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书信与凭证
给A.G.尼斯，“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亲爱的同志：
我很感谢你寄给我的东西。人家的确通知过我，而且允许给我彼尔·亚历山德里在尼斯的讲演稿；但直至如今，我什么都未曾收到。现在我读这讲演稿带着很浓厚的兴味，虽然其中没有一点出我意外。所用的论据，所引的数字，没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这些数字，我固然难于辩驳，正如我难于毫无不信任心而接受之一样。我希望这些数字是始终正确的，我也全心祷祝彼尔·亚历山德里的话有道理。这就使得我陷于不愉快的地位来同他辩论。我感谢他能明白：我无论如何终是苏联友人，而我的忧愤是很难受的。不错，我愿意我是误会了，在这我不得不做的难堪的反证里头，这种反证恰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工党大领袖，所做的一个样。[1]我认为他有资格来审查彼尔·亚历山德里不加考虑接受来的那些统计数字是否正确。西特令也是钦佩那边人们的努力和多量成绩的；他也认为由于内外环境关系苏联也许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他所气愤的乃是人们距离成功还远得很，……他咒诅一种夸张和虚诳的宣传。“那些不利于你们的统计，你们就删去了，”他对他的向导说，“那些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人民生活比其他一切国家都更幸福的统计，也是如此。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呢？若非亲身去非常细心地调查一下，就没有可能知道的……”
彼尔·亚历山德里的批评是最客气的，他的显然的诚意使得我告诉他：我也许是比我的书中敢于发表的知道得更多、更正确（由于切实的原因不能发表的）。首先，我不是一个人旅行的；五个旅伴之中只有两个人于第一个月旅行之后离开了我——大家出发时都是同我一般热烈的——；有二个俄国话说得很好，第三个则刚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过六个月，在这期间他能够看见并了解好多事情。这几位旅伴个人的见闻，不断地与我自己亲历的相符合；若是没有他们，尤其没有那位在莫斯科生活过六个月的人的精明，则我无疑差不多不知道一点那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东西，而我从苏联归来也一定要同着亚历山德里合唱赞美歌了。反之，我也不能相信，倘若亚历山德里，以他所透露的完全的诚意，见过，听过和惊讶过我所能见，所能了解的一切事情，而不会变成同我现在一样。我所能征引来作证的那几件事实，绝不是什么孤独的，特殊的，例外的，如亚历山德里所说；我征引这些事实，只因为那是可为典型的，可为代表的。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其他的事实。只因恐怕连累了那些告知我的人，我才不请他们出来作证。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才认为我有不得不言之责任。
你若认识彼尔·亚历山德里，就请告诉他，我如何感谢他的批评的完全客气的态度。再说一遍：我祷祝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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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维位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
我的亲爱的X：
去年我曾在波林那奇住过十天，下过矿，混在工人尤其失业者群中。里尔地方，你的伙伴们的困苦是不会更甚于他们的。相信苏联，这并不能使这种困苦减轻难忍的程度。你将说：这至少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天堂生活以及来世报偿的希望还好些哩。
在我的书中，我太注重于“文化价值”之损失了。一个民族正在挨饿受冻时候，人们首先设法要保存的就不是“文化价值”了。我也同意，在一段长期间内，若是民众的物质状况能有更好保障时候，“文化价值”也不妨损失下去。可是，在苏联，这两方面都要损失的，而这是可怕的。
这是可怕的，看见革命千辛万苦得来的利益，一个个被抛弃了。此时正是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来看这悲惨的破产，我们的希望有在其中熄灭的危险。此时重要的是不叫我们被拖带进去。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工资差异愈变愈大，社会阶级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胜利。再说一遍：我同意那边的精神不妨同在德国和意大利那般不自由，只要至少群众的生活舒适是有保证的；然而我们离此还远得很哩。人们对我说：容忍现时状况吧；恶现象是暂时的；这是扶梯起头，是扶梯上的一级。然而这个扶梯，苏联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来；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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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先生们：
