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章 另一种内战 有关19世纪阶级斗争的故事，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并不常见。这些斗争常常被主要政治党派之间紧张的冲突给掩盖起来了，尽管双方都代表着国家中同一个统治阶级。 1828年当选为总统、连任两届的安德鲁·杰克逊宣称他代表的是“社会卑微的底层——农民，机械师，工人”。当然，他不代表那些被赶离故土的印第安人，也不代表奴隶。但是，日益发展的工厂体制，不断增多的移民，使得国内形势愈发紧张，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白人中间找到群众性的支持基础。于是，一种神话——“杰克逊式民主”被创造出来，以满足这种要求。 这是一种新的暖昧政治，即：无论是在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是在骚乱的潜伏时期，这种政治制度都为中下层阶级代言，以便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反叛频繁发生的年代里，它给了人们在两种不同政党中间进行选择的权利，让人们自己去选择一个相对更为民主的政党，这无疑是一种设计精巧的统治策略。 杰克逊党人的观点是：通过谨慎明智、深思熟虑的改革，确保“中间阶层，尤其是……国家中绝大多数自由民众”支持民主党，从而达到稳定与控制社会的目的。也就是说，主动的改革才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一位改革家、企业律师、杰克逊式民主党人罗伯特·兰陶尔的话。兰陶尔这句话道出了20世纪民主党（有时也是共和党）的竞选成功的奥妙所在。 美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势头令人鼓舞。1790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不到100万；1840年，这一数字已达1100万。1820年，纽约有13万人，到1860年，居民已达100万。虽然旅行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表达了他对美国人民之间“身份平等”的惊叹，但是，他的这一观察与事实并不相符。 在费城，工人阶级家庭55人合租一套公寓，通常每家只有一间房，没有垃圾清运设施，没有洗手间，缺乏新鲜的空气和饮用水。那儿也有新近从舒伊尔基尔河抽来的新鲜水，但那是输送到富人家中的。 在纽约，你会看到穷人躺卧在堆满垃圾的街头。贫民区没有下水道，污水流进院子和小巷，进入阴暗狭小的地下室，这里住的是最贫穷的人。这种状况导致了1837年伤寒病的流行和1842年斑疹伤寒症的肆虐。在1832年霍乱流行期间，富人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而穷人则只能坐以待毙。 不能指望穷人会成为政府的政治盟友。但是，像奴隶或者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确实存在着。一般情况下他们很不显眼，而一旦他们起来反抗，就会成为一种威胁性的力量。然而，有更多的公民（待遇好的工人和拥有土地的农民）团结起来，坚定地支持现行制度。此外，新生的城市白领工人，自视为资产阶级阶层中的一员，也会向处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提供支持。他们随着商业的繁荣而崛起，生活富裕，待遇优厚。 收费公路、运河、铁路、电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的开放。农场已经机械化了。铁犁使收割时间减少了一半；到1850年，约翰·迪尔公司一年可生产1万挂犁。赛勒斯·麦考密克在芝加哥的工厂一年就制造了1000台机械收割机。一个人用镰刀一天可以收割一英亩小麦，而用一台收割机、可以收割10英亩小麦。 现行的经济制度，不是合理地设计以满足人类需要，而是因利益驱使而不规则、混乱地发展着。这样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办法避免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1837年发生了一次经济衰退，1853年又发生了一次衰退。一种达到社会稳定的办法就是：减少竞争，使商业经营组织化，形成垄断。19世纪50年代中期，价格协定和兼并成为常事：纽约中央铁路就是由众多铁路合并而成。美国黄铜协会自称其成立是“为了对付灾难性的竞争”。汉普顿县棉花纺织者协会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控制价格。美国铁矿协会也是如此。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因此投资者必须尽可能将风险减至最小限度。在不致危及所有者和经理个人财运的情况下，州议会给企业颁发执照，给他们以处理商业事务和赚钱的合法权利。从1790年到1860年，有2300家企业获得了执照。 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第一届国会开始，联邦政府对商业利益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现在，联邦政府帮助的范围更大了。 铁路工作人员手里摸着钱、股票以及免费的铁路通行证，到华盛顿和其他州府活动以获取好处。1850年到1857年，他们获得了25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免税货物．以及来自州议会的数百万美元的担保贷款。在威斯康辛州，1856年，拉克罗斯和米尔沃基铁路公司将大约90万美元的股票和证券捐赠给59名议员和13名参议员，以及其他地方长官，结果免费得到100万英亩土地。两年后，铁路公司破产，其证券一钱不值。 东部的工厂主业已变得强大且有组织性。到1850年，15个名为“伙伴”的波士顿家庭，控制了全美20％的棉花纱锭，马萨诸塞州39％的保险基金，波士顿40％的银行储蓄。 在内战前夕，国家的统治者们优先考虑的最主要的事情是金钱和利润，而不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正如托马斯·科克伦和威廉·米勒在《创业时代》中所指出的： 韦伯斯特是北部的英雄——他不是爱默生、帕克、加里森、菲得普斯；韦伯斯特是税吏、土地投机商、公司律师、波士顿协会的政客和汉密尔顿家族的继承人。他说，“政府的伟大目标”“是在国内保护私有财产，在国外赢得尊敬和名望。为此，他竭力鼓吹联合并主张对逃亡的奴隶作出让步。
