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工运史（1865-1920） 第三章 改革时期：（1897～1914）
一般史学家习惯上把美国在二十世纪头十五年的时间，称作「进步时期」；他们认为美国人在这时期，正努力改革自己的社会。这些学者看到在这段期间，老罗斯幅、威尔森等总统的新作风，以及社会中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改革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因此将之描绘成一个光彩万分的图象。他们认为那些进步的政治家与改革者，已把各「金权财团」（Robber Barrons）制服，而且也整顿都市、净化政治，并为福利国家体制打下基础。 但这种众人所习惯的美景，反而掩盖住在当时社会改革中更重要的因素：大企业家与产业劳工。正是社会中这二股力量相互冲撞，而为美国社会开创出另一新局面。 Ⅰ、到底谁成就了「进步时期」但在过去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对这所说的「进步时期」图象，开始翻案。整个事情并不像当初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天真与乐观。真象不再只是由人民战胜金权集团，政治家克服企业家，热心献身的改革家来扫除社会的污染等所拼凑出来。 新起的一代史学家，像：霍斯塔德（Hofstadter）、海斯(Hays) 、怀因思坦（Weinstein）等人，他们在从头开始研究这段「进步时期」是否真的那么进步的同时，基本上也把这段时期视为美国自内战后，开始朝向大量设立官僚制度（直到二次大战前完成）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他们指出：改革的原因，并非人民战胜了金权，而是金权集团间的冲突，造成了改革。他们也提出，在当时投入社会改革的人，未必是抱着热心、奉献的态度；反而是社会开始专业化、官僚化，而引发出改革的冲力。另外，也有人研究金权集团对全美改革法案的影响。 因此，另一幅全新的历史图象在此浮现：在1900到1916年间，美国社会之所以改变，主要是因为金权集团的直接动作，以及改革者由热心奉献人士转变到有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身上而产生。但即使他们提出了幅新图象，却仍没谈到美国劳工与这整幅图象的关系。 1.为工业化铺路的改革政策虽然人们都认为这时期，美国劳工是立法改革法案中最大的受益者；但对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改革，则各有各的说法。以霍斯塔德等人为主的一派认为这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者，首先促使大企业家来改善工作环境，而来避免将来可能由下而起的骚动与革命。怀因思坦等人则认为改革主要是由大企业主本身所发动的；他们提供员工各种福利措施、鼓励劳工组成负责的工会，而欲排除在厂内激进工会、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另外，以哈斯马赫（Huthmacher）为首的一派则认为社会福利改革，主在是受到劳工选票压力、劳工代表的权力所造成。 但即使如此，仍没人来仔细分析劳工与这时期变化的复杂关系；而且一般人只着重改革法案的通过实施，而忽略劳工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有少数劳工发展出自己的工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组织起来，但大多数劳工仍未有自己的组织。 人们对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历史，虽有许多看法，但有一现象对所有的人来说，却是十分清楚的：美国越来越走向成一个官僚——科技型的社会。正如韦倍（Wiebe）所言：美国19世纪的「孤岛社区」、人际关系、非正式的规矩，逐渐地一个接着一个，由巨大的现代产业企业所主导的国家所吞噬；而这些企业又由非人性的、形式的管理官僚组织来运作。一般的美国人为了能在科技、官僚的入侵下生存下去，纷纷地放弃自己原有自治的「孤岛社区」，而让更大、更非人性的政治机关来管理；而且接受那规定人们生活、行为的各种正式条规。比如在这时，劳工就不能再随心来转换工作；他们的生活变得规律化、固定化。而这也是那些社会改革者、国会议员、大产业家所一致乐见的：他们虽在对那规范劳工生活的手段上，有不同的意见，但目标全是一致。外力致力把美国劳工规范在一定的工作纪律中，这也显示出劳工阶级在这「进步时期」所具有的动力。 另方面，许多人也看到在19世纪末，由于劳动条件与都市土地的炒作未受管制，而使得数百万的劳工受到严重的剥削，造成由下而起的动乱。许多学者、记者也都曾提出劳工在生活、住宿、工作上的惨状。但当劳工仍无力站起来自保，当雇主仍不肯改善任何环境时，社会中出现了一批社会改革者；他们呼吁政府应该出面，应该处于劳方与资方、贫民与地主之间，来保护那些无助的人。这些改革者靠着提出那在日尔曼帝国俾斯麦以往实施的福利法案，以及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政策」中工业医疗、保健、卫生设备等例子，来壮大自己的呼声。他们问道：为什么美国不能利用各种新知识，来改善自己的工厂和都市，来使人活得更有人样？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像日尔曼、英国政府一样，至少会出面来保护自己的劳工阶级？ 2.由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这些意见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多多少少依着俾斯麦式的改革与英国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做出一些改革。但它仍与英、德有些不同之处。首先是美国的宪法——至少在二十世纪初——将它解释为联邦机关不得过度干预社会福利；也因此大部分的改革，是由各个州所自行颁布、实施。这使得它不像英、德有全国性一致的福利法规。其二，正如卢伯夫（Roy Lubove）在文章中提到：美国的福利法规，在执行方面，倒让私人保险业与民间公益性社团得到蛮大的好处。卢伯夫以及其他一些史学家指出，美国社会改革中的私营化发展主要是因为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个共识：它们宁愿由私人性、公益性团体来推动、实施改革，而不愿由政府出面。当然另外也有人指出，美国的福利立法案，源起于财产分配不均，而非一定的意识形态理念出来。美国的企业家，不像英、德一样，他们在社会中不需面对一群非资本主义式、或反资本主义的贵族，而这些贵族又往往会与较激进的劳工联成一气，来对抗这些暴发的资产阶级。而也正是这原因，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有太多有关工厂、社会福利的法规，虽然给制定出来，但能落实的却不多见。 便即使有这些差别，美国各州在1900到1914年间，仍推出各种福利法规。大多数工业州都通过一系列雇主责任、劳工赔偿法，来保护劳工避免受到意外与职业伤害，或事后的补救；这些州也通过女工和童工工作的种类与时间规定；有些州甚至为女工订定最低工资；另外像工厂中的安全、卫生、建筑、地产法等，也都相继出笼。 