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年半”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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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年半”的时期

　　“一年半”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官僚、军阀的劣点，强烈地攻击了它的专制主义、人物的愚蠢无能以及政治的腐败堕落等，例如：批评伊藤博文不比一个仅有小聪明而轻举妄动的事务官好多少；责骂这批人不过是一种“高级帮派”，当然不可能懂得什么是政治。对山县和松方也都是以同样的口气加以尖锐的批评。书名所以叫“一年半”，是因为兆民患了骨伤这一类的病，被医生宣告只能再活一年半，他在卧病时写的。可是，过了一年半，兆民并没有死，于是他又继续写了一本“续一年半”。写完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时期。兆民一直到死，始终是这样一个气质刚强的人。

　　中江兆民那种带着宏亮声音的言词，就是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在我的心中震荡着余韵。其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我读“一年半”是在我十五岁的少年时代对事物容易感受的转变期。

　　我的家境贫寒，十二岁就死去了父亲，为了要进中学，没有办法，只好寄居在舅父家里。外祖母是掌握这家实权的人，她从事放高利贷和买卖蓝靛染料从中取利。我在那里吃饭、上学，不是无代价的，每天早晚要打扫宽大的房屋，或作些擦拭洋灯罩一类的工作。此外，我还要替能不会写字的外祖母担当经营高利贷和蓝靛买卖的记账员。外祖母用“合会”或放印子钱的方法，榨取穷人的零星款项。所谓放印子钱，就是早晨把款放出去晚上收回来，在这短短的一个周转中，要勒索一分的重利。同时外祖母还利用含有多量水分的蓝靛会减少分量这件事，在从冲绳的农民手中收买的时候，和卖给鹿儿岛的商人的时候，从中进行双重的剥削。对农民，则说蓝靛会减少分量，照实在的斤数扣去二成付款；对商人，又以分量减少了为理由，比实在的斤数多加一成左右索价。计算和记下这些骗人的账目，都是我这个记账员的工作，所以我从十三、四岁的时候起，对于资本主义那种赚钱的把戏，就已经清楚地印入了脑海。更因为从讨债到收“会”钱等工作，都是我的事，我更切身地了解到高利贷是怎样残忍地剥削穷人的。我憎恨我的外祖母，我同情从外祖母手中借钱的人们，我常对他们说：借这种钱，后来不知将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有时我还诚挚地告诉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在学校里，我是一个中学生，可是在家里就同奴仆一样。离开自已贫穷的家庭而寄居在舅父和外祖母家里的我，和作为这家中主人的舅父比较起来，虽说同是中学生，但在待遇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差得很多。不论是在饮食、衣服、以及说话方面都不一样。在中学的五年中，新衣服几乎没有上过我的身，我尽是捡舅父用过的旧东西。因为舅父的身材比我大，所以我的衣着都是那样又宽又大。不论在上学的路上或是学校的运动场上，如果在许多学生中间，看到有人套着一身宽大得连手脚都掩盖了的制服、在小小的身体上顶着一个旁大的三角脑袋而来回跑着的人，那就是我了。我的头盖骨大呈三角形，所以一进中学便得了“三角脑袋”这个绰号。这个“三角脑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而是穿着舅父穿旧了的木屐或草鞋。甚至在木屐或草鞋都没有的时候，就光着脚上学。只是在上体操的时候，因为不穿皮鞋是会受到申斥的，我就穿上“体操专用”的皮鞋。不用说，这也是舅父穿过的旧皮鞋，鞋底已有穿透了的窟窿，脚底下和光着脚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有金属制的饭盒和别的东西不同，因为舅父总腾不出旧的来，只好用大腕來代替：在大碗里盛好了饭，中间放上酸梅干或咸葡萄，用包袱包起来提着走。

　　在这家里不断受到舅父的欺压，加上给外祖母当记账员以至奴仆的工作，这样使得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因而把我的脾气也渐渐弄得粗暴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学年的增长，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和我要好的朋友也一天天多起来了，我心里必然地引起了摆脱这种寄居生活的念头。一般说来，在中学时代，认真用功的学生总是躲在家里，而粗暴爱胡闹的学生却喜欢扔开家庭跑到外面去。我开始离开舅父的家是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离开以后，有时寄居在有钱的友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有时又跑回舅父家里，过着极不规则的生活。在这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好玩的伙伴和恶少年。就在那时，正当中学四年级开始的时候，我和舅父大大吵了一场架。