你们寄给我的集体书信，[2]可惜没有一点出我意料之外。但其中含有一种重大的侮辱，是我不能放过的。
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较比一下呢？
为什么你们献给我你们的团体的主席位置时候，是如此不认识我，以至于不知道这类顾虑是不可能打动我？
倘若我同意跟别人一起说诳语，那时你们就真有权利说起一件“好买卖”了！然而那时你们甚至没有想到来审查我是否诚实的。当我看见你们如此轻易地提出如此荒谬的控告时候，你们其他地方之见笑于人就不怎样使我惊异了。
你们的信是手写的，也许未曾留下底稿，现在我用打字机打了一份给你们，凭着你们的光明态度，请你们将这原信向你们那些尚未知道此信内容的同志公开宣读；我这封回信也请你们宣读。我不能相信你们当中没有几位同志肯看清楚这件事情，肯明白事物之真相。我不怀疑你们将有一天仍旧要信任我，而且更加尊敬我；现在同以前一样，我仍是你们的忠诚的朋友。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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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尔·西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攻击我，这论文很可以拿来同不久之前亨利·伯洛攻击我的那些文章相比。
我并不重视这类攻击，此次攻击，倘若不含有那我认为必须指出的事实错误之处，我也是要放过的。
西志先生在他的文章开头上叙述两件小故事，两件“实事之实事”，他说，足以显示其人品性的。底下是第一件：
彼尔·路意士，我初从事文学时时常往来的友伴，约我在圣苏比士广场相会。那时是冬天。冷得很怕人。在半点多钟内，我冒着雨，在泉水旁边呆等着，路意士则舒舒服服躲在一家店铺玻璃窗后看我挨冷以取乐。
西志先生叙述的故事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与我叙述的相符（见我的《倘若一粒麦子不死时》，第十章）。不过他，干脆地，毫不顾忌地，调换了人名：旁观的是我，挨冷的却是路意士，——不管情理如何不符，不管心理如何不合。但我不肯同西志先生一样，将这事情看作一种无聊行为。在我眼中看来，这只是而且只能是这无数的恶作剧中之一件，彼尔·路意士那时最会玩的，为的看看他能作弄我到什么程度。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彼尔·路意士不是一个无聊的人。
底下是第二件“实事之实事”：
爱弥儿·魏发仑和他的朋友，威利·史洛巴赫、比利时画家，动身到布鲁塞尔郊外建筑师奥克塔夫·凡·黎塞伯格——画家的兄弟——家里吃饭去。魏发仑负责去购买车票，回来遇到查票时，他寻来寻去只寻到一张，他喊道：
“上帝在上，威利，我失掉你的车票了！”
这话，西志先生派做是我说的，他认为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之表示，而其实当时是宣传人口的，而且成为魏发仑诸友说笑的资料。魏发仑是第一个笑这话，而且很高兴常常提起来说。但凡认识魏发仑的人，都明白他的慷慨是如何超出他的自利之上。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魏发仑毫没有一点小家子气。
靠着这种张冠李戴手段，西志先生替我画了一幅肖像，我自然要认为与我不相像的。他的论文其余部分也是一样的无耻，这更加显得他的激昂了。他提起了“风化”问题。当我从刚果回来时，波拿狄为破坏我的作证的信用，也是使用这个手段。但这里，我只能归咎我自己：我供给敌人以武器。倘若我悲叹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类攻击之卑鄙，在文艺界中，将有使人不敢坦白说话之危险。西志先生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威吓真理。然而请他允许我告诉他一句话：这里，在他的侮辱当中，他仍然犯了一件大错误。但他很荣耀地告诉我们：他是看不起一切的。我却相信，他的读者当中一定有些人没有他那般傲慢。
在这无证据，无审查或无诚意（由他选一样吧）的论断面前，人们对于他的拥护莫斯科不祥的党狱之判决，是不以为怪的了。彼尔·西志先生自夸“不晓得什么叫做难为情的”；而他也证明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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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亲爱的格贤诺：
在二月十三日《人道报》上，读到安德烈·吴谟则致你的信，我有如下几点意见：
吴谟则在那封信开头上引了你的论文中几句话，这论文名为《无益之死》，是你为最近莫斯科党狱而写的。你在里面说：“至于我们，则我们不愿做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愿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纯粹是属于俄国的事情。”请允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迟早总要表示态度的。但我以为人们可以不赞成斯大林，却不因此立刻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
