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球生态与公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三章　全球生态与公益

　　20世纪以来人类人口增长了3倍多，全球生产总值增长大约20倍。如此之快的增长加大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压力。非常清楚，大气、海洋、水域、森林、土壤等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正在降临。^[1]

^[1] James Gustave Speth，“Can the World Be Saved?”in Anthony B．Wolbarst，Enviornment in Peril（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pp．64—5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许多人在呼吁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我认为，这种对新的生态道德观的要求就是“绿色思维”的本质。这种道德改革的设想在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中有最好的阐释，书中写道“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视为属于我们的商品。当我们把土地看作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时，我们才会怀着敬爱使用它。”然而在大多数生态道德呼吁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臆断，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如果人们作为个体能够转变自己的道德立场，尊重自然，改变自己在诸如繁衍、消费以及商业领城的行为，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2]

^[2] Leopold，County Almana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viii．

在对这种道德改革的呼吁中常常被视而不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即所谓的全球“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逻辑可分成6个组成部分。首先，由社会金字塔顶部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增加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第二，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第三，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第四，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的产生。第五，政府在确保至少一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第六，传播和教育作为决定性的手段成为该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1]

^[1] “踏轮磨房生产方式”的概念来自Allan Schnaiberg，The Environment：From Surplus to Scar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05—50；以及Schnaiberg and Kenneth Allan Gould，Environment and Socie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49），P．viii。施奈伯格早期著作中提及的生产方式在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中描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中以及James O’Connor，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一书中都有描述。应当注意上述文章提到的生产方式的第三个因素——生产手段的革新——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减弱了，但仍然保留了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投资人及经营者在财富积累需求的驱动下，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兴旺发达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讲，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义务则十分有限和间接：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然而在这种环境下保留工作并维持一定的生活标准显得尤其必要，就像《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红桃皇后，为了留在原地就必须跑得越来越快。
　　在这种环境下，就像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的：“一个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的需求以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为条件。由此看来，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1]

^[1] Schopenhauer quoted in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New York：Dell，1964）．P．20．

　　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正朝着与地球基本生态循环不相协调的方向发展。1970至1990年，工业生产连续保持年平均3％的增长率，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工业产值每25年翻一番，每个世纪大约增长16倍，每2个世纪增长250倍，每3个世纪增长4000倍等等。而且，目前这种生产方式倾向于增加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因为从提取原材料到把最终产品传送到消费者手里，其流程越快就越有机会创造利润。为了创造利润，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从而节省了劳动力的投入。但是，增加能源投入以及用更多的能源和机械替代人力意味着快速消耗更多的优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并且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所以，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严峻的生态极限。^[1]

^[1] Chandler Morse，“Environment，Economics and Socialism”，Monthly Review，30：11（April 1979），pp．12－5；Petra K．Kelly，Thinking　Green!（Berkeley：Parallax Press，1994），pp．22—3．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通过GDP对商业燃料消费的比率计量），使该制度持续利用更多原材料和能源投入的趋势多少受到遏制。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能源价格的下降也延缓了这方面的进步。在美国，其能源消耗量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用量相当，自1986年以来能源效率一直没有得到提高。见Lester Brown et a1．，Vital Signs 1992（New York：W．W．Norton，1992），pp，54－5，and Vital Signs 1994，pp．126－7。

　　近几十年来，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从对环境的‘肆意践踏”发展到“微观毒化”。随着合成产品（如塑料）替代自然产品（如木材和羊毛），19世纪工业化所产生的污染物正被更加危险的污染物诸如产生于氯化物（有机氯）生产的污染物所替代，这些污染物质也是DDT，二氧芑，剧毒脱叶剂，印刷电路板和氟氯化碳的原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毒性伴随着一定产量的增长也在稳定增加。^[1]

