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附录2：福格特兰
福格特兰（Vogtland）位于萨克森、图林根、巴伐利亚和捷克共和国之间。这个名字源于Vogt，意为由贵族统治的领地。福格特兰包括维达（Weida）、格拉（Gera）、普劳恩（Plauen）和格莱茨（Greiz）几个领地（Vögte，Vogt的复数形式）。这里是工业区，也一直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镇之一。在1920年大选中，德共在全国范围内只获得了大约2%的选票，但在福格特兰北边的哈勒（Halle），它却成为了最大党，获得了差不多30%的选票。在这个地区，工人罢工、起义和造反非常常见。直到1921年，工人武装——有时也被叫做“赤匪”——都在当地非常活跃，他们劫富济贫，为穷人提供社会服务，并为革命进行鼓动。他们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领袖是卡尔·普莱特纳，特别是福格特兰当地人马克斯·赫尔茨。
赫尔茨是日雇工的儿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期间激进化。他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不愿意让自己的行动受党的决议约束。因此，共产党的同志经常批评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他赢得了“福格特兰的罗宾汉”的美誉。
1921年中德起义[1]失败后，赫尔茨在柏林被捕。他被判处无期徒刑。1928年获赦出狱后，他移居苏联，1933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附近的奥卡河上神秘溺亡。哪怕是到了苏联，他还是经常跟权力当局发生冲突，因此斯大林政权很快就认为他是不可靠分子。许多人相信，这就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本章收录了赫尔茨的自传《从“白十字”到红旗：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Vom “WeißenKreuz” zurRotenFahne: Jugend-, Kampf- und Zuchthauserlebnisse）。本章节选的部分，介绍了他在福格特兰的活动。
从“白十字”到红旗
青年时代、斗争与狱中经历（节选）
马克斯·赫尔茨
马克斯·赫尔茨的回忆录《从“白十字”到红旗：青年时代、斗争与狱中经历》（Vom “Weißen Kreuz” zur roten Fahne. Jugend-, Kampf- und Zuchthauserlebnisse）于1929年由马利克出版社（Malik Verlag）在柏林出版。本文摘自第一部《青年时代、战争、革命》。本文中用斜体字书写的段落，表示省略了原文，以内容简介代替。
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赫尔茨在一家混凝土建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位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米卢兹
[2]附近，那里离法国战线很近。
11月7日那天，我接到家里的信，说我老婆病得很厉害。我就请了假，离开了阿尔萨斯。11月8日和9日两天，我从斯特拉斯堡出发，途径法兰克福、卡塞尔、哈勒和开姆尼茨，回到了福格特兰。我看见了不少我以前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列车上挤满了返乡的士兵。在法兰克福，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厕所窗子钻进了车厢。一路上我都跟另外两个人一起挤在这个小小的隔间里。
我从群众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不用军官去指挥，他们也能知道该朝哪里前进，该怎么行动，而且他们的目标与他们的领袖的目标也不一致。我活了三十年，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力量，现在这股力量似乎要粉碎一切阻挡它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对它只有情感上的了解。我还不能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我只知道，探望生病的老婆不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了。发生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在那几天里，我想起了我遇见格奥尔格·舒曼[3]的情形。1917年，我在俄国跟一些士兵押送过他[4]。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们那趟列车在经过法兰克福、卡塞尔和哈勒时，都停了很久，我打听到，德国的工人和士兵也开始仿效俄国榜样，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这一切经验，以最真实的语言，给了我巨大的启发。
11月9日那天，我回到了法尔肯施泰因[5]的家中。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看来这个概念还没有传到这个小镇。我自己写了传单，号召休假士兵和工人在当天晚上举行大会。来了大概三十个人，其中有独立党法尔肯施泰因支部的领导施托尔（Storl）。我跟他说，我开这个会，就是为了在法尔肯施泰因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于是我们爆发了第一次冲突。施托尔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必须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那也只能由他来成立。
就在那天晚上，法尔肯施泰因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施托尔和我当选为主席。我们在市政厅里占了一个房间，处理苏维埃的行政事务。市长解释说，只要施托尔保证把我踢出苏维埃，他就会承认苏维埃及其一切决议。
第二天，我和几个苏维埃委员去莱比锡收集武器，那里的陆军司令部已经被当地独立党领导人弗莱斯纳、利平斯基[6]等人控制了。我们费了不少劲，才搞到一些步枪。两天后，我回到法尔肯施泰因，把这批枪交给了工人士兵苏维埃，却发现施托尔已经完成了市长的心愿。我被开除了。我只好通过其它方式来为革命事业工作了。
《莱比锡人民报》在普劳恩开了家印刷所，还创办了一份面向整个福格特兰的独立党刊物《福格特兰人民报》[7]。我就到那里去，找了份工作，帮他们卖报纸。我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为我还不完全了解的事业做广告，这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国民议会的选举准备开始时，独立党普劳恩组织——我当时已经参加了独立党——派我到周围的城镇去，跟同志们一起组织集会，在当地成立党支部。独立党在莱亨巴赫（Reichenbach）、内奇考（Netzschkau）和米劳（Mühlau）等地的支部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我在莱亨巴赫替独立党散发传单时，头一次遭到了社民党狂热分子的殴打。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我给格奥尔格·舒曼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法尔肯施泰因参加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我不仅希望他的想法能对福格特兰群众产生影响，也希望他能帮我弄明白许多事情。
舒曼回信说，他很想来，但他不能在独立党的集会上讲话，因为他已经参加了刚刚成立的德共。不过，如果我想组织一场德共的集会的话，他倒是可以来。虽然这事很不好办，但我还是办成了。
舒曼讲话的时候，法尔肯施泰因工人已经发现了独立党内部的矛盾和不足，而舒曼的讲话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没过几个月，整个福格特兰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重镇——这主要归功于欧根·施泰纳特[8]同志的不倦的鼓动，他当时正在福格特兰工作。在1919年春天，我跟欧根·施泰纳特、保尔·波普[9]一起成立了德共法尔肯施泰因支部。我开始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导致我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德共法尔肯施泰因支部成立后不久，城里的四五千失业工人就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他们向反动市长提出了许多要求。法尔肯施泰因当时大概有一万七千名居民，它的经济形势很糟糕。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当地经济非常繁荣。福格特兰的刺绣、花边和窗帘工业享誉世界，出口了许多产品。城市迅速发展，建了许多新的市区和街道，在几个月内就有几百家刺绣店开张。
战争的爆发猛然打断了经济的发展。刺绣工人和纺织工人就算没有被军队拉壮丁，也跟妇女姑娘们一样无事可做。原材料没法进口，成品也没法出口。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都毁了。没有被战争彻底摧毁的一切，也在战后被市长奎克（Queck）的短视与狭隘给毁了。士兵的妻子们又病又饿，她们向市长抱怨说，奥尔巴赫（Auerbach）离这里只有一个半钟头路程，可那边的经济形势要好得多，没想到奎克却拿起手杖，扬言要打她们，把她们从楼梯上丢下去。
