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变成社会党人（杰克·伦敦，1905）

我怎样变成社会党人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特写、政论、随笔、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公平地讲，我变成社会党人，有点像日耳曼异教徒变成基督徒那样——硬是逼出来的。当时我不仅没有寻求社会主义，而且还和它对着干。我很年轻，乳臭未干，对什么都不太懂。虽然从没听说过所谓“个人主义”学派，却真心诚意地为强者唱过赞歌。
　　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强者。我说的强者，意思是我身体健康，肌肉坚实有力，这两点是很容易说清的。我孩提时代住在加利福尼亚牧场，少年时代在美国西部一座相当大的城市大街上兜售报纸，青年时期在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充满臭氧的水流上度过。我喜欢野外生活，我在野外劳作，干着最艰苦的活儿。我不懂得经商，只是四处漂流，找个工作做做，我观察世界，认为它是美好的，什么都好。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这样乐观，是因为我有着强健的体魄，没有什么四肢酸痛、体力不支的苦恼。从来不曾被老板们因我不适合而拒绝过，总能找到铲煤、当水手或干某种体力劳动的活儿。
　　由于这一切，我对自己年轻的生命感到洋洋得意，因为无论在工作中，或在搏击中总能坚持到最后，于是我成了一个狂放的个人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我是胜利者。因此，按我的观察，或我所认为的那种观察，我把这看做是一场非常适合于人的游戏。做一个人就是把“人”字用大写字母写在我的心上。像一个人那样去历险，像一个人那样去战斗，做一个人的工作（甚至只为了挣童工的工钱）——这些都紧紧地抓住我，直接走进我的心坎儿，这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办不到的。我展望未来那漫长无边而又模糊不清的远景，在那远景中，我玩着我所想像的人的游戏，我将继续游历，健康永不衰退，遇不到任何偶然的事故，而且永远精力充沛。正如我所说，这个未来是漫无止境的。我能看见自己只是在人生道路上不停地猛进，像尼采笔下的金发碧眼兽，精力充沛地漫游着，并且凭着绝对的优势和力量去征服一切。
　　至于不幸的、患病的、衰老的和伤残的人，我得坦白地承认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假如没有意外事件，那么，要是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会和我一样棒，也会干得和我一样好。意外事故？噢，它代表着命运，这也是用大写字母拼写而成的，人们是无法规避命运的。拿破仑曾经在滑铁卢遭到了意外，可是这件事并没挫败我想做另一位后来的拿破仑的愿望。而且，这种乐观主义产生于一种能消化铁屑的肠胃和一个因艰辛磨难而锻炼得更坚强的躯体，它不允许我把突然事故看做与我的光辉个性有任何关系。
　　我希望我已把意思说清楚了，即我为自己是一个大自然中强壮有力的高贵的人而感到自豪。对我来说，劳动的尊严是世界上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我虽没有读过卡莱尔或吉卜林，但我对劳动这一真理的阐述会使他们的观点相形见绌。劳动便是一切。它是神圣的，它就是拯救。我出色地完成一天艰苦的工作之后所感到的自豪，你是很难想像的。当我回过头再看看这样的事情时，连我自己也几乎难以想像。我是个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忠实的工资奴隶。逃避对付给我工资的人的责任，或托病逃差，那是罪过，首先对不住自己，其次对不住他。我认为那是一种仅次于叛变的罪行，几乎一样坏。
　　简言之，我的快乐的个人主义被正统的资产阶级伦理观所支配。我阅读资产阶级的报纸，聆听资产阶级鼓吹者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政客们娓娓动听的陈词滥调大声叫好。我毫不怀疑，要不是其他的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会成为职业的罢工破坏者（艾略特总统的美国英雄），某些战斗的工联主义者将会用棍棒打烂我的脑袋，粉碎我挣钱的能力。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经过七个月的航海生涯回来了，那时刚满十八岁。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去浪游四方。坐在铁路的闷罐子车或拆卸减重的旧汽车里，我开始了自己奋斗的历程，从开阔的西部跑到东部。西部人爱闲聊吹牛，活儿要找人干才行，东部却是劳动力麇集的中心，在那里，人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了找一份工作，不惜付出自己全部代价。在这场新的冒险中，我发现我这个金发碧眼兽，对生活的观察改换了一个新的、全然不同的角度。我从无产阶级堕入了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吃惊地发现这最底层的人群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多的。
　　我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一度像我那么棒，同样是金发碧眼，水手、士兵、工人，他们都被艰苦的劳役和意外的事故折磨得变了模样，像一匹匹衰竭的老马被主子撵了出来，四处飘泊。我和他们一道发脾气、砸东西、摔门，和他们一起在棚车里、在城市公园里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听人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起初他们的境遇和我一样好，消化力和身体也和我一样棒，有的还比我更棒，可是到头来都在我眼前堕入到社会最底层的废墟里。
　　当我听着人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大脑就开始思索。街上的娼妓、贫民窟的男人都与我相距不远。我望见了一幅当今社会的地狱景象，它是那样生动鲜明，就像是有形有体的东西似的。在这个地狱深渊的最底层我望见了他们，我在他们之上，可不太远，我用自己的全部力气、累得满头大汗地紧紧贴在光滑的墙上。我得承认恐惧攫住了我。我的力气不支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当我不能和那些目前尚未出生的婴儿、但必将成长为强壮的男人肩并肩地工作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当即立下大誓。誓词大约是这样的：在我的全部岁月里，我都用身体在努力干活，而按我干活的天数，现在正好接近深渊的最底层。我要爬出这个深渊，但不是靠我躯体的肌肉爬出来。我将不再作苦工，除了绝对不得不干的活儿之外，我不再多做一天的苦工，否则愿上帝赐我以死。自此以后，我就为逃离艰苦的工作而忙碌起来了。
　　顺便说一句，当我徒步万里穿越美国和加拿大时，我来到尼亚加拉瀑布，让一个勒索钱财的警察抓住了。他不容分辩就当即判了我三十天监禁，理由是我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资产，于是就给我带上手铐，和情况类似的人拴在一条链子上，用马车带到布法罗，在伊利监狱注册登记，还让人剪去头发，刮光胡子，穿上犯人的横条囚衣，强行让一个专在像我们这样一些人身上做试验的医科学生接种疫苗，并在狱内作古板的机械操练，齐步走，在身背温彻斯特来福枪的卫兵们监视下干活——这一切都是由于以金发碧眼兽的方式进行冒险活动造成的。关于进一步的细节，那个宣誓作证者没有说，虽然他可以暗示，他的某种过量的民族爱国主义降温了，从他的心底漏掉了，流到某个所在——至少，从那次经历后，他发现他与其说关心想像的地理疆界，不如说关心男人、女人和小孩。

　　再回到我转变的话题上来。我认为非常清楚明白的是，我的狂妄的个人主义被十分有效地从我身上敲打出去了，而有些东西又十分有效地敲打了进来。不过，正如我曾经成了个人主义者而自己却不知道那样，我现在也并不知道自己成了社会党人，尽管还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党人。我获得了新生，但并没有更名，我跑来跑去想探出自己到底是何物。我跑回加利福尼亚，翻开了书本。我记不清先翻开的是哪本书。不管怎样，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它是何物，反正我已经成为它了。在书本的帮助下，我发现它是个社会党人。从那天以后，我就翻阅过好多书，但没有任何经济学的论争，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清晰的逻辑推理对我的影响，能像我第一次看见深渊的墙壁在我四周竖起，并感到自己正在往下滑、往下滑，滑进那底部的废墟里的时候那么深刻，那么具有说服力。

（宁宓用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