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我们抵达柏林以后，已经一星期了。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回莫斯科去。目前我暂时给爱尔娜帮忙，因为她是一个洗衣妇，平时给一些大人先生们洗衣服。柏林还有很多的大人先生，因此她的活倒不少：她星期一往那位法律顾问大人的寓所去，星期二把洗好了的衬衣送回给他，然后到一位将军大人家里去领需要洗的衬衣，星期四交回去，星期五去收一位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的衬衣，星期六送回给他。
法律顾问大人穿胸部上浆的衬衫，将军穿绸衬衫，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有棉布衬衫（那是在工人集会上演讲时穿的），也有上了浆的荷兰亚麻布衬衫（那是出席国会和招待会时穿的）。夫人们交来洗的衣服当中，有薄麻纱的衬衫和短裤，都是镶着丝边和花边的。它们都需要上浆和打褶。我的任务是烧水和照看好晾在院子里的衣服。
库尔特每天一早就出去找工作。他回来以后，我们就一同出去开会。
一月三日，他很早就回来了，说找工作是白费时间。即使是不把他库尔特·贝尔格计算在内，柏林已经有四十万个失业的人了，有什么理由可以希望他这第四十万零一个人找到工作呢？
“咱们还是出去逛逛吧，”他用他那生硬的俄语对我说。“要不然的话，你回到了俄国，连我们柏林的万牲园是个什么样儿都说不上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在空中已经可以觉察到柔和的春意。我们沿着万牲园的小径走着，微露青色的雪给人一种快感，在脚底下发出咔喳响声，不象我们来柏林时脚陷在里面冻偎了的那种雪。
屏除了一切思虑，在这四周晶莹闪亮的地方走着，是多么美啊！
公园里没有一个人。我们把脸对着那温暧的春风，慢慢地信步走着。但是，后来我们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控制住，要奔跑，要掷雪，要唱歌和欢呼。彷佛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似的。
近黄昏了。影子延长了，云朵镶了一道亮灿灿的粉红边。该回去了！
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去。在落日的红光残照中，那些复着雪花和挂着冰棱的树都象花朵盛开的苹果树一样。
谁能想象到：几天以后，就在这些树底下会发生一件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罪行？！
一月四日，星期六，库尔特又找工作去了，爱尔娜把洗干净了的衬衣送去给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女佣告诉她，代表大人昨天很晚才回来，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他昨天和今天胃口都很坏。
库尔特在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回到了家里，他的口袋里塞满了传单。他报告了一件重要的消息：政府把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埃喜荷恩免了职，派了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叶夫金尼·恩斯特任警察总监。
“这些大人们已经决定向咱们宣战啦，”库尔特把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工人一起召集在楼梯上，对他们说，“但是，咱们要给他们颜色瞧！……咱们要送他们去见魔鬼！明儿要举行示威游行啦，”他指着那些传单继续说。（传单上写着：“给埃喜荷恩的打击，是针对着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的。”）“记住了：明天举行示威游行！”
“那末，下一步呢？”楼梯上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他。
“什么下一步？”他露出了惊讶的神气。“群众都要走上大街！群众都要发表自已的意见！谢德曼的党徒会看到，群众都是不支持他们的！”
群众真地走上了大街……第二天早晨，不象平常星期日那样，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很早就醒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的门都被关得砰砰地响，烧咖啡的煤油炉都发出咝咝的声音。
首先从我们这幢房子里走出去三十来个人，后来又有其他的人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三楼上那个在大战中失去了右臂的残废军人，拿出了十一月革命后他藏起来的那一面红旗。
人群从四面八方走来，拥向“菩提树下”广场。在乳白色的晨雾中，这里或者那里不时飘展着红旗。传来了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李卜克内西万岁！”“埃喜荷恩万岁！”
将近晌午的时候，有人提议去总统府，也就是德国政府的所在地。巨大的建筑显得死气沉沉的，窗子都被深色的厚窗帘遮住了，高大的门都关得紧紧的。
我们又回到了“菩提树下”广场。示威的群众仍旧站在那里。后来，由于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办，他们都开始散了。我和几个邻居一起回去了。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他过了好久才回到家里，说一部分示威的群众已经占领了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编辑部和许多资产阶级的报馆，并且要在明天举行总罢工。
