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的挑战 战争与侵略或许可以延缓那源于日常生活现实中的阶级怒火，但却无法彻底压制它。当20世纪来临之际，这怒火又重现了。埃玛·戈德曼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工厂劳作的艰苦、秣市骚乱者的尸体、荷姆斯代德的罢工潮、其爱人和同志亚历山大·伯克曼漫长的铁窗生涯、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纽约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以及她本人在布莱克维尔监狱中的经历，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她政治上的觉醒。在美西战争结束若干年后的一次集会上，埃玛·戈德曼说： 我们曾对残暴的西班牙人抱有多么强烈的愤怒之情呵！……可是，当硝烟散去、死者入土，当战争的代价以物价与房租上涨的形式转嫁到人民头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从爱国主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美西战争的真正原因原来竟是蔗糖的价格……美国人民的生命、鲜血与财富不过是用来保护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已。
1900年，65岁的马克·吐温已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虽然他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激进派分子，但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却以幽默的笔调严厉地抨击了美国。他密切关注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瓜分世界的行径。就在新世纪降临之际，马克·吐温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我谨向你们介绍这位尊贵的夫人‘基督王国陛下’。她在澳门、满洲里、南非和菲律宾所干的海盗勾当业已弄得她满身污秽、名誉扫地。她的灵魂充满了种种卑鄙的念头，口袋里塞满了不义之财，但满口却是虔诚的伪善之词。” 20世纪早期，有不少作家鼓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作家大都身居美国著名文学家的行列，而决非杜撰小册子的无名之辈，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广为传诵。这些作家包括厄普顿·辛克莱尔、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利斯。 厄普顿·辛克莱尔出版于1906年的小说《屠场》引起了全国人民对芝加哥肉食品加工厂生产条件的极大关注：他们强烈要求用立法手段规范肉制品工业。同时，这本小说通过移民工人约吉斯·路德库斯的遭遇也宣扬了社会主义思想，即如果人民共同拥有、共同管理和共同享用世界上的财富，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无限美好。《屠场》在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理性的呼唤》上发表后，其单行本在读者中广为流传。该书曾被译成17种文字。 杰克·伦敦的《在深渊中挣扎的人们》一书是影响厄普顿·辛克莱尔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杰克·伦敦是一名社会党党员。他是旧金山贫民窟中的一个私生子，做过报童、罐头工、水手和渔民，也曾受雇于一家黄麻织造厂和洗衣店；他曾在通往东海岸的铁路上踯躅，也曾在纽约街头被警察殴打；他曾在尼亚加拉瀑布一带流浪时被捕，亲眼目睹了人们在狱中遭鞭打和折磨的情景；也曾在旧金山直接参与过抢劫牡蛎的行动。他阅读过福楼拜、托尔斯泰、梅尔威尔的作品，也读过《共产党宣言》。1896年冬，伦敦曾到阿拉斯加的金矿营地宣传过社会主义，其后又航行2000英里经白令海返回美国，他也因此而成了闻名世界的探险游记作家。1906年，他创作了小说《铁蹄》，警告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畅谈人与人之间兄弟般关系的社会主义理想，并通过书中的主人公控诉了现实制度： 现代人的生产力比野蛮人高出1000倍，而现代人的生活却比野蛮人更加悲惨，面对这一事实，唯一的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管理不善，……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可耻的管理方式。
在对现实制度进行抨击时，他还对未来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我们不要毁坏那些价格低廉、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而要掌握它们，并从它们的廉价和高效中受益。我们为自己操作它们，先生们，这就是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时代，甚至像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这样一位自愿隐居欧洲而又不喜欢发表政见的文人，也于1904年来到了美国。他把亲眼目睹的这个国家视为一个“贪婪无度的花园，它就像一个为了金钱而生产毒药的工厂”。“丑闻曝光者”通过披露他们的所见所闻来揭露种种恶行，也对抨击现存制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很畅销的新杂志为了谋利而登载了他们的文章，如艾达·塔贝尔揭露标准石油公司的文章以及林肯·史蒂芬森反映美国大城市腐败的小说。 到1900年，无论是用战争唤起爱国主义还是以选举来消饵民众的精力，都已不再能掩饰这个制度所面临的困境。随着产业集中化趋势的发展，银行家的垄断地位越来越明显了。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它们需要更多的资本，而正是银行家们控制着资本。到1904年，1000多家铁路公司被并为六大集团这六大集团都与摩根或者洛克菲勒的利益相联系。 摩根一直希望这个制度能实现规范化、稳定化并具有可预测性，但即便是摩根之辈也没能完全控制这个制度。1907年发生了一场大恐慌，金融濒于崩溃，经济陷入危机。当然，大公司没有受到伤害。但是，1907年以后利润的增长一直没能满足资本家的期望，工业的发展也没有预期的迅速，资本家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办法。 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泰罗制。弗里德里希·W·泰罗曾是一家钢铁公司的工头，他对工厂里的每一项工作进行严密的分析，设计出一种非常详细的劳动分工制度，提高了机械化水平，他还发明了计件工资制度。他的设计增加了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泰罗制的目的是使工人可以相互替换，使他们能够做新的劳动分工所要求的最简单的工作——他们就像是被剥夺了个性和人性的标准件，可以像商品一样自由买卖。 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新兴汽车工业发展的制度。1909年，福特公司卖出10607辆汽车，1913年卖出16.8万辆，1914年达到24.8万辆（占当时汽车总产量的45%），其利润高达3000万美元。 随着移民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工艺简化而又不需要技术的泰罗制变得越来越切实可行了。在纽约城，新移民进入了血汗工厂[1]工作。1907年l月，诗人埃德温·马卡姆[2]在《世界主义》杂志上写道： 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男男女女们整日整夜地缝纫制作。那些在家庭式血汗作坊里工作的工人比大血汗工厂里的工人更廉价……尚在玩耍的孩子也被召进来，在大人们身边从事艰苦的劳动……
