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古斯塔夫·兰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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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

古斯塔夫·兰道尔

　　本文以《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Die vereinigten Republiken Deutschlands und ihre Verfassung）为题，收录于法兰克福的Tiedemann &Uzielli发布的丛书《小册子》（Das Flugblatt），编为第3号；丛书编辑为诺贝特·爱因斯坦（Norbert Einstein）。

　　受祝福的普芬多夫^[1]，很久以前我曾请求过您的原谅，现在我还得再请求一次。我大概十五岁的时候，用二十芬尼买了您那本讨论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小册子，就是收录在雷克拉姆万有文库里的那一版^[2]。让我吃惊和失望的是，那本书里只有对历史文件的描述，却没有收录由俾斯麦创立的德意志帝国的现行宪法。但是，到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宪法并不是由一段段文字组成的文章，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条件。
　　另一个德意志帝国最近刚刚消亡，它只能作为一段短暂的暴力时期而载入未来的史册。俾斯麦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大师，为了对抗1848年的思想，他利用战争和狡诈的外交手腕，把各个邦国拼凑了起来^[3]。这个拼凑出来的产物已经被革命粉碎了。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完蛋了。它在耻辱中瓦解了。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却没有人愿意去拥抱和保卫它，它就会像风中的沙尘一样消散，历来如此。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新的局面，它现在的样子，它将来会成为的样子，都是全新的；而且我们必须尽力去理解它。旧制度的鬼魂爆裂了，因为新的力量出现了，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能量与愿望——不仅粉碎了旧世界，还在剧变的过程中建造起了新世界。我说的是民主士兵和起义工人的运动，这个运动从北海沿岸和德国西部开始，迅速扫荡了德国的一切王朝，并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建立了共和国^[4]。
　　形势进入了迅速变化的阶段；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出现了新的分裂和新的结合，而且它们还会继续出现。在整个德国，出现了一种光荣的公众精神（偶尔也夹杂着一些愚蠢和放纵，就像南德的一句老话那样：跟甲状腺一样多余），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这种新的精神似乎还没有传到柏林和勃兰登堡的一些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该干的事情干好，这就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在柏林，死亡伪装成生命，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在柏林，有人想用普鲁士—凯撒式的中央政府及其令人窒息的政党政治，继续维持旧帝国的遗产。在柏林，少数几个柏林人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的母亲可能是革命，但他们的父亲却一定是马克斯亲王、威廉二世和鲁登道夫。没有人愿意花一点心思去问问各个新生的自治共和国，看看它们是否需要他们发号施令。如果勃兰登堡—柏林能谦虚一些，专注于自己的问题，就像德国和奥地利的其它共和国一样，那不是更好吗？这难道不是它们的本性使然吗？所有人都觉得，只有这样，新的国家才会漂亮地、巩固地诞生，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说起勃兰登堡—普鲁士，是因为现在的普鲁士是领土掠夺的产物，它把好几个原本就不该凑到一块的地方硬拼在了一起。必须把普鲁士分割成几个天然的部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必须分离出去。北海沿岸地区必须分离出去。汉诺威必须分离出去。莱茵黑森、库尔黑森、法兰克福、拿骚、其它莱茵省份、威斯特法利亚、利佩—戴特莫尔德应当组成西德意志共和国。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些部落可以有效地合作，但是当它们跟普鲁士凑到一起时，却根本无法好好相处，除非德意志的所有共和国组成联盟。如果普鲁士不肯这么做，如果它不愿成为德意志联盟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却想维持旧帝国，继续享有领导全国的特权，那么德国西北部、西部、南部和奥地利就要首先组成一个独立的联盟。这是唯一一种能够创造出不可征服的实体的有机发展。
　　这种鼓舞人心、令人欣慰的主张，对现状和将来的发展有着清晰的理解，并明确接受了现状和将来的发展，也提出了要求；但是，人们对它提出了两种担忧：1．对协约国的恐惧，它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政府，并授权这个政府代表德国进行谈判；2．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德国人民当中普遍存在，在协约国各国政府当中普遍存在。这两种担忧是密切相关的。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谁能把政治革命进行到底，谁就能建立最好的民主形式。民主是人民的自决，是人民当中的各种集团的自决，它与选举闹剧完全不同，而选举闹剧就等于人民放弃权力，让寡头集团来统治。我们的革命，使我们开始回归真正的民主，我们可以在中世纪的城市与外省的宪法中，在挪威和瑞士，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市区的大会上发现这种真正的民主^[5]。再也不能让一盘散沙的选民放弃自己的权力了。相反，应该让市镇、合作社和协会召开大会，通过代表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代表必须与自己的选民时刻保持联系，选民可以随时召回和撤换代表。命令委任原则将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要落实到行政与立法领域，还要落实到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提交的一切动议上。把人民变成一盘散沙的“直接”选举，特别是可憎的不记名投票，对于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毫无用处。这两种选举方法属于特权者及其政党夺走人民的权力、强奸民意、凯撒式地、蛊惑人心地叛卖人民的时代。共和国是一种公共事务，是一种公共机关。这就是说，人民应当公开地、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自己的机关之中处理一切事务，并自己承担责任。要当心每一个企图向人民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的人！投票站、不记名投票与投票箱的堕落时代必须一去不复返！
　　我们必须回到人们把工具放到角落、拿起武器和棍棒去解决问题的时代。他们讨论跟社区有关的一切问题，并把工作之后剩下的全部精力都奉献出来，共同处理公共事务。通过这种方式，村庄和城镇组成社区，代表进行汇报，委任新的代表，有激烈的争论，有愤怒，有团结，有决议，一切都是自由而开放的——每个人都自豪地代表自己，并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工作。
