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二十章 社会变化齿轮中的历史 假如有政治运动不是各种偶然因素的产物，而是对客观形势的要求作出反应，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解决方法的退化特征也是显而易见，为许多国家基本相似的制度僵局提出逃离的方法，然而一旦试用了这些补救办法，就会在各处造成不治之症。文明就是这样地毁灭。 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僵局的法西斯方法，可描述为以毁灭包括产业和政治领域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改革市场经济。处于瓦解危险的经济体系因此要重振活力，而人们自身要接受再教育，旨在使个人失去本性，无法以政治实体中个人单位发挥作用。[1] 再教育包含否定所有形式的人类手足情谊观念的政治信仰原则，以科学性折磨反抗者的方法令群众改变信仰的行为来实现再教育。 这样的运动出现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在许多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决不应归因当代人坚持认为的当地原因、民族精神或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的关系，就如同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没有太大关联。这运动出现在保加利亚这些战败国和南斯拉夫这些战胜国，北方性格的芬兰和挪威以及南方性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英国、爱尔兰或比利时这些雅利安种族国家，日本、匈牙利或巴勒斯坦这些非雅利安种族国家，耶教旧教传统的葡萄牙和新教的荷兰，普鲁士的军人社会和奥地利的平民社会，有古老文化的法国和新文化的美国和拉丁美洲。事实上，一旦条件成熟，没有任何类型的背景（宗教、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国家可以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 此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效能与其物质和数量优势之间明显缺乏关联。「运动」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暗示有很多人投入和参与。如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与民众的表达无关。虽然法西斯主义希望有大量信徒，但它的潜力量不是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影响掌权者，掌控当权者的的良好意愿，在革命失败后得到他们的保护，从而根除革命的风险。 接近法西斯阶段的国家有各种症兆，但不必然包括法西斯运动的存在。重要迹象至少还有非理性哲学的传播、种族主义的审美观、反对资本主义的哗众取宠、非正统的货币观点、批评政党体制、普遍蔑视「政权」或任何名称的现有民主组织。各走极端的先行者有奥地利Spann[2]的所谓普世救说哲学、德国George[3]的诗作和Klages[4]的浪漫宇宙论、英国Lawrence[5]的性爱生机论、法国Sorel[6]的政治神话宗派。德国的希特勒最终被兴登堡总统[7]身边的封建集团推上台，正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Primo de Rivera被各自的君主推上台的情况一样。但希特勒有强大的运动支持；墨索里尼的支持较小规模；Primo de Rivera什么都没有。法西斯的策略没有发动反对合法当局的真正革命，而是与假装被彻底击败的当局有默契安排伪装革命。这只是复杂大局的粗疏轮廓，还要腾出空位给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物，例如工业化的美国底特律市说话随意的耶教旧教煽动者、落后路易斯安那州的Long[8]、日本军队的阴谋家以及乌克兰的反苏联破坏份子等。自193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每个工业化社会的既定政治可能性，一种几乎是实时的情绪化反应，称之为「动作」而不是「运动」更能显示症兆往往是不清楚和不明确危机的客观本质。人们时常无法确定一场政治演讲或演出、布道或公众游行、一种玄学或艺术时尚、一首诗或一项政党计划是否法西斯主义。没有公认的法西斯主义标准，也没有常规的原则。然而法西斯主义所有有组织的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出现后突然消失，在不定期潜伏后又突然爆发。所有这些都符合社会力量依着客观形势而增强和减弱的图画。 所谓「法西斯形势」只是法西斯主义轻易和取得全面胜利的惯见情况。大批劳工的产业和政治组织和宪制自由的忠诚支持者同时消失，而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势力扫除民主政府、政党和工会当时看来是压倒性的势力。如「革命形势」的特点是所有抵抗力量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瓦解的程度，只有少许武装的少数暴徒已可以攻陷和突破反动份子的所谓坚固要寨，那么「法西斯形势」可说是与此完全匹配，不同之处是民主和宪法自由的壁垒受到同样壮观的攻击。1932年7月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政府坐在合法权力的宝座，反而屈从Herr von Papen违反宪制的暴力威胁。大约六个月之后，希特勒以和平手段攫取最高的权力地位，立刻发动革命袭击，全面破坏了魏玛共和国制度和宪制政党。想象是运动的力量造就这样的形势，而没有看到是这种形势造就这运动；这是过去几十年被忽略的重要教训。 一如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扎根于未能发挥作用的市场社会，因而其范围遍及全球、普世皆然；有关问题超越经济范畴并引发特殊社会类型的巨变，触及几乎人类活动每一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或宗教，而且在某一刻与当地和典型趋势结合。