当这些幼小的心灵在本应由成人承受的重负下受到伤害，而他们稚嫩的双肩也在重压下变形的时候，在同一座城市里，一条环佩叮当的癞皮狗却可以在漂亮的贵妇人那天鹅绒遮掩着的膝盖上炫耀撒娇，这难道不是一种野蛮的文明吗？ 城市开始成为战场。当费德曼雇用罢工破坏者继续开工生产时，位于东边低地的费德曼面包厂的罢工工人转而采取了暴力行动。1905年8月1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昨夜早些时候，喧嚣纷乱、群情激昂的罢工工人及其同情者毁杯了位于奥查德大街183号的菲利浦·费德曼的面包作坊。当两名警察遭到暴民的粗暴对待时，警察们便挥舞警棍向身边的罢工者劈头盖脸一通乱打。
纽约当时有500家服装厂。一名女工后来回忆其工作条件时说： 在这些疾病孳生、阴暗狭窄的工作间里，我们儿童与成年男女一起工作，一周要辛辛苦苦地干上70到80个小时！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不能例外！……每周六下午都会贴出一则告示：“周六不来上工的人周一就不必再来了”……孩子们的假日梦破灭了。我们哭了，因为，我们毕竟还只是孩子……
1909年冬，特拉安格尔女用衬衫公司的女工们决定组织起来举行罢工。她们很快就在寒风中排起了长长一列罢工纠察队，因为她们明白，只要别的工厂的工人还在继续上班，她们就肯定不会取得胜利。她们召集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举行了一次集会。克莱拉·莱姆里奇年仅十几岁，口齿伶俐，身上还带着最近一次参加罢工纠察队时所受处罚的伤痕。她站起来喊道：“我提议，现在就宣布举行总罢工！”与会者群情激昂，一致赞成罢工。 罢工工人波林·纽曼数年后回忆总罢工开始时的情景时说： 成千上万的人们纷纷离开工厂，游行到联合广场。时值11月，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没有皮衣御寒，是一种精神驱使着我们前进，前进，一直到达集会大厅……
我看到年轻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女性——步行前往，而不考虑等待她们的将会是什么……饥饿、寒冷、孤独……她们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才不会有任何担心，这是她们的节日。 国际服装女工联合会原本希望能有3000人参加罢工，结果却有2万人走上了街头，而且每天都有近千人加入到联合会中来，而这个联合会以前只有很少的会员。有色人种妇女也积极参加了罢工，她们顶着寒风同警察、同罢工破坏者、同逮捕与监禁进行斗争。在300多家工厂里，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妇女们开始在联合会中任职。波林·纽曼接着回忆说： 我们尝试进行自我教育。我邀请请姑娘们到我房间里来，我们依次朗读英文诗，以提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力。我们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就是珀西·比希·雪莱的那首“暴政的假面”……
不可征服的人们 站起来吧 挣断你们身上的锁链 就像刚刚醒来的雄狮 抖落熟睡时落在身上的露珠 他们是一小撮 你们是大多数 但是，工厂的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1911年3月25日下午，特拉安洛尔女用衬衫公司里一只碎布箱引发的一场大火吞噬了第八、第九和第十层楼，防火梯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纽约消防长官说，他的防火梯只能达到第七层。可是，全纽约50万人中有一半却是每天几乎12小时在七层以上的楼房里工作。法律规定工厂的门必须朝外开，而特拉安格尔女用衬衫公司的门却是朝里开的；法律规定工作时间不许锁门，而该公司的门却经常锁着，为的是能随时掌握员工的动向。结果，年轻女工们掉进了陷阱，她们或者被烧死在工作台上或者被挤死在紧锁着的出口处，或者摔死在升降机的天井里。《纽约世界》报道说： 窗台上挤满了尖叫着的男男女女和老老少少，他们从高高的楼上跳到下面的大街上，跳下时身上的衣服还在着火……
女孩子们相互挽着胳膊一起跳下，构成了一幅临死前同生死、共患难的凄惨画面。 大火扑灭后，146名特拉安格尔女用衬衫公司的工人被烧死或挤死，其中大多数是女性。10万人参加了悼念活动，他们沿着百老汇大街举行了游行示威。 类似的火灾及其他事故还有很多很多。据工厂劳资关系委员会1914年的一个统计，3.5万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罹难，70万人致残。 工人的联合在增强。但美国劳工联合会却是一个排它性的联盟——几乎全是男性，几乎全是白人，几乎全是技术工人。到1910年，女性已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但却只有1％的人参加了工会组织。1910年，黑人工人创造了白人工人三分之一的利润，但他们也被排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之外。 但在现实斗争中，普通工人却不断地突破这种界限。玛丽·麦克道尔曾这样讲述芝加哥堆料厂女工联合会的形成过程：“那是那天晚上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门口的一个爱尔兰姑娘大声问：‘一名有色人种姐妹要求加入，我该怎么办？’坐在椅子上的爱尔兰少妇答道：‘当然同意她加入，让我们大家表示诚挚的欢迎’”。 在1907年新奥尔良码头工人的总罢工中，包招码头装卸工、卡车司机和货物搬运工在内的1万多名黑人和白人兄弟并肩战斗了20天。 但这些还都属于个别现象。在总体上黑人是被排斥在工人运动之外的。W.E.B．杜波依斯在1913年时写道：“其结果是使得美国黑人相信，他的最大敌人不是剥削他的雇主，而是他的白种同伴”。 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存在着事实上的种族主义，排斥妇女与外籍人也是事实，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垄断对技术工人的代理来为他们赢得较好的条件，而大多数工人则被撇在了一边。 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员们拿较高的薪水，与雇主关系密切，甚至活跃于上流社会。他们通过严密控制会议以及豢养打手队来保护自己免遭批评。这些打手们体格粗壮，最初是用来对付破坏罢工者的，但不久便被用来威胁和殴打工会内部的政敌了。 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工会组织的垄断性质，那些渴望进行激烈的变革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悲惨根源的劳动者们开始酝酿新型的工会组织。1905年6月的一天早上，来自全美国的200名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工联主义者在芝加哥的一家礼堂里举行集会，建立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西部矿业联盟的领导人比格·比尔·海伍德在其自传中回顾了他拿起主席台上的一块木板作警木宣布开会时的情景： 工人朋友们……这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我们在这里把全国的工人联合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主席台上与海伍德一起就坐的还有社会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和美国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75岁的银发老人玛丽·琼斯妈妈。会议起草了一个章程，该章程在序言中指出：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群众还在遭受饥饿和贫困的折磨，而由极少数人构成的雇主阶级却占有着全部的生活必需品，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