我家旁边就是镇上的施粥铺，每天我从窗户望出去，都能看见几百个妇女、儿童和失业工人在那里讨饭吃，还根本吃不饱。穷人知道我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干过很短一段时间。他们叫我在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这次大会结束后，我被选入了他们的苏维埃。于是，主要是在感情而不是理智驱使下，我参加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使我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跟资产阶级给我铺好的路大不相同。
法尔肯施泰因市长请求军队进城镇压暴动，但是失业工人苏维埃在赫尔茨领导下，逼退了军队。失业工人苏维埃成了处理城市大小事务的中心。
失业工人苏维埃与当局合作，分发食物和燃料。它还采取措施，打击城里猖獗的黑市交易。有人给我们报信，说哪个工厂老板通过非法交易，在家里囤积了大量粮食，我们就派两个苏维埃委员和两个警察上门去，把粮食收缴上来。过了几天，肥肥的火腿还有其它食品就在市政厅里堆成了山。然后，失业工人苏维埃就在城里的报纸上发布通知，叫阵亡士兵的遗孀、病人和需要抚养小孩的妇女来领取食物。这一切都得到了当局的配合。
几百个疲惫不堪的妇女定期来领取食物，有一天，来了一位悲痛的老母亲，她的儿子二十六岁，因为得了坏血病，已经受了一年的折磨，她求我们给她儿子一些补给品。我们告诉她，分发补给品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她可以明天再来。到了分发补给品的时候，她过来了。可是，她明显崩溃了，她对当局说，已经太晚了——她儿子在早上死掉了。
又有一天，有个盲人参加了失业工人苏维埃的集会。他说他靠编织篮子为生，挣得还可以，想跟我们借一千马克买柳条。正好有个很有钱的商人，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拿他的钱财怎么办，于是我就派了一个苏维埃委员去找那个商人，叫他出这笔钱。他照办了。
在特洛耶恩[10]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年级很大的日雇工结结巴巴地发了言。四十年来，他一直在给法芬格林[11]的一个庄园主干活。他儿子也在那里做工。他们干一小时能挣五十芬尼，相当于和平时期的二十五芬尼[12]。这点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所以老头子就去找庄园主，请求加薪。看来庄园主的回答是：“去找赫尔茨，问他要点东西。”
我当晚就给庄园主写了信，叫他立刻派个小厮带上一万马克过来，我们要用这笔钱给他的雇工加工资。我跟他说，要是他不肯照办，我们就把他的马统统拉去卖掉。他马上就把钱送来了。
法尔肯施泰因人已经一连几个月都没看见土豆了，有个卡车司机找到我，说格林巴赫[13]有大量土豆出售，离这里只有一个半钟头路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亲自跑去跟格林巴赫市长商量。他卖给我两车土豆，还说要是我早来一个钟头，还能再卖给我两万五千森特纳[14]——可是他已经把这批土豆卖给别人了。他还说他有可靠的关系，他曾向法尔肯施泰因市长建议，给法尔肯施泰因提供豌豆、燕麦、熏肉、土豆等货物，但被法尔肯施泰因市长拒绝了。在我的命令下，市长马上发了个电报，给法尔肯施泰因和周围的城镇订购了价值一百万[15]马克的粮食。为了筹措这笔款子，我叫城里的资本家把这笔钱借给市政府。粮食应当低价出售给居民。
政府军的入侵阻止了这个计划。无论是市长，还是独立党的领导人施托尔和佩尔曼（Pöhlmann），都不喜欢让我们领导行政，因为在失业工人苏维埃获得成功后，它的委员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法尔肯施泰因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市长、施托尔和佩尔曼勾结起来，叫德累斯顿的社民党政府再次派兵入侵法尔肯施泰因。这一次，失业工人苏维埃被强行解散，苏维埃委员——特别是我——都被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市长一再重申，要不是我老是煽动人民抗议，人民本来是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的。
6月3日星期二凌晨2点，贝格尔（Berger）上校率领一个猎兵团杀进了法尔肯施泰因。他们立即搜查了一百多个同志和工人的家。
政府军声称有人从房顶上朝他们开枪，派了一百个拿着步枪和手榴弹的士兵搜查了我家。但是，他们没有在房子里搜出武器。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基本上都没有武器。但是，诺斯克的杀手却还是朝烟囱开枪，朝院子里丢手榴弹，闹了三四个钟头。一个军官大喊，“就算要把整栋楼炸个稀巴烂，也要弄死那小子！”
但我不在房子里，因为我出色的情报机关及时向我发出了警报。我在附近的米尔贝格（Mühlberg）观察了政府军可怜的行动。军队在法尔肯施泰因待了几星期，搜查了每一栋房子，却还是没有找到我。
赫尔茨躲了几个月，同时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深受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奥托·吕勒
[16]的影响。最后，他在汉诺威附近的伊尔腾（Ilten）被捕，关在附近的布格多夫（Burgdorf）一所监狱里，准备移送普劳恩。
我知道，一旦被押到普劳恩，就很难越狱了。所以我想了好几个逃出布格多夫的法子。首先，我想说服看守帮我逃跑。没成功。然后我写了一封信，里面记录了详细的越狱计划，让我妻子偷偷带出监狱，交给福格特兰的朋友们。
几天后，有五个人来到布格多夫。他们都是勇敢的同志，其中有一个是以大胆而出名的偷猎者，由他帮忙处理困难的任务。快到半夜的时候，三个人走向监狱大门，其中两人穿着好料子做的衣服，一个人还带着军帽，而第三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没带帽子，看起来就像两个志愿警察抓住了一个流浪汉。还有两个同志躲在夜色中。
戴着军帽的那个同志在午夜敲响了监狱大门。里面的人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我是志愿警察米勒，我们抓到了一个人，交给你们处理。”两个看守开门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只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同志把脚伸进门里，另一个同志把门完全打开，一个抢过牢房钥匙，另一个把看守绑了起来。
我穿好了衣服，在床上等了一整晚。我预感到有事会发生，所以我心跳得很大声。晚上9点，我听到窗户附近传来锯子的声音，吓了我一跳。起初我以为是我的同志们发疯了，居然用这种方法来救我。这样会把整个计划搞砸的。随着声音越来越大，我发现那是我隔壁的犯人在锯窗户。他一心一意，不知疲倦地锯着，而且他好像越锯越来劲，都不在乎自己会弄出多大声音了。
我祝愿他能成功。同时，我又害怕噪声会引来看守，而看守也在提防我，不让我逃跑。快到半夜的时候，隔壁的犯人停了很短一阵子。突然监狱里一片大乱。我听见了尖叫声、撞门的声音、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最后是枪声。接下来，我的牢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同志朝我大喊，“马克斯，你自由了！”我跟他跑上楼，看见一个看守已经挣脱了绳子，用枪四处开火。我们跑到街上。夜里有不少出来幽会的情侣，他们被我们吓得不轻。我们撞上了一大群人，然后我们离开了大路，跑到了布格多夫城堡的花园里，那个花园很大，简直像个公园。我们不停地跑，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公园外面是一圈很深的护城河，至少有四米深。可是看守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不能回头了。我们只能继续硬着头皮继续跑。有几个人跳进了护城河。另外几个人，包括我在内，掉进了水里，至少有两米深。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及时逃了出去，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了汉诺威。
越狱后，赫尔茨继续进行鼓动；卡普暴动之后，他在福格特兰成立了红军。
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感到满意，特别是我们听说全国——主要是在鲁尔——工人都在跟卡普和吕特维茨的军队战斗时，我们就更加不满了。我们认为，卡普暴动失败、旧政府复职的消息都是编出来的，是用来挑衅工人的。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在鲁尔河谷有几十万的工人和同志在战斗，我们就要全力支援他们。现在支援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解除福格特兰的反动国防军及资产阶级民团的武装，并把工人武装起来。
我们为福格特兰红军设立了征兵办公室。全国各地都有工人赶来参加革命斗争，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武器。为了征集薪饷和经费，我们命令资本家和战争投机商在指定时间抵达法尔肯施泰因某地。我没带武器，跟另一个同志一起去见他们，要求他们每周给红军提供45000马克。来了六十个人。他们请求给他们几分钟时间商量一下。我就跟我的同伴离开了。
我们回来后，他们说，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他们愿意服从我们的命令。他们只希望红军能够维持公共秩序，并阻止劫掠，因为警察、宪兵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都被缴了械。这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捣乱分子玷污革命事业的荣誉。
在普劳恩，有个年轻的赤卫队员在搜查工厂老板策比希（Zöbisch）的房子时，拿走了珠宝。工厂老板向红军司令部投诉，说他的珠宝不见了。我下令对所有士兵进行严密的搜身，一开始没有搜出来。我们向无产阶级求助，一个青年女工站了出来，拿出一个戒指，说这是一个赤卫队员给她的。我们就这样揪出了那个罪犯。我们把珠宝还给了工厂老板，又把那个赤卫队员关了起来，不让他继续玷污我们的名声。
