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改革：渊源、实质、革命的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一编改革

第一章改革：渊源、实质、革命的性质

↘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
↘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不是动听的宣言，而是精心制定的纲领
↘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
↘历史的教训
↘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思想源泉
↘改革就是革命
↘是“来自上面的革命”吗？党和改革

　　那么，就谈谈改革吧。这个思想为什么会产生，是如何产生的？它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意味着什么7改革可望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什么？它会如何影响外部世界？所有这些问题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并且正在热烈讨论。我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

　　要了解苏联开展的改革的渊源和实质，依我看，必须注意如下这一点：改革不是某些个人或某一批活动家心血来潮而产生的怪念头。如果是这样，那么，号召也好，中央全会也好，甚至党代表大会也好，都不可能发动人民去做今天在我们这里所展开的工作，不可能一天比一天多地把苏联人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
　　改革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业已成熟的必要性。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的地步，可以说，变革是这个社会历尽磨难才达到的。而推迟改革在最近的将来就可能导致国内形势的尖锐化，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这些结论是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既成的局面做了广泛面坦率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近年来逐渐有新人参加的国家领导，在当时遇到的正是这种局面及其种种问题。我想谈谈这种分析得出的主要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对许多事物都做了重新认识，我们研究了我国不仅是近期的而且是较久远的历史。
　　70年前发生了伟大革命的俄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在历史上探索、成就、悲剧性事件不乏其例，为人类贡献过不少发明和杰出人物。
　　但是，苏联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无论在历史上或当代世界上都没有与它类同的国家。我国在70年内（用人类文明的尺度来衡量是极短的时间），走完了相当于几个世纪的路程。在过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跻身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列的国家，它有巨大的生产力、雄厚的智力资源、高度发达的文化、由大小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民族大家庭，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领土上，2.8亿人获得了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一切成就是巨大的和无可争辩的。所以，苏联人有权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把我国描绘得比它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好些。我不愿被人看作是一种卫道者，在卫道者看来，既然是“自己的”，那就是最好的，那就是绝对优越的。我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我国几代人劳动看得见的成果。同样很明显，我国的这种腾飞只有靠革命才有可能办到。这是革命的成果，是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制度的成果，是我国人民作出历史性抉择的结果。在这些成果中，有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亿万劳动者一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建树的功勋，是他们在70年前担负起了对本国命运的直接责任。
　　希望读者深入考虑这一切，否则很难理解我国社会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下面我还要从历史的角度谈我国的发展。现在先谈一下我国在80年代以前形成的、使改革势在必行的那种复杂形势。
　　有一个阶段发生了初看起来难以解释的现象，这在70年代后半期变得尤为明显。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经济工作中不断出毛病，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成堆而且日益严重，未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停滞等等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阻塞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而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开辟了新前景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奇怪的景象：一架大功率机器的巨大飞轮在转动，机器和工作地点之间的传动却失灵了，或者说传动皮带吃不上劲。
　　我们在分析国内形势时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增长受阻问题。在近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还多，在80年代初期之前又降到实际上使我们接近经济停滞的水平。一个原先正在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接连放弃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生产和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和工艺方面，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
　　追求“总产值”，特别是在重工业中，成了“超等任务”，简直成了目的本身。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于施工期长，很大一部分国民财富被积压。兴建了一批造价昂贵却又不能保证达到更高的科技指标的项目。谁消耗的劳动、材料、资金多，谁就被认为是优秀的工作者或优秀的企业。正常情况是生产者应该“讨好”消费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是，我们这里消费者却受生产者的支配，不得不使用生产者恩赐给他的东西。而这一切又都是追求“总产值”的结果。
　　有一种想法很能说明我们许多经济工作者思维的特点，他们关心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对某一制品多投入一些材料和劳动即劳动时间，把它卖得贵一些。结果，“总产值”是有了，商品却不足。我们在单位产品上消耗了，而且眼下还在继续消耗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得多的原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丰富，这反而宠坏了我们，说得不客气，是腐蚀了我们。我国经济所以有可能在几十年中按粗放经营的路子发展，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在生产数量增长第一这种思想熏陶下，我们试图阻止速度下降，但主要是用不断增加消耗的方法，于是就扩充各燃料能源部门，加紧开发自然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采自然资源越来越困难，费用越来越高。以粗放形式扩大生产基金人为地导致劳动资源出现缺口。在这种缺口的压力下，为了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开始发给大量毫无道理的、事实上不应得的奖金，实行了各种各样无功受奖的办法，后来由此产生了为了多拿钱而谎报情况的做法。依赖心理滋长蔓延；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反而不大吃香了；“平均主义”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关系遭到破坏，这成了阻塞机制几乎是关键性的一环，因而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使社会公正原则遭到歪曲。
　　这样，粗放型增长的惯性力把我们拉进经济的死胡同，导致发展的停滞。在国民经济中，财政紧张状况越来越严重。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石油等燃料能源商品和原料商品也无济于事，不过是在尽量把病症压回去。出售这些商品所赚的外汇基本上用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克服经济在技术上的落后状态。
　　经济上的阻塞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消极过程严重影响到社会领域。在拨给社会文化领域发展资金方面，形成了所谓“给零头原则”，也就是说，纯生产事业用剩多少就拨给多少。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对各种社会问题“充耳不闻”的现象。社会领域无论就其技术设备或干部业务素质来说，而主要是就其工作质量来说，开始落在后面。
　　这方面也有一些怪事。我国社会成功地解决了居民就业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却没有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来满足如下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保证食品的质量乃至数量；把交通、医疗和教育工作提到应有的水平；解决随着社会发展自然产生的其他问题。
　　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局面。苏联的钢、原料以及燃料能源生产规模之大，早已是举世无双了，而同时却由于利用上的浪费和不讲效益，这些东西出现短缺，不敷需要。粮食谷物产量居于世界前列，而每年却不得不购买数以百万吨计的饲料粮。按每千人口平均计算的医生和医院床位的数量最多，但还是显得严重不足，医疗质量趋于下降。我们的火箭惊人准确地找到了哈雷彗星，而且正在飞向金星，去同维纳斯^[1]①会面。在科学工程思想取得这一胜利的同时，在应用科学成就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方面却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器具都落后于现代的水准。
　　但可惜的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思想和道德的价值好象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开始受到损害。增长連度急剧下降，整套质量指标降低，对科技新事物接受能力差，生活水平的提高放慢，食品、住房、日用品和生活服务发生困难，这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然而，作用增大了的阻塞机制同样也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后果：对业已成熟的问题做建设性分析的尝试以及新的思想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占上风的是一味宣传成就，不管成就是真是假，对普通劳动者和舆论界正当要求和意见习以为常地采取轻视态度。在社会科学中经院式的空头理论盛行。创造性的思想被逐出社会科学门外，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论断成了真理，对之只能解释，不容争辩。思想的发展、创造性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理论等问题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却徒有其名。消极倾向没有放过文化、艺术、政论，甚至也没有放过教育学和医学。在这些方面也暴露出平庸习气、形式主义、无用的空话。