只要所有的劳苦大众还不能够像在生产领域里那样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只要他们还不能够通过不隶属于任何政党而只是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去获取和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决不会停止……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或称“无定见分子联合会”，它们开始时就被这么称呼，原因不太清楚）的目标是：不分性别、种族和技能，把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人组成“一个大联盟”。他们反对与资本家妥协，因为那样常常会妨碍工人参加罢工或者同情别的罢工工人，最终使得联合罢工者变成了罢工破坏者。“无定见分子联合会”认为，领导人为达成某种协议而进行的谈判已经取代了普通工人所进行的持续斗争。他们呼吁采取“直接行动”： 直接行动是指工人们自己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直接举行的罢工，它不需要把工人引向歧途的领袖和阴谋狡诈的政客们包藏祸心的所谓援助。由工人自己发动、控制并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达成协议的罢工就是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工业民主。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工人都是勇敢善战的。在宾夕法尼亚的麦基斯罗科斯，为了反对美国钢铁公司联营，他们发动了由6000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公然同骑警对抗。他们发誓每死一个工人就要杀死一个骑警（在一场枪战中，4名罢工者与3名骑警死于非命），并努力维持着工厂的纠察工作，直到罢工取得胜利。 在这一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发展势头强劲。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工人应当掌握权力，不是通过军事起义掌握国家机器，而是通过总罢工停止现行的经济制度并使它转而为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世界产联的组织者约瑟夫·埃托说：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想要取得胜利，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认识到自身团结的力量。他们只要挽起手臂，世界就会停止前进。赤手空拳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比掌握着所有财富的资产阶级要大得多……
这种思想充满着巨大的威力。在其诞生后的激动人心的10年中，世界产联成了威胁资产阶级的一种力量，而这时也正是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和获取巨额利润的时候。世界产联的注册成员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未超过5000到1万人；由于不时有人加入和退出，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也许其会员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达到10万人。但重要的是，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毅力、他们对其他人的感召力以及他们在一时一地动员成千上万人的能力，使得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人数限制。他们游说各地（许多人是失业者或移民工人），进行组织活动，通过写文章、演讲、唱歌来散布消息，传播他们的思想。 现存制度动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他们：报纸、法庭、警察、军队、暴徒和暴力。地方当局通过法律禁止他们演讲，世界产联则公然蔑视这些法律。在木材和采矿区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当一些人被禁止发表演讲时，数百名“无定见分子联合会”成员便乘棚车来到这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直到塞满了监狱和法庭。最后，镇政府终于被迫撤销了反演讲法令。 1909年，华盛顿的斯波坎通过了一项禁止街头集会的法令。坚持演讲的世界产联的组织者被逮捕。于是，数千名“无定见分子联合会”成员便进军市中心广场并发表演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抓起来，600人被投进了监狱。监狱条件非常糟糕，有几个人死在了牢房里。但是，世界产联最终还是赢得了演讲的权利。 在圣地亚哥，“无定见分子联合会”成员杰克·怀特在1912年的一次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中被逮捕，并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在县监狱关押期间只能得到限量的面包和水。当法庭问他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时候，速记员记录下了他的如下发言： 我坐在你们的法庭上，一天天地看着我的阶级兄弟在这里听审，看着你们的所谓的法庭公正。我看着你们——斯隆法官以及你们其他的法官，看着你们把他们送进监狱，因为他们侵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你们对人的生存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们肆意践踏这些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们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你们要我尊重法律。我不。我已经违犯了法律。我还要违犯你们的任何一条法律。这还不够，我还要站在你们面前说：让你们的法庭见鬼去吧……