以后吴谟则又从我的《从苏联归来》中摘录了几句话：“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我写这几句话，绝非如吴谟则所欲证明的，是反对革命事业；恰好相反，这是为着救护革命利益，当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这些利益时候，——这点现在我更加觉得有事实证明了，这点，凡有诚意而不肯更长久让人蒙蔽眼睛的人也一定即要承认的。我相信（而且必须坚持这一点）：现在将革命事业和苏联联系在一起乃是极端危险的事；我再说一遍：苏联正在败坏革命的事业。
正因为揭破了这个败坏，托洛茨基才被人视为公敌（其实他不过是敌对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罢了），且因之被人当做法西斯的，——这的确是太简单了。其实他比斯大林自身更加是法西斯的敌人，他正是以革命者和反法西斯者的资格来揭破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的。可是你试拿这点向那被人蒙蔽眼睛的民众说明白吧！
我也不能赞成你这几句话：“似乎不能怀疑被告之犯罪。……这些人是有罪的。”倘若这话合乎事实，则无论这死刑执行如何使我厌恶，我仍是要说：斯大林消灭他们是对的。但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我请你读克列伯·列格这封信，关于那些指导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被告怠工而受判罪的。他们也是“供认”了，而且互相控告，虽然所有在他们手下做工的工人和所有派去勘验地方的技工都证明他们无罪。
恶劣现象是如此深刻，使人迟疑不敢去认识。这是果子中心生虫，而果子皮面则还是很好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马德邻巴志
我很注意很热烈读过你的文章，关于辩护莫斯科法庭所判决的人，尤其是此时正在受审判的人。理由如下：
我刚从俄国回来，你知道的；在我们考察过程中，我们曾同很熟悉本案的人谈了几次话。
此时受审的被告中，有两个人，当我们在俄国时候曾听人说起的。
这是两个副人民委员，一个属于重工业委员会的，一个属于农业委员会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们的翻译斯默林同志，到火车上我们的房间来，告诉我们如下的话：
法国同志们，我要读一张起诉书给你们听，登在《真理报》上，那是控告在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指导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犯怠工罪的。他们于一九三五——三六年间在其指导下的矿井内积聚炭瓦斯，使之不断地爆发。所有被告在审问时候都承认他们的罪，互相控告，而且说他们为此工作与两位副人民委员发生关系。
第二天早晨到沙赫特时候，我们听说八个被告被判死刑了，当时心里很惊讶。
我们那时是五个人：维痕，法国矿工全国联合会书记；西诺，卡谟矿工工会书记；卜兰克，魏默斯矿工代表；季纳，共产党国会议员。我们同听翻译斯默林读报和解释。
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朋友维痕，气愤起来，向斯默林呼喊说：“奇怪得很，你们的被告都自承而且互相控告那些最不可相信的事情！”
我们没有相信而且永不相信所控告之罪，我们也对斯默林说了。原因如下：
人们（工会负责人）切实告诉我们：有一种最严密的检查机关存在，保护矿山安全。
这机关由如下人员组织之：
一、工程师一人，由人民委员会选任；
二、地方工会主席数人，由工人自己选任；
三、矿井代表及矿区代表数人，亦由工人自己选任。
这些代表似乎有完全权力。他们可以停止一个矿穴，一个矿区或一个工厂的工作，倘若认为那里有危险或仅有危险可能性的话。
我们不明白既然有这样的检查机关存在，那些工程师怎能安安稳稳准备下这种罪过呢，而且时间有一二年之久？
我是矿工，我完全熟悉矿山工作的困难，我做了三十年以上这个工作，其中十二年充当代表，在负责工人安全的检查机关，在法国最多炭瓦斯的一个矿穴内；我不相信无论如何精明的技工，能够有系统地准备使矿穴爆炸而不为劳动安全检查员所觉察，——即令这些检查员是最愚蠢的。
若是卡美洛伏矿山安全检查机关没有觉察到那事情，那这机关不是同谋便是不存在的。
它若是存在的，则它比其他被告更加有罪；既然莫斯科流行的是枪毙方法，则它第一个应当枪毙。
它若是不存在的，则人们关于保护工人安全的话就是欺骗我们。在此情形下，那些当权的人对于如此重大问题也来欺骗他们邀来的宾客，人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呢？
即使安全检查机关是不存在的，我仍旧要说：存心使矿穴爆炸而不为人所觉察是不可能的。
有工头，有监督，有几千工人在矿内工作，他们一定看得出来。
那些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险的人，难道会默而不言，只为得更加确定搜集被告犯罪证据么？——倘若有此危险，则他们随时都可以丧命的。
