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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新论
野老〔王独清〕
法国底名作家纪德自从写了“从苏联归来”以后，几乎成了所谓“左翼”射击的靶子，连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也跟着暴跳了一阵。据我接触过的“文豪”，多数都是一提起纪德这个名字的时候，便摆出“先知”的神气说道：“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却又说不出。而就在差不多同一的时期，另一个法国底名作家罗曼·罗兰却走了红运，被所谓“左翼”捧成了“最前进”的作家底大师。照例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又跟着叫好打胡哨，热闹了一通。一说到罗曼·罗兰，我们底“文豪”也只是一句话道：“他本来就和别的作家不同的！”但怎么不同呢？却依然说不出。——这说不出主义，便是我们这里许多“文豪”成功的秘诀。
现在我并不想来对于“倒了霉”的纪德多说甚么，我只想单来检讨一下罗曼·罗兰。就是说：这位走红运的作家，到底“最进步”到怎样的程度，到底“本来”“和别的作家不同”在甚么地方。
实在也难怪我们这里底“文豪”说不出，关于罗曼·罗兰，各国吹的、捧的、介绍的文字虽然很多，但能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的，却几乎没有。最出名的像茨伐格（S.Zweig）底那本罗兰评传，也只是把他底身世、经历、著作，按照年代地叙述了一下而已，可以说是“传”而不“评”。比较能说明罗兰作品中一些主要的意义的，大概还要算佛里契在“二十世纪之文学”里面所写的一篇专论。但那却也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罗兰所代表的整个倾向，而且就是指出的一点，据我看来，也还不见得正确。虽然佛里契是著名的马克斯主义评论家。
照我说：罗曼·罗兰实在只是道地的一位资产阶级的作家。他底“最前进”的倾向只是建筑在他资产阶级左派底意识上面的。无论如何，他不是佛里契所说的那样暧昧的“一定的社会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底人物。
罗兰在欧洲曾经摇动人心的，是他底“新英雄主义”。他给他所认为典型的“英雄”做了几本传记，最出名的有：“悲多汶传”，“米格朗结罗传”，“脱尔斯泰传”。但这些“英雄”却都是资产阶级底先贤，都是几个国度中资产阶级曙光期底伟大的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在“悲多汶传”底有名的序文中，一开首他便感叹着欧洲“被迟纯而腐败的空气所麻木”，又感叹着“没有伟大性的唯物主义压住了思想并阻碍了政府和个人底行动”。他底中心思想只是因为不满于眼前资产阶级的堕落和现社会生活的机械化而想退回到过去的时代，退回到资产阶级曙光期的那种过去的时代。
无疑地，作为道德家的罗兰，他所“追寻的叛逆者”——用他自己底话——在实际上却都是一些有道德节操的伟人。他对于他底“英雄”们，与其说是尊崇他们底艺术，毋宁说是尊崇他们底道德。在他，用的是“战斗”（Combat）和“孤独”（Solitude）这两个字作为他所选的“英雄”的标准。这自然也是真的，那些曾经为资产阶级前途奋斗的有教养的市民，都是和自己头上的制度、帝王、教会，作着不可调解的斗争，而且也是必然地在他们当时的环境中要感到几乎是绝对的孤独。这种道德的节操，在罗兰底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他想唤回这种精神以挽救资产阶级社会底颓风，或者更恰切地说，也就是要挽救资产阶级社会的沦亡。
但这也就正说明了罗兰对于他托足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还是在爱护着的。他所厌恶的是这个社会底“现状”，所以他没有想到破坏这个社会，而且也不愿意破坏这个社会，只想把这个社会底新兴时代复活转来。同时他又认为只有非群众也非集团的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才能够支持这个社会。
然而这是没有出路的。他著名的十册巨制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便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了。
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本是村镇的市民。他第一次到巴黎去观光便感到了那儿只有金钱、虚伪、丑恶，觉得不是自己底住所。第二次再去时，巴黎已经改了外观，那儿出现的人物都准备着给帝国主义作战争的工具。于是他感到极深的悲哀，觉得那儿依然不是自己底住所。他参加了一下工人运动，但即刻便觉得民众并不比资产阶级更好。这位孤独的市民所发见的“真理”是：个人的价值总在集团的价值以上。他便决心以孤立的姿态去追求他底理想：忍饥，受苦，不断地工作，……结果是孤独地死。
