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10章 现在和未来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更为关心的是分析和探索历史的规律而不是描述未来具体的行动过程或规划新社会的细节，该社会从葛兰西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似乎还相当遥远。因而，他相信，革命的道路依然相当漫长，资本主义制度距离其崩溃还相当遥远。他逐渐增长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兴趣，在这个国家中，资本主义似乎最为成功地适应了二十世纪的要求。《札记》收集了他的一些笔记，其中许多是以前笔记的复本或改写，他给这些笔记冠之以“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
葛兰西认为，美国的工业家的确比欧洲的工业家更有某些优势，因为葛兰西认为，一方面美国的工业家可以在一个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中从事活动，这一结构的某些方面同欧洲早期的社会结构相似，但是，同时，美国的社会结构又拥有现代的先进组织和先进技术，他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同十五世纪早期亨利·德·圣西门所预言的社会相同。他看到，诸如作为现代右翼圣西门主义（Modern Saint-Simonianism of the Right）的扶轮社主义（Rotarianism）[1]就赞同“在工业和贸易成为商业之前就是社会服务事业”[2]的观点。
[1]扶轮社，是富有的商人领袖及专门职业者的地方联谊性组织，该社于1905年创建于美国芝加哥，后发展成国际性组织。——译注——第138页脚注1
[2]《狱中札记》第541页（意大利文版）。——第138页脚注2
美国同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相比较，一个重要的优势之处就在于，美国只有极少数人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葛兰西写道：在美国，
“生产领域中不存在人数众多的脱离实际生产职能的阶级，这一阶级完全是个寄生的阶级，相反，欧洲的‘传统’，欧洲的‘文明’是以存在着这样一些阶级为特征的，这些阶级产生于所谓‘富有’和过去历史中的‘复杂现象’。在历史中，通过国家官员、知识分子、教士、地主、掠夺成性的商业、军队的过份饱和以及腐化，便留下这样一堆消极的沉渣……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则这类靠‘祖先’的‘遗产’，靠经济史上遗留下来的津贴生活的游手好闲的无用之人所构成的沉渣就越多，就越成为负担”。[1]
[1]《狱中札记》第214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81页（英文版）。——第139页脚注1
相反，美国则不必承受这些负担。尽管葛兰西看到美国商人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逐渐变成这种无用的阶级，但是，他仍然相信，美国的工业家可以保持他们的利润率，因为他们不必负担无数的掮客和寄生虫。美国的工业家直接就是统治阶级。“领导权就诞生于企业，而领导权的实施则很少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媒介。”[2]
[2]《狱中札记》第2146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85页（英文版）。——第139页脚注2
同时，作为企业中新的劳动组织方法的先驱，亨利·福特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工程师福利德利克·W·泰勒——他为工厂的劳动组织管理开辟了一种新的方法——的学说都可以保障实现高生产率。付给技术工人们以高工资，并尽力去控制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便可使资本家获取较高的生产率。葛兰西认为，禁酒令的推广不过是因酗酒会浪费大量工时，使工业家的利益受损之故而颁布的。在福特的工厂里，工人的性行为受到周密地监视，以保证不影响工人的效率。尽管这一过程没有持续多久，但有迹象表明，劳动的运用以及生产方式的合理化导致产生“符合新型劳动和新型生产过程之新型人类的必然性”[1]。根据这种观点，新型资本主义人的进化延缓社会主义人的发展。
[1]《狱中札记》第2146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86页（英文版）。——第140页脚注
有趣的是，葛兰西认为，对管理合理化及其效率的强调，相似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苏联托洛茨基所拥护的重工业的计划和组织方式，葛兰西把这种强调看作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葛兰西写道，托洛茨基计划的本质，
“就在于某种‘超强’（因而不是合理化的）意志，这种意志将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于企业和企业方法，用外部高压去加强生产的秩序和纪律，并使习惯适应于工作的需要。如果提出一种将所有的与该倾向有关的问题都考虑在内的普遍方法，则它必定以波拿巴主义宣告终结。因此，就必将无情地推翻它……直接或间接地根据生产和工作的秩序制定强制性的纪律是正确的……但是，它所采取的这种形式是错误的。”[1]
[1]《狱中札记》第2164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01页（英文版）。——第141页脚注1
葛兰西并未详细说明美国的制度是否将以某种“波拿巴主义”专政形式宣告终结，也未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避免向这一方向发展，但是，葛兰西暗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规则同美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区别存在于激励社会主义劳动规则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新的生产方式同一定的生活、思想以及经验生活方式不可分割，不可能只在一个领域里能取得成功而不在其它领域产生实际效果。”
在整个《狱中札记》里，无论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历史、批判克罗齐、讨论政党的职能，还是在讨论统治阶级的性质时，他都一直强调，任何重大的历史变迁，任何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都以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以人的意识的变革为标志。同时，使他感到窘迫的就是他在以往政治实践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个二难推理，即自由和纪律，个人自由和经济及行政效率之间的辩证冲突。尽管他对现在和未来问题的讨论差不多总是比较模糊和抽象的，尤其因被囚禁而不能直接批判法西斯主义制度并为未来的革命制定蓝图，这使上述情形更为突出。