这天夜里，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都几乎没有睡。天还没有大亮，工人们已经陆续地到他们的工厂去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一份都没有出来。
库尔特不肯带我去，但是我终于把他说服了。那时候还很早，青灰色的迷雾中逐渐露出了曙色。我们一路走着的时候，路灯还亮着，映出了朦胧和淡薄的影子。
警察总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天开始亮了。雾变得稀薄了。人群越聚越多了。黑压压的行列，高挥着红旗，从容不迫但是毫无阻滞地沿着广场附近所有的大街前进。有许多人都带着武器。库尔特看见一个年轻的工人从雾里走出来，一边肩膀上挂着一支步枪。
“同志，分一支给我吧！”库尔特跟他商量。“拿去！”
广场上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了。人们站满了附近的大街，彼此紧挤在一起，队伍连绵地延长了几公里路。至少有五十万人。柏林居民，从来没见过这样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示威游行。
天气十分冷。彤云绥缓地、低低地在空中飘过。衣服单薄的人，瑟缩地把左右脚替换着站着，不时耐心地瞧着警察总局的房子。“革命的工长们”[1]正在那幢房子里进行广泛的讨论，而这些人当中多数都是独立党人。不时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走出来，在阳台上说几句话。于是，他所说的话就在人群中传开了：“现在继续开会，”“正在仔细研究问题，”“就要达成协议了。”
这样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大伙儿仍旧等着。又是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天已经暗下来了，雾又降临了，但是人们却穿着单薄的、不暖和的短大衣（多数都是用旧的军用大衣改制的），哆嗦着站在那里。要知道，他们来到这里，都抱着不是胜利就是牺牲的决心，——他们准备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投入战斗。
但是，在警察总局里，会议却継续进行下去。最后，又有一个发言人走到阳台上。
“同志们！”他大声说。“我们已经决定和政府进行谈判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如果需要你们的话，我们会来唤你们！”
人群中掠过了怀疑和忿怒的低语：“怎么？跟艾伯特和谢德曼能够谈出什么道理来！”
“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政府很愿意作出让步和进行谈判，”发言人大喊。“政府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关心，要防止流血事件！”
但是，这位发言人的话离开事实很远。当五十万柏林无产者站在街头，警察总局里正在继续举行会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们却在威廉大街总统府内艾伯特的办公室里聚会。前任基尔总督、现属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古斯塔夫·诺斯克[2]也在那里。
凡是看见过诺斯克的人都说，这个人身躯短胖、拳头大得跟他的身材不相称。他从来不第一个发言，总是好久一直听着别人说话，不时把整个身体向那发言的人转过去，然后站起身来，把那双巨大的拳头撑在桌上，开始用简短和生硬的句子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艾伯特和谢德曼模棱两可地谈的那些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情形。这些先生们打算把群众引上大街，然后进行血腥镇压，而免去埃喜荷恩的职位正是他们挑衅的第一个步骤。结果，挑衅的计划成功了，群众走上大街了，现在该进行镇压了。
几年以后，古斯塔夫·诺斯克在他的一本《从基尔到卡普》回忆录里说：“有人问我：‘你不愿意干这事吗？’我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为什么不愿意！反正我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担负起这件任务，做一个嗜血的狗！’”
诺斯克当了军区总司令，他的军队的任务是“建立秩序”。于是他毫不迟疑，立刻和一位改穿了便服的年轻上尉一起到参谋本部去，跟那里的几个德皇的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走过了威廉大街，在“菩提树下”广场上遇见了工人巡逻队，但是他们只捏造了一篇谎话，就被放过去了。
参谋本部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许多军官，还有几位将军。他们已经拟好了一道命令，准备委任霍夫曼将军做“讨伐军”司令官。诺斯克一到，就宣称他已经被委任为“讨伐军”总司令，这时候大伙儿都欢腾起来了：原来，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德皇的军官和将军们已经学到一些玩意儿，知道诺斯克在当时的情况下干这件事，会比霍夫曼更能胜任。
他们立刻决定把参谋部迁到柏林城外的达里姆去，并且把可以进行突击的兵力集中在波茨坦一带，准备镇压柏林的革命工人。
独立党人劝柏林工人回家，说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不愿有流血事件发生，准备进行谈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队队白党的娄罗们已经在向柏林集中，卡车运来了机关枪和大炮，一旅反革命的军队也从基尔调来了。