不，从技术观点看，所有的人都认为：以积聚炭瓦斯方法使矿穴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
最不熟悉矿山情形的人，也会同我们一起呼喊：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
还有另一件事情使我们难解：斯默林告诉我们，卡美洛伏托拉斯经理，一九二八年那次有名的沙赫特矿山五十三个工程师被控案中——有十一个判处死刑——曾被同一个检察官起诉过。当年他被赦免了。知道他能够自愿地使千万人生命于危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安插他在矿山托拉斯经理的位置！人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他在卡美洛伏又干这把戏，同德国工程师雪克灵在一起，他又被赦免了。这是可能的么？
人们颤栗着想起了这件事也许是可能的。人们自问：为这个不祥的滑稽戏要付多少代价。
读过了你的文章，关于苏联几次党狱的，我如今写这些东西给你，我要说你做得对的，为真理利益而大声疾呼，而且继续大声疾呼。
我愿这类案件，每次都有独立的辩护人参加，替那些不幸的人说话，他们受人控告，受人枪毙，而舆论不大明白为的是什么。
我允许你利用我这封信去支持你的努力，为了人们所审判而太轻易枪毙的那些同志。
倘若你怀疑我的报告，那请你去问我的旅行同伴维痕、西诺和卜兰格，他们一定会肯定我所写的。
我不说起第五个旅伴，他不能反对目前当权的那些莫斯科偶像，这些偶像也许明天也要被人枪毙的。
因为，谁晓得呢，照这情形下去，俄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不会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同志，请你接受我的最好的工会的敬礼。
克列伯·列格
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
（发表于二月二十五日《工会报》）
克列伯·列格宣言（发表于巴德加勒《启明报》，转
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时报》）
我写过文章，说俄国妇女所做的那一类工作，在我看来，丝毫不是我们在法国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我不怕有人来否认俄国妇女专从事于这类工作。
好像是我说谎，好像我在毁谤俄国革命。
在卡尔文，虽然我起初拒绝，人们仍迫我说出我所见的。我说过的话原文如下：
“俄国工人现在地位，比起革命以前进步得多。”
我说过，俄国矿山工作方法——我曾举出两例，并加以称赞——我们的矿工是不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又被告毁谤俄国革命和信口胡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愁惨的时代，真话遭人唾骂，谎言则受人尊崇。各地矿工中共产党同志都起来抗议我所说的真话。是一个口令么？我公开说，我开始疑惑这个，而这绝不会使我惊讶的，因为在某些方面，人们并不忘记我在工会组织中占据一个负责任的位置。
是的，人们在俄国做了些好的事情；是的，人们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是的，人们在那里建设俄国式社会主义；不，法国工人，在其劳动，安全，生活，自由及文化条件，并不逊于俄国工人，恰好相反，是好些，我要说：好得多。
※ ※ ※
戴尼叶医士用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先生：
高尔基下葬那日我正在莫斯科，我听到了你的演说，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诚实的，我害怕你在此居留期间只成了一种长久的骗局。我刚读了《从苏联归来》，于是松了一口气。我到俄国去研究某些生物物理学问题，我自由地同那边同道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官厅和翻译的干预，我同他们心心相印，——而我感觉痛苦了。你说得很好：非附和主义者是被排出生活之外的。我的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有两种人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示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
请接受我的敬礼。
戴尼叶
摘录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医科大学的一篇演说
在苏联谁能做医生呢？工作后来随班听讲的工人或每月领一百十个卢布的学生。他们住在十卢布至十五卢布租金的房子内。
人家随着考试成绩如何或增或减他们的津贴。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被派到乡村去，当医生助手或看护。现在大约有十万个医生，此时需要有四十万个。
直到两年以前，医生每月只能收入一百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不够的，所以有些医生宁愿去做技术工人，收入可以比较多些。那时要找人做医生是很困难的，妇女尤占多数。于是人们看到，医生在计划中虽然没有出息，却是国家所需要的，于是增加工资为四百卢布。以后人们又提高研究人员的报酬，医生助手的报酬。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各年毕业的医生，知识都不够；他们被迫回大学来补习六个月。