还有一件事：有个外地来的赤卫队长，他拿了一个旅店老板的几个银币。这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克林根塔尔[17]。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旅店老板找到我，说有个赤卫队员拿走了他所有的银币，大概有一千五百马克，这笔钱是他攒了很久才攒下来的。镇上的人用咖啡和其它物资来招待士兵，这个旅店老板招待了一队士兵，这笔钱可能是其中一个士兵偷走的。
我下令搜查全部赤卫队员，连长也不例外。尽管我们搜遍了每一个人，还是没有找到这笔钱。我不知该怎么办了，我开始怀疑，这件事是不是这个旅店老板为了骗补偿而编出来的。
但是，当天晚上，我在查哨的时候，离镇子最远的哨位上的队长不见了。赤卫队员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几个小时没看见他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在搜索了一个钟头后，我在一家旅店里发现了酩酊大醉的他。账单表示他花了一大笔钱，尽管赤卫队是严格禁酒的。我怀疑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可能还贪污了公款。我们搜查了他的口袋和外套的衬里，找到了几个银币。他没法解释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我给他施压后，他终于承认他偷了旅店老板的钱，剩下的钱埋在树林里了。我气坏了，当场对他执行纪律。我用他的步枪狠狠砸他，直到他像砖块一样瘫在地上。我打得太狠了，我都害怕会打死他。我的同伴把他押到了附近的警察局。第二天早上，他醒酒后，怯生生地求我原谅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回到作战部队。我当然是拒绝了他。我还把钱全部还给了旅店老板。
这些只是我碰到过的一些忘记了自己对阶级的职责的革命士兵。（下略）
在法尔肯施泰因，有24个工人因参加了1919年春夏的战斗，而被关押了九个月，他们正在等待普劳恩地区法院的审判。举行审判的那几天，刚好跟卡普暴动重合；审判受到了诺斯克军队的严密保护。法尔肯施泰因工人希望普劳恩工人能解救自己的同志。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人去解救他们。最后我决定用武力营救同志。半夜里，我带着十五个同志，扛着三挺机枪，向拥有十三万人口的普劳恩进军。人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注意。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在军队、宪兵和警察出动之前把人救出。
看守不肯开门，我们只能硬闯，砸开了所有的门。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扇又高又大的铁门前面，它挡住了通往牢房的路。我们的斧头砸不开这扇门，但我们没有时间了——必须在国防军和宪兵接到警报之前完成任务。我们分成两排，肩并肩站在一起，后退几步，再往前撞门，不断加大速度和压力。过了几秒钟，随着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幸好没人受伤。
囚犯们知道自由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他们开始弄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叫喊声、砸东西的声音、歌声、口哨声、欢呼声——谁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最后，我们看见了一言不发、呆若木鸡的看守们——他们没想到我们能冲破那扇铁门。他们以为自己死定了，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曾虐待过我们的同志。但是，我只要他们列出政治犯的名单，并下了命令，“立即打开那24个人的牢房，我们要带他们回法尔肯施泰因！”看守们一声不吭地照做了。
在狱中受了九个月的折磨的同志们终于重获自由，能够回到爱人身边了，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赫尔茨和获救的同志们回到了法尔肯施泰因。
当天下午，我跟一个同志来到了法尔肯施泰因法院。我把所有的公务员，包括地方法官、法警和狱警，统统集合起来。我对他们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只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服从，既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就用不着这些法律了，我们要制定自己的法律。我叫他们把法院里的所有档案和文件都拿出来，堆在法院和学校之间的广场上。
地方法官起初还以为我在开玩笑。等到他明白我是认真的之后，他大哭起来，乞求我不要这么做，他说这些文件是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意义，他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我应该替他着想一下。我对他说，这件事远比个人感情更重要，我不能考虑他的感情。我必须考虑的是工人的解放，而这件事只能为工人解放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他没办法了，只能把文件拿出来。在我的监视下，法院的工作人员干了一个钟头，把所有的文件和档案都堆了起来。最后一批档案文件——除了拘留记录之外——被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拿下来后，我给了两个地方法官、一个见习法官一人一盒火柴，我自己拿了一盒，然后，我一声令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四个角点起了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我知道，革命的历史性职责，就是彻底消灭旧秩序。成千上万的法律巩固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使一小撮统治阶级能够依靠剥削广大群众为生。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摧毁旧秩序的“法制”。这种大规模的、全面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烧毁法律文件之类的行动，会动摇资产阶级的“法制”，所以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德共开姆尼茨组织的领导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不革命政策，让赫尔茨大惑不解。
在研究当时的社会条件时，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卡普暴动期间，德国革命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它没能获胜；这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意志坚定、纪律严明、坚决果敢、由革命派领导的共产党。不幸的是，我们当时在福格特兰还不理解这一点。这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幻想：只要有一些英勇善战、充满革命热情的领袖就足够了——像赫尔茨这样懂得如何利用群众的感情去组织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的领袖。但是，德共领导层却对德共的作用产生了另外的幻想。当我们高估了个人的革命潜能时，塔尔海默[18]和列维的党中央却暴露出了他们是跟开姆尼茨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布兰德勒一样的机会主义者。一个革命党，只有拥有了明确、清晰而值得仿效的立场，才能领导革命斗争，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赢得群众的信任，领导工人阶级前进。当时的德共领袖过于关注社民党，他们的政策完全是根据社民党的立场而制定的。
我想，我们不应把所有错误全都归咎于整个党。哪怕是在那个时候，工人当中最优秀、最革命的团体，包括福格特兰的革命战士在内，都加入了共产党，但是，这些活跃的、进步的分子却得不到明确的思想指导。所以，他们没能用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立场，去取代党的领袖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政策，没能改变党的路线。由于党的领导层是机会主义的，所以，无论是个别的革命工人，还是作战部队，都不愿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假如党的领导层立场明确、意志坚定，那么，要让他们服从党纪就会容易得多。
在卡普暴动期间，有一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党的一些领袖的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那就是布兰德勒在关于卡普暴动的小册子里提出的失败主义立场[19]。他在第76页上写道：“我们被我国无产阶级抛弃了，我们在萨克森被独立党抛弃了，我们在开姆尼茨和整个萨克森邦遭到了社民党的猛烈反对，所以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接受现实……”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他似乎非常吃惊：社民党居然会反对德共，独立党居然叛卖了革命。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袖都应该看出来的事态发展，却让他大惑不解，结果他只能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接受现实。”