^[1] Speth，“Can the World Be Sared?”p．65．

　　因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除了抵制这种生产方式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抵制必须采取影响深远的道德革命的方式。为了实施这样的道德变革我们必须面对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称的“更高的不道德”。米尔斯所谓的“更高的不道德”是指我们这个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尤其指这种生产方式。他写道：“在像美国这样企业盛行的现代社会，金钱成为一个明确的成功标志，成为最重要的美国价值。”这样一个有政治精英支持的富人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在这里道德与成功脱离，知识与权力分离。大众传播不是为民主进行思想交流的基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令人吃惊的大量商品宣传上，常常是着力于满足衣食需求而非精神需求上”。上述一切对公众的消极影响明显地体现在道德义愤的丧失、犬儒主义的增长和政治参与的减少。简而言之，更高的不道德招致有意义的道德和政治社会的消亡。^[1]

^[1] Mills，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338—61。

　　这种更高的不道德的例证在我们周围处处可见——金钱已脱离开所有其他考虑，成为至高无上的客观实在。1992年英国企业在市场营销上大概花费了1万亿美元，仅仅是用来劝说人们消费更多的商品。这一数字超过了各级公立与私立教育上创6000亿美元的花费。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可以想象，伴随着人的成长他的头脑里只知道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将一无所知。这种社会崇尚的是最新的时尚、最贵的衣装和最好的汽车。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93％的女孩认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购物就不足为奇了。前不久，《财富》杂志引用Visa信用卡公司前董事长迪伊·霍克的话说，“不是人们对金钱更加重视，而是他们对其他事情关心太少，不是他们变得更加贪婪，而是他们没有其他生活理想来控制贪婪欲望”。德国环境学家鲁道夫·巴罗评述道：“我们的社会生活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

　　在这里甚至一名体力劳动者对一辆好车的兴趣也胜过对南半球贫民窟居民的一顿饭或者那里的农民缺水问题的关注，甚至也远远胜过对于更加全面认识自己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兴趣。

　　反省我们社会对农药日益增长的应用，蕾切尔·卡逊写道，这表明“在一个被工业支配的时代，不惜一切代价赚钱的权利很少遇到挑战”。^[1]

^[1] Kevin J．Clancy and Robert S．Shulman，Across the Board，October 1993，p．38；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3（Lanham，MD：Bernan Press，1993），p．147；“The Money Society”，Fortune，6 July 1987：pp．26－31；Bahro，Socialism and Survival（London：Heretic Books，1982），p．31；Carson，“Silent Spring—III”，The New Yorker，38：19（June 30，1962），p．67．

　　正因为我们生存的社会具备这种本质，人们必须留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它们过多强调个体的因素，或者反之极少强调这种众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不道德。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对个体赋予了太多的责任感，却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例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艾伦·德宁认为，

　　既然消费为我们的后代增加了危险几率，那么我们消费者就有道德义务来控制它。除非我们从消费的阶梯走下几层，否则我们的子孙将只能继承因我们的奢侈而造成的贫瘠家园。

　　这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常识，但它忽略了像美国这样社会中的更高的不道德，那里的支配体制把公众仅仅作为消费者，作为所有现代市场营销手段的目标。美国平均成年人一年要看21000个电视商业广告，其中75％的广告是由100家大公司出钱播放的。它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是根植于消费而是生产。所以，在这种体制环境下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消费者限制消费，而不是限制存款和投资来解决，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幼稚的。投资意味着生产能力更大规模的提高，“踏轮磨房”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大。^[1]

^[1] Durning，How Much Is Enough?（New York：W . W. Norton，1992），pp．136—7；Jerry Mander，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91），pp．78—9．

　　更值得怀疑的是那些试图通过呼吁社会金字塔顶部的个人以及公司法人的道德发现，而不是通过公众的力量来防止环境恶化的幻想。保罗·霍肯在他具有广泛前瞻性的《商业生态学》一书中，提倡一种针对商业人士和企业法人的全新的环境道德。他在提出一种雄心勃勃的生态改革计划后说道：“除非企业愿意接受我们这个世界并带头示范，否则任何文字、想法或建议都无济于事。”根据霍肯的观点，“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或者不应该是仅仅赚钱而已，也不能仅仅是一种制造和销售产品的体系。企业的承诺应是通过服务、创造性的发明和道德伦理来提高人类的总体福祉。”

