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四章 市场和人 把劳动从其它生活活动中分离，使劳动受制于市场规律，即是扼杀存在的全部有机形式，并以原子化、个体化的不同类型组织取代。 实现这样的毁灭性计划，最好是运用自由契约原则[1]，实际意思是要清除诸如血缘关系、邻里、同行、宗教这些非契约组织，因为这都要求个人效忠，从而限制了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把这描述为「非干预」原则，只是表达了赞同明确干预的根深蒂固偏见，也就是说，干预会摧毁个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防止他们自发性重组〔非契约关系〕。 建立劳工市场的效果在今天的殖民地区非常显著。土著被迫出售劳动来谋生。为了达到这目的，必须摧毁传统制度，并防止重组，因为原始社会的个人一般不会受饥饿威胁，除非整个小区遭遇类似困境。例如在南非Kaffirs族人的围地制度下，「不可能穷途末路；无论谁需要帮忙，〔邻人〕毫不犹豫伸出援手。」[2] 北美洲的Kwakiutl族「从不会挨饿。」[3]「仅堪糊口的小区没有挨饿。」[4] 印第安人的农村社会同样承认需求不匮的原则，可以补充说大约一直到十六世纪初人道主义者Vives在索邦神学院[5]提出对穷人的现代观念之前，几乎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同一情况。个人不受饥饿威胁，使得原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比市场经济更有人性，但同时经济力较差。讽刺的是白人对黑人世界的最初贡献主要是引进如何利用饥饿的灾难。因此，殖民者可能决定砍掉面包果树，人为造成食物短缺，或者向土著征税，迫使他们贱卖劳动力。这两种情况的效果都类似英格兰都铎时代的圈地行动，导致游民漂泊。国际联盟[6]的报告恐怖地说到最近在非洲丛林出现了十六世纪欧洲场景中的不祥人物——无主孤魂。[7] 在中世纪后期，无主孤魂只活在社会「裂缝」[8]，然而却成为十九世纪漂泊劳工的前人。[9] 时至今日，白人可能依然在偏远地区偶尔这么做，为了从社会结构榨取劳动力这要素而瓦解社会结构，一如在十八世纪白人曾经为了同样目的同样对待白人。Ricardo构建的的劳动力市场是川流不息的人类生命受制于食物数量的供应，使Hobbes对国家的古怪构想相形见绌；国家巨灵的躯体是由无数人类躯体组成。虽然人们承认有惯常标准，劳动工资不能低于这标准，但这想法要有效果，就要迫使劳工只能选择没有食物或是在市场以任何价格出售劳力。这顺带解释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的疏忽，即是只有饥饿的惩罚，不是高工资的魅力，才有能力建立一个运作的劳动力市场。殖民地的经验也证实了这想法。因为工资越高，对土著的诱因越低；土著不同白人，不会受到本身文化标准驱使尽力赚最多的钱。早期劳工也痛恨工厂，感到屈辱和受折磨；除非受到体罚（不是身体致残），土著不乐意以我们的方式工作。十八世纪法国里昂生产商主张低工资，主要是出于社会理由，[10] 认为劳工过度工作和被压制才放弃与伙伴交往和放弃逃出听任主子命令的环境。「心甘情愿的劳工」要有一些先设条件：例如英格兰的法律强制和教区农奴制，欧洲大陆的严苛劳工警察，美洲早期的契约劳工。但最后阶段是运用「大自然的惩罚」，即饥饿，而且必须摧毁不让个人挨饿的有机社会。 保护社会的责任首先落在能够直接执行他们意向的统治者。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过于容易假设经济性统治者才会受益，而政治性统治者往往不能受益。亚当·斯密似乎不是这么认为，他极力主张英国直接统治应取代通过在印度的特许公司，认为政治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的利益平衡，后者的财富增加前者的税收，而商人的利益很自然与顾客的利益对立。 出于本身利益和倾向，英格兰地主有责任保护平民生活免受工业革命洪流的冲击。史宾汉兰制度是保卫传统农村组织的护城河，抵抗当时席卷乡村的动乱导致农业成为不稳定的行业。乡绅很自然不情愿向工业城镇各种要求屈服，首先起来全力对抗一场注定失败的百年之战。他们的反抗不是徒劳，而是拖延了几代人的衰落和争取到几乎是全面调整的时间，阻碍了关键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并在1834年「改革议会[11]」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时，地主把对抗转移反对工厂法。教会和乡绅鼓动人民对抗纺织厂厂主；如厂家取得优势会使得人们大力要求廉价食物，间接威胁要削减地租和税金。其中一位是Oastler：「牧师、托利党党员，保护主义者」[12]和人文主义者；工厂运动的主要人物还有混杂了保守党社会主义[13]的Sadler、Southey和Shaftesbury勋爵。但推动大量信徒的是各人对金钱损失的预感确实有充份的左证：英格兰曼彻斯特市出口商很快要求较低工资和较便宜的谷粮；废除史宾汉兰制度和工厂的发展事实上为1846年〈反谷物法[14]〉的骚动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偶然的原因，英格兰农业的崩溃整整推迟了一代。其间，Disraeli以抗议〈济贫法修正法〉为保守党社会主义打下基础，英格兰的保守地主以激进的新生活方法加诸工业社会。马克思赞扬1847年的〈10小时法案[15]〉为社会主义第一次胜利，是受启蒙的反动份子的成果。 劳动人民本身在这伟大运动中根本不是要素；形象地说，这运动的效果是让劳动人民捱过了中央航道[16]。