧的例子，其次便是那些今天只有历史兴味底著作的摘引，以及和现在已被遗忘的作家们的争论，末了便是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管为要了解某一时代是多么的重要，但它们却不适于作简洁的说明，这种说明与其说是追求历史的目的，还不如说是追求理论的目的。同时，吕勒先生却尽力保存科学分析底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相信：思想底逻辑的推论及其辩证的转变，一点也没有受损害。这一选本很有理由请大家用心的细读。
[2] 美国前任检事长荷马·斯·卡明斯先生抱怨道，作为拘束力的竞争已逐渐被独占所代替，且在很大的范围内，只成了“一个影子似的东西，徒供人记起一度存在过底情境罢了”。
[3] 美国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现过去二十年来，十二个最大公司的决议等于对美国大部分产业的指令。这些公司底董事会会长的数目大约与美国总统底内阁，即，共和政府底执行部的阁员数目一样。但这些董事会会长比之那些内阁阁员有无限大的权力。
[4] 故事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译者
[5] 美国作家费迪南德·伦堡虽则有他的学者的良心，但却是一个颇为保守的经济学者，他在他的书上写的话是令人触目的：“美国今天由最富足的六十家族所占有和支配，而这一等级又由不下九十家次富的家族支持。”此外还可以加上第三层：大概尚有三百五十家族，每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在美国支配的地位属于六十家族的第一集团，他们不仅操纵着市场，还操纵着政府的一切权柄。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金元民主政治中之金钱政府”。
[6] 即每人在一年内所能贡献的劳动量。——译者
[7] 波旁，法国王朝之一。——译者
[8] 下列诸人为美国的各业大王。——译者
[9] 美国改良主义工会领袖。——译者
[10] 美国最保守的工会领袖。——译者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