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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五
费兰·格列尼耶先生征引《从苏联归来》书中我的几句话而加以赞许;我在那里说“至少,这点是得到了的:在苏联再没有为若干个人利益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于是,格列尼耶添加一句说:“不错,同志们,这是伟大的!”以此得到听众的拍掌。
不错,这是伟大的。这曾经是伟大的。但这话业已不确切了。我注重这一点,因为这是重要之点。伊逢说得很对:“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劳动者并不一定就得到解放。”法国无产者须得明白此理。或者确切点说:法国无产者能明白此理也是好的。至于苏联无产者,则他们已开始丧失了那个终能为自己劳动而以此获得尊严之幻想了。无疑,再没有什么资本家股东来剥削他们的劳动了。然而他们仍是受剥削的,而且在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受人剥削,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人。这是他们的工资不充足才使得别人能有非分的工资。并非他们得到自己劳动利益,得到自己的“剩余劳动”的利益,而是那些受恩宠者,那些“有见识的人”,那些胁肩谄笑之徒,那些脑满肠肥之辈。就是靠着这个以及从这种微少工资上抽来的捐税,人们才能支付那些一万卢布以上的大月薪。
为征信起见,我抄录伊逢所造的一张表。
[1]
没有人敢来否认表中所载的数字:
极端工资
普通工资
工人
从七十至四百卢布
从一百二十五至二百卢布
小雇员
从八十至二百五十卢布
从一百三十至一百八十卢布
女佣(家庭雇的)
从五十至六十卢布
(显然是供膳宿的)
中等雇员及技术人才
从三百至八百卢布
大负责人,大专门家,
高等官吏,某些教授,
艺术家和文学作家
从一千五百至一万卢布以上,
有人举出某些人每月收入到二三万卢布
养老金的比较表也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养老金:每月从二十五到八十卢布,没有什么特权。
高等官吏和大专门家的寡妇的养老金:每月从二百五十至一千卢布,此外还有别墅或住宅供其终身使用,又有儿女的教育经费,甚至孙子孙女的教育经费。
以后还有工资扣存的数目(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以下者,一部分豁免),——大约扣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我不能够征引那整章书,但那整本小册子是值得一读的。
一天五个卢布工资;有时还少些。我试拿来比较一下法国工人工资,甚至于失业救济金。面包,不错,比法国便宜些(一九三六年,黑面包一公斤价〇·八五卢布,白面包一公斤价一·七〇卢布),但最普通的衣服,最必需的物品,则昂贵得很。卢布的购买力稍稍不及“整理”前我们的法郎。
[2]
请你们不要太夸耀工人在工资以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利益吧:最常见的是工资愈大,享受的利益愈多。
人们自问:工业制造品,甚至于农业生产品(牛乳、奶油、鸡蛋、肉类等),价钱为什么这样贵呢,国家既然是卖主?但在商品数量尚未充足,而供给远少于需求之时,使需求的人稍微灰心一下,也并不是坏事。商品只给那些能付高价的人购买的。唯有大多数群众感受物品缺乏之痛苦。
这大多数群众也许会不赞成现行制度,所以重要的是不让他们说话。
[3]
约翰·邦士先生看见平均工资渐次增加时,
[4]
十分欢喜:
一九三四年:一八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五年:二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六年:三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我请他注意一点,就是普通工人小工资仍是照旧,这“平均”工资所增加的乃是由于受恩宠者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增加之原故。
何况,在卢布购买力减退和一般生活费用提高之下,这平均工资其实是未曾增加的。
[5]
于是乎发生这种离奇事情:每日五卢布或更少些的工资,使得最大多数劳动者陷于差不多极端贫困地位,只为的让某些特权分子能支领更大的薪水,
[6]
——并为的津贴加紧宣传费用,使外国工人相信俄国工人是幸福的。我们应希望少知道一点俄国工人幸福,为的让他们少受一点痛苦。
[1]
见伊逢著《俄国革命之堕落》。
[2]
在一九三六年,每月平均工资能购买二二五公斤黑面包。在一九一四年,工人每月平均能得三十卢布,照常时购买力计算,这个数目却能买六〇〇公斤黑面包。
[3]
所以才有近来几次可怕的大压迫。然而几年前斯大林自己说过:“二者必有其一:不是我们放弃了乐观主义和官僚方法,而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因我们的错误而受苦的,来批评,便是群众愿望渐渐增加起来,终有一天用暴动手段来批评我们。”(摘录斯大林一篇演说,见苏瓦林《斯大林传》第三五〇页所征引的)
[4]
弗里曼努力将斯达哈诺夫运动说成为增加工资的一种巧妙手段。我恐怕应当将这运动看作是向普通工人要求更高的生产之一种手段哩!
[5]
官方的统计表告诉我们: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重工业工人全部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但在同时期中,官吏的薪俸增加百分之九十四·八,商业雇员的薪水增加百分之一〇三三。此外,由于卢布购买力之减退,这种增加工资绝未含有增加生活舒适之意!
[6]
这里并不是提出工人应享受他的全部劳动生产品问题,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思都没有这个主张。
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得其他少数人们能偷懒,由此形成阶级对抗。这个剩余劳动,马克思说,“是不会取消的”。(马克思由此指示出:工人不应希望以自己劳动全部为个人的享受。)
他说:“剩余劳动中,一部分是要用来预防意外事变,用来⋯⋯等等。”所列举的一定是不完全的。应该加进去某种积蓄,除了维持机器之外,还要“养成一批为新进步服务之分子”。我们再加上一项:供养红军,既然未曾社会主义化的邻国迫得我们这样做(而这是“一国社会主义化”之必然的现象)。这点,我想,马克思一定容许的。但他要感觉荒唐的,即是:大多数人的剩余劳动使得其他的人能支领过剩的工资。人们便如此走向形成一个特权阶级,而绝非走向那“减缩那用于物质劳动的时间”的。(《资本论》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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