他们在谈到波士顿的富人时写道： 他们在比考恩山上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对慈善事业及文化艺术给予资助，从而赢得了邻居们的钦佩。他们在州府大街进行着交易，有监工替他们监督工厂，有经理们为他们管理着铁路，有经纪人为他们推销着动产和不动产。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描述了波士顿这些年的情况：“比考恩大道和弗农山庄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铜臭。在律师的办公室，在港口码头，到处可见这种卑鄙龌龊、浑浑噩噩的陈腐之气。这种景象，正如人们在鞋厂老板的车间里通常看到的那徉。”牧师西奥多·帕克告诉他的听众们：“金钱是现今国家最强大的力量”。 致力于稳定政治和控制经济的种种努力往往不能完全奏效。新的工业化浪潮、拥挤的城市、工厂里长时间的劳作以及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大批工人失业，加上食物和饮用水的匮乏、冬季的严寒、夏天的闷热以及疾病流行和儿童死亡——所有这些情况，逼得穷人不时采取反抗行动。有时，他们自发地、无组织地发动反对富人的起义。有时，他们的怒火会转而以其他方式发泄出来，如：对黑人的种族仇恨、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战争、本土主义者迁怒于外来移民等等。有时，他们会组织示威活动和罢工。 如同其他任何时期一样，这些年来，工人阶级的意识逐渐觉醒。史籍对此并无记载，但是，保存下来的一些片断，依然使得我们惊讶不已：在劳动人民平常缄默言行的背后，竟然一直存在着如此多的反抗精神！记录在案的有：1827年，一位“没有什么文化的技工”，也许是一位年轻的制鞋匠，发出了“致……费城技工和工人阶级”的一封信： 我们发现，我们在各方面都受到压迫——我们辛苦地劳动，为别人创造舒适的生活，使他们享受一切生活乐趣。可是，我们自己得到的仅仅是极少量的一部分。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这少量的一部分甚至还得取决于雇主的意愿。
苏格兰的弗兰西斯·赖特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1829年7月4日，她应费城工人之邀，给美国第一个全市性的劳工协会作演讲。她问道：革命是否已经消除了“工厂内孩子们的处境……被人忽视、贫穷、堕落、饥饿和疾病……”。她质问：新式技术是否降低人类劳动的强度，是否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是不是极大地损害了童工的身心健康？ 同年晚些时候，印刷工人、《工人的主张》主编乔治·亨利·埃文斯起草了《工人独立宣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提交给“公正无私的”公民同伴，其中有如下内容： 1．征税的法律……极沉重地压在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的身上……
3．有关私人公司的法律总是有失公允……偏袒一个社会阶级而损害其他阶级…… 6．法津……剥夺了十分之九的贫穷的公民同等地享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有关扣押权的法律支持地主而不支持佃户……这只是一个例证，其他类似情况不可胜数。 埃文斯深信“每一个达到成人年龄的人都应有资格享有同等的财产”。 1834年，波士顿的一个全市性的“工会”（包括米白查尔斯顿的技工和来自林恩的女修鞋匠）在谈及《独立宣言》时指出： 我们认为，法律如果倾向于把特权阶级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公民之上，容许他们享有特权，这样的法律，与独立宣言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我们的公共教育体系慷慨地资助一些学校……只有有钱人才能进入这些学校就读。然而，普通学校却得不到资助……于是，穷人从幼年时起就容易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 传统的史籍中没有记录下当时所发生的反叛事件。例如1835年夏，巴尔的摩发生了骚乱。当时马里兰州银行倒闭，存款人失去了储蓄金。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大骗局，他们聚集起来，打破了与银行相邻的办公室的窗户。当暴动者摧毁一所房屋时，民兵对他们发动了攻击，杀死了20人，打伤100人。第二天晚上，其他一些住宅也遭到攻击。 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工会建立起来。法院宣称他们阴谋阻挠商业活动，是非法的。纽约的一名法官主张对“参与阴谋活动”的裁缝处以罚款。他说：“在法律与自由这片可爱的土地上，前进的道路向所有人敞开着……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他不需要用虚假的联合来保护自己。他们受外来的因素所影响，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主要由外来人所把持。” 全城出现了一份广为传播的传单： 富人与穷人为敌！法官爱德华之流，是上层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反对的是技工和劳动人民！这是对你行使自由权利的致命一击！……他们开创了一种先例：劳动人民没有权利规定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换言之．富人才是穷人愿望的唯一评判者。 在市政厅公园，2.7万人举行集会，公开抨击法院所作出的决定。他们决定成立一个通信委员会。3个月后，该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从来自纽约几个城镇的农民和工人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技工、农民、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尤提卡召开，草拟了独立宣言，宣布与现有各政党脱离关系，成立平等权利党。 尽管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参加了公职竞选，但他们仍不大相信选票会成为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该运动的一个著名演说家塞思·卢瑟在7月14日的集会上说：“我们将平生第一次尝试使用选票箱。如果这样也无法实现我们正当的目标，下一步亦即最后的手段，将是子弹箱。” 1837年的危机导致很多城市爆发集会。银行暂停硬币支付——拒绝为他们发行的期票支付硬通货。生活本已极为拮据的工人，在购买食品时，发现面粉、猪肉、煤炭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费城，2万人举行了集会。有人给总统范伯伦写信，描述了集会的情形： 这天下午，费城独立广场上的集会，是我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昨天和前天夜晚，整个城一市都贴满厂布告，人们被这些布告招拢来。集会完全是由工人阶级组织和主持的，无需领导过这类事件的任何人的咨询与配合。政府官员私演讲者也在他们之中……这次集会的矛头是针对银行的。
平等权利党（通常称之为“摩擦火柴党”[1]）的成员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宣布：“面包、肉、租金和燃料必须减价！无论下雨还是天晴，星期一下午4点钟，将在公园举行集会……凡下决心抵制垄断和强取勒索的仁慈的朋友们，敬请出席。”纽约一家报纸《商业记录》记载了这次集会的情况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 4点整，数千人汇成人流，在市政大厅前集会……一位演讲者……指挥大家对伊莱·哈特先生进行报复。他大声呼喊道：“市民朋友们！哈特先生的仓库现有5.3万桶面粉；走，到那里去！我们给他出价8美元一桶，如他不肯这样做……”