……这个工作时间好像是很有利的，但我刚才所说的乃是理论，因为做了六个钟头的人是很罕有的。普通工资不过四百卢布，不够生活，一个医生做两种或三种职务，为的能得八百至一千二百卢布，因为必须注意到卢布的购买力：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值八百卢布；好的鞋子，二百至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一卢布九十；一公尺布一百卢布；此外直至一九三六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工资去购买公债；医生和他的家庭共住的一间房子，同时做饭厅、寝室、书斋、厨房等等用的，每月须缴五十卢布租金。他若没有小孩，还是幸福的。
那边同道们的物质条件是很困苦的，但最难忍的还是精神上的压迫。他要留心他的看门人，那是格别乌的密探，他不能将他整个思想告诉他的医院同事。大战时，我们法国张贴的标语：“莫做声，你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听你们！”在那边是实实在在的情形。
……某同道，科学院院士，刚坐了两年牢；人们对外国人说：他生病了。另一位被剥夺了讲座和实验室，因为他曾发表一种科学意见，不合于共产主义理论，他被迫写一份公开的悔过书，同伽里略一样，为的免被充军。为什么我没有看见那位我应会面的有自由观念的同道呢？我的电报直到我过后一个月才到他手；我去看他时候，人家对我说他不在，其实他在那里。
※ ※ ※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
当我在索契瞥见你时，我很害怕你受了欺骗，一种党派精神——进步之最可怕的敌人——会使你去赞美苏联新政；所以你的《从苏联归来》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很能说俄国话，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你所见所闻的事情，我完全承认你所说的，而且感谢你敢于说出来。
为表示我的微不足道的谢意，请你允许我寄给你我在那边所得的若干感想。
望上帝保祐我们法国能均衡而明达地走它的新路！
X
这是第三次，隔了三年时间，我又到俄国来。
由于低层及其野蛮性的侵占，这制度一开始就让艺术、文化、感情受人糟蹋。
这是蛮族侵略之近代形式。
革命之后二十年了，仍旧有二等车和三等车。在最近建筑的一只俄国大轮船上，旅客之比例：三等占百分之七十五，二等占百分之二十，头等占百分之五。饮食、衣服、旅馆，也是这样。能付钱的人，就享受最好的位置。
工人每六日中有五日共做四十小时工作，一年之中有五个休假日，正式每年比法国工人多做四百个小时工作，法国工人每星期做四十个小时。但工资是如此之少，迫得工人每天做一天半或两天的工作，即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十二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计件工作制比前更加盛行。有能力做此工作的人所得比同伙更多，同伙因为较不灵巧而欣羡他。
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工人便闲着，而且拿不到工资。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有工作就交给工人做，工人应当做得快而且好，没有工作就让工人自寻出路，做别的事情，免致饿死。
小气，嫉妒，到处仍是一样的。小心伶俐的工人叫做“乌达尼克”（突击队员），赚得比伙伴更多，他们的不扣工资的假期可以达到一个月，他人只有两星期。
努力的人一般是受人抬举，得到报偿，但优遇亲信风气仍是盛行的，有好多微贱的有本事的人，离中枢目光远的，则仍完全不为人所知。
有些狡猾的、有野心的、很聪明的，或有亲戚奥援的，则能够造成享有非分特权的地位。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至五千卢布中间。有些人比这少得多，有些人比这还多得多。
做了二十五年手艺工作之后，到六十五岁，工人每月可得三十七卢布养老金。
那些以前不能或不知储蓄的人，此时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就继续做工：这样的人占最大多数。
国家复兴期间，造成一种努力，可以同我们战后情形相比；但努力，尤其在俄国，并不一定含有舒适或富足之意。
额外钟点到处都有，因为一切货物是贵到令人难以相信。
至于大小工头，则他们奉到命令，于指定时间内做完某种工作。底下的工人或雇员若努力不够，则剩余工作应归工头包办，他们必要时每日须做十八个钟头工作，因为他们负有工人待遇及工作成绩之全责。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夹在中央政权和工人疏忽中间之地位有时是很难应付的。
经过三次预先警告之后，任何工人都可随时开除，无须赔偿损失，亦不用先期关照。
我参观过的一个工厂内，有一张布告通知工人：从九月一日起，凡不能生产规定的件数者，将毫不通融地被开除。
大小工头虽然多做了工，他们的工资仍是照旧。但他们可以希望得到双倍的休假期间以及一种奖励金。这是常有的，但这不是国家的应尽之职，而是随人高兴的。
