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四章 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论战 1.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经历了特别高速的发展，帝国（1871年才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由一个相对落后的主要农业区，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力量之一。人口从1849年的3千5百万，增加到1910年的6千5百万，农村人口差不多稳定地保持在2千5百万，而城市人口则翻了两番。煤炭、金属制品、重型机械、造船工业、化工和电器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仅生铁产量，就从1860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10年的差不多1千5百万吨。德国的后发优势给它带来了最现代的技术，德国的大工厂差不多获得了规模经济能够带来的所有的好处。但是，工厂制度的优点不能被过度夸大。工厂制度外的工人、工匠和农业工人表显出不同寻常的坚韧性，直到1907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仍然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工作。尤其是在北部和东部，半封建地主（容克）的权力基本上没有被触动。 与英国相比，德国的工业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资助，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股份和对制造能力方面的控制权。德国银行业高度集中，到1914年，五个最大的银行集团控制了全部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的份额。因而银行鼓励对价格操纵的卡特尔的形成，卡特尔存在于世纪之交的大多数产业中，促进了产业集中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在海外的活动得到扩大，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30年后，帝国的资产总计达300亿马克，三倍于全国的年出口收入。在德国进行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贸易壁垒逐步降低，直到遇到开始于1873年的严重萧条，这时候，来自北美的谷物和英国的生铁引起的竞争，迫使大企业和容克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1880年后，德国的市场再次受到关税保护。这只是国家普遍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这种参与还包括政府或市政拥有铁路、矿山、工厂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还包括俾斯麦式的社会立法，这些法律要求为疾病、意外事故和养老提供强制性的保险，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进行控制。到1914年，德国已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社团主义因素的混合经济。 帝国的社会结构密切地反映了它的经济基础。除大企业和工厂的无产阶级外，还存在一个代表强大的准封建利益的地主；一个只能算是半无产阶级的且深受压迫的重要的农业工人阶级；一个数量巨大、通常比较富裕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尤为明显；一个经常变化的，由各种类型的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小雇主构成的中产阶级下层。从政治和文化方面看，德国处于完全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旧体制的中间地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罗曼诺夫专制政体。特别是在普鲁士，前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非常先进的资本家圈子里也是如此。土地财富、军队和宫廷仍然拥有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的影响力。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专制式的，虽然对民主形式进行了少量的却意义重大的妥协，但贵族仍处于官僚机构的顶端。全国选举中，男性普选权的作用被削弱，这是由许多王国（特别是普鲁士）在选举方面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人民主权概念的缺乏造成的。政府对君主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而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情况在1878年到1890年施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德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的观念非常保守，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既没有同时代法国存在的反教权的激进的共和主义，也没有格莱斯顿时期英国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上层资产阶级已经同贵族统治阶级结盟。同欧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贵族统治者的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雇主几乎普遍地敌视工会，这更多的是由于担心被颠覆，而不是由于对劳动力自由贸易教条式的坚持。英国模式中存在的集体谈判和工业调解，在德国发展的非常缓慢。在受人尊敬的德国政坛谱系的最左端，站的是“教授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像古斯塔法·冯·施穆勒和阿道夫·瓦格纳这些人，更多受到的是洛贝尔图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试图把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怀疑、对福利立法的支持，对德国政府以及德国正在迅速发展的军事机器毫无异议的忠诚结合起来。 德国社会主义深深扎根在这片明显贫瘠的土地上。1875年，在哥达统一会议上，成立了SPD——众所周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的缩写，SPD的成立是以一个马克思对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折中的纲领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三年后，带有压制性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没有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活动，只是使党的宣传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没有完全阻止党的宣传活动。SPD同迅速扩大的“自由”（非教派的，独立于雇主的）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广泛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由付薪雇员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中包括一些组织者、讲演者和新闻记者。到1914年，SPD的成员已超过1百万，和它有联系的工会会员超过250万。在1912年的选举中，人口在1万或1万以上的城镇中，SPD差不多赢得了接近一半的选票。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吸引了来自奥匈帝国、俄国以及德国国内的激进分子。它的辩论受到密切的关注，它的纲领被深入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在欧洲内外都是如此。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皇冠上的明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对第二国际都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一切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写进了党的纲领。在下一节，我们将根据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和考茨基对纲领的阐述，对正统立场进行总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在这10年的后半段发起的对这些既定原则的挑战，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异端邪说”的回应，以及由伯恩施坦挑起的“修正主义论战”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只是论战中很小的一部分，对它们的讨论放在以下第五章和第六章。对修正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放在第十章。 2.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一系列不同的理论的影响，其中包括拉萨尔的思想和恩格斯的声名狼藉的对手欧根·杜林的思想。19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洛贝尔图斯的保守国家社会主义也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马克思理论的最终胜利来之不易。要想获得胜利，就需要努力奋斗。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最重要的倡导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恩格斯及其门徒爱德华·伯恩施坦与卡尔·考茨基。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经济学著作，在以上第一章已经讨论过了。伯恩施坦主要是一名记者，与考茨基相比，他只能勉强地算作理论家。考茨基是党的重要月刊《新时代》的编辑，撰写了非常有影响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该书事实上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摘要，1887年该书出版后的四年间，被译成5种语言，后来更被译成十三种语言。 爱德华·伯恩施坦小传
爱德华·伯恩施坦，一个犹太火车司机的儿子，1850年出生于柏林，16岁离开学校开始在银行工作。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三年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哥达大会，1878年以前一直积极参与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87年因德国实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被迫流亡，先是在瑞士，之后移居伦敦（1888-1901），在伦敦时成为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并和费边社有过联系。1901年返回德国，一年后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代表，此后多次当选，直到1928年退休。他是记者和党校讲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伯恩施坦最初投了德国政府的赞同票，1915年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于1917年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191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政府的财政部助理秘书。后来，伯恩施坦再次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1932年逝世。