　　必须要有平等和自由。必须要有联邦制的结构，这些结构必须是自下而上的。进一步来说，德国的自由必须是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市镇的事务由市镇自己处理，不受任何人的干预。地方、地区、省、自治共和国、德意志共和国联盟、一切民族的联盟都遵循同样的原则。
　　这并不是在以浪漫主义的怀旧态度去模仿古老的社会制度。如今，电力可以在城市之间、国家之间、半球之间传递信息，没必要把一切都交给大会决定。人民应当信任自己的代表，不要限制他们的独创性。社区的精神将在人民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开来。人民及其机关将自始至终地参与自身命运的决策。
　　这种民主形式天生就与社会主义息息相关。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对此进行更详尽的解释^[6]。在我们所说的民主与社会主义之中，一切人都与自己的邻人及同事联合起来，再也不会有人被孤立、被排斥、被疏远。民主与社会主义，以及它们的机关与社区，将为每一个人在灵魂与精神上的发展、独立与创造提供条件。
　　要开创这一切，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是最好的开端，它们建立于旧的革命榜样与俄国目前的事态发展之上，是革命带来的产物。有谁不是工人呢？从事劳动的家庭主妇是工人，参与工厂的组织工作的商人或工厂主是工人，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作家和公务员也是工人。这种情况以后会发生改变，特别是在那些纯粹的脑力行业的可怕的胡言乱语和不幸的方面，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目前的事实。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非脑力”劳动。无论如何，将来也不会有这种东西存在。除了持股之外什么也不做的股东不是工人，只是寄生虫。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他们在未来的经济情况，但是，既然我对无力改变的残障人士抱有同情，那么我建议，残障人士应当像所有急需社会救济的人一样，获得社会救济。但是，他们不能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因为政治权利只属于那些从事——最广泛意义上的——生产的人：工人、农民和士兵。只有工人、农民和士兵才能参加行业组织，或是作为观察员加入。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可能把工厂主或店主的苏维埃当成政治机关。他们可以成立自己的协会，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但在事关集体利益的一切问题上，工厂主必须像自己的技术和商业上的帮手以及自己的工人一样，参加同一个机关。他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地、积极地参加活动。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对作家或艺术家也同样适用。作家必须跟出版商、印刷工人、书商和新闻代理商联合起来。牧师要和医生与掘墓人联合起来。画家要和装饰房间的画匠联合起来。部长要和水管工与垃圾工人联合起来。他们要一起提名自己的代表，参加工人苏维埃。这样对所有人、对我们人民的精神都有好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应害怕人民，应当像拿撒勒的耶稣那样走到人民中间去。真诚的、公共的精神将会盛行于各地。在许多情况中，一颗工人的心将会比学者的头脑或诗人的想象力得出更好的结论。
　　现在，一种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治结构正在发展，有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它正在自下而上地有机生长，最终将形成一个联邦委员会，可以代表人民的意志，同外国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有谁当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吗？要是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成真，我不仅会害怕它，我还会仇恨它，我会像跟瘟疫斗争一样同它斗争。但是它不会出现。会出现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废除，以及新的人性的诞生。
　　有人会问：“那国民议会呢？”问得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会陷入跟十五岁的我同样的处境：我当时在普芬多夫的书里寻找帝国宪法，却徒劳无功。这里我要概述一下我对国民议会的看法：德国所有的工人，不分男女，按照行业组织起来，举行大会，选出各邦的代表，然后各邦再（公开而负责地）选出联邦委员会。难道我们还需要什么吗？难道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机关来赋予新国家的有机结合以合法性吗？这有什么意义吗？我们需要的是有机的发展。我们正走在最好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就是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走下去。
　　我亲爱的知识分子们，粉碎了旧制度并建立了新的政治结构的那种精神^[7]正在发展——就跟一切年轻而且正在壮大的东西一样美妙的结构。革命发生后，有些人愚蠢地、自以为是地要把这种精神“带给”革命，然而这并没有必要。精神为革命做好了准备，实现和推动了革命。它充盈于人们的手中，在必要的时候，充盈于我们美好的、饱受折磨的、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而欢欣鼓舞的士兵的拳头之中，充盈于一些工人和青年以及他们的领袖的拳头之中——他们是坚定而永远年轻的自由战士，你们却胆敢把他们叫作“空想家”。
　　顺便说一句，拳头并不总是必要的。总的来说，这次革命是按照一切革命者的青年先驱埃蒂安·德·拉·波埃蒂耶在十六世纪为了同暴君作斗争而提出的卓越处方进行的^[8]。人民再也不愿供养寄生虫，再也不愿去做违背自己利益的工作，而是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抛开了那些自命统治者的人。统治者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就会立即失去神的恩典。
　　几十年来，学者们和政客们都把革命的问题看作是最为复杂的问题，为此苦苦思索。呵呵，你们这些聪明而认真的非利士人和教授们：除了精神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以如此妙不可言的简单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精神最终，最终，实现了自己，所以革命才能胜利。现在有很多人都急切地参加革命——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无视革命了。他们要求召开国民议会，并拼命地给自己的政党涂抹新的面貌。但他们必须明白，精神并不会给那些最早赶到它那里去的人提供特殊的位置。精神就是充满着魔法的时间。我建议那些对革命毫无准备的人坐下来，安静地、谦卑地反思，并等着赶上来。
　　旧帝国已经完蛋了，它的王朝也跟着完蛋了。政府已经垮台。旧的各种政党就算表面上看起来还活着，其实也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当历史震撼了每一个人的良心，要求每一个人认罪和忏悔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死了。现在它们拼命活动，只是为了绞杀革命，把共和国变成一种精心粉饰的假民主。它们知道，以前那种舒适的暴力统治不会重返了。它们要求选举，要求选出“它们的”国民议会，企图得到那些在全国占大多数的、还没有被革命影响到的人的支持。但是，革命的精神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人。那些造就了革命的人，那些进行革命的人，他们的立场，跟以前那些被孤立的先知是一样的：不是为了仍在苟延残喘的过去而拼凑一个生硬的、随机的大多数，而是为了未来，为了将来，为了推动世界前进、带来幸福的一切，为了历史性的团结与共同体，为了全新的人类。

