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附录一：评论选译 再思《巨变》[1] Gregory Clark Polanyi对他的信徒表明：利伯维尔场是人类的敌人…是陌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创建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只因有理论家推动国家行动。利伯维尔场取代了自然的社会状态（一个约束和保护个人的田园诗般的相互义务制度），为公正与和平的社会带来不平等，战争，压迫和社会动荡。 《巨变》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分支是经典文献，是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但在经济学少为人知，或是偶有讨论时被痛骂。这是所谓「社会科学」的冷酷嘲讽。 Polanyi认为利伯维尔场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崩溃，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于1886年维也纳出生，在布达佩斯长大；在1944年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家乡匈牙利的革命和恐怖，192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大萧条时期，纳粹主义兴起，「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现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这本书开笔就说：「十九世纪文明已崩溃。」 Polanyi确定了这垂死文明的四大支柱：国际势力均衡、金本位制、自由国家以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至1944年，这些似乎都一扫而空。不过，说实话，前三项都是衍生自第四项：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才是这文明的真正根本。Polanyi认为，书目的《巨变》是这些支柱催生了利伯维尔场，这反过来又吞噬了这些制度，导致十九世纪文明的崩溃。Polanyi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是利伯维尔场的怪婴。 历史没有证实这些预言。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英语国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是有弹性和稳定的系统，是许多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威力无远弗届。最近已征服中国，东欧和印度的广阔新领域。国际贸易壁垒已大幅减少。金本位制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更好的货币管理大大降低了商业周期的严重程度。 此外，虽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有本身的烦恼，但不见有激进的替代品。凯恩斯的改革式自由主义经济已证明比Polanyi的救世主重临热情更健全。以市场的成功来衡量，十九世纪的文明似乎在复兴。 因此，Polanyi著作的预言和现代的现实脱节，实难理解这本书何以经久不衰。他的信徒似乎要响应他的一般信念，认为市场令社会腐败，利伯维尔场经济离经叛道舍弃了过去的和谐社会。他大肆批评市场打破了个体之间的社会连系，各自成为孤立的原子，因而造成以前不存在的不平等。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Polanyi也是一如他的预言不称职。事实上，越了解历史，越是明白利伯维尔场不是十八世纪的创新，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例如，中世纪的英格兰有精细的各种利伯维尔场：货品，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暂且忘记呻吟的农奴，过早断奶的地主，皮鞭的抽打；考虑私有财产，领工资的劳工，市场激励和社会流动。至1200年，大批失去土地的劳工转为受雇，在市场买食物，租用住所。利伯维尔场确实是一些现代人的自然栖息地，不是倒行逆施和非自然创新。（有证据显示很久之前，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已有广泛市场。） 英格兰工业革命并不意味着财阀得益是以穷人的贫困和失业的惨状为代价。相反，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没有技术的劳工；这真正伟大的「巨变」减少了至少在中世纪已存在的可怕不平等。现代信贷的精细联系最终产生了周期性失业，但工业革命也减少了前工业时代工人因为农产每年丰收或歉收带来的巨大冲击。 