卡尔·考茨基小传
卡尔·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学生时代已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1883年创办德语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刊物《新时代》，并任主编，直至1917年。1885年至1890年，生活在伦敦，同恩格斯和伯恩施坦保持合作。回到德国后，考茨基撰写了大量的主题广泛的文章，很快就确立了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杰出理论家的地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1914年，他领导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同时也反对党的左翼的革命观点。考茨基最初支持德国的战争动员，1917年转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1918年后，他继续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视角）和苏联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写作。1924年，考茨基返回奥地利，10年后，在陶尔斐斯政变之后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移居荷兰，1938年在荷兰逝世。
考茨基负责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的制订和传播工作，在这一点上，考茨基的贡献甚至比恩格斯还要大。这里谈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出现了两个微妙但却是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特点，并在马克思晚年某些著作中仍然保留的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更为常见的实证主义方法所取代，资产阶级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广泛接受了实证主义方法。严格的因果逻辑、趋势预测和决定论，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辩证的先验论的范畴。第二，进化论的科学的自然主义被引进马克思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有关国际和平、社会经济进步和科学认识日渐进步的乐观信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卡尔·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的哲学观点更多受到的是《反杜林论》的而不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历史科学，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废除，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始恢复，党开始考虑用一个新的原则声明取代难以令人满意的哥达纲领。新宣言中有关实践的部分，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负责，根据恩格斯的指示，考茨基负责理论部分。最终形成的《爱尔福特纲领》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小企业被大企业取代，由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中间阶层将最终消失；技术进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地主独享，同时工人遭受苦难和无保障不断增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废除私有制，才可能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同样直白的《共产党宣言》。1892年，考茨基在他的著作《阶级斗争》中对纲领进行了系统的辩护，《阶级斗争》对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极为详细的说明。考茨基论证道，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信用不只是一种资本集中、剥夺非资本主义部分的人口、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它也是一种“使现代生产方式变得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机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的手段。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这种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的。经济扩张的越快，需求预则就变得越困难，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投机也就越疯狂。托拉斯和辛迪加无法消除危机，无法阻止国际竞争，它们只能造成资本家敌对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考茨基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释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足是他分析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利润率下降趋势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危机产生冲击。考茨基认为，由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增长得更快，利润率在不断下降。但是，这种趋势不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虽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虽然伴随的是产业利润中利息和税收份额的上升。然而，资本积累增加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总剩余价值仍在继续上升。但是，压力将转向小资本家，他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利润和利息的下降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灭亡，而只是它的范围的缩小”。反过来，这又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资本集中以及它所推动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使得剩余价值开始从消费收入比大的小资本家向消费收入比相对较小的大资本家转移。工人阶级消费的增长因失业率的上升而受到限制。 考茨基认为，结果将是长期的生产过剩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更加猛烈的危机。从长期来看，国内需求的不足，无法由市场出口的扩大相抵消。因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已得到充分的利用，剩下的尚未开辟的是那些“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的市场。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上迄今为止仍不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通过创造自己的竞争对手，“资本主义大生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市场的扩张最终将不再可能，这“将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它也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剩余中窒息”。考茨基的推论是，资本主义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主题，成为他这部著作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阶级斗争》用简单而形象的语言写就，坚持认为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成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了恩格斯偶尔作出的思考（许多最重要的思考是三年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才作出的），《阶级斗争》是唯一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90年代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认真尝试。至少在当时，这本著作的不足之处被掩盖了，考茨基本人的崇高威望、恩格斯的权威支持，以及考茨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信，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阶级斗争》中的缺陷确实存在，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阶级斗争》都不能算是一本令人信服的著作。考茨基有关资本集中、无产阶级贫困加剧、利润率下降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判断，并没有被任何严肃的统计调查数据所证明；而且《阶级斗争》明显地缺乏马克思使用过的细致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茨基对卡特尔、信用、危机和崩溃的说明，更多的是一种断言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复杂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对考茨基期望过高是不公平的。尽管《阶级斗争》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差不多8年后写成的，但考茨基却没有尝试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去证明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当然，这本书没有对它末日论式的腔调进行任何合理的辩护。认为考茨基在《阶级斗争》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机械的关于崩溃的概念”的指责，在《爱尔福特纲领》中也很少有为之辩护的内容。但是，对《阶级斗争》的这种解读，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当考茨基写下“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严厉的批判招手。不久之后，它真的来了，而且是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 3.伯恩施坦对正统的挑战重要的是要记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记者或政治活动家，而不是学者，即使是他们最抽象的作品，也是面向具体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当时，卷入修正主义争论的每个人都认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理论上的错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上的失算；反过来，在保护关税、殖民地扩张或大规模罢工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必然总是源自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委婉拒绝。