参加集会的许多人向哈特先生的仓库进发……人们快速地、不停地将一桶桶装满面粉的桶从窗口投掷出来，成十上百的面粉桶从门口滚落到大街上……大约1000蒲式耳小麦，400到500桶面粉散落一地，这是何等放纵、荒谬与戏谑的行为。外国人是最积极的破坏者，此外，还有约500到1000人支持并怂恿那些已被他们煽动起来的人们。在面粉桶和米袋滚落、破裂的过程中，一些妇女也参加了行动。比如在抢劫争斗中死去的干瘪丑陋的老太婆。她们将预备的盒子和篮子一都装得满满的。有的还用围裙包起面粉，匆匆逃走…… 夜幕降临了，然而破坏行为并没有终止。它一直持续到身强力壮的警察抵达出事地点为止。此后不久，一支支的警察分队也随之赶到…… 这就是1837年的面粉骚动事件。在这一年所发生的危机中，仅纽约就有5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阶级）失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20万人（人口总数为50万人）“生活在极度绝望之中”。 19世纪中期发生的集会、暴动、斗争，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没有完整的记载。随着国家的成长，城市变得日益拥挤，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生活条件愈来愈难以忍受，银行家、投机者、地主、商人控制了经济。 1835年，50个不同行业在费城成立了工会，劳工、工厂工人、装订工人、宝石匠、运煤工人、屠夫、私人作坊的工人举行了一次成功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罢工运动——为了争取10小时工作日。 19世纪40年代早期，费城的织布工（绝大多数是爱尔兰籍移民．在家中替老板干活）为提高工资而举行了罢工。他们攻击那些拒绝罢工的工人家庭，破坏他们的工作。县治安长官派出民兵试图逮捕某些罢工者，但是，400个织布工人用毛瑟枪、棍棒武装起来，击溃了他们。 可是，此后不久，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织布工与信奉新教、土生土长的熟练工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产生了对抗。1844年5月，费城近郊肯辛顿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发生冲突、引发了骚乱。不久，中间阶级的政治家们领导双方各自加入了另外的政党（本土主义者加入美国共和党，爱尔兰人加人民主党），党派之间的政治歧见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取代了阶级冲突。 研究肯辛顿骚乱的历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指出，这些事件导致了费城工人阶级的分裂。它“从此在历史学家中造成了社会中没有阶级冲突的错觉”，事实上，19世纪美国的阶级冲突“与工业社会已知的任何冲突一样凶猛野蛮”。爱尔兰籍移民是因为土豆产量减少，为逃避饥饿而背井离乡的。他们挤进破旧的航船，来到美国。在这些航船上发生的故事，其差别仅仅在于早先运回的是黑人奴隶，其后是德国移民，再后来是意大利移民和俄罗斯移民。1847年5月，一艘来自爱尔兰的船在加拿大边界的格罗斯岛被拘留。这是当时的一份记录： 有谁能想象得出这样一种极为恐怖的情景呢？移民船塞得满满的，超过了它的承载极限，甚至在最短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人。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他们中间有人发着高烧……船员们因极度的绝望而变得闷闷不乐，脾气暴躁；可怕的瘟疫令他们丧失了勇气。那些不幸染上瘟疫的乘客正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发病症状，很多人奄奄一息，有些人已经死去；……孩子们在痛哭，精神错乱者自言自语，到处都能听到极度痛苦的喊叫和呻吟！
这些新来的爱尔兰籍移民，他们自己尚且贫困潦倒，自暴自弃，怎么能对黑人奴隶产生同情心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活动家大多数都忽视了奴隶们的痛苦处境。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纽约工会领袖伊利·穆尔在众议院慷慨陈词，反对接受废奴主义者的请愿书。阶级斗争遭受挫折后，人们转而试图解决种族问题，种族敌意很容易便成了阶级斗争受挫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1848年，一位白人制鞋工人在林恩制鞋厂工人的一份名为《锥子》的报纸上写道： 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支监视着处于奴役状态下的300万兄弟的常备军……我们生活在邦克山的阴影之不，在以人性的名义要求属于我们的权利之时，却剥夺了别人的同样的权利，就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公正的上帝出于愤怒而强迫我们饮下退化堕落的苦酒，以示惩罚，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另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在1857年。铁路和制造业的繁荣，大规摸的移民浪潮，股票和证券市场上日益增加的投机行为，社会上偷窃、腐收、弄虚作假成风，这一切导致经济先是疯狂地增长，然后又突然崩溃。截止到这一年10月，有20万人失业，新近来的移民成千地聚集在东部港口，希望能返回欧洲。 在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数千人举行集会，要求政府给予失业者以工作。在纽约，1.5万人在曼哈顿闹市区的汤姆金斯广场集会，他们从那里游行到华尔街。在华尔街，他们呼喊着“我们要工作”的口号，围绕着股票交易所游行。这一年夏天，纽约贫民区发生暴动。有一天，500人用手枪和砖块向警察发动了攻击。失业者举行游行，抢劫商店，要求获得面包和工作。11月，一群人占据了市政厅。政府不得不动用海军来驱赶他们。 1850年，全国600万劳动力中，有50多万是妇女：33万从事家务工作；5.5万人当教师；18.1万妇女在工厂工作，其中有一半从事纺织业。 妇女们组织起来了。1825年，纽约裁缝女工联合会要求提高工资，妇女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1828年多佛尔和新汉普夏发生的罢工，是产业女工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罢工。好几百名妇女举着标语旗帜游行。后来，她们被迫返回工厂，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其领导人被辞退，并被列入黑名单中。 在新汉普夏的艾克塞特，产业女工举行厂罢工（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外出集会”）。罢工的原因是：监工将时钟向后拔，以延长工时。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了她们的严正要求，承诺让监工将手表调准。 洛厄尔厂的制度规定，年轻的女孩子应当在工厂里工作，住集体宿舍，在女舍监的监督下生活。这种制度使女孩子们从索然无味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初看起来极为仁慈，也很有人情味儿，颇受人欢迎。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是最先创办纺织工厂的城镇；它以富裕而有权势的洛厄尔家族的名字命名。