德共在三月里发表的第一份传单中，包含了几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我摘抄一段：“现在还不是跟军事独裁政权斗争的时候。只有当军事独裁政权暴露出真面目后，才是跟它作斗争的时候。只有当群众明白，落到他们背上的不是鞭子而是毒蝎，全国将陷入铁腕统治之下，战争将重新抬起丑恶的脑袋时，他们才会明白军事独裁政权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他们却用纯宣传性的口号去鼓动无产阶级投入斗争：“打倒军事独裁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成立德意志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哪怕是最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能看出这份传单是何等荒唐。它的每一行字都充斥着矛盾：“不要跟军事独裁政权作斗争！——现在还不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候，却是为了建立德意志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不要为了无产阶级民主而动一根手指头！”看来，非得等到所有革命战士都被保皇派将军枪杀之后，党中央才愿意向军事独裁政权发动进攻。
3月22日，党中央向所有地委发出了又臭又长的信，没人能弄明白这封信到底要说什么。我引用一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
同志们，你们要我们指出方向。我们知道——希望你们也能赞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我们有义务利用目前的斗争，为无产阶级争取最好的条件。我们有义务去尽力推动斗争前进。我们斗争的目标，取决于工人的革命成熟度。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工人武装起来。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下一任政府，无论它采用什么形式，都只能依靠工人的刺刀，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刺刀。我们还要在一切地方选出工人苏维埃，这样我们就能拥有组织上的力量，去跟下一任政府对抗，哪怕它并不是由工人苏维埃产生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你们都能热情地投入斗争，我们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容我指出一点：在3月22日那天，党中央还在要求把工人武装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它的主席是布兰德勒——却不让我和开姆尼茨工人夺取储藏在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g）的国防军兵营里的大量武器。在社民党和独立党的压力下，布兰德勒甚至还要求福特格兰工人和我交出现有的武器。然而，在卡普暴动期间，布兰德勒却给革命无产阶级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只有不受限制地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暴力手段，我们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秩序。谁一边号召为社会主义而战，一边又不让无产阶级亲自投入战斗，谁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这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
在卡普暴动期间，我们的领袖发表的东西，既没有给我们指明方向，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纲领。他们只给工人造成了无数的思想混乱。（下略）
尽管我当时还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但我能明白，党中央在卡普暴动期间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是错误的。党的领袖不知道怎样把群众的革命情绪（这种情绪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的）同当时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联系起来。
在鲁尔河谷、福格特兰和德国中部的各个工业中心——简单来说，就是劳动群众比较集中的一切地区——党本来应该把抵御卡普暴动的斗争，变成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进攻。鲁尔河谷和福格特兰的工人懂得自己的历史任务。他们试图把抵抗卡普军队的斗争变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他们不等党中央的电报，就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进攻。他们的做法，正是负责任的革命者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他们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哪怕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一个逃避斗争的革命领导层——或许只是因为夺取政权的行动没有51%的成功率——必然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我并不想断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要继续斗争，工人就一定能夺取并守住政权。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如果福格特兰和萨克森的工人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坚决举行起义的话，就能替在鲁尔河谷战斗的工人分担压力；这主要是因为它能在德国其它地方激发工人起义。就算这些起义最后都被镇压了，它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无产阶级会从革命斗争中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斗争可以为最后的战斗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下略）
鲁尔河谷的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政府就开始向福格特兰最后的革命基地下手了。政府出动了装备着最先进武器的五万大军，包围了福格特兰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想跟政府军交战。在政府军追上我们之前，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大本营法尔肯施泰因，撤退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克林根塔尔。我不想让工人武装在溃退中瓦解，我认为，被捷克斯洛伐克拘留，要好过落到国防军手里。
为了警告政府，阻滞国防军的追击，我们在法尔肯施泰因贴出了许多海报，警告他们不要追击，否则我们就要把资本家的地产统统烧光。其实我们根本不会这么做。我们只是要吓唬资本家，让他们去乞求国防军不要追击我们。不幸的是，这一招根本不管用。我们的一些战士不顾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烧毁了资本家的几栋楼房。
我们的战士躲在克林根塔尔和周围的村镇里。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收到风声，说我们准备攻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因此，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司令部把士兵派到了边界上。我跟捷克军官谈判，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排着紧密的队形越过边界，让他们在边界那边拘留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前哨跟国防军的巡逻队发生了几次遭遇战。包围圈越来越小，已经不可能逃走了，我就下令破坏了一些桥梁和公路，这样国防军就不能及时阻止我们越过边界了。
在四月的一个雨夜，我把所有的前哨和巡逻队都叫了回来，把在从克林根塔尔到格奥尔根塔尔[20]的公路上能找到的战士都集中了起来，然后向所有人解释了目前的形势。我们已被完全包围，眼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带上武器，全体越过国界，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扣押；二、化整为零，试图穿过国防军的防线，或是自行越过国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经过表决，选择了后者。到了这个时候，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只会让国防军获得大开杀戒的借口。
我跟一个同志回到了克林根塔尔，不让一个战士、特别是不让一件武器被落下。我们差点撞上了一支国防军巡逻队——我们在最后一刻跑进了下萨克森贝格（Untersachsenberg）的群山中，躲开了巡逻队。
到了早上，我们在一个乐器匠的小房子里歇了一会。他的妻子刚要给我们上咖啡，她的儿子就冲进房间大喊，“国防军来了！”他赶紧把我们领进羊圈上的小干草棚里，又在我们身上堆了一大堆干草。