但在各州、县、市、镇所相继推出法规的同时，联邦政府也在可能的范围内，推动有关劳动过程的法规。如老罗斯福总统就为联邦的公务人员设置雇主责任制；而且他在1902年煤矿罢工事件中，也不像以前的总统一样，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罢工者；反而是利用他的权责为劳工及其工会争取到一定成果。塔虎脱总统，在任职于联邦法院法官时，以反劳工名闻天下；但当他自执政后，倒也设立起「劳工部」（1913）与「产业关系委员会」。而这「委员会」在1913到1915年间曾调查并谴责政府在许多产业关系中的表现。另外，在威尔森总统当政下，联邦推动劳工福利的行动，达到顶峰。为了想获得「美洲工联」与全美劳工的选票支持，威尔森任命一位以前「联合矿工工会」（UMW）的职员威尔逊（William B.Wilson）成为劳工部的秘书；他也任命许多劳工领袖任职于联邦机关，而且支持全国劳动法规的修改。在威尔森执政时期，各劳工团体在反托拉斯的「克来顿法案」（Clayton Act）的保障下，大大地喘了口气。船员的权利，也因1915年通过的「拉佛来特船员法案」（La Fallette Seamon′s Act）而受到一定保障。铁路员工因1916年的「亚当森法案」（Adamson Act）而获得八小时工时制。另外，也通过童工的法规；不过此法规，稍后由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而作废。 3.工人阶级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这时期通过的福利法规，我们在事后来看，简直是惊人；但至于通过这些法规的原因和动力，到目前仍不清楚。在许多的著作或文章中，都提到有一大群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者，在推动福利法案。像：全美消费者联盟（NCL）、童工委员会（CLC）、妇女工会联盟（WTUL）以及其他团体，都是学者研究的对象。但至于这些团体到底是如何将它们对社会福利的关切，转化成政治力量或法规，则仍待澄清。而且这些中产阶级改革者，和工会人士、以及一般劳工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 像耶罗维滋（Lrwin Yellowitz）在他的「在纽约州劳工与进步运动」（1965）一书中，也只能回答上述一部分问题。他在书中描述出纽约中产阶级改革者与工会人士间的区别与矛盾；而且指出劳工团体在政治上的无力。耶罗维滋指出，除了极少例外，绝大多数改革者，根本不理会专业性社工的发展、以及在改革中采用医学、社会科学知识；这些改革者自命不凡、趾高气扬，他或会跑到贫民窟来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但绝不会与之同甘共苦。而受到中产阶级关护的劳工也察觉到他们高高在上的作风。正如一位在衣厂工作的移民女工，在一件产业意外悲剧后，向那些改革者说：劳工想找改革者来帮忙，但改革者根本无能为力。她因此说：「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了。我从自已经验的教训中学到只有劳工自己才能救自己。」 但如劳工界本身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又无力量时，他们又如何来自救呢？另方面如果改革者和工会人士互相分裂，而工人又没能力，那么所有那些福利法案又为什么会通过呢？ 这最后一个问题，把我们引回到那立法的国会议员身上；是什么原因来促使他们通过福利法案？他们对社会、工会的改革，是有多么认真？他们所通过的法令，有多少基于正义、又有多少是因政治权宜之策而来？有一派人士认为在这时期，政治家之所以采用俾斯麦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福利，这是因为这些政治家和他们背后的金牛大资本家密切配合；他们推动改革，主要是为了化解劳工阶级的不满、消除跃跃欲出的社会主义运动。简言之，这些政治家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运作，对骚动不安的劳工摆出高姿态的关怀，而通过改革的。但另有一派学者则认为这时期的改革，主要是一些政治家，为争取自己区内劳工的选票，而想通过改革方案，来照顾到自己的选民。与其说他们因服从大企业家的命令而支持福利法规，还不如说，你华格纳（Robert Wagners）、墨菲（Charles Murphys）等民主党议员，主要是为了因应自己选民而推动改革；特别是他们将社会主义看做是比选区内的共和党人士更像毒蛇猛兽，所采取的釜底抽薪之计。 4.工厂经营、科学管理的引用不论推动社会改革原因何在，这些改革对大多数劳工生活的冲击，远比各大、小企业家采用科技、改换工作环境的冲击来得要小。正如大企业以往会为自己调整厂内的组织结构、改革外界市场关系等作法，找各种理由一样；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想来规定厂内的工作过程与劳资关系。工作方式在19世纪时，主要是以传统、风俗、手工艺知识、行会规矩等混合而定；这自然限制了雇主的权力。对那些只关心生产效率的大企业家而言，另一种问题是劳工高度的流动、请假、醉酒与各种工作伤害。于是这些大型企业与一些小型企业主就厂内的劳资关系，由二方面下手处理。一方面，由经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引入「科学性」的技术；一面来架空习俗、手工艺匠的工作；一面来扩大经理的权力、降低生产成本。另方面，各公司也采取各式改革试验——或所说的「福利资本主义」——来减少员工的流动、请假与意外伤害。就经理人员而言，这两个手段都朝向一共同的目标：促使形成一群令人满意的劳动力，而且这劳动力能完全听从经理的指挥、能有高效率的运作。就劳工而言，这一手段却相互打架：福利资本主义希望劳工以厂为家，但科学式管理却逼劳工反抗。 至于这类的劳资关系到底是怎样给规划出来的，仍有待研究。但怀因斯坦在「自由主义国中的大产业的理念」（1968）一书中指出：经理对劳资关系的规划，只是全盘布局中的一颗棋子。产业界的全盘规划主要由那于1900年设立的「全美公民联合会」（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来推动；这「联会」致力于宣扬、推进「更理性」的产业。「联会」由行政人员来运作，但它的顾问则包括：大企业家，像贝尔蒙（August Belmont）、汉拿（Mark Hanna）、盖瑞（Elbert Gary）；工会领袖，像：龚帕斯、米歇尔；以及一些公益代表，像：克里夫兰、塔虎脱以及卡内基。由怀因斯坦、以及此「联会」的宣传看来，这「联会」鼓励保守的、有责任的工会的发展，而且利用它来规范劳工为雇主的利润努力工作；它推动用三边会议的协调形式，来代替以往的罢工、停工（lockout）方式；它宣扬、协助各公司引入工厂安全的有效措施；它促动雇主采用一些福利资本主义的手段，像退休金、医疗保险；它向官方游说，希望能通过劳工赔偿法。怀因斯坦认为，这整个规划主要是为大企业制造出正面的公共形象，而使得大企业可名正言顺地来控制整个社会。 而且「公民联合会」中的一些金融家、企业家所讲的论调，听起来也十分地迷引人。像摩根的得意助手帕金斯（George W.Perkins）就曾说过：「我认为当你在一企业中汇聚一大笔钱与一大群人，你就可形成一幅为公服务的形象；而这形象对劳资而言，远比在小企业中，有利的太多。」