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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知识分子的浮沉
育才〔陈其昌〕
抗战两年多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浮与沉，可说是这些变化中的重大变化之一。
“七七”以前，北方有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全国许多地方有救国会的抗日组织。“八一三”抗战发生后，知识青年的救国运动更扩大，更普遍，只上海一隅，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抗日救国团体，在两三个月之间就产生到百余个之多。青年救亡团、前方服务队、救护队、宣传团、救亡歌剧团，种种公开与半秘密的团体名称，就是当时最熟悉于这种运动的人亦弄不很清。这些团体，有的忠忠实实地在日人的炮火下努力救亡，有的脚踏实地地到内地农村去作抗日宣传。至于内地各省的知识分子救国运动比抗战以前亦更热烈，更扩大，更深入民众。有的投笔参加游击队去了，有的到前线用笔杆作宣传教育工作。那兴奋，那狂热，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手与火药气，更显露了我们民族为争取生存之战斗精神。
然而随着我军之退出上海，上海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表现了陡然的退潮。几个月前的争先并发的救国团体，一个个地消失了，不甘退伍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随军或绕道退往西南，其余仍留在孤岛的大部分则忍受恶势力的压迫而趋于消沉。在抗战的两年延续中，不仅上海一隅及各沦陷区是如此，即西南各省的知识分子亦表现了同样趋势，四川有了许多救亡剧运的青年会因当道者之或明或暗地阻碍他们活动而叹气消沉，卽是这种趋势中的一个例子。
我并未忽视各地青年至今还有人去参加新四军或远趋狭北，但一年半以来滇越铁路的南下车中之常常满是由西南归东南或出国去的知识分子，则亦是事实。我并不忽视后方各地的报纸与刊物上，至今还常载着充满抗战情绪的通信与文艺作品，但各地报纸上描写抗战通信之大量减少，已无可否认地表示知识分子的抗战笔墨已疏懒许多了。我也决未忽视有许多作者至今还在前线打游击，但上海两年来谈经济政治问题杂志的销路比较战前无不很坏，则亦是事实。总之，我这里所论的，不是那些个别分子，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这倾向无疑地不是浮起，而是沉落。
抗战两年来，如果我们要在民族斗争洪流中寻找自发的民众力量的话，那当然只有各地的救亡歌声、演剧运动、学生讲演、战地服务、墙报以及各种刊物中所表现的文字宣传等，换言之，即只有知识分子之助演式的跳跃，这种跳跃既向来未为领导抗战阶级所依重，亦未在抗战中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它是可宝贵的惟一自发的民众力量，对于抗战自有其相当作用。然而——我们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计，无庸讳疾忌医——目前的这点民众力量的可怜表现，已比“八一三”前后沉寂得多了！
为了达到抗战的彻底胜利，我们得研究一下知识分子这样浮沉的原因，以便对其消沉加以补救。“一二·一二”以后他们浮起的原因，我们知道了——他们是民众中感觉敏锐的份子，他们所先一步表现的抗日情绪代表一般民众的抗日要求。至于他们消沉的原因，则最好叫他们自己的文字来答复，而这种文字，只要你留意，是俯拾皆是的。这里且俯拾两则。
当南北抗战已发生后的三个多月，有一篇题作《我们这里》的开封通信，报告当时开封学生下乡宣传的：从城中去的学生们“大家环绕着村子走了一趟，排着队，唱着歌，敲着锣，多少人带着一脸煤烟……但不了解这些人苦心所在的农民们，却丝毫不为锣鼓所动，男的在种地打墙，望望又低头做去，女的伸头望望，很快又把身子都缩回去。大学生中学生几十个人一趟环绕游行的辛苦号召，收成只是几十个赤肚露胯的孩子和农民提出的叫他们蹙眉头的问题：“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们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样活法呀？”宣传者在黄昏时分回到了开封城，这时日军已渡过了漳河，所以满街是逃难的气息；一到学校，同学间亦满是学校就要搬到嵩山去的议论，然而学校这时还在公布奖学规程，仍想用此法笼络学生。于是这通信表示愤懑道：“知识分子，这里是满满一城。如果有计划的编制一下，倾泻出这死城，让他们去组织民众，使民众能不致一见自己的军队就跑，使民众能不致为敌人的三毛钱就做向导，不行么？但却不行，有些人一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就横着大脊梁站到前头，挡住去路，有时则指出一个只身也容不下的小门，叫他们辗转在公文章则中，立正等待。炮声近了，时候到了，于是装箱图书仪器。”（见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
这些话表示出在抗战开始时，阻碍知识分子前进的是两种障碍：一是当局的干涉与限制，二是民众对于他们工作的冷淡。这两种障碍，一直发展下来，消耗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脆弱的热情，造成了他们的烦闷的情绪。原本不想工作的人遇到这种境地时怎样，那无须说了，就是愿意在后方担负一切艰苦工作的人，到了抗战两年的最近，也竟而如另篇文字所表示的，已昏倦得“望着许多工作，但自己却拿不出可以叫做力量的力量”来了。这篇文章继续说：
“就在这样的心境下面，我挣扎了无数次，拖着我的昏倦奋斗，但说来惭愧，每次都是全军覆没地败北了。……假如不愿意只说些空话，要对现实有所披示，那当然得本于痛切的见闻，且为着鞭策，但我觉得，无论是热骂或泣谏，那只能是蚊蚋在巨象身上的一刺，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这声音是否有出去的可能，岂不是也毫无把握吗？……以每次对着白纸的时候，总唤不起自信的心绪为了求救，有时试向朋友探问：