　　把现实描绘成“毫无问题”的做法也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言行不一，因而产生社会的消极情绪以及对宣布的口号的不信任。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不大相信向他们号召的、讲台上说的、报纸和教科书上印的东西。社会道德水平开始下降，在革命、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战后复兴的英雄时代所培育的那种人们和衷共济的伟大感情渐渐淡薄了，酗酒、吸毒和犯罪行为开始滋长，同我们格格不入的那些老一套的“大众文化”日益严重地渗透到苏联社会中来，向人们灌输庸俗格调、低级趣味和无精神价值的东西。
　　党的领导削弱了，在某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首创精神。人人都已看到，领导处于停滞状态，领导交替这一自然过程遭到破坏。这种情况有一个阶段削弱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能力，甚至也削弱了苏共整个中央委员会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能力。
　　对人、对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对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往往被偷换成政治上的讨好，滥嘉奖、滥授称号、滥发奖金。逐渐形成了宽纵一切的局面；要求、纪律性和责任心下降了。对这一切又试图加以掩饰，办法是采取一些装点门面的措施，搞一些装点门面的运动，在中央和地方到处举行数不胜数的庆典。日常现实的世界和粉饰太平的世界相距越来越远了。
　　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坚持原则立场，同各种消极现象以及姑息纵容、相互包庇、纪律松弛等表现做坚决的斗争。违反党员平等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
　　在某些领导环节出现了轻视法律的态度，对大量存在的瞒上欺下、贪污受贿、阿谀奉迎、肉麻吹捧等事实安之若素。一些干部的行为引起了劳动者的义愤，他们受到信任，被授予权力，却滥用职权，压制批评，为自己聚敛钱财。有些人竟成了罪恶活动的同谋，甚至成了主谋。
　　为了公道起见，应当说，就是在这些年里还是有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第一，这仅仅是早该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第二，即使是通过了的决定在实际上并没有贯彻执行，或者只执行了一部分。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是综合治理性质的，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业已形成的阻塞机制仍然原封未动。
　　党组织当然起过作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真诚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但还是应当承认，那些年没有能有效地约束住那些不正派的、善于钻营和爱谋私利的人。
　　总的说来，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活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的积累比解决快。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了。我们不过是自以为在驾驭，实际上却形成了一种列宁早就提醒过的局面：汽车并没有驶向驾驶人想去的地方。
　　当然，我决不是要给这个时期也抹上单一的黑颜色。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都在诚实地劳动。科学、经济、文化在继续前进。正因为如此，消极现象和消极过程就更不能容忍，更显得是一种病态。
　　我想，上面说的足以表明，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状况在当时是多么严重，深刻的变革是多么必要。党从自身找到了力量和勇气，敢于冷静地分析形势，承认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和改造。
　　不抱成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得出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次会议标志着向新的战略方针、向改革的转折，提出了改革这一构想的基本内容。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种分析是在四月全会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全会的结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不是即兴之作，而是经过周密考虑，仔细权衡的看法。如果以为1985年3月的中央全会以后刚过一个月突然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认识到了，把什么问题都完全弄清楚了，这样看就错了。这样的奇迹是没有的。
　　变革的潜在要求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方面也日益迫切了。
　　有实际经验、有正义感、有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人们，批评了那些积习已深的办事方式，心情不安地指出了道德水平下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被侵蚀的种种征兆。
　　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中间，在党的机关，在中央和地方，人们逐渐开始认真思考国内发生的情况，越来越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所创造的伟大精神财富遭到践踏越来越感到不解和气愤。所有正直的人们看到对社会的事情关心少了、不讲精神价值、怀疑一切，在青年中尤为突出，看到不大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一心捞钱，无不感到沉痛伤心。我们的人民对言行不一十分敏锐，我们的民间创作充满对做表面文章和装点门面的做法的嘲讽，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国精神生活中早就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对不公正和滥用职权的种种表现毫不留情。作家、电影家和戏剧家在他们的优秀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信念，希望社会在精神上复兴，不顾官僚主义者的呵斥乃至迫害，好象是逐步地在教育人们作好改革的精神准备。
　　我说这些是想让读者了解，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

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我国伟大革命催人奋进的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党和人民不可能容忍那些使革命成果有丧失危险的现象。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洞察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就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无所不包的精神文化以及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永放光芒的典范。列宁继续活在亿万人的头脑和心中。对列宁遗产的兴趣，想从原著更充分、更仔细、更认真地了解这份遗产的渴望，冲破了经院派和做官样文章的学究所设置的障碍，随着社会上消极现象的增多而日益强烈。
　　向列宁请教，在党内和社会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去寻求对已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列宁晚年的著作尤其引人注意。我用切身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83年4月22日纪念列宁诞生113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我引用的正是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关于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要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善于利用物质和精神的刺激等论点。听众对提到列宁的这些思想热烈拥护。我又一次感受到，我的想法同党内同志们以及许多人的心情是一致的。他们心中也牢记着我们吃到的苦头，真诚地要求改变局面。是的，党内的许多同志强烈地感觉到了，必须革新社会，变革已刻不容缓。尽管我还不得不指出，我在那次讲话之后还有另一种感觉，那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报告，因为那个报告不象当时所要求的那样乐观。
　　今天，我们更深地理解到列宁最后几篇著作的含义，以及实质上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这几篇著作的产生原因。他在重病中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满怀忧虑。他看到潜伏的危险在等待着新制度。所以我们应当理解这种忧虑。他看到社会主义遇到了大量的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要利用那些似乎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是同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有某些出入的形式。
　　是的，列宁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它给人以教益，因为它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要求根据对实际历史环境的分析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四月全会以前很久就认识到，应当根据经济、文化、民主、对外政策等各个生活领域的情况，对一切重新深入思考。而主要的是把思考的心得变为现实生活的实践。

不是动听的宣言，而是精心制定的纲领

　　改革这一构想所包括的问题的范围也是逐渐清楚的。早在四月全会之前就有一批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对经济状况做了综合分析。这一分析后来就成了关于改革的那些文件的基础。我们利用了专家学者的建议、现有的可供利用的力量，以及社会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拟订出基本的主张，研究了如何转到后来开始实行的政策。
　　这样，建设性思想的思想库越来越充实。因此，在四月全会上能够提出考虑比较成熟和比较系统的纲领，制定出国家今后发展的战略和行动策略。毫无疑问，进行一番粉刷装修是不解决问题的，必须认真重建。再不能等待了，丧失的时间已经很多了。
　　摆在首位的是争取经济形势好转的问题，即如何制止和扭转这一领域的不利趋势。
　　我们自然注意到立即可以发挥的潜力，那就是整顿好起码的经济秩序，加强纪律，提高组织性和责任心，促使落后的环节赶上来。这方面进行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大量的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长的速度停止下降，甚至还有些上升。
　　我们当然也清楚，只靠这些手段不可能赋予经济以活力。大家知道，主要的深层的潜力不在这里，而在于对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改建经济的物质基础，采用新工艺，改变投资政策，使管理体制达到高水平。而这一切归结到主要一点，就是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