国家财政困难时就增加捐税，那是用扣除工资方法直接征收而不能规避的，或者强迫购买公债，也是用那个方法。
为赔补一般费用，国家就抬高货价。最普通的绸缎，一米卖一百六十五法郎。对于这方面新发迹的商人，那些虚费财富的人，则没有人敢抱怨一声。
八月八日政府颁布一个命令，说要扣除工资以援助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斗争。这是国家的权利，没有人敢说话。至于个人预算上有亏空，则无人来过问。
反一方面，国家设立学校、工厂、医院、托儿所、疗养院、非常美好的休息机关，为某些工人休假时之用。国家以死刑或充军严厉禁止盗窃和犯罪，维持风化，鼓励生育，到处取缔卖淫，普及教育至于前所未知程度，俄国人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穿鞋子，而帝制时代则有百分之八十赤足的。
出版自由却是完全禁止了。普通刑事案在报纸上得不到地位登载。反之，政治案件之审判则连篇累牍，而且登了好多日，公众意见是随人操纵的。
政府伟人、航空家、科学家、政治家，一点点事业，能占报纸篇幅几星期之久。这是一种催眠术，斯大林是他们的神。
群众所得利益足够补偿一九一七年流血辛苦么？虽然有好多进步，到处可看见很好的努力，但造成了什么真实的平等呢？
到处已有新的差等，代替旧的差等了。这种代替一步一步来的，没有停息，正如这一波浪代替那一浪波那样的势所必至的。
我敢打赌，不到十年，所有旧时社会差异都将重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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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才读完了《从苏联归来》。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之后，在大压迫的印象底下，从那边归来的。自从归来以后，我都留心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切新消息。几星期前读过维克托·塞尔日致你的信，读过伊雅楚·西仑在莫斯科的信，现在又读着你的书，我是幸福的，虽然一面心里难过。我是幸福的，因为你的书又一次给我证明了那条我认为做生命意识基础的根本原则，即：真理只有一个。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做了三年以上工作，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内部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以后，终于得到与你相同的结论，你却是出身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环境的；同我们在一起，还有维多·绥奇哩，还有西仑哩，还有那部分不肯接受你书中所说的“附和主义”的人哩。
我的关于苏联的著作也许能使你感到兴趣。我连这信寄给你我的小书《欧洲之再发现》和我的小册子《莫斯科党狱》。他方面，我请出版我的书的苏黎世“瑞士之钟”书店寄给你以前出版的拙著：《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不断地缠住我。这是你的书的末段：因苏联发生可悲叹之事，有使革命事业为之负责之危险。这危险我认为是很大的，因为苏维埃宣传机关没有你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停止玩弄字眼（见第六十七页），来承认：“革命精神已不合时宜”。但因缺少这种态度，好多诚实的革命分子仍继续将苏联和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政策和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基础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我应当说，将麻痹、将摧毁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力量。怎么办才能帮助避免这悲惨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如何，关于最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关于大批的枪决，关于整千整万“反革命分子”关在白海、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集中营里的问题。那里除了俄国同志之外，还关着外国同志，还关着“自卫团”分子，他们两年之前在奥塔克冷防御物上为更好的未来时代而奋斗；那里关着一些曾在彼得堡炮垒内涅瓦河水面下坐牢的人。在苏维埃监狱中有成奇谬三，她的丈夫（何等有意义而可悲痛的巧合！）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内。那里关着——也许已经死了，也许是活着的死尸——不仅我的好多的朋友，而且好多的革命家，各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各派知名的进步分子。
但舆论，“人道意识”，似乎已不存在了。这次复演莫斯科党狱的悲剧，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狱，得到何等微弱的应声！六个人被枪毙了，经过二个钟头审判，没有其他的证人，只凭被告口供做证据。
