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十一章 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周年纪念
自200年前的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首次发表《人口论》以来，还没有一部著作像这本书一样构筑起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也没有哪部著作招致英国工人阶级极大的仇恨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如此强烈的批判。虽然马尔萨斯古典形式的人口原则早在19世纪中叶就从人们的认识中大部分消失了，但它还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19世纪后期，由于达尔文主义革命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有了新的生命。而到了20世纪后期，马尔萨斯主义又以新马尔萨斯生态学的形式重新出现。
今天，马尔萨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位生态思想家，这与被标记为反生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主要是反对马尔萨斯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即便是像特德·本顿这样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也会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认识论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地作出了乌托邦式的过度反应”，这使他们轻视（或拒绝）“任何最终的人口自然限制”和实际的总体限制。面对马尔萨斯的自然限制论，我们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普罗米修斯主义”——即对于技术克服所有生态障碍的能力的盲目崇信——予以回应。[1]
[1] 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New Left Review,no.178（November December 1989）,pp.58-9,82.本顿将马尔萨斯称为“认识论的保守派”，是他接受了马尔萨斯早期的修辞方法。马尔萨斯称他发现孔多塞和戈德温提出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景象十分诱人，但还是要被迫放弃，因为他们与地球人类的状况不相适应（这是马尔萨斯时代十分常见的修辞方法）。考虑到马尔萨斯的阶级本性和他著作的整体特征，显然他在这里说的话是没有诚意的。他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理论家，并不是革命启蒙思想失望的代表。关于本顿的批评，见Paul Burkett, ”A Critique of New-Malthusian Marxism: Society, Nature and Pop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2（Summer 1998）, pp.118-42; John Bellamy Foster, ed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7）, pp.149-62。
因而，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20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马尔萨斯的立场、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应的本质以及这与近代有关生态和社会争论的关系，似乎是十分相宜的。与大多数的阐释相反，马尔萨斯主义并不是关于“人口过剩”威胁的理论，当然在将来的某一天人口过剩也许会到来。他的真正意图是要强调，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存在着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矛盾压力。这就是说，从传统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实际效果上的“人口过剩”这种现象。1844年，恩格斯十分正确地写道，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逻辑，“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1]马尔萨斯的观点远非是对生态的贡献，本质上讲，它是非生态的（甚至是反生态的），因为他的理论根本含义是试图证明，未来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穷人境况更根本的改善是不可能的。
[1] Friedrich Engels,” Outline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4）, pp.212,221.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他有生之年出版过6次（1798,1803,1806,1817,1826）。1803年版的篇幅几乎是第一版的4倍，却没有包括第一版的大部分章节。该版还采用了新的书名，标志着它的论点发生了转变。所以，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本全新著作。1803年以后的版本，书的内容只有较小的改动。因此，马尔萨斯1798年版的著作通常被称为第一版《人口论》，而1803年版（包括1806,1807,1817和1826几个版本）则称为第二版《人口论》。为充分理解马尔萨斯的总体观点，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立场从第一版到第二版的转变。[1]
[1] 第一版《人口论》及以后的相关参考，见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a Summary View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Harmmondsworth: Prnguin, 1970）; Thomas Robert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or 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With an Inquiry into Our Prospects Respecting the Removal or Mitigation of the Evils Which it Occa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2 volumes.
第一版《人口论》
第一版《人口论》的全称是，《论人口与未来社会进步关系的原理：兼评戈德温先生，M·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家的观点》。从题目可以看出，他是想试图介入关于未来社会进步问题的一场争论。具体问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761年一位爱丁堡牧师罗伯特·华莱士出版的一本书，题目为《人类、自然和上帝的各种前景》。华莱士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曾说明，人口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将倾向于几何级增长，每隔几十年就要翻一番。他在《各种前景》—书中描绘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如果有可能创立一个平等基础上的“完美政府”，那么这种政府最好是暂时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口将急剧增长，地球最终将拥有过量的人口并失去奉养这些居民的能力”。最后将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地球即使做出最辛勤的努力，也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东西来满足它如此众多的居民”。华莱士继而建议说，如果能够通过减少人口压力来阻止人类罪恶，阻止与“地球上的人类境况”不相适应的政府出现的话，那倒是求之不得的事情。[1]
[1] Robert Wallace, Various Prospects of Mankind, Natural, and Providence （London: A. Millar,1761）, pp.107,114-7,125.