世界产联成员也经常遭受毒打、柏油羽毛刑[3]以及失败的折磨。世界产联分子约翰·斯通讲述了他与一名同伴深夜被放出圣地亚哥监狱的情景。他们被强行塞进一辆小车带出城外，遭到橡皮铅头棍的毒打。1917年，即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年，蒙大拿的治安警察抓住了世界产联的组织者弗兰克·里特尔。他们折磨他，把他吊起来，任凭他的身体在铁路叉架上摇晃。 乔·希尔是世界产联的组织者之一。他写了大量歌词，这些歌词讽刺、幽默，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感染力。他的《布道者与奴隶》一歌中有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世界产联的批评对象——教堂： 长头发的牧师们每晚光顾 他们想告诉你 何为正确 何为错误 你问他们什么可以充饥 他们的回答动听而甜蜜： 在天国的土地上 你会有美味分享 饥肠辘辘 干草果腹 辛勤工作 虔诚祷祝 百年之后 魂归乐土 他的《叛逆的女孩》是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厂女工罢工的鼓舞下写成的，尤其受到了罢工中的产联领导人伊丽莎白·格利·福林的影响： 尊贵的女王与公主 拥有钻石珠宝一样的魅力 然而 唯一有良好教养的 却是这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子 1915年11月，乔·希尔被指控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一次抢劫中杀死了一名杂货商。尽管无法向法庭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犯有谋杀罪，但陪审团还是用许多零碎的证据作出了有罪的判决。该案轰动一时，州长收到了上万封的抗议信。但乔·希尔还是被行刑队杀害了。在枪杀他时，警方用机枪封锁了监狱的入口。此前，希尔在致比尔·海伍德的信中写道：“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悲痛中。组织起来！” 世界产联卷入了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美国渥伦公司在这儿拥有四家工厂。这儿的劳动力由移民家庭构成，他们中有葡萄牙人、法属加拿大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叙利亚人、立陶宛人、德国人、波兰人和比利时人。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廉价木板房里，平均工资是每周8.76美元。劳伦斯一位女医生伊丽莎白·夏普勒博士这样写道：“在开工的前两三年间就有相当多的男女儿童死于非命……工厂里36％的男女工人的死亡年龄是25岁或25岁以下”。 1月，正值隆冬时节，当一家工厂的波兰裔织工拿到工资袋时，她们发现她们那本来就已低得难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又减少了。于是，她们停下织机，走上了街头。第二天，另一家工厂的5000名工人辍工，他们冲向一家仍在开工的工厂，撞开大门，切断织机的电源，并要求工人们离开。罢工工人很快便达到1万人。 他们发电报给纽约的世界产联领导人、26岁的意大利人约瑟夫·埃托，请求他来劳伦斯指导罢工斗争。为了便于做出重大的决定，一个代表工人中每一种族的五人委员会建立了起来。 世界产联组织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罢工者需要供应5万人用的食物和燃料（劳伦斯的总人口是8.6万），为此搭起了施粥棚。全国各地的捐款纷至沓来——它们来自各工会组织、世界产联的各地方机构、各社会主义团体乃至个人。 市长召来了地方民团，州长也派出了州警。罢工开始数星期后的一天，游行队伍遭到警察的攻击，造成了一整天的骚乱。晚上，罢工工人安娜·洛皮佐中弹身亡，目击者说是警察所为。但当局却逮捕了约瑟夫·埃托和另一名刚刚到达劳伦斯的世界产联领导人、诗人阿尔图罗·吉奥凡尼蒂。尽管两人都不在现场，但约瑟夫·埃托和阿尔图罗·吉奥凡尼蒂还是被指控“煽动、诱导、劝说和指使他人策划了这起谋杀案”。 当局颁布了戒严令，禁止人们在大街上交谈。36名罢工工人被捕，其中多数被判处一年监禁。1月30日，星期二，年轻的叙利亚罢工工人约翰·拉米被刺刀刺死。罢工者们毅然走上了街头，工厂依旧无法开工。埃托说：“用刺刀织不出布匹来”。 2月，罢工者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纠察队。7000到1万人的罢工纠察队员排成了看不见尽头的长链。然而，他们的食物行将告罄，他们的孩子就要挨饿。纽约一家社会主义报纸《钟声》，建议把罢工者的孩子们送到其他城市的罢工同情者家里去代为照管，以便使罢工能够坚持下去。结果《钟声》在3天内就收到了400封要求领养孩子的信件。世界产联与社会党开始组织孩子们大规模撤离，帮着办理申请抚养手续，并为年幼者安排医疗检查。 2月10日，100多名4 到14岁的孩子离开劳伦斯开赴纽约。他们在中央车站受到500名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的意大利裔社会主义者的欢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另有100名孩子来到纽约，35名到达佛蒙特的巴里。很清楚，如果孩子有人照管，罢工者就能坚持下去，他们就会斗志昂扬。劳伦斯的市政官员们援引“被遗弃儿童法”，不允许再有孩子离开劳伦斯。 尽管如此，40名孩子仍于2月24日集体开赴费城。火车站挤满了警察。一名费城妇女委员会成员向议员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发时，孩子们排起了两人一列的长队，秩序井然，他们的父母站在旁边。正当孩子们要登上火车的时候，警察开始包围并攻击我们，他们手持警棍左右猛击……” 一周后，一群集会归来的妇女又遭到警察的包围和殴打。一名孕妇被打昏，送进医院后产下一名死婴。但罢工者毫不退却，继续高歌前进。 美国渥伦公司决定作出让步。它把工资提高5－11%（罢工者坚持给最低工资收入者增加最高一档），加班另支付125％的工资，并保证不歧视罢工者。1912年3月14日，l万名罢工工人云集劳伦斯公园，在比尔·海伍德的主持下投票决定结束罢工。 埃托和吉奥凡尼蒂受到审判，声援活动席卷了全国。纽约和波士顿开展了游行示威活动。9月30日，1.5万名劳伦斯工人进行了24小时罢工以示对两人的支持。陪审团判决埃托和吉奥凡尼蒂无罪。当天下午，劳伦斯举行了万人庆祝集会。 世界产联认真履行了它的“一个大联盟”的承诺。每当一个工厂或矿山的工人组织起来时，妇女、外国火、黑人、贫民和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都被吸收了进来。 到1900年，已有50万妇女担任公职，而1870年时只有1.9万人。妇女们从事话务员、店员和护士等职业。另有50万人从事教师职业。教师们建立了教师协会，以便同妇女一旦怀孕便被视为自动解职的规定进行斗争。下面是马萨堵塞州一个城镇学校董事会公布的“女教师守则”： 1．不许结婚。
2．不经校董事会的允许任何时候都不得离开本镇。 3．不准与男性结伴而行。 4．晚8时至次日早6时不准外出。 5．不准在街上冰淇淋店里闲逛。 6．不准吸烟。 7．除父兄外不准与其他男人同乘一辆马车。 8．不准衣着华丽。 9．不准染发。 10．不准穿高于脚踝2英寸以上的裙子。 1900年，妇女产业工会同盟手册在提及蒸汽洗衣店女下时写道：“你觉得一分钟熨一件衬衫如何？试想一天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有时甚至是17小时站在洗衣房上的轧干机旁，酷热的蒸汽从楼板下喷涌而出时的那种滋味！洗衣工人联合会……在一个城市里曾把这漫长的劳动时间缩减至一天9小时，而且还增加了50％的工资。” 世纪之交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19世纪90年代每年约有1000次罢工，到1904年达到了每年4000次。法律与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站到了富人一边。该是千百万美国人认真思考一下社会主义的时候了！ 德布斯在社会党成立3年之后的1904年这样写道： 过去那种“单纯的、简单的”工会已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了……每一位工会会员都应当认识到，劳工运动的含义远比微不足道的加薪及保证这种加薪的罢工要丰富得多；他们应该认识到它的更高目标是推翻生产工具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废除雇佣奴隶制，实现整个劳动阶级的自由，即实质上的全人类的自由……