　　苏联新领导在四月全会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在1985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的大型工作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次讨论根本不同于过去多年来所习惯的那种讨论。会上听到许多辛辣而又热情的批评。而主要是讨论转到集约经济、转到新质经济增长的具体和有效的途径及方法。
　　在当年极短的时间内就拟出了一些确定科技进步主要方向的宏伟的综合计划。其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重大的突破并赶上世界水平。
　　实际上，新的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已经制定。重点从兴建新企业转到更新企业的技术装备，节约资源，大大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将一如既往十分重视发展采掘部门，但是在保证经济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和能源方面，重点放在采用能节省资源的工艺上，放在合理利用资源上。
　　另有一项计划，其目标是实现已被耽误的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这项计划就是要完全更新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在90年代初就达到世界水平。这项计划当然也包括对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造。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没有经济机制的根本改造，无论是技术进步或是提高经济效益，都不可能出现大转折。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在本书其他许多地方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
　　经济当然始终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领域。但是，同时我们已经着手改变社会的道德心理环境。早在70年代，许多人就认识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是党、是国家机关，还是各领导层，在思维和心理上，在组织以及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非要来一个大转变不可。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党中央和政府都是如此。各级干部需要重新做一定的调整。一批近年来对形势深有感触、对今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颇有见地的新人，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同违反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行为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而不管违反这一原则的是谁。宣布了公开性的方针。主张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社会团体活动公开的人可以大有作为了。没有根据的限制和禁令被取消了。
　　我们得出结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
　　我很早以前就被列宁如下的精辟论断所吸引：社会主义是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社会主义不是先验的理论公式，根据这种公式社会分成做指示的和执行指示的这两种人。我厌恶这种对社会主义简单化的机械的理解。
　　只有人民，有多种多样创造力的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因此，改革开头的任务、改革必要的条件和成功的保证，就是唤起人们，使他们真正积极起来，关心改革，要使人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企业或机关的、自己的研究所的主人。这是主要之点。
　　把人吸收到我们生活的所有过程中来，这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社会而首先是人本身将在改革的“熔炉”中重新受到锻炼。这将是经过革新的社会。我们已着手进行的正是这种极其严肃的事业。
　　这个事业是很艰巨的。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力量是值得的。对什么事情总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有一个古老的寓意深刻的故事说，一个过路人走近正在建造一座建筑物的人群，问那些干活的人：你们在干什么？有一个人气冲冲地回答道：瞧，这不是从早到晚都搬这些该死的石头……另一个跪着的人站起来，挺起身子，骄傲地说：看，我们正在盖神庙！
　　只要看到这个崇高的目标——在绿色的山丘上建起金碧辉煌的神庙，那么再沉的石头也会觉得很轻；最繁重的劳动也会成为乐趣。
　　为了把某件事办得更好，应该在工作中多出一分力。我很欣赏多出一分力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条座右铭，而且是日常所见的状况，也是一种处世态度。干什么事情，都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和智慧去理解它、感受它，这样才会多出一分力。
　　精神消沉的人不会多出一分力。相反，这种人会在困难面前低头，被困难压倒。而如果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和扎实的知识、精神抖擞，那就折服不了他，不管刮什么风，他都能顶住。从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一点。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尊重人的内心世界，增强人的道德观念，从而振奋人的精神。我们力求把社会的全部精神潜力、文化的全部潜力都用来造就有社会积极性、精神充实、公正诚实的人。一个人应该知道和感觉到，他说的话是有用的，他的人格没有受到侮辱，他受到信任和尊敬。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能干成很多事情。
　　当然，改革正在某种程度上触动每一个人，打破许多人所习惯的那种平平静静、满足于现有生活方式的状态。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也许是适当的。我指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所得到的高度的社会保障。从一方面说，这无疑是件好事，是我们极伟大的成果。但是，有些人的头脑中却因此产生了依赖心理。
　　确实，这里没有失业。安排就业由国家管起来了。甚至因偷懒或违反生产纪律被解雇的人也一定能得到另一种工作。此外，平均主义深入日常生活，而且相当牢固：一个人即使工作不好，也照样能得到足以过上温饱生活的收入。如果有一个人是十足的二流子，那谁也不会让他的孩子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们向人们提供物质救济的社会基金汇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还用于补贴幼儿园、保育院、少年之家以及其他与儿童的创作和体育有关的设施。保健是免费的，教育也是免费的。人受到保护，能抵御生活中的不测，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老实的人在设法利用社会主义的这些优越性，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愿承认自己的义务；他们不好好工作，溜溜逛逛，贪杯酗酒。还有一种人利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给予社会的甚少，却费尽心机从社会得到一切，而不管这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他们靠非劳动收入生活。
　　改革政策正在分清这一切的界限。我们在充分恢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力求做到：人人得到社会公正，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人必须遵守同一法律，人人必须遵守同一纪律，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崇高义务。改革提高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要求的标杆。有的人不愿变革，在他看来，他所需要的已经有了，他为什么要改革呢？如果一个人有良心，没有忘掉自己的人民的利益，那他就不会也不应该这样看问题。此外，公开性之光照出了有的人享受非法特权的原形。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停滞的局面了。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工人和厂长、机务人员和俱乐部主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总之是所有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做某种改变，都应该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评价自己的立场。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克服惰性、克服保守思想的任务，这样就会触动每个人的自尊心。这确实击中了一些人的要害，这样的人占多数，尽管有人感到痛苦，特別是那些知道自己有守旧心理的人。我们还应当看一看自己是否问心无愧地生活和行动。也许，在某个方面沾染了同我们格格不入的陋习，例如，染上了小市民的消费心理。我们一定能学会更好地工作、更诚实地生活，养成更正派的作风，也就是说，一定能创造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重要的是向前看。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政治经验，理论视野和公民勇气去争取胜利，使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崇高的道德范畴。
　　我们需要各社会团体、各生产集体和创作协会发挥名副其实、丰富多彩的职能，需要公民活动的新形式和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形式。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这就是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
　　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民主过程在我们这里发展正常，有很多困难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深刻领会了而且要永远记取我们历史的这一教训，我们将坚持如下观点：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发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那么就只能走民主化这条道路，经济机制和经济管理的改革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劳动集体的作用。
　　正因为我们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十分重视精神领域、社会意识、积极的社会政策。我们想通过这一途径活跃人的因素。
　　西方往往把列宁说成是专横的管理方法的拥护者。这是完全不了解列宁、有时甚至蓄意歪曲列宁的明证。实际上，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的。劳动者是通过争得民主自由而掌握政权的。他们也只有在发扬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巩固和实际行使这种权力。列宁还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工作规模越大，改造越深刻，就越需要使人们更加关心这种改造，使越来越多的、数以千万计的人确信改造的必要性。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进行的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我们就应该也把民主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必须善于根据群众对政策的理解来校正政策，保证反馈顺畅，从来自人民的主张、意见和建议中吸取养料。劳动者往往提出许多有益的、很有意思的建议，而“在上面”却不是任何时候都看得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对人民说的话绝对不能采取轻视态度。归根到底，改革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