这给我们答复的是：悲多汶——约翰·克里斯多夫底前身——型的人物在罗兰眼前的社会上是不能立脚的；要勉强来立脚，也只有孤独地死。罗兰用“超阶级”的智识阶级这一个荣耀的名目加在他创造的人物底头上，但“超阶级”的结果却只是暗暗地保护压迫阶级。约翰·克里斯多夫“超阶级”的努力，一点没有动摇他所仇视的巴黎底一切，而只落得自己孤独地死。罗兰想把资产阶级底先贤对另一阶级的“战斗”用在对本阶级的斗争上面，所以那“战斗”遂变成了无力，而所获得的“孤独”也只是没有出路的“孤独”。——这正是罗兰自身底最好的写照。
在这以前，罗兰曾做过“信仰剧”和“革命剧”。他一面宣扬宗教感情的必要，一面对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着夸耀的回顾。他底“革命剧”——“七月十四”（Le 14 juillet）、“群狼”（Les loups）、“丹东”（Danton）——中虽然也填满了群众的足迹，但他底主旨却只是为的表扬资产阶级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群众不过是那些“英雄”们周围的“华饰”而已。他所提出的“民众剧场”的计划则又完全是一七八九年革命时代社会救济委员会所决定的计划，这依然为的是复活百年前资产阶级光荣的时代。要说是布尔乔亚底左派完全无视民众，那是错误的。相反地，这样的左派在某种时期，尤其是在“孤独”的时期，还要走向民众。但那结果却必然地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底结果：不相信民众，最后离开民众，甚至嫉视民众。罗兰虽然提出了为民众的计划，但他到头还是回到他“英雄”崇拜的理想中去，他始终以他现身的个人主义创造他底艺术。
倾仰着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期底巨人，同时又接受着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底精神，更憧憬着十八世纪大革命的陈迹，宗教的感情，艺术家底教养，以伟大的个人主义为绝对道德的标准，——具着这样混合体思想的罗兰，必然地要仇视帝国主义时代的。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必然地只能仇视这个时代，而决不仇视作为这个时代底基础的土台。因之，他要保护这个土台，要用过去的砖泥来复修这个土台。从布尔乔亚本身上看来，罗兰是进步的；但从整个历史的进展上看来，罗兰却又是向后退走的。
不过罗兰在现代却也找到他底一位“英雄”了。这位“英雄”不是别人，便是演“不合作”的戏法的甘地。他称赞他，崇拜他，而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他底“英雄”传记之一的传记。关于这层，决不是像一般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简单；以为他是因为甘地实行了他先前崇拜的脱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的缘故。这儿实在是有两重极重要的意义在。第一，甘地也正是印度新兴资产阶级底代表者；第二，所谓“不合作”，即是无抵抗主义的实行，在政治上恰可以保护资产阶级的上台。
一九二二年，他在“光明”杂志上和巴比塞激烈地辩论暴力革命之可否存在时，果然便抬出甘地底政治方式作他底武器了。这场辩论是极著名的，但注意这场辩论的人都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与激进论者所爆的火花，却都忽砚了辩论后面的阶级背景。身为小资产阶级的巴比塞，是接受了当时共产国际底理论的。而罗兰却是为了维护他所托足的社会底安全，认为暴力比他所仇视的帝国主义更为可怕。
自然，罗兰底非暴力论在很早便已经发表了。他著名的书简中有不少的直白的宣言，说他不反对革命，只反对暴力的革命，无论何种暴力都是他所痛恨的。但似乎也没有人问过他，他自己也没有说明过：他所礼赞的十八世纪底革命，却就正是暴力的革命，这岂非自己在和自己“战斗”起来了吗？——然而这却是很容易解释的。十八世纪底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革命，所以用暴力是应该的；但一到现在，若是还容许暴力，资产阶级却要成被推翻者了。这种意德沃罗基的构成，要说不是道地的资产阶级的，那除非是有意的欺瞒。