一如Hawkins船长装运的黑奴一样，劳动人民在决定本身命运时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正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没有主动参与决定本身的命运而决定了英格兰社会史的进程；无论是好是坏，英格兰的进程与欧洲大陆大不相同。 漫无目的的刺激，新兴阶级的摸索和失误；很久以前历史已经揭示其独特色彩。政治方面，1832年〈议会改革法[17]〉拒绝英国工人阶级有投票权；经济方面，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区分工人和赤贫民，工人得不到救济；英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被定义。在未来一段时间，「未成形」工业工人不能确定救赎是否回归农村生活和手工艺。在史宾汉兰制度后二十年，劳工致力遏止自由使用机器：或是执行〈工匠法〉的学徒条款，或是一如Luddite派的直接行动〔捣毁机器〕。这向后看的保守态度是Owen主义运动的潜流，直至1840年代末期〈十小时法案〉，宪章运动[18]的衰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开始，人们才忘记过去。直至那时，新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不了解自己；只有密切注意并理解其半意识行动，才可以评估英国工人阶级未能平等分享国家生活引致的庞大损失。Owen主义和宪章运动已精疲力尽，英格兰国变得更贫穷；在这些事情的背景，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19]可以建立未来数百年自由社会的理想。 即使Owen主义运动只引发了规模不大的地方性活动，但在人类创造性想象方面是丰碑；即使宪章运动没有走出构思「国定假日[20]」以争取人民权利这核心的界限，宪章运动显示了有些人仍然在梦想他们的梦，对已忘记人类的社会有意见。然而Owen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都不是这种情况。Owen主义不是小圈子的启示，宪章运动也不是只限于政治精英；两个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成千上万的工匠、劳工和工人，组成现代史上最大型的社会运动。虽然两项运动不尽相似，但失败的程度类似，但前者已足以证明保护人民免受市场威胁的必要性是无可避免。 Owen主义运动本来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只是普通民众的欲求被工厂到来所打击，要寻找人控制机器的生存方式。我们看来这运动本质上的目的是要绕过资本主义。当然，这样的构思必然是相当误导，因为人们依然没有理解资本的组织角色和自发调节市场的本质。可是，这也许最能表达Owen的精神，要强调他从来不是机器的敌人。Owen认为尽管有了机器，人民依然应该是自己的雇主；合作或「结合」的原则可以解决机器的问题，不用牺牲个人自由或社会团结，不用牺牲人的尊严或他对同胞的同情心。 Owen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启示非常实用，而方法是建立在对人的整体理解。尽管各种问题本质上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食物质量、住房、教育、工资水平、防止失业、生病时的支持等等，但涉及的各种问题是一如所呼吁的道德力量一样广泛。如能找到正确方法，认为人可以找回存在〔意义和方法〕的信念就可以让运动的根源穿透人格形成的更深层次。极少有另一规模相近但稍欠智慧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信念把即使看似非常琐细的活动都赋予意义，因而无需设定任何信条。诚然，他们的信念是预言性，因为他们坚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场经济。 Owen主义是工业宗教，工人阶级是承载者[21]，其形式和方案之丰富无与伦比。实际上，这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始祖。成立合作社，以会员为主要零售对象；这当然不是常规的消费者合作社，而是由热心者支持的商店，利润用于促进Owen主义的计划，尤其是建立合作社乡村[22]。「他们的活动有教育性和宣传性以及商业性，目的在连手创造新社会」[23]。工会成员成立的「工会商店」本质近乎「生产者合作社」，方便失业工匠找到工作，或是如发生罢工时可以赚点钱。Owen式「劳工交易所」把合作社商店的精神发展成为独特的制度。「交易所」或「集市」的核心是各种工艺的互补性质；工匠满足彼此的需求，从而解放自己，以为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随后采用流通量很大的劳动券。这样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好；但Owen时代还没有探讨劳动工资以及甚至钞票的特点。社会主义与Bentham式运动丰富想象的大量计划，本质上和发明没有差异。不仅是反叛的反对派，受尊重的中产阶级也是在探索。Bentham本人有投资Owen在New Lanark的未来教育计划，还得到分红。Owen式会社是协会或同人组织，以支持上文提到的与济贫有关的乡村合作社；这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社的起源，是长期又卓越有成的概念。第一个全国性生产者合作社是「作业建筑商协会[24]」，有工团主义者的目标，试图通过建造「范围最广泛的协会」直接监管建造业，引人本身的货币，展示实现「旨在解放生产阶级的伟大协会」的手段。十九世纪的工业生产者合作社源自这事业。其后的建筑工人工会[25]及其「议会」萌生了更雄心勃勃和牢固的工会，短时间已有近百万工人工匠附属于其松散组织的工会联盟和合作社。