　　可见，不仅是理论，还有现实中发生的过程都推动我们制定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我们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全面阐述了这一纲领。
　　这次全会促进了如下各方面形式多样的广泛活动：加深苏联社会的民主基础；发展自治；扩大公开性，使我们整个体系的工作更加公开。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一强大的脉冲如何带动了全社会。民主过程已经在各劳动集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中，在党内广泛展开。
　　民主过程促进了整个改革，提高了改革的目标，使社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它使我们能着眼更大的范围来处理经济问题，提出彻底的经济改革的纲领。经济机制现在合乎逻辑地纳入以更新了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管理体制。
　　大家知道，我们在1987年的六月中央全会上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次会议批准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这大概是继1921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改造经济体制的最宏伟、最彻底的纲领。新的经济改革规定：改变各级领导的方法，从主要是行政的方法转变为主要是经济的方法；实行管理的广泛民主化；大力活跃人的因素。
　　改革的基础是大大扩大公司和企业的自主权范围，使它们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赋予劳动集体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权利。它们从现在起将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及其最终结果负完全责任。现已规定，劳动集体的收入水平同它的工作效益直接挂钩。
　　与此有关，为了企业的利益还规定要根本改革对经济的集中管理。在摆脱管理企业的业务职能之后，将集中管理那些决定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过程。为了使这一切变为现实，我们已开始对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生产的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管理、劳动管理以及社会问题的管理，进行认真的彻底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近两三年内从指挥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过渡到民主的管理体制，而这种管理体制是建立在集中制和自治的民主结合这一原则之上的。
　　根本改造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被通过，这是改革纲领的一个重大的、有原则意义的进步。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实际上都包括在改革注意的范围之内了。改革的总构想、总设想我们都清楚了，不仅知道了它的实质，而且知道了它的各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建立加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这种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
　　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这就是全面发扬民主、社会主义自治，鼓励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加强纪律和秩序，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高度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改革就是实行苏联经济的全面集约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采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发号施令和行政手段，大力鼓励创新精神和社会主义的进取心。
　　改革就是坚决面向科学，善于把任何创举都置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这就是把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改革就是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日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劳动、生活、休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良好条件的需要。这就是始终关心每个人和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即文化。
　　改革就是大力使社会摆脱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种种歪曲，彻底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这就是提高诚实的和高质量的劳动的地位，克服在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克服挥霍无度的作风。
　　我们今天对改革的设想就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任务、对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意义和内容的看法就是如此。这段时期会有多长，这很难说。这当然不会是两三年，而要长得多。我们准备做认真的、紧张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以便在20世纪末之前使我们的祖国达到新的境界。
　　我时常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改革究竟想取得哪些成果，达到什么目的？对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做详细的、书呆子气的答复。凭空预言或试图预先确定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将要建造的社会大厦的建筑艺术因素，这都不是我们的传统。
　　但是，在原则上我可以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我们是清楚的。那就是深刻地革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我们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
　　我还要再次强调，改革不是什么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结果，而是对产生于我国社会深厚根基的革新和加速这种客观必要性的认识。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它的深刻性、它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和无所不包的性质，正是由此而来的。
　　为了这样的目的，花力气值得。我们相信，这将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教训

　　在十月革命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过一些困难的阶段，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能说是最次要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过错误，有过政策上的失误。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在前进，建立了一个人们可以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社会。只要坚持真理，那么每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历史整个来说是一部无可争辩的进步的历史，尽管有过损失，有过退却，有过失败。我们在没有道路（就其本义和转义来说）的情况下行进，有时迷过路，犯过错误，流的血和汗是够多的。但是，我们在前进，从来没有想退却，没有想要交出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社会主义抉择。
　　想必大家会同意，很难设想在奔向难以逆料的未来，在短时间内完成宏大的任务时会没有挫折，一切会象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平坦。拿工业化来说吧。工业化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呢？国内战争和14国的武装干涉使我国经济彻底崩溃。我们受到经济封锁，在我国周围设置了“防疫线”。没有一点儿积累，没有一块殖民地，相反却必须拿出资金来振兴受沙皇政府压迫的民族边疆地区。要拯救革命的成果，当时必须依靠国内财源来建设——而且是迅速地建设——国家的工业基础，办法是抑止消费，把消费压到最低限度。新建设的物质重担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肩上。
　　我们当时实质上是需要重新建立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动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我们勇敢地这样做了。党提出的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计划，以及蕴藏着我国革命的思想能量的口号和构想，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体现在千百万苏联人投身祖国工业建设时所迸发出的震惊世界的热情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往往远离故土，通常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在正所谓的一片空地上，从零开始，靠了难以果腹的口粮，人们创造出了奇迹。他们参加了伟大的历史性事业，这给他们以鼓舞。他们那时的文化并不高，但是他们懂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何等宏伟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参加者。这是真正的群众为了祖国的未来而建立的功勋，是全体人民忠于1917年作出的自由抉择的有力表示。
　　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在决定我国社会今后命运的时期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20—30年代的工业化是真正极其艰苦的考验。现在，让我们试试从今天的角度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否需要工业化？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是工业不发达，难道能够在20世纪生存吗？就是根据另外的理由，人们也很快明白了，当时不加紧工业化是不行的。从1933年起法西斯的威胁就在迅速增大。要是苏联不挺身而出，挡住希特勒军事机器的去路，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呢？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实力粉碎了法西斯。要是没有工业化，我们面对法西斯就会手无寸铁。
