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八章 破坏性的紧张关系 这些一致性基础制度安排衍生了1879-1929年那半个世纪各种事件模式的有趣相似性。 许多国家有无尽的各种人物和背景、思想和历史经历，各国的变迁各有本国特色和局部重点，但世界文明的更多部份却具有相同结构。这种密切关系超越了人们使用类似工具、享受类似娱乐，以类似奖品奖励成就的共同文化特性。类似性反而是关乎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具体事件的作用，关乎集体存在的有时限组成部份。分析这些典型的强大压力可以揭示在当时产生独一无二历史模式的机制。 这些强大压力可以按照主要的制度范畴分类[1]。国内经济方面，「失业」这典型的苦难根源是失衡的最多变征兆：如减产、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减少。国内政治方面，压力来自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和僵持，本书归纳为「各阶级的紧张关系」。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环绕着国际收支平衡的各种困难，包括出口减少、不利的贸易条款、缺乏进口原材料以及外国投资减少；本书把这些特点形式的压力定名为「汇率压力」。最后，国际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分类为「帝国主义敌对」。 设想一个国家处于商业萧条又遭受失业打击；很容易看得出银行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可能决定的措施是受限于稳定汇率的紧急情况。除非求助中央银行，银行不能向产业界扩大或延续信贷，而中央银行由于货币安全，需要相反方向的政策，不会满足银行的需求。另一方面，如压力从产业界蔓延到国家，任何救济政策或公共工程的范围受到要求预算平衡的制约，预算平衡是稳定汇率的前题；而工会也许促使相关政党在国会提出问题。因此，金本位制会一如发钞银行一样制约财政部的行动，而立法机构要面对产业界面对的相同制约。 当然，国家范围内的失业压力可能由产业界或政府部门承担。如在特定情况下，工资的通货紧缩压力克服了危机，即是主要由经济领域负担压力。但如借助税款资助公共工程从而避免这痛苦措施，紧张压力的主要负担将落在政治领域（如政府措施漠视已有权利而强令工会削减工资，情况也是一样）。在工资承受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压力依然保留在市场领域内，以价格变化传达收入变化；在公共工程或限制工会的情况，法律地位或税收有变化，主要影响相关集团的政治地位。 此外，失业的压力也许会蔓延至国界之外，影响外汇；无论是以政治或经济措施应付失业问题，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下（本书假定一直有执行金本位制），任何导致预算赤字的政府措施都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另一方面，如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解决失业问题，国内价格会上升，打击出口，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无论是哪种情况，汇率会暴跌，国家感受到货币压力。 或许失业的压力会引发与外国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及弱国的国际地位：地位转弱，权利被忽视，受外国强加控制，国家欲求被挫败。强国的压力可能转变为争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帝国主义敌对的其他形式。 源于市场的压力就是这样在市场和其他主要制度范畴之间来回移动；视乎情况，这有时影响政府运作，有时影响金本位制或势力均衡体系的运作。各领域相对地独立于其他领域，倾向追求自身的平衡；如不能达致均衡，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正是这种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压力积聚和产生紧张状态，最终以多多少少的刻板形式爆发。十九世纪在想象中建造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而实际上是在把事情交给一定数目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的机制正是当时的统治势力。 1933年，一位经济学家在修辞上指责「绝大多数政府」的保护主义，可能是最接近现实现的说法。他质疑如政策被所有专家一致谴责为完全错误、非常不合理以及违背所有经济理论，这样的政策会否正确？他的答案是绝对的「不」[2]。不过大量文献没有什么可以说明对这些明显事实解释的本质；唯一的答案是各国政府、政治家和政客不停滥用职权，他们的无知、野心、贪婪以及目光短浅的偏见恐怕要为「绝大多数」国家一贯追随的保护主义政策负责。就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有充分理由的论点。自中世纪学院派蔑视科学的实践事实以来，从来没有以这样可怕的方式表达偏见。唯一的理性反应是以帝国主义狂热的神话来补充保护主义阴谋论的神话。 自由主义论点表达清晰时，声言在1880年代早期帝国主义热情开始在西方国家蠢蠢欲动，而且情绪化利用种族歧视破坏了经济思想家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情绪化政策逐渐积聚力量，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启蒙运动的力量有另一次机会恢复理智的统治，但是帝国主义意想不到的爆发，打翻了前进的马车，特别是新兴小国以及其后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无产」国家。狡滑动物（政客）击败了日内瓦（国联）、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这些人类的大脑中心。 通俗的政治神学把帝国主义视为没有慈悲的人类本性的象征，认为国家和帝国天性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吞灭邻国而毫无道德内疚。