要理解这阶段的历史，必要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法西斯行动和与之结合的短暂趋势。 1920年代的欧洲有两种这样的趋势显得特别重要，遮掩了较微弱但更全面的法西斯主义模型：反革命和民族修正主义。这些趋势的直接起点是各款条约和战后的革命；虽然各种趋势有严格的条件并局限于其特殊目的，但是很容易与法西斯主义混淆。 政治钟摆来回摆动，反革命通常是对事态被激烈扰乱的响应。至少自英联邦成立以来，这样的行动常见于欧洲，与当时社会进程的关连只是有限。1920年代颇多这样的情况：动荡时势已赶走了中欧和东欧十多位君主，部份是由于战败的逆流，不是由于民主的行动向前。反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且势所必然是由诸如皇室、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有关联的政党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阶层和集团所推动。在此期间，保守份子和法西斯份子的联盟与冲突主要涉及反革命事业中法西斯份子应分享的份额。法西斯主义现已是革命趋势，对准保守主义也对准社会主义的竞争性革命力量。这没有阻止法西斯份子向反革命提供服务而在政治领域寻求权力。相反的是他们取得支配地位，主要是因为保守主义所谓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如社会主义被禁，这是无可避免。保守派很自然试图独占反革命的荣誉，而德国实际上独自实现了这目的，在没有向纳粹份子让步的情况下剥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力和权力。同样，奥地利的保守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在1927年在没有向「右翼革命」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解除了工人武装。即使法西斯主义参与反革命是无可避免，还是建立了「强势」政府把法西斯主义驱逐至权力边缘；1929年的爱沙尼亚、1932年的芬兰和1934年的拉脱维亚就是这样的情况。1922年的匈牙利和1926年的保加利亚，伪自由政权削弱了当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只有在意大利，保守派在恢复产业界的工作秩序时未能阻止法西斯份子有机会取得权力。 军事上战败的各国以及「精神上」战败的意大利，民族问题沉重而且紧迫。最严峻的问题是永久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在国际法、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组织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的世界，有一些国家变得无能为力，但没有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因为没有势力普遍扩散的先决条件，国际联盟充其量只是略有改进的势力均衡制度，实际上还没达到以前欧洲协同体的水平。初生的法西斯运动几乎到处都身先士卒要解决民族问题；没有这「搭便车」行为，法西斯运动不可能生存。 然而，法西斯运动只是利用这问题作为跳板，在其它时候敲出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音符。在英国和美国，这与绥靖政策[9]联系一起；奥地利的保安团[10]与耶教旧教和平主义者合作；而耶教旧教法西斯主义原则上是反民族主义。Huey Long[11]无需以州界冲突为借口发动法西斯运动。荷兰和挪威的类似运动无关民族主义，甚至达到叛国罪程度；Quisling[12]也许是优秀法西斯份子的名字，但肯定不是爱国者的好名字。 法西斯主义为政治权力斗争时，完全随意漠视或利用当地问题，其社会性目标超越政治和经济框架，在退行性过程中置入政治宗教，在崛起中它的乐队只排斥极少数情绪；但一旦胜利后就严格限制乐队只能表演极少数但有极端特色的乐章。一些法西斯主义在革命时期展现伪民族主义，革命后发展一套有具体帝国主义色彩的非民族主义；要理解两者之间的细微但关键性区别，先要区分法西斯运动在通向权力之路时伪装心胸狭窄和掌权时的真正心胸狭窄。[13] 一般而言：保守派的国内反革命是成功的，但很少能解决国家与国际之间的问题。Bruning在1940年坚持他在「兴登堡身边小集团」决定把他赶下台和把权力交给纳粹份子之前，已经解决了德国赔偿和解除武装的问题，只是敌人不想把荣誉归于他。[14]在有限的意义上，这似乎是无关宏旨，因为正如Bruning暗示，德国的平等地位问题并不局限于技术性解除武装，而是包括同样重要的去军事化问题；此外，实际上也不可能漠视德国外交力量有来自誓要执行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的纳粹群众。事件最后证明德国要取得平等地位，不可能没有革命性起点，因而纳粹主义把自由而平等的德国陷入邪恶轨道的可怕责任变得明显。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夺得权力，是因为能够利用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作为手段；在法国和英国，法西斯主义因为它的反爱国主义而明显被削弱。只有在本质上依赖他人的小国，屈从强国的精神才有助法西斯主义。 1920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是无意中与民族倾向和反革命趋势联系一起。这是有独立源头的各种运动互生的情况，相互补充且造成基本上类似的印象，实际上彼此之间并不相干。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角色是由一个因素决定：市场体系的情况。 在1917-23年间，各国政府偶尔寻求法西斯份子帮助恢复治安秩序：市场体系运作没有其他要求。法西斯主义仍然处于未发展的境地。 在1924-29年间，似乎已确保市场体系恢复，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就淡出。 在1930年之后，市场经济普陷入全面危机，几年以内法西斯主义成了一股世界性力量。 