正如Polanyi断言，可能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的社会比之后的市场社会更加平等，但这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世界：《巨变》把市场之前的社会描绘为田园诗般的优美，教会兄弟齐齐唱诵，永远伸出帮助之手。 自1944年以来，人类学家更冷静的分析表明，这类型的小区一般是暴力和性别歧视，有显著的地位差异，通常包括系统化奴役。紧密的小区联系没有阻止司空见惯的袭击，谋杀，暴力和性暴力。某些社会深信巫术迷信，人人活在谴责和死亡的恐惧。最近的研究对象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山地部落，巴拉圭的丛林部落等等，显示这些都是残暴和仁慈，同情和冷漠的复杂混合社会，绝不是市场时代之前的伊甸园。 Polanyi之普及，是向往和浪漫主义超越科学（例如社会学）的胜利。《巨变》最终是更深入解折教授阶级的本质而不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作为娱乐，《巨变》有其优雅的时刻，但缺少了其他批评市场社会文献的的威严和文学的火花，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是的Naomi Klein近作《震撼主义[2]》的不疲不惫和不堪的狂热。但这堆等待大学生的书籍证明货物的利伯维尔场效果优于概念的利伯维尔场。 没有「利伯维尔场」这样的东西（响应Gregory Clark书评） Fred Block[3] 新保守主义的《纽约太阳报》发表Greg Clark对Karl Polanyi《巨变》的书评，不足为奇。Polanyi是上世纪最善于批评「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的思想家。时至今日，美国布什政府的经济管理是大灾难，「利伯维尔场」概念被大力抨击。古训有云：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Clark的策略是改变主题，攻击利伯维尔场的批评者被蒙蔽，幼稚，极力拒绝「历史现实」。 Clark的书评有够多的错误，他似乎没有审稿。例如，他错误声称《巨变》的标题是十八世纪崛起的市场，但Polanyi清楚在书的第一段落点明他谈论的是1930年代全球经济崩溃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兴起。 Clark的指责是以另一种方式攻击他真正的目标：那些较次要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发现在分析过去三十年的破坏性市场原教旨主义，Polanyi的作品显得格外有用。他写道：「《巨变》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分支是经典文献，是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但在经济学少为人知，或是偶有讨论时被痛骂。这是所谓「社会科学」的冷酷嘲讽。」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可能对最后的一句话失笑。他为《巨变》的最新版本撰写前言。没有嘲弄，反而认为「经济科学和经济历史已经认识到Polanyi主要论点的有效性。」［利益申报：他的前言是我写的。］ Clark的书评没有把握Polanyi的最重要的区分。据Clark：「事实上，越了解历史，越是明白利伯维尔场不是十八世纪的创新，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Clark插入「自由」这个单词很有问题。事实上，Polanyi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市场的确是人类最古老的制度之一，但历史中的市场蓬勃发展，是因为受社会制度，如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所控制。所谓「创新」是十九世纪初发明的「利伯维尔场」；Malthus（马尔萨斯）和Ricardo（李嘉图）大力推广：人类社会组织应围绕着自发调节的市场，其集成系统包括不受任何社会控制的土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 Polanyi坚持（Stiglitz许多其他人同意）「利伯维尔场」的社会是理想国的想法，因为这假设人类可以一劳永逸解除所有形式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强制，市场的供求力量会自发和自由产生最佳后果。历史事实已一次又一次证明：以市场为基的社会只有在嵌入法律和政治规则才发挥作用，防止投机和掠夺性行为，也保证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其他关键商品的供求大致平衡。依据Polanyi，过去两百年市场社会的实际历史是有系统地增加国家的经济作用，从而使市场发挥作用。 Polanyi的框架有助区分最近的两个时期：战后初期（1945-1970年）和列根—戴卓尔年代（1980-2008年）。在较早时期，「利伯维尔场」思想撤退，政府义无反顾发挥作用，规范营商和金融以及提供必要服务。这是世上最伟大的经济持续增长期。在较后时期，「利伯维尔场」思想方兴未艾，政府监管和服务已向后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低迷。