　　记得吵架的原因，仿佛还是由于我打扫房屋不好这一类小事情。平日只变对方一动手，我也因为喜欢吵架，马上就回手，经常总是打得不可开交。这次也是因为舅父说不上两句话，冷不防地打了过来，所以我就立刻质问他我究竞有什么错处，同时回手就打。闹到最后，舅父拿出日本刀来，我便提起棍棒对抗。这一场架打了好几个小时，对方和我都受了伤。闹到这样地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舅父家住下去了，便离开了舅父的家。以后在中学四年级这一年中我始终没有回去过。

　　离开舅父的家以后，最初住在那霸的安次峰的家里。安次峰就是现在住在神户的井之口政雄同志的姐夫；他是我的同学，我以家庭教师的名义住在他的家里。但是因为我这家庭教师时常喝酒胡闹，他家里的人，特别是他的母亲感到不安，在以后的半年，我便寄居在和我有些远亲关系的京都人、当时担任中学英语教师的冈本家里。从中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中学生所最喜炊的东京旅行，旅行的登用，是由县方辅助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到鹿儿岛的母亲老家和那时已经迁到东京的父亲的出生的家去。住在东京的旅馆的时候，我们这一伙爱淘气的几个人时常聚在一起买酒喝，以学生的待遇不好为理由，大伙拥到领队教师的房间里去质问他，闹了一阵，演成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回到学校以后，我立刻受到了反省处分；同時因为冈本家中不能再容留和教师吵架的学生，所以我就不得不离开那里。可是这时候，在我离开了一年多的舅父的家中，出现了我可以重新回去的情况。因为外面一般人认为我不到舅父的家是由于外祖母和舅父行为不好大加则难，同时舅父在二十二岁中学毕业后就结了婚，也比以前和气得多了。五年级这一年中，我又住在舅父的家里，第二年中学毕业，我已经十八岁了。

　　刚进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最爱读的是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

　　我也喜欢被国木田独步和田山花袋的作品。在翻译作品中，我热心地读过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以及森鸠外翻译的德国、奥地利、法国的文学作品。由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也染上了许多自由主义的风气，而慢慢地含有颓废思想的倾向。在我的中学生活中，有一个时期，这种倾向表现得很浓厚。但是那时候我最爱读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论哪一种，我大致都读过。他的像“傻瓜伊凡”一类的民间故事集更是我特别喜爱的。因此当中学时代初期的我，在另一方面又是生是在很浓厚的人道主义的气氛里。我曾是一个热心的富有正义感的少年。我同情那些到外祖母家来借钱的人，我感到愤慨，常诚恳地劝告他们說：“借这种重利的钱，最后不知要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千万不要借，我在想法帮助你们，请等一下吧。”我对于压迫穷人以及社会上一切不正当行为抱着比别人加倍强烈的反抗情绪，也是出于这种原因。

　　一直到中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是被这种人道主义和颓废思想混合支配着的，此外还夹杂了一些轻微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在学校里，我们对教师曾进行过很激烈的批评和斗争。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够得上称为罢课的程度。只有一次，对于一位不十分高明的英语数师激起了不满情绪，形成了半罢课的状态。此外我记得对于一位好吹毛求疵、满口用纪律来压制学生的官僚架子十足的数学教师，曾进行过几次反抗。

　　这个时期（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年），正当日俄战役，军国主义极为横行，体操课完全成为军队式的徒手操和军事训练。到了三年级，还是身体矮小的我，对于这种要扛着比我两个人高的村田式大枪的军事训练，最感头疼。在每年一次的野外演习时，掉队出丑的也一定是我这个小矮子。因此我非常讨厌上体操课。对于体操课这一门功课我从来没有得过五十分以上。我虽然讨厌体操课，但对于器械操、游泳、短距离径赛、和徒手拳等运动可都搞得蛮好。尤其是对于器械操颇有自信。不论是虎伏或其他运动，我都搞得很熟练。在学校的成绩中，还有比体操更坏的一项：那就是操行。提起操行来，可怜得很，我总是在三十分左右。除掉这两种以外，其余各科的成绩都比较好，特别是数学、地理和历史的成绩格外好，所以我的体操尽管不及格，也不容易因此而使我留级。

　　“一年半”就是在我这样的生活中，在我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中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