我们听见了巡逻队长下达命令的声音。士兵们包围了房子。几个士兵一间一间地搜查了所有的房间。好像有四个士兵用刺刀朝我们躲藏的那堆干草捅了几下，捅伤了我的腿，痛得我差点叫出声，我真害怕他们会捅瞎我或同伴的眼睛，不过就在这时候他们停手了。我们又听见巡逻队长的声音，他叫士兵们集合，去搜下一家。过了一小会，我们才偷偷爬出草堆，通过房顶上的一个小窗户，我们发现有几个同志被抓走了，士兵押着他们走向旁边的房子，还用枪托往他们的脑袋和背上猛砸。看着自己的同志受到这般虐待，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我们非常难受。在前几个月里，我们抓过不少俘虏，但我们从来没有虐待过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继续躲下去。
我跟我的同伴说，国防军士兵马上就会回来，所以我们应该立即离开这栋房子。但是他不愿走，他觉得这栋房子是最好的藏身处，士兵们肯定不会再来搜查草堆。我坚持要走，我对他说，如果他不走，我就一个人走。他不情愿地跟着我走了。
那栋房子距离边界只有十米左右。我们跑到了国界那边的一栋房子里，幸好捷克斯洛伐克边防军士兵没有看见我们。从那栋房子的楼顶上，我们看见捷克边防军在附近的房子里抓到了我们的好多同志。这些同志被立刻移交给了正在边界上等待的国防军士兵。我们的同志遭到了国防军士兵的毒打，这似乎让捷克士兵很开心。
那个乐器匠，还有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也遭到了毒打。我猜对了：半个钟头后，国防军士兵又回去搜查那栋房子，这次他们把草堆翻了个底朝天，搜遍了每一平方毫米。在巡逻队长的恐吓下，那个可怜的女人承认我们曾在她家躲藏。结果，他们全家都被抓到了克林根塔尔，被打得很惨。
一有机会，我就跟同伴离开了边境上的那栋房子。我们穿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那边的树林。到了晚上——我们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已经累坏了——我们想在一个小村庄里躲一晚。那天晚上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们不能躲在户外。可我们已经迈不动脚了，不可能再走了。我们想钻进一座孤零零的谷仓，但是门被锁上了。我们从木门中间的隙缝钻了进去，弄破了衣服。里面只有一点干草。我们在地上挖了个洞，钻了进去，彼此依偎着取暖。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冷得我们牙齿直打颤。
天一亮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不舒服的地方，继续漫无目的地游荡。我们只想尽量远离边境。但是，到了中午，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早上的出发点。我们就跟着公路走，想到火车站去，扒车去埃格[21]。一路上我们看见了几支陆军部队，其中也有炮兵。有几个士兵在一条小溪旁边休息，我们就过去跟他们套近乎，问他们是不是去演习。他们说，不是去演习，是到边界上的格拉斯利茨：他们要去阻击赫尔茨，不让赫尔茨的人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顺利抵达埃格，又从埃格坐火车去皮尔森。在离皮尔森还有几站时，我们下了车，打算在乡下旅店里过夜。我们发现有两个宪兵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我们，于是我们就决定还是去碰碰运气，看看当地有没有人肯让我们住一晚。但是，当地居民都不愿收留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口，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国界另一边的人[22]。在离开民房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概十五个平民和好几个宪兵正在找我们。看来，有人告发了我们，说我们是赤卫队。
我撞开门，跟我的同伴一起冲过院子，用梯子翻过墙，跳进旁边的一户人家。我们从梯子跳下来的时候，几个士兵就跟在我们身后，其他士兵则冲进了旁边那户人家的院子。我又翻过一道墙，掉进了一堆一米深的粪肥里。我还没起身，我的同伴已经在墙头上被宪兵摸到了，他落在我背上。但我们还是翻过了又一道篱笆，冲出了村子，跑到了一个牧场，但是牧场被水淹了，水都漫到脚踝了。追兵就在我们身后三十米。我记得好像没人开枪。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横渡了一条小河，来到了铁路堤坝上。我们还能听见身后的追击者的喊声，还有狗叫声。
我们沿着路堤走了七个钟头。夜里冷得要死，我们的衣服又全都湿透了，脏兮兮的，气味很难闻。我的同伴的帽子落在了粪肥堆里，他的外套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我们不敢进入房子。我们走到了一个小车站，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坐上了第一班火车。早上七点，我们到了马里恩巴德。一队宪兵登上火车，搜查了每一节车厢。两个宪兵仔细检查了我们，还搜查了行李架，想找到我的同伴的帽子。最后他们叫我们下车。我们向他们抱怨，还问了好多问题，但他们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得知，已经有人用电报和电话通缉我们了。
宪兵领着我们穿过城镇，抵达了宪兵哨所。我身上带了个卵形手榴弹，一路上我都想把它丢掉，但没成功。到了哨所，我们只能交出身份证，上面写的是假名。他们发了电报，在电报得到答复之前，就叫我们等着。他们给我们上了咖啡，让我们在宪兵们的办公桌旁边坐着。我们总算能放松了。那里到处都摆着卡宾枪、手枪和军刀。这栋房子也是宪兵兵营。
指挥官一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文件，突然他问我们是否带有武器。我们说没有。他就说他有义务搜身。他们先在我的同伴身上拍来拍去，什么都没搜出来。然后轮到我了。在指挥官的注视下，两个宪兵搜查了我的口袋和内裤。同时，我把那枚小小的手榴弹紧紧攥在手里。宪兵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那个又矮又胖的指挥官最后还是叫我张开双手。我就把双臂张开，把手掌翻过来。当这个穿着军服、戴着有刺头盔的香料渍鲱鱼卷看见闪着黑色光泽的卵形手榴弹时，他像个疯子一样尖叫起来，“有炸弹！有炸弹！”他以完全超乎想象的高速度，转过身去，像梭鱼一样冲过旁边的房间，跑到了走廊上——四个宪兵跟着他一块跑了。
我留在原地，完全摸不着头脑。我的双臂还张开着，手榴弹平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我和我的同伴对视了一眼——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太惊讶了，都没发现这有多搞笑。我机械地、缓慢地走向隔壁的房间，然后走到走廊上。我的同伴跟在我身后，离我几步远。我们一个人都没看见。我们慢慢走下楼梯，走到了外面。我开始想，没准我们又能逃掉。但是，我才走出房子几米远，所有的窗户就都打开了，每一扇窗户后面都冒出了戴着头盔的脑袋。宪兵们指着我大喊：“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一个警察从街道另一边跑过来，大喊一声：“站住！”我反驳说，“就不站！”但是宪兵的胆量已经恢复了。很快就有十四个宪兵跑到了街上，准备开枪。“放下手榴弹！”他们喊了至少十五次。既然我根本不打算在捷克斯洛伐克使用这枚手榴弹，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人行道上的一颗树旁边。然后我又走开了几米，宪兵终于向我跑来。那个又矮又胖的家伙现在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把我推来推去，还说要枪毙我。我最终放松了，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
赫尔茨被关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监狱，最后被驱逐到奥地利。他打算去俄国，但最后还是在1920年年底回到了福格特兰。
回到福格特兰后，我真是轻松了不少。在维也纳，总是有嗜血猎犬在追杀我，所以我在无产者圈子里无法活动。我穿着上好的资产阶级衣服，混在上层阶级中间。我去听歌剧，逛剧院，泡夜店，住豪华旅馆。我知道，只要我带着金边眼镜，留着分头，混在这些半封建的圈子里，就几乎不会有人把我当成赫尔茨。
回到福格特兰后，我发现我真的不能继续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混下去了，因为我已经开始跟无产者的世界疏离了，我不仅在外表上变得不像无产者了，而且内心也开始变了。工人一直把我当作自己人。我穿得像工人，说的也是工人能听懂的话。现在我在上层阶级中间混了半年，穿衣打扮等方面都开始染上了资产阶级的气味，工人见了我，感到很失望。他们一见我的外表，就产生了怀疑。就好像福格特兰工人和我之间出现了鸿沟。
我马上意识到，如果我的行动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信任，那么无论我有多么强烈的革命愿望都无济于事。我决定，我要努力重新赢得无产阶级的信任，尽快抛弃我染上的一切资产阶级做派。（下略）
在无产阶级圈子里，特别是德共和共工党的同志，普遍认为保皇反动派不甘心接受三月的失败，他们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工人需要不同的方法：不是坐等反动派进攻之后再反击，而要主动出击。而且，工人及其政治组织与工会还要尽力保卫苏维埃俄国，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不让敌人消灭它。不过，这也包括阻止德国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并最终彻底压制和消灭它。
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非常清楚，在经济形势日渐恶化、政治形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迫在眼前的通货膨胀，苏波战争、意大利的占厂运动[23]——反动派随时可能重新发动1920年3月那样的进攻。德共发出的警告，在工人中间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许多最先进的无产者要求各个政治组织和工会转入进攻。
