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十年论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就像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因这一运动而存在）一样，远非铁板一块。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用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所提供的深刻见解加以扩展 ，甚至完全改变。人们为实现这一转变进行了各种努力，尽管现在还没有达成恰当的一致意见。甚至正相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日益认识到理论任务的艰巨。“对取得成果、获得答案和建构整个理论，我们特别焦躁不安，”一个组织说，“我们没有想到在开辟新道路、处理新问题方面有那么多的工作。”[1]不过，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名义进行的十多年的理论努力还是留下了印记。尽管很薄弱，有时还会阻碍未来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在发展19世纪以来关于女性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还是取得了最重要的进步。
建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远景的努力最初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家务劳动和儿童培育。早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之前，当朱丽叶·米切尔发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时，论争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米切尔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66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两年后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评论。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趋势时，它迅速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力量。1971年，米切尔出版了以其早期论文为基础的《女性地位》（Women's Estate）一书，强化了其思想的影响。[2]
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首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有关女性问题的观点进行了充满智慧的评论，她简要评论了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列宁关于女性解放的基本观点，指出他们的不足在于没有恰当的策略背景。 在这些文献里，“女性解放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物，而并未在结构上与之融为一体”。甚至德·波伏瓦（De Beauvoir）的那本贡献巨大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也成就有限，因为它试图将“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解释与传统的经济主义方式”融合起来。总之，“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文献绝大多数都强调经济”。[3]
对米切尔而言，打破这个僵局的方式是将女性的状况分为四个不同的结构：生产、生育、儿童的社会化及性关系，每一结构都独立发展，需要作单独分析；合起来，它们组成了女性地位的“复杂整体”。米切尔所说的生产，包括我们直觉上可能称之为家务或家庭领域之外的各种活动，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参与雇佣劳动。相反，其他三个范畴在家庭这一机构中共同实施压迫，造成了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的现状。为了得到总的策略结论，米切尔随后全面考察了每一结构的现状。她说，生产、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这三个结构鲜有改变，事实上几年来都没有改变。相反，性关系结构正在承受巨大压力，是政策的薄弱环节，即一个最容易遭受即刻攻击的结构。
尽管其中一个结构可能是薄弱环节，但米切尔仍然认为，从长远观点看，社会主义者的策略必须面对有关女性地位的所有四个结构。而且，最终“经济需求仍然是首位的”。在这一语境中，米切尔对敏感的策略进行了一些评论。在女性受压迫问题，左派一定既反对改良主义，也反对自愿主义，因为它们总是导致不恰当的策略。改良主义倾向作为一种温和的改良性需求，总是与关于女性地位的主要评论不一致。自愿主义者则对马克思主义废除家庭、全面性自由、集体抚育儿童以及其他的类似主张采取了更好战的形式。尽管这些主张看起来很激进，但它们“仅仅是理论分析或实践信念的替代物。自愿主义将整个主题置于毫不妥协的叙述之上，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传统政治讨论体系之外”。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用一套注重实效的主张来取代这样的抽象纲领，对女性受压迫的所有四个结构作出解释。比如，在雇佣劳动领域，米切尔注意到，“最基本的需求并不是工作的权利或得到平等工资的权利——这两个传统的改良主义者通常的需求——而是平等工作的权利本身”。关于废除家庭，政策关注的应该是女性的解放和性别平等（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这种关注的结果“根本不是不激进的，而是具体而积极的，可以融合进历史的真正进程中。事实上，现在的家庭与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是矛盾的。但是平等并不来源于对家庭形式上的废除，而来源于历史性的家庭功能的改变。革命的主张应该是从铁板一块的压迫的联合中解放出这些功能”。[4]
米切尔对女性状况的分析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每一结构实际发展状况的讨论极为不充分，因而在策略领域的结果是（或者将是）失败的。“生产、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在今天的西方或多或少是稳定的，它们30年来或在更长的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坚持这一观点不仅严重歪曲了战后历史，并且极不符合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米切尔自己有时也承认，她所说的那四个结构中迅猛发展的运动造成了矛盾，从而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提供了背景。一般而言，米切尔缺乏历史眼光，未能指出这些结构在当代的变化，总的说来，她的作品忽视了具体分析。
第二，在关于女性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上，米切尔的观点很容易招致严重批评。她将生产作为一个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禁止女性进入的结构。尽管资本主义略微改善了这种状况，但变化极小，因为它“将女性排斥在生产——社会的人的活动——之外”。像所有以往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将家庭作为“性关系、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功能（女性的世界）三位一体的机构，被生产（男性的世界）包围”。[5]总之，米切尔认为生产在本质上是女性经验领域之外的一个方面。她再一次误解了历史，因为女性参与生产在许多阶级社会中是主要因素。而且，米切尔还不断地贬低家务劳动，没能给予它清晰的理论地位。
米切尔分析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她对家庭问题的处理。尽管米切尔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到了家庭，但她却拒绝给“家庭”这一概念以任何明确的理论地位。家庭的位置被构成女性世界的三个相联的结构——生育、儿童社会化和性关系——取代。同时，米切尔对这三个结构实际内容的划定极为武断，且没有明确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女性看起来被囚禁在她们“功能浓缩的统一体——家庭之内”，但却没有明确有力的分析能证明这个统一体自身的存在。[6]