　　但是，我们没有被德国坦克的履带压倒。整个欧洲制止不了希特勒，我们却把他打败了。我们消灭法西斯靠的不光是士兵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而且靠优质的钢铁、性能精良的坦克和飞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苏维埃时代创造出来的。
　　再拿集体化来说。我知道，光是这个用语就引起多少主观臆测、说三道四和对我们的恶意批评，更不用说集体化过程本身了。但是，连那些试图客观分析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好象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国集体化的意义、必要性和必然性。
　　要是真正坚持真理、坚持科学，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我国苏维埃社会发展的特点，要是对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不是视而不见（如果农业仍然是分散的小农业，那就改变不了这种落后面貌），最后，要是正确地评价集体化的实际结果，那么就只能得出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集体化是极其伟大的历史性的业绩，是继1917年之后最巨大的社会变革。是的，集体化的过程是痛苦的，在方法和速度上有过严重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但是没有集体化，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继续前进。集体化为经济中的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采用文明经营方法才有了可能。集体化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归根结底保证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是我们的农村仍然保持原来的、实际上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面貌，那我们就达不到这样的生产规模。此外，集体化腾出了为发展我国社会其他部门首先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和劳动力。集体化为建立可靠的国家粮食储备提供了可能。
　　集体化改变了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尽管这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使他们能够成为现代的文明的社会阶级。要是没有集体化，我们现在休想使谷物生产达到2亿吨的水平，更不用说达到我们近期计划规定的2.5亿吨了。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共同市场”所有国家的谷物生产总量，尽管我们的人口要比他们少。
　　我们某些食品确实还不足，首先是畜产类食品不足，要提高食品的质量还有待做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有了集体化，我们现在生产的粮食，按人口平均，基本上可以满足必要的需求。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消除了而且永远消除了挨饿、营养不足的可能性。而几百年来，这一直是俄国的大患。苏联按饮食的总热量计算稳居发达国家之列。而最主要的是，由于实现了集体化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我们现在有潜力，可以在改革过程中大幅度提高整个农业部门，使之达到质的新水平。
　　确实，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必要的。否则我国就振兴不了。但是，进行这些改造的方式方法并不是始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的。这首先是受外部条件影响所致——我国一直遭受军事进攻的威胁。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过火行为，行政强迫的办法盛行，人们吃了苦头。这是实际情况。这就是人民充满各种矛盾的遭遇：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可悲的错误，悲剧性的篇章。
　　在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生活得也不容易，有时甚至十分艰难。还记得在40年代末，我从南俄乘火车到莫斯科学习时旅途所见的情景。我亲眼看到遭到彻底摧毁的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奥廖尔、库尔斯克、沃罗涅什。这样遭到摧毁的城市当时有多少啊？！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诺夫哥罗德……一切都被破坏了：千百个城市和乡村，大大小小的工厂。绘画陈列馆和宫殿、图书馆和大教堂——一切极其珍贵的文物都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
　　当时西方有人说，再过100年苏联也恢复不了，苏联从现在起将长期退出国际政治，因为医治创伤，哪怕是好歹医治一下，也会占去它的全部精力。可是，今天有些人兴高采烈，有些人怀着不加掩饰的敌意，却都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恢复和振兴。
　　其次，还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谈一下，而西方往往不予重视或者绝口不提。不看到这个方面，就无法理解我们苏联人：当时不但取得了生产成就和社会成就，人们还过上了新的生活，新世界建设者们满腔热情，不同寻常的新事物鼓舞人心，人们有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们不靠外来的帮助，单凭自己的双手多少次振兴了我们的国家。人们如饥似渴地掌握知识和文化。人们为生活而欢欣鼓舞，尽情欢乐，抚育子女，料理日常事务。而这一切说的都是我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同革命前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氛围中，发生在朴实、平等、劳动者前程无量的氛围中。我们明白社会主义给了我们什么。一句话，在我国的和平建设的各个阶段，人们生活着、创造着。我经常收到我的同胞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自豪地说：尽管我们的生活比别人穷一些，但是我们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目前生活在苏联的人口中，十五分之十四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有人还在号召我们放弃社会主义。试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和成长的苏联人，为什么要突然放弃自己的制度呢？我们将全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我想，新制度的潜力现在还只发挥出极少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有些人甚至是真心诚意地）建议我们改变社会制度、另找别的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方式方法时，我们感到奇怪。这些人没有料到，即使有人想把苏联拉向资本主义，这也是完全办不到的。请你们只要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同意说1917年错了，说我们生活、劳动和战斗的整整70年也全都错了，说我们走的方向“不对”？！不，根据对历史事实的严格和客观的评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正是社会主义抉择使过去落后的俄国走“对”了，走到了目前苏联在人类进步事业中所占据的地位。
　　谈起十月革命、谈起社会主义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好意思，不敢大声说话。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无可争辩的。但是，我们对过去要看得全面，看到它的复杂性。我们最巨大的成就掩盖不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掩盖不了错误和疏忽。而且，我们的思想体系就其本质来讲是批判的，革命的。
　　我们在寻找产生今天的困难和问题的根源，这样做是为了了解产生这些困难和问题的由来，从远在30年代发生的事件中吸取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
　　过去的历史中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来掌握对改革的前提的理解。我们的历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过一些附加因素的强烈影响。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其中包含了改革的渊源。
　　导致必须改革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发生的呢？为什么改革开始得这么晚呢？为什么一些过时的工作方法保持了这么久呢？为什么社会意识和理论教条化了呢？
　　这一切都要求给以解释。我们在分析和解释这一切时，得到大量的证据，证明无论在党内或社会上人们看到了消极过程日益增多。不仅如此，还不止一次地强烈感到必须进行变革。但是，在主要成分和本质属性未变的旧时遗产的压力下，变革往往虎头蛇尾，不能进行到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会上和会后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拨正国家前进的方向盘，推动清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因素。
　　在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影响下，采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重大措施。但是，本来可以发挥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的主观主义工作方法造成的过失。管理经济随心所欲。当时领导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和行动使党和社会害了冷热病。自吹自擂、没有根据的许诺和预言，再次造成了言行脱节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以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为标志的下一个阶段就不得不首先克服这些走极端的错误，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进行斗争。当时的方针是力求稳定。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支持，收到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拟订决策和作出决策考虑比较周到，比较有根据。1965年经济改革的开始，同年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三月全会，这都是为了对经济进行有积极意义的改造而采取的极为重要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些主动行动在取得了重大的却是短暂的效果之后中止了。
　　由于盲目乐观，由于破坏领导交替的自然过程，国内出现了我在上面说到的停滞和停顿现象。而形势却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我们在完善经济管理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方面作出重要的决定。
　　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证明了它在解决社会进步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方面有巨大的潜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有更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有解决目前21世纪前夕出现的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的能力。