论点后半部很正确，前半部份不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帝国主义出现，扩张不是服侍理性或道德的理由，这是与国家和帝国从来是扩张主义者的事实相反。地域性协会不是必然急于扩充边界；城市、国家或是帝国都没有这样的冲动。反对意见只是把某些典型情况错认为普遍原则。实际上，与流行的成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有颇长时期的紧缩主义[3]，只是到了发展后期才转向帝国主义。 亚当•斯密首先反对帝国主义，他不仅预见美国独立战争，还预见下世纪的「小英格兰运动[4]」。期间中断是因为经济原因：市场从「七年战争[5]」迅速扩大，使帝国变得过时。欧洲各国接连在海外「发现」新地方，但海运缓慢、遂偏向在海外成立种植园；快速通讯使殖民地成为昂贵的奢侈品。不利于种植园的另一因素是出口远比进口重要；买方市场的理想被卖方市场取代，为求达到目的，卖方比竞争对手更低价出售，最后甚至比殖民者更低价。一旦英国丧失了大西洋的沿海殖民地，加拿大在1837年也脱离大英帝国；Disraeli甚至鼓吹放弃西非领地；奥兰治自由邦[6]提出要加入大英帝国，但没有成功；如今被视为世界战略枢纽的一些太平洋岛屿始终被拒诸大英帝国门外。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激切的保守党人都普遍深信殖民地是消耗性资产，注定要成为政治和财政负债。在1780至1880的百年中，谈论殖民地的人都被认为是旧制度拥护者。中产阶级谴责战争和征服是王朝的诡计，迎合和平主义（Quesnay是为自由放任主义争取和平桂冠的第一人）。法国和德国紧随英国之后；前者稍微放慢其扩张的速度，而法国的帝国主义是更专注欧洲大陆而非殖民地。卑斯麦不屑为巴尔干半岛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而且全力支持反殖民宣传。当资本主义企业渗进整个大陆，当东印度公司在急切的英格兰棉纺业出口商坚持下被解散，当藉藉无名的布匹商取代了驻印度的英国总督和行政官时，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态度：各国政府故意避开。Canning嘲笑代表赌徒投资者和海外投机者进行干预的想法。政经分离正扩散到国际事务。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很不情愿要清楚划分她的私人收益和私掠船的收益，而Gladstone首相[7]斥责认为英国外交政策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说法是诽谤。政权和通商利益融合，不是十九世纪的观念；恰恰相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政治家声言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是国际行为准则。只有在一些狭窄定义的情况，外交代表才会代表国民的私人利益而积极活动，但又公开否认这些偷偷摸摸的活动；如一旦被证实，相关人员会受到相应谴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维护国家不干预私营商业事务的原则。国内政府不应干预私营贸易，驻外机构要遵守国家方针，也应同样处理私营利益。投资绝大部份投放在国内农业；人们仍然认为对外投资是冒险，投资者常常血本无归，更被视为可耻高利贷条款的应有报应。 改变突然而来，而且在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同时发生。先有英格兰的国内发展，德国只滞后半世纪，世界的外部事件必然同样地影响所有贸易国家。这事件就是指国际贸易节奏加快和数量增加，以及土地完全流通，意思是以极小成本大规模把谷物和农业原材料在全球流通。这场经济地震扰乱了欧洲农村数千万人的生活。在几年内，自由贸易成了昔日黄花，而在全新情况下市场经济有进一步发展。 这些情况本身由「双重行动[8]」制定。国际贸易模式正加速铺开，但遇上旨在遏制市场多方面行动的保护主义制度阻扰。农业危机和1873-86年间的大萧条动摇了经济自行恢复的信心。之后，市场经济的典型制度通常只有在保护主义措施伴随下才有可能推行，因为自1870年代后期和18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正组建成为有组织单位，容易因为任何外贸或外汇交易需求导致各种混乱的痛苦影响。金本位制是市场经济扩大的最重要载体，因此也通常伴随着同时推行的典型保护主义政策，例如社会立法和关税。 集体主义合谋论的传统自由主义形式在这一点也与事实不符。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体系不是被自私的贩商和仁慈的社会法律任意破坏；相反的是金本位制的到来加速了这些保护主义制度的扩散；制度越受欢迎，固定不变的汇率就越难以承受。从这时开始，关税、工厂法和积极的殖民政策都是稳定外在通货[9]的先决条件（英国是例外，因为该国有巨大工业优势，正好证明这规则）。只有具备这些先决条件才可以安全引进市场经济的方法。如在缺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这些方法强行加诸无助的民众（例如在外国和半殖民地区），难以言喻的灾难接踵而来。 于此是帝国主义表面矛盾的关键：各国拒绝在没有任何限制以下彼此一起贸易，这在经济上难以解释而且不理性；各国反而要争取海外和外国市场。各国如此行事，原因只是一如无能为力、无法避开的民众的一样害怕；差别只是可怜殖民地的热带地区人民陷入无边痛苦和退步，濒临灭绝，而西方国家受到程度较少危险的影响，但仍然足以不惜代价回避和拒绝。以殖民地为例，威胁的本质并非经济，但结果是一样；除了偏见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以各项经济量度[10]计算社会混乱。实际上，面对失业的灾难、行业和职业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与心理折磨，预期社会漠不关心和孰视无睹，以为这只不过是长期而言可以忽略的经济效应，这种认识其实极之荒谬。 国家既是被动的承受压力，但又主动施加压力。如一些外部事件重压于国家，其内部机制以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将经济领域的压力转移到政治领域，反之亦然。战后时期曾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对一些中欧国家来说，战败建立了高度人为环境，包括赔偿形式的强大外部压力。