第四，米切尔构建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结构体系的方式需要谨严的检验。组成女性地位“复杂统一体”的四个结构是在抽象层面上运行的，这使得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社会分析。它们提供了一个普遍网络，女性——以及未曾言明的家庭——不管出于何种生产方式和阶级地位，均可被置于其中。社会变动和阶级斗争看起来即使不是根本不需要的，至少也是可有可无的，而非关键的决定因素。而且，四个结构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复杂统一体的方式也未能予以具体说明，并且这种方式是抽象的、不顾史实的。结果，米切尔的方式类似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它假定各种可变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具有相同的模式。事实上，四个结构的内容也来自于功能主义者特别是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的假设。尽管米切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她的理论观点却不足以支撑她分析。[7]
即使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承认，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米切尔发表于1966年的文章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她将女性生活的内容区分成不同类别，帮助妇女解放运动者阐明她们的经验并据此采取行动。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关于女性问题的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为我们正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解释和激进女权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她坚持认为社会现象不能被简单地描绘为经济现象这一观点是极为重要的，这促进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的批评。她在评论具体政策时流露出的政治智慧为人们设立了一套至今仍被奉为范本的标准。“如果社会主义希望恢复其作为革命政治学的地位，”米切尔总结道，“它就不得不弥补它在实践上背离女性的缺陷以及忽略女性的巨大缺陷——在这一理论中女性没有恰当位置。”[8]在理论领域，米切尔的主要贡献是使以下观点变得合理，即承认经济现象的重要意义，但也认为女性地位的其他方面不仅有重要性，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还有重要作用。
到1969，北美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了顶点，它的激进性与那些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文学作品的繁盛相辅相成。在这种氛围中，两个加拿大人，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 Benston）和佩吉·莫顿（Peggy Morton）发表并出版了重要的论文。两篇文章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在家庭内的无酬工作，讨论了现存的社会矛盾和改变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9]
本斯顿首先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基础。她坚持认为这一基础是“经济的”或“物质的”，并且就在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中。女性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她们烹饪、缝补、洗衣、照料孩子，等等——但是这些工作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却被直接消费了，从未进入市场。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些产品和服务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对本斯顿来说，女性与生产资料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同男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大为不同。女性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在与家和家庭相联系的那些活动中生产具有简单使用价值的产品”。因此，家庭是二个经济单位，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当时女权主义者一般认为的消费，而是生产。“家庭主要应被看做是家务劳动和儿童培育的生产单位。”而且，本斯顿认为，因为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且处于货币经济之外，每一个家庭实质上都是一个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的实体。她虽然注意到女性也参与了付酬劳动，但仍认为，对于将女性作为—个群体定义而言，这样的生产是暂时的而非关键的因素。正是女性对家务劳动所负的责任，构成了她们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并使资本主义将她们看做是劳动力的后备大军。如果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的并且在技术上是落后的，那么平等地从事家庭外工作，就仍然只是女性解放的一个令人悲伤的不充分的先决条件。因此，本斯顿将策略建议集中在提供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条件上，方法是将目前在家庭中进行的工作转化为公共生产。也就是说社会必须走向家务劳动和照管儿童的社会化。“当这样的工作变成公共部分时，歧视女性的物质基础将会消失。”通过这种方式，本斯顿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主题得以复兴，它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日益发展的当代妇女运动论争这一语境中形成的强有力的观点。[10]
佩吉·莫顿的文章发表于1970年，比本斯顿的文章晚一年，它拓展了对家庭（family household）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单元的分析。对莫顿来说，本斯顿关于无酬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讨论存在许多问题：女性是否构成了一个阶级？是否女性只通过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才被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作为经济组织的性质如何改变且为什么改变? 莫顿将家庭看做是“一个单位，其功能是劳动カ的维持和再生产”，这意味着“家庭的作用是维持现有的劳动大军，并提供下一代工人，使他们拥有必要的技术和价值观，成为有生产カ的劳动人口 ”。[11]莫顿使用这―方法，将她对家庭的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联系了起来，并把视线集中于工人阶级妇女在家庭中、在劳动力中以及在两种作用中体验到的矛盾。特别是，她指出作为劳动カ的后备大军，女性是经济的中心而非边缘，因为她们使那些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国有部门（在这些部门，低工资是最优先考虑的事）的运转成为可能。尽管莫顿在几个版本的论文中阐述的策略观点只表现出与这种分析的松散联系，而且在控制工人与确定革命纲领之间动摇不定，但她关于女性地位矛盾趋势的讨论，却提出了一个本斯顿的方法所忽视的强有力因素。
本斯顿和莫顿的文章即使在受到评论的年代也显得有些简单。事后看来，她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提出观点的能力都相当有限。就像莫顿和其他人立刻指出的，本斯顿轻率地不予考虑女性参与雇佣劳动的观点需要纠正。而且，她将家务劳动描绘为在当前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这一点也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证实。[12]莫顿的态度尽管在分析上更加严谨，但却曲解了所有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所遭受的特殊压迫这一问题，并导致将女性受压迫问题转化为纯粹工人阶级的事务。然而，这些问题都不能掩盖本斯顿和莫顿对于理论的推进。她们的这两篇文章共同确立了家庭中女性无酬劳动的物质性质。这种无酬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经验中一大堆矛盾因素的物质基础，两篇文章都分析了这种无酬劳动作为这一基础发挥作用的方式。此外，莫顿还用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并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质。这些深刻的理论见解对于随后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品有着持久的影响，并有重要贡献。而且，她们最终改变了探讨女性受压迫问题的体系。米切尔根据作用、功能和结构来分析女性的地位，本斯顿和莫顿则集中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无酬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她们使女性受压迫问题深深扎根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领域。