但是，洛厄尔纺织工厂的集体宿舍被严苛的规章制度所管制，变得更像监狱；晚餐（妇女们凌晨4点起床后开始劳动，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半）通常仅仅只是一些面包屑和肉汤。 因此，洛厄尔的女孩子们组织起来了。她们开始创办自己的报纸。她们抗议编织车间的恶劣条件，因为那里灯光昏暗，通风不良，夏季来临时屋里极为炎热，冬季到来时潮湿寒冷。年轻的妇女们成立了“工厂女孩联合会”。1836年，1500人举行了罢工，抗议厂方提高她们居住的木板房的租金。哈丽雅特·汉森当时还只是一个17岁的女孩，她后来回忆道： 那时，女孩们站在我的房间里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认为她们不会出去参加罢工。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后，我变得不耐烦了。我像个孩子似的虚张声势，率先起来说：“我不介意你们做什么，无论别人去不去，我都要到场。”说完我就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着我冲了出来。我回过头，看着跟随在我后面长长的队伍，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豪……
罢工者唱着歌，在洛厄尔的大街上游行。她们虽然坚持了一个月，但是后来她们的钱用完了，被逐出了木板房。也有很多人返回工厂继续工作。她们的领袖被辞退了，其中包括哈丽雅特·汉森的寡居母亲在内。她是木板房的女舍监之一，因为她的孩子出去参加罢工而受到追究。 反抗活动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女孩子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住在空气清鲜的环境里，过一种少受折磨的生活，她们为此而不懈地奋斗着。她们当中的一位回忆说：“6月的天气，空气清新怡人。我把身体倾向窗外，尽量不使自己听到室内无休止的各种碰撞声。” 1835年，20个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将工作时间由每天13个半小时缩短到11个小时，公司应该用现金而不是收据支付工人的工资，取消有关迟到罚款的规定。1500名儿童及家长参加了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6个星期。由于罢工破坏者进来捣乱，一些工人复工了。但是，这次罢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12个半小时，星期天只工作9 小时。1835年以后，美国东部爆发了140次罢工。 183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推动并最终促成了1845年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的成立；该协会向马萨诸塞州议会提交了数千份请愿书，要求实行10小时工作制。但是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却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委员会应当彻底驳回他们的请求。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工厂内外一切设施等等，皆不得按他们的建议，也不得因议会的任何法案而有所改变。”80年代末期，在工厂里工作的新英格兰农场女工开始离开工厂。越来越多的爱尔兰籍移民顶替她们的位置。 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爆发了一系列的工厂罢工，其中最早的一次罢工是由童工发动的。原因是公司突然将他们的正餐时间从正午推迟到午后1 时。孩子们不上班，举行了游行；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加油，镇上其他的工人们（木匠、石匠、技工）参加了游行。这些人将这次罢工变成了一次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可是，一个星期后，由于受到民兵的威胁，孩子们被迫复工，他们的领袖被厂方辞退了。不久，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麻烦，公司恢复了正午正餐的制度。 马萨诸塞州的林恩是波士顿东北部一个工业城市。制鞋工人发动了美国内战前时间最长的罢工。林恩城首次将缝纫机械用于工厂，以机器代替制鞋毛匠的手工劳动。19世纪30年代，林恩城的工厂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后来，他们创办了一份富有战斗精神的报纸——《锥子》。1844年，也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前4年，《锥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社会被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者阶级两部分，财富在两个阶级间分配不平等，这些事实使我们立刻认识到另一种差别——资本和劳动的差别……劳动成为商品……资本与劳动处于对立地位。
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制鞋业停滞不前。在林恩，有很多工人失业。人们本来就已经对机器缝纫取代制鞋工人愤怒不已，现在，物价上涨，工资再三削减，到1859年秋天，工人们一天工作16 小时，而男工一星期只挣得3美元，女工一星期只挣得1美元。 19世纪60年代早期，3000名制鞋工人在林恩的莱塞姆会所集会，并在华盛顿的诞辰日举行罢工。一个星期后，罢工己开始蔓延到新英格兰听有的制鞋城，25个城镇的技工协会和2万名制鞋工人参加了罢工。报纸称之为“北部革命”，“新英格兰工人中的叛乱”，“资本与劳动冲突的开端”。 1000名妇女和5000名男子冒着暴风雪，打着横幅标语和美国国旗，在林恩的街道上游行。街道上到处是风吹形成的积雪堆，一支规模浩大的女性游行队伍组织起来了，妇女们举着“美国妇女不当奴隶”的标语，在街道上游行。10天后，一支由1万名罢工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林恩游行，其中包括来自萨勒姆、马布尔海德以及其他城市的代表团，其中有男人，也有妇女。这是当时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最大的示威活动、 波士顿的警察和民兵受命来此执行任务．防止罢工者影响运载鞋子的货船的装载，以使其完成作业后驶离该州。罢工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城市食品杂货商以及粮食商贩给罢工者提供食物。罢工从3月一直持续到7月，3月时士气高昂，到4月时己经失去了战斗力。为了让罢工者回到工厂上班，工厂老板答应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工厂老板并不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工人们不得不继续作为单独的个人而面对老板。 艾伦·道利在《阶级与社区》一书对林恩罢工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尽管斗志高昂，但是，选举政治分化了反抗者的能量，并把它引入了政府的轨道。 