我个人认为，仅仅同情被压迫的、无财产的阶级，还是不够的。在为社会革命而斗争时，还必须利用一些手段，一些我在战争期间痛恨不已的手段。在退役时，我是和平主义者。但是，在研究了福格特兰的各种事件，研究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光靠经济或政治改革，无法实现工人的解放，非得夺取政权不可；而要夺取政权，就必须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资产阶级利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迫使工人在经济上臣服于自己。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研究得越多，我就越发相信这个道理：光靠一次武装起义无法造成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只能是具体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力量对比的结果。但是，这绝不是说不能通过直接行动来加速革命。
只要有一个工人政治组织准备发动群众起义和武装斗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它。只有武装行动——至少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使无产阶级夺取并保住政权。但我没有看到、没有听说哪个组织在做这样的准备，所以我就把精力集中在救助那些在卡普暴动之后的战斗中被俘的同志，并试图用武力解救他们。我为此在柏林、布伦瑞克和福格特兰召集了五十来个人，我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和自行车。我的经费仍然来自卡普暴动之后我向资本家征收的资金。（下略）
我不想让同志们以为，我把他们派去险境，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要亲自执行第一次爆炸任务。我选了一批同志，准备让他们去执行其它爆炸任务，在这次任务中，我让他们跟着我，学习我的做法。我跟他们一起去了福格特兰，我打算炸掉法尔肯施泰因市政厅的正门。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工人和资产阶级注意：被迫害、被迫过着地下生活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忘记狱中的同志们，他们愿意用一切手段去营救同志。我们还打算发传单，清楚地解释我们的意图。
1921年3月6日，我们骑着自行车，大概在夜里十一点抵达了法尔肯施泰因。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为了充分发挥爆炸的效果，我打算把炸弹（这枚炸弹可真不小）丢进市政厅里。离午夜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拿着炸弹，冲向市政厅，里夏德·洛泽（Richard Loose）同志跟在我身边——其他人在安全距离观察我们。洛泽的任务是在我丢炸弹的时候丢手榴弹，这样的话，万一炸弹的引信失效了，手榴弹也能引爆炸弹。
我决定把炸弹丢进市政厅的门卫室里。就在我把门打开之前，我用香烟点燃了导火索。也就是说，在炸弹爆炸前，我只有四秒钟时间。同时，洛泽同志拔出了手榴弹的保险销。就在这时候，我猛然发现，门卫室的门上了锁。这下惨了。
我们站在那里，我手里拿着已经点燃引信的炸弹，我的同志拿着已经拔出保险销的手榴弹。洛泽把手榴弹丢向一个角落，我把炸弹朝同一个方向丢了出去。手榴弹先爆炸了。弹片打在我的脸上，我流了很多血，什么都看不见了。洛泽救了我的命。他看见我流血了，就知道我失去了方向感，于是他就把我从台阶上拖下来，拖到一个街角。就在这时候，传来一声巨响，周围的房子都被震动了。窗户被炸碎了，砖头掉到了地上。炸弹爆炸了。
里夏德·洛泽把我拖到一条小巷里。我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发现我们正好站在当地民防团[24]头头的家门口，半年前这家伙曾下令向工人游行队伍开枪。我们身上还有六个手榴弹，就一股脑儿把它们丢进了那家伙的房子里，手榴弹连续发出了好几声巨响。那家伙活该受到这样的惩罚。我后来听说，那小子运气比我们还好，他居然一根毛都没伤着。
虽然我受了伤，我们还是骑了一整夜的车，天亮时，我们回到了维尔道[25]的藏身处。我清洗并治疗了伤口。那天晚些时候，我乘货车去莱比锡，休息了一阵子。然后我又回到了柏林，我在柏林给同志们提供炸弹，让他们到德累斯顿、弗莱堡、莱比锡和其它一些城镇去引爆，这些城市的资产阶级法庭对付工人特别狠毒。我们的目标是法院，经过精心策划，我们的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报纸上，惊恐不安的乌鸦们呱呱乱叫。这让我感到很满意。
同时，这些行动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我越来越相信，这不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事业而斗争的正确方法。当然，这些恐怖行动需要强大的个人勇气。但是，个人行动却不能代替必要的群众行动；个人行动甚至无法引发群众行动。我在地下的两年中，参加了许多大胆的个人行动，但是，说到底，这些行动，都只是我孤立于政治组织和工会的产物。非常不幸的是，由于我缺乏参加政党和工会活动的经验，我搞了好几年的地下工作。批准和参加“征收小组”抢劫银行和邮局等地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征收来的钱交给了共工党的领袖。这些钱是用来印刷报纸和传单的，所以它们起到了政治作用。一小部分钱用于资助转入地下的同志们。不幸的是，无产阶级的救济组织红色救济会[26]当时还不存在。但是，这些征收行动在政治上的收益，远不能抵消它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害。理由之一是：大多数革命共产主义工人并不理解和原谅这种行动。另一个理由是：这种行动会腐蚀参加行动的同志。
有一次，我正准备抢劫柏林郊区的一个邮局。在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的伙伴们和我包围了那个邮局。一个意外事件阻止了我们的计划。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参加这种行动。
同时，我放弃了通过爆炸来解救全部狱中同志的计划，因为中德起义爆发了[27]。
中央政府派兵进入福格特兰及周边地区，激起了1921年德国中部起义，无产阶级武装组织的暴动最终还是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赫尔茨介绍了起义期间工人民兵的徒劳的斗争。
被击败的无产阶级部队，无一例外，都是由充满激情的同志组成的，他们以出众的勇气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向优势敌人发动了进攻。他们只是输给了他们无法匹敌的炮兵的力量。
在1921年3月，奥托·吕勒待在弗莱堡附近的沃尔夫斯塔尔（Wolfsthal）庄园，他在德累斯顿的《共产主义者》和《行动》[28]上发表文章，对起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至少他在这些文章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吕勒的设想不过是智力游戏，在理论上或许有点意义，然而一旦付诸实践，就只会造成混乱和损害。
我只想对他关于三月起义的高论说几句。他要求工人在起义期间占领并守住工厂和车间。我建议他亲自参加一下这种行动。我相信，如果他把他那颗如此聪明、如此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脑袋伸出房子，就会受到重伤。敌人可以用一门迫击炮或加农炮粉碎工人的抵抗。（洛伊纳工厂的肯平—乌采尔曼[29]同志似乎是太相信奥托·吕勒的话了。总的来说，让武装工人留守在洛伊纳工厂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错误，它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30]。）
三月起义失败后不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领导的德共中央发表了一本题为《洛伊纳工厂》（Leunawerke）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个显然是由于手指抽筋而没有署名的作者，对三月起义进行了荒谬的抨击；以真理的名义，我必须对他做出答复。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作者没有署名。这本小册子里充斥着似是而非和难以置信的胡话、谎言和歪曲。我有义务为三月起义的革命战士说几句话，至少要澄清一些最明显不过的歪曲和误会。
这个作者跟三月起义有什么关系呢？有两种可能：1．他积极参加了起义。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积极参加了起义，他一定是睡过去了，要不就是他在故意撒谎。2．他当时在远离战场的柏林，突然觉得必须在对起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就对起义大加指责。他草草地看了几篇军事理论文章，就觉得自己可以对一次斗争、一次起义大肆批判了，而他根本不了解最基本、最细微的事实。
我从这本小册子里引用几句话吧。在第五页上写着：“三月起义一直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军事组织与指挥体制，许多部队自行其是，没有与运动的政治指挥部协调一致，仅凭这个原因，三月起义就注定要失败。”
第一个指责就与事实完全相反。赫尔茨、施耐德、伦布克和蒂曼[31]的部队拥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德共、共工党和工总[32]的同志们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困难，还是尽量合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全体革命工人武装都团结了起来。