尤金·德布斯是普尔曼罢工期间在监狱里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他现在是社会党的发言人，该党曾连续五次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社会党曾一度拥有10万党员，并在340个市区拥有1200名公务员。该党的主要报纸《理性的呼唤》（德布斯为其主要撰稿人）拥有50万读者和捐助者，同时全国还有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办的报纸，因而加起来可能有100万人在阅读社会主义者的出版物。 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越出城市移民的狭小圈子（犹太和德国社会主义者都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而具有了全美性质。最强大的州级社会主义组织在俄克拉荷马，它在1914年时拥有1.2万名缴纳会费的会员（比纽约州还多），并有100多名社会主义者出任地方公职，其中6人就职于州议会。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州出版有55家社会主义周报，还举办有吸引成千上万人的夏令营活动。 妇女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了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在俄克拉荷马社会主义领导人凯特·理查兹·奥黑尔的领导下，纽约的妇女社会主义者极为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在1915年的纽约妇女选举权投票运动中，她们在选举高潮期间一天就散发了6万份英语传单、5万份意第绪语[4]传单，还卖出了2500本1美分的书刊和1500本5美分的书刊，张贴了4万份广告，举行了100次集会。 但是，真的有超越于政治和经济之外、连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以自行解决的妇女问题吗？一旦性别压迫的经济基础消失，平等就会真的到来吗？难道为选举权或为除革命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而进行的斗争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吗？随着20世纪初女权运动的发展，随着妇女们公开要求越来越多的东西——要求选举权以及包括两性关系和婚姻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平等权，随着她们组织起来并进行抗议和游行活动，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当年逾八旬的苏珊·安东尼赶来听尤金·德布斯的演讲时（25年前他曾赶去听过她的演讲，但此后两人再没见过面），他们热烈握手之后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她大笑着说：“给我们选举权，我们就会给你社会主义”。德布斯回敬道：“给我们社会主义，我们就会给你选举权”。 也有像克里斯特尔·伊斯门这样的妇女，她们坚持要把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二者所追求的目标结合起来。克里斯特尔·伊斯门设想了与传统婚姻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即男人与女人生活在一起但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也曾这样写道：妇女们“明白，不能把整个的女性奴隶制简单地归结为追求利润的制度，资本主义垮台并不能保证她们的彻底解放”。 在20世纪的最初15年里，劳动大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她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劳工斗争经验。一些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并希望为此做些事情的中产阶级妇女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她们认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家庭妇女。 她们公开反对主流刊物的教化，因为这些刊物所传播的是妇女乃伴侣、妻子和主妇这样一种知识。一些女权主义者结了婚，另一些则坚持独身，但她们所有的人都在为与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斗争。如节制生育教育的先驱者玛格丽特·桑格，她的婚姻看似幸福美满，实则无异于一种枷锁，这场婚姻几乎使她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她最终不得不抛夫别子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和寻找完整的自我。桑格曾在《妇女与新种族》中写道：“不能拥有和支配自己身体的女性不能自认为是自由的；只有能够自觉地选择自己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母亲的妇女才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凯特·理查兹·奥黑尔向往家庭生活，但认为社会主义将会改善这种生活方式。而伊丽莎白·格利·福林却在其自传《叛逆的女孩》中写道：“家庭生活或者一个大家庭对我并没有吸引力……我想说、想写、想去旅行、想与人交往、想去谋职、想为世界产联做些组织工作。我认为，作为一名妇女，不能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尽管这一时期的一些妇女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更多的人却在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工会斗争中的老战士们也加入了争取选举权运动的行列。如服装工人协会的罗斯·施奈德曼，当一位政治家在纽约制桶工人联盟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给妇女选举权她们将会失去女性的气质时，她回答说： 洗衣店的女工们……连续13或14小时地站在可怕的蒸汽和热浪里，双手浸泡在热浆中。我敢肯定，她们因参加一年一度的投票选举而失去的美丽和魅力，决不会比她们一年到头呆在铸工车间或洗衣店里失去的更多。
在纽约，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游行每年春季都呈上升趋势。据1912年的一则消息报道： 从华盛顿广场沿第五大街直到第五十七大街，游行队伍首尾相顾，聚集了纽约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阻塞了行进路线上的每一个十字路口。许多人本想对他们冷嘲热讽几句，结果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那行进在大街中间的五列妇女纵队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足以使一切嘲笑者缄口……女医生们、女律师们……女建筑师们、女艺术家们、女演员们、女雕刻家们、女服务员们和家庭主妇们，各行各业女工们……全都专心致志、坚决果敢地昂首前行，这真让街道两旁的群众感到吃惊。
但一些妇女激进分子仍然心存疑虑。像通常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同样令人信服地表达了她对妇女选举权的看法： 普选权是我们时代盲目崇拜的偶像……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选票已经或将会对妇女的解放有所助益……女性的发展、自由、独立必须要由妇女们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首先要确立其自身独立的个性；其次是要拒绝任何强加于其肉体之上的权利；除非出于自愿，否则有权拒绝生育；拒绝做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等的奴隶；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朴、更充实、更富足……只有通过这种种方式而不是通过选票才能给妇女带来真正的自由……