1972年，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的一篇文章在意大利和美国同时发表，使上述观点得以进一步发展。[13]达拉·科斯塔坚持认为，在世界层面上，所有女性都是家庭主妇，女性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她们受压迫的基础在于无酬家务劳动的物质性质。无论一个女性是不是在家庭外工作，“家务劳动的特别之处都是确定无疑的，它不仅由时间的数量和ェ作的性质来衡量，而且由生活的性质和它所产生的关系的性质来衡量，那种关系决定了一个女性的位置，不管她在哪儿，属于哪个阶级”。[14]同时，达拉·科斯塔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家庭女性身上，她认为她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家庭主妇，工人阶级妇女发现自己被资本主义生产排除在外，被孤立在日常的家务劳动中，这种劳动具有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达拉·科斯塔反对家庭主妇仅仅为家庭提供使用价值的观点。她既反对传统左派的观点，也反对那些妇女运动的文献，她认为家务劳动仅仅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个人服务。实际上，它不仅为家庭直接消费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生产非常重要的商品劳动力——一个工人工作的能力。事实上，她声称，家庭主妇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被剥削的“生产工人"（productive workers），因为她们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通过向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工资的形式来支付这种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丈夫因而也成了剥削妇女的工具。工人阶级的生存依赖于工人阶级家庭，“但是损害妇女也损害了工人阶级自身。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她的受奴役状态保证了她的男人受奴役的状态……因此，工人阶级妇女反对家庭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15]
因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是被特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生产性劳动力，所以使家务劳动作为“生产性劳动的伪装形式”不再神秘就成为中心任务。达拉·科斯塔提出了两个策略解决方案。第一，通过无酬家务劳动、性别歧视、家庭与外界的分离以及类似的公共议题来调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使孤立的家务劳动者的斗争——而不是工作——社会化。“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斗争的形式，以便能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体系，完全拒绝它，拒绝我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将家庭作为我们存在的聚居区，因为问题不仅仅是停止做这样的工作，而是要摧毁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第二，完全拒绝工作，特别是拒绝在日益将女性纳入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作。达拉·科斯塔不同意传统左派将后一种趋势作为一种进步的观点，她坚持认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应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通过“在社会化结构中从事社会劳动”来获得经济独立仅仅是虚假的改革。女性已经工作得够多了，她们必须“拒绝通过工作获得自由的神话”。[16]
达拉·科斯塔文章显示的辩论力量和政治广泛性对大西洋两岸的妇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不像本斯顿、莫顿和其他北美活动家，达拉·科斯塔看起来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在已接受女性受压迫主要是就其家庭状况而言这一观点的运动中，她的观点和策略建议应者云集。很少有人注意到，达拉·科斯塔像莫顿一样，只谈论工人阶级，却从不明确说明工人阶级妇女遭受的压迫与所有女性所受压迫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达拉·科斯塔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无酬家务劳动作用的分析之中，在这一方面，她看起来比本斯顿和莫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因为她的文章是为一个虽然小却很活跃的运动——家务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运动曾短暂繁荣过）——提供理论基础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否定大多数女性解放理论成果的政治作用。[17]
达拉·科斯塔坚决主张“家务劳动作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它生产剩余价值”，这使得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内部已经激化的争论更加尖锐。这场讨论被称为家务劳动争论（the domestic labor debate） ，围绕着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及其产品而展开。[18]通常发表在英国或北美左派期刊上的文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错综复杂的论证建立了它们的独特地位——那种论证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看起来距离实践应用很遥远。妇女运动中的许多人将这一争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学问中不重要的事。然而，即使她们通常并不承认，但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确受到了威胁。
首先，家务劳动争论试图以当代女权主义的深刻见解作为理论语境，这种见解认为，生育、儿童抚育和家务劳动是能生产产品的物质性活动，这表明它要对女性受压迫的基础进行唯物主义分析。其次，争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的地位以及家务劳动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贡献这些问题上。各种解释或多或少与种种政治和策略观点（这些观点论述了女性受压迫与阶级剥削和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接近一致，尽管理论家们很少明确表述这些观点，使我们未能正视政治和策略问题。最后，可能对于理论发展也是最重要的，家务劳动争论使用了从《资本论》中汲取的概念范畴，表明她们有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
家务劳动争论中的议题是劳动力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大家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确切含义和应用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集中于家务劳动的产品的性质，它作为生产性劳动或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地位，以及它与工资和雇佣工作的关系。
继本斯顿之后，许多人也认为家务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有用物品——供家庭内直接消费。这些使用价值的消费使家庭成员得以更新自己，投入第二天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维持和更新。尽管人们对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各种关系作出了种种假设，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颇为模糊。另外一些人则与达拉·科斯塔一同声称，家务劳动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被称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她们用这种方式将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许多人初次接触这一假设时，发现它很有吸引力。