在这较近时期，美国的不平等急剧上升，世界经济已被一系列金融危机动摇；更最近，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因监管失败而启发危机。 但Clark拒绝这些区别。他坚持认为：「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英语国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是有弹性和稳定的系统，是许多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其威力无远弗届。最近已征服中国，东欧和印度的广阔新领域。」 总之，Clark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如此广泛和没有细分，甚至包括共产党专政的中国。无论他是否想充当这角色，Clark事实上成为经常利用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和反对必要监管措施的最反动全球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冲基金经理和大石油公司坚持政府增加任何监管都是违反「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只有当市场不受干扰独自分配资源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才能发挥作用。令人费解的是时至今日，Clark还是不明白：盲目庆祝利伯维尔场是以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环境衰败作为代价。 打倒原始主义：彻底批判Polanyi [4] Murray Newton Rothbard Polanyi 的《巨变》是混乱，荒谬，谬论的大杂烩，对利伯维尔场的歪曲攻击。我几乎想逐句反驳，现在决定先解释一些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缺陷，然后详细批评。 Polanyi 的基本哲学缺陷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常见缺陷：自鲁索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这缺陷一直猖獗：这就是崇拜原始人[5]。Polanyi记述Kaffirs族人时，实际用了伤感短语「高贵野人」；「崇拜原始人」的想法贯穿本书。现代浪漫主义的重大动力来自文化人类学家（许多是共产党员或极左翼）；他们热切参观现存的原始部落，报告部落X的快乐生活：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束缚。 这样的崇拜原始人，有几件事情可以谈谈。首先，像Polanyi那样从分析现存的原始部落而推论西方世界之前的文明历史是绝对不合法统。永远不要忘记现存的原始部落恰恰是那些从没进步的部落，一直保持原始状态。现在观察他们，以为先民也是这样，确然是无稽之谈，往往是真相的相反；可以设想是先民的行事方式致使他们在几千年前跨出原始阶段。参照现今原始部落的魔术和游戏，以此嘲弄先民在原始部落状态时以物易物，然后是金钱交易…是无以伦比的失误。 第二，《巨变》或明或暗假设原始部落的行为方式是更「自然」，比人为的设计较为适合人的生活。这是鲁索浪漫主义的根源。原始人的野蛮行为是无知，充满恐惧和兽性，是更为「自然」，因为比文明方式更接近「本能」。鲁索和许多其他左派认为人本来是「自然的好人」，只是被制度变坏；「自然的好人」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基本上其实是「反人文」的概念，因为这否认人性和人必然行事的方式。动物天生已有「本能」，本质上是由感官决定的反应。动物没有自由意志和理性意识，因此只能依循感官的感觉而适应身处的环境。但在另一方面人是可以凭着他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去改变身处的环境。 人之初，白板一块，必须学习，学习如何选择适合他的目标，学习如何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所有这一切他是以理性为之。 文明恰恰是记录人利用理性，发现建立他环境的自然规律，利用这些规律来改变环境以符合和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因此，崇拜原始人必然是反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致使有人声称文明是「反自然」，而原始部落较接近自然…。因为人是超级「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崇拜原始人是极度反人文教义。 反人文反理性主义热切请教目不识丁，野蛮粗野，心怀恐惧的原始人，要求我们这些二千多年最优秀文化的继承人应以他们为榜样。如现存的原始部落没有私有财产，或男女滥交，我们更有理由从头来过。 于是有了「快乐野人」的神话：原始人是真正的幸福和满足。这神话贯穿着Polanyi的著作。让我们戳破浪漫的神话，看看这些野人的真面目。首先，他们是环境的奴隶。如果树盛开，他们也许可以采摘果实为生，但假设果树有叶枯病，这「开心快活」的部落会发生什么事？全都死了。难怪原始部落都只是小数目。 