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1980）
第一章 导言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但是，我不想直接从这种混乱状态着手来开始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倒要提出一个可能使读者感兴趣而不是激起热情的问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著作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竟然还有这样大的魅力，其原因何在？或者，如人们经常提到的情况：自马克思从事著述的时代迄今，世界已变得几乎无法辨认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马克思请教，以获得洞察当代事务的眼力？
我认为，阐明马克思主义面对大量揭露和“反证”仍能继续幸存的原因，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正是马克思有幸创立了一种研究方法，使他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当然这也与他具有必要的天才相关。我们之所以向马克思求教，并非因为他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不能回避他。凡是愿意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工作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就在眼前，因而对那些作为他的遗产的思想，必须要么表示赞同，要么加以反驳；要么发扬光大，要么全盘抛弃；要么详加说明，要么一笔带过。
当然，影响如此经久不衰的不止马克思单独一人。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柏拉图的影响，他在哲学中的精灵也是无法回避的。在柏拉图以前，哲学家们满足于对事物的性质和人类的理解力发表种种见解，但他们的格言不管多么发人深省，多么明智隽永，却都缺少结构严谨的论证力量。柏拉图的贡献，在于当他在有系统地提出哲学论述时，强调了理性，强调了词句的意义以及认识者与被认识物之间的决定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由此而“发明”了自成体系的哲学本身的任务，正因此，今天即使在得出结论跟他相反的哲学家当中，也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
当代也有这种影响经久不衰的人物，这就是弗洛伊德。跟柏拉图以前的哲学一样，在弗洛伊德以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无意识问题的人。但他们的见解和观感都不得要领，或缺乏说服力，因为这些见解和观感不是作为整体的部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是用特殊的方法获得的。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是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发现无可抗拒地改变了关于人类心灵的观念。所以，当代的研究者不论是否赞同弗洛伊德的独特理论，或是否用他那一套特殊的方法，就跟柏拉图精灵的情况一样，人们凡是进行精神分析本身的研究时，总是明显地感到他的精灵就在身边。
马克思之所以重要，也恰恰是由于他作出了这样的成就。他在某些方面堪称与柏拉图、弗洛伊德相媲美的贡献，是他发现了历史（特别是在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表面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层次。马克思所发明的东西——再说一次，这方面他堪与柏拉图、弗洛伊德相媲美——就是一种能够深入那被埋藏的现实的研究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分析的一种方式。最后，同柏拉图的情况一样，而且也会再次同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马克思把见解和方法结合起来的做法，永远改变了人们后来理解现实的方式。[1]
正因为此，尽管时过境迁，世态多变，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不失其贴切中肯的性质，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明智非凡，却没有这种贴切中肯的性质。差别并不仅仅在于马克思的著作强调了技术和危机以及社会紧张关系，因而比亚当·斯密的著作更具有现代性。更深刻的原因是，《资本论》所担负的任务在亚当·斯密和其它任何人的著作中都是毫无先例的，这个任务由其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点明了。这个批判一开始就驳斥了资本主义制度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误观念，这些人不善于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而深入探究其本质，因而老是停留在其表面现象的水平上。马克思的首要目的是，表明我们用来解释社会的那些常用概念（如“劳动”或“资本”这类观念）实际上是些骗人的表面东西。如果我们要解释社会生活的真实过程，就必须学会突破这些表面的东西。因此，我们之阅读《资本论》不仅仅是要发现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因为马克思的解释尽管很高明，但肯定不够完善），而且要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这是到那时为止从未被人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深刻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2]
当然，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随后还要加以探讨和说明。但我希望，把马克思看作是一种分析方法的首创者，这种首要的看法能使我们多少了解到，尽管马克思的解释中有许多细节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人们仍然认为他具有直接的和不可缺少的作用，此中的原因何在？没有人敢于透过社会的表面去作深入的探究，恰如没有人愿意冒险涉足哲学思维的经殿或无意识力量的迷宫。但对于想探索社会生活的隐秘动力的人而言，马克思是可以师承的权威人物。如果我们要从事他所开创的批判研究工作，就都得向他学习。
然而马克思的遗产并不只是一个探讨社会的新最高点。它也包含有一个能动主体，这个主体已经发挥了支持、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取代马克思本人著述的作用。总括说来，这个能动主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在的“精灵”的主要内容。
至于马克思本人，我想采取一个有关这个巨大精灵的初步措施。这立即就使我们面临着如何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的问题。从一开始，马克思信徒们的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加以可悲的分割，对其作出了种种相互抵触的解释。而在最近这些年来，这种分割则日益明显，解释也更加分歧，确实很难找到把整体统一起来的因素。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的把马克思的著作原封不动地加以捍卫，有的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全部加以改变；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情况基本上如马克思所云，有的认为《资本论》的分析已不再适用；有的想突破禁区，涉足宗教和精神分析领域，有的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邪门歪道；有的骄傲地自诩为正统派，另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蜕变为意识形态，其本身已是到达人道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确实是众说纷纭，歧见杂陈，以致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E·加缅卡（Eugene Kamenka）宣称：“分析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严肃办法，大概就是放弃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名曰马克思主义的严谨学说的观念……”。[3]
但是，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马克思的著述所激发的思想（我们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源于同一套前提，凡是在这类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前提，不管其作者所赞同的观点如何严谨或反传统，也不管这些观点相互之间如何不相一致，前提还都是共同的。换一种说法，我认为存在着一套能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所以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分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使作者本人并不如此认定。因为这些共同的前提将构成我们自己论述的依据，所以我想在这里非常简略地提及一下，把阿丽安的线[4]交到读者手中，以指引我们通过后面几章，顺利前行。
