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塞尔日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与英勇的战士，是纪德的老友。他参加过西班牙、法国与俄国的革命运动，因反对俄国现当局的政策而被捕流放，去年因法国各作家（纪德在内）的抗议始得被释出国。他的名作有《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一年》、《狱中人》、《文学与革命》等书。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布鲁塞尔写的，正当纪德游历苏联之前。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
你最近在巴黎召集的国际作家保障文化大会上当了主席。在这会上，关于苏联的思想权问题，只谈到了我的事情，而且还仿佛违反了大多数到会人的意志。在那个时期，我知道你曾尽力设法要把我那些文稿从莫斯科的检查处中救出来。那里还有我所有个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忆，我所有的笔记，与所有我生平积集起来的珍贵的稿子……你替我帮的忙，以及你对那些保护我而又不愿听我发表意见的朋友采取了一个公正的态度，我很为感谢。假使我个人的事情你能感到兴趣，那么在我致马格特曼因·巴迟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发现一些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训，兹将该信附上，如你还要我做别的事情，很愿效劳。
实际上，在目前所进行着的伟剧，很少与你我有关。不过你现在已处身于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纪德。请让一个共产主义者很直率地把我们的最高统治者讲给你听听吧。我记起了你杂志上的几页，其中你说你在一九三二年接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原理，因为它保证了人格的自由发展。（现在我没有书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找寻你的原稿，所以只有凭记忆来重述你的思想。）读着这几页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心里怀着一个极矛盾的感情。开始我很快活，因为看见你走到了社会主义，这主义是在很久以前，即从我热情的年轻时代以来，就已信仰了的。嗣后，我鉴于你所说的话与我所陷入的实际完全相反，又觉痛心。当你杂志上的几页，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正陷于这样一个情形之中，即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地去拿一本杂志来看，因为他们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来搜查的可能……我对你说吧，当我读你那本杂志时，所发生的一种感情，正像一个处身于前线战壕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从后方寄来的报纸，在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歌颂那“最后一次为正义而战”的诗文。我自己问问自己，难道你对于我们的斗争，对于革命之被它内部的反动所损害，能一点都不知道吗？在那时候，一个工人假使要发表一点意见，不管他的声音多么温和，但也已立刻会被开除出党、工会与工厂，且会被监禁与流放。……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是怎样的三年呀！这时期的显著特征，为基洛夫事件以后的大批屠杀，列宁格勒居民之成群流放，几千名共产主义者被囚禁，以及集中营之充塞，这些集中营确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你是时常有睁眼看生活的勇气的。那么，你总不能对于这一个实际情形闭着眼睛吧。否则你就再没有向工人说一句话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因为对工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简直是他们身体与心灵的创造，是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
你要谈到思想的情形吗？那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的书籍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的话。历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要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他们昨日骂国际联盟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卑劣工具，今天却发现国联是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具了……讲到作家的情形，即那些以替代其他不会讲话的人作喉舌为职业的人们，他们的情形如何？我已经见到高尔基了，他把回忆列宁的作品中某些列宁所说的话重写了一次，在最后的一版上，有几页上的话，简直与第一版上所说的话完全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上的官派，它组织得极可赞美，报酬也颇为丰富。讲到别人就不同了……那位在精神上与我们伟大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相伯仲的作家，即现代俄国思想史的著者——依凡诺夫·拉索姆尼克怎样了呢？当一九三三年我在狱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人们证实那位象征主义的老诗人弗拉基米尔·比也斯特在流放地中自杀了，难道不是真的吗？他的罪状是很大的，即他沉醉于神秘主义。可是这里还有一些各等各样的唯物论者呢：那个著述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名作者——黑曼·孙道密尔斯基，在沙皇时代曾被判处死刑的，他是第一次苏维埃百科全书的发起人，最近被判处十年集中营的徒刑，这又是什么原故？不过这两个都是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再请你容忍一下，让我再把一些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的战士以及高等的知识分子讲几个给你听听吧（我举出这些名字来是很觉得痛苦的）。阿尼雪夫，他著有《内战史论》——是俄文中一部最忠实与最简洁的一部史论；还有高尔巴切夫、列列维奇、凡尔定这三位文学的批评家与历史家。这四个人都因为同情季诺维也夫派的嫌疑，现在集中营中。下列这几个人是托洛茨基派，他们的待遇更苦——因为他们最坚决，已经监禁和流放了八年了。这几个人是——列宁格勒农学教授定格尔希瑞特脱；社会学教授格里高利·耶可文；以及我们年轻与伟大的桑采夫，他在长期绝食之后，于一月间死去了……安德烈·纪德，我这里所提到的只能限于作家，因为不然的话，整个的篇幅只能填写英雄们的名字了，我那种只谈作家的阶层精神，很觉抱愧，请原谅。那位俄国社会主义的先锋——可以资为模范的巴查洛夫（俄文《资本论》的名译者——译者），失踪已经五年了，他现在怎样呢？还有那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创办人——梁赞诺夫又怎样呢？他在上乌拉尔斯克的监狱中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不知死活如何！历史家苏洪诺夫，他给我们写了一本最可纪念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历史》，他现在怎样了呵！人们强迫他牺牲良心，他因为意志不坚而同意了，但他是付了怎样的代价啊！
人道方面的情形怎样？你一定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多讲一点吧。那样疯狂的一种压迫，无论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危机，都不能为它来辩护，只有最黑暗时代的警察才会发明出这种制度来。最叫人吃惊的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可怕的警察机关的行动，多少人受了它的毒害呢？而且在苏维埃的监狱中，正在养育着各派真正的反革命。他们昨天还是苏联的公民，明天可以成为它的敌人。对于这一种制度，人们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即官僚们惧怕自己政策的后果，所以在那一无权利的群众之上，建立起施行绝对统治的法规，统治的官僚们对于自己也失去其管束力了。现在我们要谈到工资问题了。一般地讲实际工资跌得极低；至于劳动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们可以胡乱地执行！那种国内身份证的制度，剥夺了人民迁居的权利；为反对工人及甚至反对小孩的法律，简直痛苦得要人的命；连坐的法律极其残酷，只要一个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到无情的打击；还有一种，凡工人无护照越过苏联国境者处死（对于那不能领取出国护照者，此法亦有效），与他接近的一切亲友悉遭流放。
我们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呢？任务再不是简单的了，你可以看到，它再不属于那些专喜简单化的人了。无论新的国教主义，或什么神圣的诳言，都不能阻止肿疡的流脓了。保护革命的阵线，现在不再简单地在维斯土尔与满洲了。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内部来保护革命，即反对那反动的统治，不使它逐渐消耗那工人阶级胜利品的最大部分，这已成为极迫切的任务了。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说来，苏联还寄托着我们现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苏联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遗言。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也许你能从我这一封痛心的信中得到一点东西吧！我希望你能够如此，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看到这些行列，游行的队伍，以及那些大会，这都是旧世界的老把戏！你要看到革命的实际情形，它已经快要沉溺了，它在向一切的人呼救！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
在你的身上，极适切地代表着这一西方伟大的知识阶级，这一知识阶级如果对文明有过很大的贡献，那么它对无产阶级总还得多多的请求原恕，因为它没有了解一九一四年的大战，因为它完全忘记了光荣的俄国革命，更因为它没有充分地保障劳动者的自由。现在，这一知识阶级终于怀着同情转向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来了，苏联已成为此种革命的化身。那么这一知识阶级应该凭着他们的良心，在盲目与明视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你虔诚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