其次，原始人的生活几乎时刻面对恐惧的生活：面对周边世界的恐惧，面对一无所知和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恐惧，因为他对世界的运作没有任何形式的科学和理性的探究。我们知道雷暴是什么回事，因此不用害怕，又可以采取合理的避雷措施；野人一无所知，因此猜测是雷神不满，要奉献供品（有时牺牲活人）以息雷神之怒。因为野人不理解有自然规律（要用到理性和科学的概念）把世界编织在一起，他相信世界是由一帮喜怒无常的神灵恶魔统治，魔法仪式或专职祭司巫医只能有时取悦个别神灵恶魔。野人陷于恐惧却无能为力，致使他无法发展个人的个性，因为个别野人几乎没有利用他的理性和思维。因此，野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全被习俗控制：一成不变，完全非理性，禁忌或命令。 Polanyi吹捧这恐惧缠身，半人的野兽是真正的「社会」生物，快乐地不受利伯维尔场的「非人」专制主义影响；反而要求我们这些利用智慧「征服」大自然的现代人效仿这些野人。 Hobbes形容野人的生活是「肮脏，野蛮，短暂。」野人短命，一生被各种形式的疾病蹂躏，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向巫医奉上食物祈求解咒。疾病后来被征服，是通过文明的进步：利用理性，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市场。 Polanyi钦佩部落和其他种姓社会，因为「没有人饿死。」诚然，他承认每个人都可能只是仅堪糊口，但没有人饿死。大家一起挨饿，是否值得安慰？这是怪诞的说法。原始人的世界，即使是工业革命前的所有世界，从来饱受饥荒和瘟疫。 工业革命之前，「饥荒」不断；之后没有听说过有饥荒（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治下以及较早前在苏联有饥荒）。饥荒出现，是因为没有本地之间的贸易；一处地方的粮食作物失收，因为与其他各地几乎没有贸易，大部分人饿死。自从利伯维尔场渗透世界各地，地区之间有了贸易，几乎已经没有饥荒。Polanyi 却严辞指责这市场是几乎所有罪恶的使者。 Polanyi钦佩所有种姓和地位的社会：部落，重商主义，或诸如此类。他坚持种姓社会提供「保障」。饥荒和瘟疫是否「保障」？任何限制主义都不能提供任何经济「保障」的必然基础：生产；事实上是正好相反，因为所有种姓的限制，所有对市场的限制，只会削弱和阻碍生产，从而把人人压抑在糊口水平。事实上，亚洲的「大家庭」制度，几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印度尼西亚压制在原始的贫穷和苦难。Polanyi 钦佩的「共享和以相同方式共享」的习俗迫使任何人多赚了一点钱就必须按比例分配全体远亲近戚。因为这「高贵」制度，没有中国人有多劳多得，多产多赚的动机；因此，（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人没有这样做，没有进步。在印度尼西亚，瓜哇的（绝对Polanyi色彩）村公社制度意味着饥饿，大规模人口过剩，人民被更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岛屿（如苏门答腊）剥削和欺压。 种姓制度的「保障」是家庭监狱的保障。（顺便说一句，谁想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保障」，只须犯罪入狱，就会得偿所愿得到Polanyi式保障。）这种「保障」意味着种姓社会处处弥漫的绝望。面包师的儿子必然最终是面包师，虽然他有别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人能向上提升，没有人可以改变职业或做任何事情，人人必须承继祖业。这毁灭了任何人一生中是最重要，最有目的，最有活力的一切。 Polanyi忽略了任何种姓社会另一基本缺陷：人口增长。巫医，部落的习俗，酋长或国王和Polanyi教授可以自定义X和X的儿子必然是面包师，Y和Y的儿子是农民等等，但人口必然不可避免地增加，那么小儿子可以做什么？Polanyi 嘲笑Malthus，但种姓社会很明显总是面对Malthus的问题。当饥荒和疾病未能「自然地」发挥作用，会发生什么事？斯巴达种姓社会的「暴露试验」把他们的婴儿暴露在森林，不是因为斯巴达人本质上是残忍的民族，而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在他们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破坏了欧洲的重商主义。十八世纪英格兰初现身强力壮的乞丐和盗贼，人口增长是原因。他们找不到工作。有待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向前迈进为这些待业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拓展市场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廉价商品，不仅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这些日益「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再者，Polanyi 继续反资本主义的老谣传：工业革命之成功是得助于圈地行动迫使自耕农离开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圈地行动只是圈围了「公地」，不是人；农业生产率大大提升，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收入。