华莱士的观点遭到威廉·戈德温的强烈反对。戈德温在他的《探究政治公正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书中，阐述了他建立更加平等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启蒙主张。该书1793年第一次出版，1795年再版，1798年三版（该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作为对华莱士“任何完美政府终将导致人口过度增长并破坏其生存”的观点的回应，戈德温认为，人口增长“在事物一般的发展进程中也许永远不会超越其生活资料”。人口倾向于在社会中按财富和工资状况进行调节。“在劳动力价格大幅降低，而增加的人口促使其进一步降低的地方，人们不可能不处在极度恐惧之下，而去重视早婚多育。”戈德温认为，“有许多实际办法可以用来限制人口：像古代常见的弃婴；施行流产术——据说该办法一直在锡兰岛使用，或者像修道院里流行的某种程度的两性节欲。”他坚持认为，即使没有这些极端的手段和机构，“源自社会总体状况的鼓励或压制也会在实际运行中发挥全能作用”。[1]
[1] 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46）,vol.2, pp.515—8.
马尔萨斯则通过扭转争论的形势推翻了戈德温的观点。不像在他之前的华莱士那样，主张一个“完美政府”最终会因地球充满过多居民而遭到毁灭，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和食物供应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趋于平衡的倾向。但是，人口如果不加以限制将趋于几何级增长（1,2,4,8,16）,而食物充其量只能呈算术级增长（1,2,3,4,5）。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限制人口，确保人口与有限的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小的浮动除外）。马尔萨斯认为，这些限制方式可以归纳为各种形式的罪恶与贫困，诸如可以限制生育（马尔萨斯时代的一种普遍看法）的婚前乱交、疾病和瘟疫，并且如果所有其他限制方式还不足以奏效，那么最后还有可怕的饥荒。由于任何时代都需要罪恶与贫困来维持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所以戈德温和孔多塞等思想家所预想的未来社会的完善是无法实现的。
马尔萨斯本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并未使用“人口过剩”这类字眼——倒是批评家们从一开始便使用上了。[1]以马尔萨斯18世纪末的眼光看，这些人口的自然限制十分有效，因而就地球最终会出现人口过密而言，这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人口过分拥挤”的问题并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存在（如戈德温所言），而是始终在发挥着影响，即便是在地球的大部分还尚未开发的时代，这种情形就早已发生。他在回应孔多塞时写道：“孔多塞先生认为，世界人口超出生存极限的时代在极其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恰恰相反，如果人口和食物按我测定的比例增长基本属实的话，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在以后几版书中，该术语改成“简易生活资料”）的时代早已到来，而且这种持续不断地造成周期性贫困的必要起伏早在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了。”（第一版《人口论》，第120、124、134页）他在1803年版的书中写道：“除戈德温先生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想象着我所关注的是未来有些时期人口将比现在更严重超出其生活资料，并且源于人口原则的罪恶与其说是现实存在，不如说是想象之物——这完全是对我的观点的误解。”（第二版《人口论》，卷1,第329页）
[1] 马尔萨斯始终避免提及当代意义上的地球人口过剩，甚至还在自己的著作里改正了几处他无意中留给人们的人口已超过生活资料的印象，将其改成简易生活资料。见Edwin Cannan，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17），p.108。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相对缓慢或停滞的增长是迫于生活压力的征兆；而人口的髙增长率则说明这个国家人口不足。他曾写道：“通过观察现代欧洲的主要国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自农牧社会以来人口增长—直非常迅速，但目前的速度已十分缓慢。以往每隔25年数量就翻一番，而后来则需要三四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到。”（第一版《人口论》，第89页）用马尔萨斯的话说，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口已达到了生活极限这一现实。
马克思强调说，算术比率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惟一的独创观点，但对此马尔萨斯也没有多少证据。他只是认为这一观点符合任何一个对农业国家有学识的观察家被迫承认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而已。如果确实存在着马尔萨斯算术比率的基础，那就能够在他对自然的前达尔文认识中找到答案（在他那个时代，以卡罗勒斯·林奈和威廉·培利等思想家的著作为代表），在这方面，他认为“改进”动植物物种的余地极为有限。
诚然，后来通常把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土地收益递减律视为马尔萨斯算术比率的基础。但该理论——除马尔萨斯最凶险的敌人之一、绅士农场主和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的著作之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甚至连其萌芽的状态也从未存在过，并在马尔萨斯6个版本的《人口论》中也不见踪迹，仅有个别模糊的暗示而已。所以该理论不能被视作马尔萨斯论点的基础。正如伟大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评述的那样，“土地收益递减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根本见不到。”[1]
[1] Joseph Schumpet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1954）, p.581.