在家务劳动争论中，对家务劳动产品的某种态度，很自然地与对家务劳动的理论性质持何种看法有关。比如，对一些人来说，家务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使用价值的观点表明，它可以被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划分为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为资本家阶级生产或者不生产剩余价值。而对于那些认为家务劳动只创造使用价值的人来说，则没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可以直接借用。家务劳动既不是生产性的，也不是非生产性的，它有另外的性质。
家务劳动争论最初的精力大部分花费在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这一问题上。理论发展的不充分与某种道德主义、政策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给密切关注争论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马克思用做科学的经济范畴的术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被一次又一次地转化为道德暗示。毕竟，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主义者的话，认为女性的工作是非生产性的，看起来很是无情。而且，家庭中的无酬劳动是生产性的观点，表明女性创造了一些剩余价值，它们因资本的利益而被男人侵占了。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可以说是被剥削的，性别对立有了一个明确的物质基础，家庭主妇在阶级斗争中与工人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立场。对于那些希望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人而言，这一言外之意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很少有妇女运动的参与者或左派人士有理论和政治能力去理解其他观点，更不用说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其他观点了。
家务劳动争论一开始，工资和家务劳动的关系问题就作为一个议题出现了。对马克思来说，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确定的一般生活资料水平相一致。参与家务劳动争论的人指出了马克思的构想造成的分歧，提出了许多关于家务劳动和家庭结构在确定一般工资水平（the normal wage level）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比如，我们不清楚，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一般工资指的是个人，还是由一人供养的整个家庭。此外，工资作为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一种结合点的作用，也需要加以研究。那些认为家务劳动是价值生产的人提出，工资是工具，那些由女性生产并体现在男性雇佣工人劳动力中的价值，通过工资转移给了资本家雇主。许多人还认为，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使得资产阶级支付的报酬可以比劳动力价值更低，也就是说，低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般水平。一些人指出，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降低了男性劳动力的价值。那些坚持家务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但不生产价值的人则试图确认家务劳动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大多数参与争论的人还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趋势影响家务劳动的表现，并因而影响工资水平的可能性。
家务劳动争论开始后的几年，某些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就像我们看到的，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没有采取价值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是相对容易的。[19]本斯顿关于家务劳动生产了可供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最初观点在本质上是正确的。那么，在科学的意义上，家务劳动既不是生产性的，也不是非生产性的，女性也不是作为家务劳动者被剥削。同时，家务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家务劳动是什么，而非它不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只被家务劳动争论的参与者肤浅解释过的问题。一些人提出构建一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但却从属于它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另一些人指出，家务劳动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一种特定的工作形式。但是大多数问题都还未能解答。确定家务劳动性质的问题，以及关于工资和女性雇佣工作的问题，现在成为使用马克思经济范畴的大多数理论家关心的中心议题。至于政治和策略问题，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用分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去得出革命斗争中女性作用的简单结论了。
本斯顿、莫顿、达拉·科斯塔和参与家务劳动争论的人为研究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受压迫以及家务劳动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确立了一套重要的程序。然而，她们的工作是在未明确确定的严格局限中进行的。第一，她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她们将注意力只集中在工人阶级的家务劳动和女性受压迫问题上。第三，她们一般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经济层面。第四，她们倾向于将家务劳动等同于家务和儿童养育，而没有明确生育的地位。这些缺陷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理论观点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它们基本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虽然展开关于家务劳动的讨论是构建女性受压迫的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但讨论却并没有实现这个目的。
无论如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者将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比如，家务劳动争论基本没有能弄明白，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家务在分析上是否相同，更不用说阐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的理论地位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还把她们的注意力转向家务劳动中儿童生育和养育的部分，并探讨为什么家务劳动通常落在女性身上的问题。而且，因为女性受压迫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现象，所以许多人想知道，如何使它在当代的特殊性质和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事实相一致。同样，她们还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是否获得了解放，如果没有，那么阻碍她们的是什么。最后，家务劳动的实际进程和掩盖女性受压迫的现象（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和心理性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总而言之，这些问题比家务劳动争论中的议题更直接地表明了妇女运动激进主义分子的经验和政治任务，它们也很快成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化的焦点。