然而，事实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远没有修正主义争论的参与者认为的那么紧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有对理论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党的领导人往往对发生的具体事件做出务实的反应，而不是始终如一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则。争论的参与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结果修正主义争论同时具有了政治分裂和理论辩论的双重特征。 在用什么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很明确。《爱尔福特纲领》承诺党将致力于获取政治权力，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1891年，倍倍尔议员几乎否定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毁灭，我们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那个捡起从资本主义手中脱落的权力的时刻”。考茨基从来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是在考茨基那里也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1893年，他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定义为“一个革命的，但不制造革命的党”，并且否认无产阶级发起社会革命的权力要大于资产阶级阻止革命发生的权力。阶级斗争在加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参与其中，但是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爱德华·伯恩施坦认为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也否定了这些问题的相关性。如果阶级对立的强度事实上是在下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结盟就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与党的领导人含糊不清的革命措辞相比，这种结盟能提供更为稳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伯恩施坦宣称，社会民主党是有着强烈选举倾向的改良主义的党。除了在口头意义上，不能把党和党的工会盟友，看成是有任何革命性的东西。这符合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现实，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日益远离德国的现实。伯恩施坦推论说，现在正是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真正本质、并相应地修正理论包括修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极好时机。 重要的是，伯恩施坦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度过的，起先是在苏黎世，关键的是后来在伦敦（1888年至1901年之间）度过。在英国，没有可供谈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革命党的位置被稳固而又成功的工会运动和一个强大而又激进的游说集团占据，游说集团通过议会立法完成重要的社会改革。伯恩施坦深受英国费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影响，后者代表了左翼中产阶级的观点，并和费边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890年，伯恩施坦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描述为“民主自由主义的必然扩展”。这种看法，既总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概括了诸如J.A.霍布森那样的改良的进化观。 当然，伯恩施坦和恩格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恩格斯的巨大的权威性，也被伯恩施坦用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言论、用来捍卫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事实上，恩格斯去世前一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已经被公开地解释为（如伯恩施坦解读的那样）第一篇重要的修正主义文献。然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攻击将会深深地伤害恩格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伯恩施坦直到1896年才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已经受到了像冯·福尔马尔和大卫那样的人的攻击，他们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接受现实赋予它的任务：作为一个非革命性的改良党致力于建立和平的政治秩序。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对党获得选举的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此外，他们坚持认为，同恩格斯和考茨基预计的不同，资本主义农业的胜利并没有使农民消失，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只是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至少在农业领域，社会两极分化的速度远比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预计的要慢。在1896年至1898年之间发表在《新时代》的系列文章中，伯恩施坦对这些论点的讨论有着深远的意义，后来，伯恩施坦将这些文章再加上一些补充说明和对考茨基的批评的答复，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为题出版。随后，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一本更加系统的论述修正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以《进化的社会主义》为名被译成英文。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一个方法论宣言为开篇。伯恩施坦主张，“对马克思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系列的矛盾，而且“今天，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可以证明任何事情”。也因为马克思过于刻板的唯物主义，贬低了人类意识的价值，人们将会赞同和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差不多的东西，这对制定实现社会民主的有效政治战略来说，成了一种障碍。事实上，正如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很多著作中承认的那样，社会正在日益摆脱经济规律的残酷无情。伯恩施坦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867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发生的许多根本性变化。他相信，可靠的唯物史观可以被用来反对过度的“极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反对，只能建立在康德的而不是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之上。事实上，他以把自己描绘为康德式的社会民主的支持者结束了自己的著作。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造成的影响，比伯恩施坦自己意识到的更为深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日益增长的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智力反叛，引起了学术兴趣的再度复兴，但是这种学术兴趣针对的是康德的知识论，而不是长期以来声誉欠佳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康德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只把建立实际观察到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视为科学的任务，强调取消认知主体在知识构建中的优先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因认为康德哲学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而经常批判它，但康德哲学并不一定必然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或者《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相对立，这两本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然而，新康德主义很难与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实证主义唯物论相调和，而且实际上向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大的哲学挑战，尤其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作的同化提出了重大挑战。伯恩施坦取得的成就，要比他可能取得的少的多。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折中的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新康德主义者。 伯恩施坦的理论特征，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批判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借鉴了庞巴维克的反对意见（参见以上第三章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边际效用分析，但他并不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对不同工人之间技能、速度和效率差别的分析，赞同俄国学者利奥·冯·布赫的观点，认为个别工人耗费的劳动数量只能通过参照他们获得的工资去度量。除非以这种方式定义，否则价值概念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思维建构”。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标志着对古典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而认为古典价值理论的支持者显然很明白，个体工人是广泛的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他被期待已久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弄得很失望。伯恩施坦并没有被恩格斯为劳动价值论进行的历史辩护说服（参见以上第三章），他同意康拉德·施米特的意见，如果劳动价值只是普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么把劳动价值概念应用于资本主义时，它就只代表“一个纯粹的公式”、“一种抽象”、“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 。如果把同样的逻辑用于边际效用理论，那么，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相同的本体论基础，因此，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去拒绝一个而支持另一个，两者都有其用途。考茨基却“拿枪抵住我的脑袋：非此，即彼”。但是，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考茨基）否认在给出一个对象的价值时，无论是效用还是明确的劳动内容都是必须的。伯恩施坦问道：为什么不能不再像马克思使用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时所做的那样，因为合并了价值的两个要素而混淆了问题，而明确地认识到上面的观点呢？。 