圈地行动没有迫使人们离开土地。农村人口过剩是因为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迫使绝望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如Polanyi所言悲剧性破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温暖，有爱心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照顾社会的弃儿：乞丐，强盗，过剩的农村人口，爱尔兰移民，给他们就业和工资，从而帮助他们脱贫，达致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很容易为英国新工厂的劳动童工惋叹，更容易忘记在工业革命之前，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以及在新资本主义尚未渗透的众多英格兰农村中，这些孩子像苍蝇一样死去，生活远比童工悲惨。这时期的英、美著作赞美新工厂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工作！我们现在觉得这种赞美是莫名其妙；这些作者不是不人道的怪物，而是在有这些劳动之前，或是在没有这种劳动的地区，妇女和儿童生活得更差更苦。妇女，儿童，移民，毕竟不是被皮鞭驱赶进入工厂，他们是自愿和乐意去做工，这就是原因所在。 Polanyi忽略人口问题更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世界人口的庞大增长要归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活水平提升，使资本主义能够解放Malthus的困境，破解人口过多的严峻弊端，容许更多人有比以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当Polanyi实际上要求我们彻底消灭市场和回到种姓或小区或部落社会，他不仅要求我们放弃文明的奢侈品和回到原始部落的糊口水平，他也要求清算和消灭世上的大部份人口。因为如种姓或部落系统能「正常运作」，甚至只是在糊口水平，这只能养活极少数人口，其余的我们会集体饿死。因此，以上有关原始部落极少数人口的事实有了新的和更可怕的意义。（W.H.B. Court,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6] (1954) 驳斥圈地行动的迷思，指出关键是人口增长。） Polanyi抱怨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但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可能是这体制最重要的方面：自由。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迫使Polanyi或任何其他人加入利伯维尔场。如Polanyi或任何其他批评家如此敌视所谓的暴政，市场的「不稳定」等等，自由社会任由他们自由离去。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以离开市场：可以到丛林去，以山洞的浆果为口粮；或是可以买下自己的农场，完全自给自足，与世界隔绝；或是随本身意愿自由而为之。在自由社会，任何人可以甚至参加自愿性质的公社或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享受追求的幸福共产主义生活。既然大家依然有这样的选择，可以选择去荒岛或加入公社，为何Polanyi苦苦责骂市场？ 事实上，自由社会给大家有这样的选择。既然如此，人们享有自由，为何利伯维尔场蓬勃发展，直至带来资本主义文明？原因恰恰是在过去，在现在，绝大部分人不同意Polanyi：他们极为倾向市场的所谓不稳定，不快乐等等，而不是公社野人的所谓的幸福糊口生活。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很喜欢，他们不会加入市场，他们会情愿为了部落或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而牺牲金钱收入。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最能彻底反驳Polanyi哭诉「社会」失去的辉煌，莫过于观察千百万人已选择市场的方式。 事实上，恰恰是Polanyi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黯然神伤慨叹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化」，哀叹不发达国家的「民俗文化」据说已失去辉煌。因为世界各地人民，无论文化传统，一有机会都放弃他们所谓心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的方式，西方的衣服，争取西方型式的工作，或为西方游客服务，赚取西方的金钱——喝可口可乐和看好莱坞电影。