在十多年间，主导德国国内情况的是外部重担在工业和国家之间转移：一方面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转移，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转移。全国都要承担赔偿，国内形势根据国家（即政府和企业结合）处理赔偿的方式而改变。国家团结于是紧扣金本位制，因此维持该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最重要的责任。Dawes计划[11]是为了保护德国货币特意设计。Young计划确定相同的条件。如不是因为有责任维持德国马克对外价值不受损害，不可能理解这时期德国国内事务的走势。因为对货币有共同责任，企业和各政党建立不可动摇的框架，工业和国家在这框架内适应这压力。战败德国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后果，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愿承受：即是在固定汇率的压力下，人为地整合国家，自豪地默默背上十字架，唯一的解释是顺从市场的必然规律。 可能有人反对以上的概要是过度简化。市场经济不是在一天之内起动，三个市场不像三头马车在竞跑，保护主义也不是对所有市场都有相同影响等等。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只是这遗漏了争论的要点。 诚然，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从颇为发达市场中创造了新机制，统一了已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市场，把各自的功能协调成为单一整体。而且，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在那时进展顺利，金钱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也如此。在整个过程中，现在与过去联系一起，而且没有断点。 然而，因为制度的本质，其变化是突然而来的。关键阶段是英格兰建立劳工市场，如这市场的工人不遵守雇佣劳动的规则，他们就要面对挨饿的威胁。一旦采取了这种激烈的措施，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就乘时而起，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猛烈，以致在舆论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有力的保护性反应几乎实时发动。 此外，虽然产业各种元素的市场各有不同本质和起源，但发展状况是平衡前进，不可能有其他情况。保护人类、大自然和生产性组织等同干预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交易媒介）等市场，因此事实上是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既然干预的目的是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环境，给予一些地位安全感，那么干预必然要减少工资弹性和劳工流动性、使收入稳定、生产持续、推动国家资源由公共控制以及管理货币，以避免价格水平有令人不安的变化。 1873-86年期间的经济萧条和1870年代的农业困境永久地增加这种压力。在经济萧条开始时，欧洲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全盛期。新德意志帝国强迫法国接受两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后者承诺免除生铁关税和推行金本位制。萧条期结束，德国已树立各种保护性关税，建立全面的垄断组织，设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正在实行高压殖民政策。普鲁士主义曾是自由贸易的先驱，显然对转向保护主义的少许责任不是多于引入「集体主义」的责任。美国的关税比德国更高，而且有自己方式的「集体主义」，大力津贴远程铁路建设和发展庞大的垄断集团。 不论其民族精神和历史，所有西方国家都遵循相同趋势。[12] 有了国际金本位制，最具挑战性的市场方案付诸实施，意味着市场完全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世界贸易如今意味着在自发调节市场下，全球的生活组织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构成，又有金本位制作为这庞大自动系统的监护人。在这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表演中，各国和各民族只是傀儡而已，借助中央银行和关税以及移民法的帮助，保护自身免遭失业和动荡的伤害。这些措施旨在抵消自由贸易和稳定货币的破坏性作用，为求达到目的就要干预那些机制的运作。虽然每项限制措施有其受益者，其超额利润或超额工资是向其他所有公民征税，但通常只是税额不合理，而不是保护措施本身。从长远看，价格曾全面下降，人人受益。 无论保护是否合理，干预的作用暴露了世界市场体系的虚弱。一国的进口关税妨碍另一国出口，迫使后者在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寻找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是强国之间为了争夺把贸易扩大到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的特权。由于狂热生产导致抢夺原材料供应，这加大了出口压力。各国政府支持在落后国家做生意的国民，彼此为了贸易和国旗竞赛。各强国的志向是帝国主义和不经意为独霸天下做准备，但发现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严格保持国际金本位制的完整又是势在必行。这是磨擦的制度性根源。 国境之内也有类似的矛盾。保护主义帮助把竞争性市场改变成垄断性市场。市场越来越不能形容为有竞争性成份的自主与自动机制。越来越多个体被协会取代，劳动力和资本联合结成非竞争性集团。经济调整变得缓慢和困难。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受到严重阻碍。