小洛克菲勒也说到：「我同任何人一样，能深切体会受薪者工作的状况，我也愿尽力来改善那些状况。」哈蒙（John Hays Hammond）,这位闻各全球的矿业工程师与企业家也说过：「我认为雇主应来支持（像「美洲工联」式的手工匠式的工会），来防止激进团体的发展。」 另方面，泰勒（F.W.Taylors）的科学管理初看起来，也万分诱人。他认为此套方法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劳工不必要的责任，来简化实际的工作，因而可增加生产力与利润。 为什么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不能来对线上工作的劳工做仔细的观察，来收集、记录一大堆传统的手工知识；而这些知识在以往都是劳工经过长期学徒训练而拥有的？这些工程师的研究，难道不是会让劳工来做更简单的工作，而有更高的生产量、更多薪资，而且降低货品销售的价格？虽然在科学管理的方式下，劳工会越来越失去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权威，但他们也会赚到更多的钱；而且福特也指出：「没有人想要负担决策的责任」 但一旦采取科学管理方法后，实际获利最大的还是经理。另方面，它加速了工作的速度、降低工人对工作的掌控、而且为雇主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因此任何劳工团体都反对采用这种方式；而所有的雇主都想在无组织的劳工中，推动这科学管理。 5.骗人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和谐”另方面，所谓的社会福利资本主义与社会和谐在实施出来后，也变得十分地荒唐。布劳弟在「美国的钢铁工人」一书、以及盖拉提（John Garraty）在他文章中也指出：美国钢铁公司之所以采用企业福利政策，主要倒不是其正想来改善劳工的生活，而是为自己企业来制造良好的公共形象。而且就厂中的福利措施而言，真正能受到福利保障的只是员工中的一小群；另方面福利措施主要也是个先下手为强的手段，来预防劳工组织起自己的工会。他也指出，如果福利资本主义能成功、而且把劳工驯服得全乖乖地听话，这等于是把劳工转变成二十世纪的农奴。 如果说连福利资本主义式的受益者都有限，而且其效果也对劳工有害的话；那么更别说到什么社会和谐了。贝尔蒙，这位一向极力推倡劳资和谐的「公民联合会」的主席，当他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交通公司的劳工罢工时，首先就施展其破坏罢工手法。另方面，帕金斯、盖瑞在其所主持的钢铁厂、农机厂中，一直与那欲组织工会的劳工相斗。还有小洛克菲勒，这位一直在言词上十分关心劳工、而且也是科罗拉多煤铁公司的老板；他关心的方式是造成这时期所发生的最暴力的一次劳资抗争：1914年的「鲁德楼大屠杀」（LudLow Massacre）。在理论上来说，雇主们偏好「负责任的」、非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万分排斥「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工会；但实际上，不论工人组成何种工会，雇主们都不会高兴。 至于较小型的生意人呢？他们则一直不断地在和劳工团体作战。他们认为工会远比大企业来得更具威胁性，所以也毫不掩饰地站出来对干。在1897到1904年当工会成员暴增时，小型企业也开始组织起来反击回去。他们原有专为促进外贸而组的「全美制造业协会」（NAM），到二十世纪给变成一个专门向工人开火的组织。中小企业主另外也集结起各种反工会的组织或协会，像：「全美建设者协会」（NEA）、「公民产业联盟」（CIA）等。这些中小企业，除了更公开、直接反对工会（不论什么「有责任」、「没责任」的工会）外，也想为自己制造正面的社会形象。他们的方式，不像大企业家一样推行福利与和谐措施，反而是提倡个人自由。他们推行「自由入会」（Open-Shop Principle）——每个劳工可自由地来参加或「不」参加工会，雇主不应解雇非工会的员工。他们在誓言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也拒绝与工会做任何的协商或签定合同。这使得劳工加入工会的举动，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雇主根本不承认工会的状况下，工会也无法为成员争取到什么成果。另方面也有许多大企业支持「个人自由」的说法。当「自由入会」策略失败后，这些中小企业，就像大企业家一样，毫不留情地采取各种手段——引入罢工破坏者、私人保安人员、间谍、地方民兵、法院禁令等来打击罢工与工会活动。 Ⅱ、妥协于政策下的右派工会处在一既对劳工组织敌视、但又激发劳工组织起来的环境中，各工会开始抛弃它们在19世纪原有的一些理想性特质。塔虎特（Philip Taft）在他文章中指出：职业工会以往只是手工艺行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到了这「进步时期」，它反成为工会组织方式的主流。一些工会的领导，在二十世纪也开始效仿大企业组织的方式，建立起更完整的工会组织——在其中，一般会员得听从那官僚作风、待遇优厚的工会职员的命令。而且在一些蛮成功的工会——像：木匠、矿工的工会——中，站在有影响力职位干部的数目越来越多。克里斯迪（Robert Christie）就研究木匠工会发展的现象，也正成为其他稳定的工会组织形式；给选上全国性、地区性位置的工会干部、又靠着那任命下属的权力，为自己建立起一套政治机器而来巩固既有的权力。有些时候，一些地方性的分会会起来对抗这工运中寡头制度的潮流；但到后来这些分会不是给全国性工会给拆散、就是被国际性总工会理事长所隔离。一旦工会理事长能连任几次、而且靠着自己能言善道的能力来稳住自己权力时，要他下台几乎不太可能；而且他也会透过行政动作，来管理各个成员。 1.保守的工会龙头「美洲工联」的保守、官僚走向工会官僚化的模式，在「美洲劳工联盟」的发展上，看得最为清楚。1894年，龚帕斯在理事长竞选连任中选败；但次年自他又给选上，而且连任到1924年逝世为止。 另方面由工会的行动和政策，也可完全看到这种领导专断的作风。尤其当领导越来越走向追求立竿见影的物质利益时，工会原有的教育性、理想性特质也逐渐消失。像龚帕斯、米歇尔这些工会领导的言论，正清楚地显现出劳工自我形象的改变。这二位领导，不论在演讲或文章中，都把工会等同于一个负责任的商业机构；而这商业性工会，一方面可为其股东（工会会员）提供一定的好处，另方面可旗鼓相当地来面对其对手（雇主），而且还可照顾到整个社会的福祉。工会领导誓言遵守劳动合约的条件，而对破坏合约或与无故与老板发生争执的工会成员，加以规范、疏导。因此，遵守劳动合约在实际上正好发挥出破坏劳工团结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与雇主签定合约的工会，一定会限制其工会会员来支持那有相同雇主但在其他地方的劳工抗争做同情性的离厂或罢工。因此，我们可看到，一方面企业家在透过科学管理来把劳动过程给形式化、固定化；另方面工会的领导人物则极力来使劳资关系纳入一具正式规定的紧密的网中——把劳资双方都限制在合约的规定中。 即使工运的其他方面，也因其内部的保守主义、寡头走向而受到影响。工运在以往是逆流而争，到现在反而是顺流而飘。劳工领导者在1880/90年代，就社会的走向来说，会讨论除了资本主义外社会是否有其他可行的路线，而且会高举阶级矛盾的问题；但自二十世纪后，像龚帕斯、米歇尔等领导人物则把社会主义人士视为比资本家还坏的敌人；而且还透过「全美公民联盟」成员的身份，四处宣扬社会和谐。