1911年，海伦·凯勒给英格兰一位主张扩大选举权的人士写信说：“我们的民主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我们投票？有什么意义？它不过是让我们在两个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但事实上却是真正的独裁者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是在难分彼此的两个人中进行选择……你想为妇女们争取选举权……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下，男人们靠着数百万张选票使自己获得解放了吗？” 又盲又聋的海伦·凯勒用她的精神和笔为武器进行战斗。当她公然成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之后，曾视她为英雄的《布鲁克林之鹰》写道：“她的错误很明显源于自身成长环境的制约”。她的答辩文章没有被“鹰”所接受，而是发表在了纽约的《钟声》上。她说，当初与《布鲁克林之鹰》的编辑会面时，他高度赞扬了她。“但是，就因为现在我转向了社会主义，他便提醒我以及公众说，我又瞎又聋，特别容易犯错误”。她接着说： 噢，可笑的布鲁克林之鹰！多么胆怯的一只小鸟啊！一个又瞎又聋的群体，它所保护的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得许多人变成了瞎子和聋子，而这正是我们力图阻止的……这只“鹰”正在与我开战。我痛恨它所代表的这个制度……要反驳我，它就应当公平地进行论战……而提醒我及其他人说我看不见或者听不见，却不是在进行公平的论战，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我能阅读。我能在规定的时间里阅读英文、德文和法文的所有社会主义书籍。如果《布鲁克林之鹰》的编辑也读些同类书的话，他或许就比较聪明了，他就可以把报纸办得更好一些。假如我能为社会主义运动写一本书——就像我有时所梦想的那样的话，我想，我该把它叫做《工业瞎子和社会聋子》。
琼斯妈妈好像对妇女运动并不特别感兴趣，但她却把纺织工人与矿工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组织了起来。她的英勇事迹之一就是曾组织过一次儿童进军华盛顿运动，希望以此来消灭童工现象（20世纪开始时，已有28.4万名10到15岁的儿童在矿山和各种大小工厂里劳动）。她这样描述说： 1903年春，我到宾夕法尼亚的肯辛顿去，那里的7.5万名纺织工人正举行罢工。在罢工工人中至少有1万人是儿童。工人罢工是为了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童工们每天都要去联合广场，他们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失去了拇指，有的失去了关节以下的手指。他们弯腰曲背、瘦骨嶙峋……
我请求一些孩子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负责一周或10天，我保证安全完好地带他们回来……个叫斯威尼的男人是位罢工的指挥者……一些男男女女陆续来到我这里……孩子们身上背着背包，里面装着刀、叉、杯、盘……一个小孩带来了小鼓，另一个孩子则带来了短笛……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我们要玩耍”…… 黑人妇女则受着双重压迫。1912年，一名黑人护士写信给一家报纸说： 我们这些贫穷、以工资为生的南方有色人种妇女正在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战斗……一方面，我们遭到本应是我们的天然保护人的黑人男子的殴打；同时，不论是在厨房里、在洗衣盆边、在缝纫机旁、在婴儿车后，还是在熨衣板旁，我们又都与干活的牲口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在20世纪初被历代白人学者称为“进步时期”的这段时间里，私刑处死的事情每周都会发生。无论是对南方的黑人还是北方的黑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黑暗时期，也就是黑人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所说的“谷底”。1910年，美国有1000万黑人，其中900万在南方。 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在1901和1921年间，在任总统分别为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都亲眼目睹了对黑人的私刑以及在佐治亚的司塔茨波罗、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佐治亚的亚特兰大针对黑人的谋杀暴乱，但他们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社会党里也有黑人，但社会党在种族问题上也没有多大作为。 黑人们开始组织起来。1905年，在佐治亚的亚特兰大教书的W.E.B．杜波依斯致信全国的黑人领袖，呼吁他们从布法罗跨越美加边界，到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召开会议。这便是“厄亚加拉运动”的开端。 出生于马萨诸塞的杜波依斯是第一位拿到哈佛人学博士文凭的黑人（1895年），这时他刚刚完成并出版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诗集《黑人民族的灵魂》。杜波依斯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但他只在很短的一段时期里做过社会党党员。 威廉·门罗·特罗特是杜波依斯召集尼亚加拉会议的一名助手，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黑人青年，具有尚武精神，主编着《卫兵周报》。特罗特在报上抨击了布克·T·华盛顿的温和观点。1903年夏，当华盛顿在波士顿的一家教堂里向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时，特罗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了九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从而引起会场的骚动并酿成了一场殴斗。特罗特及其一个朋友被逮捕。这或许更增添了杜波依斯的义愤之情，从而促使他发起了尼亚加拉集会。尼亚加拉组织语气强硬： 我们拒绝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黑人美国人认同自己低人一等，甘愿屈服于压迫和忍受屈辱。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我们或许被迫顺从，但是，只要美国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这1000万美国人的抗议之声就决不会从他们同胞的耳边消失。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场种族骚乱导致了1910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建立。白人把持着这个组织的领导地位，杜波依斯是其中唯一的黑人领导人。他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期刊《危机》的第一任主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重点是在立法和教育上，而杜波依斯在其中所代表的则是尼亚加拉运动宣言所体现的精神：“持续而强有力的鼓动宣传乃解放之途”。 