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着手了解一下他在《狱中札记》里怎样提出了政治行动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这一切使他在逝世后的数年里对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尽管葛兰西表明他对法国历史和政治拥有大量的只是，对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也拥有相当透彻的见地，但他最为关心的仍是意大利，正是从意大利的过去，他抽取出详尽的事例以证明他的历史分析，在他对现实进行讨论时，自然缺乏这类细节资料。但是，他的历史研究，以及他对第三国际的直接经历都表明，他总是注重国际影响和国际间的比较。诸如他相信，领导权既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实施，也可以在某一单个国家内实施，他写道，这种联系“不仅发生在某一国家内，发生在组成该国家的不同力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国际和世界领域，发生在国际和大陆文明的复杂因素之间。”[1]这个观点，在历史上考虑到了诸如十六世纪外国对意大利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尽管葛兰西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但由于他的经历，他也考虑到了苏联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葛兰西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象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对这些问题，他也没有提出答案。
[1]《狱中札记》第133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50页（英文版）。——第143页脚注1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化统治仍旧是可能的吗？或是这个世界已经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如此地统一，以至于尽管一个国家可以‘按年代顺序’先发动变革，但却不能在‘政治上’保持垄断，并以这种垄断作为领导权之基础呢？民族主义在今天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有可能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帝国主义’，而不能成为文明之‘首’以及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吗？”[2]
[2]《狱中札记》第1618页（意大利文版）。——第143页脚注2
人们很想知道，葛兰西将怎样估计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地位，或者，他对拥有核武器会说些什么。
但是，正由于葛兰西强调了意大利历史的特殊面目，也由于他通过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和意大利共产党保持联系，意大利共产党人便致力于解释葛兰西著作以作为其理论和策略的指导方针。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对五十年前形势的分析许多地方至今仍然适用：
“这种危机实际上表现为越来越难以组成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经常出现摇摆不定。这种危机的直接根源在于议会党派的增加和这些党派内部旷日持久的危机……这种现象的表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腐化和道德败坏。党的每一派别都认为自己拥有一贯正确的方法，以阻止整个党的衰弱，并穷尽一切手段去争夺领导权，至少分享这一权力。正如在议会中各党都确信它自己是唯一可以组成政府以拯救国家的政党，或者如果它给某政府以支持，则它至少也要求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政府的权力作为回报；因此，斤斤计较，吹毛求疵的谈判，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直到对个人进行诽谤，并且这种谈判经常是不讲信誉、尔虞我诈的。实际上，也许个人似乎还不至于腐败到这种程度，因为由于领导职能的衰退，使整个政治组织都已经腐败了。”[1]
[1]《狱中札记》第1639页（意大利文版）。——第145页脚注1
葛兰西这段话意在说明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政治生活，但它却成了对本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状况之维妙维肖的写照。
同样，由于旧的统治制度的崩溃，意大利共产党人也可以声称他们正前进在建立自己的领导权的道路上。他们在许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由于他们不仅从组织起来的工人中，而且从许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中寻求支持，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似乎在极大程度上是按照葛兰西所提出的路线来建立其领导权的。尽管当代共产主义者有时运用了葛兰西的著作，但是，认为葛兰西比马克思提出了更好的指导革命的方法，或是为革命的成功提出了更好的答案都将是错误的。象马克思本人一样，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更为关心的是达到对历史、社会、经济变革之性质的广泛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和政党在这种变革中的作用的广泛了解。此外，同许多革命的思想家及马克思本人一样，葛兰西更为感兴趣的是发动革命的漫长过程，而不是革命成功后社会将是什么样。葛兰西既不想写什么革命手册，也不想描述未来的乌托邦。
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同旧的知识分子以及旧的社会制度的关系深感兴趣，当然，毋庸置疑，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天主教的尊重，他了解旧的意识形态是多么顽固以及克罗齐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克罗齐为自己的目的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对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葛兰西写到：“人们可以说，B·克罗齐哲学著作的很大部分都代表着一种企图，即吸收实践哲学，并使它称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附属部分。”[1]他认为，这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传统文化系统中实行其统治，也证明了旧制度的强大。葛兰西认为（尽管他对克罗齐的运用很难证明这一点），虽然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持，可“仍旧十分强大，尤其是不断被加以凝炼和润色的传统文化却竭力象被征服的希腊一样，最终又征服了粗暴的罗马占领者。”[2]
[1]《狱中札记》第1435页（意大利文版）。——第146页脚注1
[2]《狱中札记》第1435页（意大利文版）。——第146页脚注2