而且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人现代土壤科学的著述问世之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发表了近40年。因此，马尔萨斯与他伟大的同代人大卫·李嘉图一样，认为土壤生产力的改进也十分有限。同样，像马克思继李比希之后所论述的那样，土壤退化也不是问题。马尔萨斯认为，土壤的特性并不受制于历史的变迁，而只是“自然赋予人类的礼物”，并且如李嘉图所言，“是不可毁灭的”。[1]
[1] Thomas Robert Malthus, Pamphlets（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1970）,p.185；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67.
马尔萨斯没有为自己的算术比率提供推论基础，并且在论证过程中也被迫承认有时食物也能适应人口增长而呈几何级増长——从而伪造了自己的命题——这一事实却没有逃过他同代批评家们对其学说的无情抨击。所以，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人口论》（1806年版）中就只好诉诸纯粹的反击而不是论证。他指出：“人们说我写了一部四开本的书来证明人口以几何级增长，而食物以算术级增长，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考虑的第一个命题在以美国为例时便被证实了，而第二个命题一经阐释完也便被证实了。”（第二版《人口论》，卷2,第212页）他同代的—位批评家这样评论说，“这些解释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一定是说承认几何级增长证据不足，而断言算术比率压根就没有证据。”[1]
[1] Piercy Ravenstone,quoted in Kenneth Smith, 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1）,p.224.
所有这些意味着第一版《人口论》其论点显然缺乏有力证据。按照这一逻辑，即使接受马尔萨斯的比率观点，从道德上无论是节制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婚姻（并且没有其他性交往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并且道德对婚姻内生育的限制也是不可能的（马尔萨斯从未放弃反对各种避孕的形式）。这样一种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有背于当时英国有产阶级的婚姻观念。因此，面对批评，马尔萨斯最终还是被迫承认某种道德节制（特别是在上流阶层）确实是可能的——但他以极其严格的术语将这种道德节制定义为“在慎重考虑基础上的（通常与财产有关）暂时或最终节制婚姻，并在独身状态严守贞节”。对马尔萨斯来说，实行这种定义狭隘的道德节制“没有多大威力”。尽管如此，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他反击戈德温和孔多塞的论点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威力。
第二版《人口论》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人口论》中承认了道德节制的可能性，因此与第一版已大相径庭。为反映这种不同，第二版的书名改为《论人口原理，或者关于它过去和现在对人类幸福影响的认识；关于我们清除或减少它所引发罪恶前景的研究》。题目中已不再涉及“未来社会进步”的问题或提及戈德温和孔多塞。第二版《人口论》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英国的《济贫法》，该主题在第一版《人口论》中只处于次要地位。
在伟大的马尔萨斯研究者帕特丽夏·詹姆斯（《人口论》多注释版的编辑）看来，“正是1803年版的《人口论》（第二版的最早版本）给近代思想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第二版《人口论》简介，卷1,第ix-xv页）原因是该书对贫民进行了严厉抨击。虽然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人口论》的前言中说，他要“努力柔化一版中部分结论的严厉性”，但这主要还是指他所介绍的道德节制的可能性（主要适用于上层社会）。而对于贫民（他相信这些人不可能具有道德节制），他在书中的态度比以前更为严酷。正是在这版书里，特别是1803年版本，人们看到了最臭名昭著的段落。他这样写道：“关于私生子，在给予适当关注之后，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们获得教区补助。相对而言，这种婴儿对社会毫无价值，因为其他的婴儿会很快取而代之。”（第二版《人口论》，卷2,第141页）他还以同样冷酷的笔调写道：