1917-23年的第一阶段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在许多国家，诸如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等，发生了农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国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产业界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最终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国内的势力均衡。在大多数国家，农民转而反对城市工人；在一些国家，法西斯运动由军官和乡绅发动，为农民提供榜样；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失业人士和小资产阶级组成法西斯军队。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公共秩序和法治，没有提出激进的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法西斯革命的任何明显迹象。这些运动只是在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所谓不负责任的异议份子组成民间伙团，在当权者纵容下使用武力和暴力。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理论已诞生，但还未成为政治因素。托洛茨基[15]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意大利形势发表的长篇报告没有提到法西斯主义，虽然法西斯已存在一段时间，要到十多年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确立在该国的地位之后才进一步发展成为有特色的社会制度。 1924年及以后，欧洲和美国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繁荣景象，淹没了对稳固市场体系的所有担忧。人们宣布恢复了资本主义。除了一些边缘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被肃清。共产国际宣告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争的事实；墨索里尼颂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英国，所有主要国家都处于升级阶段。美国享有传奇式繁荣，欧洲大陆也不遑多让。希特勒的政变被镇压；法国撤出Ruhr地区；德国货币（马克）奇迹地恢复；Dawes计划在赔偿中除去了政治因素；〈Locarno协议[16]〉在商议；德国即将开始七年的兴旺年代。在1926年年底前，从莫斯科到里斯本再度回归金本位制。 在1929年以后的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意义变得明显。市场体系的停滞状态已是明显事实。直至那时，法西斯主义只是意大利独裁政府的一种特性，与那些较传统类型的政府稍有不同，但现在成为解决工业化社会问题的方案。德国在欧洲范围的革命带头而起，与法西斯主义结盟为本身的权力斗争提供动力，很快就席卷全球。历史处于社会变化的齿轮中。 一次偶然但不是意外的事件开始毁坏国际体系。华尔街股市暴跌扩大范围，紧随其后是英国决定脱离金本位制，两年以后美国也采取相同行动。期间，裁军会议中止，德国在1934年脱离国际联盟。 这些象征性事件把世界组织推入惊人变化的新纪元。日德义三个强国反对现状，破坏处于崩溃状态的和平制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真正机构也未能发挥作用。创造金本位制的英美两国至少是暂时让它失效；一些国家以违约为幌子，拒付外债；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萎靡。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同时崩溃。 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也是一样彻底。两党制被一党政府取代，有些还是民族主义政府。然而，独裁国家和保留民主舆论的国家之间有外部相似性，但只是用来强调讨论和决策这自由制度的重要性。苏联转向独裁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德日义这些为战争作准备的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消失了，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同样情况，只是程度较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政」彼此相似，都是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 启动历史进程的是独立于各国的事件，各国根据决心走向何方而对挑战作出反应。一些国家规避变化、一些主动应付、一些漠然处之；各自在不同方面寻求解决方案。然而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些往往南辕北辙的方案只是既有的解决方案。 一些不满足的强国决心利用这全面混乱来促进自身利益；势力均衡体系的消亡（甚至是国联这样的虚弱形式）是难得的机会。德国急于为国际秩序提供立足点的传统世界经济加快崩溃，期待经济崩溃方便该国争取先机。德国故意摆脱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国际体系，目的是为了该国他日拒绝承担政治责任时减少外部世界对该国的控制。德国鼓励经济专制以确保其长远计划所需的自由，又滥用黄金储备，无故拒绝承认责任而毁坏该国的国外信贷，甚至还一度清除了对自身有利的外贸收支平衡。因为无论华尔街、伦敦金融界或国联都没有觉察到纳粹份子实际上是指望十九世纪经济最终崩溃，德国很容易掩饰其真实意图。〔英国财政大臣〕John Simon和〔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 Norman坚信最终〔德国央行行长〕Schacht会在德国恢复传统经济；如德国得到金融资助，目前受压的德国会浪子回头。直至慕尼黑事件及以后，唐宁街一直有这样的幻想。德国凭借适应传统体系混乱的合谋计划得到极大支持，而英国却因为坚持传统体系而受到严重阻碍。 虽然英格兰暂时脱离金本位制，其经济和金融依然建基于稳定汇率和健全货币的原则，因此重整军备是有受限。