　　同时我们懂得，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要完善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予巨大的关注，正确地、不抱偏见地分析问题，坚决抛弃一切过时的东西。我们相信，这方面不能局限于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应该在广阔的战线上采取行动，坚持不懈，满腔热情，敢于采取最大胆的措施。
　　还有一个结论，可以说是主要的结论。这就是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也就是民主化，进一步民主化。

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思想源泉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凝固不变的社会，把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种用一成不变的思想、概念、公式去硬套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方法，这样看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随着对历史经验、客观情况的思考，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学习列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所持的创造性态度，用他的科学的方法论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的艺术。
　　为了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过去和现在不断向列宁的著作请教，我再说一遍，特别是向他的最后几篇著作请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质特征的判定。他们并没有陷入琐碎的描述，并没有想去描绘社会主义的细枝末节。他们谈的是理论上可以预见的阶段。而说明目前的阶段应该是怎样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还要实际经历这个阶段，不回避各种复杂的问题。经典作家教给我们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方法论。
　　我们在新阶段迫切需要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论来研究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研究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这项任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时期里并不是一切都按他的思想办的。那些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反映了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被奉为典范，被理想化了，被拔高了，成了一般的、不可更改的教条。因此，社会主义的面貌变得没有特色，公式化了，集中管理被强调得过了头，对人们兴趣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估计不足，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明显地表现出平均主义倾向。
　　例如，拿经济管理机制来说吧。苏联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实质上是极其特殊的环境，这不能不给经济管理机制留下烙印。战争威胁和战争本身（在我们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并不轻松的历史中，这是一些最严酷、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在废墟上两次恢复国民经济，这一切自然导致管理的严格集中，从而限制了管理中的民主原则。
　　我们再来谈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着手建设新社会时，单独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必须迅速改变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是重新建立现代工业。而这一切是在没有先例的短时间里完成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不得不大大增加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而这样筹集起来的资金又大部分用于发展重工业，其中包括国防工业。这样发展的“代价”问题当时根本没有提出过，或者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次要地位。国家不惜花费任何代价，人们为了加速祖国的发展、增强祖国的国防能力、保卫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抉择而决心作出牺牲。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才建立了以严格的集中制、过细的工作安排、指令性的专项任务和预算拨款为基础的管理体制。这样的体制起过它的作用。
　　当然，这样的管理性质并不是都可以用客观原因来解释的。采取过错误的方法，作出过主观主义的决定。在探讨当前的问题时，这些也应该看到和估计到。但是，不管怎么说，30—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需要发生了矛盾。这个体制的优点越来越少，相反，它的阻碍作用则越来越大，以致形成后来起了如此消极的作用的阻塞机制。运用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条件下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加剧了我国经济的消耗性，这种消耗性有极大的惯性力，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这就是我国经济不久前还在遵循的所谓“抓总产值”这个方针的根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成见，有时竟把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看作是同社会主义对立的异端邪说。这一切再加上不重视经济核算，导致价格形成中的随意性，对待货币流通的不关心。
　　在已经形成的管理体制中民主原则受到限制，这在新的条件下也开始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这种体制很少体现列宁关于劳动者自治的思想。公有财产好象是逐渐地同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劳动者脱离关系。公有财产往往因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被分割，变成了似乎是“不属于谁的”、无偿的财产，失去了实际的主人。人同全民财产的异化，公共利益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脱节，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弊端，使过去形成的经营体制在新阶段不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因素。
　　如果要谈到阻塞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已经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学识、有才能、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无法充分利用社会主义蕴藏的潜力，无法充分行使自己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直有代表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但是吸收他们参加拟订决策和作出决策，远不是始终都达到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的程度。从群众的素质来说，他们可以从事更积极的政治创造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施展的天地，尽管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恰恰靠的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
　　经济中的阻塞机制及其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和思想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化，导致各级官僚层的“扩大再生产”，而这些人在整个国家的、行政领导的甚至社会的生活中具有无比影响。
　　不用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关于管理和自治、经济核算、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的丰富思想就得不到应有的运用和发展。这只是社会思想僵化、与实际的生活需要脱节的一个例子。
　　改革既向政治实践、也向我们的社会思想界提出了新任务。要克服社会科学的因循守旧，让社会科学充分自由发展，彻底消除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垄断理论的后果。在个人迷信时期，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由于斯大林的威望，变成了绝对物，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惟一可行的形式。
　　社会政治思想界要来一个急剧转变。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向列宁学习，他具有一种非凡的素质：进行深刻变革、重新评价思想财富、修改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必要性一出现，他就能及时感觉到。
　　举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他在短时间内准确地估计了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俄国发展的趋向和可能性。他不仅准确无误地确定了党和苏维埃惟一可行的行动策略，而且提出了战略任务——使党和群众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否则，连推翻沙皇制度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失去。当时甚至对许多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转折也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在实施改革时正是要学习这样的政治思维辩证法。
　　当时党没有立刻领会新的思想，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止一次出现过。有时很困难，连对革命事业最忠诚的人也不理解。但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善于做说服、解释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谈同一个问题，激发人们的热情，争取动摇者和怀疑者。有时，列宁自己都感到很困难。有一次，他在信里苦恼地说：“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2]

　　我不止一次引用列宁的话说过，如果不弄清一般的问题就去解决个别的问题，就随时都会碰上这个一般的问题。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改革一开始，包括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就认为先弄清观念具有头等的意义。当然，我们还力求在方法上少出现些混乱。为了取得重大的成就，完全不必先把一切颠倒过来，然后再去纠正错误。