像龚帕斯在1913年就曾向一国会的委员会提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工就有责任活得像劳工一样；我们不应致力去使这社会没落、毁灭或被推翻，而应努力使它能完全发展和进化。」 2.劳工力量的萌生与分合另外工运在以前，并没什么种族主义的问题；但现在工运却越来越有白人至上的趋势。曼恩（Arthur Mann）在他文章中指出：龚帕斯和「美洲劳工联盟」一向都排除亚洲劳工；但到二十世纪初期，连黑人、东/南欧移民劳工都给视为次等人。虽然「美洲工联」与支持工联的史学家，像塔虎特都在争辩说对黑人、移民的敌视，主要是经济、而非种族/民族因素——像：黑人往往给用来当成罢工破坏者，移民降低美国薪资水平、生活水平等；但他们的言语中却显出对黑人、移民的丑化。在1904年「美洲工联」出版的刊物中，出现一篇谴责黑人在芝加哥市场破坏罢工的行动；文章中指出「一伙无知黑人，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尊敬和关爱的特质；既粗暴又无知又恶毒的家伙，完全和畜牲一样。」至于对新移民劳工，则强调他们奇怪、低劣的特质；而且「美奸」（Un-American）这顶帽子，最早是由劳工领导所指控出来的。 工运方向的转变，另外也可在新工会总部的建筑与工会干部的衣着上表现出来。当总工会的收入增加时，它不再像以往一样向人租借办公室；反而是盖起自己豪华的大楼。「美洲工联」于1896年首开先驱，把其总部由印弟安那波里斯市搬到华府。而且在华府，龚帕斯每天周旋于社会名流、政治人物的宴会；他穿著礼服、打着领带，完全看不出任何十九世纪劳工领导的影子。光由他的穿着，即可知悉美国工运已届「成熟」；而且可知道将出现一批批劳工钜阀，他们将会坐在谈判桌上与商业领袖对谈。而「美洲工联」以及其加盟的各手工艺工会，将会成为一些劳工阶级中有技术、令人尊敬的精英劳工的温暖家园。 在刚开始，工会这种商业式的作风与官僚式组织结构，倒有立竿见影之效。在1897到1904年间，会员由四十万七千人上升到二百零七万人。当经济景气时，除了会员猛涨、失业减少外，工会也为其成员争取到许多实质的改进；而且有些劳工团体甚至可平等的来与各雇主的协会协商。在1897年一次烟煤矿工的罢工中，使得「联合矿工」（UMW）与「中央竞争地带」（包括宾州西部、俄亥俄、印弟安那、伊利诺瓦州）的矿场老板达成「州际协定」。此协定稳定这地带的劳资关系，承认工会的设立与运作，而且改善劳工工作条件（包括八小时工时）。这协定也为北部烟煤矿区带来四分之一世纪的安定，而且增强「联合矿工」的力量（其成员由1897年和一万四千人增加到1914年的三十余万人）。在1902年，「联合矿工」也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打了另一场胜战：工会打败宾州东北部无烟煤矿的矿主，让矿工能组工会。 1898到1908年间，「国际印刷工会」为其印刷业的成员，争取到八小时工时。…… 3.主流工会意识的影响当劳工的力量，尤其是技术性的手工艺工会的力量上升时，雇主们也毫无二心地立刻反击。在小型工业城中的商人，职业人士开始组织起开厂、反抵制协会，来向工会挑战。在「全美制造业协会」与各地「公民联盟」的率领下，雇主们的反击有一定的成效。在金属业方面，达到终止一些协定；在建筑业方面，纽约、芝加哥的承包商也减除工会在建造业的控制。而且在1901到1909年间，美国钢铁公司在钢铁工业界向手工艺行会打出致命的一击，这使得在这大量生产的钢铁工业中，工会力量一直得到1930年代才再得以复苏。而且在接连着的1908/09年的萧条下，工会力量变得更加衰弱。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的工会都停顿发展，直到第一次大战为止。 这工会发展普遍停顿中的少数例外，也正凸显美国社会与工运当时的趋势。在1909到1913年间，约有四十万制衣工人加入劳工组织。而当初没人会想到竟然是这些工人加入工会；她们都是最无技术性的女工——意大利裔、东欧犹太移民。但在全美的一些制衣业集中的大都市——像：纽约、芝加哥——中，她们组织起来，发动罢工，而且，还成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自然和此行业的独特结构、以及许多制衣业主希望企业能有个理性的秩序，而接受工会组织有关。在一个充满各式公司相互竞争而导致利润不稳定的行业中，一个能有效地来掌握劳工的工会，对各雇主而言，有其必要。 虽然经济上的原因使得产业对组织工会做一定的让步，但劳工那既定传统式的组织方式，在此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流动率高的企业中，劳工一个厂换一个厂；这使得工会成员变得十分地不定、而且稀少。唯一的办法就是下猛药——整个企业总罢工。但罢工对美国劳工，特别是那些组织弱、低技术的劳工，反会带来更多灾难；正如成衣劳工的例子一样。在罢工中，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与政治进步人士都会跑来参一脚，来支持劳工。正像当在纽约的成衣工开始罢工时，他们倒没遇到官方或雇主什么压力；反而是官方保持中立，有时还有正面的鼓励。成衣业主希望生意能稳定，劳工组织也希望透过成衣业劳工工会达到稳定运作，而改革者与官员也寻求在此产业中，靠着有责任心的业主与劳工组织、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中立第三者，共同能设定出法律与秩序。进步的改革家，严守中立的第三者出现；他们致力在雇主与劳工组织力量旗鼓相当的产业中，推动劳资关系。 但即使在成衣业，要想把劳工给成功地组织起来，也只有在使工会变得更官僚、更寡头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工会只有在能维持劳动成本、运作的齐一，而且在产业中能促使降低竞争时，才为雇主所接纳。工会只有在能开创产业和平——停止罢工、停工时才会得到改革者与官员的赞许。这对那一些长久以来一直相信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基层民主的劳工领导人士而言，可不是件小事。自整个「进步时期」以后，在一些高峰产业工会的干部经常地、但又无望地与一群激进的会员争斗；他们希望地方性工会能遵守全体的纪律、而且也致力强化中央的权力。另一点也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在女性劳工占多数、而且多数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产业中，倒没有一位女工能登上全国性工会干部的职位。因此不论其具理想性或激进性，任何一工会不是掉入官僚式走向、就是男性主控的陷阱中。 但成衣女工的经验，倒可显现出工会人士并未想把劳工的命运交到非劳工阶级改革者的手中；不论这些改革者是多关怀社会。成衣劳工当然由中产阶级得到一定支助，但在同时在其他产业的一些劳资争议中，也显现出许多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心态。这些改革者往往会脱离现实，而尽在一些理想的世界中来活动。就理论上而言，他们有关产业关系的图象十分地伟大：经理与劳方应有平等的权利，一方想叫员工远离工会，另一方则把劳工吸入工会；公司的「阉鸡」工会与自主性工会应可自由地竞争；应有公正的仲裁者来保障劳资双方相互尊重的权利。但现实情况可不是这么地简单；掌握雇佣权力的是经理，而非工会理事；主宰加薪、升迁的是老板，而非工会领导人士；控制多数资源的是企业界，而非工会。