正由于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到了文化的渐进性变化的重要性，才使得葛兰西的著作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尽管象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者一样，葛兰西本应否定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只是可供人们进行选择的适合于他们的许多意识形态之一，但仍有人试图从这种看法来看待葛兰西的笔记。由于笔记内容的多样性、零散性，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葛兰西的理论中许多不同观点的论述，同时也引出无数的问题。由于葛兰西生活条件的限制，对这些问题，他也无法给出答案。他广泛的兴趣、非凡的阅历、以及历史和哲学文化知识，还有他的囚禁生涯——这一经历使他的著作更具理论性——使他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盛誉。同时，由于他的思想仍根植于意大利和欧洲唯心主义文化传统，因此，无论葛兰西是 如何反对这一传统，维科、黑格尔、索莱尔和克罗齐对葛兰西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事实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同葛兰西之间比二十世纪其它马克思主义作家更容易进行对话。
在他的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葛兰西同意大利域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联系，而他也许同他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但由于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在他逝世许多年后才发表的，因此，人们几乎没有机会研究他的思想。葛兰西似乎也没受这些人多大影响。在《狱中札记》里，除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偶尔提到的斯大林外，他所涉及的只不过几个人。葛兰西非常敬佩罗莎·卢森堡，她作为一位可以同基督教历史上的殉道者相媲美的革命事业的殉道者，于1919年被杀害。但是，葛兰西崇敬她，是把她作为探索革命方法的理论家而不是把她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忠实倡导者。葛兰西了解并对罗莎·卢森堡《论群众罢工》的小册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写于1906年，但1919年才翻译成意大利文，他也曾读过卢森堡的一篇早期文章即《论萧条》，还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文，这篇文章在1928年用法文再版。在该文中，卢森堡提出了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方面都要根据政治实践活动的策略需要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发展。葛兰西进一步发展了主义论断以适应他的历史变革的概念，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它将同时提高大众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同时，也使自身变得足够精确，足够成熟，以便使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正确性。葛兰西同卢森堡一样强调群众自发支持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1919年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就实践了卢森堡关于如何发动革命的一些思想。
在葛兰西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和他所致力研究的学说持有相同看法的有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和德国的卡尔·科什。尽管葛兰西可能读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和另外一两本其它著作，但葛兰西本人承认他仅仅很模糊地了解一点卢卡奇的著作。上述二人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时，文化和哲学因素的重要性。二者都承认并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中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因素。但葛兰西并没有象卢卡奇那样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由于他的生活条件及他的逝世，他摆脱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存在于莫斯科的那种危机，因此，他的思想的确比卢卡奇更具有一致性，其思想范围也更为广阔。
在德国，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卡尔·科什——一位大学法学讲师，在同共产党分裂之前，曾短暂地参加过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用一种理论方法阐述了某些观点。葛兰西曾试图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实践这些观点。科什强调，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中央集权，工厂委员会应成为所有真正的革命的基础。尽管科什的著作在1961年他逝世后几年里被重新发现，但由于在美国十分可悲和令人沮丧的流放，使他成为彻头彻尾的小宗派代言人。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十分重要，但却没有产生葛兰西那样大的影响。葛兰西同科什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事实上，到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科什同共产国际之间的争论，他更为同情布尔迪加的处境而不是葛兰西。因为，科什和布尔迪加都似乎代表着抵制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操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企图的少数派。
尽管葛兰西是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并有着十分广博的阅历，但骨子里仍是个意大利人。他继承了自十九世纪安东尼奥·拉柏里奥拉开始的带有意大利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是个孤独的思想家，这起初是由于日常记者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压力，其后，是由于被捕入狱。正由于这一点，使《狱中札记》具有了新鲜感。人们可以感到，葛兰西完全是自己从其所读的形形色色的原著中，从自己的政治及个人生活经历中得出他的结论的。即使他的思想同某些思想家接近，他也是根据自己的方法，在对所研究的著作作出批判和反应后，才得出同他们相近的结论。同早期好斗的和出版腔调的文风相反，《狱中札记》具有超然性和沉思性，他这样做是为了澄清他的思想，并将此作为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的宏大的、系统的著作的基础。
