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诉弗里曼——回答他关于《从苏联归来》上给达比的献辞的话——以我同达比在塞瓦斯托坡尔一次谈话,在他死前不久。他表示非常担心纪德回法国后要公开发表与他在旅行中时常有同感的那些恐惧。‘他将会说得好的,’他说,‘人们将明白他是以友人资格说话的。”
无论人们对这种献辞的感想如何,但我认为绝不能反驳纪德将我们的朋友的名字连结于他对苏联的感想的那种权利以至于义务。
(《星期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还有耶夫·拉斯特这封信。我的亲爱的弗里曼:
我十分惊讶读到你的论文中如下一条小注:
“但达比不会比纪德更进一层,批评,完成这些印象么(他打算延长在苏联居留期间,说起还要再来的话)?他不会更胜于纪德认识心理学价值以外发生的事情么?他曾允许给予这些印象(当我们在黑海相遇时候,他自己曾对我说这些印象是不充分的)以这样大的政治意义么,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
“这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只要是可以提出来,我就没有权利默而不言。”
这话,我认为不很确切。
在梯弗里斯,达比就已开始感觉旅行无味了,一种令人为难的态度。我同他有好多次的谈话,但他从来未曾表示要更长久留在苏联,或再来一次。恰好相反,他固执地反对延长旅行计划去游基辅。他要立刻回莫斯科去,由那里坐飞机回巴黎。达比屡次表示愿在西班牙一个小乡村中安静地工作,完成他的关于希腊人的著作。苏联有好多事情使他不喜欢,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感想,始终是很差异的。达比时常同纪德谈论这些事情,他自己既然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他便将说话之责付托给纪德。我敢说,纪德写的那本书,正是达比所期待并要求于他的。
耶夫·拉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