当产业双方力量不同时，平生、公正的协调等想法皆毫无意义；这也是许多工会领导万分依赖外援后，所领教到的教训。而且改革者与政府官员所提供给劳工的资源，也随时可将之收回。因此劳工以及工会应更自主，来发展自己的资源与力量，这也是指，首先应发展「愚公移山」的精神。 4.主流看法「愚公移山」论？自1900年后，「愚公移山论」（Voluntansm）已成为与「美洲工联」结盟工会的主流看法。这论调的基本要点是劳工得在社会中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也是由劳工的以往经验与常识发展而来。工会人士由许多在十九世纪猛烈的劳资冲突中看到政府是劳工之敌。联邦与州政府军队不断地破坏、打压罢工，法庭官员也一直在阻挠罢工活动。而且不只政府是劳工之敌，工会内部的政治运作，也使得劳工分裂，组织瘫痪。因此劳工或工会想找政府求援、或在政治上求助，简直是缘木求鱼。这也是说劳工领导用尽各种方式来引导劳工投入工会。工会，而非政府，应尽力来满足劳工最紧迫的需要——工作保障、失业救助、生病/死亡救济等。劳工领导人士也认为，如果政府设立强制性福利措施，劳工对工会的效忠因此会降低；这也会影响工会的力量。龚帕斯就此谈到：「有些人不自觉地、而且有意地在自己手腕上系上铁链。」也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美洲工联」与其同盟工会极力反对政府来设定最高工时、最低工资的规定，来提供失业保障，以及来推行社会福利法案。龚帕斯更夸张地指出，政府欲控制劳动条件、劳工福利，也正是「一个时代、一个长期的产业奴隶制的时代的开端。」 「愚公移山论」在当初，是由一定历史经验——业主、政府压迫劳工、劳工得建立有力量、自足的工会——而产生的。但正如罗金（Michael P.Rogin）在其文章中指出：「愚公移山论」逐渐只成为一形式上抽象的教条，而与美国社会的实况毫不相干。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劳工并未加入任何工会，他们绝大多数都急需政府的行动，来改善环境与保障其福利。虽「美洲工联」也公开宣称其工运是为所有劳工服务，但其言、行之间相异极大。罗金另外也提到，「愚公移山论」不但未曾能在政府的仇视下，来保护大多数劳工，它反而只保障了手工艺工会与少数掌权的劳工领导人士，使之避开众人监督管制、基层劳工求变的压力。因此「愚公移山论」成为一些致力增加自己经济利益之劳工组织的保障防线。 罗金另外也指出：正像「愚公移山论」这种大而化之的作法，伤害到许许多多美国劳工一样；这种想法也影响到「美洲工联」与加盟工会在「进步时期」的活动。「愚公论」指出工会人士应与政党政治活动划清代界线，而不陷入政府运作当中。但这作法却与现实状况相互矛盾。政治、政府的动作一定全冲击到工会的活动，另外工会会员也不只纯是经济性动物，他们也是社会、国家的公民。而这两种状况也例行劳工领导人士一步步走入政界。 5. 「美洲工联」跨入政坛「美洲工联」的政治性活动，主要是基于二点考虑。其一是一连串反劳工的司法判决，使得工会人士不得不进入政治层面活动，来保护自己不受法院的制裁。其二是劳工的州联盟与市镇组织，由于不断地在争取自主性政治活动，而使得龚帕斯与其同伙在一方面既担心「工联」失去对地方性劳工组织的控制，另方面又想避免劳工选票流向社会主义人士的情况下，决定踏入政坛。而第一项考虑也因司法对工会直接地打压，变得更为紧要。另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英国的例子：当有二项司法判决伤害到劳工组织时，英国的劳工变得开始政治化，而且成立以后的工党。「美洲工联」并非对英国劳工的动向漠不关心，它在机关刊物中就曾提到：「如果英国的劳工在受限的投票权的情况下，都能联合起来完成此壮举，我们美国的劳工在有完全的选择权下，又有什么做不到的？」 于是「美洲工联」在1906年在政治上跨前了一步：它的执行委员会采纳了份「劳工申诉议案」，而在其中列入「工联」所期望的法条，准备呈往老罗斯福总统与共和党国会领袖，来促其支持通过。但有鉴于共和党的冷淡对待，「执委会」另组织了个「劳工众议院委员会」；由龚帕斯领军，来把一些亲劳工或支持「工联」政治钢领的候选人推送到国会。而且当1908年总统大选时，「工联」也加紧它的活动；它预定在华府举办一特别的政治抗议会议，而「执委会」也在两大党提名大会中，推动自己的纲领。但在受到共和党忽视、民主党推赞下，龚帕斯与「工联」开始在1908年与民主党达成一非正式的政治默契；而且在四年后当威尔森竞选总统时，双方默契越来越稳、也越明显。当威尔森上任开始对劳工在政治上做回报时，「美洲工联」与民主党的联盟也更加稳固。甚至在1916年威尔森的民主党在竞选总统时，「工联」执委会成员与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士公开地表现其支持之意。在以后的第一次大战中，当一些工会的理事给任命官职时，「美洲工联」与民主党联盟就此完全确定。 如果像「工联」这种完美性组织，都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美国劳工的政治活动，在州、县层次显得更为清楚。毕竟，州、市政府的法规，比联邦的劳动法规，对工会有更直接的影响。而且劳工，不论加入工会与否，皆与那影响他们生活、他们政治信仰与行动的社区紧紧相连。另外，由地方性社区中也可轻易找出是哪些力量在控制劳工、影响其政治活动。但不幸的是，除了纽约市与加州外，我们对各地方性的劳工阶级的政治性活动，并没太多史料。另方面，即使劳工有政治性动作，他们也绝非团结一体，这其中主要的界线在于民族与宗教：美国土生、欧洲新教的劳工偏向共和党；爱尔兰天主教劳工多支持市、镇中民主党候选人；犹太移民劳工偏向政治自主以及社会主义；另外，东、南欧移民，不是偏向共和党，就是没投票权。而且劳工组织比没组织的劳工在政治上显得更具自主性；后者往往听命于雇主或地方的政党机器。但另方面在各都市中，建筑、印刷工会往往会与当地主流的政党机器结盟——在费城是共和党，在纽约、波士顿则是民主党。这主要是为了自保，因为建筑捡抚员与都市建筑法规都可有助于工会力量的发展；而这些工会也更争取包揽公家的印刷、出版。但我们仍需更多的材料，才能更清楚地描绘出在「进步时期」美国劳工阶级的政治活动情况。 「美洲工联」与其工会，不论是透过经济或政治手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照顾到其会员。这些工会以技术性、有讨价能力的劳工为后盾，倒也能争取到一定的成果。至于它们是否会因更大目标而冒险，倒很难说。但我们至少可判断在整个劳工组织仇视的环境下，「美洲工联」与手工艺工会不但没跨下去，反而在处处受制下，兴旺发展。到1914年，正如恩格斯在1893年所言，工会成了美国劳工中少数贵族的庇护所；而大多数的劳工则给丢进产业炼狱里。 Ⅲ、左派工会的使命「美洲工联」抢占了工运中的中翼、右翼路线，而其反对与批评的声音则来自工运界左翼人士。于是在工运内、外，对「工联」路线反感的都是具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倾向的激进人士。但这些激进份子也因其对工会路线的走向而四分五裂。有些左派人士极力想摧毁那「反动的」「工联」；另有些有希望与之共存；有些则偏向打进这些工会，然后由内部将之「赤化」。在「进步时期」中，激进劳工的力量曾达到顶峰，而能向那罩住全美劳工阶级的「美洲工联」挑战。 但到底激进力量对工会、对整个社会发挥出多少力量，仍有待澄清。