罗兰一生中最有“前进”生命的一页，便是第一次大战时的非战活动。自然，这在当时确是代表着欧洲智识阶级前进的意向的，但这却并不能掩盖他依然是充当着布尔乔亚底守卫的立场。作为布尔乔亚左派的智识者，并不一定便赞助帝国主义的战争的。但那非战论底内容，却是为了战争的结果，会使资产阶级本身陷于绝境，会使资产阶级底文化、秩序，都走向毁灭，而且还会引起“暴力”的叛乱，使资产阶级跟着倒台。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便已经宣言德国和法国所以必须维持和平，是为了“我们底文化”。就是他后来著名的“超战论”（Au-dessus de la Mélée）以及“给霍卜德曼的公开状”（Lettre ouverte à Gerhart Hauptmann），内中所宣布的他底反战的主要意义还是为了文化。一面反战，一面又极力倡言“超阶级”的必要，这都不是偶然的。最明显的是他底以反战为主题的文集之一的“先驱者”底事迹。——这层，佛里契也已经给了很正确的批判。在那书中，他叙述了尼歌莱底“战争生物学”，巴比塞底“炮火”，还揭载了高尔基底书信，但对于大战中集合于瑞士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底左翼所发表的反战宣言，以及他们底活动却没有提到一个字。这儿依然有他底阶级的立场，也决不是偶然的。自然，事实上罗兰是不容于战时的法国了，于是他只有到瑞士去度约翰·克里斯多夫底生活。但他所表现的工作却更加无力，只有到医院去为伤兵服务，成了一个——这是布尔乔亚左派在“孤独”时常取的态度——有意造作的慈善家了。
以上便是我对于罗曼·罗兰底全貌的检讨。我相信要明白这位在二十世纪欧洲文化洪流上推起不小的波纹的人物，应该很客观地这样去认识他。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到：那便是他在目前走红运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道地的资产阶级的作家，像这样反对暴力革命的作家，怎么目前却会认真地拥护起苏联来了昵？
这好像是“奇迹”，然而却不是的。这儿也有它底必然性在。
罗兰对于苏联的态度，我们不应当忘记下面两件事实：第一，他曾经对二月革命表过同情，但那也是对于克伦斯基政府的同情，等到了十月革命，他却曾经用反对革命中“暴行”的名义，发过一次“抗议”的电文（这事，他四年前在苏联做的自叙的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及，但我想注意革命与文化的人一定总还记得的）；第二，一九二八年，巴比塞初次赴苏联的一年，苏联曾经邀他赴苏联参加国际作家的会议，然而他却拒绝了（这事，现在再也没有谁提起，但我想注意革命与文化的人也一定记得的）。——这两件事实所告诉我们的是：他已往对于苏联不但没有热情，而且还冷淡得很。目前他所以能表示“坚决”地拥护苏联，实在是因为苏联底“和平建设”、“和平外交”，合了他底“胃口”的缘故。于是正当“人民战线”口号叫得最响的时期，他踏上苏联土地了。在他底眼中，现在的苏联，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理想政治的实现，就是非帝国主义的市民政治的实现。因之反对“暴行”的他，到了苏联党案的发生，却又表示出他底赞美来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在他看来，苏联所处决的罪人，都是要妨害他所拥护的这个市民政治的人物，都是属于另一阶级的。这到底也被他说出来了，他说：基洛夫事件的出现，是和一七九三年法国底绞杀案一样，足以表现领袖的伟大。用这样的观点拥护着苏联的罗兰，对于纪德那样以批评的态度拥护苏联的作家，必然地要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仇敌。
说到这儿，附带地再说几句关于纪德的话。我以为纪德和罗兰不同的，便是他一向便具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虽然他在“转向”以前“绕了最大的圈子”——爱伦堡在未曾骂他以前写的捧他的文章中的话——是真的，但他不安于个人主义的表示却一向就露着显明的痕迹。关于他底刚果旅行，就不说也罢，只就他前期的作品来说，他和罗兰最歧异的是：罗兰以“孤独”为满足，他却表现着“孤独”的恼恨与痛苦（譬如“窄门”、“田园交响曲”等）。由于这种恼恨与痛苦，便决定了他走向飞耀的前途了。他所以始终不能和罗兰同调，其实还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意识相斗争着的缘故。
我知道，我这样的检讨罗兰，会惹起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的怒目相向的。因为我们“文豪”们底脾气都是自己说不出，却又讨厌别个说得出。况且我这种说法又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这将更是大罪状。不过我可以声明：我并无故意轻视罗兰的意思，我只是说明罗兰之所以为罗兰。谁要一定把罗兰捧成“最前进”的作家底大师，仍旧有他着色眼镜中的罗兰在，我这篇文章并不妨碍他底工作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