　　我们只能在没有“现成处方”的情况下去完成新任务。这样的处方今天也没有。社会学家们至今还没有提出完整的一套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在纠缠惯用的概念，同现实生活的辩证法不合拍。哲学和社会学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历史科学也要来一个根本的改革。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中央历次全会为创造性的思想开辟了广阔天地，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改革就是革命

　　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要坚决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就必须在走向新质态的道路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这无疑是一项革命任务。
　　我想，我们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完全有理由声称，目前的方针，就其内在的实质、就布尔什维克的果敢精神，就人道主义的社会倾向来说，是列宁的党在1917年10月的日子里开始的伟大行动的直接继续。不光是继续，而且是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我们应该给我国革命的历史动力增添新的活力，把革命蕴育在社会中的一切推向前进。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改革同十月革命等量齐观，十月革命是我们祖国上千年历史中的转折性事件，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过了快70年的时候还要讲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历史类比。列宁当年指出过，在法国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经过1789—1794年的大革命之后，还需要经历三次革命（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才能把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英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经过了1649年的克伦威尔革命，又发生了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来还必须进行1832年的改革，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这个新兴阶级的执政地位。在德国发生过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和1918年革命），而在这两次革命之间还有俾斯麦以“铁和血”推行的60年代的大改革。
　　列宁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3]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在社会中实现比资本主义更深刻的经济变革、社会政治变革和精神变革，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该经历几次革命转变，以便把自己的全部潜力发挥出来，使自己最终形成全新的形态呢？列宁不止一次重申过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将由许多次的尝试累积而成。每一次尝试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个侧面，每一次尝试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对世界各国都适用。
　　历史经验表明，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停滞趋势不会出现、不会发展，甚至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状态和濒临危机的状态，恰恰必须采取革命性质的措施。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够进行革命变革，因为社会主义就其本性来说是有活力的。
　　1985年春天，党把这样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新的问题堆积如山，日趋严重，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却十分迟缓，因此需要按革命的方式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改革是一个革命过程，因为这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过程中的飞跃。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没有时间慢悠悠地走了。十分重要的是，不能“稳坐”在起跑线上，要改变落后状态，挣脱死气沉沉的保守主义，克服停滞的惯性。用渐进的办法，依靠小心翼翼的、爬行的改良是办不到这一点的。
　　我们一天也不能松劲，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相反，应该每天在工作中多出一分力，加快工作速度，加大工作强度。必须经得住这样紧张的工作，在改革初期经受住宇航员所说的巨大的超重负荷。
　　革命应该不断加以发展。不能原地踏步。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在我们还感觉到延宕的后果。因此，现在需要加倍的勇气和胆量。我们没有权利又一次半途而废。因此只能前进！
　　当然，按革命方式行动并不是要鲁莽地往前冲。骑兵冲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合适的。政治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它的规律适用于革命。不能跳越阶段，不能冒进。现在重要的是要做好为达到质的新境界所必须的前期工作。否则就有可能干出所谓的蠢事，败坏伟大事业的名声。
　　我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创造，当然也总有破坏。革命就是要破坏一切过时的、停滞的、阻碍迅速前进的事物。没有破坏就不能为新建设清理出场地。所以，改革就意味着坚决彻底地破坏阻塞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破坏经济管理中的过时的制度和思维中的教条主义老框框。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不用说，破坏免不了会有冲突，有时还免不了会有新与旧的激烈搏斗。当然，既没有炸弹爆炸，也没有枪弹横飞。但是，阻塞机制的具体体现者会进行反抗。而无所事事、无动于衷、懒懒散散、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这也都是一种反抗。
　　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形势确实在激化，因为改革正向社会的纵深发展。我们就听到过有人问，究竟需要不需要这样做。
　　把“革命”这个字眼用于改革，有些人接受不了。有些人连“改良”这个字眼都害怕。而列宁却不怕使用这个字眼，当在新的条件下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改良主义”的时候，他甚至教布尔什维克学习“改良主义”。我们今天为了实现革命的改造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改良。
　　革命时期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根本利益（社会的先进部分决心进行重大变革）和人们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或多或少会有分歧。改革首先会打痛那些习惯于按老办法工作的人。我们没有政治反对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接受改革的人没有斗争。所有的人在改革初期可能要作出一点牺牲。而那些不应享受的优待和非法取得的特权，那些为阻塞机制服务的权利则必须永远拋弃。
　　利益问题对党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过去历次急剧转变时期也一向如此。我们记得列宁是怎样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战斗的。令人担忧的1918年。国内战争。还有德国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同德国签订和约。德国用最后通牒方式向我们提出的媾和条件，照列宁的说法，是“耻辱的、屈辱的”条件。这些条件规定他们要夺走有5600万人口的大片领土。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可是，列宁仍然坚持必须签订和约。连中央委员会里也有人反对。他们推说工人们要求回击德国干涉者。而列宁却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同意媾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从眼前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是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攸关的利益。为了捍卫这些利益，应该有一个喘息时机，然后再前进。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得这样深刻。只有事后才很容易毫不含糊地断定：列宁是正确的。而列宁所以正确，是因为他从根本利益出发。他看得远，不把暂时的东西放在根本的东西之上。于是革命得救了。
　　改革也是如此。改革符合苏联人的根本利益。改革的使命是把社会提高到新境界，保证达到社会的新质。有些东西要放弃，有些东西要牺牲。这样做不简单。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观念眼看就要破灭。有些习惯了的东西要消失，于是就有人提出抗议。保守思想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克服，为了社会和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也应该加以克服。
　　在实行国家验收时，我们就直接碰到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我们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才对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现行标准进行独立监督。起初，许多工人减少了收入。但是，社会需要提高质量，于是工人们对此理解了。他们没有提出抗议。相反，工人们说：“不是挣来的，拿了也有愧！”但是，工人们同时也要求经济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样国家验收就成了学习改革的好学校。国家验收暴露出许多情况：不同的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如何，改革在人这方面的潜力又如何。国家验收象是一张石芯试纸，再一次证实苏联工人阶级总的来说是全心全意支持改革的，他们决心推动改革，切实发挥自己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导阶级的作用。
　　对待改革也和对待一切革命一样，决不能把它当儿戏。必须进行到底，必须真的每一天都取得成绩，使群众亲自感到改革的成果，让改革的飞轮加快转速，让运动速度，物质和精神方面提高的速度加快。
　　我们把我们实施的措施称做革命措施，是指这些措施具有深刻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性质，是指这些措施触及整个社会，从基础、从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触及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且是综合地，从整体上触及这一切领域。这不是粉饰掩盖，也不是悄悄去除我们社会机体上的某些小毛病或小斑点，而是使社会机体彻底康复和革新。
　　大家知道，在革命过程中，政治无疑是第一位的。改革中也是如此。具有优先意义的，是政治性质的措施，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实行广泛民主化的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做无情斗争，是积极吸引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一切同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有直接关系。