一个降生到这个固有世界上的人，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生活资料，并且如果社会不想要他的劳动，他就无权获得最小份额的食物，那么事实上不论他在哪里，他都是无用的了。在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的空位。她要让他离开。如果他得不到某些客人的同情，她就将执行自己的命令。如果这些客人站起来为他匀出空间，其他一些人会马上闯进来要求同样的恩惠。宴席的秩序与和谐将被扰乱，原本丰盛的食物变得匮乏。客人们在明白错误时已为时太晚，他们对所有的闯入者并没有遵循盛宴女主人的严格命令。女主人希望所有的客人有丰盛的食物并且知道她不可能为无限的客人提供食物，所以在桌子已经坐满的时候，她会人道地拒绝新来者。（第二版《人口论》，第127-128页）[1]
[1] Thomas Robert Malthus, Occasional Papers （New York: Burt and Franklin,1963）, p.139.
这段声名狼藉的话也和前面引述的那段一样，在《人口论》后来的版本中删除了。但它反映出的基本观点——主张贫民无权获得哪怕最小的救助，并且任何违背“女主人”（代表自然规律）意志邀请他们参加“盛宴”的行为，只能导致痛苦的结局——仍然是第二版《人口论》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马尔萨斯写道：“从食物的本质来说，我们救助贫民的结果只能是帮助他们把更多的孩子养育成人。”（第二版《人口论》，卷2,第192页）马克思在1844年评论说，马尔萨斯理论的实质是“慈善事业助长了社会祸害”。贫穷是“从前人们用慈善事业不够来解释的现象，现在开始用慈善事业过多来解释了”。[1]
[1]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1974）, pp.408-9.
马尔萨斯的观点从一开始就表达出一层更严酷的含义，既然任何时期维持工人生计的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那么从总体上提高工人工资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有限供给的价格上涨，所以它并不能帮助工人购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这一错误的理论——用更诡辩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著名的“工资基金学说”——当时被用来论证工会组织利用这种手段改善工人总体的生活状况是不可能的。
因此，马克思十分公正地写道：“马尔萨斯的见解十分荒谬和幼稚。”[1]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荒谬和幼稚有一定的根源。1819年，威廉·科贝特代表工人阶级将谴责“新教牧师”的怒火对准了马尔萨斯，同马尔萨斯主义及其对贫民的攻击展开斗争——不仅谴责了阶级统治，同时也谴责了对新教教条狭隘的道德屈从。用科贝特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中厌恨过许多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你一样令我如此憎恶，没有合适的词汇可以描述我对你的仇恨，所以只有一个词最符合你这种人的性格，我叫你‘新教牧师’，该词除了其他贬义外，还有买卖自治城市议会席位工具的意思。”[2]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英国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已完全让罗伯特·华莱士、约瑟夫·汤森、托马斯·查默斯和马尔萨斯本人这些清教牧师，或“可敬的三流作家们”控制了主动。在达尔文之前的时代，为已确立的秩序提供自然规律的辩护，是这些“神职自然主义者”公认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观察的那样，马尔萨斯得到了英国政治寡头的喝彩；这个政治寒头对大陆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因而对马尔萨斯“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的角色极为赞赏。[3]
[1]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68）, p.117.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lthus, edited by Ronald L. Mee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4）, pp.118-19.