工会的思想是工业和平革命；记得他们的运动初始时是以救世主形式出现，只是劳动人民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已足以使劳动人民的心愿难以压制，因此工业和平革命的想法看来没有矛盾。Tolpuddle蒙难者[26]属于这工会一个农业分会。「重建会社」[27]继续宣传工厂立法，并在稍后成立道德会社，是世俗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些组织全面开展非暴力抵抗。一如法国的圣西蒙主义[28]，英格兰的Owen主义表现出精神启蒙的所有特点；但圣西蒙致力耶教复兴，而Owen是现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耶教。世界各地都有模仿英国的消费者合作社，这当然是Owen主义最突出和实用的衍生成就。英国工业史最大的一次精神力量挫折莫过于消费者合作社失去动力，或更精确地说只是在消费者运动边缘存在。但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道德衰败之后，这民族仍然有弹力发挥和维持如此有想象力的新犹，这民族有无限智力和情感活力。 Owen主义的整体看法仍然残存着某些中世纪遗传的社团生活方式，见诸「建筑工匠协会」和他的社会理想「合作乡村」的农村情景。虽然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源头，但建议不是基于财产问题，财产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方面。一如圣西蒙主义，Owen主义遇上工业新现象，认识到机器的挑战。但Owen主义的特点是坚持社会方法，拒绝接受把社会分割为经济和政治领域，亦因而拒绝政治行动。接受有分隔的经济领域，意味着承认社会的组织力量是得益和利润的原则。Owen拒绝这说法。他的天赋认识到只有新社会才能够包容机器。对他来说，事情的工业方面决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这意味着他拒绝了社会的市场观点）。New Lanark工厂的经验让他明白工资只是工人生命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大自然与住宅环境，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以及就业稳定。（一如其他工厂，New Lanark工厂即使没有工作也发工资。）但调整过程包含更多因素。整体工业人口要有建立新社会地位的环境，就要顾及儿童和成人的教育，娱乐、舞蹈和音乐，以及人人有高尚道德和个人标准。来自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访客川流不息参观New Lanark，以为这是未来的保留地，完成了不可能的壮举，即是整体员工操作成功的工厂。但Owen支付的工资其实低于附近一些城镇的公司。New Lanark工厂的利润主要是因为工时较短而工人有较高生产率，这是因为卓越组织和工人有充分休息，这些优势胜过增加实际工资来慷慨提供体面生活。但后者已足以解释工人以阿谀奉承的态度紧贴Owen。他从这些经历汲取以社会方法解决工业问题，即是比经济方法更广泛。 尽管这有全面观点，但他有见识抓住了支配工人生活的具体事实的尖锐特性。他的宗教意识厌恶Hannah More的实用性先验论[29]，以及她的《廉价宗教小册子[30]》。有一本小册子赞扬一位在兰开夏煤矿工作的女孩。她九岁就要下矿井，为她少两年的弟弟当拉车工[31]。「她高高兴兴跟随父亲进入煤坑，埋首地下深处，少少年纪已不以性别为借口，和矿工做同样工作；这帮男人很粗鲁，但对社会有极大贡献。」在一次事故中她目睹父亲死于矿难。她后来申请做佣人，但由于当过矿工被歧视，女雇也当不成。幸运的是她的举止和耐性引起人关注，到煤矿查询，她有了很好的推荐，终于找到工作。小册子总结「这故事让穷人明白只要选择努力工作，必定可以脱离如此糟糕的生存条件，提升至某种程度的独立，悲惨的境遇也不能禁绝许多高尚美德的行为。」More姐妹团乐意和挨饿的劳工一起工作，但对他们肉体受苦没有兴趣，只是利用工人的宽宏大量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和功能以解决工业主义的实质问题。More坚持女主角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用的人，雇主的好评是女儿地位的左证。More认为正常运作的社会只需要这些。[32] Owen舍弃耶教，因为这宗教拒绝人可以掌握世界，偏重歌颂More笔下可怜女主角的假想地位和功能，而不是面对超越耶教新约经文揭示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苦况。没有人怀疑More的信念：她认为穷人越容易默默接受许其堕落的景况，就越容易转向寻求上天的慰藉；她坚信市场社会，认为这是穷人得到救赎和市场有序运作的依归。最有爱心的上层阶级深信这些耶教空话，与努力挽回社会的英格兰人民对工业宗教的创造性信念是南辕北辙。然而，资本主义仍然还是有前途的。 在Owen主义实践和不成熟倡议失败之后，几乎可以预见诉诸于许多不同冲动的宪章运动会乘时而起。这纯粹是试图通过宪法途径试图影响政府，追随以往中产阶级取得选举权的「改革运动」的传统路线。「宪章六条[33]」要求有效的普选权。