第二个指责只跟政治指挥部有关。可政治指挥部在哪儿？也许他们都像吕勒一样，在春天的时候躲了起来，要不就是躲在哈勒的拉贝宁塞尔[33]或柏林附近的格鲁内瓦尔德[34]。总之，我找过他们，但一个人都没找到。每天我都在联系他们。或许，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人？那他至少应该回答我的问题。
在三月起义中，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员不懂得把军事指挥和政治指挥协调起来的重要性。只有符合政治要求的军事行动，才是有价值的。
小册子的第五页写道：“我们看见好几支小部队——有的来自洛伊纳工厂，有的来自伦布克集群，有的来自赫尔茨集群——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跟政治指挥部联系。也没有看见统一指挥的任何迹象。谁也没有想过整编部队、征募预备兵力、解救被包围的城镇、集中兵力于一地、迫使敌人决战、粉碎并歼灭敌军。整个战斗期间，我们没有看见一丝最基础的军事战略……”
老天啊！这几句话里包含着何等的智慧啊！这些傲慢至极的假毛奇[35]完全罔顾事实。
我的狱中日记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个匿名批评家的每一个指责都是建立在彻底无知之上的！从一开始，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部队和其它无产阶级部队整编起来！我曾多次做到了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联络其它部队，一直在尝试建立和保持联系。三月起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工人战士的无能！导致它失败的原因，我不想在这里讨论。
当我参加的行动、或是我做出的决定遭到批评时，我个人是很高兴的。健康的、建设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批评，可以帮助我正视自己的错误。但是，上面那本小册子却根本不具备这些特点。党居然发表了这本小册子，这让我觉得非常遗憾。
三月起义失败后，赫尔茨在科嫩
[36]被捕，但他没有暴露身份，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他回到了柏林，几周后又被捕了。他被指控犯有多项罪名，1921年5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
邦检察官和特别法庭庭长辩称，通过说服人民相信我们的原则、而不要动用暴力，这样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举出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证明了企图通过非暴力手段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毫无意义的。比方说，人们养着法官，往往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用非暴力手段传播我们的主张，而且往往是用暴力手段来阻止我们。我还给出了另一个例子：海上刮起了风暴，当我站在岸上，看见落水者正在危险的水域中挣扎时，我有义务去救援落水者。如果我自己没有船，而旁边正好有艘豪华游艇，可是游艇上的人却袖手旁观，我就只能要求他们把游艇借给我，让我去救人。如果他们不干，还说什么，“那关我什么事，这是我自己的财产，”那我就有义务去征用这艘游艇——哪怕要动用暴力手段。
我向法官们强调指出：我不仅要在思想上弄明白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我还愿意亲自动手去做。我参加革命，并不是为斗争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要想改变人们彼此争斗的状况，就只有一个办法：让阶级消亡，建立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秩序。所以，只有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法官们拼命地想证明，我说的“资产阶级”是指一切不属于体力劳动者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其实他们一直都心知肚明，我说的“资产阶级”到底是哪些人：是那些依靠他人的劳动为生的寄生虫，是游手好闲的懒汉，是投机商和投资者，是无所事事、依靠股息度日的闲人——一切鼓吹“只有劳动才能拯救我们”，同时却终日消磨时间的人。我甚至不把法官算进这些寄生虫里，我把法官算作资产阶级的走卒，他们是堕落的、泯灭人性的小资产阶级，替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但是，跟法官争论这些意识形态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我跟他们说这些，只是想把法庭当作讲坛，向工人说话。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社民党报刊对我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诽谤，大肆歪曲和污蔑我的意图和行动，就连许多无产者都对我产生了误解。
德共主席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跟我同时受审，他在受审时，否认了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时动用暴力的必要性，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布兰德勒在受审时发表的非共产主义的、非革命的声明，给邦检察官耶格（Jäger）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布兰德勒一再重申，我的行动与共产党的政策无关，党早已疏远了我，他作为党主席明确宣布，无需动用暴力也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就算德共的领袖们知道，我的行动一直是符合他们的精神的，而且也得到了他们的批准，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谅解我的一切行动，对此我仍然可以理解，因为德共正面临着强烈的反共情绪，遭到了猛烈的迫害。但是，布兰德勒是德国唯一的革命工人政党的主席，他却在法庭上表现得如此可怜，这是用任何政治策略都不能辩解的。布兰德勒背叛了五千名革命战士——他们都是党员，现在都要面临刑事指控。我觉得，布兰德勒和党背叛了我，抛弃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使人保持理智。
赫尔茨介绍了政府军的暴行。
在三月起义期间，工人武装俘虏了一些保安警察、国防军和右翼民团的士兵。他们还把一些资产者扣为人质。但是，他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虐待或处死毫无还手之力的俘虏，这种行为是深受我们工人鄙视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打俘虏或人质。我自己只打过三次人质。
在战斗中，我们必须在当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并让市民服从命令。因此，指挥部发表了公告，对市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任何违抗我们命令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死刑。但我们还是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但是，我们的惩罚，终究还是只停留在扇几下耳光的程度，也就是吓吓人而已。
在三月起义期间，工人表现出了堪为楷模的人道精神。在许多情况下——比方说，在赫特施泰特、赫尔布拉、桑格豪森和魏丁[37]，都发生了军队和右翼民团从楼房里向赤卫队开枪的事件——惩罚也都没有超过扇几下耳光的程度。
在落入敌人之手后，工人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我很怀疑，在未来的斗争中，工人还会不会表现出同样的人道精神。敌人给革命工人上了艰难而痛苦的一课。直到今天，大多数工人都是受感情驱使的人。他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心决定的。他们的敌人大多是受抽象的理性驱使的人，他们认为只有女人才会感情用事，而感情用事是可耻的。1918年以后的整个历史——只有少数例外——已经证明了，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究竟哪一方更有人性。
尽管邦检察官耶格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认为，导致庄园主赫斯（Heß）死亡的具体情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他仍然要求判处死刑。
我的律师和我都确信，我一定会被判处死刑，而且一定会执行。我已经接受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念头不再让我感到困扰了。我唯一关心的是，当我面对行刑队时，我依然能够像在革命斗争时，像在受审时——尽管一连几周的审理程序让我筋疲力尽——一样英勇无畏。我的希望与愿望始终围绕着一件事：让我的死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
赫尔茨没有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谋杀庄园主赫斯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依然没有查明，但赫尔茨很可能向赫斯开了枪，导致了赫斯的死亡。）
《从“白十字”到红旗》的其余部分讲述了赫尔茨的狱中经历。1928年7月，赫尔茨出狱了，一年后，他移居苏联。