[2] Cobbett, quoted in Smith, 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 p.120.
[3] Karl Marx, Capital, vol.1, （New York: Vintage,1976）, p.766.
这些狭隘的教士式的价值观，也许没有比在马尔萨斯关于妇女轻浮问题的观点中表达得更清楚明确的了。因此他曾试图证明强加于妇女头上的双重标准的合理性，认为妇女“在社会的驱使下犯罪（婚外失贞，特别是导致怀孕），对此男人不必受到什么惩罚”，因为这是“避免给社会不断造成麻烦的最明显最有效的办法”。（第一版《人口论》，第142页）
在攻击英国的《济贫法》中，马尔萨斯论证说，食物增长的局限性虽然阻碍了人口的增长，但社会要么在低平衡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存在，比如中国，那里的人口被迫生活在实际是饥饿状态下，要么在高平衡的条件下存在，比如英格兰，那里的贵族、绅士和中产阶级能够享受自然的“盛宴”——只要把贫民拒之门外并且利用饥荒之外（以及弃婴这类手段之外）的限制手段保持人口下降。他的最大恐惧——也是他帮助灌输给英国政治寡头的最大恐惧——就是人口大量增长与平等观念相结合，“社会的中产阶级将与贫民混合在一起”。[1]
[1] Malthus, Pamphlet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17）, p.18.
马尔萨斯的这种恐惧（并且资本主义需要保持高比率的剥削，亦即群众的相对贫困）出现在1834年《新济贫法》最终通过之后。该法的目的是确保工人和贫民从许多方面在工厂受剥削，甚或忍受缓慢饥饿也不通过《济贫法》寻求救助。
1817年8月，马尔萨斯给李嘉图写了一封信，在回应爱尔兰饥饿与贫困问题时他写道，首要的目的不是救助贫民的条款，而是剥夺农民的土地：“与英格兰相比爱尔兰的土地居住了过多的人口；为有效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大量人口要离开土地到大制造业和商业城镇中去。”[1]
[1] “Malthus to Ricardo”, August 17,1817, David Ricardo,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 vol.7, p.175.
科贝特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憎恨马尔萨斯的原因与他的深远影响有关。马尔萨斯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样的中产阶级改良者，而且还扩展到了弗朗西斯·普莱斯这些具有工人阶级思想家和活动家头衔的人身上。普莱斯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工资基金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生育成了阶级组织的某种替代物——但普莱斯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扰乱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正是因为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为统治利益服务的作用，所以像熊彼特说的那样，“教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当时的正统经济体制中受到坚定保护，虽然事实是1803年前的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普遍被认为经不起推敲或者是毫无价值，这样说的另外一些原因是该书很快又出了多个版本”。马尔萨斯虽然承认了道德节制是一个因素，但他并没有在这方面更多地完善他的理论，而是像熊彼特进而关注的那样，“失去炮火后开始有序退却”。[1]
[1] Schumpet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1954）, pp.548,580.
正如马克思陈述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剩人口也同样是一个为历史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决不是由数字所规定的，人口的限制并不是由生产生活手段能力所设定的绝对界限，而是由一定的生产条件所设定的限制。首先就受限制的人数说。在我们看来，那表示雅典过剩人口的数字是多么样的微不足道!”马克思认为,人口运动的历史规律才是真正的人类本质的历史，与人口过剩相关联的正是这样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类特定历史发展段的自然规律。与此相反，“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1]正如保罗·伯克特阐明的那样,马克思自己所做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一方面着眼于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的“互逆关系”，另一方面则着眼于人口增长，借此强调与当前人口过度理论相联系的各种关系。[2]
[1] Marx,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1973）, p.606.
[2] Paul Burkett,” A Critique of Neo-Malthusian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2（summer 1998）, pp.129-30.