这类具有共同特征的因素中，第一个就是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辩证法是一个使人感到神秘化的字眼，大多用来向某个主题点洒经水，或用来证明作者的虔诚。但我认为辩证法有个能使人理解的核心，这个核心始终贯穿在起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经常只是以缄默不宣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辩证法的核心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事物最内在的本性是能动的和斗争的，而不是呆滞和静止的，因此要在事物内部寻找其“矛盾的”属性。
不用说，对这种看法还要加以更详细的论述。不过，现在我们且转过来谈谈同样也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统一性和共同点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跟辩证法一样，对“唯物主义”下定义也绝非轻而易举，而且若不考虑它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难以下定义。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唯物主义描述为这样一种见解，即强调人类生产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中心作用，并因而认定社会各阶级在生产成果分配方面的斗争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很显然，这种斗争性的历史观是跟强调斗争的辩证哲学观念一脉相承的。
第三个共同因素是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看法并没能使每一个研究者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问题上都得与马克思相一致的结论。但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传统的作家，都接受以马克思原来看法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为出发点，即使也作了些改变。而这种看法又可以承认是把辩证历史观用之于现在。
最后一个但不是最小的一个因素是，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得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最后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共同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念，即相信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不仅可以说明过去，而且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指引人们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由人类为求得自身的完全实现而自觉建造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信念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类所企求的目标来信奉——而且马克思主义将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有用的指导——，仍然是把一切马克思主义观点统一起来的一个构成要素。
人们必定会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有如此庞大结构的做法。这种情况之产生，特别是由于马克思本人著作所论述的中心主题比这种大全式学说的包罗范围要狭小些。马克思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研究名曰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形态，为此目的而运用了辩证的方法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他从来没有自觉地要创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全式哲学，或创立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这种做法与他那宏伟但终究有限的意图是无关的。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的著作却比马克思的著作在范围上扩展了：本书既要探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要论及马克思遗产的这种较大的范围。
从这种较大的范围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上面所勾画的这种框架结构能够发挥有益的效用。它使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把理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那些不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区分开来，从而为我们的论述主题限定某种范围。此外，这种前提的框架还提供了另一种线索，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恢复并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为，它使我们看出马克思主义能够集人类理智之大成，这就是从一种基本的哲学观出发，继而运用这观点去解释历史，然后又分析现在，找出现存社会制度中的历史力量，最后则继续按照分析的方针，沿着固定的行动轨迹，在走向未来的方向中臻于完成。只有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明确地表达或说明这一巨大的设想。但这种可能性是潜藏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景之中的，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中心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努力想使社会存在具有迄今仍缺乏的连贯性和意义的一种作法，这里所说的社会存在不只是指我们个人同周围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那一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抱负究竟获得了多大的成功，这是另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将予以认真考察。但是，在一个正陷入认识分歧和生活意义不明的困惑之中的世界上，马克思主义能迫使这个世界感到其“精灵”的某些作用，这必定是它那具有统一性的倾向和具有目的论性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在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之前，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加以论述。这就是作为溯源于马克思著作的思想本体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著作本身）同苏联、中国、古巴及其它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几乎无须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宣称它们得益于马克思的教导，要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又在其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大多数西方人、包括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态度。
