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共产化和我的不满
布鲁诺-阿斯塔里安（Bruno Astarian）在2010年写道：“几年来，共产化导致了一些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 ”[1]。
这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近年来，共产化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流行词汇，喜欢它的远远不止令人遗憾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在一场文字游戏中，这个概念产生了多重含义，涵盖各种态度和理论，变得空洞无味[2]。这些态度和理论之间的差异是实质性的，也会引发不同的结果[3]。
一种真正有效的、令人振奋的革命方法，与一种欺骗性的历史混合在一起，它把历史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并提出了一种最终危机论（尽管没有人用这样朴素的语言来表达）。
许多共产化理论家好像已经找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并认为我们的时代只能有一个目标：共产主义。
尽管它的观点很极端，但它与1970年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在先锋党和反主流文化的时代，很多激进分子也认为他们的革命意味着改变一切：我们要世界，我们现在就想得到它! 四十年后，共产化成为一个方便的参考点，就像马克思主义（或者，对其他人来说，无政府主义）一样，可以把一套非常异质的思想加到上面：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所谓坚实的、无可争议的共同点，在这个共同点上，他们觉得可以自由地把阶级、性别、种族、另类艺术，也许还有生态学结合起来。如果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一切都被允许。
这就是我们与很多“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他们认为共产化是革命的最终答案，因此认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长期以来的难题。
我们认为没有人可以揭示所有历史的意义，本书将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共产化这一理论，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时代的产物。共产化依赖于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危机，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另一个重大危机对它的演变也有影响。
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史，也不是一个没有个性的故事。我们要回顾一些同志从哪里来，在60年代末做了什么，在1968年前后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是如何理解的；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回到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左翼共产主义者，阅读情境主义者的著作，解释共产化概念如何产生，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1] Bruno Astarian, “Crisis Activity and Communisation,” 2010, http://www.hicsalta-communisation.com/english/crisis-activity-and-communisation
[2] Benjamin Noys, ed., Commu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ntestation,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Struggles (New York: Autonomedia, 2011).
[3] 在共产化理论的支持者之外，共产化问题因共产化理论的流行而进一步复杂化，共产化理论提出了一些潜在共同点：例如，公有制或合作农业实践（尽管存在私有财产和全球化，但它们仍然存在），以及最现代国家的自由软件使用，如果我们能够将其收归公有，并将公有化领域不断扩展，社会变革就可以发生。换句话说，“创意公地”可以使我们逐步和平地走向人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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