死了的人，救不活来。但人们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如此死去，可以使那些还在冰海滨、西伯利亚无限荒原上，格别乌有名地窖中，有一丝气息的人活转来。
至于我，我是尽我的力量奋斗的。但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号只能达到少数人耳朵，不能够冲破监狱的墙壁。
但是你，人家认识你。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观念之名来行此悲惨罪过的人，一定不敢漠视你发出的呼声的。
人家将奥谢茨基、希特勒压迫下的牺牲者，解救出来了。
请你帮助解救斯大林压迫下的牺牲者罢！
允许我握你的手。
鲁朵尔夫
※ ※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
先生：
我刚带着感激的心情读完了你在《星期五》上发表的著作，现在冒昧写信给你。你是应得那些人感谢的，在他们看来，革命首先就是社会正义和一切人类的尊严。我知道，作家们涉足于这未知世界（革命乃是他们未知的世界），是如何难于敢继续注视真理，敢高声宣布他们所见的真理。但我也知道，“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志愿只靠完全诚实，才能真正满足的。这种诚实，纪德先生，决不会妨害工人事业的，能妨害的是那些审慎，那些姑息。
我重读你的著作，我想无疑你现在明白了那些人感到何等的痛苦，他们自始就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感激十月革命，因为它是他们的反战斗争之继续，他们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它，他们又看见它渐渐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从列宁死后就开始了）受了旧世界的传染，而且为图久长之故，也许败坏了它的真正的存在理由……
马色尔·马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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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否批评苏联？——对这问题，我回答：可以的。
应当分析俄国革命经验，必要时批评它，——列宁曾经这样要求过他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了。共产主义者正因为是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所以没有权利借口怕无产阶级灰心，而将一种革命经验之错误掩藏起来。恰好相反，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正在于分析俄国革命所遵循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成熟，使得工人们可以明了是人家做错了，而不是人家有意欺骗他们。这个分析将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于苏联，但也将显示俄国革命斗争，成绩及其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未来斗争是极可宝贵的教训和鼓励。这种态度并非替资产阶级变把戏，乃是使无产阶级意识明了，使它的斗争革命性质加强，同时消除危险的幻想并防止虚夸的乐观。
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较起来，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当忽略了其中资本主义萌芽：自由市场和差异工资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效果。
潜
[1] 见他的《我在苏联探求真理》。
[2]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俱乐部用笺
致安德烈·纪德先生
先生：
细心读了你的新著《从苏联归来》之后，考虑过其中各种论据以及所谓凭证之后，我们现在向你表示我们的气愤和深刻的厌恶对于那种对苏联的阴险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愈加需要我们保卫苏联的时代，我们看见你的转向以及法西斯报纸上褒奖你的话，是十分恶心的。
我们有个时候希望过你会出来否认巴黎同志十一月十八日在幻城戏院青年大会上所宣布的话；不幸你未曾出来否认，于是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你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
现在我们认为你不配做我们的名誉主席了。
我们感谢你于八个月之中给予过我们的援助；现在，先生，我们请你接受我们的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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