南北战争期间，军事上的同仇敌汽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压制了阶级意识。无论北方或南方都是如此。这种团结一致既被言论纷争所削弱，又被武力加以强化。政府宣称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但是，如果工人胆敢罢工，士兵就会向他们进攻。在科罗拉多州，联邦军队屠杀印第安人。那些敢于批评林肯政策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投人监狱——这样的政治犯大概有3万多人。 北方和南方都继续显示出这种与联合背道而驰的迹象。穷人愤怒地反对富人，他们发动起义，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 在南方，战争引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雇主获取了超额利润，可是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了。战争期间，罢工运动遍布全国各地。1863年11月21日出版的《芬其尔商业评论》中，有一篇标题为《纽约发生了革命》的文章。这个标题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作者开列的如下一系列工人运动细目，却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南北战争期间，穷人内心潜伏着愤恨！ 纽约劳动群众发动的动乱，令该城及邻近城市的资本家大为惊恐……
镀铁厂的工人至今仍在坚持斗争，反对承建商…… 玻璃切割工人要求增加15％的工资…… 我们承认，目录所列举的工人运动是不完全的，远非其全部。但这足以使读者相信：这个国家所发生的社会革命正在向前发展，只要工人们彼此信任，它必将取得成功。 码头司机正在罢工，其人数已达800人…… 波士顿的工人不甘落后……除了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举行罢工外，他们还组织了其他活动…… 装配工人在罢工…… 当作者正在写作此文时，又听说波士顿邮局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波士顿南部炼铁厂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人们，都在关注并思考此事。 战争使得许多妇女进入商店和工厂工作。在纽约，缝补雨伞的女孩子们从早晨6 时一直干到午夜，一个星期只能挣3美元。于是，纽约和布鲁克林的女伞工举行了罢工。罗得岛普罗维登斯成立了女雪茄烟工工会。 到1864年。总计约20万名男女工人参加了工会。某些行业形成了全国性的工会，并出版了代表劳动工人立场的报纸。 联邦政府利用军队来制止罢工。纽约市科尔德斯普林一个兵工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举行了罢工，联邦军队被派到那里以结束罢工。参与罢工的机械工人和裁缝们在圣路易斯与军队展开了战斗，最后被迫复工。 北方的白人工人认为，内战好像是为黑人奴隶而战，或是为资本家而战，为除他们自已之外的任何人而战。因此，他们并不热衷于这样的战争。他们还认为，新兴的百万富翁阶层正在从战争中获取好处。 纽约的爱尔兰籍工人是新近来的移民，生活贫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看不起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因为黑人也在同他们竞争，寻找如码头工人、理发师、餐厅侍者、家庭仆人之类的工作。失去这些工作的黑人经常充当罢工破坏者。随后，战争开始了，接踵而来的是征兵和送死。1863年《征兵法案》规定：富人交纳300美元或雇人顶替，可以免服兵役。 1863年7月，招募新兵的工作开始了。一伙人破坏了主要的招募站。三天后，一群群的白人工人在全城游行，摧毁了建筑物、工厂、电车缆线、房屋。征兵暴动的起因极为复杂——既反对黑人，也反对富人，反对共和党人。在一次对征兵总部的袭击中，暴动者连续袭击富人的居所，后来又谋杀黑人。他们放火点燃了非白种人孤儿养育院。他们枪击、焚烧并吊死街上所能发现的黑人。很多人被投入河中淹死。 第四天，从葛底斯堡战役中返回的联邦军队进入纽约城，平息了暴乱。大约400人被杀死，也许有1000人。到底死伤多少人，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这次动乱中失踪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国内暴力事件中失踪者的人数。 在北部的其他城市如纽沃克、特洛伊、波士顿、托莱多、埃文斯维尔也发生了反征兵的暴乱，它们持续的时间不像纽约反征兵暴乱那么长，也没有那么残忍。在波士顿．暴乱中的死难者是爱尔兰籍工人，他们因袭击兵工厂而被士兵们枪杀。 南部诸州貌似统一于白人邦联，实际上存在着种种冲突。大多数白人（其中的三分之二）并不拥有奴隶。不到1000个家庭成为种植园的精英。 在南方，约有数百万白人沦为生活贫困的农民，破旧的小木屋或废弄的户外厕所是他们的栖身之处。内战以前，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奴隶在棉花纺织厂工作，每天获取20美分以购买食物，而同一个工厂的白人则可得到30美分。 起义者战斗的呼喊声和南部邦联军队神奇的勇气背后，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厌恶情绪。南部邦联政府的征兵法案规定富人可以免服兵役。南部邦联士兵们是否已经开始觉得他们是在为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从来不曾属于这个阶层）的特权而战呢？1863年4月，里士满发生了面包骚乱事件。夏天，南部许多城市发生了征兵暴动。9月，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发生了食物骚乱。乔治亚·李·塔特姆在其研究著作《南部邦联中的背叛》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前，各州政治上的不满越来越多，很多背叛者结成一伙——在某些州已形成组织完善、活动积极的社团。” 南北战争是现代战争的先例之一：利用致命的炮弹、格林机关枪、刺刀发动攻击——将现代化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与白刃战结合在一起。在进攻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之前的一次战役中，一支由850名缅因州士兵组成的部队，半小时之内就损失632人。战场就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交战双方共有62.3万人阵亡，47 .1万人负伤。在一个3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死伤人数竟然超过了100万。 随着战争的继续，南方战士开小差的越来越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到战争结束时，已有20万士兵逃离邦联军队。 1861年，仍然有60万人自愿为邦联而战，联邦军队中大多数士兵也是志愿者。爱国主义的心理，冒险的诱惑，政治领袖制造出的道义上的圣战气氛，对于淡化那种反对富人和掌权者的阶级仇恨，并把这种仇恨大部分转而向他们所宣称的“敌人”发泄，极为奏效。