　　因此霍肯继续评述说：

　　如果杜邦、孟山都、陶氏化学认为他们是合成化学生产企业，而且不想改变他们的信念，那他们和我们都有麻烦。如果他们认为经营企业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帮助解决问题。利用工人的才智提高人民的生活，并从赋予我们生命的自然中学习，那么我们就仍有机会。^[1]

^[1] Hawken，The Ecology of Commerc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3），pp.1—2，55—6，216．

　　这里的核心含义是企业人士只需改变他们的行为道德基础，与环境有关的一切都会变好。这种观点低估了生产方式和更高的不道德侵蚀社会的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肯的论点过多地把责任与非难强加到了作为个体的公司经理的身上，而他或者她也只不过是体制巨轮上的一个轮齿而已。就像著名的语言学家、媒体批评家诺姆·乔姆斯基阐述的那样：

　　董事会主席总是告诉你他在不停地忙碌，所以人们才能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并且在最好的条件下工作。但这是一个体制上的事实．不管谁是董事会主席，他都必须创造最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如果做不到，他就不会再是董事会主席了。假如他一旦屈从于自己的错觉，他就将出局。^[1]

^[1] Chomsky interview，Bill Moyers，ed．，A World of Ideas（New York：Double-day，1989），p．42．

　　在这个社会的任何领域获得成功，都意味着人们已经充分内化了与更高的不道德有关的那些价值标准。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在社会等级的顶端盛行一种“满足文化”，即那些在现存秩序下受益最多的人最不愿意改变现状。^[1]

^[1] Galbraith，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2）．

　　因此抵制这种生产方式的力量主要来自社会下层，来自社会运动而非个体。引用德国绿党领袖彼得拉·凯利的话说，这种情形只有在生态问题与“富人剥削穷人的经济公平性问题捆绑在一起时”才会出现。在当今每次环境斗争的背后都是一场全球反对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斗争，比如没有土地的工人和农民为了生存被迫毁坏自然；大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随后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灾难于不顾。但是，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家们早已揭示的真理：增加生产并不能消除贫困。^[1]

^[1] Kelly，Thinking Green!，p．25；Ben Jackson，Poverty and the Planet（Harmondsworth：Penguin，1990），pp．182—3；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London：Verso，1989），p．221．

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的踏轮磨房生产方式的设计结果，经常是穷国为富国提供金融支持。在1982至1990年期间，第三世界国家是“硬通货的净出口国，每年平均有300亿美元流到发达国家”。同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人，仅债务一项每月要向富裕国家的债权人付款125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每月用在卫生和教育上的总和。正是这种全球性的不平等体制导致人口过剩（贫穷刺激了人口增长）以及对第三世界热带雨林掠夺式的开发和破坏。^[1]

^[1] 引自Cheryl Payer，Lent and Lost（London：Zed Books，1991），p．115；Susan George，“The Debt Boomerang”，in Kevin Danaher，ed．，Fifty Years Is Enough（Boston：South End Press，1994），p．29。

　　对于那些一向务实的人来说，我这里所说的大部分可能显得太宽泛、太抽象了。我想说的核心要点是，我们尽管都身处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之中，却并不是所有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程度的义务与其联系在一起。我在研究西北原始森林斗争中发现了与其他人在其他研究区域所发现的相同的东西，即普通劳动者其有强烈的环境价值现，虽然他们可能不赞成环境运动。其实他们是在一个基本水平上为生存和生计而斗争。^[1]

^[1] Foster，“The Limits of Environmentalism Without Class”，this volume；Thomas Dunk， “Talking about Trees：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Forest Workers’Culture”，Th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31：1（February 1994），pp．14—-34．

　　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减少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没有直接风险的人来说更应如此。但这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社会经济不公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只有承认所谓“环境公平’（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环境运动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惟一的选择是推进环境运动，这在建造带有“请勿践踏”标志的公园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与更广阔领域的踏轮磨房生产方式仍然一脉相承。我相信，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