六、七十年来，改革后的国会毫不妥协，面对群众对宪章派的广泛支持时不惜使用武力，自由主义者在1840年代对人民政府概念的憎恶，在在证明英格兰中产阶级不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只有在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以工业顺利运作为己任之后，中产阶级才把选举权向较高地位的工人开放；这时宪章运动已烟消云散，肯定工人不会利用选举权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扩展市场存在形式的角度来看，这可能言之成理，因为这有助克服劳动人民依然保留残存的根本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障碍；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已被工业革命连根拔起，如何重整老百姓的种种不同工作，这方面只字不提。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影响了他们分享领导权的能力，授予他们有投票权也不能改善这情况。统治阶级犯了错误，把僵硬的阶级统治原则扩大至另一类型的文化：为了避免衰退性影响，这文化要求联邦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统一。 宪章运动是政治性，比Owen主义更容易领会，但如对那时代没有一些丰富想象力，则不能够理解运动的情感强度或广泛范围。1789年和1830年把欧洲革命变成常规；1848年巴黎起义实际上是柏林和伦敦的预报，预告社会动乱爆发的精确程度比预告集市开张更为准确，「后续」革命迅速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镇爆发。伦敦极度紧张，因为包括宪章运动者在内人人期望以暴力行动迫使国会同意人民有选举权。（有普选权的成年男人少于15%。）1848年4月12日这一天是英格兰史上集结最多武力的一天，以保卫法律和秩序；几十万市民在那一天以辅警身份武装起来对付宪章运动者。巴黎革命来得太迟，未能把英格兰的平民运动带向胜利。由〈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1840年代苦难激起的反革命精神已逐渐减弱；贸易兴旺的浪潮增加就业，资本主义渐见成果。宪章运动者和平散去。国会稍后考虑他们的要求，下议院以五比一多数票不通过议案。数百万人签名没有作用。宪章运动者的奉公守法行为没有作用。胜利者的嘲弄使运动烟消云散，结束了英格兰人民建立平民民主的最大政治努力。一两年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宪章主义。 半世纪后，工业革命传至欧洲大陆。当地没有圈地行动迫使工人阶级放弃土地；更确切地说，高工资和城市生活引诱半奴隶农工放弃庄园移居到城镇，与传统的下层中产阶级交往，有机会学习城市语调。在新的环境中，他非但没有感到社会地位降低，反而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在二十世纪之初，低下阶层的城镇工人的居住条件依然恶劣，酗酒卖淫猖獗，但这与英格兰农工或世代相传佃农的道德和文化灾难无法相比，因为后者是无助地在工厂附近的贫民窟沉沦于社会和物质困境；在这方面，斯洛伐克或波兰的农工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拥有稳定住所的雇农变成现代大都市的工业工人。爱尔兰或韦尔斯的日薪工人或苏格兰高地人懒洋洋走过早期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小巷时，也许有相似经历；但英格兰自耕农的儿辈或被逐离家的佃农肯定没有觉得社会地位提高。然而，在欧洲大陆，不只最近得到解放的胡涂农民极可能提升至中产阶级的下层（古代文化传统的工匠和商人），社会地位稍高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都有相同处境，几乎一样被排除在实际统治阶层之外。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紧密结盟，以反对封建贵族和罗马主教势力。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结合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攻击专制主义和特权阶级。无论是十七世纪的乡绅和商人还是十九世纪的农场主和商贩，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有足够力量维护本身的权利，即使在1832年的近乎革命中也没有寻求劳工阶层的支持。此外英格兰贵族一直吸收最富裕的新移民，扩大最高社会阶层的范围，而欧洲大陆的半封建贵族依然没有与中产阶级的子女通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的制度，从而使贵族自闭于其它阶级。因此，迈向同等权力与自由的每一步，使欧洲大陆的中产和工人阶级同样受益。始于1830年（如果不是1789年），工人阶级参与中产阶级对抗封建制度是欧洲大陆传统的部份，但正如常言道中产阶级盗取了胜利的果实。但不管是胜是败，工人阶级取得经验，把目标提升到政治层面。这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明确了城市工人的视野，环境教导了城市工人使用其工业和政治力量作为高层政治的武器。英国工人在工会主义的个人和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无与伦比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的策略，把国家政治留给较有能力的人，而中欧工人成为政治社会主义者，惯于处理治国之道的各种问题，说真的是主要关心本身的利益，诸如工厂法和社会法案。 如果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有半个世纪左右的间距，那么建立统一的国家有更大的时间间距。英国在数百年前已实现统一，意大利和德国要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统一，东欧一些小国更晚一些。