这种情形，正如埃德蒙·威尔逊在《爱国主义的血》（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所指出的： 在近来发生的大多数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平素观点不同、争论不休的公众舆论，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为近乎全国性的全体一致，形成一股顺从的能量大潮，推动着年轻人去摧毁和制服试图阻挡它的任何努力。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确保北方获得他们想要的商业利益，南方农业州在脱离联邦以前曾对这些商业利益加以限制。林肯总统签署并颁布了这些法案。1860年的共和党已成为一个纯粹为实业家呼吁的讲坛。1861年，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案》，对外国商品课以重税使之更为昂贵，同时还允许美国厂商提高他们的产品价格，迫使美国消费者购买更多的本国产品。 1862年，国会通过了《宅地法》，规定：凡愿在其上耕种5年者，均可获得西部160英亩的闲置或公有土地；凡愿每英亩交付1.25美元者，均可购得这份宅地。普通人很少能有200美元去购买这些土地；投机者却一拥而至，夺走了大部分土地。宅地总计达5000万英亩。但在南北战争期间，国会和总统将1亿多英亩的土地免费赠于各地的铁路部门。国会还设立国家银行，让政府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利息分成，并确保他们的利益。 面对罢工不断蔓延的局势，雇主敦促国会采取保护措施。1864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使得公司与外籍工人签订合同成为可能：无论何时，当工人许诺为公司工作12个月，用他们的工资支付其移民费用时，公司随时可以同外籍工人签订合同。藉此法案，公司不仅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找寻到罢工破坏者。 在30年的内战酝酿期间，越来越多的法律被法院重新作了解释，以适应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工厂主大肆掠夺别人的财物以壮大自己的经营，这被认为是合法的。有关“支配权”的种种法律常被用来剥夺农民的土地，并将它作为津贴送给运河公司或铁道公司。 直到此时，法律甚至从未宣称它要保护劳动人民——20世纪也是一样。健康与保险法本来就不存在，更谈不上实行。1860年冬，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皮姆珀敦工厂厂房突然倒塌，900名工人被压在里面，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这场事故导致88人死亡。尽管有证据表明，这座建筑物不足以承受安装在里面的沉重的机器，建筑工程师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一位陪审员却断定该案“缺乏犯罪意图”。 到内战爆发前，莫顿·霍维茨在《美国法律的变革（1780一1860）》一书中对负责司法的法院所做的一切，作了这样的概括： 到19世纪中期，法院以农民、工人、消费者，以及其他无权无势的社会团体为代价，改造了法律制度，使之有利于工商业人士……这积极地推进了财富的合法再分配，不利于社会弱小团体。
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时期，单纯靠暴力就可实现财富分配不均。而在现代社会中，剥削采取了伪装的形式——它是通过貌似中立和公正的法律手段来实现的。 战争结束了，威胁国家统一的危急形势趋于缓解，老百姓必须面对日常生活，解决生存问题。遣散的军队游荡在大街上，寻找工作。 士兵们从前线返回城市，此时的城市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疾病流行，饿馁遍地，火灾不断。纽约有10万人住在贫民区的地下室里，1.2万名妇女靠卖淫为生。堆积在大街上的垃圾足有两英尺高，老鼠成群乱窜。费城的富人可以享受来自舒伊尔基尔河的新鲜饮水，其他人则饮用特拉华河水，该河每天有1300万加仑的污水倾入。1871年芝加哥发生大火灾，平民公寓的一座座房屋接连发生倒塌，有人形容说，房屋倒塌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发生了地震。 内战结束后，劳动人民中间掀起了争取8 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并得到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全国劳工协会的支持。纽约10万工人举行了3个月的罢工，赢得了8 小时工作日的胜利。1872年6月举行的庆功会上，15万工人在全城游行。 战争期间进入工厂工作的妇女们，如雪茄烟工、女裁缝、制伞工、制帽工、印刷工、洗衣工、制鞋工，都成立了工会。她们组织了“圣克里斯平之女社”，成功地使雪茄烟制造者工会与全国印刷业工会首次接纳妇女为会员。 在工厂工作所面临的危险推动工人努力组织起来。工人通常没日没夜地工作。1866年的一个夜晚，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工厂发生火灾。600多名工人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在惊恐慌乱之中，从楼上的窗户跳下来摔死了。 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女织布工成立了独立于男织布工之外的工会。有三家工厂宣布将工人的工资削减10% ，男工接受了这个条件，但女织布工拒绝接受。她们举行罢工，反对这三家工厂的老板。罢工赢得了男工的支持，导致3500台织布机、15.6万只纺锤停工，32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是，由于她们的孩子需要食物，她们不得不复工，并签订了不加入工会的“铁誓”（后来被称为“反工会合同”{2}）。 这一时期，黑人工人发现全国劳工联盟不愿意把他们组织起来。于是，他们——1867年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码头工人，查尔斯顿的码头工人，萨凡纳的船坞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自己组织罢工。这也许鼓舞了全国劳工联盟。在1869年会议上，全国劳工联盟决定发展妇女和黑人进入工会，声明“不得因肤色或性别而否认劳工的权利”。一位新闻工作者记下了这次会议所体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种族团结迹象： 当一个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比人、前邦联宫员，在会上发表演讲，谈到一个有色人种委员自称他是“来自弗吉尼亚的绅士”之时……当一位热心的民主党人〔当时他来宣纽约）操着浓厚的爱尔兰土腔，声明作为一名技工或一个公民，自己既不要求享有特权，也不情愿给予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白人或是黑人）以特权之时……这时，人们可能确实有理由断定：时代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