在剥削理论上，伯恩施坦又一次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法。他指出，剩余劳动是“一个经验事实，可以被经验证明，不需要什么演绎证明”，劳动价值论除了是“一种分析和说明的方法”之外和剩余价值无关。马克思本人在使用他的原始积累模型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时，并没有引用价值理论。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和那些来自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已经由欧根·杜林（等）支持的洛贝尔图斯主义者的“租”理论得出，已经由英国的“杰文斯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和需求价格的关系中推出的利润理论得出。此外，伯恩施坦还认为，在衡量剥削程度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商品按它们的生产价格而不是劳动价值出售，从而使得对个体而言的剩余价值率，变得无关紧要。工作能力最低下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率也最低，反之亦然。另外，马克思夸大了总剥削率，因为他认为商业和银行活动是非生产性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27 55在这一点上，伯恩施坦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同作出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相比，伯恩施坦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剥削理论的批判者，给人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像韦伯和霍布森那样的英国著述者的贡献更大，即使他们的著作更加倚重乔治·亨利和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而不是马克思或杰文斯。 伯恩施坦攻击的第三个批判对象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早在1893年，他就认为拉萨尔主义的“工资铁律”只在一个时代是成立的，即先于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现代工业”时代之前的“制造”时代。“工资铁律”只适用于小工业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存在国家干预、工会压力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当代资本主义无关。伯恩施坦称，如果以绝对的而不是以相对的形式考察工资，实际工资在持续增长。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境况的确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人生存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而不是物质生活水平遭到持续的冲击造成的。伯恩施坦从来没有放弃这一立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也没有给这个立场增添什么更多的内容，也没有否认反映为利润比工资增长得更快的相对贫困的存在。然而，1901年，他指出，工人阶级因地区和（特别是）职业的不同而开始不断分化。像工会那样，现代技术在工人阶级中造成整合和分化的趋势，但不能确定地说哪一种将占主导地位。但是，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大且在不断扩大。伯恩施坦认为，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切实际，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视为一支单一、同质的力量，使得失业的产业后备军更像是一种抽象而不是现实。这些观点经常成为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的构成部分，并在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挖掘出来。伯恩施坦的结论就是，这些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不利的政治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打算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 伯恩施坦第四个反对意见是针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是针对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看法的。SPD在1895-1896年讨论“农业问题”时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考茨基的同名著作中，他被迫承认，德国农业资本的集中被证明比迄今为止预想的不仅要慢，而且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32 55伯恩施坦引用了来自几个国家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上述情况在农业领域之外也是成立的，甚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都是如此。税额和股权分配的数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分散广泛存在并可能逐渐扩大，而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预测的越来越集中。事实上，为了解释消费品行业产出的扩大是如何在国内市场找到盈利渠道的，是需要类似情况的。33 55 然而，伯恩施坦承认，虽然大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但小作坊的生存也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在英格兰，小作坊也容纳了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规模经济明显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在诸如烘焙和零售分销等行业，小企业在继续主导着本地市场。《爱尔福特纲领》过高地估计了经济的现状，进而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变化的速度。 这些结论把伯恩施坦直接引向他的批判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他抨击了认为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正统观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的立场有点模棱两可，既可以被理解为预示了经常发生的旧类型周期性危机的终结，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持续萧条的预言。有关19世纪90年代末卡特尔化“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样存在矛盾之处。在一些人看来，它是一个日益受到监管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危机的生产方式，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只是一种长期危机的状态。伯恩施坦确信，19世纪90年代体验到的繁荣，否定了后一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还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和考茨基一样，伯恩施坦认为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问题相关。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表明的最流行的社会主义者的危机理论是以消费不足的方式提出的。但是，这已经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马克思本人（经过最初的犹豫）否定了，因为这在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都在稳步扩大的经济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在晚年的著作中还提到危机的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由投资支出的积聚和更新引致的“回波效应”，但是这一原因原则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无法被任何证据所支持。另一个认为在再生产过程中存在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并且因世界市场的增长与财富和信用的大扩张而得以加强。伯恩施坦认为，相反这些发展为有序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不引发普遍的危机的情况下，特定行业的生产过剩越来越有可能被避免或消除。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和安全。卡特尔和托拉斯能够调节生产并保持更加稳定的价格和产量。由于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的存在，危机仍然是可能的，但它们已不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行将崩溃的普遍期望是没有根据的。 4.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回应伯恩施坦的大部分批评只是尚待证实的断言，而不是严密推理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作为理论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修正主义争论的内在本质造成的。对于积聚、集中、社会两极分化或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程度，并不存在公认的评判指标；因而对于这些现象中存在何种程度的趋势来判断支持争论中的这一方还是那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修正主义相类似的缺陷，在《阶级斗争》中也可以找到，但有理由认为，经济事实是站在伯恩施坦一边的。伯恩施坦最终受到的抨击是围绕他的理论基础展开的，伯恩施坦的批评者通过对正式的危机和崩溃模型的详尽阐述，通过对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和战争之间的联系展开的不是很严密的分析，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评（参见以下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反应是论辩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毫无疑问，先行者应当是卡尔·考茨基，但他却被年轻、积极、雄心勃勃的罗莎·卢森堡抢了先。 罗莎·卢森堡小传
罗莎·卢森堡1871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波兰扎莫什奇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华沙长大，1890年被迫流亡到苏黎世。她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帮助创建了反对民族主义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1898年移居德国，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和教师，1908- 1914年，她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柏林的中央党校聘为讲师。卢森堡一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保持联系，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少数派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通过革命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卢森堡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1918年出狱后成为德国共产党（KPD）的创建者之一。卢森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热情而又充满批判精神的支持者，1919年，在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默许下，她和李卜克内西被右翼准军事部队杀害。