尽管朱丽叶·米切尔建议，“我们应该提出女权主义的问题，但应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但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不同意这种观点。她们认为，为她们的问题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答案将会走入死胡同，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会淹没在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涵盖性别差异现象。要向前迈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就不得不担起责任，构建一个使用其他理论范畴的另外的体系。就像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不恰当的，而且激进女权主义本身也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提出新的概念”。[20]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首先转向60年代晚期的激进女权主义，她们要寻找一个概念，以解释所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深度和普遍性。激进女权主义者通常认为，男性统治和两性间的性别斗争是普遍的，事实上，它一直都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似乎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比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就声称要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的解释，去揭示关于性压迫的更根本的问题。“阶级分析是美丽的，”费尔斯通说，“但却是有局限的。”她希望提出性的辩证法能“使阶级分析在两性生物差异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我们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相反，激进女权主义可以扩展他们的分析，提供一个建立于客观事实上的更深厚的基础，并因而使之可以解释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同样，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承认恩格斯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但她对恩格斯作品的描述，却使它几乎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对她所说的性的革命只有次要的贡献。她坚持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为性的革命提供充足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关于父权制的历史和精神支撑方面的论述也相当天真”。大致而言，米利特把纳粹德国、苏联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描绘成可与极端保守的父权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比拟的例子，她认为只要社会活动没有改变心理结构，父权制就将一直存在。对于米利特而言，性的革命不仅需要理解性的政治，而且需要发展一种综合的父权制理论。[21]
同时发表于1970年的费尔斯通和米利特的作品，对于妇女运动中会主义女权主义趋势的出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她们对于性、心理和意识形态现象、社会压迫女性的顽固持久这些问题的集中关注，引起了强烈反响。父权制概念事实上丝毫未遭到反对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话语。那些极少的在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构建的评论，比如朱丽叶·米切尔的作品，却无人理会。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虽然承认激进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却简单地认定“对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综合，是明确阐述有内聚力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必须的第一步，这种政治理论不仅增加了那两种理论相结合的力量，而且是与性别分工相关联的”。[22]问题已不再是使用马克思主义范畴去构建一个分析女性受压迫的理论体系。像激进女权主义者一样，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将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看做是既定理论，而不再试图详尽阐述或深化它。
那么，现在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综合体——或者，像一位作者指出的，是解决连字符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探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父权制（patriarchy） 和再生产 （ reproduction） 。 从激进女权主义那儿承袭而来的父权制概念需要作适当的改变。米利特使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广泛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尤其是心理结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男性控制了女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发展一个能够与阶级斗争理论一一这种理论将每种生产方式假定为一种特定的结构体系，在其中，一个阶级剥削和控制另一个阶级——相联结的父权制概念。从总体上看，就像海蒂·哈特曼和埃米·布里奇斯指出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范畴，如同资本本身，是性别盲（sex-blind）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使用的父权制范畴则是历史盲”。从这一点看，父权制概念为探讨那些看起来逃脱了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方式。一些人认为，父权制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个个人——男子和女子——在特定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会处于特定的从属或统治地位。另一些人则认为，关于人们之间统治与从属的问题由父权制理论来解释是最适当的。而且，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者在父权制概念的含义上有不同意见。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代表了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或体系。许多人认为，在男性控制女性劳动力、享有资源和控制性活动的能力中有一种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希拉·罗博特姆写道，“父权制权威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生产能力以及女性身体的控制之上”。在关于性别分工的起源、父权制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运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23]
再生产概念是作为从理论上联结女性受压迫和关于生产、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二者的方式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者将再生产过程作为一个与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可相比拟但相对独立的过程来分析。她们通常用再生产方式（mode of reproduction）这一与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类似的词语来谈论问题。同父权制概念一样，在关于再生产术语的本质含义上也很少有相同意见。一些人简单地将再生产等同于家庭的明显功能。尽管这一方式有些经验论，但它阐明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面对的分析任务。在雷纳塔·布里登撒尔的作品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在更大范围的历史对立中是对立的。也就是说，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再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且这种对立必须加以分析。一些家务劳动争论的参与者认定，“家务”或“家庭”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但从属于它。而且，再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的建议趋于一致，后者认为，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家庭都是廉价劳动力的永恒源泉。在那些研究帝国主义和家庭之间关系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类似的再生产方式概念通常是不被明确提及的。[24]