例如，只是几年光景，日本人放弃了本身千年的旧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热切接纳这些所谓西方腐朽市场带来的商品。为何如此？这是否西方「帝国主义」？美国军队是否下迷药强迫大众喝可口可乐？（P.T. Bauer, West African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对西非当地文盲人民的市场和交易经济的庞大增长有发人深醒的学术讨论。） 即使在敌视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如印度，加纳等，这些国家没有代表本国看似快乐的部落传统而全部拒绝西方文明的成果。相反，他们想要西方的产品和方便，只是他们不理解要有资本主义才能得得。 若然有选择，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市场经济和它的先进文明，奇怪的是Polanyi 教授自己最明显没有急于奔向一些部落或公社。 那么，为何我们不是如Polanyi轻蔑质疑的认为利伯维尔场是「自然」的？原因是（1）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时，已纷纷转向利伯维尔场，（2）若然人们要充分享受人的地位，满足本身的需求，改造「大自然」以适应本身目的，人们应转向利伯维尔场。因为是市场给我们带来文明的生活标准。 Polanyi在书中不断向我们保证他心爱的原始土著不会为个人「得益」做什么，只为了魔术，为了他所谓的「互惠」等等。「得益」有什么坏处，致使Polanyi几乎假定是恶毒的词语？利伯维尔场的原则是为了互惠互利而自愿交易。这种互惠互利构成得益。利伯维尔场其实是确保各方互利的人际关系。Polanyi 为何这样讨厌利伯维尔场？为何他在每一点似乎更喜欢只有一方得益的人际关系？如一方之得必然是另一方之失；因而Polanyi的理想人际关系不是相互增益，而是剥削：为求自身的得益而牺牲对方的利益。这是否我们应为之抛弃市场经济和文明的「道德」，「社会」关系？为何社会主义痛恨和谴责双方得益的交易关系，称之为「计算」，「不人道」的关系？他们是否认为交易的任一方被剥削是更道德？没错，社会主义谴责甲方没有在交易中无条件给钱乙方，不期望有物质或精神上的回报，实质上是呼吁甲方为了乙方的剥削作出牺牲。 Polanyi教授讨论他心爱的原始部落时说他们不是以（唉！）互利的基础对待对方，而是以「互惠」和「再分配」为基础。「再分配」原则当然即是「剥削」的原则。「再分配」是部落或国家胁迫生产者要分配给首领青睐的寄生阶级。Polanyi肯定不清楚「互惠原则」究竟是什么。在少许程度上，如这过程是理性的，这只是从概念后门偷偷走进来的简单交易或以物易物。如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理性的，这只是游戏或运动（几乎无需进一步评论）或仪式性魔术（上文已有评论）。Polanyi 吹捧的「互惠」显然是后一部分，因为他显然是陶醉于Kula贸易：岛民向另一岛屿的居民送赠物品，只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从另一岛屿的岛民收到类似（或相同）的物品。Polanyi 特别喜欢这回事，因为这没有真正的相互得益，或是这明显的没有意义？再次点明，我们是否必须遵循魔术缠身的野人的路径？ 我提到自由社会容许Polanyi或任何同路人放弃市场，追求适合他们的任何其他形式。但是，自由社会不会容许Polanyi做一件事：胁迫我们这些其他人。市场容许Polanyi加入公社，但不会让他逼使你或我参加他的公社。这是唯一的区别，我因此必须总结Polanyi反对自由社会和利伯维尔场的唯一基本投诉：不容许他或同路人以武力强迫他人以遂Polanyi或同路人心中所想。自由社会和利伯维尔场不容许武力和暴力，不容许依本行事，不容许盗窃，不容许剥削。我必须总结： Polanyi迫使我们回到的世界正是胁迫，依本行事和剥削的世界。而这一切是以「人文」之名？诚然，Polanyi和他的同路思想家是「带着断头台的人道主义」。 （Isabel Paterson的The God of the Machine, 1943是深刻讨论政治理论的杰作。） 当然，赤裸裸公开宣传暴力和剥削不会走得很远，所以Polanyi 回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谬论，把「社会」本身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个别成员利益之外和之上。Polanyi怒吼市场扰乱和分拆「社会」，「社会要保护自己，必然要」限制市场。说得很好，直至我们质疑：谁是「社会」？「社会」在哪儿？有什么可识别的属性？如有人开始谈论「社会」或「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和个人利益」，一个良好的操作规则是：看紧你的钱包。保护自己！因为「社会」门面背后总是有一群亟求权力的教条主义者和剥削者，准备拿走你的钱，操控你的行动和生活。因为，不知何故，他们「就是」社会！ 界定「社会」的唯一理性方式是自愿性人际关系的数组，其中最卓越的正是利伯维尔场！简而言之，市场和市场产生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或至少是「社会」的大部份和核心。事实上，Polanyi和其他人的陈述认为社会性和伙伴关系是在市场之前，真相几乎是相反；而这是因为市场及其劳动分工容许众人互有增益，从而可以有与人交往和与人为善的能力，友好关系随之而来。