鉴于和伯恩施坦的私人友谊，考茨基在很长一段时间引而不发。卢森堡第一个参与了争论。在1898年的一系列报刊文章中，卢森堡用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博纳相同的评价，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博纳在评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对修正主义作的政治上的评价是：“事实上，伯恩施坦先生的原理，给我们带来的似乎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只有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到目前为止在德国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一直变化无常）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伯恩施坦先生不过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39卢森堡公开了她打算捍卫“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完全不可能存在。”这是解读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看法，卢森堡同库诺·亨利希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等一些次要人物，而不是同考茨基分享了这种看法。卢森堡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有三大支柱构成：第一，“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增长，孕育了未来社会主义秩序的萌芽；第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在不断增长。伯恩施坦否定了第一个论点，但却拒绝回答一个明显的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伯恩施坦把第二个和第三个论点看成是阻止危机发生和促进和平进步的因素，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卢森堡认为，信用和卡特尔的增长加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信用的扩张往往通过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投机活动引起生产的扩张，然后，当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它迅速地减少了消费，因为“危机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卡特尔远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在卢森堡看来，它只是“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卡特尔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但它无法阻止整个经济“利润率的致命下降”。 重要的是，卢森堡（追随考茨基）把利润率的下降看作是资本集中的手段，而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以上引述的内容，似乎是她唯一一次对利润率趋势问题非常认真的分析。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小册子的后面部分，卢森堡认为，军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它为资本家的“金融和产业资本提供最重要的投资形式”。国内利润率下降导致的资本输出，推动了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如果卢森堡的上述分析算得上是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胚胎中所包含的东西，那么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卢森堡这里算得上是胎死腹中了。卢森堡自己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差不多酝酿了整整15年，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和列宁）的形式（参见以下第六章）。41在早期的争论中，不存在任何有资格被称作危机理论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种口号式的东西，只能算是危机理论肤浅的表达。伯恩施坦在反对卢森堡的信用和卡特尔的功能的观点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此同时，他对卢森堡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最终目标”如何实现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修正主义的著名的格言： 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所理解的运动就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卡尔·考茨基的《反批评》一书作了更具实质性的努力。同卢森堡的批判一样，政治是这本书的核心。考茨基的政治基石是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独立于其它阶级，社会民主党必须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党派。这种视角影响了他对修正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基础的反应。他反对伯恩施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要素，因为它是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基础。他坚持资本集中日趋增加和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趋势，未来的前景就可能是他强烈反对的阶级调和和政治结盟。 《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以方法论问题作为开篇。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的方法，但却未能找到任何替代的方法，而且仍在（不一致地）继续使用它。修正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反对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机械的必然性。紧接着是简短但难以令人满意的论述价值理论的一章。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作出的唯一让步，涉及熟练劳动化简为非熟练劳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承认——马克思本来可以讲得更加明确。但从理论上看，价值是先于工资的，用后者去决定前者是不合理的。价值不只是像伯恩施坦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价值是原则上可观察到的价格的长期趋势或价格波动的中心。考茨基谴责了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并指责伯恩施坦在详细说明边际效用分析在何种用途上优于劳动价值论问题时含糊不清和故意回避。然而，考茨基自己既没有提供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没有对他自己承认的确实需要的工资决定理论进行详细分析，也没有充分提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分析。这一章最后以一个教条式的断言结束，即对劳动价值论的拒绝导致的不仅仅是对任何一种剥削理论的放弃，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的放弃。考茨基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些包罗万象的判断，他对整个问题的处理远不及5年后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参见以上第三章）。 《反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对《爱尔福特纲领》所勾划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详尽图景的辩护，《爱尔福特纲领》表面上是制定SPD战略的基础。这部分占据《反批判》其余部分五分之四的篇幅。首先，考茨基公开指责说，所谓的崩溃理论是伯恩施坦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无论是考茨基本人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提出过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理论，而且“崩溃”一词也不是（如伯恩施坦声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的日常用语。正如考茨基推断的那样，真正提出“崩溃论”的是《共产党宣言》，即使是《宣言》也只是提及无产阶级不断增加的力量、团结和阶级意识，而且和伯恩施坦批评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宿命论完全不相符。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真理的成分，考茨基也十分合时宜地略去了他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末日论的论调和罗莎·卢森堡对崩溃理论所作的非常明确的说明。 考茨基以更为坚定的态度，反驳了伯恩施坦对资本集中的批判。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再一次缺乏准确性，很难知道伯恩施坦是不是否认任何资本集中程度提高趋势的存在。考茨基指出，所有的理论都必然是抽象和“不现实的”，如果伯恩施坦说的仅仅是这件事，那么他没必要如此紧张。事实上，经济中所有部门的资本集中程度都在提高，只是有时候比较快，有时候比较慢而已。在零售贸易领域这点表现的最不明显。伯恩施坦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和小酒馆”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制造业中的重要部门。在任何情况下，小资本家都越来越依赖于大资本，在农业领域尤其如此，在这个领域土地使用状况的数据掩盖了经济力量有效集中的增长。工业卡特尔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资本集中度的提高，令人惊讶的是伯恩施坦忽视了这一点。 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有关财产所有者数量在持续增加的观点，在英国之外的地方，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而作为全球性帝国中心的英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至于股份公司，它们代表的本来就是一种扩大资本集中的手段。完全有闲资本家数量的上升，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寄生性和历史多余性。最后，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对有产阶级规模扩大理论的分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剩余价值的急剧扩大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家的肚子去消费它。