在这一时期，黑人、女权主义者、劳工组织者及社会主义者都明白，他们不能对政府抱有幻想。确实，这是一个“进步时期”，是改革时代的开端；但那不过是一场不情愿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时期之所以赢得“进步”之名，是因为在这个时期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法律：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有肉制品检验法、规范铁路与管道的赫伯恩法、食物和药品卫生法；塔夫脱时期有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电话和电报系统的曼－埃尔金斯法；伍德罗·威尔逊任内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来抑制垄断的增长，并通过了规范全国货币和银行制度的联邦储备法；塔夫脱时期还通过了允许征收收入累进税的宪法第16 条修正案，以及规定参议员由过去的州议会选举改为直接普选的宪法第17条修正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州也通过了相应的法律以规范工资、工时、工厂安检及工伤赔偿。 普通民众无疑从这些变革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这是一个富裕丰饶和复杂的制度，它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给予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而在社会的底层与上层之间构筑了一个防护网。对1905年至1915年间纽约的移民研究表明，32％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从体力劳动者阶级上升到了较高的等级（尽管还不是太高的等级）。 但是，许多意大利移民没有得到足以在这个社会里维持生计的机会，这也是事实。在每四年中，来到纽约的意大利人73％的人要离开。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意大利人成了建筑工人，相当多的犹太人成了企业家和专业人员，他们构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而正是这个阶级成了阶级冲突的缓冲阀。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佃农、工厂工人、贫民窟居民、矿工、农场工人来说，对于男男女女的黑人和白人工人来说，基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之所以把新的着重点放在强力政府上，其目的是要维护制度的稳定以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例如，西奥多·罗斯福就为自己博得了“托拉斯的炮弹”的名声，但J.P．摩根集团的两个人（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埃尔伯特·加里和后来成为罗斯福竞选助手的乔治·珀金），还是与总统之间举行了一次私下的谈判，以便确保这枚“托拉斯的炮弹”不要射得太远。 《银行家》杂志在1901年时写道：“由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已经掌握了相互结盟的秘密，政治家们手中的权力便逐渐被颠覆，政治家也越来越屈从于企业所追逐的目标……” 到1904年，资本超过70亿美元的318 家托拉斯已经控制了美国制造业的40％。 罗斯福的顾问都是些企业家和银行家。在给其华尔街焦虑不安的内弟回信时，罗斯福安慰说：“我打算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但这是为了各大公司本身的利益，首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因为害怕事态恶化，罗斯福支持制定赫伯恩法。他在写给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中说，那些议院外反对该法案的铁路游说者们“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不明白，不通过这个法案就意味着加强铁路国有化运动”。 社会控制系统巧妙地建立了起来。1900年，一位名叫拉尔夫·伊斯雷的共和党人组织了全国公民阵线。伊斯雷是一位学校教师和新闻记者，一位保守主义者。组建全国公民阵线的目的是要改善劳资关系。阵线的领导人大多为大企业主和国家政界要人，但其第一任副主席却长期由劳联的塞缪尔·冈珀斯担任。 全国公民阵线试图用更加娴熟的技巧与工会打交道。它认识到，既然无法回避这些工会组织，那就谋求与之达成某种一致而不要同它们开战；毕竟，与一个保守的工会打交道远比跟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组织对阵要好得多。 许多资本家甚至连公民阵线所建议的微小的改革也不愿意进行，但阵线提出的方法却代表着现代国家的经验与权威，它确定了怎么做才会对整个资产阶级最为有利，尽管这会激怒个别资本家。新方法关心的是制度的长期稳定，它有时难免会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 因此，该阵线于1910年起草了一份劳工赔偿议案草案，第二年便有12个州通过了赔偿法或事故保险法。当最高法院于当年以无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公司财产为由裁定纽约劳工赔偿法违宪时，西奥多·罗斯福曾大发雷霆。他说，这样的裁决“只会极大地增强社会党的力量”。到1920年，42个州有了劳工赔偿法。 这一时期，城市也进行了改革；许多城市赋予了市政委员会而不是市长更多的权力，或者雇用了大量的市政管理人员。这种创意无疑更富效率，也更有益于稳定。 很明显，进步运动是用来抵御社会主义的，不管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像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那样的真诚改革派，还是像罗斯福这样虚伪的保守派（罗斯福在1912年是以进步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的），都是如此。进步派机关刊物《米尔沃基杂志》说，保守派是“盲目地同社会主义开战……而进步派则是机智地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并力图改革流弊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 社会主义运动仍在向前发展。伊斯雷认为，“社会主义的威胁从它对大学、教堂和报纸的影响增长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1910年，维克多·伯杰作为第一位社会主义议员进入议会；1911年，在340个市镇中，73名社会主义者被选举为市长，另有1200名社会主义者成为低级官员。报界称这一现象为“社会主义大潮的勃兴”。 通过修补其最坏的弊端而稳定资本主义制度、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锐气、在劳资冲突日益剧烈的时代采取某些措施恢复阶级间的和平，所有这些进步派改革的期望都获得成功了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功了。但是，社会党的力量仍在继续增长，世界产联仍进行着宣传鼓动。而且，就在伍德罗·威尔逊上台不久，科罗拉多即爆发了一场国内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劳资冲突。 这场冲突就是科罗拉多煤矿工人的罢工。该罢工开始于1913年9月，以1914年4月的“勒德洛大屠杀”为标志达到了顶点。