最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父权制和再生产概念的使用，她们认为，现有的理论努力没能形成满意的将二者理论化的方式。[25]首先，对父权制和再生产的定义缺乏一致性。父权制概念作为一个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体系，仍然深深扎根于它的激进女权主义根源中。而它在更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时，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解释充分融合。定义再生产概念的问题则来源于其本身意义的宽广范围。弗利西蒂·埃德霍尔姆、奥利维娅·哈里斯和凯特·杨建议，要分清分析的三个层次：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或生产条件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劳动力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the labor force）；以及人类或生物再生产（human or biological reproduction）。[26]尽管这一建议很有用 ，但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存在。
最近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二元性问题。理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父权制和再生产概念，用两个不同的体系来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阶级体系（the class system）和性别体系（the gender system）。像艾里斯·杨所说的，这些“二元体系理论”（dual systems theories）暗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两个迥然不同又相对独立的体系”。因为她们没有通过相互关联的非机械方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因此，二元体系理论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解释堆积成一种神秘的共存状态。二元性一般总是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试图超越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比如，韦罗妮卡·比奇认为，“再生产和父权制与生产方式其他方面的分离，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分析往往不被女权主义思想涉及和评论”。同样，杨也认为，“二元体制理论未能足够成功地面对和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没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而仅仅是将一种性别关系理论加人其中”。[27]
而且，问题还不仅仅是二元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将目光集中于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性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极大地排除了种族压迫或民族压迫的问题。性别、种族和阶级至多被描述为同样的压迫根源，它们的表现或多或少对被压迫的人造成了同样的伤害。在策略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呼吁妇女团体或妇女运动将社会各部分的女性联合起来。然而，她们的有色人种姐妹却通常不信任当代妇女运动，并通常仍然参加自己团体的行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运动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不能面对这些现象。
总之，尽管论争很有生机活力，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者并没能达到目标，没能形成关于女性解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
[1] 红苹果：《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妇女联盟：过去和现在》，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38期（1978年3月—4月），第43页。
[2]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释》第40期（1966年11—12月），第11-37页；朱丽叶·米切尔《女性地位》（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
[3]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释》第40期（1966年11—12月），第15、16页。
[4]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释》第40期（1966年11—12月），第34、35页；朱丽叶·米切尔《女性地位》（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第150页。
[5]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释》第40期（1966年11—12月），第34页
[6]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释》第40期（1966年11—12月）
[7] 默多克认为，一般的核心家庭包含“人类社会生活的四种功能——性、经济、生育和教育（即涉及社会化）“，乔治·默多克：《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Macmillan Co. ,1949），第 10页。对米切尔的功能主义的评论，参见琼·兰德斯（Joan Landes）：《女性、劳动和家庭生活：一种理论观点》（”Women，Labor and Family Lif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41期（1977—1978年），第386—409页；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Christopher Middleton）:《性别不平等和分层理论》（”Sexual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Theory“）,载《新左派评论》第113—114卷（1979年1—4月），第147—168页。关于功能主义的家庭理论，见韦罗妮卡·比奇（Veronica Beechey）：《女性和生产：关于女性工作的社会主义理论评析》（“Women and Produc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om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Women’s Work”），载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和安娜玛丽·沃尔普（Annemarie Wolpe）编：《女权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和生产方式》（Feminism and Matell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第155—197页；D. H. J. 摩根（D. H. J. Morgan）：《社会理论和家庭》（Social Theory and th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975）；莉丝·沃格尔:《争论领域：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家庭的笔记》（“the Contested Domain: A Note on the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载《马克思主义观察》（Marxist Perspectives）第1卷，第1期（1978年春季），第50—73 页；莉丝·沃格尔:《女性、工作和家庭：一些理论问题》（”Women, Work and Family: Some Theoretical Issues“），向社会问题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年会提交的论文。