每次只要社会主义人士赢得选举，或劳工在激进人士率领下走出厂房时，两大党的政客、报纸、学界就会站出来警告全国，说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浪潮要席卷全美。但除了这些责难、丑化之外，仍有些用心人士想来了解这些激进人士的动机与目的。一位同情劳工的学者拉汶（Louis Levine）在文章中就指出美国激进运动的根本原因：「那使得美国劳动者欲开新路、拾起新武器、用新语言重新诠释自己生命意义的力量，主要是因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的状况中，遇到各种斗争与妥协、灾难与成功、欢喜与绝望，而产生的。」 1.批判「美洲工联」至于左翼人士之所以会反对「工联」，道理十分清楚。任何人都可看到那些工会，根本就不想、也不能把大多数劳工给组织起来；它们也和当时经济的主要部门——像大量制造产业：钢铁业、肉类加工业、汽车业、橡胶业、电器业等——挂不上钩。而且当代大企业中各种先进的科技发展，也使得加盟「工联」的职业工会无力面对。「美洲工联」未能有效地把基础产业的劳工组织起来，再加上它各个罢工的挫败，显示出它无力来照顾那些科技先进企业部门中一群群广大的半技术劳工。换句话说，职业工会或可能对十九世纪的工人状况，能做良好、有效的回应，也可为传统式、技术性产业中的劳工服务；但也正因如此，它们在对基础产业中千、百万的半技术劳工，却毫无助益。 在初入二十世纪之际，「工联」与左翼力量的分裂越演越烈。在1890年代以前，「美洲工联」与激进份子仍保持一定友善的关系；这或许是双方都势单力薄，相互需要他方的支持。但当「工联」开始站稳脚步、逐步前进，而激进份子却跃跃欲试时，双方产生了歧见。狄龙（Daniel DeLeon）在1890年代向工会开火，就已展开「工联」与社会主义份子间之初次交手。龚帕斯与他手下也未曾原谅或忘记狄龙的宗派性策略，这也导致工会与绝大多数反狄龙的社会主义份子间的交恶。另方面，工会在接受资本主义体制，特别是参加「全美公民联合会」的同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正迈入它由1900年到1917年的黄金时代。在工运中这二派逐渐分道扬镳之际，双方火拼似乎也只是件迟早的事。 但我们也不应太快如此来划分工会人士与社会主义人士。我们知道在工会方面，不单只在龚帕斯与米歇尔二位领导人物；他们也未必代表大多数劳工的心声。虽龚帕斯猛烈向社会主义人士开火；但社会主义运动仍受到一些工会的财力、组织上支持，而且它大多选票也由劳工阶级而来。在「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最受支持之处——米尔瓦基、麻州的各制鞋城镇、纽约市、桥堡等，它也与当地工会以及劳工阶级的结合最为紧密。拉士莱（John Laslett）在他的「劳动与左派」（1970）书中指出，劳工的社会主义运动跨过地域、职业与民族间的界线。他所研究的六个各具民族性的工会——「联合矿工会」、「靴、鞋劳工会（BSW）」、「国际机工协会（IAM）」、「联合酿酒会」（UBW）、「西方矿工联合会」（WFM）以及「妇女成衣工会」（LGW）——中，它们分别代表美国土生、外国劳工，东欧、北欧移民，犹太人，新教徒，手工匠，产业劳工，城/乡劳工，以及东北部、南部、西部的劳工。而这六个民族性的工会与会员，在一定程度上，全支持社会主义运动。 2.社会主义政党：社劳党与美社党社会党在许多工会与个别劳工支持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其全国性选票在1900到1912年间大幅上升。选票更为暴增的是地方性的选举。在全国各州县，许多社会主义人士给选为市长、州议员，而且柏格（Victor Berger）与龙敦（Meyer London）也给选入国会。这些支持社会主义的选票，在1911年各州、各地方性选举中达到顶点，然后开始衰退。但在1911 ~ 12年间，选票最为下降的地区——西、南乡下的各州，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具多大影响力。在全国都市、产业，以及劳工移民的区域，选票倒未在1912年、反而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达到高峰。因此我们不能说在大战结束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到终点、而劳工阶级也不再理会左翼工运。 但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多集中在以于1901年成立的「美国社会主义党」的一些活动。美国左派的第一个政党——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Labor Party）——在当时已变成了小派系，而由一群坚信狄龙教诲的人士所维持。狄龙与其党徒都是讲究纯净与完美，因此他们谴责改革路线、嘲笑工会与其领导是资本主义下劳工的管理员，而且他们呼倡革命。但也正是「社劳党」不占什么份量，而使得它可继续维持其革命的纯净：它从没一大群群众支持，从没选胜，从没玩过权力游戏；「社劳党」只在一不完美的世界中，维持其教条的纯净与完美。 「社劳党」的毛病，在「美社党」身上完全看不到。贝尔（Daniel Bell）曾描述战前的社会主义人士，将之等同为在不完美世界中的各个宗教性派系；他们是道德完美人士，在不完美的世界中无法做任何政治性妥协。但实况未必如此。当时社会主义人士多属务实者与改革者，他们建立起能与两大党旗鼓相当的第三党。正如共和党，民主党人士一样，社会主义人士也有其地域性、意识形态上的歧异，但这些问题皆可在党内议会中解决。像两大党一样，他们也经选举来调和内部的差别。但与此两党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人士没大老人物来把成员联结起来；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基于共同理念，而非利益分配。而这理念是：经过一团结的、有阶级意识的劳工阶级的努力，来创造出一更好、更具道德的相互合作的社会。但在他们之间，对达到新社会的手段、以及来唤醒劳工的方式，仍有不同的意见与作法。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是由柏格与希尔齐（Morris Hillquit）所率领；它致力于发展工会。虽其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左翼最知名的人物德布斯（Eugene Debs）曾分别在不同场合，公开批评「美国工联」的路线，而且偶尔加入反工会路线的行列；但柏格与希尔齐却订定该党的工会策略为「社会主义党绝对遵守对劳工组织友善的政策，而且承认当今的『美洲工联』是劳动组织的主要代表。」在实际上，这也是指大多数社会主义人士想去影响那些加盟「工联」的工会，使之在政治上朝向产业工会的方向发展。 虽然社会主义人士拥有雄心壮志，但他们的作法却是逐步的改革，他们的革命是靠政党与工会的两只手。经由政党可立即达到立法改革，然后掌握政府机关，而可把生产、分配国有化。透过工会则可叫雇主让步、对会员做政治行动教育，而且训练劳工来管理合作性公有产业的能力。这种透过工会与改革，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谋发展的方式，使得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外劳、种族、战争等议题上，逐渐地改了整个的方向。希尔齐也指明：「『社会主义运动』已改变其实际运作方式。它一向如此。