一如德国的经济独裁是源于其防范全面变革之军事和政治考虑的结果，英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受限于其保守的金融观念。有限战争的战略反映了岛国市场的观念，认为只要强大海军可确保其健全货币和能够在全球购买的物资供应，英国就可以安然无恙。1933年，希特勒已上台执政，死硬派的〔英国陆军财政大臣〕Duff Cooper辩解1932年削减军队预算是因为「国家面临破产，这比没有效率的军队更为危险。」三年多以后，〔英国陆军大臣〕Halifax勋爵主张经济调整会导向和平，所以不应干涉贸易，因为这使得调整更为困难。就在〔1938年〕慕尼黑协议[17]那一年，他和张伯伦首相仍然根据「这些独步单方」和美国给予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实际上，甚至在希特勒已越过边境线占领〔捷克〕布拉格之后，〔英国财政大臣〕Simon勋爵还在下议院站在〔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 Norman一边，赞同他把捷克的黄金储备移交希特勒。Simon深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比所有其它考虑更为重要，他的治国之道就是要恢复金本位制。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既定绥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对金本位制精神的尊重，一直主宰伦敦金融界领导人对战略或政治事务的观念。在战争爆发那星期，〔英国〕外交部答复希特勒给张伯伦的口信时，还是依据美国给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18] 英国在军事上未作好准备，主要是因是坚持金本位制经济。 德国最初获得「毁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的优势。只要清除十九世纪过时体系能够让德国保持优势，德国就可以继续领先。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制和绝对主权通通被破坏，是德国抢劫掠夺的无意后果。德国在适应本身追求的自我孤立及随后奴隶贩子式远征过程中，对变革的一些问题形成了试探性的解决方法。 然而，德国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能够迫使世界各国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德国成为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因为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这种解决方法看来在长时间赢得有产阶级无条件效忠，而实际上不单单只是这些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假设阶级经济利益优先，在这情况下希特勒注定会胜出。但最后证明国家的社会单位其意义比阶级的经济单位更为切合。 俄罗斯崛起也与其在变革中的作用有关连。从1917至1929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只不过对混乱的恐惧，混乱可能致命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恢复，而市场经济只有在绝对信任的氛围中才能运转。在随后十年，社会主义在苏联成为现实。农庄集体化意味着以合作社形式取代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土地因素。苏联一直只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煽动革命场所，现已成为可以取代市场经济的新体系代表。 很少人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是热诚的社会主义份子，但顽固拒绝「在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已阻止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除了1920年所谓「战时共产主义[19]」这完全意外的事件外，领导人坚持的立场是世界革命必须在工业化的西欧开始，所以认为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当这情况变成现实时，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份子全都反对。然而正是这种变奏证明是惊人成功。 回顾俄罗斯二十五年的历史，似乎所谓俄罗斯革命实际是由两次单独的革命组成。第一次革命体现了传统的西欧理想，而第二次革命构成1930年代全新发展的一部份。1917-24年的革命实际上是欧洲仿效英联邦和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最后一次政治剧变；大约在1930年以集体农庄开始的革命是那年代改变世界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消灭了绝对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种族压迫，真正继承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而言，第一次革命只是俄罗斯事件，在俄罗斯土地实现了西方发展的漫长过程；第二次革命则是全球同时变革的一部份。 从表面看，1920年代的俄罗斯远离欧洲，忙于解救自己。进一步分析也许证明这表面现象是不真实。因为在两次革命之间，强迫俄罗斯接受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是国际体系失败。至1924年，「战时共产主义」已为人忘却，俄罗斯已重建国内谷物利伯维尔场，但国家仍然控制对外贸和基础工业。俄罗斯一心想增加外贸，而这主要取决于谷物、木材、毛皮以及其他一些有机原料的出口，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贸易全面中断之前农业萧条时下跌很厉害。俄罗斯没有能力发展有利的出口贸易，这限制了机械产品的进口，因此束缚了建立民族工业；这再一次不利影响城乡之间的所谓以物易物的「剪刀」交易，从而令农民更抗拒城市工人阶级的统治。