[8] 朱丽叶·米切尔：《女性地位》（Baltimore: Penguin Books，1971）,第86 页。
[9] 玛格丽特·本斯顿的文章围绕着标题《何为女性？》（“What Defines Women?”）展开，以《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为题出版。佩吉·莫顿的文章最初是《妇女的活儿永远干不完，或：劳动力的生产、维持和再生产》（“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or:Thq Production，Maintenance and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1970年5月在《利维坦》（Leviathan）上发表时有所删节，以后以《妇女的活儿永远干不完》（”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为题出版。
[10] 玛格丽特·本斯顿：《女性解放的经济学》，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第21卷，第4期（1969年9月），第16、20、22页。
[11] 佩吉·莫顿：《妇女的活儿永远干不完》，载埃迪特·阿尔特巴赫（Edith Altbach）编：《从女权主义到解放》（From Feminism to Liberation,Cambridge,Mass. ：Schenkman Publishing Mo. ,1971）第214、215、216 页。
[12] 对本斯顿的早期评论，见莫顿：《妇女的活儿永远干不完》载埃迪特·尔特巴赫编：《从女权主义到解放》（Cambridge,Mass. :Schenkman Publishing Mo. ,1971）；米基·朗特里（Mickey Rowntree）和约翰·朗特里（John Rowntree）：《关于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笔记》（“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载《每月评论》第21卷 ，第 7 期（ 1969年12 月）；罗伯特·萨尔佩（Roberta Salper）：《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67—1971》（”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1967—1971”），载罗伯特·萨尔佩编：《女性解放》（Female Liber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13]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文章《女性和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1972 年用意大利语发表，同时《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上有英文版。精确的英语译文在《女性的力量和社区的颠覆》（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3，第19—54页）一书中。
[14]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女性和社区的颠覆》，载《女性的力量和社区的颠覆》（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3），第19页。
[15]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女性和社区的颠覆》，载《女性的力量和社区的颠覆》（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3），第52页，注释12；第39页。
[16]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女性和社区的颠覆》，载《女性的力量和社区的颠覆》（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3），第34、47页。
[17] 关于家务有偿化运动的出色论述，见埃伦·马洛什（Ellen Malos）：《家务和女性解放的政治学》（“House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 37 期,1978 年1—2 月，第 41—71 页。
[18] 最近的关于家务劳动争论的有益摘要和评论，见：南希·霍尔斯托姆（Nancy Holmstrom）：《“女性的工作”、家庭和资本主义》（“ ‘ Women’s Work ’，The Family，and Capitalism”），载《科学与社会》第45期,1981年，第186—211页；玛克辛·莫莉纽克斯（Maxine Molyneux）：《超越家务劳动争论》（“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载《人类学评论》（1977年第9—10期，第55—81页。早期的重要评论包括：卡罗琳·弗里曼（Caroline Freeman）：《何时工资不是工资?》（“When Is a Wage Not a Wage?”），载《红布》（Red Rag），1973年第5期；艾拉·格斯坦（Ira Gerstein）：《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Domestic Work and Capitalism” ）， 载《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1976 年第 5 期 ，第243—291 页。
[19] 见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家务劳动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Domestic Labour and Marx’s Theory of Value”），载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和安娜玛丽·沃尔普（Annemarie Wolpe）编：《女权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和生产》（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Bost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第198—219页；霍尔斯托姆：《“女性的工作”、家庭和资本主义》，载《科学与社会》第45期，1981年，第186—211页；莫莉纽克斯：《超越家务劳动争论》，载《人类学评论》，1977年第9—10期，第55—81页。关于最近由家务劳动争论引起的议题复兴的影响，见邦尼·福克斯（Bonnie Fox）编《家庭背后：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的家务劳动》（Hidden in the Housebold: Women’s Domestic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0）中的文章。
[20] 朱丽叶·米切尔：《女性地位》（Baltimore: Penguin Books，1971 ），第99页；海蒂·哈特曼：《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联姻：迈向更进步的联合》（“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载《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 1979，第22页
[21]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问题》（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1970），第4、12页；凯特·米利特：《性政治》（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1970），第 169 页。
[22] 奇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编《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问题》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第 6 页。米切尔对于激进女权主义的评论，见《女性地位》（Baltimore:Penguin Books，1971）,第 82—96 页。