它是由经验中来学习。」 3.务实却遭失败的社会主义路线这种方向改变又具温和性、「务实」性的社会主义运动，曾在1900到1917年间在工会和劳工阶级中扎下根，但到后来却在美国社会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原因何在？贝尔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因宗派斗争、脱离现实、讲究完美、与空想，而告衰退。但这讲法并不对。另外一般的说法也指出：美国本土的环境，虽可产生一左翼政治性运动，但它也注定要失败。这是由于美国社会缺乏封建传统，因此它未能有一稳定阶级结构来保护劳工在逆境时仍支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这阶级界线不明显，高工资、高社会流动的社会中，劳工也不会理会什么社会主义；而且再加上主要的政党经常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改革呼声，给吸收进去；尤其是在1912年威尔森当选总统后，民主党成功地纳入当初一些倾向社会主义工会的诉求，而在麻州与伊利诺州将社会主义运动瓦解。简言之，这论调指明在一自由的社会中，民众的生活会变得富裕，于是社会主义运动根本无法生根。另外也有人引用列宁的话来证明此点：社会主义与工会主义完全是两条路线。拉士莱在「劳工与左派」中，就指出当工会力量壮大到能为会员争取实质利益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诉求自然消失。他也说明如工如认同社会主义方向，反使自己无法处理紧临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个两难：社会主义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有组织的劳工比个别劳工容易奋起，而且可成为较好的社会主义份子；但拉士莱却也指出，工会越成功，则工会份子越不理睬社会主义。 但对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怀因斯坦与麦那（Kenneth McNaught）却提出不同的看法。怀因斯坦在其「社会主义的没落」（1967）中，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因在大战期间遭受凶残的镇压，以及战后共党份子宗派性的争斗而造成。但他却没说明为什么在其他参战的工业国家中，社会主义人士也同样遭到战争期间的镇压、与其后共党人士的反击，而越长越壮？为什么社会主义在法、德、英、北欧社会中，仍是一股强盛的势力？在此方面，麦那的研究提供一些解答。他指出美国对不同声音的容忍能力远比欧洲为弱；他比较美、英二国中一小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发现到：美国人在社会主义与威尔森式民主间，选了后者，而英国人仍维持他们一贯的信仰；这是因为老式社会仍有一定贵族式传统，它远比美式资产阶级宰制的作风更能宽忍异类。先不论麦那的说法的真伪，但他提供了一了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挫败的方式：与欧洲工业国家的状况，同时做比较。 4.功过难论的激进「瓦不里」但能向主流工会挑战，提供美国劳工另一种异于资本主义方向的，不仅仅只是一群在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人士。当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在美国达到高潮的同时，另一群有名的、冒险犯难的激进的劳工，也开始出现在社会的舞台，在1905年6月，一小群激进劳工、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包括「美社党」与「社劳党」）、职业工会的异议成员，在芝加哥召开大会，成立了「世界产业劳工会」（IWW），俗名又称「瓦不里」（Wobblies）。在会中，海吾（William D.Haywood）宣布这为「劳工阶级全洲的会议」；各代表也投票决议设立一全国性劳工组织，来与「美洲工联」对抗。这组织应以产业而非职业为标准来组织劳工；而且誓言将向资本家发动阶级战争，直到整个既定体制与政府跨台为止。这些「瓦不里」立志埋葬资本主义，他们开始吸收被工会所忽视、被社会所剥削的劳工。这也正如大会代表、「产业会」初期推动者德布斯所言：「问题是要在『美洲工联』及资本主义一边，或是在产业劳工或社会主义一边。」 「产业会」在成立时虽有伟大的目标与高昂的士气，但它头几年的发展，却因内部争论与打散弹式的行动策略而弄得七荤八素。「美社党」与「社劳党」成员以往的对立情况，也延续到「产业会」内部；他们的争权活动似乎比来组织个别劳工，更为重要。各工会人士在这新的激进组织中也时时内乱；他们也未知应先来为那些不为「工联」所纳之劳工创立新工会，或应先攻占既有的工会。如此一来，「瓦不里」浪费太多有限的精力与资金，来向那些不走激进路线的「工联」的工会挑战。另外更糟的是社会主义人士与工会人士在「产业会」中往往相斗；这使得许多社会主义党知名人士，在看到「瓦不里」毫无能力来组织产业劳工时，纷纷离去，这又以德布斯在1907年的退出达到顶点。在同一年，「西方矿工联合会」，这「产业会」中最大的加盟工会也宣告退出。一年后，一小群打着「产业会」旗号的人士，把狄龙与其「社劳党」手下扫地出门。因此到1908年时，这联盟剩下的只是一小群激进劳工，他们拒绝商业性工会路线，怀疑任何政党（包括社会主义政党），而且致力于劳工在生产点上的直接行动。「产业会」到这时已没群众、也没经费来发行报刊、付人事费，而且前途一片黑暗。 但在以后十年间，这一小群激进劳工倒把雇主、州长、国会议员、内阁主管、甚至美国总统，弄得头痛万分。到第一次大战时，一些美国人认为「瓦不里」就像日尔曼帝国份子或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对全美造成威协。从没一激进劳工团体，会有如此威协性、会如此被镇压。 5.不断地引燃有许多论调来讨论有关「瓦不里」为何会引发人们的忧惧。所有的研究皆指出：「产业会」即使在它顶点时，也没出有获得多数的群众支持；「瓦不里」虽擅长组织、掌控自发性劳工阶级的爆发行动，但他们却无力建立起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且「瓦不里」身处于为革命打拼或为争取当下改革的两难之境。或许人们对「瓦不里」的忧惧，主要是因其言论，而非其呼倡或其行动。在他们言论中，处处充满警告性的直言暗语，而且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而他们的支持者也包括新移民、黑人、各式流浪人物——而这正是一散漫、但又具爆发力的组合。如果说「产业会」在它全盛时期——由1909到1918——并未能把群众组织起来，但至少有二、三百万劳工卷入它的各项活动，上千万劳工受到影响。而且在这期间的各种产业冲突中，总会冒出一些「瓦不里」——在宾州1909年马奇岩，麻州1912年劳伦斯，1913年在新泽西的派特森、俄亥俄的阿克隆，在加州1915年惠兰，蒙他那、亚布桑那、爱达荷、奥瑞岗、华盛顿诸州1917~1918年间之伐木、矿工等大抗争。在各处只要「瓦不里」一出现，不论其为争取言论自由、或为争斗较佳劳动条件，一场动乱总是随之而来。而「产业会」的这些活动，也正好暴露出那隐藏在改革时期的各种体制性暴力。 