最后，未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经济萧条，未调整的设备阻碍了无利可图的投资离场，未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社会紧张。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或资本市场，这种压力会溢出经济领域，要由政治手段恢复平衡。无论如何，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制度上的分离是市场社会的构成，不管涉及什么紧张状态都要维持。这是破坏性压力的另一根源。 本文的叙述快近尾声，然而还未揭示部份论点。因为即使本书确确实实证明了巨变的核心是市场理想国的失败，本书依然有责任展示这成因是如何决定现实事件。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历史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塑造。虽然历史极为丰富和多样性，历史长河有其周而复始的各种情况和选择可以说明一个时代各类事件的脉络。如在某程度上可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主宰潮流和逆流的规律，大可不用理会不可预测的边缘乱流。 在十九世纪，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国家和国际活动要满足这些条件的需要。那机制产生了两项文明特性：严格的决定论[13]和经济特征。当代观点往往把这两项特性联系，认为决定论源自经济动机的本质；这动机认为人会追求金钱利益。实际上，两项特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许多细节上很突出的决定论只不过是有各种可预测方案的市场社会机制的产物，其严谨被错误归因于唯物论动机的力量。无论个人动机为何，经济动机本身对大多数人来说远不及所谓感情动机来得有效，供求价格体系仍会始终维持平衡。 人是被新机制掌控，不是新动机。简而言之，压力来自市场领域，再扩散到政治领域，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只要世界经济继续运作，一国之内的紧张状况依然隐而不露。一旦金本位制这个最后存在的制度消失，各国内部的压力最终会释放。各国对新情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这些反应基本上是对传统世界经济体系消失作出的调整；当体系分解，市场文明本身也被吞没。这解释了难以置信的事实，即是文明正被无情制度的盲目行为破坏，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自动增加物质福祉。 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实际上是如何发生？如何转化为历史核心的政治事件？阶级力量的冲突决定性进入了市场经济垮台的最后阶段。 [1] unemployment, tension of classes, pressure on exchanges and imperialist rivalries. [2] 原注1：Haberler. G.,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1933, p. vi. [3] contractionism。 [4] 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自由贸易运动出现「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 movement」思想，主要内容是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批评英帝国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小英格兰主义者要求反思殖民地的作用，但本质上并不否定英帝国，而是从英国实际利益出发，主张建立政治文化帝国。这种思想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录自王本涛简介） [5]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63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组成两大交战集团（一方是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另一方是奥地利和俄国），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开战，争夺殖民地和领土。 [6] Orange State，美国佛罗里达洲的别号「柑橘之乡」。 [7]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94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 [8] double movement [9] external currency，在发钞国境外的该国货币。 [10] economic magnitudes [11]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要求德国按照条约赔偿66亿英镑，令德国经济严重衰退。1923年，由于德国未能及时赔偿，法国与比利时军队占领德国盛产煤和钢铁的西部工业重镇。这不但令德国人民震怒，而且增加其经济负担。为了解决困局，盟军赔款委员会任命美国人Charles G. Dawes主持会议，寻求各方同意的方案，但后来德国还是没有能力还款。盟军赔款委员又任命美国Owen D. Young筹划新方案，在1930年1月施行。 [12] 原注2：G. D. H. Cole认为1870年代是「整个十九世纪中社会立法最活跃的时期。」 [13] Determinism，决定论是哲学命题，认为事件的发生，包括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件因而发生。决定论相信宇宙完全由因果定律的结果支配，经过一段时间，有一连串事件从未中断地发生，任何一点只有一种可能的状态，不可能有自由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