　　当然，我们不打算改变苏维埃政权，不会背离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但是，必须做一些改变，而且是能够巩固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政治上更丰富、更有活力的改变。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从大的方面、在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变革纲领。
　　因此，为了改革的成功，十分必要使我们的整个工作面向政治任务和政治领导方法。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活动中，最主要的是做人的政治工作，对劳动者进行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社会主义”首先是群众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这个概念的原先的意思现在重新变得十分现实。这是来自下层、来自人民中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力量首先在于人的觉悟和积极性。
　　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们的日常活动也应该象革命中的活动那样，成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活动。在改革的条件下，真正的党的领导人应该怎么样，对这一点的看法同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理想特别相似。大小官僚、达官显贵和野心家的行为同这一形象是格格不入的。备受崇敬的是勇敢精神、首创精神、崇高理想、高尚品格、与人们沟通思想的经常需要、象战士一样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财富的本领。革命形势要求有满腔热情、献身精神、忘我精神，特别是要求领导者有这些品质。这方面我们差得还远。还有不少人处于“渐进状态”，说得干脆一点，就是还在观望。

是“来自上面的革命”吗？党和改革

　　历史科学中有，政治生活中也通用“来自上面的革命”这种说法。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有过不少。只是不应该把这些事件同国家政变、宫廷政变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深刻的、实质是革命的改造，这种改造尽管由于社会形势和人心的客观变化而势在必行，但它是由政权本身倡导实施的。
　　我们现在的改革似乎也可以叫做“来自上面的革命”。确实，改革是由共产党倡导开始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从自身找到勇气和力量来制定新的政策，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过程。党从自身、从自我纯洁做起。关于这一点，我在1986年夏天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党员积极分子会见时曾经坦率地说过。应该从自身做起。无论在政治局，无论在地方，或在基层组织，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所有的人都要自己洗刷一番，谁洗不干净，就要帮助他。主要的是做一切事情都能问心无愧。要知道，我们在缺少公开性的时期对有些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既涉及普通人，也涉及公职人员。
　　这并不意味着要讨好人，象有些国家搞竞选时那样。我们的人民不喜欢这样做。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是，还有这样的人，其中包括领导人，他们要求大家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可是自己却另搞一套，就是干对他们个人合适的事。这样是不行的。
　　总的说来，改革已经从党、从党的领导开始了。我们好象是从金字塔顶端向底部走。但是“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提法对于我们的改革毕竟不完全适用，至少要做一些重要的补充说明。是的，改革的倡导者是党的领导，改革的纲领是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里拟订和通过的。确实，改革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受到指导的过程。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要是在改革中，上层的倡导和下面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没有结合，没有融为一体；要是改革没有体现全体劳动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要是群众不认为改革是他们自己的纲领、是对他们自己所思考的问题的答案、是对他们自己迫切的要求和成熟的结论的肯定；要是人民不是这样热烈和真诚地支持改革——那么，改革就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不会具有现在的规模，不会有可靠的成功把握。
　　改革的性质本身就规定了改革应该在每一个工作地点、每一个劳动集体中，在整个管理体制中，在包括政治局和政府在内的党和国家的机关中进行。改革涉及所有的人，从普通的共产党员到中央书记，从工人到部长，从工程师到院士。改革只有成为全民的事业，才能进行到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干自己的事，奉献出全部的力量和知识。在这样的运动中，人民中将有越来越广大的阶层被逐渐卷进、投入这场改革。
　　当一项重要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提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劳动者的理解和支持。最近几年，我们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我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彻底认识、彻底弄清楚，也没有让人民看清我们国家所处的十分复杂的形势，看清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主要的我们已经说了，并且得到了赞许和支持。
　　所有著名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有种种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因为缺乏来自下面的这种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了这些，那就意味着要或多或少从上面施加强制性的压力。结果，在改造过程中走了样，由此为改造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代价”。
　　改革的特殊性和力量在于，改革既是“来自上面”又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就是改革成功、改革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我们将坚决争取使群众、“下层”得到他们的一切民主权利，并且学会很习惯，很自如、很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生活鲜明地证实了，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在革命形势下，要是向人民说真话，人民就会展示出惊人的倾听、理解和响应的能力。就在十月革命后最困难的时刻和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他到劳动者中间去，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话。因此，对于改革来说，保持群众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常常有人说，改革将遇到困难，因而将引起劳动者的不满。关于这一点应该说些什么呢？在如此宏伟的事业里，困难当然是会有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满或者抗议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首先将认真地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当行政领导的大发雷霆，那是无济于事的。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应该学会工作，不要为发生这类行动提供口实，及早地、及时地解决可能引起这类反应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某些恼人的问题，当局不去解决，人民就会自己起来解决。要是人们在会议上说了又说，投书报社，找到领导机关，但是这一切呼声都成了耳旁风，那么就会爆发对我们来说已不习惯的来自上面的行动。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工作中的失误。
　　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凡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我们都要倾听，都要考虑。至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倾向，我们就要同它做斗争，但是，我再说一遍，是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內斗争。
　　不要玩弄革命性，不要忘乎所以，不要手忙脚乱，不要滥用行政手段——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原则之一。
　　有人问我们拐弯是否拐得太急了，我们回答说：不，拐得不急。除了进行革命的、有活力的改革，不存在什么更明智的抉择。不是改革就是保护停滞。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关系太重大了。时代要求我们作出革命的抉择，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决不从改革后退，并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7年夏天，我会见詹·卡特时，他问我：“您是否相信您为苏联的经济政治改革所做的努力会取得成功？”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领域里已开始做一件巨大而困难的工作。改革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件事不容易。我们经历了改革的一定阶段，也许是最重要的初期阶段。我们提出了变革政策，并且看到这个政策得到社会的赞许。这个政策正在执行。当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西方马上有人就谈起什么反对派。这是不严肃的。我们着手进行的是巨大的改革。我们在改变方法、思维、整个生活方式、许多老规矩，社会的空气也大变了。社会动了起来。我们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依靠这个支持，我们把事业推向前进。要是我们不相信这项政策的正确性，我和我的同志们就不会把它提出来了。
　　“现在，我们有了两年的经验，有了实际贯彻这项政策的经验。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正确性，我们的信心大大增强了。不管会有什么困难，这条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当然，这条路会有许多阶段。有一些目标我们不久就会达到。另一些任务则要几年时间。另外，还有一些长远的目标。我们将继续前进。”
　　苏联人相信，由于实行改革，实行民主化，国家将更富强。生活将更美好。我再说一遍，在改革的道路上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困难，有时困难还不小，我们决不隐瞒这一点。但是，我们对付得了这些困难。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1] 双关语，原文Венера是金星的名称，又是古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译者

^[2] 《列宁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48页。——原注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