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就在马尔萨斯理论从理性和经验角度越来越破绽百出的时候，却于1859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获得了新的发展。在《物种起源》题为“为生存而斗争”的第三章里，达尔文写道：
当所有生物体都倾向于高速增长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为生存而斗争。每个在自然生命周期中产生几个卵子或精子的生物体，在其生命的某些时期、某些季节或某个年份必然要遭遇毁灭，否则，根据几何级增长原则，生物体如此毫无秩序地快速繁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支撑这种生产。因此，当存活的个体多于死亡时，就必然出现生存斗争，要么是同一个物种个体与个体之间，要么是不同物种之间，或者是个体与外部生活条件之间的斗争。这便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整个动植物界的多重应用——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为的食物增长，也不存在谨慎的婚姻节制。[1]
[1]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1968）, p.117.
1837年，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完成他著名的历时5年的环球旅行返回不久，便打开他当时称作“物种演变”的第一个笔记本。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描述的那样,1838年10月，
在阅读消遣中我碰巧看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通过长期不断地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我一直欣赏着无所不在的生存斗争，这突然使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演变将趋于保留，而不利的演变则趋于毁灭，结果将生成新的物种。于是，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有用的理论。[1]
[1] Charles Darw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8）, p.120.
达尔文认为他是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获得了“生存斗争”这一重要概念的灵感，并成为他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这一主张并没有被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所忽略。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本人（无意中）通过自然史反驳了马尔萨斯，这具有重大意义。因而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写道：“达尔文在其辉煌巨制中并没有意识到，他通过发现动植界的几何级增长从而推翻了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正是建筑在他把华莱士的人类呈几何级增长对立于臆想的动植物呈算术级增长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1]1年以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
[1]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 p.121.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
[1] Marx to Engels, June 18, 1862.As quoted in Marx and Engels, Malthus, p.173.
马克思本人并不怀疑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总体正确性，但他显然是在玩味达尔文在“野兽和植物”中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反讽意味。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的那样，如果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违背常理了。[1]
[1] Friedrich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0）, pp.208-08.
但是，随着大批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与达尔文主义毫不相干）的折中“理论”的出现，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这些理论直接从马尔萨斯、哈丽雅特·马蒂诺、赫伯特·斯宾塞以及19世纪各类种族主义思想家（其观点对真正意义的达尔文主义简直就是恣意践踏）那里汲取思想成分。在美国，学术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领军人物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声称“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品”。[1]这简直是在达尔文—斯宾塞字典帮助下的马尔萨斯翻版，用来为种族与阶级的不平等辩护。毋庸讳言，这一观点受到约翰·D·洛克菲勒，詹姆斯·J·希尔和安德鲁·卡内基等强盗贵族的特别青睐。洛克菲勒曾对一个周日培训班说：“大企业的发展只不过是适者生存，只不过是悟出了一个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法则。”[2]在国际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大众暴力与灭绝政策辩护，用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的人物库尔兹简洁明了的话说，就是“消灭所有这些畜生”。[3]
[1]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1955）, p.58.