在这建国过程中，工人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过程一定包含了社会政策。卑斯麦通过采用社会立法这种新纪元形式试图统一第二帝国。意大利的铁路国有化加快了统一。奥匈帝国融合了多个种族和民族，国王一再呼吁劳工阶级支持中央集权和帝国统一。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这个较大领域内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有更多机会服务工业工人的利益。 唯物主义的先设概念模糊了工人阶级的轮廓。英国作家很难理解欧洲大陆观察员对〔英格兰〕兰开夏郡早期资本主义环境的极坏印象。他们指出中欧纺织业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与英格兰同行一样差劲。然而，这种比较掩盖了显著要点，即是欧洲大陆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而英格兰工人的地位下降。欧洲大陆工人没有经历史宾汉兰制度那样可耻的赤贫化，也没有类似〈新济贫法〉的灼热经历，他的社会地位从佃农改变，或更精确地说是升级成为工厂工人，并且很快成为有选举权和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因此避开了紧随英格兰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大灾难。而且由于效法英格兰的社会保护措施，欧洲大陆工业化时已可以调整适应新的生产技术。[34] 从社会意义来说，欧洲大陆根本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大陆工人需要的保护不是针对工业革命，而只是针对工厂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正常行动。大陆工人主要借助立法来实现保护，而英国工人更多依赖自愿性协会（工会）以及协会垄断劳动力的势力。相对来说，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计划早于英格兰，这种差异在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工人群众较早享有投票权。尽管容易高估强制性和自愿性保护方法（即立法与工会主义）的经济差异，但政治方面是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大陆，工会由工人阶级政党创立，而英格兰是由工会创立政党。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或多或少改变为社会主义，而在英格兰甚至政治性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工团主义。因此，普选权在英格兰提升国家团结，但有时在欧洲大陆有相反效果。评论家担心人民政府对经济体系构成危险，这体现在欧洲大陆，不是英格兰。 从经济角度看，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方法导致几乎一样的结果：都实现了原来的打算，即是破坏称为劳动力这生产要素的市场。只有当工资和物价一并下降，这样的市场才能实现其目的。从人的角度看，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工人收入极不稳定，绝对没有专业标准，可怜无依地任由市场突如其来随意摆布。Mises公正地指出，如工人「没有成为工团主义者，而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降低要求和转换地点和职业，最终会找到工作。」这总结了建基于劳动力商品化假设的制度的情况。商品不能决定在什么地方出售，用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价格转手，以及以什么形式被消耗或消灭。这位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写道：『没有人曾想到「没有工资」是比「没有工作」更好的用语，因为失业者错过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他说得对，但这不是他的创见；一百五十年前，Whately主教说过：「有人乞求工作时，他要求的不是工作，而是工资。」但以下的说法技术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是旨在维持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不相符的工资水平。」Mises质疑：若然不是工人「因为工资不符理想，拒绝劳工市场某些他们有能力和愿意做的工作」，不可能有失业问题。这清楚解释了雇主要求劳工流动和弹性工资的真正意思正正是上文把市场限定为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 所有社会保护措施的正常目的是破坏这样的制度，使其难以存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标准和规章制度能够保障所谓商品（即劳工）的人文特性的情况下，才允许劳动力市场保留其主要功能。有时有人指出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特别是工会没有干预工人流动性和弹性工资，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这目的正正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定律，使其离开市场轨道。 （参考阅读）王文霞：英国工会与工会主义的发展(1800-1880) [1]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contract [2] 原注1：Mair, L. P.,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3] 原注2：Loeb, E. M.,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4] 原注3：Herskovits, M. J.,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5] the 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 [6] League of Nations [7] masterless man。原注4：Thurnwald, R. C., op. cit. [8] 原注5：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9] 原注6：Toynbee, A.,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7, p. 98. [10] 原注7：Heckscher, E. F., op. cit., Vol. 11, p. 168. [11] Reform Parliament [12] 原注8：Dicey, A. V., op. cit., p. 226. [13] Tory socialism [14] Anti-Corn Law [15] 1847年〈工厂法〉Factory Act亦称Ten Hours Act，限制纺织厂女工和十三至十八岁青年工人每最期五天每天工时十小时，星期六八小时。 [16] Middle Passage。奴隶贸易时代，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之间形成三角形航运路线。「中间航道」是欧洲前往南北美洲的中手航程，泛指旅途的中段。。 [17]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18] Chartism，1838-48年英国劳工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 [19] Anglo-Saxon，泛指五世纪至十一世纪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生活，其语言和种族近似的多个民族。 [20] national holiday。所谓「国定假日」其实是1830年代工运份子计划全国大罢工，以争取政治改革。 [21] 原注9：Cole, G. D. H., Robert Owen, 1925. [22] Villages of Co-operation [23] New Society [24]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 [25] Builders' Union or Guild [26] Martyrs of Tolpuddle；1832年，英格兰南部Tolpuddle村六名农业工人成立友谊会，抗议工资过低。当时法律禁止宣誓加入会社，六人被定罪流放澳大利亚殖民地。此案引起民愤，掀起英格兰首次大型示威抗议，六人先后获释回国。 [27] Regeneration Societies [28] Saint-Simonianism；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由Saint-Simon发起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他的著作关心工业化和科学发现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他认为社会要重整，先要放弃传统的时空观念，才可以演变成为人人各尽其力的有生产力社会，这是「真正平等」的基础。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斯，John Stuart Mill和其他思想家及社会理论家。 [29] transcendentalism [30] Cheap Repository Tracts；1795 至1797年间，Hannah More策划和出版约一百二十份宗教小册子，廉价出售，读者是略懂文墨的穷人。小册子批判酗酒、放荡、懒散、赌博、暴力集会；赞扬诚实、勤俭、忍耐和安于本份等美德。小册子颇为成功，每年销量有二百万份。 [31] 原注10：More, H., The Lancashire Colliery Girl, May, 1795; Cf. Hammond, J. L. and B., The Town Labourer, 1917, p. 230. [32] 原注11：Cf. Drucker, P.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939, p. 93, on the English Evangelicals;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 pp. 21 and 194 on status and function. [33] Six Points of the Charter。伦敦工人协会的人民宪章运动提出的六项政治改革：一人一票、保护投票选民、选民资格不以财产甄别、议员受薪、公平选区规模、议员任期一年。（资料） [34] 原注12：Knowles, L.,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