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被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受到了感情上的支配，这个问题就是作为知识成就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政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责任。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或基督教与宗教裁判所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某些类似之处的问题。（校订者按：此句译文费解，可译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资本主义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关系，或基督教与宗教裁判所的关系。”）反对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人士一向宣称这种联系是直接的、不可分割的；而资本主义和基督的者则断言这种联系是间接的和偶然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制度上的实现问题，情况也是如此。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前者对后者负有某种责任，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困难在于确定两者之间这种联系的性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将作出较详细的说明。我现在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了承认一个棘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若不加以明确的说明，它就会干扰我们的工作。但是目前我暂且不顾读者的急切心情，主张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不突出的地位，仍然考虑它，但不让它占据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不但要持批判和探询的态度，而且也要取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这是因为我跟萨特（J. P. Sartre）一样地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代“必要的”哲学。我这样说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使人极大地开拓视野，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洞察到我们生活中的症结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困境能做出全能的解释，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柏拉图对有关存在或认识的一切问题的回答，或弗洛伊德对一切无意识过程的说明。有知识并非无所不知，只不过是看得稍远一些或理解得稍微深刻一些。而这确实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著作能帮助我们做到的事情。
这就产生了一个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总主题的最后问题——由于其所造成的情感冲突而使人加以忽视或贬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学说的性质。在此以前，我们主要是从其知识内容方面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令人惊悸的精灵，马克思主义造成相反见解的根源，并不在于这方面的内容，虽然这一内容也可能很重要。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还是敌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值得存在的理由都在于它信奉一个政治目标，即推翻（虽然不一定采用暴力）资本主义制度并用社会主义制度，最后用共产主义制度取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显然产生出跟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现实这一先前提到的问题有关的一些结果。但它造成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俄国革命没有发生斯大林主义的转折，或者如果苏联明天会变成完全民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动力和灵感也仍然会影响我们的研究。因为革命的行动，以及革命行动对我们生活机会所预示的种种改变（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则是革命的想象、希望和幻想），对于一切考察者或者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或者造成一种强大的排斥力，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却很少或者丝毫不与作为理论研究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或者与作为政治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可能产生病态的性质相关。〔校订者按：此句译文不确，可译为：“但这背后的原因与作为理论研究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或作为政治运动而可能出毛病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或几乎没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自命为一种革命变革的力量，一种使世界上被压迫者团结奋斗的基础，这确实使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触的人都走向了两个极端——赞成或反对。
这就使我得出了我自己的态度，即本书标题所宣告的：赞成和反对。这是一种会受到读者斥责的态度，被吸附在革命磁铁的这一极或另一极上的读者，会把这种态度斥之为自相矛盾，更坏些，则斥之为可疑甚至不可容忍。在这一点上，我不想为这种态度辩解。我只要求那些从一个极的角度把我的话看作有破坏作用因而细加挑剔的人承认——那些从另一极的角度来看我这些完全相同的话的人也会怀着同样不信任的心情。虽然这不能作为我的话确有价值的保证，它至少会让我的读者知道，我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除了全盘接受或完全摒弃的态度以外，还有可能采取另一种态度。
[1] 从最初得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回避的”影响这种解释以来，我又了解到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也对马克思的这种独到之处提出了类似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对历史所作的贡献可以跟泰勒斯（Thales）对数学、伽利略对物理学、弗洛伊德对心理学所作的贡献相匹敌。见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 第15页。
[2] 第一次看《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读者可以发现，亚当·斯密不仅向他们说明经济制度怎样发挥功能，而且也说明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无教养的眼睛只看到一片混乱和意外状态的地方，安排了秩序和结构，这时他们可能也会产生同样深刻的印象。亚当·斯密的见解，当然具有非凡的分析力量，对我们的理解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完全不是社会分析，因为亚当·斯密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在观念上所造成的种种歪曲。他只看见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机制，而看不见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因此他根本没有想到，为了理解社会，必须努力进行自觉的“批判”。结果，他对社会机制（包括那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解，就受到了他自己没有深究到的种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的限制。参看R·海尔布隆纳：《进步的亚当·斯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第524页以后。
[3] 转引自（D. Bell）：《从前的马克思和未来的马克思》（The Once and Future Marx），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年7月号，第196页。
[4] 阿丽安（Ariadne），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之女。她用小线团帮助雅典泰西逃出迷宫。 The Ariadne’s thread（阿丽安的线）转义为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引路指迷的办法。——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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