尽管葛兰西经常提出一些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哲学进行对话的方法，尽管他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更接近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而不是列宁或罗莎·卢森堡或乔治·卢卡奇的教条主义体系，但是，如果认为葛兰西主要是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复杂而抽象的方法（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引用具体的历史事例）来关注社会学和认识论问题，那将是错误的。葛兰西的抽象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被囚禁和被迫脱离政治活动的结果。他的意识形态依然是行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是一种“实践哲学”。此外，他思想的基本结构，他感情和政治信仰的核心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他曾设想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或是说他确实认为存在着某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作为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或变革世界的基础，那将是错误的。葛兰西想使人们承认实践哲学是生活的基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国家之基础。他所使用的方法比列宁或斯大林所运用的方法更为人道，但不应该认为葛兰西曾是一个准备在现存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无限期工作的民主改良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后继者谈到同其它社会和政治力量达成“历史的妥协”的必要性，但很难认为这种妥协不是策略手段。下面是对力量关系的具体分析所做的最重要的评述，因此，这是葛兰西对马基雅弗利所做注释中最关键的一段：
“这类分析不能，也不应该以自身为目的（除非其目的仅仅是写一段过去的历史），只有用这类分析去论证某种特殊的实践行动或意志的推动力时，它才能获得意义。它们揭示了阻力最小的地方，在这里，意志力可以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它们提出了直接的策略行动；它们指出了如何最好地发起鼓动战役；什么语言最容易被群众理解等等。在所有情况中，决定的因素是这样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是经过长期组织和准备的，一旦形势成熟就可以投入战斗……因而，根本任务就是系统地、耐心地保障这种力量的形式，发展并使其更为和谐、紧密、更为自觉。在军事史上，军队在各种情况下都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投入战争。伟大的力量之所以恰恰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它们随时准备在有利的国际局势中进行有效的干涉——而有利的国际局势之所以恰恰是有利的，也是因为存在着对其进行有效干涉的具体的可能。”[1]
[1]《狱中札记》第1588-1589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85页（英文版）。——第152页脚注
如果今天这种力量存在于意大利共产党组织中，那么，葛兰西也会认识到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就在于在正确的时间进行适当的联合。
“为把经济力量从传统的政治束缚中，从某些力量（如欲创立一个新的和谐的，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就必须吸收这些力量）的政治方向的变化中解放出来，一种恰当的政治推动力总是必要的……尽管为了击毁第三种力量，就有必要把两种力联合起来，但是，求助于军队和高压（即使设想这是有益的）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上的假设，因为武力可以被用来反对敌人，但却不能用来反对自己阵营中的人——对这部分人，我们希望迅速地进行同化——因此，唯一具体的可能就是妥协，并且也需要‘好心眼’和热情。”[1]
[1]《狱中札记》第1612-1613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88页（英文版）。——第153页脚注
葛兰西一直相信，共产党需要尽可能宽广的基础。正如他在1923年所设想的，党可能实现同农民的联合，也可以希望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党仍旧是共产党。葛兰西是维科的一个很好的学生，因而，他不能不意识到那个历史的讽刺，他懂得这样一种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经历以及无法预见的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规定自己的观点和目标。“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和什么将不会发生，不能发生的就是‘非存在’，而根据定义‘非存在’是不可知的。”[1]他本应该准备遵循一条特殊的意大利路线去观察意大利共产党，而不是盲目摹仿适用于其它地方的策略和方法。他本会对其逝世后资本主义体制所表现的生存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他的逝世，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
[1]《狱中札记》第1404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38页（英文版）。——第154页脚注
但是，葛兰西从未想成为一个预言家，把他的著作当作可以为我们预见未来的先知的格言是无效的。我们将阅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那些无与伦比的狱中来信、甚至还有他的新闻文章，以增加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洞察未来。但是，我们阅读葛兰西的著作，更是因为他的著作是我们这一时代里一个非凡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他的生平及思想表明，人类的意愿如何可能超出历史和个人环境的限制。自相矛盾的是，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也是人类精神独立于其物质条件限制的最伟大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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