[2] 洛克菲勒语，转引自Alan Chase, The Legacy of Malthus（Mew York: Alfred A.Knopf,1997）,p.8。
[3] 见Sven Lindqvist, 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6）。
这种类型的世界观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还广为流行，如在杜会学家查尔斯·默里这些有影响有建树人物的著作里就显而易见。默里在里根年代写作了有影响的小册子《正在失去的阵地》（以马尔萨斯的风格抨击了福利国家）并与他人（理查德·赫恩斯坦）合著了同样有影响的《贝尔曲线》一书（一种伪科学的种族主义思想，试图复兴陈旧的智力上的等级观念，目的是反对鼓励少数民族就学计划）。马克思所说的马尔萨斯理论的“十分荒谬和幼稚”就这样承袭到了今天并且呈现出更强的种族主义色彩。
新马尔萨斯主义
但是，正是在一个更宽广的思想理论领域——与国际控制战略相联系——马尔萨斯才在今天发挥出最大最直接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隐匿多时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作为帝国主义占领的新霸权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又复活了起来——它同时成为冷战和绿色革命的中心。在这方面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美国富奈奥斯本家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科学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最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侄子金融家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曾资助过优生学国际大会（他的叔叔当时任主席），并且也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米利班基金会富有的同事们联合制定当代人口政策方面的重要人物。到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世界性的大屠杀，公开鼓吹种族主义和优生学已不得人心，但其基本观点仍以更加谨慎周全的形式存在着，并且重新得到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之子——小亨利·奥斯本的推崇。他以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名义创作了一本生态方面的畅销书《我们被抢掠的星球》（1948）。他明确地摈弃了父亲坚持的科学种族主义思想，直接转向了马尔萨斯（选同他对人口过剩的贫穷民众的文雅攻击）。他以一种新的而不是经典马尔萨斯的笔触写道：“马尔萨斯博士的幽灵啊！当他假定人口增长倾向于超过地球的支撑能力时，看来他并没有错。”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亲密盟友威廉·沃特的话则更直截了当。沃特是泛美联合会环保部的主任，也是新马尔萨斯小册子《生存之路》（1948）的作者。他诡辩说：“智利最大的国有资产之―，也许应是最大的资产，就是高死亡率。”在题为“危险医生，的—个臭名昭著的段落里，他宣称：
当代医学职业仍然根据1000年前一位无知者（希波克拉底）值得怀疑的几句话来塑造自己的道德观念，继续以尽可能多的救治病人为其职责。在世界许多地方，医生将他们的才智只用于人类福利的一个方面——救人，并放弃将才智用于解决整个问题的道德权利。通过医疗保健和改善卫生条件，他们为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日益痛苦的境况中多活几年而负责。而拒绝履行这样的责任，似乎并不等于他们良知的妥协。他们为灾难搭起了舞台，然后却像彼拉多一样，对后果不负责任。[1]
[1] 奥斯本与沃特语，转自Chase, The Legacy if Malthus, pp.367-79.
埃里克·罗斯解释的那样，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新马尔萨斯主义已融入美国的政策。首先是对中国革命的反映，其次是在绿色革命的名义下作为在农村（原始积累的新时期）实施的更加深思熟虑的反革命政策的一部分。[1]1948年，普林斯顿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家弗兰克·诺特斯坦，在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的资助下，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被派往中国（洛克菲勒家族在这里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他发回报告说，人口过剩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原因,对此通过节育进行反击要比土地改革更为有效。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还需要更激进的办法。在罗伯持·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发起了绿色革命，就是用美国农业产业模式将第三世界的土地商业化——一种无情的“土地改革”形式（即土地剥夺）——并通过马尔萨斯人口增长趋势的理论将其合法化。
[1] Eric B Ross, "Malthusianism,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reen Revolution", Organization & Enviornment,12：1（December 1998）, pp.446-50.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人口过剩不仅被强调为造成第三世界饥饿的主要原因，而且还被强调为所有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用一种奥斯本和沃特预见的方式）。畅销书《人口爆炸》（1968）的作者保罗·埃利希将沃特视为令他对人口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源泉。[1]以表现当代环保主义思想的文章“百姓的悲剧”和“救生船道德准则”而著名的优生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9年写了一篇“致马尔萨斯”：
[1] Chase, The Legacy if Malthus, pp.381-82.
马尔萨斯！你应该活在这个时代：
世界需要你：索取和生产，
我们已极大玷污了宽厚的自然。[1] |
[1] Garrett Hardin, "To Malthus”, in Hardin ed., Population, Evolution and Birth Control （San Francisco：W. H. Freeman,1969）, p.88.