1919年11月25日

　　附注，12月6日：现在，政党制度的残余物对革命赢得了可鄙的胜利；革命似乎是在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想要喘口气的时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会延长革命的过程，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复杂^[9]。

^[1] 萨姆埃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法学家、哲学家，他曾在1667年发表了论文《论德意志帝国的政权》（De statu imperii Germanici），这篇论文集中论述了德意志王国，抨击了神圣罗马帝国。——编注

^[2] 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于1828年在莱比锡成立，它从1867年起出版了“万有文库”丛书（Universal-Bibliothek），这套丛书的开本较小，价钱也比较便宜，收录了两千多种书籍，至今仍然非常受欢迎。——编注

^[3]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1862—1890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在他的推动下，德意志在1871年统一。——编注

^[4] 在1918年10月到11月间，奥匈帝国瓦解了，分裂成了好几个共和国。——编注

^[5] 在大革命时期，巴黎的各个市区是有组织的革命机关。——编注

^[6] 由于事态的发展，兰道尔未能写完这篇文章。——编注

^[7] “精神”（Geist）是兰道尔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它指的是灵魂与心灵的发展，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请参阅《古斯塔夫·兰道尔政治读本：革命与其它著作》（Revolution and Other Writings: A Political Reader），加布里尔·库恩编译，奥克兰，PM出版社，2010年。——编注

^[8] 埃蒂安·德·拉·波埃蒂耶（E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法学家、哲学家、作家。兰道尔为发掘德·拉·波埃蒂耶的著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549年创作的《论自愿奴役》（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兰道尔说的就是这篇文章。——编注

^[9] 这里指的是1918年12月16日—21日举行的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结果。——编注