丛林中的部落和种姓社会没有互利，只有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事！ 奇怪的是，Polanyi对部落生活的田园诗般画面似乎从来没有提及无处不在的部落战争。这样的战争几乎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是为稀缺资源而战：水源，打猎等等。部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丛林规则」，因为一些部落活命的唯一出路是战争和灭绝弱势部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用互惠互利从而增加资源，能够绕过丛林规则，人类才可以超越动物般的存活状况，提升至先进文明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因此，市场是极为明显的「社会性」，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由其他自愿，友好，非市场关系组成；然而，这些关系最好是建基于精神交流和互利。（双方友好相濡以沫，是不是优胜于只是单方面示好？）那么，市场从来没有破坏社会；市场就是社会。那么，Polanyi 用什么取代市场？自愿性关系之外的唯一其他关系就是强制性关系；简而言之，Polanyi会以武力和暴力，侵略和剥削取代市场的「社会」关系。但这不是「非社会」，而是深刻的「反社会」。剥削者以暴力寄生于生产者，这是「反社会」；因为他的生计不是按人的最好本性：本身有生产，又以产品和他人交换。他以暴力为生，单方面寄生于生产者。这是深刻的反社会，反人性关系，破坏社会市场，导致和连同文明和文明的生活水平灰飞烟灭。 Franz Oppenheimer的大作《国家论[7]》说得非常好：有两种可能的致富之路：一种是生产，通过个人能量把物质转化，然后与其他人的产品交换；他称之为「经济手段」。另一条路是以武力和暴力夺取他人已经生产的财富，他称之为「政治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哪种方法是「社会性」，哪种是深刻而具破坏性的「反社会」。Polanyi声称要从市场中挽救社会，在破坏市场的过程中正正是在破坏社会本身。他的著作是神化的政治手段。 从他对自由劳动力的讨论可见这就是Polanyi会带来的货色。对Polanyi而言，劳动力「商品化」是利伯维尔场最严重的罪行；Polanyi 因此建议从利伯维尔场拿走劳动力。但是，自由劳动力有什么其他选择？非自由劳动力，即是农奴制。劳动力失去自由的人就是农奴。事实上，Polanyi在歌颂（所谓典型原始部落）的无薪工作过程，他正是歌颂奴隶制度。无偿的不自由劳动就是奴隶劳动。 像所有社会主义者，Polanyi苦口婆心教导我们，没有市场的新「社会」不可避免会到来。因此，对他来说，近百年对市场的每一项限制都是「承认」社会的需要，而不是某些想法和利益团体深思熟虑的选择。为了保持这神话，Polanyi愤怒地批评像Mises那些人相信是某些社会主义和限制主义的概念和利益团体带来政府对市场的这些干预。Polanyi 设置了稻草人，命名为历史的「阴谋论」，实情并非如此。不同的国家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无需合谋主张在两个不同领域实施中央集权措施。（当然，Polanyi 还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实际阴谋，像Fabians[8]）。这结果是无可避免和「自然地」源自两派人士的论点。Polanyi不愿意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概念，于是试图把全部事情放在社会决定论[9]的平面，从而人类的意志没有在[过程]中发挥作用。 Polanyi拒绝理性，从而可以推论他也拒绝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是「社会」采取行动，决定，保护，识别等等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决定因素：忘掉了个人采取和实行的意念，而聚光灯集中在所谓「社会力量」，「社会」等等。 像所有决定论者，Polanyi最终陷入严重的矛盾。谈到十九世纪采用了利伯维尔场，Polanyi 声称这不是由社会决定，而是反映由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的错误观念，他们「干预」了「自然」（种姓？部落？）的国家调控过程等等，暂时带来了利伯维尔场。 我可以几乎无限地详细批评Polanyi，但再多说已是没有意义。Polanyi一再警告「现实社会」必然涉及武力和暴力，意思是「社会」是暴力和「政治手段」。 （但为何暴力不能只限于打击攻击性暴力，从而把社会中的暴力减至最少程度？）Polanyi刻薄地拒绝自由贸易的理想，没有意识到他因而是拒绝国际和平，因为世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的规划不可避免会有冲突，引发利益冲突和战争。 看看这段引文：「（在十九世纪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合作只是限制在私营机构，一如自由贸易那样杂乱和没有效率；各民族之间的实际合作，也就各国政府的实际合作，想都没有想过。」（留意对「民族」和「政府」的极权性识别）。