[23] 海蒂·哈特曼和埃米·布里奇斯：《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联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草稿，1975年7月），第I4页；希拉·罗博特姆：《女性的意识，男性的世界》（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eld,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3），第117页。关于去除连字的论述，见罗斯林德·佩琴斯基（Rosalind Petchesky）：《去除连字符：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义者群体的报告1—5》（“Dissolving the Hyphen: A Report on Marx--Feminist Groups l—5”），载奇拉·艾森斯坦编：《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问题》（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第373-389页。早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的有影响的探讨包括：海蒂·哈特曼和埃米·布里奇斯：《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联姻 》（草稿, 1975年7月）；琼·凯利—加多尔（Joan Kelly -Gadol）：《性别社会关系：女性历史的方法论意义》（“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载《标志》（Signs）第1期，1975—1976年，第809—823页；盖尔·鲁宾（Gayle Rubin）：《女性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载 R. R.赖特（Rayna R. Reiter）编：《迈向女性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第157—210页。
[24] 雷纳塔·布里登撒尔：《历史上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history”），载《激进美国》第10卷，第2期（1976年3—4月），第5页。米切尔早在1966年就使用了再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新左派评论》第40期，1986年11—12月，第21页。使用这一概念的其他作品，见琼·加德纳（Jean Gardiner）：《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estic Labour in Capitalist Society”），载戴安娜·伦纳德·色克（Diana Leonard Barker）和希拉·艾伦（Sheila Allen）编：《工作和婚姻中的依附与剥削》（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Work and Marriage， New York: Longman, 1976），第109—120 页；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家务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年会期刊》（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第7期，1973年冬季；伊莎贝尔·拉吉亚（Isabel Larguia）：《女性地位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Status of Women”），载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RubyRohriich - Leavitt）编：《女性交叉文化：改变与挑战》（Women Cross—Culturally: Change and Challenge, The Hague: Mouton，1975），第281—295页；布里奇特·奥劳克林（Bridget O’Laughlin）：《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Marxist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载《年度人类学评论》（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第4期（1975年），第365—366页。在帝国主义研究的语境中，再生产方式的概念是未被明确表述的：明娜·戴维斯·考尔菲尔德（Mina Davis Caulfield）：《帝国主义、家庭和抵抗文化》（“Imperialism, the Family， and Cultures of Resistance”）， 载《社会主义革命》第20期（1974年10月），第 67—85 页；卡门·戴安娜·迪（Carmen Diana Deere）：《资本主义外围农村女性维持生活的生产》（“Rural Women’s Sub-sistence Production in the Capitalist Periphery），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8卷，第1期（1976年春季），第9—17页；埃莱斯·萨菲奥蒂（Heleieth Saffioti）：《女性、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Women，Mode of Production，and Social Formations”），载《拉丁美洲观察》第4卷，第1—2期（1977年冬季—春季），第27—37页。人类学家克劳德·梅亚苏克斯（Claude Meillassoux）将家庭这一概念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永恒源泉提出，最著名的是在《妇女、粮仓和资本》（Femmes, greniers et capitaux, Paris: Frncois Maspero, 1975）中。对梅亚苏克斯探讨再生产概念的重要评论，包括：莫琳·麦金托什（Maureen Mackintosh）：《再生产和父权制：论克劳德·梅亚苏克斯的〈妇女、粮仓和资本〉》（“Reproduction and Patriarchy： A Critique of Claude Meillassoux, ‘Femmes，greniers et capitaux. ’”），载《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第2期（1977年夏季），第119—127页；布里奇特·奥劳克林：《生产和再生产：梅亚苏克斯的〈妇女、粮仓和资本〉》（“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Meillassoux’s Femmes, greniers et capitaux”），载《人类学评论》第8期（1977年春季），第3 ~32页；雷纳·拉普（Rayna Rapp）：《论克劳德·梅亚苏克斯〈妇女、粮仓和资本〉》（“Re-view of Claude Meillassoux, Femmes, greniers et capitaux”），载《辩证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第2期（1977年），第317—323页。
[25] 韦罗妮卡·比奇：《论父权制》（“On Patriarchy”），载《女权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第3期（1979年），第66—82页；瓦尔·伯里斯（Val Burris）：《女性受压迫的辩证法：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关系的笔记》（“The Dialectic of Women’s Oppression: Not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载《伯克利社会学杂志》（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第27期（1982年），第51—74页；鲁瓦森·麦克多诺（Roisin McDonough）和雷切尔·哈里森（Rachel Hanison）：《父权制和生产关系》（“Patriarch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载《女权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和生产方式》（Bost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第11—41页；艾里斯·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载莉迪亚·萨金特（Lydia Sargent）编：《女性和革命：论马克思主与女权主义的不幸联姻》（Women and Revolu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第43——70页；艾里斯·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二元制理论的局限》（“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50—51期（1980年3—6月），第169—188页。参见米谢勒·巴雷特（Middle Barrett）《今日女性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Verso Editions，1980），第 10—38 页、126—128 页、131—138 页。
[26] 弗利西蒂·埃德霍尔姆、奥利维娅·哈里斯和凯特·杨：《女性概念化》（“Conceptualising Women”），载《人类学评论》第9—10期（1977年），第101—130页。
[27] 艾里斯·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二元制理论的局限》，载《社会主义者评论》第50—51期（1980年3—6月），第170、173—174页；韦罗妮卡·比奇：《论父权制》，载《女权主义评论》第3期（1979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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