目前的学者可能对「产业会」的目标或想法十分不以为然；而且除了近来的一些对「产业会」的研究外，一般都对「产业会」评价不高。大多数学者在提到它的浪漫精神、亲切感之外也都随着皮尔曼——塔虎特的研究路线，认为「产业会」只是种古早大盗式的帮会，认为它唱的比做的多，它只会乱放炮而没组织能力，因此它顶多只是个粗陋的、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而在政治上毫无任何成果。 但在近年来有些人开始对这种讲法提供挑战；像：杜布夫斯基的「我们将是一体」（1969）与孔林（Joseph R.Corlin）的「面包以及玫瑰」（1969）。他们虽在「瓦不里」到底走改革或改革路线，到底是劳工阶级政治性活动份子或非政治性组织人士，到底是走产业工会路线或工团主义路线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一致地认为「产业会」是因应一将来临的时代而产生，而非老时代的回光返照；「产业会」是暴力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另方面，孔林也认为「瓦不里」是美国土生出来的改革者，是由「劳动骑士」到（CIO）产业工会路线传统的一份子，以及社会主义联盟的活跃份子（直到社会主义政党在1913年将之扫除为止）。简言之，他特别强调美国的独特性，而认为「瓦不里」与同时期的欧洲的激进人士不同。 但杜布夫斯基则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严格区分改革与革命路线，并无意义；这两个方向未必就得对立。因为许多个别的「瓦不里」在众多场合，极力争取当前的利益，但这也不表示这些人没有革命性。一位「瓦不里」在争取提高薪资、缩短工时，或较佳食物的同时，未必会签定老板用来绑捆劳工的合约。他会在任何地方以自己的方式来发动阶级战争。正如符玲（Elizabeth Gurley Flynn）在派特森罢工失败后，提醒她「产业会」的同志：罢工主要是来促进劳工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精神，而非来争取每小时多增几分钱。她认为宁可劳工能在行动认识到雇主才是真正的敌人，而输掉罢工；而不愿劳工争取到更好的劳动条件、回去工作，却失掉阶级意识。当然「瓦不里」在面临「美国工联」以手工艺为主的工会组织压力下，自然呼倡「产业工会」路线；因此以路线对立来区别「产业会」与「工联」，只使得「产业会」看起来无知与方向错误；因为「工联」在「联合矿工工会」、「酿酒劳工工会」、「妇女成衣工会」加盟后，显示它原本亦大可收编各产业工会。 杜布夫斯基因此认为，「瓦不里」并非仅代表着产业工会路线。他们更表现出一种可能的新社会图象，而在其中有组织、有阶级意识的劳工，能在生产场所中发动行动，然后占下全国的产业；而且由劳工本身为自己的利益而经营，不需政党或政府来做中介。他认为「瓦不里」是走工团路线，而也正因如此，他们与任何政党或任何政治性行动毫无瓜葛；但这也并不代表示它禁止个别成员投选亲劳工的政党。「瓦不里」反对政治性行动，这是因为他们认定社会主义政党已因在寻求选票上，变成太投机：社会主义政治家并未致力加强劳工阶级的意识与战斗性，反而采取一温和式阶级调和路线，希能获得更多选票。「瓦不里」采取非政治性行动还有其实际的原因：他们能组织成功的劳工大多没投票权：「产业会」中、西部的基本成员：美国土生的第二代移民，由于高度的流动性，而无法形成稳定的投票群；新移民又因人生地不熟，四处流动也无法投票；至于妇女、童工与非白人劳工，则根本没投票权。对这些被剥削的族群，政治选举又有何用？杜布夫斯基另方面也指出：在「产业会」成立的当年，在意、法的劳工组织也采取工团路线；而且在数年间，工团主义就扩散到英国与其海外各地。因此他认为：「产业会」的历史，不应只由美国情况的独特性来看顾，而应将之视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部分；在这发展中虽各个国家皆有其独特的文化与状况，但所有的劳工，不论其国籍，全对产业资本主义发展，亲身体尝其苦果。
虽「瓦不里」同社会主义人士一样，并没在美国造成革命，但他们皆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劳工阶级的组织方式？以及在一贫富不均、企业集团力量越加扩大的社会中，民主的意义又在何处？ 在人权只是讲得好听的时代，「瓦不里」则靠各种「不顺从行动」来挑战地方当局。当非白种美国人与新移民在美国整个社会开始欣欣向荣但自身却日益下沉的情况下，「瓦不里」带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由泥泞中站起来。「瓦不里」让这些社会弃子明白：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而只有力量才能改变人与社会。「瓦不里」也向穷苦的人呼倡他们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来改变自己生活。如果说「瓦不里」的想法激发起穷苦人自立救济，他们的行动则揭露出美国社会中：平等、友爱的理想与实际状况的差距，以法治国与有权者玩法的差距。 Ⅳ、粉饰太平的「进步时期」在准备离开这「进步时期」，而来察看美国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之前，我们得在此做些总结。我们认为那一般流行的看法：十九世纪末是个劳工扰动、阶级冲突凶猛、无数暴力的时代，而二十世纪初的「进步时期」则因各种社会改革、进步而变得光彩、和平。但这只是一些史学家造成出来的神话。事实上，在这段改革时期，有各种丑恶的故事。 在这期间要把各个产业战争逐项列举出来，根本写不完。但我们在下举出一些著名抗争，来显示美国在这期间，仍充斥各式产业纠纷。在1903到1905年，「西方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与矿场主、炼制员的科罗拉多州造成一场真枪实弹的大战；私人武装全部出笼，射杀、爆破全都出场。当州政府因众多生命、财产损失而出面干预时，州立武装民兵指挥官下令停止司法运作、与私人保安团体合作，共同扫除工会会员与支持者，颁布戒严，而且未经法庭裁判即将工会成员遣送出境。十年后（1914年），科罗拉多的矿工又开始大罢工，这次他们面对的却是由县警首长所任命的私人公司雇佣的罪犯，做为执法人士；而州立武装民兵也在那著名的「鲁德楼大屠杀」中，向罢工矿工家属开火：在向男女老少乱射一阵后，他们更火烧罢工劳工临时居住的蓬帐。对这整个官方的暴行，联邦政府视若不见。当罢工者逃到山中拿起武器自卫时，联邦军队立即出现，来维护「社会和平与法律」。在科罗拉多这两次大斗争之间，另外在西维琴尼亚各矿区、伊利诺、爱亥华、密西西北、鲁易西安那各州的铁路小镇、西北部的森林区、明尼苏达北部的铁矿区、东北部的纺织区等皆有无数的产业冲突发生。 但劳工未必一直是受害者。在1911年一场洛杉矶时报大厦被炸，共二十人死亡的事件中，即是「铁与结构劳工工会」所精心计划对付反工会雇主的一项行动。在由1870年代到1914年间的一连串爆炸中，美国的劳工与雇主共同写下一段既绝望又暴力的篇章。 但当到「进步时期」尾声时，劳工在回顾时也看到各项实质福利的改善，而且劳工组织也发现自己有了新的身份:成为在华府政治集团中的一角。威尔森总统收缆龚帕斯与「工联」，这也为以后劳工组织与联邦政府间在一次大战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在「进步时期」的暗潮，到战争期间变成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