这时候，独立党人们并不……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通阳台的门关上了。一群人又站在那里白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无精打彩、迟疑不决地散了。我和库尔特也回去了。
爱尔娜在家里烧好了冬油菜汤。今天是星期一，她照例到那位法律顾问大人家里去取衣服。她没有领到衣服，因为顾问大人和太太小姐们急于离开柏林，正在家里收拾箱子。我吃完了饭，坐在火炉旁边一张椅子上。
“你在想什么？”库尔特问。
“嗯，没有想什么……”
我身上发冷，脑子里掠过了许多零乱的思念。在迷惘中，我看见一艘光辉灿烂的大军舰，它正在夜色中沿着一道宽阔的河流向前飞驶。后来，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军舰，这是灯火通明的斯莫尔尼宫——它象是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那样。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同志——就是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那些同志中的一位。他劝我哪里也别去。他说，所有住在柏林的苏侨，都只能够待在家里：如果是有一个俄罗斯人落在谢德曼党徒的手里，这些党徒们就会干出种种挑拨离间的事情来。
这位同志邀库尔特同他一起去。库尔特穿好了衣服，拿起了昨天早晨年轻工人给他的那一支枪。这时候，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使我跳起来，扑到他面前，吻了他一下。在他出去以前，我一直站在他身边，抚摩着他那制服大衣的袖子。
此后的几天里，我整日烦恼和痛苦地盼望着。库尔特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没有回来，第三天仍旧没有回来。报纸没有出版，到城里去过的人带来了最离奇和矛盾的谣言。
星期三，爱尔娜去取将军大人的衬衫。她在城里听见了枪声。在离开白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大队工人，他们正向胜利大街出发，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反对谈判！李卜克内西万岁！”
将军的勤务兵说将军大人还在城外，但是把衬衣交给了爱尔娜。将军的裯衬衫上染了一大块黄斑。爱尔娜认出来，那是香槟酒的痕迹。
星期四，我们接到库尔特的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上写着，他这会儿在革命工人占领了的《前进报》编辑部里。捎条子来的同志说，李卜克内西从早到晚在城里各处演讲。罗莎也是这样。工人们占领了好几处政府机关和火车站。他们在城里许多地方跟那些包庇政府的人起了冲突，那些人的口号是：“拥护国民会议！反对‘斯巴达克’，反对李卜克内西！”独立党人的行为是卑鄙的：他们采取了考茨基提出的调停谈判的办法，自始至终在谢德曼的党徒面前让步，同意了一个条件又一个条件，只想一找到合适旳机会就全部出卖这个运动。
爱尔娜给将军送衬衣去。将军还没有回来。
星斯五，爱尔娜到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家里去。代表只有一件衬衫需要洗。衬衫上有一股汗和烟草的臭气，领子已经龌龊得油光闪亮。大概，代表大人这一个星期里一直没有换过衣服。
从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早晨，我们一直听见强烈的枪炮声。以前城里只有步枪互相射击，现在则是机关枪和大炮在扫射和猛袭。
星期六，三楼上那个残废军人敲门，来看我们。他说，由诺斯克率领的政府军队从波茨坦方面开进城。他们冲进了《前进报》编辑部，占领了报馆。
我们整天地盼望着库尔特，显期六夜里我们一直没有合眼。但是，库尔特没有回来。
星期日早晨，法律顾问大人的女仆跑来了。顾问大人回到了柏林，积了许多要洗的衣服。并且，几位小姐还有跳舞的服装需要熨平和打褶。
政府军队继续“肃清”城里留下的起义的工人。星期一，军队迫使工人离开了他们最后的几个据点。资产阶级的报纸和《前进报》停刊了一个星期以后，现在又都出版了。他们的第一版上，都黑魆魆地印着这样的标题：“柏林市内，一切平静！”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罗莎·卢森堡在那些日子里曾经写过这几句话。“‘柏林市内，一切平静！’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报纸重复着这一句话，艾伯特和诺斯克重复着这一句话，在柏林街道上受到一帮资产阶级欢迎的‘常胜军’的军官们也重复着这一句话……‘现在敌人就是“斯巴达克”，我们的军官们至少能够在柏林战胜敌人。诺斯克这位将军，能够在鲁登道夫[3]将军束手无策的地方获得胜利。’”
“赤色的罗莎”用充满了仇恨的口气向无产阶级敌人说出了她辞世前最后的几句话：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你们都是呆笨的奴才。你们的平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革命的浪潮明天就会高髙地腾起，用你们听了吓得发抖的号角般声音怒吼：‘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1] 指柏林各企业中一种秘密的工厂政治委员会，
[2] 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人阶级的叛徒和最凶恶的刽子手之一。
[3] 艾利赫·鲁登道夫（1865一1937），德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一个时期里，他实际上是德军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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