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被非常富有的人或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吸收了，其中包括军事设施建设和对时尚、豪华商品的炫耀性消费。特别是资本积累成了剩余价值最重要的出路。 在工资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把物质方面的贫困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最近才确立的领域。然而，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在增加，因为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如资本家快，无产阶级长期不安全的境况已威胁到甚至是英格兰和德国工人阶级中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适度舒适的生活。这里不存在任何伯恩施坦不赞同的东西。 考茨基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则是另一种情况。考茨基以一个揭示事实式的声明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与资本集中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相比，危机只是次等重要的事情。它们只是加强了这些趋势，即使危机不存在这些趋势也会继续。考茨基争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断言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伯恩施坦再次竖起了一个稻草人。没有任何人否认马克思那个时代体验到的十年期的波动已经停止。真正的问题是，危机——无论它的周期有多长——是否会一再地发生，如果发生了，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危机不可避免，因为它产生了生产过剩。随着产出增长率的提高，整个体制对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增加。工人阶级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市场，因为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任何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都是由自给自足生产下降造成的，类似的压力使得国外市场的扩张成为可能。但这从来都是不够的。“每一次市场的进一步扩张都刺激了生产，把它推向生产过剩和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对扩展市场产生了更紧迫的刺激”。这不仅促进了资本集中，增加了工人阶级生存的无保障，使我们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一旦生产过剩变为长期的，市场的扩张就不再能跟上生产的脚步，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趋于不可能”。考茨基否认了在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涅时大规模的、世界性危机的必要性。生产过剩的形成可能会十分缓慢，而且不可能存在任何关于“为何”和“何时”这类问题的准确知识。阶级斗争很可能会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达到它的极限状态之前就废除了资本主义，但这种极限状态的存在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最终目标的实现可以被预见。 除了对信用和卡特尔的一个简短讨论之外，《反批判》对危机问题没有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而且这个简短的讨论也未能给卢森堡的看法增添什么新内容。考茨基对自己观点更详细的说明，发表在1901年的《新时代》杂志上，这是一篇评论俄国修正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论述危机问题著作的文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他从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分析的辩护开始，批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张的利润率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再一次把这看作是一个和危机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孤立的技术问题。55 55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考茨基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消费不足论。“然而，在无产阶级中存在着一个阶级，他们的消费不足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无论如何不能在物质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有点像营养不良，而应当在社会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消费落后于他们的生产”。 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继续指出，消费不足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危机的存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从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费不足才会导致危机。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剥削的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有产阶级奢侈消费的需要，从而生产过剩的危险不是太大。资本主义既限制了富人的消费，也持续、迅速地增加了消费品的产出。因此，资本家“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外和还没有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寻找更多的市场”。但是，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考茨基断言，因为这些市场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显著的弹性。“总而言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普遍接受的由马克思所确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早在1884年，考茨基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并预见到罗莎·卢森堡后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帝国主义理论将在以下第六章详细考察。考茨基接着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的角度，继续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比例失调是危机的唯一原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证明，只要所有部门以适当的比率增长，生产过剩是可以避免的。他推论道，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特征，使得成比例增长变得不可能并导致危机。考茨基赞同比例失调，“是一个能够不时……自行产生危机或使”已经存在的“一般性的危机变得更严尖锐的因素”。但消费不足才是所有危机“最终的原因”。如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和人类需求无关的自我维持机制。“生产是并仍然是为了人类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考茨基坚持认为，持续的摆脱了危机的、并伴随着消费增加的生产扩大是不可能的。 在积极的意义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试图把卡特尔看作是避免危机的方式是徒劳无益的。60 55他记载的全球范围内失业增加的资料，被考茨基看作是危机变得更加尖锐、持续时间更长的证据。伯恩施坦几年前持有的“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将不再能够继续。61 55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数据和帕尔乌斯有关经济活动长周期的假说相吻合，第一次长周期开始于1815年，结束于1849年，第二次发生在1849年至1887年，第三次（开始于1887年）还处在它的上升期。这个理论既解释了19世纪90年代的相对繁荣，也对它的必然消亡作了解释。考茨基的结论认为，先前狂飙突进时期的迅速扩张，只持续了20年或最多25年。长期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甚至可能会迅速形成。在它来临之前，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险，因为停滞阶段是最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 考茨基对危机的讨论表明，1914年之前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随的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被边缘化、比例失调的危机模型也广受怀疑。然而，在对问题的分析上，考茨基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通过证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消费下降的同时避免了危机的增长的例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就很容易驳倒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或者用伯恩施坦自己的炸药把他炸飞（因为这位修正主义的先驱者接受了相对贫困的现实）。构建一个消费不足的正式模型，并把它和周期性危机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伯恩施坦在这方面做得更少。事实上，故事中的两个主角，都没有显露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才华。 5.评价考茨基主义的正统，建立在对德国社会独特认识的基础之上。伯恩施坦在这点上同考茨基展开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成功的。考茨基认为，德国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越来越容易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要通过同类型的和具有激进的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来实现。伯恩施坦对考茨基认为的危机日益严重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考茨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伯恩施坦认为，德国社会比马克思抽象模型中纯粹的两极分化型的资本主义要复杂。小企业的地位仍然很稳固，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人阶级中不仅存在着分化，而且还出现了改良主义者，因而认为革命即将到来的正统观点是完全不可信的。 但是，伯恩施坦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去逐渐实现社会民主，同样是不现实的。