Polanyi 认为旧金本位制的商品货币是真正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轻蔑地谴责。一如那些反金本位制，支持法令钞票的人士，Polanyi也同时声称金钱不仅是商品（不仅是「面纱」），也是远远低于商品（金钱「只是票据」）。另一矛盾，实际上金钱确实是商品，没什么争议。Polanyi谈到企业「需要」通胀的持续剂量以加强购买力，而纯粹的金本位制不能满足这需求的说法是完全错误；他荒谬地认为中央银行不是和没有央行的纯金本位制那样有时通胀有时通缩，这也是错误的。央行本质上倾向通货膨胀，但是当最后审判的日子来临，（在金本位制度下）它必须收缩，而且往往超过本来必要的收缩。 进一步，Polanyi 似乎认为他已成功突袭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他说贸易最初是在国际和区域间的渠道发展，而不是先在当地发展，然后国际。这又如何？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反驳利伯维尔场经济。这并不奇怪，在农场和庄园自给自足的世界，最早的贸易应该是与远方交易，这是当地农场能获得某些农产品的唯一地方。 （例如，西欧只能从近东取得香料。）事实上，这表达了贸易和分工以及市场增长的好处，而不是相反。 最后，Polanyi在最后一章试图向我们保证，他预计的集体主义社会会真的保留许多「自由」；他不情愿地承认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自由」。这一章以近乎教科书式最混乱表达「自由」的概念，以及混淆了「自由」和「权力」之间极为不同的概念。 （F.A. Hayek（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0]》指出集体主义经常模糊这关键区别。）许多「自由」得到保留，甚至最大化（毕竟，钱包有更多钱的工人是更「自由」，谁在乎豪华富人的钱被拿走？），包括「工作权利」这样的「自由」，不因为种族，信仰或肤色受到歧视。Polanyi不仅徒劳地想象或断言我们至少在他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可能有足够的「自由」，他也同样徒劳的相信我们能够保留工业化和西方文明。两个希望是是徒劳；在这两种情况下，Polanyi认为他可以破坏「前因」（利伯维尔场，私有产权等）而又保留「后果」（言论自由，或工业文明）。他的想法不仅接近〔印度〕尼赫鲁和〔加纳〕Kwame Nkrumah，也类似他极度颂扬的野人的想法。 总结一下：我看过的书，只有极少数是更凶险更荒谬。 [1] 原文：Reconsider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Review of: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Gregory Clark, NY Sun: by Gregory Clark, June 4, 2008（节译）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简体中译本《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 [2]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by Naomi Klein. 中译本《震撼主义》吴国卿、王柏鸿译；时报出版社（2009）。这是译者的短短阅后感言。 [3] 原文：Fred Block: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Market [4] 原文：Down With Primitivism: A Thorough Critique of Polanyi。Murray Newton Rothbard (1926-1995)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政治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支持自由意志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这是作者在1961年6月撰写的备忘录，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至2004年，Ludwig von Mises学院在网站发表。译文略有删节。 [5] Worship of the Primitive [6] 中译本：《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 [7] 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国家论》萨孟武译，台北市东大出版，1995年。 [8] 费边主义者；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政论团体，促进非马克思主义的进化社会主义。 [9] social determinism，这套理论认为社会互动和建构决定个人行为（不是生物或唯物因素）。 [10] The Road to Serf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