“——怎么样，工作得很好吧？
“——哪里啊，倦得很，手都抬不起来呢！”
“或者：
“——工作？闷得吐不出气来呀！”
于是这位知识分子就更加被“昏倦”拖住了。他想到自杀，但他不愿自杀，他憧憬于在俄国革命中间，那些诗人们迎着那暴风雨之高歌狂舞，沉醉于“那被巨大的群众底光景所骚动，被群众底热忱和那互相口传而扩大了的口号所撼动的革命底诗人”。但中国目前并无这样暴风雨，于是这位知识分子“对于将会觉醒过来的人民底力量底色采，底呼吸，底冲激，就不能不感到渴望了”。（胡风：《写在昏倦里》，见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试想，从抱着满腔救国热忱而跋涉到西南，而失掉了对于自己工作的自信，而烦闷，而昏倦，而叹息于“改变自己底工作心境要比攻取几千个巴斯谛狱还难”，最后则寄托其渴望于全国人民之真正起来。这个从高浮到沉落的过程，应当不是哪个知识分子的特有过程，而当是凡是在我们后方消尽了热诚而归到东南的知识分子，所同历的过程吧？应当不是哪一个人的独感，而当是在抗战初起时勇于执笔而现在则手都抬不起来的人们，所共同感到的吧？这样心情下的产品，难怪少有不是“抗战八股”的了！
知识分子在这样原因下所产生的烦闷与昏倦的心情，是不难了解的。
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他们本能地要求痛快发泄的机会。但他们不了解这个社会根本上分了许多层，他们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因此，他们的模糊的意识认为，在抗战这个神圣事业上，大家当然有充分自由活动的机会，他们当然可以狂歌欢舞到气尽力竭。然而事实所给予的，并不是允许你自由活动的环境，而是处处挡住你的去路，至多也不过是给你一个连身子都穿不过去的窄门。这样一来，他们那先天脆弱的感情，便如遇到了冷水泼头，温冷了，于是他们的情绪烦闷了，工作精神昏倦了。
加之，抗战的神圣性及时流宣传已在他们的模糊意识中造成了限制他们脚步的粉笔圈：他们觉得应该忍耐并尊重统治者层的这种窄门与公文章则，因之他们没有要打出这个粉笔圈的意思。但到处这样灰色终是与他们的自由要求不相合的，于是他们除了夹在冰冷现实与自由要求之间而烦闷与昏倦之外，便只有憧憬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狂歌欢舞的情景了。
假如他们的意识还没有染成只知道金钱、女人的黑色，或只知道盲目崇拜的红色，假如他们还有胆量认真看一下中国民众现在正处在怎样生活条件下（“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们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样活法呀？”），那么，他们就会了解，他们所憧的在他们所能望见的前途中命定地要落空。这样，他们除了更被昏倦拖住而想到自杀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在人类进化史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起过的最炫赫的最神圣的作用，大概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吧？代表他们的雅可宾派左翼，以所向无前的勇猛与惊人的恐怖手腕，把法国封建势力扫荡得一点残余都不留，为法国资本主义奠下了最巩固的基石。在这一时期里，他们的狂歌欢舞真可算是达到最高峰了。但那时革命营垒一方面的阶级关系怎样呢？新踏上历史进步轮齿的资产阶级，在初期表现了最高的革命性，它不仅不阻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并且还允许他们发泄，还常以最前进的姿态领导他们去发泄。它又并不很害怕民众（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而让民众在小资产阶级后面自由活动。这样，小资产阶级得到了大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表示了他们的最高作用。但在今日的中国，形势完全不同：资产阶级不但害怕民众为蛇蝎，始终压制着不许动弹，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蚊蚋般的小声音，也不让轻易泄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然而过去两年的事实教训，该已使他们得了某种历史意义的启示吧？
过去两年间知识分子的行动，表示了他们愿意站起来的愿望；然而在上层既无有彻底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下层又无有狂风暴雨般的民众力量可以追随，于是根本上不能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独立作用的小资产阶级，便表现了力量的衰退。继续抗战是民族求生存的惟一出路，而抗战胜利的靠山是广大民众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虽然有限，总是民众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它的衰退，当然是抗战的一种损失。然则怎样挽救它的衰退呢？
在帝国主义趋于没落的时代，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已无以彻底前进姿态领导他们的可能了，过去两年中既无，今后更不会有。知识分子要想叫自己的力量不耗灭在消极的烦闷与昏倦里，那他们只有依附于广大民众的力量。民众力量的兴起是抗战达到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实现其尽情狂歌欢舞的理想之惟一道路。可是民众力量不是任何空洞口号（神圣的民族战争最后胜利……）所能引起来的，要想民众起来必须无畏地彻底地拿事实答复他们在如下问题中所表示的要求：“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么活法呀？”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