议会手段预先假定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打算在对抗国家时与社会主义者结盟，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考茨基认为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群体，构成了（如果不是实际的也是潜在的）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大众，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通过同所有其它阶级进行的斗争，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观点是正确的。考茨基的错误在于严重夸大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伯恩施坦对通过阶级结盟取得社会改良的胜利的前景，充满了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犯下了和考茨基相反的错误。 无论是从实际的组织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伯恩施坦很明显是修正主义争论的失败者。修改《爱尔福特纲领》的提议，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党员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在对考茨基主义的正统持敌对态度的党的少数派中，伯恩施坦更多的是一个可供使用的符号，而不是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约瑟夫·布洛赫承担了这一角色。64 55伯恩施坦对考茨基分析性批评的答复，有时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时出现在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收集的文章撰写的附言中，它们不仅不够完整，而且缺乏深度。修正主义者对正统信念发起有效挑战所需的理论专著一直没有出现。伯恩施坦自己几乎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唯一可能的候选人就是康拉德·施米特，他一直是以记者为生的。 这并不是在否定修正主义观点的力量，无论是在抽象上（比如，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还是在具体的经济分析上（比如，价值理论、危机、希法亭后来描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等），修正主义观点的力量都是巨大的。不应当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感到震惊。事实上，人类的主题在经常变换，可以认为，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持续地修正它的规律和概念。但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具有僵化的宗教信仰的特征，它对批评意见不理不睬，对异端思想围追堵截。因此，伯恩施坦更多遭到的是谴责而不是反驳。 也有可能是因为修正主义者的理论项目——提出可以和自己的对手恩格斯与考茨基的理论相提并论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太雄心勃勃而无法实现。毫无疑问，修正主义无法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外获得发展。即使是在俄国也是如此，虽然伯恩施坦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列宁再三地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以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指责，虽然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俄国内部也存在着严重争议，但修正主义依然无法在这里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同确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所需的战略有关，1917年之前，所有的非农民政党都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它是落后的沙皇俄国唯一可能的革命形式。虽然像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司徒卢威这样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使用了和伯恩施坦相似的观点，但这只是他们用来反对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参见以下第十章）。 在德国，人们对这样一种观点充满争议，这种观点认为伯恩施坦在公开的战斗中失败了，但却最终赢得了斗争。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目标而言，正如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党，在很大程度上，它缺乏革命热情，甚至也缺乏（如1918-1919年的事件揭示的那样）对德国政府进行全面的资产阶级民主重建的能力。党以及（尤其是）和它有联系的工会，因接受改革带来的收益（虽然非常有限）而妥协，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社会和政治现状。可以认为，对任何作为合法的政治存在——无论多么空洞——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革命纲领和和改良活动之间的矛盾，构成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长期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理论和实践迟早（后来的事实证明）必须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实践就不能称之为实践。因此， 1921-1925年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效的《格尔利茨纲领》，体现出的是修正主义的精神。1914- 1933年之间的许多理论发展，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到法兰克福学派对一切机械的经济规律的反对，都可以在伯恩施坦最初的辩论中找到渊源（参见以下第十四章）。 然而，1914年以前，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说20世纪开初15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经历了重大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涉及考茨基在击败伯恩施坦时未能完成的工作时实现的。除了价值理论，这一议程还包括三项存在密切联系的内容。第一，必须对危机（或者根据个人喜好，经济崩溃）作出更详尽的分析；第二，必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出系统的说明，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卡特尔和信用的发展提出来的，这个阶段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与马克思时代的棉花生产商相比产生的影响更大；最后也是最迫切的是，必须对帝国主义竞争、殖民扩张和军国主义的发展进行经济解释，它们已经引起不能再被忽视的政治问题。德国的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下面两章的主题；俄国有关这些问题的著作，将在以下第十三章讨论。 第四章注释： 1、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 pp.278-368; G. Stopler, German Economy 1870-1940(London: Allen & Unwin, 1940) pp.41-92; K.Borchart, ' Germany' in C.M. Cipolla(ed.)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art I(London: Fontana, 1973) pp.104-47; A.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London: Croom Helm,1981). 2、 A. Ascher, '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t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1953, pp.282-302. 3、 R.Geary, '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9',European Studies Review, 6, 1976, pp.297-330; W.L.Guttsma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875-1933(London: Allen & Unwin, 1981);V.L.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1878-18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 Class Isolation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1963). 4、 Lidtke,The Outlawed Party, pp.59-66; G.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67-8. 5、 K. Kautsky,The Economic Doctrines oj Karl Marx (London; A. & C. Black,1925). 6、 Steenson,Karl Kautsky,p.66; D.W.Morgan,' The " Orthodox" Marxists:First Generation of a Tradition', pp.4-15 of R.J. Bullen et al.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Croom & Helm,1984). 7、 《爱尔福特纲领》的文本参见B. Russell,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5; first published 1896) pp. 137-41; 有关背景的论述参见Steenson,Karl Kautsky,pp. 98-100. 8、 K.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W. Norton,1971;first published 1892) pp.48. 71-81. 9、 Ibid, pp. 53, 60- 2,68, 77-8. 10、 Ibid, pp. 81-7. 11、 F. R. Hansen,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Routiedge & Kegan Paul, 1985) pp.77-8. 12、 The Class Struggle, p.117. 13、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pp.33, 40; Geary, ' German Labour Movement', p. 305. 14、 Cited by Guttsman,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p. 274,288. 15、 P. Angel, Eduard Bernstein et l' Evolution du Socialisme Allemand (Paris: Marcel Didier,1961) pp.106-9,这是迄今为止对伯恩施坦的生平和思想进行的最好的概括.See also P.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 s Challenge to Marx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2)p. 67, and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152-4. On ' New Liberalism' see J. Allett, New 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 Hobs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16、 Cited by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p.317;cf. Angel, Eduard Bernstein; Fletcher, Revision and Empire, pp.143, 152-4. 