世界经济瓦解就是这样为俄罗斯农业问题的权宜之计增加压力，也加快了集体农庄的来临。欧洲传统政治体系未能提供安全和保障，在同一方向起著作用，因为这导致军备的需要，从而加重高压工业化的负担。没有了十九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加上世界市场无法吸纳俄罗斯农产品，迫使该国不情愿地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联系所有国家，导致一个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俄罗斯的经济独裁只不过是资本性国际主义的消逝。 国际体系的失败释放了历史的能量：为市场社会的各种内在趋势铺设轨道。 [1] 注1：Polanyi, K.,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 [2] Othmar Spann (1878-1950)，奥地利保守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激烈反对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通俗著作和讲座推广他的观点。 [3] Stefan Anton George (1868 -1933) 德国诗人，编辑和翻译者。 [4] Ludwig Klages (1872-1956)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性格分析和笔迹的研究，也成为他的学说基础。他构想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单位，肉体是灵魂的「现象」，灵魂是肉体的「意义」，先民依照生命原则活得开心和有韵律，但「精神」这「非宇宙acosmic」力量阻碍和破坏了灵魂生命的和谐整体，也破坏了人类的生活，因为精神使人类走向文明，在文明的后来阶段生活变得机械化，因此破坏了生活。理性主义、形式主义和机械性思想，科技和数学的发展等等都是精神的产品，干涉和限制人类的生活。他认为精神越尝握人类的生存，最后人没有了灵魂，破坏自然世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最终死亡。世界末日后，新的生命周期开始，精神不再占主导地位。他极度悲观认为文明是摧毁生命的「精神」统治。（网上参考） [5]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极具争议。主要成就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和书信。他的创作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由于他的作品坚持不懈的描述日常生活中无休止的心灵抗争，他的许多小说都弥漫着忧郁的情调。其诗歌作品则通常描述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小说的风格截然不同。 [6] 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7] 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8] Huey Pierce Long(1893-1935)，美国政治家，1928年当选易斯安那州长，执政期间越过州议会行使权力，大大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加强福利事业帮助穷人，获得优秀政绩，但被一些反对者指为独裁。 [9] appeasement [10] Heimwehr：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方组织。由保守农民组成，代表右翼势力。 [11] Huey Pierce Long (1893-1935)，美国政治家， [12] Vidkun Quisling (1887-1945)，挪威军人与政治家；在挪威被德军攻占之后出任新政权的总理。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捕，因叛国罪成立被枪决。「Quisling」一词成为英文字汇「卖国贼」的同义词。 [13] 原注2：Heymann, H., Plan for Permanent Peace, 1941. Cf. Bruning's letter of January 8th, 1940. [14] 原注3：Rauschning, H.,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1940. [15] Leon Trotsky (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 [16] Locarno Treaties罗加诺协议；欧洲多国在1925年于瑞士罗加诺签订七项协议。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 [17] 1938年9月29日，〔德国元首〕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Edouard Daladier，〔意大利〕墨索里尼签署〈慕尼黑协议Munich Agreement〉，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 割让给德国。没有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谈的捷克元首Eduard Benes抗议，张伯伦告知他英国不会为苏台德问题开战。英国民众普遍欢迎〈慕尼黑协议〉似乎避免了与德国开战，但被一些政治家抨击英国政府的行为不光彩，包括丘吉尔。1939年3月，德国军队进军捷克，希特勒撕毁了〈慕尼黑协议〉。张伯伦才意识到不能信任希特勒，英国的绥靖政策走到尽头。 [18] 原注4：British Blue Book, No. 74., Cmd. 6106, 1939. [19] War Communism，战时共产主义是苏俄在1918年至1921年国内战争时期推出的经济措施，旨在最大限度保障非常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城镇和军队的粮食与武器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