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

前言

　　本书在其酝酿阶段的原名为《马克思与生态学》。在写作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本书更名为《马克思的生态学》。书名的变更标志着最近几年我对马克思（以及生态学）的思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多人都对我的这种变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马克思常常被看作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但是，由于我一直非常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批评。据我所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意识。但我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1994）的时候，我仍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其思想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认为这些生态观点对于我们当今的生态学知识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贡献；认为他的思想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生态学所追切需要的，而在通常情况下生态学所使用的都是非历史的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概念。

　　我明确认识到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我的朋友艾拉·夏皮罗（Ira Shapiro）总是提起这个问题。他是移居纽约的侨民，曾当过农民、木匠、工人阶级哲学家，在那个时候也是我课堂上的一名学生。艾拉反对所有按照传统方法解释马克思的做法，他会指着马克思论述农业和土壤营养循环问题的有关段落对我说：“看看这段。”虽然我注意倾听，但仍然不能领会我所听到的话的全部含义（与艾拉相比，在这方面我是受到局限的，因为我没有在田间工作的实际经验）。在同一时期，我的朋友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一位激进的行动主义者、社会学家、兼职教授，也是一个专业的养蜂人——建议我好好看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里面有关于科学和自然主义的论述。我再一次听从了他的话，但我还有疑惑。难道“自然辩证法”从一开始就存有缺陷吗？

　　我多年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对生态唯物主义的探索。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Lukács）、柯尔施（Korsch）和葛兰西（Gramsci）的著作之中，之后一直延伸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挑战的很大部分是针对从1890年1930年，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都支配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实证主义的）。我在此强调的重点在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它根植于马克思的实践观；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综合了美国《每月评论》的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E.P.汤普森（Thompson）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历史文化理论。但是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好像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

　　确实，像英国汤普森和威廉斯，以及与美国《每月评论》有联系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迈格道夫（Magdoff）和布雷弗曼（Braverman）这类的思想家，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广阔的自然-物理领域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意义，并且都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态思想作出了责献。但是，已经成为我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的卢卡奇和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却否认了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实质上，是对实证主义放弃了全部领地。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当代生命科学中更具有辩证法传统并与理查德·雷文廷（Richard Lewontin）、理查德·雷温斯（Richard Levins）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的工作有关的一种选择。（在这种意识最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它就成了《每月评论》长期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自然和物理科学之间的联系的一个结果。）不过，当时我还不熟悉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现实主义。

　　更糟糕是，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生物科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外，因为在生物科学中还保留着唯物主义的某些历史）一样，我对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知道得不多。我的唯物主义完全是关于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从哲学上说，这种唯物主义涉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挑战，但它却忽略了哲学和科学当中的范围更广阔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正如它所传承的那样，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马克思——尽管他一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赖以与机械唯物主义决裂的基础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足够的了解。

　　我最终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在这里，不可能说明我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也许指出下面的一点是一个例外）。如果在我的思想中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这个转折点是在《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出版不久开始出现的。当时我的朋友——激进的律师、著名的学者、《每月评论》中的同事约翰·马吉（John Mage）说，我在我的这本书及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我在试探性地采用“浪漫绿色”的观点时犯了一个错误，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来源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约翰提出了马克思与培根的关系以及在17世纪出现的“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的历史意义的问题。慢慢地，我意识到，必须从头重新认识科学与生态学的全部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在绿色理论中，培根说普遍认为是敌人？为什么在19世纪关于生态的讨论中，达尔文（Darwin）常常被忽视（除了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他联系在一起之外）？马克思与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早就得出结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在这一方面，我深受培根那段著名格言的影响：“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新工具》）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追溯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问题，答案好像就在那里，要从头重新考察我们的社会理论以及它与生态学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其出现的过程，辩证地进行考察。

　　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的是一个和侦探小说的特征有些相似的故事，各种不同的线索都无情地指向一个单一的、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培根和马克思，甚至达尔文（虽然不是很直接）的唯物主义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伊壁鸠鲁（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启蒙者——他著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采用——伊壁鸠鲁在为世界作出一个符合辩证法定义的斗争中为我提供了一幅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

　　根据一条密切相关的研究线索，我发现，马克思对伟大的德国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著作的系统研究——这项研究源于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导致了他得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中心概念——他对自然异化的成熟分析。然而，为了完整地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重新认识19世纪中期在“第二次农业革命”背景下出现并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关于土壤退化的历史争论。这里直接包含着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许多论述（参阅第五章）。我非常感谢赫特福德郡英国农业研究所洛桑试验站的莉丝·奥尔索普（Liz Allsopp）和她的同事们，她们将珍藏在洛桑试验站档案中的吉尔伯特夫人（Lady Gilberts）所翻译的李比希的“导论”借给我使用。在进行这项研究中，我从与弗雷德·迈格道夫（Fred Magdoff）和弗雷德·巴特尔（Fred Buttel）共同编辑《每月评论》的1998年7-8月特刊——该特刊的刊名为《渴望利润》，现在已扩展为一本书——的密切合作中受益匪浅。我还得到了约翰·哲米尔（John Jermier）的支持，他是我在《组织与环境》期刊的合作编辑。本书的部分内容在早些时候曾以不太成熟的形式在1997年9月号的《组织与环境》和1999年9月号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

　　鉴于本书试图阐述的学术历史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领域就像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所涉及的领域一样，是有些不搭界的，因此，我显然需要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对话者，而这个角色自始至终都是由约翰·马吉担任的，他熟悉经典，对历史与理论具有非凡的理解力，面且还像律师一样精通辩证法。他逐行逐句审阅了本书，在此，我向他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对于本书难免还存在的一些错误，尤其是非常难以发现的错误，完全应该由本人负责。

　　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权威性著作《马克思与自——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1999）不仅构成本书写作的部分背景，而且也是本书所提供的分析的必要补充。如果有时我没有完整地阐述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存在已经使这项工作成为不必要的或多余的了。多年来，与保罗之间进行的互有启发性的对话对深化后面的分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衷心地感谢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哈里·迈格道夫（Harry Magdoff）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这三位《每月评论》的编辑，感谢他们的鼓励以及他们给我带来的榜样的力量。保罗一直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这是鼓励我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的主要动力。每月评论出版社社论部主任克里斯托·弗费尔普斯（Christopher Phelps），从本书的酝酿阶段就参与本书的工作，并在很多重要方面给予我帮助。

　　毫无疑间，爱和友谊是一切真正的创造所必需的。在此，我感谢劳拉·坦伊金（Laura Tamkin），并与其一起分享我的梦想。应该感谢的还有索尔·福斯特（Saul Foster）和艾达·福斯特（Ida Foster）以及比尔·福斯特（Bill Foster）和鲍勃·梅切斯内（Bob MeChesney）。我把本书献给索尔和艾达以及他们这一代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