17、 恩格斯：《卡尔·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54页。 18、 A. Hussain and K.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London: Macmillan, 1981)chs 3-4; Hussain and Tribe(eds)Paths of Development in Capitalist Agriculture(London: Macmillan, 1984); see also Chapter 10 below. 19 、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n Affirmation(NewYork: Schocken Books,1961) pp.25-6; original stress deleted. 20、 Ibid,pp.7-23,222-4; E.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cialismus(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Sociale Wissenschaft Dr John Edelheim, 1901)p.93;cf.H. Heimann, ' Die Aktualität Eduard Bernsteins, in Bernstein, Texte Zum Revisionismus) (Bonn-Bad Godesberg: Verlag Neue Gesellschaft,1977) pp.18-22. 21、 T.Botl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36-7,183,247-8,288: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130-3; Angel, Eduard Bernstein,pp.182-206, and Gay,The Dilemma, pp.151-63. 22、 Zur Geschiehte, pp.370-1,378-80;cf.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335-6. Von Buch' s work, Intensität der Arbeit, Wert und Preis der Waren (Leipzig: Duker & Humblott, 1896) 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于逃过了熊彼特的注意，它的中心主题最近再度浮现出来。see I.Steedman, ' Heterogeneous Labour, Money Wages and Marx' s Theory', History of Economy, 17, 1985,pp. 551-74. 23、 Zur Geschichte, pp.374-5;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29-32;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08-13; Gay, The Dilemma, p.180-4. 24、 Zur Geschiehte. p. 372. 25、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35;cf.R.L.Meek,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3) pp.126-7; 在这个问题上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 213-4) 误解了伯恩施坦的意思。 26、 Zur Geschichte,pp.372-4. 27、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33-9. 28、 有关“杰文斯社会主义者”，参见S. Webb, '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Law s of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1888, pp.188-208;J.A.Hobson,' The Law of the Three R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 1891, pp.263-88; and D.M.Ricci,' Fabian Socialism: A Theory of Rent as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9, 1969,pp.105-2;无论是韦伯还是霍布森，在更大程度上是受乔治· 亨利和阿· 马歇尔的影响，而不是杰文斯的影响，see J. E. King, Economic Exil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chs 5-6. 29、 E. Bernstein. Ferdinand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3) pp.134-5. 30、 Heimann, ' Die Aktualität Bernsteins', p. 10;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23-4. 31、 Zur Geschichte, pp.97-105; cf.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31-6, and D.M.Gordon, R.C.Edwards and M.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2、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especially pp.103-38. 33、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42-51. 34、 Ibid,pp.54-72. 35、 Hansen,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pp.38-9, 48-9. 36、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73-5;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18-21. 37、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76-94; Zur Geschichte, pp.229-32; Angel, Bernstein, pp. 224-8.这种观点在1894年SPD大会上被麦克斯· 席佩尔明确提出过。The argument was put explicitly by Max Schippel at the 1894 SPD congress: see H. J. Marks, ' The Sources of Reformism in the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1,1939,pp.337-8. 38、 Steenson, Karl Kautsky, p.121. 39、 J.Bonar, Review Review of Assumptions, Economic Journal, 9, 1899,p.553. 40、 R. Luxemburg,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repint of second German edition, 1908) pp.8-13. 41、 Ibid, p.22. 42、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80-91; Zur Geschichte, p.234(original stress partly deleted). 43、 K.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 Eine Antikritik(Stuttgart: Dietz,1899);cited hereafter as Antikritik. 44、 参见D. Geary, Karl kautsk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45、 Antikritik, pp. 1-34. 46、 Ibid, pp.34-41; Bernstein' s reply is in Zur Geschichte, pp.366-81. 47、 Antikritik, pp.42-9; cf. Zur Geschichte, pp.218-222. 48、 Antikritik, pp. 49-80 49、 Ibid,pp.86-95,100-1. 50、 Ibid, pp.104-14. 51、 Ibid, pp.127-8. 52、 Ibid, pp.135-7. 53、 Ibid, pp.140-5. 54、 Ibid, pp.146-51. 55、 K.Kautsky,' Krisentheorien',Die Neue Zeit,20, 1901-2,pp.38-45, reviewing M.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Jena: Gustav Fischer, 1901). 56、 Ibid, pp.78-9. 57、 Ibid, pp.79-81. 58、 Anon. (K. Kautsky) '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56-64.感谢Dick Geary提醒我们注意这篇文章。 59、 ' Krisentheorien', pp.110-8;cf. ibid, p.140. 60、 Ibid, pp.111-2. 61、 Ibid, pp.133-6 62、 Ibid,pp.137-8, 140-1, 143. 对“长波”分析的历史回顾参见E.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rxist Inter pret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For Parvus, see Chapter 12 below and Z. A. B.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Helphand 1867-192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3、 ' Krisentheorien', pp.116-17. 64、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2, 139. 65、 全面了解伯恩施坦1900-1914年之间的著作，参见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331-60. 66、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2: the Golde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347-50,355,363,367-72,378-9; G. Gneuss, ' The Precursor: Eduard Bernstein',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 40. 67、 R.J. Evans, '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rman Labour History', pp.15-34 of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London: Croom Helm, 1892); Geary, ' German Labour Movement', p.308;Roth, Social Democrats, especially pp. 227-32. 68、 R.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73). 69、 Gneuss, ' The Precursor', p.40;在1925年SPD和更为激进的USPD合并后，爱尔福特传统随着对当时《海德堡纲领》的接受得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