马尔萨斯作为生态学家的这种复活实际是企图赋予生态学以保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性，而不是革命的特性，并且要求忽视马尔萨斯观点的本质。就是同一个马尔萨斯，他曾特别强调说他的观点与实际地球居民过剩毫无关系，而是强调人口对食物供应产生的持续压力（从整个历史来看确实如此）；他曾避免使用“人口过剩”一词，因为这在他严格的平衡模式中毫无意义，他曾坚决反对使用任何避孕工具，他曾是古典经济学中“地球或土地是自然给予人类的礼物”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与同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相反，根本没有提及土壤退化的问题，他坚持土地的力量“不可毁灭”的观点（大卫·李嘉图曾阐释过），并且他曾说过农民应该被“从土地上清除出去”。尽管他坚持（或忽视）这些主张，马尔萨斯还是在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中逐渐转化成“生态”思想家——成为地球所有相关智慧的源泉的。
我们每每被告知，马尔萨斯在他整个论述中都强调了地球资源的匮乏和承载人类能力的有限。但是，在真实的马尔萨斯论述面前这一点就不攻自破了。他在《人口论》中曾写道，与食物相比较“原材料是极其丰富的”，并且“对需求来说，需要多少就会生产多少”。（第一版《人口论》，第100页）马尔萨斯与马克思相反，没有注意到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名言：“无中不能生有”。[1]他也没有跳出前达尔文的观点，生物体的演变和“改进”能力极其有限。正如洛伦·艾斯利指出的那样：“马尔萨斯对生物的认识很少为人评论，因而也许值得注意的是，他和许多人一样承认选择品种对改变植物和动物外表的作用，但认为这种形式的改变只发生在无可否认的模糊范围之内。”[2]
[1] 卢克莱修语，转引自Marx, Capital，vol. 1,p.323。
[2] Loren Eiseley, Darwin’s Century（New York：Anchor Books,1958）,p.332.
毫无疑问，当时新马尔萨斯者让马尔萨斯复活的真正目的，是要复活马尔萨斯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主要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且直接帮助穷人的企图因他们先天倾向罪恶和贫困的秉性而只能使问题更糟。正如哈丁在其文章“救生船道德准则：反对帮助穷人”中指出的那样，任何企图向世界人口打开国际粮仓或在富裕国家放开移民限制，就只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目光短浅能力低下者将在具有远见卓识和较强能力者的帮助下生养繁殖，最终导致所有‘分餐者’的共同毁灭”。[1]他说对穷人的慈善并不能帮助穷人，却只能伤害富者。
[1] Garrett Hardin, "Lifeboat Ethics”, Psychology Today （September 1974）, p.
因此，这些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与他们之前的马尔萨斯一样，认为除了富有者积累财富的形式外，未来社会的改进是不可能的。马尔萨斯本人就是18世纪的新教牧师，应当非常明白韦克菲尔德牧师的观点，“国家的法律可向财富积累倾斜，特别是当束缚富人和穷人的自然纽带出现断裂时”。但他不赞成牧师（即哥尔德斯密斯的）反对物质追求和家长式的哲学，而是相信富有与贫穷是天然对立的，并且富人应当通过自我强化来关照自己。在过去的200年间，马尔萨斯主义始终是这样为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野蛮倾向者们的利益服务。
上述一切并不否认有一些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生态主义者也从马尔萨斯那里汲取了灵感（虽然在这方面他们完全是受骗上当），也不否认人口增长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人口的变化不能用自然的法则处理，只能在变化的历史条件关系中处理。人口过度理论强调经济社会福利的增长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方式，因此相对于马尔萨斯主义来说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加可靠的指南。即便是饥饿也不能像阿玛蒂亚·森明确论证的那样，解释为相对人口的食物短缺，而是产生于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各种“法权”。就生物圈整体受到威胁而言，要记住这类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而是发生在世界资本积累最高的地区。在经济与生态废料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地方，也恰恰是构成最大危险的地方。
马尔萨斯出现的必然性
正像马克思所描写的那样：“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1]在对待马尔萨斯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批评马克思的言论有些放纵，但仔细研究马尔萨斯的观点以及后来马尔萨斯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阶段的发展，人们几乎不会再得出别的什么结论。（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尔萨斯的支持者们从来不认真研究他的观点，至少是不公开这样做。）马尔萨斯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尔萨斯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因而，只谴责马尔萨斯是不够的，还必须谴责产生他的社会制度，正是通过这种体制的运行才使马尔萨斯的阴魂不散。
[1]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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