[1] 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21年3月—4月”。——编注
[2] 米卢兹（法语：Mulhouse；德语：Mülhausen）位于阿尔萨斯，是当地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斯特拉斯堡。——中译者注
[3] 格奥尔格·舒曼（Gerog Schumann，1886—1945），毕生的共产主义者，反纳粹抵抗战士。在纳粹统治时期，他与奥托·恩格特（Otto Engert，1895—1945）和库尔特·克雷塞（KurtKresse，1904—1945）一起建立了最活跃的共产主义抵抗组织，即所谓的“舒曼—恩格特—克雷塞集团”（Schumann-Engert-Kresse-Gruppe）。舒曼、恩格特和克雷塞于1945年1月11日被纳粹杀害。——编注
[4] 格奥尔格·舒曼在1916年被强征入伍后，因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而被监禁。马克斯·赫尔茨就是当时押送他的士兵之一。——中译者注
[5] 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是萨克森的一个小镇，靠近捷克边境，位于莱比锡以南约100千米处；因纺织业而出名。——编注
[6] 赫尔曼·弗莱斯纳（Hermann Fleißner，1865—1939）和里夏德·利平斯基（Richard Lipinski，1867—1936）都是萨克森社民党的著名政治家，后来都参加了独立党。——编注
[7]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社民党日报，1895年创刊；《福格特兰人民报》（Vogtländische Volkszeitung）仅存在了很短时间。——编注
[8] 欧根·施泰纳特（Eugen Steinert）是德共的“巡回演说家”；他和赫尔茨是当地最积极的德共党员。——编注
[9] 保尔·波普（Paul Popp），砌砖工人。——编注
[10] 特洛耶恩（Treuen）是福格特兰的一个小镇，位于普劳恩以东13千米处。——中译者注
[11] 法芬格林（Pfaffengrün）是特洛耶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中译者注
[12] “和平芬尼”是战后在德国某些地区流通的一种货币。——编注
[13] 格林巴赫（Grünbach）是福格特兰的一个小镇。——中译者注
[14] 1森特钠（centner）相当于50千克。——编注
[15] 此处英文版为“十亿”，经核对德文原文，改为“一百万”。——中译者注
[16] 奥托·吕勒（Otto 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7年国际共产同盟公开存在时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行列，赞成脱离社民党。1919年11月辞去了他在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职务。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团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即加入共产国际所需的二十一个条件——中译者注），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工联派”，参加了反极权派。1923年重归社民党。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中译者注
[17] 克林根塔尔（Klingenthal）是福格特兰地区的一个城镇，位于德国和捷克的边境上。——中译者注
[18]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耶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同极左派斗争，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局。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承担了责任。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出党，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许可，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中译者注
[19]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在西萨克森同卡普暴动作斗争》（Die Aktiongegen den Kapp-Putsch in Westsachsen），柏林：KPD，1920年。——编注
[20] 格奥尔根塔尔（Georgenthal）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上的一个村子，离克林根塔尔很近。——中译者注
[21] 赫尔茨在提到捷克城镇时，用的是它们在德语里的名字：赫布（Cheb）—埃格（Eger），克拉斯利策（Kraslice）—格拉斯利茨（Graslitz），普尔岑（Plzeň）—皮尔森（Pilsen），玛丽亚温泉（Mariánské Lázně）—马里恩巴德（Marienbad）。——编注
[22] 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德语人口。——编注
[23]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由于战后的领土纠纷，波兰、俄国和乌克兰军队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直到1921年3月签订《里加和约》之后，这些冲突才得以解决。意大利在1919—192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占厂运动，都灵和米兰是占厂运动的中心；这两年也被称为“红色的两年”（Bienniorosso）。——编注
[24] 民防团（Einwohnerwehr）是当地的反动民团。——编注
[25] 维尔道（Werdau）是萨克森邦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6] 德国红色救济会（Rote Hilfe Deutschlands）是国际红色救济会（一般用俄文缩写МОПР来称呼它）的德国支部。红色救济会在形式上是个无党派组织，但它与德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编注
[27] 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21年3月—4月”。——编注
[28] 《共产主义者》（Kommunist）是德共德累斯顿组织的报纸；《行动》（Die Aktion）是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 Pfemfert，1879—1954）主编的刊物，1911年创刊，1932年停刊；《行动》在战前是一家以表现主义为主的艺术杂志，战后变成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杂志。——编注
[29] 彼得·乌蔡尔曼（Peter Utzelmann，1894—1972），又名肯平（Kempin），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参加海军，1918年参加人民海军师，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属于极左派。后协助成立共工党，三月行动期间领导洛伊纳的罢工。1921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23年获特赦后退出共工党。1928年参加社民党，以此为掩护参加德共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活动，1932年因被发觉参加红色阵线而被开除出社民党，纳粹统治时期曾被捕，二战后曾在民主德国担任要职，1950年移居西德。——中译者注
[30] 洛伊纳工厂（Leunawerke）是当地最大的化工厂。在1921年3月底，工人占领了这家工厂，几天后，政府军攻入工厂，杀害了几十名工人。——编注
[31] 阿尔弗雷德·伦布克（Alfred Lembke）、约瑟夫·施耐德（Josef Schneider）和格哈德·蒂曼（Gerhard Thiemann）都是工人起义队伍的领导人。——编注
[32] 1921年10月，由于共工党对靠拢党的工会插手过多，一部分人便成立了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 Arbeiter-Union，AAU）。它很快就分裂成了好几个派别。——编注
[33] 拉贝宁塞尔（Rabeninsel）是哈勒南边的一个小岛。——中译者注
[34] 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是柏林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5] 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81）和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叔侄，两人都担任过总参谋长。——编注
[36] 科嫩（Könnern）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37] 赫特施泰特（Hettstedt）、赫尔布拉（Helbra）、桑格豪森（Sangerhausen）和魏丁（Wettin）都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城镇。——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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