然而，大多数工会仍然将黑人排斥在外，或者要求黑人成立他们自己的地方组织。 全国劳工联盟开始将其精力愈来愈多地耗费在政治辩论，尤其是在要求发行纸币——绿背钞的货币改革上。这样它就越来越不像劳工斗争的组织者，而更像关心投票选举的国会院外游说者。它业已失去了战斗的生命力。 改革的法律一旦得以通过，人们便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186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院通过了《矿山安全法》，规定“对矿山进行管理，安装通风设备，保障矿工的人身安全”。该法案平息了人们的愤怒之情，但并未执行。 18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经济危机已形成了规律，其特征在于，当它来临时，社会一片混乱，只有最富裕的人方能幸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37年，1857年，1873年，其后是1893年，1907年，1919年，1929年）导致小公司大批倒闭，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然而，在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危机走向复苏的整个过程中，阿斯特、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的财富却不断增长。安德鲁·卡内基控制了钢铁市场，约翰·D·洛克菲勒消灭了石油行业的竞争者。 1873年11月《纽约先驱论坛报》一篇题为“布鲁克林生产衰退”的文章，列举了倒闭和停工工厂的名单：毛毡裙制造厂，画框制造厂，玻璃切割厂，炼钢厂。与妇女相关的行业有女帽商，制女服与童装的裁缝，扎鞋工。 整个19世纪70年代，经济持续衰退。1874年头三个月，9万工人中为数一半的妇女不得不睡在纽约的警察局里。全国各地都有人被逐出寓所。很多人在城市中游荡，寻找食物。绝望的工人试图去欧洲和南美洲谋生。1878年，满载劳工的“大都会”号轮船从美国开往南美，不幸沉没，船上所有的人都葬身海底。 失业者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许多失业救济委员会也建立了起来。1873年底，在纽约库柏学院举行的集会吸引了大批群众，街道上人流如潮。参加这次集会的工人们提出：经公众投票同意之后，法案方可成为法律；个人拥有的财产不得超过3万美元；要求实行8 小时工作日制。 在芝加哥，2万名失业者在通往市政厅的大街上游行，要求“给饥饿者以食物，给缺衣者以衣物，给无家可归者以房屋”。诸如此类行动的结果是，大约有1万个家庭的窘境得到缓解。 1874年l月，纽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游行。警察在市政厅附近阻止游行队伍到达汤姆金斯广场，并告诉工人们不得举行集会。双方对峙之时，警察发动了攻击。一家报纸报道说：“警察挥舞着棍棒，妇女和儿童尖叫着四处逃散。人们夺路而逃，互相践踏。骑在马背上的警官毫不留情地抽打着被撞倒的旁观者。” 有一段时期，雇主招收新来的移民以破坏罢工。这些新移民急需工作，在语言文化上与罢工工人迥异。1874年，一批意大利人被带入匹兹堡一带富含烟煤的产煤区，代替举行罢工的矿工，此举导致3名意大利人被杀。在审判时，该社区的陪审员宣布罢工者免罪。自此以后，意大利人和那些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之间产生了敌意。 人们在具有百年纪念意义的1876年（《独立宣言》发表后的第一个百年）提出了很多新宣言。白人和黑人各自都流露出理想破灭的伤感。一份《黑人独立宣言》公然抨击他们向来认为可以给他们带来充分自由的共和党，提议有投票权的有色人种参与独立的政治行动。7月4日，芝加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伊利诺斯州工人党，该党在其“独立宣言”中指出： 目前的制度使得资本家能够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损害和压迫工人的法律。
它根据财富确定代表人数，控制立法，从而把民主（我们的祖先曾为之战斗至死）变成了一种虚幻的东西。 它使资本家的铁路公司获得政府资助、国内补贴、货币贷款。资本家垄断运输工具，从生产者和消费者那里榨取利润…… 它向世界展现了一幅荒唐可笑的景象：为废除黑奴制度展开了致命的内战，然而，创造这个国家所有财富的绝大多数白人，被逼迫去忍受无休止的、难堪的、耻辱的奴役…… 于是，我们，芝加哥工人的代表，在这次大规模的集会上，庄严宣告…… 我们无须再效忠于这个国家现有的几个政党。像自由而独立的生产者那样，我们要努力获得全部权力，制定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的生产、管理我们自己。 1877年，国家处于萧条的深渊。夏天，在炎热的城市里，穷人家庭住在地下室，饮用被污染的水，大多数儿童患上了疾病。《纽约时报》写道：“总能听到病危的小孩在哭叫……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全城每星期可能有1000名婴儿死亡。”7月的头一个星期，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污水横流，139名婴儿死亡。 这一年，十几个城市的铁路工人还举行了一系列骚乱性的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与以往罢工不同的是，劳工之间不再发生冲突。 铁路行业一个接一个地削减工人工资，使本来已经很低的工资更加捉襟见肘（操纵刹车的技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能得到1.75美元），诡计多端的铁路公司牟取暴利，工人中间不断发生伤亡事故——轻者失去手、脚、手指，重者葬身于车轮之下。 在西弗吉尼亚马丁斯堡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车站，工人们决定举行罢工，反对老板削减工资。他们解开火车头的挂钩，将其开进圆形机车库，并宣告：除非撤销削减10%工资的决定，否则．不会再有火车驶离马丁斯堡。 600辆货车堵塞在马丁斯堡火车站上。西弗吉尼亚州长请求新当选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调派联邦军队解困。此时，大部分美国军队正在与西部的印第安人打得不可开交，国会也缺乏调集军队所需的专款。然而，J.P．摩根、奥古斯特·贝尔蒙及其他一些银行家为国会提供贷款以支付军官的工资〔但是不给士兵）。联邦军队开赴马丁斯堡，货车又开动了。 在巴尔的摩，数千名同情铁路罢工工人的群众包围了国民卫队军械库。他们投掷石块，士兵出来开枪射击，大街成为残酷的流血战场，夜幕降临，10名男子和小孩死亡，更多的人身受重伤。士兵有1名受伤。120名士兵中有一半离去，其余的士兵继续留在火车站。200名群众打碎了一辆客车机头，将铁轨连根拔起，与士兵们再次展开追逐战。 随后，1.5万名群众包围了火车站。不久，三辆客车、站台设施和一辆机车着火。州长请求联邦军队帮助，海斯总统答应了。500名士兵抵达巴尔的摩，平息了动乱。 铁路工人的起义在蔓延。圣路易斯《共和党人》的编辑约瑟夫·达科恩作了这样的报道： 罢工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宾夕法尼亚州处于骚乱之中，新泽西州正经受着骇人听闻的恐怖的折磨，纽约正在召集民兵部队，俄亥俄州从伊利湖到俄亥俄河都受到冲击，印第安纳州在提心吊胆中度日，伊利诺斯州，尤其是其大都市芝加哥，也明显地处于混乱和骚动的漩涡边缘，圣路易斯也己经感受到暴动冲击的征兆……