南科罗拉多的1.1万名矿工为洛克菲勒家族的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外籍工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以他们的一名组织者被杀为导火线，工人们开始进行罢工以反对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以及在完全由采矿公司控制下的城镇对他们的生活所施行的封建式管治。 这时，身为矿工联合会组织者的琼斯妈妈来到这里，她用演讲来唤起矿工，并在罢工之初的关键的几个月里帮助了他们。她被捕后被关押在地牢般的小屋里，最后被强行逐出州境。 罢工刚一开始，矿工们就立即被从矿区小镇上的陋室中逐出。在矿工联合会的帮助下．他们在附近的小山上搭起帐篷坚持进行斗争，并在棚户区组织起罢工纠察队。洛克菲勒集团雇用的枪手（鲍德温－费尔莎侦探队）用加特林枪与来福枪袭击了棚户区。 矿工的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但他们坚持了下来。在一次枪战中，他们赶走了一列装甲火车，阻止了破坏罢工者的到来。由于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拒绝妥协，各矿无法开工、科罗拉多州州长（他被洛克菲勒的工矿老板们称为”我们的小牛仔州长”）叫来了国民卫队，卫队的工资由洛克菲勒支付。 最初，矿工们以为卫兵是被派来保护他们的，因而用旗子和欢呼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致意。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卫兵是来破坏罢工的，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运来了罢工破坏者，而没有告诉他们这里正在进行着罢工。卫兵们殴打矿工并逮捕了数百人，还骑马在该地区中心城镇特林尼达得大街上的妇女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但矿工们仍然拒绝让步。他们一直坚持到了1913－1914年间的寒冷的冬季。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清楚，要粉碎罢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了。 1914年4月，两个连的国民卫队驻扎在小山上，监视着罢工者最大的一个棚区（勒德洛棚区）中的男女老少。4月20日早上，机枪扫射了棚区。矿工领袖、希腊人卢·蒂卡被以讨论停战协议为名诱骗到山上，被一连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在帐篷下挖掘坑道以躲避枪弹。黄昏时，卫队举着火把从山上冲下来，向着帐篷射击，矿工们纷纷向山里逃亡，有13人被当场射杀。 第二天，一名电话接线员从勒德洛棚区的废墟上经过，当他揭开一个帐篷里的铁床盖着的坑道时，发现了己被烧焦变形的11名儿童和2名妇女的尸体。勒德洛大屠杀得以曝光于世人面前。 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在丹佛，矿工联合会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为了自卫，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把所有的武器与弹药集中起来”。300名全副武装的罢工者从其他棚区进驻勒德洛地区，切断了电话和电报线，准备进行战斗。铁路工人拒绝从特林尼达得运送士兵前往勒德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5]300名矿工联合会成员丢下工作，携带转轮手枪、来福枪和散弹枪开赴特林尼达得区。 在特林尼达得，矿工们为勒德洛惨案中的26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然后从送葬场步行前往附近的一座建筑，那里堆积着为他们准备好的武器。他们拿起来福枪冲进山里，毁坏了矿井，杀死了护矿卫兵，炸毁了巷道。新闻界报道说，“一时间，四面山头草木皆兵”。 在丹佛开往特林尼达得的一列军车上，一个连队中的82名士兵拒绝前往。据新闻界披露：“这些人声言，他们不愿参与枪杀妇女和儿童。他们还向350名准备开拔的士兵发出嘘声并大声责骂他们”。 5000人聚集在丹佛州政府前的草坪上冒雨举行示威活动，要求以屠杀罪审判勒姆洛的国民卫队官员，并谴责州长为同谋犯。丹佛雪茄生产者联盟投票赞成向勒德洛和特林尼达得派去500名武装人员。丹佛美国服装工人联盟的妇女们则宣布从其会员中派出400名志愿护士去帮助罢工者。 全国各地到处是集会和示威。罢工纠察队行军到纽约百老汇26号洛克菲勒办公室门前。在洛克菲勒不时前往讲演的教堂前，一名进行抗议的牧师遭到了警察棍棒的殴打。 《纽约时报》对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科罗拉多事件发表了一篇社论。《时报》的侧重点没有放在已经发生的暴行上，而是更多地强调了策略错误。这篇关于勒德洛惨案的社论开头说：“有人铸成了大错……”两天后，当矿工们武装起来进入矿区的山林时，《时报》写道：“当文明世界的最致命的武器掌握在满脑袋奴役思想的人的手里时，人们无从得知科罗拉多的战争会持续多长时间，除非你用武力平息它……总统应该把注意力从墨西哥转过来，在科罗拉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科罗拉多州州长请求联邦军队恢复秩序．伍德罗·威尔逊答应了。秩序得到了恢复，罢工逐渐平息下去。国会委员会来到这里调查，写下了长达几千页的证词。矿工联合会没有被承认。有66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处死，却没有一名军人或矿工卫兵被指控有罪。 科罗拉多仍然是一个阶级间剧烈冲突的战场，它所激起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到了全国。不管通过了什么样的法律，不管纸上充斥着什么样的自由化改革，不管正在展开什么样的调查，也不管说了多少道歉和安慰的话语，在美国工业化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未被挫败的反抗精神中，阶级反叛的威胁依旧明显地存在着。 《纽约时报》还提到了墨西哥。就在勒德洛帐篷的坑道里发现尸体的那天早晨，美国军舰袭击了墨西哥海岸城市维拉克鲁兹（先是轰炸，后是占领，造成上百名墨西哥人死亡），因为墨西哥逮捕了美国水手并拒绝行二十一响枪礼向美国道歉。 爱国热忱和尚武精神能够消弭阶级斗争吗？失业和萧条在1914年毕竟仍在继续蔓延。枪炮能够转移注意力和形成举国一致对抗外敌的共识吗？轰炸维拉克鲁兹和进攻勒德洛居民区确实纯属巧合。或者，就像有人描述人类历史时曾说的那样，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吧。墨西哥事件只是这个制度求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它不过是为了使因内部冲突而分裂的民族在对外战争中求得一致性。轰炸维拉克鲁兹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小事，但仅仅4个月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了。 [1] 双关语．直译为“汗衫缝纫店”，转指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剥削残酷的小工厂。 [2] 旧译“埃德温·马尔侃” o [3] 一种刑罚，即把犯人身上涂上柏油并覆上羽毛。 [4] Yiddish，意第绪语，为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 [5] ColoradoSprings，又译“科罗拉多泉”，城市名，位于科罗拉多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