罢工已蔓延到匹兹堡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和地方官员极力主张召集宾夕法尼亚军队，并决定宾夕法尼亚州民兵部队不得杀害本镇市民。在匹兹堡，2000节火车厢闲置着。宾夕法尼亚军队赶来开始抢修铁路。人们向士兵扔石块。群众和军队之间展开了枪战。至少有10人死亡。他们全是工人，但其中绝大部分并非铁路工人。整个匹兹堡都愤怒了。群众包围了进入圆形机车库的一群士兵。人们点燃了火车车厢，烧毁建筑物，最后车库也着火了，士兵们逃出来避险。双方交战更为激烈，整个车站都着火了。数千人抢劫货车上的财物。一个巨大的谷仓以及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火光冲天。几天之内，就有24人被杀死（其中包括4名士兵），79座建筑物被烧毁。宾夕法尼亚的工厂工人、卡车装卸工人、矿工、苦力以及卡内基炼钢厂的雇员都举行了罢工，事态发展有点像总罢工。 宾夕法尼亚国民卫队的9000人全都召集起来了。许多部队无法调动，因为其他城镇的罢工阻塞了交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莱巴嫩，一支国民卫队倒戈，并在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举行游行。起义者包围了阿尔图纳的军队，大肆捣毁机车。军队寸步难行，只好缴械投降，群众对投降的士兵十分友善，在一个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民兵连队里，大家唱歌合奏达一刻钟，欢送士兵返回军营。 宾夕法尼亚州雷定的铁路公司拖欠了工人2个月的工资，于是有2000名工人举行聚会。人们用煤炭粉尘涂黑脸，有组织地拔起铁轨，关闭电闸，使火车出轨，点燃了货车守车和一座铁路桥。 一连国民卫队赶到出事地点。群众向士兵扔石头，用信号枪朝士兵射击。士兵向群众开枪，杀死了6名群众。人们更加愤怒，行为也更加暴烈。军方派出代表团宣布停火，一个士兵还说他宁愿将子弹射向费城和雷定煤钢联营公司的总经理。 与此同时，一些大铁路同业公会如列车长铁路社团、机车司炉同业公会、工程师同业公会的头头们，拒绝承认罢工。报纸上出现了有关“矿山、工厂和铁路工人……大都乐于接受……共产主义观点”的议论。 芝加哥出现了一个工人党组织，其成员达数千人，大部分是来自德国和波希米亚的移民。1877年夏，正值铁路罢工中期，该党组织了一次有6000人参加的集会，要求铁路国有化。工人党中英语说得最好的演说家之一阿尔伯特·帕森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是一名排字工人，来自亚拉巴马州．南北战争期间曾在南部邦联作战。他的妻子是一位有着西班牙和印度血统、棕色皮肤的妇女。 第二天，一群与昨天的集会并无特别关系的年轻人，开始向铁路货场进发，关闭了货车，然后前往工厂，呼吁工厂工人、牲畜饲养场工人、密歇根湖上的船员行动起来，关闭砖厂和木材厂。也正是在这一天，阿尔伯特·帕森斯被列入黑名单，并被《芝加哥时报》辞退。 警察向群众发动了进攻。报纸报道说：“最初，大棒打在人们的头上，不断发出惨叫声，后来，人们渐渐习惯了。地面上躺满了受到重击而倒下的暴乱者。”两个连的步兵支援部队赶来了，他们是参加过国民卫队和内战的老兵。警察向奔跑的人群开枪，打死了3人。 第二天，5000名武装起来的群众与警察展开了战斗。警察不断地向群众开枪。战斗结束后，人们统计死亡者人数，像往常一样，死亡者大多数是群众，其中18人是工人和儿童。他们头骨被棍棒打碎，致命部位被子弹击穿。 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的暴乱显然是由工人党领导的。圣路易斯拥有众多的面粉厂、铸造厂、包装材料厂、机械修理厂、啤酒厂和铁道公司。该市工人党的成员可能有1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面包师、箍桶匠、制造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雪茄烟工人、啤酒厂工人。工人党根据民族的不同而组成四个支部，即德国人支部、英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波希米亚人支部。 四个支部的所有成员越过密西西比河，参加东圣路易斯铁路工人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东圣路易斯的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市长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是一个年轻的、积极的革命者。铁路工人选举他管理这个城市。 在圣路易斯，工人党组织了有5000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他们要求铁路、矿山和所有的工厂都国有化。 在一次集会上，一名黑人代表那些在汽船和码头上工作的工人讲话。他问道：“无论你们为何种肤色，你们都会支持我们吗？”群众高声回答：“我们支持你们！" 不久，号召举行总罢工的传单传遍了全城。400名黑人船工和码头搬运工沿着河流游行，600名工厂工人打出了“不要垄断——权利归工人”的旗帜。庞大的队伍在城市中游行。当l 万人聚集起来，听完共产主义者的演讲后，游行才宣告结束。 纽约，数千人在汤姆金斯广场举行集会。集会上，有人谈到了通过“选票箱进行政治革命”，还有人说：“如果你们愿意联合起来，5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在此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次平静的集会，其调子很温和。它宣布暂时休会，人们听到讲台上最后传来的话是：“无论我们穷人是怎样的一无所有，我们有言论自由，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这种权利。” 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地方，群众满怀热情地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势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当群众运动渐渐减少的时候，警察、民兵及联邦军队乘虚而入，逮捕了罢工领袖。随后，他们被铁路公司开除，失去了饭碗。 1877年最大的铁路罢工结束后，有100人死亡，1000人被投入监狱。10万名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罢工激励着无数的失业者起来战斗。罢工达到高潮时，全国7.5万英里铁路线上，半数以上的货车停止运行。 铁路当局作出了一些让步，撤销了削减工资的决定，同时，铁路当局也加强了他们的“煤钢警察”队伍。许多大城市修建了戒备森严的国民卫队指挥部。 1877年是这祥的一个年代：黑人认识到，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内战中曾许诺给他们的真正的平等权利；工人阶级也认识到，他们还没有团结和强大到足以打败私人资本与政府联合力量的地步。但是，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1] locofoco是一种新发明的摩擦火柴的流行名称。激进的纽约民主党人有一次因害怕保守派关闭煤气灯，破坏他们的会议，便手持蜡烛和这种摩擦火柴去开会，故得此名。 [2] 指以受雇工人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